本报北京9月28日电（记者 叶雨婷）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党委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下，2020届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为全国“稳就业”“保就业”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如何帮扶2020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除了增加高校毕业生升学深造机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基层项目等方面都面向2020届高校毕业生开拓了更多政策性岗位。截至9月1日，今年政策性岗位大幅增加，已吸纳280多万毕业生就业，比去年同期增加70多万。 王辉表示，教育部还千方百计开拓市场性岗位这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今年，教育部积极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招聘机构、平台企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教育部与9大社会招聘机构今年2月联合推出“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目前已提供岗位信息1522万条，累计注册毕业生669万人次，投递简历3736万人次。教育部会同有关方面直接举办专场网络招聘活动40场，累计提供各类岗位540多万个。 “未就业毕业生可以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寻求就业帮扶，教育部门也正在和人社部门进行数据衔接，共同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王辉说。 一是加快落实政策性岗位，部分政策性岗位，如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将在下半年招聘，“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和高校引导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学生积极报名参加应聘”；二是开展就业见习，教育部将配合人社部落实好三年百万就业见习计划，积极举办见习对接活动；三是提升就业能力，配合人社部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四是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一方面要求高校持续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教育部将和人社部门做好信息衔接，确保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能够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中。 此外，王辉表示，教育部会同国家卫健委指导各地各高校按照“科学有效防控、安全有序招聘”的原则，适时恢复本地高校校园招聘活动。据统计，今年3月以来，各地和全国高校日均举办网络招聘活动2000场左右，总数超过20万场。6月初以来，全国累计举办近万场线下招聘活动。 (责编：何淼、熊旭)

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北京，近几年青少年冰球运动的发展速度受人瞩目。不过，一个同时存在的尴尬现象是，北京打冰球的孩子在中学阶段大面积流失。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孩子升入中学之后，学业压力不断加大，学业与运动最终成为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 不止青少年冰球运动如此，这一现象在国内其他运动项目上也广泛存在。但随着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在学校环境下，无论是参与体育运动的要求、氛围，还是提升运动水平的师资、场地条件，都将明显提升；运动成材的上升通道也将不断拓宽。学业与运动不可兼顾的矛盾将逐渐成为历史。 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秘书长薛彦青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意见》将给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带来两个发展脉络，“这个文件首先强调了体育在育人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教育部门来说这是要坚持的。另一方面，体育部门对体育人才的培养，要从过去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一个培训体系走出来，把它融入到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当中，融入到学校育人的体系当中。” 薛彦青强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体育人才也应当是其中之一，随着《意见》的出台，这种变化会越来越明显。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学业与运动的矛盾确实普遍存在。长期主管地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上海市体育局原巡视员郭蓓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小学阶段的学生面对的学业与运动的矛盾不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学业压力还不大。但是到了中学，尤其是从初二开始，因为学生的学业压力突然增大，因为即将面临中考。而如果这个学生还从事运动训练的话，也会发现，这个年纪也正好到了运动训练要上一个台阶的阶段，运动量涨了，训练强度加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面对的学业与运动的压力成倍增加。孩子及其家庭通常也是在这个时候必须作出选择，是去体校或者进专业队，还是继续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人才的培养基本上是独立于教育体系之外的，一个孩子如果要走运动发展的道路，通常也只有在体育系统内才能得到高水平教练的指导和享受到更加完备的训练、保障条件。因此，即便一个孩子希望在学校环境里坚持竞技运动之路，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大得多。郭蓓因此认为，此次《意见》将体育与教育系统的资源真正融合，这是一个关键。 郭蓓介绍，从上海来说，实际上早在1999年就开始推行“体教结合”，在过去近20年里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海的做法包括，把一部分区体校、市体校的运动队放在了普通中学，同时，还选派优秀的体校教练进驻到普通学校。这些教练在普通学校带运动队的同时，通常还兼任体育教学工作，大大提高了学校的运动训练水平。郭蓓表示，上海的体教融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作为一名学生运动员，不管你是在体校还是在普通学校，你都要一边学习一边训练，你的首要身份是学生，然后才是运动员，“我们不能以牺牲学生的文化学习和影响他的终身发展为代价去获取金牌。” 此次《意见》从国家层面给出了“体教融合”的改革要求，郭蓓认为，上海这些年的经验表明，一旦家长们看到孩子练体育与保持学业并不矛盾，就将大大增加他们支持孩子练体育的积极性和信心。 此次《意见》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通了学生运动员的上升通道。今后，学校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通道，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无论是入读大学，还是进入专业队、职业队，都将更加便利。薛彦青表示，“从《意见》看来，明确说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整个学生阶段的体育赛事，要由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并由两个部门共同拟定赛事计划，包括运动员的注册资格也要统一。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动向。因为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练体育和保证学业将不再是一个选择题了。” 此次《意见》明确指出，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正如薛彦青所说，体育人才也应当是学校培养的人才之一。