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丁神灯”“火星四射”“飞火箭”……这些新奇有趣的玩意儿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精心设计的科普实验。拍摄这些实验的短视频中，彩色的泡沫蹿至屋顶，白色的雾气弥漫大半间教室，透明的液体吹一吹就变成了红色、橙色……神奇的化学反应令人赞叹。这些短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受欢迎，单条点击量超过1500万，戴伟也收获了400多万粉丝。 　　年逾花甲的戴伟来自英国，1996年起受聘于北京化工大学。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度过了20多个春秋后，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中国的中小学和乡村。戴伟和他的团队还开发了微型化学实验包，让更多中小学生有机会动手做实验。 　　戴伟在2001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05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中国的科研成绩很亮眼，对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深有体会。“刚来中国时，实验室小，设备也不足，博士生只有20多人。如今，实验室越来越多，设备先进高端，博士生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北京化工大学还和外国很多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硬件提升了，软件也过硬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去，我也希望更多外国年轻人到中国攻读博士，与中国科研一起成长。”戴伟常常在一些场合鼓励各国年轻人，“不要错过和中国合作的机会”。他说，目前国际上很多前沿的优秀论文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中国和外国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了双向优势互补的局面。 　　“牛津大学毕业的教授为什么天天围着小孩子转？”从科研到科普，一些人不理解戴伟的选择。“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学发展的两翼。”戴伟认为，科普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中国重视科普教育，这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培养科学人才、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 　　“科普需要趣味性，但知识点在哪儿？孩子们能学到什么？这是我最关心的。”戴伟要求科普实验既好玩又好学，用趣味性启发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如今，戴伟领衔在北京化工大学成立了北京市科普基地，定期邀请中小学生前来体验科普实验。在这里，装满实验设备和容器的储物盒、纸箱摆得满满当当，一只黑色超大号行李箱躺在地上“随时待命”。戴伟说：“疫情结束后，我还要去更多地方，和更多孩子一起做科普实验。”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30日 16 版） 延伸阅读 (责编：孙竞、何淼)

　　贵州赫章县第一批特岗教师石明警（左三）在双坪乡五里村家访。 　　资料图片 　　赫章县第一批特岗教师李文彩在给学生上课。 　　资料图片 　　2004年的赫章县双坪中学。 　　资料图片 　　双坪中学新貌。 　　顾开义摄 　　引子 　　15个年头过去，石明警依然清晰记得工作报到时的情景。那是夏日的一个早晨，他从贵州省赫章县城出发，先坐一个多小时班车，再搭上一辆小货车，摇摇晃晃两个半小时，终于在午后赶到双坪彝族苗族乡。从此，他便在这里教书育人，扎下了根。 　　和石明警一样，数百万乡村教师、近百万特岗教师、数十万支教教师，坚守在最边远、最贫困、最艰苦的地区，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全国广大教师用爱心和智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逐步解决农村地区师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岗教师聘期3年，3年后双向选择。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特岗教师的工资性支出。 　　“特岗计划”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共为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1000多个县的3万多所乡村学校和教学点补充95万名中小学教师；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以后留任率达到85%以上。 　　地处乌蒙山区的赫章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贵州省目前尚未摘帽的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06年，赫章县共招录900名特岗教师，安排在全县各乡镇中小学任教。这一年，石明警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参加招考，成为双坪中学一名特岗教师。 　　如今，赫章县第一批特岗教师中，仍有288人在乡村学校坚守。他们用爱和责任托起乡村教育的希望，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点亮知识明灯。 　　 　　开 端 　　“特岗教师的到来，让学校添了有生力量” 　　一张微微泛黄的旧照片中，小伙子一身白色西装，脖子上系着领带，头发梳得整齐，与身旁衣着朴素的小女孩形成反差。 　　照片上的小伙子正是石明警，那是他刚当老师时与学生的合影，西装是毕业前为找工作专门定做的。 　　