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二，但最近发现孩子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我们也不太信任了，和孩子之间应该怎样进行有效的沟通呢？ 专家观点 通州区马驹桥镇中心小学张艳荣老师：家长与孩子沟通重在“尊重”二字，亲子沟通中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接纳孩子的情绪、认同孩子的感受、承认孩子的愿望为沟通的前提和基础。 “写完作业了吗？”“今天认真听课了没有？”……这些问题家长常常会脱口而出。孩子放学回家听到这些盘问都会有一种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感觉，久而久之就什么都不愿意说了。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面对其消极情绪，父母需要做的是接纳并要教会孩子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 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家长对于孩子诉说的内容，一定要用心地倾听，在充分了解了事情原委和孩子的体验感受后，用微笑的表情和抚爱的动作、亲和力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同感。孩子表达困难时，需要家长的理解，只有真正了解了孩子的情绪来源和他们共情，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值得关注的是，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往往没有把话听完就会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指示，这会使得孩子不愿意跟你沟通。其实家长正确的做法是先让孩子描述一个看到的事实，然后界定问题，启发孩子自己去描述、思考和解决问题，切忌给孩子贴标签。明智的家长应对于孩子的描述不评判、不评价，鼓励他们自己分清事情的责任，积极思考并采取可行的措施进行解决。 在必要时，家长可以给出不同建议，让孩子去做选择。不否定孩子的感受，才可能让孩子说出心里话。亲子沟通时，重要的不是父母说了什么，而是孩子感受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因为本质上说，亲子沟通不是说教，而是改变行动。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主动与孩子沟通很重要，这样孩子会认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既增加了家长与孩子间的沟通也消除了陌生感和距离感。让孩子成为家庭的建设者，引导他们一起合作，主人翁意识会让孩子们乐于沟通。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为孩子制定规则或提要求时，重要的是告诉孩子如何做是对的，这会让孩子觉得父母是在明确规则和传授方法，而不是在否定和批评自己。孩子是通过父母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来学习的，所以每一个家长都要做到避免苍白的说教，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出表率，用自己行为感染孩子。其次，孩子对事物的认知也主要是通过内感官，而刺激内感官的主要手段就是非语言方式，比如抚摸、拥抱、亲吻、点头、微笑等，在和孩子沟通时，父母要保证身体、情感、思维一致，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进行。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责编：何淼、马昌)

近期国家接连发布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相关文件，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也先后作出了体育要留家庭作业、体育中考分值要与语数外等主课看齐的表态。家长们对此可以说是既支持又忧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家长，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学业负担与体育锻炼争抢时间的矛盾上。 深圳的吴女士，近段时间已经明显感受到孩子所在学校对体育工作有了变化，比如，孩子所在的小学已经开始布置体育作业了。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加强，吴女士说自己举双手支持，但是说到未来体育中考的分数会增加，甚至高考都有可能增加体育测试，吴女士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吴女士说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运动天赋，但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她平时安排孩子参加的运动并不少，孩子的身体素质和基本的运动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深圳体育中考的分值是30分，明年将增加至50分。吴女士表示，体育中考分数的增加，无疑对于体育不够优秀的孩子是非常不利的。她说，在深圳，一个孩子中考上的一分之差，中考排名可能就会发生几百位的变动，体育中考分数增加之后，孩子们因运动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中考分数差距也将放大，孩子如果在体育中考上差了几分，很可能就会因为总成绩差了这几分而与优质高中无缘。