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主要由学校培养，这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常态。随着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体教融合”，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将和其他领域的人才一样，在校园发掘和培养个人才能，无须再早早地脱离校园环境。 基于对中国学校体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并参考国际经验，教育部学生体协、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近几年已经与中国篮球协会、中国排球协会、中国羽毛球协会、中国田径协会、中国足球协会等深入合作，共同在学校培养这些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薛彦青介绍，以CBA（中国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为例，今年19个被选秀录取的队员里有11人来自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队伍。而像中国女篮队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邵婷这样文体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虽然目前数量还较少，但未来，文体兼备将成为中国体育人才培养的趋势。 当然，整个体教融合的过程也不会一蹴而就。郭蓓表示，上海由政府主导的“体教结合”“体教融合”之路已经走了20多年，从国家来说，此次《意见》的出台也只是意味着“体教融合”刚刚开始。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 记者 慈鑫 (责编：何淼、熊旭)

“截至今年9月15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由20万人降至0人。”看到教育部日前公布的这组数据，云南省福贡县普职融合教育学校校长字跃芳忍不住感慨，自己和许多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地处怒江峡谷中段的福贡县，是典型的边疆贫困地区。这里的高山峡谷造就了如画的风景，也阻隔了孩子们上学的路。因为种种原因，适龄青少年辍学、失学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教师和乡村干部、扶贫工作队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找学生，再晓之以法、动之以情地劝说。 去劝返孩子时，60多岁的彝族校长字跃芳总是会留下这样一句话：“短期脱贫靠打工，中期脱贫靠产业，长远脱贫靠教育。”但他也明白，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家长和孩子来说，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盯人” 在字跃芳的朋友圈里，学生出现的次数总是最多的。9月21日，又有两个学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里：“阿打村、阿路底村的两个学生已被成功劝回。” 说起这两个辍学的孩子，这位校长语带遗憾，“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们家住在高山上，家长觉得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父亲甚至不支持他读书”。后来，还是派驻村里的扶贫工作队上门，好说歹说好几次，才把这个孩子带回学校。在走访中他们了解到，这个孩子家里共有兄弟姐妹8人，大多都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 紧邻边境的福贡县有许多边民回流，前几年才陆续落户，加上贫困发生率较高，不少家长对子女教育不够重视，久而久之，一些孩子也不愿意上学。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当地采取的办法是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人盯人”。字跃芳说：“老师、校长、乡镇的负责人、教育局的人、县领导……六七个人对应一个学生，上门去找学生，劝他们回来上学。” 有一次，字跃芳的一个学生言平娜放假后没有返校。字跃芳就拉上负责相关工作的县领导，一行人驾驶两辆车，一个个村寨去找。走了几百公里，终于找到言平娜。 原来，言平娜家住在大山里，道路崎岖，她在搭乘摩托车时不幸翻车，脚受伤了。字跃芳问她为何迟迟没去医院治疗，言平娜低头不语。 眼看伤口被感染，再不去治疗就麻烦了，字跃芳一行人就把言平娜接回学校，送去医院治疗，并帮她付了医药费。 更麻烦的情况是，有些家长不支持孩子上学。“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非常规办法了。”字跃芳说，去年福贡县子里甲乡有一个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家长不支持而辍学，为劝返这个孩子，副县长、教体局副局长、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驻村工作队队长、医院和村委会轮番派人上门做工作，甚至还出动了县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在教师和有关部门的反复劝说下，家长终于把孩子送回了学校。 因孩子辍学引发“官告民”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些地方还不得不采取非常之法。 今年5月20日，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该县小凉山学校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两名家长拒送适龄子女入校接受义务教育，被当地镇政府起诉至法院，这也是宁蒗县首例因孩子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两名被告的女儿毛某花现年15岁，属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原本就读于战河中学九年级，2019年暑假结束后却未返校继续完成学业，而是外出打工。毛某花辍学后，战河中学及战河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次到她家中进行家访劝学，但两名被告一直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拒绝。 “以前不知道不让孩子上学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以为坑蒙拐骗才会受法律制裁。”在法庭上，两名被告表示家庭经济实在困难，只想叫女儿早点挣钱贴补家用，没想到这样做是违法的。经过法官释法，两名被告同意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承诺在十天之内送毛某花返校入学。 从2017年开始，此类“官告民”的非常之法就在云南各地开展。第一例发生在2017年11月，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啦井镇，镇政府将5户不肯送适龄青少年上学的家长告上法庭，经过法庭审理，政府、家长达成和解，最后把孩子送回学校上课。从那以后，兰坪县先后共组织了18起控辍保学的“官告民”公益诉讼。 “目前，兰坪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辍学已全部返校，实现动态清零！”兰坪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熊春美说，5年前该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人数达201人，如今不仅辍学人数动态清零，人均受教育年限相比2014年也提高了1.4年。 “情况正在一天天变好” 学生不但要“劝得回”，还得“留得住”“学得好”。 9月12日，云南省兰坪县城区第三完全小学，白族女孩冯驿正在上一堂直播课，给他们上课的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这是第一次（上直播课），北京的宋老师给我们讲了民间艺术，讲得很清楚，老师还给我们唱了童谣。” 今年5月，这所为搬迁安置群众准备的县城小学与人大附小结成友好学校。许多和冯驿一样的孩子，搬出大山也能跟北京的老师直接连线。 这几天，人大附小校长郑瑞芳带队在兰坪第三完小支教帮扶。在这所去年刚建起的学校走访以后，她心里已经有了帮扶主意。“这里的学校硬件和北京相比并不差，关键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她邀请该校教师去人大附小跟岗学习，同时继续坚持利用直播平台，进行双班教学。 在冯驿上课的直播课堂后面，还有一群老师跟着上课。“孩子们学课文，我们学学怎么教。”兰坪第三完小教师寸艳玲说。跟着上了几次课，她发现这些原本害羞、注意力分散的孩子，也开始在课堂上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情况正在一天天变好。” 