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能用声音控制几乎一切――站在家门前，说一声开门，门会自动打开，“开灯”“播放音乐”“打扫房间”……只要你说出口，机器就做得到。 曾经，这样的画面只存在于科幻片里，如今，却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场景。 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正在颠覆我们的生活，而未来5年、15年，更深刻的变革，就在前方。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被认为是新时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给未来指明了方向。 创新的力量日渐强劲，发展的道路越发宽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剩下的就是怎么干的问题。“十四五”是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一个个关于未来的畅想，浮现在字里行间。 谈到“十四五”，周汉民着重强调的是“青年”：青年最大的机遇就是随着国家的大战略走，随着国家新的发展方位走，“我们要时刻准备着”。 新产业的前沿 紧跟时代大潮才能有大作为。这一点，胡国平感触颇深。 我国的互联网热潮兴起于1999年，彼时，胡国平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当时在中国科大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里，师兄刘庆峰要创业，希望我也加入。”那时，胡国平已经获得了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研究生保送资格，有一些犹豫，刘庆峰就指给他看电脑的windows桌面，“我们要给windows加一层语音幕布”。 “当时人工智能尚属于发展萌芽期，但我们意识到语音在未来人机交互中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胡国平说，因为热爱，也因为坚信时代大势，他们当年成立了科大讯飞，这家人工智能公司后来以其强大的智能语音技术为众人所知。 “得益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科大讯飞搭上了时代快车。”胡国平说，回头再看，就业创业必须着眼未来。 《建议》重点提及人工智能，这给胡国平莫大的信心。后疫情时代，人工智能生态发展正经历变化，从为产品赋能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胡国平希望利用平台技术，与百万开发者团队一起共建蓬勃发展的产业生态，用人工智能技术给民生事业补短板，解决社会刚需问题。 这也是青年的新机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我国新型城镇化格局加速形成背景下，产业升级迎来新机遇，中国正在“换道超车”。 根据已披露的各地“十四五”前期课题研究成果，创新、产业等成为高频词。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这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 目前，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给强国一代提供了无限的舞台。 “当数字经济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的时候，我们更要有担当得起的能力。”周汉民对这代年轻人十分看好，“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当下，青年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发展新阶段的通盘把握，有发展新理念的忠实坚守，有发展新格局的心中了然”。 他还说，纵观“十四五”，青年有许许多多的可为之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青年更多地创新和创造，所有机遇是针对有准备的头脑，青年要时刻准备着。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新征程意味着新机遇。《建议》发布当天，李默就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选择没错。李默是名程序员，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还行，但上班“996”是日常，“007”也是常态，北京竞争压力又大，几年下来“头都要秃了”。2018年,他决定离开北京，去成都发展，对此家人一直有些担心。 如今，《建议》上清楚地写着，“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给他吃了定心丸，中西部大发展的时候到了。 “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许多年轻人因此两难彷徨。未来15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年轻人将拥有更多更清晰更自主的选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34个都市圈。而《建议》释放出的信号是，城市群、都市圈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事实上是要通过诸如基础设施同步提升和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环境不断改善等来扩大就业空间。”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提升二三线城市的种种能力，年轻人就不用拥挤在一线城市中，这样，年轻人的未来就更广阔了，经济社会的和谐程度也会更高。 周汉民说，新型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心城市要优化布局区域，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要鳞次栉比，功能各异。 “这不是简单的由农民转变为城里人。”他说，空间布局要引导全民全面走向富裕的道路，区域协调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而新型城镇化要突出的是新型。新就新在形式上、模式上、规制上和布局上，而着力的核心在于“人”。 最近，李默经常会给家人发关于《建议》的解读文章，他认为，中国不是只有北上广深，成都、杭州这样的城市同样大有可为，目前西部地区还比较落后，但却有无数机会。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认为，从《建议》中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未来将不再是限制年轻人发挥才能的因素，随着新城市带、新产业带的广泛布局，年轻人可能不再像今天一样集中在大城市发展，他们会有更多的机遇、更大的舞台。 记者 张均斌 (责编：何淼、孙竞)