“7岁那年，我被爷爷送进村小念书，班里的数学、语文、体育等科目，全由一个老师承担，并一路教到小学毕业。”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石明警深知农村孩子上学不易，更亲历了乡村学校师资不足的窘境。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时，他萌生了报考特岗教师的想法。 　　石明警和张静是大学同班同学，上学时就互有好感，腼腆的两人一直没向对方表露过心意。赶巧的是，毕业时他们都考上了赫章县特岗教师。石明警原本已被安排到县城周边的学校，得知张静分到了双坪中学，便主动申请调换至这所更偏远的学校。 　　双坪乡离县城60公里，平均海拔超过1900米，当年进乡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石明警清楚记得，报到那天，时任校长唐胜永来校门口迎接，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显然是新买的，鞋面却覆盖着厚厚一层泥渍。那一刻，石明警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里的艰苦程度。 　　2006年秋季学期，双坪中学迎来石明警等15名特岗教师，当时学校仅有1栋教学楼，老师们挤在两间房里办公，没食堂也没宿舍。学校租下周边15间民房，给特岗教师当宿舍。 　　“一个铁架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其他的全靠自己解决。”看到住宿环境，有人当场就哭了。唐胜永心里也打鼓，拿不准这帮年轻人能坚持多久。 　　双坪中学2003年建校时，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各开设两个班，唐胜永任首任校长。“在全乡范围内抽调老师，大部分老师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能把课开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到2006年，双坪中学已扩大至9个班，唐胜永心里清楚，优秀教师短缺问题解决不了，提高教学质量就难以实现，“特岗教师的到来，让学校添了有生力量。” 　　新入职的石明警一度很困惑：自己学的是地理专业，学校却让他教数学，张静则被安排教英语。“压力大，毕竟不是自己擅长的科目，心里没底。”事实上，这也是学校的一片苦心：让新老师从薄弱学科入手，通过循序渐进的全学段教学，培养一批骨干教师。 　　就这样，石明警接过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任务，并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开学前，他特意查看了学生的小升初考试数学成绩――及格者屈指可数，最高分仅72分。“我知道孩子们基础不好，但没料到会差到这个程度。”石明警回忆道。 　　石明警没有泄气，他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自己也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底子薄弱，不代表不能成才。” 　　开学第一天，石明警精心拾掇一番，当他西装革履地走进教室时，学生眼中满是惊讶。“可能从小到大没见身边人这么穿过。”石明警说，这样着装的本意，是想让学生们认定这位新老师是专业的，有能力带着大家改变学习状况。 　　改 变 　　“以往乏味的数学课被老师讲得妙趣横生” 　　开学不久，新来的特岗教师们渐渐发觉，每次走在校园外面，总有人好奇地盯着他们看，有时还会窃窃私语。 　　“你们过来的事在双坪传开了，老乡都想看看呢！”面对年轻老师们的不安，唐胜永哈哈一笑。原来，当地群众听说来了特岗教师，以为是县里派来的资深老师，一看是一帮刚出校门的姑娘小伙，纷纷议论新老师到底有什么能耐。 　　“老乡关注特岗教师，说明抱有期待，何不发动他们一起教育孩子呢？”一段时间接触下来，石明警发现班里的学习氛围有些提不上去，一些孩子还有厌学情绪。唐胜永的话点醒了石明警，他计划在班上开一次家长会。 　　“一些家长不怎么关心孩子学习，这会儿都忙着秋收，怕是没几个人愿意来学校。”有年长的教师提醒石明警，可他坚持试一试。挨家挨户通知后，还真把老乡们说动了，家长会当天无人缺席。 　　“孩子上学好几年了，我都没跟老师讲过几句话。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紧张哩！”头一次参加家长会，钟贤军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他没去赶场卖山货，天没亮透便出了门，赶了10多里的黄泥路，按时坐到了儿子的课桌前。 　　“我们文化程度低，想让孩子读好书有出息，使不上劲。”“教育是学校的事，孩子能不能出息全靠老师呢！”会上，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听完发言，石明警更加意识到，提高教学质量，不能仅靠老师一头热。 　　“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课余时间不是跟学生在一起，就是跟家长在一起。”工作不久，石明警和张静确立了恋爱关系，虽然同在一所学校教书，两人一起浪漫的时间并不多。 　　班上52个学生，不管是住学校附近，还是在大山深处，石明警都逐一走访，有时还会拉上任课老师一起去家访。他想尽可能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状况和家庭环境，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老师翻山越岭去家里坐坐，学生和家长会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从而慢慢改变对待教育的态度。” 　　现在贵阳一家企业工作的唐慧，终生难忘当年班主任石明警的家访。坐在省城的办公楼里，她时常在想，如果没有遇到石明警，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许不会转变。“当时成绩不好，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没心思上学。”到石明警班上没多久，唐慧就没来上课了。决定辍学的她正犹豫是留在家干农活还是外出打工时，班主任找上了门。 　　