为了弥补孩子在体育中考上因个人天赋和身体条件造成的差距，只能在文化课上更加努力，以尽可能通过文化课成绩追分，无形之中，孩子的学业压力就会加大，而据她了解，现在深圳初中生的学业负担已经非常重。吴女士说到这就感到非常无奈，她说，体育中考增加分值的目的是为了让学校、家长、孩子更加重视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并不是为了选拔运动员。那么，在体育中考的评价指标上，是否也可以更多地体现在孩子的健康水平、运动习惯、运动素质发展方面，尽量让孩子与自己比，而不是与其他孩子比。 江苏的詹女士，孩子正在上初二，再过一年，孩子就将进入关键的初三，也将面对中考这一关。詹女士说自己的孩子算是学习效率比较高、写作业比较快的，即便这样，每天写完作业也都在晚上10点半之后。到了这个时间点，想让孩子运动一下就变得非常困难。詹女士说自己还是比较注意让孩子有一个运动习惯的，现在的做法就是周末安排孩子打一次羽毛球，寒暑假安排孩子参加游泳的长训班。但是在平时，孩子确实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去运动，因为繁重的学习任务已经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联想到新闻中时常传出学生在运动中晕倒乃至猝死的消息，詹女士认为，真的不是家长不想让孩子运动，而是孩子根本没有时间运动。詹女士说，体育中考增加分数，表明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这是好事，但让孩子运动起来的前提是孩子得有时间、有精力去运动。 山东的秦女士，孩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她说孩子目前的体育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学校也要求孩子每天在家进行跳绳、坐位体前屈等运动和身体素质训练，但她认为只是因为孩子现在上小学才有这么多的运动时间，“小升初是孩子按照学区对口或排位入学，不存在升学压力，学业负担没有那么重，孩子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运动。”秦女士说，一旦上了初中，情况就大不相同。秦女士一位同事家的孩子今年刚刚完成中考，秦女士了解到，这个孩子在初中阶段，经常写作业写到深夜12点。所有想考上济南比较好的高中的初中生，初中3年都不会轻松，秦女士疑惑的是，在如此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孩子还有时间参加运动吗？秦女士认为，现在要让体育中考增加分数，但是如果其他文化课学习的压力不减下来，体育无疑就成了孩子们新的负担。“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一方面支持学校体育工作加强，另一方面又对体育中考增加分数持质疑乃至反对态度的原因吧”。 上海的李女士担心，学校体育从不受重视的极端会走向纯粹成为应试手段的极端。李女士的孩子即将升入初中，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她很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支持孩子在业余时间参加足球、游泳等多种运动。李女士认为，随着孩子学习压力的加大，业余留给体育的时间肯定会越来越少，这更凸显出学校体育课和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如果学校能确保学生每节体育课和每天的体育活动都能高质量的完成，体育进不进中考、进不进高考都将变得不重要。李女士担心的是，如果体育中考分数增加以及未来有可能进入高考的结果，只是让学生们以应试的态度去参加体育运动，那她将坚决反对，“我希望教育部门能从学校体育的工作过程，比如体育课的质量、体育活动对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促进学生运动习惯养成等角度去考核学校，而不是把体育考试的成绩作为首要指标。作为家长，我们想要的是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热爱运动的人生，而不希望孩子成为那种虽然能够应付体育考试，但实际上身体素质并没有太大提升、也没有自己喜欢的运动的考试能手。” 本报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 慈鑫 (责编：何淼、熊旭)

中北大学享有“人民兵工第一校”美誉，肩负着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重任。近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站在“为党育英才、为国铸利器”的高度，强力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挖掘国防文化、军工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大国兵器》综合国防素质培养课，将一代代军工人身上体现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对军工事业无限热爱的优良传统”和“对装备产品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融入课程讲授中，增强学生“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意识和情怀，凝聚起学生履行神圣使命、投身国防军工、励志“强军兴装”的强大精神力量。 