“创业大赛不需要创业计划书？开始我还以为听错了。”作为一名农业养殖项目创业者，来自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刘发曾经参加过多次创业大赛，也收获了不少荣誉。不过，对于一名尚在“爬坡”的创业者来说，每次准备创业计划书之类的文字材料，常常耗去很多精力，势必影响本职工作。这一回，阜阳青年扶贫创业大赛简化程序，不要求提交创业计划书的做法，着实让他感到了“减负”。 “尤其对于很多农村创业青年来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整天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生产，要他们撰写创业书，真是勉为其难，有些人甚至因此不愿参加创业大赛。”团阜阳市委工作人员曹杰振介绍说，扶贫创业大赛主要面向农村一线创业青年，举办大赛的初衷就是要推广他们的项目。“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省略一些不必要的环节，让创业者更能集中精力，更高效、更直观地展示自己的项目。” 正因为程序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青年的参与积极性。在刚刚落幕的阜阳市第三届青年扶贫创业大赛上，共有100多个项目参赛，涉及特色种植养殖技术、节能环保、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农业社会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众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有的选手就是“脚上带泥”的青年农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是行家里手，创业项目容易复制，具有示范带动效应。 大赛对阜阳地区青年参与的助力脱贫攻坚项目与计划进行全面梳理，并对有特色、可复制、经济效益突出、社会效益良好、带动贫困户多的项目或计划进行宣传、推广。决赛阶段，参赛选手更是别具一格，或用详细、充分的数据来说明创业项目市场潜力，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讲述创业项目可行性。 “青年扶贫大赛最大的特点就是参赛者都在扶贫一线，他们的项目没有多么高大上，但都是能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为贫困户带去实实在在收益的好项目。”团阜阳市委副书记王静说，“我们希望以赛代训，边比赛边指导帮扶，不断完善项目，同时让更多志同道合的农村创业青年聚在一起，抱团发展。” 对此，34岁的返乡创业青年刘大卫深有感触。“槐树、樱花树、大叶女贞树风景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当日，刘大卫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农场内种植的风景树。 2012年，刘大卫回到家乡界首市光武镇，流转1000亩土地，当起农民，开办了聚丰家庭农场。刚开始创业时，每年粮食收割、堆放、晾晒，都是他一个人干，有时累得靠在树边就能睡着。 起初，资金压力、基础设施匮乏、天气风险让刘大卫备感压力。团界首市委及时协调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刘大卫贴息贷款，帮他渡过难关，并且推荐他参加界首市青年扶贫创业大赛及相关培训，为他的创业路把好方向。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刘大卫正是在创业大赛的培训中意识到，要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子，于是拓展经营蔬菜、苗木花卉、果园种植和畜禽养殖。 农场成立以来，刘大卫带动周边村民从事现代农业种植、养殖。农忙时节，聘用30余名农民，每人每年可直接增加收入6000元，高峰时有100多个农民排队前来找工作。此外，刘大卫给予贫困户每年一亩地800元租金，年底还有分红。聚丰家庭农场也被评为安徽省示范家庭农场，刘大卫被评为“全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在青年扶贫创业大赛上，也能时常见到集体智慧闪烁的火花――今年获得一等奖的“浓香型马泡籽油精加工及产业化”项目就是团队协作的成果。 圆溜溜、青黄色的马泡瓜是皖北地区常见的野生植物，但是马泡籽榨成油还是桩新鲜事。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位于太和县国家级农业示范区的安徽有机良庄，看到马泡瓜种苗繁育基地以及马泡籽油产品。 “亩产能达到3000斤，4斤马泡籽能榨1斤油。今年产品已经订完了，本地市场供不应求。”有机良庄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马宗新介绍。 马泡瓜分布于黄淮平原，但从未规模化种植，之前只有作坊加工，效率低下。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有机良庄青年创业团队于2015年开始研究种植马泡瓜。 经过5年持续研发，公司在马泡瓜新品种选育、规模化种植、浓香型马泡籽油加工工艺、生产规模等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今年，该公司新增40亩马泡瓜试验田，尝试和甜瓜杂交，用以丰富产品口味。 “光自己种植不行，还要带乡亲们致富。”该公司负责人、青年企业家陈金良介绍，在种植马泡瓜的过程中，公司不忘带动生产基地周边贫困人口就业。“2019年，公司聘用附近贫困户68户、165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有8000多元。” 据了解，自2018年来，为助力脱贫攻坚、扶持青年创业，团阜阳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等5家单位连续开展3届青年扶贫创业大赛，涉及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等方面，覆盖全部县市区，参加项目累计300余个。其中，获奖项目34个，发放奖金28.3万元，项目落地成功率92%，有效带动800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记者 王磊 王海涵  (责编：何淼、孙竞)