“石老师像大哥哥一样，没谈大道理，就讲自己走出大山的故事。他让我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走出大山。”唐慧最终回到了学校。 　　石明警对于唐慧的鼓励，不只在学习方面。学校有文艺活动，石明警总会特意安排这个有点自卑的女孩牵头排演节目，让她在掌声中找到自信。后来，无论是上高中、读大学，还是参加工作后，每次遇到难题，唐慧仍然习惯向石老师求援。 　　在悉心做学生和家长工作的同时，石明警尝试着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以往乏味的数学课被老师讲得妙趣横生。”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石明警带的两个班数学平均分跨过了及格线。 　　石明警干得风生水起，其他特岗教师也不甘示弱，做家访、创新教学方式、组织课外活动，大伙都铆足了劲。在这群年轻人的带动下，双坪中学变得活跃起来，老师们各尽所能提高教学质量。 　　首批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结束时，正好完成一个全学段的教学任务。2009年中考，石明警所带班级数学考试平均成绩78分，及格人数过半。那一年，双坪中学的升学率超过40%，比3年前提高了一成左右。 　　那一年，这15名特岗教师，13人选择继续留任，全部考核合格，转为正式在编教师。 　　坚 守 　　“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就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双坪中学办学规模持续扩大，由9个班增至24个班，教师数量从39人增至74人，其中特岗教师占比超过八成。包括石明警夫妇在内，目前仍在双坪中学的第一批特岗教师还有5人。     　　石明警并非没有想过离开，也曾有过机会。 　　2008年，石明警和张静步入婚姻殿堂。两年后，女儿的出生让夫妻俩欣喜不已，同时也感到些许隐忧，“主要是担心女儿以后的教育问题”。 　　2014年8月，赫章县教育局组织城区学校教师招考，石明警动了心，报名参加考试并被顺利录取。8月26日，是新学期学生入学的日子，也是他去县城选岗的日子。刚走出学校没多久，消息就在班上传开，一路上，他的电话响个不停。 　　“哭着叫我回来，隔着电话都能听出孩子们的伤心。”石明警后来了解到，当天自己班上的学生有的找到校长，恳求校长留下他；有的追出校门，站在马路上放声大哭…… […]

1个月前，家住江西赣州的黄振中，开心地把女儿送入了赣州市南康区幼儿园北园。幼儿园离他家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能到。 “这是一所公办幼儿园，硬件设施和师资配备都很好，把孩子放这里我们非常放心。”黄振中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黄振中是一名公务员，妻子是教师，都是80后。他们是我国年轻家庭的缩影――事业处在上升期，但孩子的教育是最让他们“放不下”的问题之一。 前些年，年轻父母普遍存在这样的焦虑：入公办园难，入民办园贵。 赣州市的李晓慧自第二个孩子出生就开始焦虑，“我们这里的公办幼儿园只有两所，我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头疼上幼儿园的事了。”李晓慧说，去年老二到了入园年龄，“我们完全符合家门口那所公办园的入学条件，年龄合适学区也符合，但是幼儿园的登记报名人数远远超出招生计划，幼儿园采取了摇号的方式，我们没有摇上，只能去一家民办幼儿园，不仅费用贵很多，教学质量还不好。” 与李晓慧有同样烦恼的年轻父母遍及各地。教育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85万所，其中民办园所为13.34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67.5%。 造成“入园难”的原因除了幼儿园的数量整体不足外，还有公办园的供给严重不足。 当孩子进不了公办园时，年轻父母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民办园，面对的却是高得“有些吓人”的费用。80后孙娜是北京一名中学教师，几经尝试未能将孩子送入公办园后，选择了离家不太远的私立幼儿园。“虽然每个月得拿出我半个多月的工资交园费，但是也没办法，总不能不让孩子上幼儿园。”孙娜无奈地说。 由于部分民办园存在过度逐利的行为，“高价”“低质”成了与民办园捆绑出现的高频词，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天价幼儿园”，有的幼儿园一年的费用高达20万元。 为了缓解“入园难”，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3年行动计划实施后，很多地方的政策向学前教育倾斜，资源短缺、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瓶颈问题逐渐得到改善。到了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也上升到77.4%。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掣肘的痼疾也显现出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2017年对全国学前教育调研的结果显示，有的地方城镇小区没有配建幼儿园，有的虽然建了但没有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可以说，小区配套学前教育资源的严重流失，是造成城镇‘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就近入园难’的主要原因。”吕玉刚说。 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使用，并要求对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情况进行治理。 治理“顽疾”就是啃最难啃的“骨头”。众所周知，开发商把住宅小区内配建的幼儿园或租或售办成民办园，可以从中获利，现在，要把那些本可以装进他们口袋的钱拿走，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很多地方成立了专门治理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专班”，联合多个部门一起攻坚。