《大国兵器》课程邀请王泽山、王哲荣、朵英贤、刘永才、刘尚合、苏哲子、李魁武、杨绍卿、杨树兴、张锡祥等10位院士领衔主讲，多位兵器学科教授、博导授课，思政教师担任课程主持，将电视访谈模式引入课堂教学，多人协作共上一堂课，形成了“十位院士领衔主讲、多位教授专业授课、思政教师全程导航”的创新教学模式。通过院士、专家、学者崇高的师德师风塑造人、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人、深厚的学术造诣培育人，从而凝聚起强大的课程育人合力，有效提升课程育人成效。 《大国兵器》课程涵盖枪械、火炮、弹药等知识，共16讲，每讲包括基本概念、结构原理、作战运用、典型装备、发展趋势、科研故事、装备实践、院士访谈等内容。通过“专业知识模块化”和“思政内容故事化”的课程设计，以“兵器专业的兴趣点”和“鲜活的武器案例”为学生展示现代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将蕴含于课程中的“显性和隐性思政元素”寓于课程各个教学活动和环节中，激活课程德育元素，释放课程育人功能，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培育学生关心国防、热爱军事、勇于探索的精神。 《大国兵器》课程全程贯穿“课程思政”理念，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军工精神”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红色故事”、“军工故事”和“中国故事”为载体融入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大国兵器》课程依托学校强大的兵器学科专业优势，扎根学校底蕴深厚的国防军工文化，将校史校训育人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深入挖掘学校近80年办学历程中的精神传承，将抗战时期学校师生“一手拿书、一手拿枪、边学习、边战斗”，刻苦钻研军工技术的精神讲述给学生；将老校长刘鼎白手起家创建人民军工，忠诚无畏一生献给人民军工的光辉事迹讲述给学生，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觉、塑造理想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学校军工文化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国兵器》课程面向所有学生开放，所有心怀“军工梦，强国梦”的学生，不限专业、不限年级均可选修，旨在通过打造深受学生喜爱的综合国防素质特色课和“课程思政”示范课，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军事、关心军工、献身国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学生在“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使命担当，增强学生“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意识和情怀。 (责编：岳弘彬、闫嘉琪)

原标题：孤独症儿童需要更多关爱和包容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与外界沟通交流，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他们的语言也不被别人懂得。他们兴趣狭窄，行为刻板，却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星星的孩子”，而他们其实只是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孤独症患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贾美香30多年来一直在竭尽全力帮助这些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对中国孤独症儿童的现状、康复困境和出路，贾美香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见解。 中国第一例孤独症患者 时隔多年，贾美香仍然清楚记得她接诊第一个孤独症儿童患者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大会跟人交流，却有很多“特异功能”。“三位数、四位数的乘法，算得非常准确，比计算器还快；他见到每个人都要问对方是哪年哪月哪天出生的，然后马上能说出这一天是星期几；你说一个字，他马上能告诉你这个字在《新华字典》的第几页。”然而，这个“天才少年”在念完小学后，却因为应付不了中学考试而无法完成初中学业，“应用题不理解，也写不了作文”。刻板是这个孩子另一个显著特征，“他的妈妈家从平房搬到了楼房，让他去住他却住不了，因为他习惯了使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虽然楼房的厕所更干净，他却适应不了，一定要憋着，等回到自己家再去胡同里上公共厕所。”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当时，中国医学界对孤独症还没有认识，医生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却不知这种症状该如何归类。“我们一度把他诊断为‘智力发育落后’，可是给他检查智力的结果却并不差；也曾想把他归类为‘精神分裂症’，但又觉得也不像。”最后将他确诊为“孤独症”的是贾美香的老师杨晓玲教授。杨晓玲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派送到国外学习的第一位医生，也是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第一任会长。