原标题：甘肃控辍保学清零 劝返万名学生复学以“智”脱贫 中新网兰州11月12日电 (记者刘薛梅)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12日表示，聚焦“义务教育有保障”，甘肃以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逐县逐校、逐户逐生解决问题，目前，义务教育辍学现象已动态消除，有保障的目标基本实现。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而失学辍学却长期困扰甘肃教育脱贫攻坚，在“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工作中，甘肃着力构建“教育有保障、升学有能力、就业有技能、人人有出路”的教育脱贫体系，推动贫困人口由“因学致贫”向“以学脱贫”转变。 甘肃建立了以县为主的教育、公安、扶贫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比对机制，对学籍信息、户籍信息、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进行比对，定期排查和核实失辍学学生。 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时宁国说，甘肃将每年的2月和8月确定为“义务教育法治宣传月”，累计编发宣传短信45万条、发放义务教育法制宣传责任告知书210万份，以此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和送孩子入学的主动性。对批评教育后拒不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监护人，由司法部门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以“官告民”的形式敦促199名辍学学生复学，并对重点地区学生出勤情况进行采集分析，保证复学学生到校率。 从2018年至今，甘肃累计劝返复学2568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10043人)，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无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失学辍学。 学生劝回来了，就得实现坐得住。在此，甘肃各地综合考虑复学学生辍学时间、学业水平、身体状况等因素对复学学生进行分类安置，学校结合劝返复学学生年龄、失辍学时间、学业水平、兴趣特长等身心发展特点，分析研究制订针对复学学生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和学习方案，解决复学学生返校后“跟不上”“不想上”等问题。 时宁国说，为加快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加强“两类学校”建设，加大师资保障和学生资助保障力度，确保“上好学”，2014至2018年，累计投入资金238.63亿元完成“全面改薄”规划任务，据教育部通报，甘肃全面改薄项目进度并列全国第1位，全省各地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国家“20条底线”要求。 立足部分民众居住分散、学生上学距离较远的实际，甘肃多渠道筹措资金21.28亿元，建设乡镇寄宿制学校633所、乡村小规模学校1396所，保障了每一名农村学生稳定就近入学。投入资金12.8亿元实施“温暖工程”“周转宿舍”等省列民生实事项目，解决了深度贫困县48万名师生采暖和6.6万名教师住宿问题。 为阻止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甘肃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资助体系，十八大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免、奖、助资金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金279.86亿元，受益学生1238.06万人次。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4类贫困家庭非寄宿制学生(即建档立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按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50%的标准补助生活费。 王海燕说，在招生就业方面，甘肃实行“一生一策”“不就业不脱手”制度，为每名贫困家庭毕业生提供3个以上就业岗位，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14.56万人，甘肃以“扶贫+就业”帮扶重点人群，2020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80.5%，高出全省平均就业率5.5个百分点。 (责编：实习生 （张玉）、何淼)

人民网北京11月13日电 （记者 孙竞）近日，第五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深入探讨和交流分享，为我国的教育治理提供思路、凝聚共识，推进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指出，在新时代，教育领域需要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做到善用规划红利，彰显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湖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陶宏指出，要坚持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坚持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立足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发展战略水平。同时，要总结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经验，稳妥谋划线上教育，改进好线下教育，把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优势结合起来。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云在发言中总结了疫情期间教育变化的十大趋势：教育场所泛在化、教育方式多样化、教育主体多元化、教育过程双重化、育人目标全面化、教育内容未来化、教育评价过程化、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教育环节终生化、学校社区融合化。 “如何推动教育的变革，是当今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之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从前，必须顺应这些趋势，全面推进和深化疫后教育变革，构建与中国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教育模式。”赵凌云强调。 据悉，本次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和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共同主办。除主论坛之外，另有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在线教育治理、智库建设与评价、国际教育五个平行分论坛。 (责编：孙竞、吕腾龙)