以武汉为例，该市于2017年年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作出了“三个一律”的规定：未按相关标准布局配套幼儿园的规划设计方案，一律不得审批；未按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配套建设幼儿园的新建住宅区，一律不得办理规划条件核实手续；未核实并锁定配套幼儿园的建筑面积和用途，一律不得核发新建住宅区销（预）售许可证。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副局长黄运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16年江岸区与开发商签订协议共接收5所幼儿园，到2018年，共签订12所幼儿园的接收协议。 一大批普惠性幼儿园在老百姓家门口出现。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2012年，赣州仅有24个公办园，其中4个城区没有公办园；2018年，赣州市正式启动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专项治理，仅这一年，中心城区章贡区就增加了8所公办园；截至2019年11月底，赣州市共增加公办园学位3.4万个。 今年8月，李晓慧家老二就读的那所民办园转为公办园，费用从原来一个学期6000元左右降到了2000元。更让李晓慧满意的是，幼儿园不仅环境大变样，教学上不再只重视拼音、算术等文化课程，还增加了特色美术、体能等素质课程，而且原来收费的特色课程也全部免费了，“今年开学，孩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新’的幼儿园，现在周末孩子总在问‘为什么今天不上幼儿园’”。 从南到北，从超大城市到革命老区，在我国，大批幼儿园建设完成、学前教育普惠率也在不断提升。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口流动性强，“入园难”问题背后的成因更为复杂，解决起来挑战更大。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委于2017年设立了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18年至2020年共安排110亿元。最近3年内北京市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403所，新增学位9万个。 教育部今年公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12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3.4%。 今年，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到了收官之年，学前教育不仅在“增量”上有了突破，在“提质”上也有很好的探索。很多地方用示范园接管新园等方式“1+N”“复制+粘贴”，迅速扩大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 去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时介绍，全国已有505所高校设置学前教育专业，本专科招生规模超过20万人。到2018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287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82%。 记者 樊未晨 (责编：何淼、杨光宇)

校长朱志辉和他的麻小摔跤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摄 “体育”成了照进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中心学校（以下简称“麻小”）的那道光，不少人提起这里都说，“那是一所摔跤学校。” 孩子们参加各类摔跤比赛赢来的奖牌塞满了两扇玻璃橱窗，每斩获一枚奖牌，麻小的孩子都会先带回家“炫耀”几天，再将它送到校长朱志辉手里，把“高光时刻”摆进摔跤训练馆。奖牌和证书越拿越多，超过200枚后，朱志辉没有再去数过奖牌的数量。 麻小里近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朱志辉也从不掩饰对冠军的向往。在自己6年专业运动员生涯中，朱志辉拿过省里的一些名次。可是，没有一次和摔跤有关，他在体校的专业是举重，仅在中专即将毕业时短暂选修过半年的摔跤课。然而14年里，这所村小走出了上百名摔跤运动员，56人被省、市级体校选中，1人闯进国家队，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996年，18岁的朱志辉应聘到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任体育教师兼摔跤教练员。他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0多斤，留着齐肩长发。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了白色衬衫、棕色西裤，蹬了一双黑色皮鞋，肩上扛着一箱教学用具，学校的人都以为他是推销员，闹了笑话。 这么矮小的人是教练，还要在咱们学校推广摔跤项目？教师们想不通，书都读不好的农村孩子怎么练摔跤，“我们连体育课都没上过！” 当时，他每周要上24节体育课，放学后还得带队训练，夜里才有时间研究动作图解、看比赛视频、琢磨教学方法，然后自己抱起人型沙袋练习摔打。 队员多是附近乡镇学校和教学点挑来的。不上课时，他就带着卷尺、秒表，踩着单车在各个乡镇学校和教学点转，通过测试立定跳远、仰卧起坐、爬竿和50米跑等项目，给摔跤队选苗子，没有手机的年代，各方联络多靠这样的走家串户。 新泉小学是希望工程在当地援建的中心校，维持日常办学都有困难，建一个用于摔跤训练的场馆显得不太现实。朱志辉给上级打报告，向母校萍乡市体校寻求支援。后来，学校挨着围墙给摔跤队搭建了一间60平方米木瓦结构的简陋训练室，朱志辉也从体校拖回一车用旧淘汰的杠铃、摔跤垫、深蹲架、人形沙袋等专业器械。 