她把“孤独症”的概念带回了中国，这个孩子才得以确诊。那也是我国首例被确诊的孤独症儿童。 虽然明确了孤独症的概念，然而那时我国对孤独症的干预和治疗都在起步阶段。“这个孩子由于没有受到干预和训练，一直没有办法融入社会，不能工作，也不能自己生活。”贾美香说。贾美香曾多次试图帮他介绍工作，可是由于他的核心症状没有得到改善，每一份工作都做不下去。现在，他已经50多岁了，却还要在母亲照顾下才能生活。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有80多岁，还是晚期癌症患者。母亲对贾美香说，要努力为孩子多活一天。“因为只有妈妈活得久，孩子才能幸福。” 切勿因讳疾忌医而错过“黄金干预期” 贾美香与孤独症儿童打交道的30多年里，见过不计其数的孤独症儿童患者。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二十多年前，来就诊的都是些“大孩子”，最小的也已经上了小学。而现在，随着公众对孤独症认知有了很大提升，来就诊的孤独症儿童年龄也大幅下降，学龄前的孩子越来越多。“孤独症儿童患者越早被诊断，越早进行干预，效果可能就越好，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近些年专业领域里形成的共识。”贾美香说。 孤独症儿童在婴幼儿时期就可以被发现。贾美香解释说，“几个月大的孩子，虽然不够诊断标准，但是也已经可以表现出一些迹象。细心的家长可以从孩子的行为中看到蛛丝马迹。例如，三个月大的孩子应该会认妈妈。正常情况下，在进行母乳喂养时，孩子会和妈妈有视线交流，有抚摸的动作。如果没有这些交流和动作，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孩子在一岁左右开始语言发育，有的孩子甚至几个月大就牙牙学语。如果孩子到了两岁还不说话，家长也应该考虑孩子是不是存在孤独症的问题。父母一定要尽可能做到早期发现，这样会给孩子在干预过程中赢得很多宝贵时间。” 贾美香告诉记者，孤独症儿童的干预“黄金期”是在三、四岁之前，然而很多父母却因为讳疾忌医而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贾美香在做流调的时候就曾遇见过这样的案例。在筛查出孩子可能有孤独症问题后，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做进一步诊断，然而家长却拒绝接受孩子可能有病的事实，坚决不去就医。直到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被学校拒收，或是到了青春期，发病时丑态百出，才终于肯面对现实，带孩子来医院就诊，可是错过的最佳干预时间却不可能追回，孩子的人生也被耽误了。 交往障碍是患者的核心症状 贾美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孤独症很难治愈，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能够对其进行治疗。孤独症患者经常伴有焦虑、抑郁或癫痫等并发症状，药物也只能改善这些症状。 孤独症儿童的核心症状是有交往障碍，不会与人正常交流，他们会自言自语，背广告词、天气预报，或是绘本里的文字，然而他们的语言与现实场景往往没有关系。孤独症儿童中不乏高功能的孩子，他们智商很高，有的甚至超出正常人，在学业上没有太多困难，极少数人能够考上大学，完成学业，但是他们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和由此引发的很多现实问题，因此在社会中很容易被孤立，找工作也很困难。 也有许多孤独症儿童虽然智力偏低，但却在其他领域有着可以被开发的潜能。贾美香有一个新疆的小患者，是一个重度孤独症儿童，刚来北京治病时只有3岁，完全没有语言能力，只会一味乱跑。在训练中，所在的康复机构老师慢慢发现他对色彩有着浓厚的兴趣，便引导他开始画画。在画画时，他变得很安静，也一点点说出了话。经过5年的训练，他进步很大，从最初只能勾勒出简单的线条，到后来能画出稍微复杂的实物，语言也一点点成型了。回到新疆后，母亲继续坚持引导和训练他。现在，他已经快满18岁了，每年都有新创作的作品，已经出了一本个人画册。他的画被很多博物馆收藏，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还用他画的图案做了鼠标垫、手机壳、扇子、丝巾、衣服等很多衍生品。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每年都请他来北京参加画展，他的图画还被《时尚芭莎》选用，印到了丝巾上。 贾美香说，孤独症患者有些“一根筋”“认死理”，同时也非常擅长机械性、重复性的事情，因此有些孩子确实在音乐、绘画等方面有过人之处。 孤独症患者亟须专业规范的康复机构 不过，有天赋和特长的患者毕竟还是少数，50%～60%的孤独症患者智力低于常人。对孤独症儿童干预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干预早晚这个关键因素外，也与患者病情程度相关。 贾美香说，轻度孤独症儿童，能力相对较高，智力水平和认知功能也相对较好，如果早期得到干预，由专业人士积极培养，调动其积极性，为其营造与同龄孩子更多的交流接触机会，就会有很大进步，很有可能回归主流社会，与正常孩子一起学习和生活。 智力水平比较低的孩子，认知功能和理解能力也会相对较差，干预效果会比较缓慢。“对于中度孤独症的孩子，需要得到专业康复机构的帮助，我们希望通过早期干预，让他学会自理生活，以及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经过长时间的重复性的干预和训练，他们可以学会一些流水线的工作，为将来的生存打下基础。” “对于重度孤独症儿童，我们希望经过干预和训练，让他们学会自理最简单的生活技能，能靠自己解决生活起居，不再需要过多的照护。