新华社讯 （记者王珏玢）记者11月10日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南古所）获悉，来自该所和福建农林大学的古生物学者最近在辽宁省凌源市发现一种约1.25亿年前的奇特被子植物化石：凌源变果。这种有趣的远古植物，同一个植物个体上长着形态各不相同的叶子和果实，这为人们探知早期被子植物的形态打开了窗口。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鑫介绍，被子植物通俗来讲就是开花结果的植物。它们是植物界中最进化、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类群。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被子植物约30万种，占现生植物界种类的绝大多数。现在的被子植物，同一种植物的叶、花、果实等器官形态基本一致，而凌源变果之所以特别，在于一个“变”字。 此次发现的凌源变果化石，长约17厘米、宽12厘米，其中保存了植物末端的多个器官，包括茎、叶、花蕾、果实等。从形态上看，同一棵凌源变果上长出了多种模样的叶片和果实：有的叶片具有细长叶柄，有的则没有叶柄，直接长在枝上。有的果柄短而粗，上面聚集生长着很多个果实，有的果柄则细而长，上面只长着一两个果实。 “这些不同特征如果放在现代植物中，有可能已经跨越了很多不同的生物类别。但在1.25亿年前，它们确实出现在了同一棵植物上。这充分说明，早期被子植物在形态上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王鑫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上。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小心教育培训合同里的那些“坑” 在教育培训投诉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经营者一方都会拿出一份格式合同抗辩，而其中的条款存在诸多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内容。近日，教育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对校外培训机构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的通知》，加大对培训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行为的查处。由此，教育培训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我国法律对格式合同有严格限定 消费者在与教育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培训机构往往拿出的是密密麻麻的格式合同，特别是现在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很多机构甚至通过网络与消费者直接签订格式条款合同。 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中有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也无效；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同样无效。如果当事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堂店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即将施行的民法典中特别提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可见，若教育培训机构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与消费者签订格式条款，消费者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依法解除双方的培训合同或协议，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 那么，在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打交道时，消费者经常会摔倒在哪些“坑”里呢？ “坑”一 约定“概不退费” 徐先生和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双方约定：日语课程共6级别，学费31800元；此为运营总监特批特价合同，不予退费，不予转让，若因重大不可抗力因素所引发的退费，学生需要承担手续费和违约金共占合同总价的30%并扣除所上级别的发改委备案价格，不足整级别的按照整级别费用扣除。合同签订后，徐先生依约支付了培训费，后因工作原因在上过三次课后无法继续接受培训，多次要求教育咨询公司解除合同退还未使用学费，遭到拒绝，双方闹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培训合同中关于退费条件的格式条款明显加重了徐先生的责任，确认该条款无效。合同解除后，根据徐先生购买的课程数量、上课次数核算教育咨询公司应该退还其的培训费用。 法官释疑 在签约时，消费者通常不会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就签字确认。在这些教育培训合同中常会约定“概不退费”或者其他退费的限制条件，且未采取加粗、加黑等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该条款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责任，且未进行有效提示，一般可认定为无效。 “坑”二 要求预付费 李先生与一家幼儿早教机构签订《会员服务协议》，约定为孩子提供音乐、艺术、英语等106节课程，协议到期日为2021年9月28日，总费用为17345元。没想到，一个月后该早教机构通过客服微信发送了《致会员家长的一封信》，告知“直营店关闭，课程暂停”。李先生与早教机构无法取得联系，只得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早教机构以明示的方式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李先生要求解除双方的服务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解除后，早教机构应当退还李先生未使用的课时费用。 法官释疑 预付费式消费是时下经营者常用的一种营销模式，即消费者在实际消费前就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费用，再由经营者提供相应的商品或服务。通常情况下，经营者以此种方式给消费者享有一定的价格优惠，但与此同时，消费者往往承担较大风险。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90%以上都涉及预付费情况，大部分消费者被教育培训机构的优惠信息所吸引，提前一次性交纳了大量预付款，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趸交，培训机构未提供正规发票或者合同。还有的消费者在交纳预付款后，遭遇培训机构“跑路”的情况。