他把汽车内胎剪成长条，供学生们进行肌肉拉伸训练；进行深蹲练习的杠铃是用木头制成的，朱志辉去山上砍来木材，靠着控制两端木头片的厚度调节杠铃的重量；队员还常去学校附近的小溪投掷石块，锻炼手臂力量。 摔跤队一日两训，早上训练半个小时，下午放学后还得训练一个小时。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一个个都精疲力尽，摊开手躺在垫子上一动不动，汗流得差不多了才起身回去，回家晚了，有队员就把文化课作业落下了。有队员连续两天没完成作业，班主任找朱志辉撒气，有的还把学生“扣”在教室不许来训练。 有队员练着练着就不来了，朱志辉上门家访，家长告诉他，语文和数学老师每天告状，因为练摔跤成绩跟不上，而成绩跟不上的表现只是不按时完成作业。朱志辉气得找对方理论，“体育也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我也有比赛任务，你们要讲道理！” 暑假第一次带队集训，朱志辉和来自7个乡镇学校的19名孩子一人一张凉席、一床被子，铺在教室的地上，一睡就是两个月。他起早去买菜，训练结束带着几名稍大一点的队员一起洗菜、做饭。 那时朱志辉19岁，没下过厨房，队员们总忍不住吐槽，“老师炒的菜可真难吃。”1997年，这群孩子去参加市运动会，获得6金12银的成绩，囊括了举重一半的奖牌。 器械磨损的频率越来越快，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因各种原因离开摔跤队，又不断有新人加入这支队伍。被领进摔跤队时，曾汉金只有10岁，早早地在村里“打”出了名气，村里同龄的孩子几乎都被他打过，去他家告状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学校老师纷纷劝他转学，朱志辉却认为这个孩子“敢打敢拼”，是摔跤的好苗子，跨上自行车去了曾汉金家。听说老师要带自己的儿子练摔跤，曾汉金的父母急了，“我的孩子本来就调皮，再跟着你去学打架，我更伤脑筋”。 这对父母更大的顾虑是，“练体育能出人头地解决工作吗？”朱志辉试图用体育给自己带来的改变说服他们，“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调皮的农村孩子，体育让我学会独立，找回自信，从一个农村孩子走向了令人羡慕的教育岗位。”临走时，孩子父亲撂下一句话，“带他训练可以，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路”。 朱志辉点点头，第二天就给曾汉金办了转学手续。入队后和队员的第一场较量，一连三个回合，曾汉金都输了，朱志辉告诉他，“摔跤不是打架，要学会在规则里赢”。 这让曾汉金觉得这位老师“有点不一样”。一次训练中，曾汉金踝关节受伤，痛得坐在地上抹眼泪，哭着要回家，朱志辉帮他穿鞋子，系鞋带，在长长的台阶前蹲下身子，“来，趴在我背上！”背起他去食堂吃饭，饭后又将他背回教室，放学后再将他交到父母手里，就这样背了半个月。 早期训练时，这个全村最能打架的孩子，受不了肌肉拉伸训练的苦，痛得逃训，朱志辉跑去他家做工作，“训练哪有不苦的，放弃了，前面的苦就白吃了。” 摔跤带曾汉金找到了人生的另一扇门，他连续4年包揽省少儿赛的冠军，一步步从市体校闯入国家队，最好成绩是全国摔跤锦标赛第二名。2012年，曾汉金因伤退役，回到麻小任教，“如果不是我师父把我领进摔跤队，现在我可能是‘小混混’在社会上打架”。 到麻小任校长后，朱志辉一直想培养出冠军来。刚开始，硬件条件很差。每次训练前，队员们都得先花上20分钟清理草地上的石子等尖锐物品。一场训练下来，后背、肩膀和手臂总是被擦破皮。受限于室内场地，一些摔跤动作无法施展，只能勉强容纳队员进行两两对抗训练。孩子受伤了、流血了、皮肤破损了，总能让家长找到各种退训的理由，“我们给队里的每个孩子都上了意外险，让他们在训练中有更多保障，但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受伤是不可避免的”。家长没有看到，其实教练也在草地里陪着孩子们一起摔打。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摔跤，至少一些女生不喜欢，不少男生也对摔跤缺乏兴趣。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国内上映不久，朱志辉把它下载在电脑里，一到六年级挨个班级播放，盘踞在女孩们内心深处对摔跤的抵触感开始慢慢消解。一年一次的摔跤艺术节也应运而生，写作好的孩子“写摔跤”；爱画画的孩子“画摔跤”；舞蹈基础好的孩子“跳摔跤舞”；还有以摔跤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两两对抗之外，寻找摔跤的的感觉，体验摔跤带来的成就感。 首届艺术节中，一幅简笔画让朱志辉印象深刻。画中两名摔跤运动员正双臂拉拽，一名运动员咬牙切齿，憋着一股劲做着夹颈背的动作，试图将对手快速过背摔倒在地，另一名运动员已双脚离地，瞪圆了双眼。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竟能把摔跤画得如此逼真传神。”更让朱志辉惊讶的是，这名女孩从未学过画画，为了更专业地表现摔跤，她常抢过父亲的手机，搜索有关摔跤的资料和图片模仿学习。 可把时间拉长了看，这位小学校长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省队、国家队，每个孩子天赋不同，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概率极小，摔跤给了孩子另一个出路，但能走多远，没人能保证。 朱志辉开始意识到，过于强调摔跤，孩子们其他的天赋和才艺被忽视了。于是，书法、美术、舞蹈等兴趣小组活跃起来，校内没有专业力量，学校从校外聘请了当地农民画家等辅导、授课。体操课、围棋课、足球课、乒乓球课等体育类课程也日渐丰富。长沙的一家篮球俱乐部主动找到朱志辉，将它们开发的花式篮球课程免费提供给麻小使用。 4年前，国内一家知名短视频内容平台找到朱志辉，以摔跤队员彭梓鑫为主人公拍摄一个视频短片， 短片播出后，朱志辉接到无数爱心人士的电话，都是要资助这个孩子的。朱志辉一律拒绝了，“政府、学校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正常的关注，这就够了，过度的关注，可能会产生坏影响”。 两年前，麻小摔跤馆启用，馆内铺上了专业摔跤垫，楼道和走廊的墙上照片一张挨着一张，有人来学校参观、拜访，朱志辉会引着他们从墙上的照片看起。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孩子们比赛的瞬间和摔跤队的发展历程。