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养护机构、托养中心，让他们能够在里面生存。” 贾美香介绍说，近些年来，孤独症患者的患病率呈增高趋势。我国目前估计有300万左右孤独症儿童，而儿童精神科医生却不足500人，诊断专家绝对数量不足，能力也有待提高，专业康复机构和康复人员的缺乏都是孤独症儿童康复领域面临的困境。 “0～3岁专业干预机构匮乏，3～6岁特殊教育机构欠缺，正常幼儿园特教资源空白，6岁以上普校的特教资源匮乏，普通学校融合资源匮乏，缺少专业面向家庭干预的支持，成年机构几乎空白，民办康复机构水平参差不齐，缺乏专业的统一标准……”一系列问题让贾美香忧心忡忡。她坦言自己以前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接诊患者、培训家长、组织协会活动已经让她应接不暇，可是现在她改变了想法，在她看来，孤独症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很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让社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包容。 同时，孤独症儿童也很需要国家的政策倾斜，给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例如给超市货架上货、在图书馆把还回来的书上架、洗车、洗衣房的工作等。孤独症孩子没有偷懒的心眼，这些重复性的劳动一旦学会就会做得很好。” 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养护问题也很让贾美香挂心。“这些孩子早期没有康复机构可去，也从没有进行过训练和康复，他们大多数在青春期出现了一些情绪和行为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学校上学，也很难有就业机会，只能由家里人来照顾。这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在他们之前离开这个世界，而他们就要面临生存问题和养老问题。这些大龄孤独症孩子，尤其是中重度的孤独症孩子，没有独立生存的本领，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养护机构、托养机构，对他们进行集体养老、集体养护。目前，我国大龄孤独症社会支持性服务严重缺失，成年孤独症康复服务的专业人员也极度匮乏。希望政府可以创办更多规范的康复机构，同时为现有康复机构进行监管，制定专业的统一标准。” 记者 夏瑾 (责编：郝孟佳、马昌)

原标题：要网课还是要GAP，这是个问题！ 一转眼又到了9月，在中国疫情逐渐稳定后，大学生们陆续返校，而新生们也即将翻开人生新篇章。但在国外，全面开放校园似乎还不太可能，多数学校仍选择先用网课的形式来过渡，这也间接使得那些不适应线上教学模式的新生开始考虑选择GAP YEAR（间隔年）。而决定延迟入学的学生也通常更有能力负担全额学费，从而让高校不得不采取削减开支、完善间隔年申请条件等措施来应对财务缺口。 不过很多创业公司想要抓住这次特殊的发展机遇，创新性地利用远程实习以解决疫情期间社交安全距离的问题，通过延长暑期实习时间、提供丰厚奖金、开展线上招聘会等方式来吸引更多优秀的间隔年参与者。 间隔年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到八九十年代的背包客，从志愿服务到环球旅行，间隔年的变化也深刻体现着社会的变革。 许多家喻户晓的名人也曾是间隔年的受益者，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女儿玛利亚在进入哈佛学习之前，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实习旅行，英国威廉王子在间隔年期间去智利做义工服务，而“神探夏洛克”本尼迪克特则前往遥远的印度，为僧侣们教授英语…… 现 状 疫情下的间隔年有何不同？ 今年选择间隔年的人数明显增加 付全额学费的新生想要一段“正常”的大学经历 超过20%的哈佛新生不打算今年秋季入学 每临毕业升学季，该不该选择间隔年又会成为学生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让年轻人对自己的决定又有了新的考量。 间隔年通常是指在上大学之前或之后的一年里，学生们不直接升学，而是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旅游、做志愿服务、实习等；在休息之余，学生们也能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来加深对未来专业和职业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自我。 一般来说，每年选择间隔年的人数都相对稳定，但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更多的学生决定延迟入学，开启自己的间隔年计划。 美国时间8月6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克劳丁・盖尔发给全体教职员工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的数据显示，340名哈佛新生将不打算在今年秋季入学，超过了新生总数的20%，而在平时，这一数字通常为80到110名左右。这并非哈佛独有的情形，在麻省理工学院，有8% 的新生推迟入学，高于正常年份的1%。在贝茨学院，这个数字是10%，几乎是平时的三倍。由此不难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选择间隔年的学生人数有了明显增加。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得克萨斯州的毕业生Sarah S.表示，自己延期入学是受到绝大多数高校选择用网课来替代线下教育的影响。