兰坪县永昌社区居民杨秋菊发现，自从搬到县城的第三完小上学，孩子放学回家后更愿意主动写作业了，有时孩子遇到不懂的、家长也不会的问题，会找同学求助。 搬出大山前，杨秋菊原本还担心孩子的教育。在她的老家，孩子上学得走上几个小时山路，如今孩子走十几分钟就能到学校，还能通过网络直播，远程享受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安置社区不远处，今年又建起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能容纳3000名学生。 看到县城的新面貌，说起孩子的新变化，这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傈僳族妇女似乎摸到了改变贫困命运的钥匙。她一边忙活手上的工作，一边连道“感恩”：“我们有工作能挣钱，孩子上学也免费，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真的非常感恩。” 记者 王林 张文凌 见习记者 母建鑫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辽东学院：大学食堂自选称重 节俭已成新风尚 　　“有热菜、小菜、水果等近40个品种，我们可选余地大，根据自身食量就能更好做到光盘。”辽东学院2017级管理学院学生刘雅男表示，自助选餐、自选称重模式在食堂全面推广后，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这种模式为“每次少取、多次取餐”提供了便利，让节约粮食更加容易操作。 　　学生们进入自选区，按照指示标识在入口拿好餐具，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食品。选餐结束后，在出口处通过公平秤称重结算，重量精确到克。其中副食1.4元/50g的价格结算，主食0.3元/50g的价格结算。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传统窗口出售主食时，工作人员也会根据学生的要求调整分量，不够吃还可以再次免费添加。 　　学校还建立了学生代表定期与后勤人员交流制度。根据学生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在制作馒头、切配水果时缩小单品重量，制作100g和50g两种馒头，切配小块的水果，从每一个细节避免浪费。同时，邀请学生们到食堂制作间参观，推出“妈妈的味道”等家乡菜制作互动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学校第一食堂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餐余垃圾大概四大桶，改成自选之后变成了一桶，且大多是麻辣烫、砂锅、拉面的汤汤水水，基本做到了光盘。 　　秋季开学后，辽东学院掀起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热潮。学校第一时间向全校发出倡议，各个食堂竖立起“倡导节约生活，共建绿色校园”签名板。该校还制作了节约粮食公益视频在全校播放，并组织开展线上勤俭节约美德课，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入手，鼓励大家积极践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餐桌文明是校园文明的重要体现，学校在教育宣传和机制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辽东学院党委书记周立说，学校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从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到勤俭节约办教育，把节约资源的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学校办学的各个环节。（本报记者 刘勇） 　　 (责编：温璐、杨光宇)

原标题：职业教育进入提质培优新阶段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九个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通过加快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内涵建设，系统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通过构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管理机制，引导地方学校从“怎么看”转向“怎么干”，转职能、提效能，激发地方和学校改革活力。 这次关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文件，究竟勾勒出怎样的蓝图？下一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重点是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 职业教育发展制度将更健全 “《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我们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健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分层分类、系统衔接地构建职业教育学校标准和专业标准，结合职业教育特点完善学位制度，完善各类标准的动态更新和执行情况检查机制。二是完善办学质量监管评价机制，制定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考核办法，建立技能抽查、实习报告、毕业设计抽检等随机性检查制度。三是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管理队伍，健全完善职称评聘、分配制度等办法，加强职业学校校长和管理干部培训，造就一支政治过硬、品德高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管理队伍。”这位负责人介绍。 《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建立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 “对此，我们将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二是落实职业学校并举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的法定职责，支持职业学校承担更多培训任务，推动更多职业学校参与1+X证书制度实施，引导职业学校和龙头企业联合建设一批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三是强化职业学校的继续教育功能，实施‘职业教育服务终身学习质量提升行动’，遴选认定一批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老年大学示范校。”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 《行动计划》提出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是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实施新一周期‘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落实5年一轮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改革职业学校专业教师晋升和评价机制，完善职业学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改革完善职业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允许专业教师按国家规定在校企合作企业兼职取酬。同时，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实行教材分层规划制度，健全教材分类审核、抽查和退出制度，促进教材质量整体提升。” “此外，提升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教学质量，合理规划引导专业设置，建立退出机制；建立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公开制度，将课程教学改革推向纵深；完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专业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强化实习实训考核评价，鼓励教师团队探索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有效提升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质量。”这位负责人说。 