在大多数农村家长不知道奖牌是什么的年代，朱志辉把它们陈列在摔跤馆里，放大孩子们的闪光点。 麻小渐渐成了小有名气的摔跤学校，可朱志辉的治校思路却变了，“重要的不是培养冠军，而是通过摔跤这个载体，培养孩子们终身参与体育的兴趣。”他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体教结合，培养健康、阳光、自信的少年。 早上8点，早读声渐渐安静下来，学生便开始他们的第一项体能训练――全程1000米的跑操。跑操过后，学生们开始练习5分钟的摔跤操。摔跤操是朱志辉和体育老师共同琢磨出来的一套普及摔跤动作的课间操，全校学生不论年龄、性别，都要练习。朱志辉还将体育课安排为两节连堂课，确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上一次80分钟的摔跤专项训练课。二年级安排最基本的柔韧、滚翻力、肌肉拉伸力练习与游戏，三、四年级学习夹紧背，抱背摔等简单动作，五、六年级进入两人对抗摔跤实战训练。 农村家长对体育的轻视是与生俱来的，在“体育能有什么出息”的质疑中，麻小摔跤队也立下了自己的规矩，朱志辉和摔跤队的孩子们约定，如果期中、期末连续两次考试文化课成绩都在及格线以下，就不能继续参训，也不允许代表学校或摔跤队外出参赛。 他想要传达的信号是，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必须要有文化成绩作支撑，不爱学习的人，永远成不了高水平运动员。 “以体育人”成了朱志辉常挂在嘴边的办学理念，还被写入麻小的办学目标。 “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让孩子们有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体悟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感，提高抗挫折能力。” 每个月的学习榜样评比，学校特意单列了体育这一项，不只是文化成绩好的学生名字和照片能出现在宣传栏里，体育成绩好的孩子在荣誉墙上同样有一席之地。 正是摔跤方面取得的成绩，给这所山区学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2020年，武功山管委会招聘了15名在编老师，有11人被分到了麻小任教。学校还挂起了3个“国字号”招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如今的麻小有装备标准的体能室、摔跤馆。今年，政府投入2500万元对麻小重新规划和扩建，新的教学楼将于年底全部落成。朱志辉介绍，未来将有一个更标准的运动场拔地而起，摔跤训练馆也会迎来扩建。 2020年9月，朱志辉入选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首届“以体树人”杰出校长评选10强。已过不惑之年，朱志辉的头发白了大半，笑起来，皱纹悄悄爬上了眼角。不训练时，他喜欢一个人背着手站在操场上看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见到独自在角落的孩子，就主动上前聊聊天。 记者 陈卓琼 (责编：何淼、杨光宇)

原标题：“终身学习”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多可能 　　汕头大学图书馆。新华社发 　　湖北襄阳高新区东风社区电子阅览室为居民提供免费线上阅读服务。新华社发 　　读者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图书馆挑选书籍。新华社发 　　【“十四五”教育畅想】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世界教育发展的终身化趋势，也指出了我国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的方向。 　　1.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理念基础 　　终身学习是20世纪国际社会影响最大、最具有革命性的教育思潮。虽然在古代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就已经出现终身学习思想的萌芽，在20世纪初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朴素的终身学习思想，但是终身学习作为一种思潮的产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965年，法国教育家朗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做了题为“终身教育”的报告，被视为终身学习思潮的奠基者，终身教育也逐渐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教育思潮。终身教育这个概念包括教育的一切方面。从纵向上讲，终身教育包括一个人从生到死各个阶段的教育；从横向上讲，终身教育包括教育的各种形式、各个方面和各项内容。 　　197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实现了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的转变。报告指出，“虽然一个人正在不断地接受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而越来越成为主体了”，教育过程必须“把重点放在教育与学习过程的‘自学’原则上”。虽然无论是终身教育还是终身学习，都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但是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的转变实现了学习活动主体的转变。终身教育强调政府和社会为每个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而终身学习强调学习者自觉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机会自主学习。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终身学习”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2.