她在接受insider杂志采访时说道：“一开始我非常兴奋，也为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做好了准备，不过等到7月初的大学计划出台之后，一切就变得没那么吸引人了。”Sarah原本打算在今年秋季去耶鲁大学就读，但疫情改变了这一计划。她告诉采访者，在这一年的间隔年里，她将会为一个日托项目工作，完成一期志愿者服务，同时还会花时间发展一些业余爱好，如阅读、制作珠宝和学习阿拉伯语等等。另外一名受访学生Elizabeth也表示网课并不是她的“菜”，因为在屏幕前保持专注对她而言十分困难。 学生们的选择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学业，也会在高校教育领域引发连锁反应。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选择间隔年的学生往往经济上更宽裕，也更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私立大学学费以及负担休息一整年的开支。艾德伍斯・普林斯顿咨询公司的私人顾问克里斯蒂安・普路托在采访中谈到，许多付全额学费的新生正询问要不要延期入学，因为他们想要一段“正常”的大学经历。而与之相比，那些成绩优异、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则更倾向于按时入学。以Prep for Prep为例，这是一家帮助纽约市的有色族裔小孩进入私立学校读书的非营利组织，在今年该组织辅导的132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间隔年。这一分歧很可能会引发私立大学的财务危机――据美国全国大学及大学事务人员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私立大学每收取1美元的费用，平均就有50美分用于助学金投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全额学费新生在今年秋季推迟入学，许多大学担心将无法达到原先的经济预算，从而不得不削减开支。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已经裁掉了8%的员工，并且关闭了八个学院中的两个。 高校为此也采取了其他的应对措施，包括布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在内的学校表示，它们将不会自动批准新生的延期申请，而是需要学生们提供合适的理由以及间隔年计划，仅仅“担心疫情期间大学经历的不完整”这一原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迈阿密大学和东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则要求学生在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后，就要重新递交入学申请和交纳相关费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由于住宿和注册人数的限制，选择间隔年的学生可能要等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入学。 募 新 创业公司趁机“囤积”间隔年实习生 线上招聘会为延迟入学的新生提供远程实习机会 拥有良好关系网的实习生能为公司赢得丰厚回报 延长实习、提供奖金以吸引更多间隔年学生 虽然有不少新生对间隔年表现出兴趣，但疫情之下，失业率骤增，海外志愿服务也变得异常艰难，大多数学生仍处于观望状态。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新生利亚・格尔西奥在“光谱新闻”的采访中说道：“高中毕业生们压力都很大，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想要做什么。”另一位美国维克森林中学的毕业生安东尼则决定推迟一年入学，而这一切都在今年3月份变得不明朗起来，因为他被长期兼职的健身房解雇了。“我一直在找其他工作，看看是否有空缺岗位，只是现在找工作确实有些艰难。” 创业公司则从中看到了机遇，它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争取招募到优秀的学生，因为大公司通常不想承担规定实习项目以外的法律麻烦，而创业公司则在员工招聘方面有着更大的灵活性。一些公司正在组织线上招聘会，为延迟入学的新生提供远程实习的机会。风险投资公司Contrary Capital表示，如果参与实习的五组学生团队在间隔年期间能够成功建立起一个公司，它将为成员们提供10万美元的资金。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也在努力为初创公司和应聘者牵线搭桥，该企业于7月30日在官网公布了需要招聘秋季实习生的硅谷公司名单。 对那些不想为网课支付高额学费的新生来说，远程实习不但能够提供工作机会，还能让他们从中获取相应报酬，可谓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而站在公司这一方来看，远程实习能够打破地域壁垒，从而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人才储备。而且，对公司来说，最终的回报并不是单纯的劳动力。“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创业公司Elementl计划在今年秋季招收三名选择间隔年的学生，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尼克・施罗克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道，“一个拥有良好关系网的优秀实习生往往可以在未来为公司赢得丰厚的综合回报。” 