职业学校层次结构将更合理 记者注意到，《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明确各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和发展重点，系统设计、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对此，要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优化中职学校布局，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巩固专科高职教育的主体地位，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输送区域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该负责人说，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把发展本科职业教育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根据产业需要和行业特点，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适度扩大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培养规模。 《行动计划》提出巩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对此，该负责人介绍，建立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发布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研制职业教育产教对接谱系图，指导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促进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建好用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建立覆盖主要专业领域的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实体化运行的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和技工教育集团（联盟），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同时，我们还要支持行业组织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建设试点项目，鼓励地方开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办学改革试点，推动各地建立健全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 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将不断深化 《行动计划》提出深化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引导不同阶段教育协调发展、合理分流，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 “对此，要健全省级统筹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完善高职教育招生计划分配和考试招生办法，保留高职学校考试通过普通高考的渠道，保持分类考试招生为高职学校招生的主渠道。规范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形式，推动各地将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逐步取消现行的注册入学招生和中职本科贯通，适度扩大中职专科贯通，严格执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条件。”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还要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职业技能测试分值不低于总分值的50%，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支持有条件的省份建立中职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制度，鼓励高职学校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招生。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 “同时，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爱党爱国意识，听党话、跟党走，在职业学校遴选认定一批‘三全育人’典型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和德育特色案例。”这位负责人表示，还要加强中职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和高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开足开齐开好思政必修课程；加大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力度，建设一批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开展德育骨干管理人员、思政课专任教师培训，通过遴选一批思政课教学创新团队、示范课堂和课程思政教育案例，推动职业学校思政教育模式创新。（晋浩天） (责编：温璐、杨光宇)

　　由于国际学生数量锐减，澳大利亚多所高校陷入财务困境。日前，澳大利亚“八校联盟”成员悉尼大学以及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科廷大学双双宣布裁员，以求度过严峻危机。此前，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也宣布了类似裁员计划。澳大利亚教育部8月指出，除临时工外，各大学公告的裁员总数约为4000人。澳大利亚大学协会预测，今年澳高校将失去2.1万个工作岗位。 　　据调查，澳大利亚高校收入约有1/4来自国际学生。大批海外留学生无法就学，对澳高校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新南威尔士大学2020年的预算缺口高达6亿澳元（1澳元约合4.97元人民币），明后年可能继续亏损4.5亿澳元。澳大利亚大学协会此前估计，未来4年，澳高校将面临160亿澳元的损失。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分析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联邦政府都削减了对高校的资金投入，高校只能求助于国际学生，这也导致高校财务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今年6月，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38所澳大学的财务状况进行分级，包括“八校联盟”之一莫纳什大学在内的7所大学被认为有很高的破产风险。该中心名誉教授拉金斯认为，由于一半以上的研究经费来自留学生学费，澳大利亚高校可能需要长达5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澳高校普遍采取降薪或裁员等措施来缩减开支。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和高校工会提议削减教职工5%―15%的工资，以留住更多岗位。但许多高校拒绝了这一提议，希望保留进一步裁员的空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和斯威本科技大学还宣布出售在墨尔本市区的房产。 　　这次危机对澳高校产生了多层面深远影响。疫情发生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长时间停办国际学生签证，拒绝对滞留国际学生给予补贴，显著影响了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国际声誉。澳大利亚高校的整体竞争力也受到削弱。“八校联盟”近日警告说，除非联邦政府将有限的研究经费用于高质量项目，否则将有近1万名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优秀研究人员流向海外。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霍尼伍德警告称，澳大利亚将面临留学生流失风险，他们可能流向其他国家。为了减少损失，目前澳大利亚高校正在游说政府在各州边境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优先放宽国际学生入境条件。南澳大利亚州、北领地等地方政府正酝酿分批接回国际学生的计划，但联邦政府迟迟未予批准。澳高校的财务危机恐将持续。 　　（本报堪培拉电）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9日 18 版）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