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国际探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终身学习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致力于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通观各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措施，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有关终身学习法律法规。例如，美国是较早对终身学习立法的国家，早在1976年就颁布了《终身学习法案》。1990年，日本制定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把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努力建设“终身学习社会”。1999年，韩国制定《终身教育法》，要求把韩国建设成一个教育开放和终身学习的社会。 　　设立负责推进终身学习的组织机构，建立终身学习推进体制。例如，1988年，日本就在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作为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组织机构；在文部省、都道府县、市町村设立终身学习审议会，作为推进终身学习的咨询审议机构。日本还明确各行政部门的责任，制定终身学习振兴计划，设立“终身学习推进中心”，制定地区振兴终身学习规划，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打造开放、全纳的教育体系。在各国打造的新的教育体系中，学校不再是唯一的教育和学习系统，学习既可以在学校进行，也可以在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进行；年龄不再是接受不同层级教育限制因素，包括儿童、年轻人和成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致力于学习活动；各级各类教育上下衔接、左右沟通，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有机结合，从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组织到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层层推进，学习活动处于一种泛在的状态。 　　另外，各国积极推进“学分银行”学分累积、弹性学制等灵活、弹性的学习制度，实现终身学习的自主化和个性化。 　　3.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中国路径 　　终身学习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初传入我国，但直到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这是我国官方文件第一次使用“终身学习体系”的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是官方文件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在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 　　我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需要以形成学习型社会为目标。如果从1968年美国教育家赫钦斯出版《学习型社会》一书算起，“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出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学习型社会”概念的内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学习型社会”就是一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学习的社会。“学习型社会”是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根本旨归和依据，要建设的终身学习体系就是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提供学习机会和资源的体系。 　　我国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依赖于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国际社会制定终身学习法律法规、设立负责推进终身学习的组织机构、打造开放的教育体系、建立个性化的学习制度等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基本路径。但是一个国家的终身学习体系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建设的终身学习体系必然挖掘中国本土的教育资源，在终身教育体系本身及其建设机制方面形成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核心在于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但是基础则是培养全民终身向学的兴趣和能力。我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要强调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想，主张自主学习，重视激发学习者学习的兴趣和追求真知的动力，使每个人乐于学习，从而终身向学，并养成自主学习、自我评价、自我激励的能力。 　　（作者：刘宝存，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编：孙竞、何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