更愿意尝试招募新人的创业公司往往更有机会吸引到那些原本倾向于去Facebook、 Alphabet这些大公司实习的优秀学生，而它们也希望在间隔年期间发掘到的优秀人才能在未来加入它们。“通常情况下，你总是努力地引起应聘者的注意，而现在，他们也会积极回应你。”应用程序设计服务公司Bubble的CEO伊曼纽尔・斯特拉斯诺夫在采访中表示，“与常规招聘相比，这更像是日日夜夜不停歇的工作。” 不同的公司也有着不同的间隔年学生招聘方式，外卖服务公司Postmates正在考虑延长其机器人外卖团队暑期实习生的任期，以便让那些想延迟入学的年轻人也能继续工作。而网络安全初创公司Lumos则会在学年中为不同项目的四位全职“助手”提供8万美元的奖金。 溯 源 间隔年的前世今生 “嬉皮士”是第一代间隔年践行者 间隔年和环球旅行的搭配组合让间隔年志愿服务如日中天 分享间隔年故事的社交网站应运而生 间隔年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不过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间隔年已经和最开始的间隔年含义大不相同了。 二战过后，各国政府希望提高全球共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而间隔年最初就是为了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出现的。上世纪60年代是西方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也是间隔年兴起的年代。在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垮掉的一代”演变为更加反主流文化、反民族主义的群体――嬉皮士。为了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在当时文化包容度更高的印度，成群结队的嬉皮士从西欧出发，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印度，再从印度旧都德里一直走到果阿，这群人也成为第一批实际意义上的间隔年践行者。 1967年，尼古拉斯・麦克莱恩-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信托公司Project Trust，并向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派遣了三名志愿者，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该公司认为，把青年志愿者送往该地不仅能让年轻人了解埃塞俄比亚，也有助于他们学会如何在陌生的环境里独立生活，发挥个人潜能。自此之后，间隔年的志愿服务活动逐渐兴起。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间隔年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但在当时，飞机航班仍然很昂贵，多数年轻人还是会选择乘坐汽车旅行。1973年，居住在伦敦的澳大利亚青年格雷厄姆・特纳购买了一辆双层巴士，把一批又一批的顾客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纳接着又创立了Flight Centre和Topdeck旅行公司，这两家公司至今仍在蓬勃发展。同年，英国人托尼・惠勒以及他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莫林也长途跋涉来到亚洲，并写下了一本旅行指南《穷游亚洲》，想要为其他旅行者提供有用的建议和信息，这也成为现今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的第一本书。1977年，位于英国的间隔年活动项目公司（现改名为全球纬度志愿公司），开始为想要参与间隔年的学生安排志愿服务地点，如同十年前Project Trust公司所提供的间隔年志愿服务的延续。 1978年，威尔士王子和约翰・巴拉什弗-斯内尔上校启动了“德雷克行动”，这是一次沿着16世纪探险家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足迹环游世界的远征航行。自那以后，间隔年和环球旅行的搭配组合愈加受欢迎。旅游公司、志愿服务公司、旅行指南的相继出现，让学生们选择间隔年的基本条件得以满足，间隔年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因此如日中天。 进入到八九十年代，“背包客”又成为当时的年代“潮词”。随着需求的增长，飞机航班的价格逐年降低，独立旅行变得更加容易。对那时的英国大学预科生来说，间隔年似乎已经成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还有许多青年人在度过间隔年后，又重新返回自己的故乡创业，其中就包括汤姆・格里菲思。像托尼・惠勒一样，当汤姆从间隔年旅行回来后，他也极其渴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但传播渠道的限制让他意识到，在21世纪到来之前，需要有一个新的平台来更新间隔年的信息。因此，在1988年，汤姆和他的商业伙伴彼得・佩德里克共同创建了gapyear.com，这也是第一批专门为学生们分享自己间隔年故事的社交网站之一。 如今，间隔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除了旅行和志愿服务之外，学生们在间隔年期间能做的事情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学习一门新语言，去心仪的公司实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