此种情形往往涉及人数众多，若情节严重，培训机构负责人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另外，消费者除了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坑”三 规定有效期 王女士与某艺术培训机构（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为王女士之子（乙方）提供艺术培训课，共计70节，其中包括10节赠课，课程有效期从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课时费共计10 500元。该协议同时约定：“因特殊原因无法连续上课超过2周以上的，乙方应在甲方前台办理‘长假申请’，并相应顺延课程有效期。乙方办理一次或多次长假申请，总顺延期限不得超过课程有效期的四分之一。甲方如在到期日前解除协议，须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退费须满足以下条件：解除协议须在课程有效期内，有效期届满未消费课时不予退费。”2019年11月，该培训机构停业，王女士之子还剩余46节课，其中包括10节赠课。王女士要求解除双方协议，并退还课时费7000元。培训机构认为，王女士的合同已经超过履行期，且未办理长假申请，并且课程延长期间也超过约定有效期，所以不同意退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预付式消费是一次付款、分次履行，合同的完全履行具有延时性。根据相关商业预付卡管理规定，记名卡不应当设置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符合记名卡预付消费模式，不应当设置课程有效期，该培训机构应当退还王女士未消费的课程费用。 法官释疑 很多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设置了课程有效期，约定双方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培训，而消费者往往会出现各种情况导致无法如期完成。此时有些消费者会选择协商延长期限，培训机构常常会口头承诺同意延长，但此后一旦出现纠纷，培训机构会以设置了有效期限进行抗辩，因此对于合同内容约定的有效期，消费者应当提高重视。否则，在纠纷发生时，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消费者也可能会面临承担教育培训有效期截止，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风险。 “坑”四 给出“包过”承诺 彭先生（乙方）与某教育咨询公司（甲方）签订《全国在职研究生考前辅导包过班合同》，约定甲方开办全国在职研究生考前辅导班，乙方基于对甲方教学质量的信任及对辅导方案的认同，参加甲方辅导。所报院校为某大学，专业为公共管理。甲方收取费用51800元，若乙方按照甲方提供考试学习计划未能通过考试的，则甲方予以退费。彭先生参加考试后，未能考入预想的大学，教育咨询公司承诺为他调剂未果，彭先生要求退款，公司表示拒绝。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彭先生确实未通过研究生考试，公司应向其退费。 法官释疑 在教育培训行业中，“包过”协议非常受消费者欢迎。此类协议通常针对某项考试，培训机构承诺若未通过考试可以全部退还培训费，而消费者通常怀着“不过也没有损失”的心理，对此种“包过”协议欣然接受，但往往忽略此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师资、合同约定的附加退款条件等。如果消费者盲目签订此类合同，不仅付出时间代价和昂贵的培训费用，还可能遭遇培训机构拒绝退费的风险。 “坑”五 提供“教育贷” 谭先生和某英语培训机构签订《英语课程注册合同》，课程费46300元。后来，他又签署了《风险告知书》，确认知晓学费贷款业务的相关风险。合同签订后，谭先生以现金支付课程费10000元，以贷款方式支付课程费36300元。后谭先生认为，该英语培训机构通过欺诈手段与其签订合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学费分期贷款，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培训合同并退还培训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英语课程注册合同》及《风险告知书》的事实存在。谭先生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签订该协议及以贷款方式支付部分课程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认为谭先生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没有支持。 法官释疑 “教育贷”，即教育培训合同分期贷款支付方式，也是近年来兴起的对教育培训费用支付的一种方式，具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即贷款申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该种支付方式主要是针对培训费用较高，受众多为资金来源有限的群体。教育培训机构往往会强调使用教育贷支付可以减轻一次性支付培训费的压力，且通常用“免息”等福利来吸引消费者，但却弱化了教育贷本身的贷款属性和风险，消费者在举证时也难以证明教育机构存在误导或诱导的情况。因为贷款行为和参加培训教育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在无法获得培训或者和教育培训机构产生纠纷时，仍然需要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法律建议 消费者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要针对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提高风险意识。可通过征信系统、裁判文书、工商管理机关公示情况、实地考察等途径，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教师资质、教学能力等。 培训机构通常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特别是在网络平台签约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约定，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培训的费用、支付方式（是现金、网络支付还是贷款等）、培训的方式（线上还是线下、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培训地点、退款条件等都应注意，并要求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或者承诺全部清楚写进合同。 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消费者最好留有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记录，关注教育培训机构的主体是否有变化。（作者：孙霜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让学生当众销毁手机，这样的教育秀当休矣 近日，一个有关5名中学生当着几千名师生的面将自己的手机丢进水桶里销毁的视频引发热议。事后，校方回应称，学生销毁手机系自愿，家长也支持。其实，这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从事后不少网友和家长表示“支持”的社会观感来看，类似事件仍将继续出现。也正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这种做法本身是反教育而非教育。 对于视频中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一些校长、教师和家长都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有效”。然而，他们对于有效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当众销毁手机这种做法可能对解决眼下学生偷偷玩手机的问题有效，可能对迫使学生专注学业、提高成绩有效，可能对扭转孩子对家长和老师要求不服从的状况有效，但是，这种做法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不会有效，在另外一些似乎看不见却又更加重要的方面也会无效，甚至对学生以后的健康生活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 就这则视频中的事件而言，有人看到的只是5名学生的5部手机被销毁，但对于被要求目睹整个过程的几千名学生来说，他们受到的却是“尊严不重要”的教育，传递出的是“人的尊严可以被如此无视”的错误导向。更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在场的几千名学生，在面对别人尊严受到伤害的情形下采取选边站的漠视态度，这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产生错误的影响。此种观念一旦形成，还将对学生追求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构成阻力，让部分学生难以创造和享受健康生活，并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学生违规，自然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种批评教育不能突破尊重底线，而且销毁学生手机涉嫌侵犯他人财产。以涉嫌违法的手段解决学生违反校规的问题，轻重颠倒，也无怪乎有人忧虑其会对学生造成错误示范。任何育人手段，首先都要遵循育人的逻辑，选择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手段时也应尽可能对育人有益无害。如果教育后涉事学生已经认错，似无必要再演一场“当众销毁手机秀”；如果教育后学生自律问题仍未解决，当众销毁手机就属于被迫所为，不仅几乎没有教育价值，反而具有较高风险。 相关调查表明，当下难以根治的校园欺凌，其主要根源之一来自成人社会的暴力倾向和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一伸拳头就有效”的方式使得一部分未成年人从欺凌别人中获得快感、成就感、威严感，同时也染上长时间难以消除的不利于健康成长的“病毒”。这种不健康的心理，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演变为欺凌行为，造成悲剧性后果。 简而言之，当众销毁手机无论其方式和过程经过怎样的“精心设计”，暴露出来的依然是教育上的急功近利、简单粗暴，表面看短期有效、局部有效，实则长远有害、整体有害，在“工具”意义上是有效的，而在“育人”目标的实现上带来的更多是伤害。 教育智慧，再怎么频繁提及都不应嫌多。教育是艺术，应是优雅的，应遵从人性、以人教人。教育的更高目标是立德树人，只有以养成健全人格的方式开展和进行，才算是更好履行了教育人的职责。 （作者：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为契机扩大控烟成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简称“未保法”），该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控烟人士认为，未保法明确有关控烟的条款是意义深远的调整，是中国控烟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深圳、杭州等城市法规已经把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但全国性法律文本之前未将电子烟写进，而最近通过的未保法是写入电子烟的首部全国性法律。该法律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 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都是一种提醒或教育，即让未成年人吸电子烟等属于违法行为，否则或将受到法律惩罚。这一规定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他全国性法律和更多地方法规禁止电子烟开了一个好头，使各级立法机关意识到两点：一是电子烟对健康是有害的；二是立法禁止电子烟是趋势。 同时，这一规定也能促使更多社会公众、相关企业、政策决策者、执法机关等方面对电子烟的危害性形成共识。目前，虽然有关方面、新闻舆论一再普及电子烟相关知识，改变了不少人对电子烟的错误认识，但吸电子烟的大有人在，更有不少地方企业违规生产电子烟。希望未保法修订能够扭转电子烟发展势头。 此外，未保法第59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这一规定旨在为未成年人不买烟、不吸烟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健康保护力度。 不过，我们不能指望一部法律中的几条规定能杜绝烟草伤害未成年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卷烟使用率明显下降，但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高中学生吸烟率远高于初中学生。这一结果让人忧大于喜。应针对“初中生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等采取更多措施。 法律层面，除了修订未保法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要进一步加大控烟力度。比如《烟草专卖法》不仅要与未保法保持一致，还要作出更细致更有效的规定。再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几年前就是重点立法项目，但至今不见正式出台。法律是控烟最有力的武器，应以未保法修订为契机及时完善相关法律。 执法层面。深圳开出全国首张电子烟罚单，曾广受舆论好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以后，有数据显示成年人吸烟人群明显减少，这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但是，控烟是一场“持久战”，吸烟率还有下降的必要和空间。这就需要各地有关方面根据未保法和地方法规调整，以有效执法去配合立法。 另外，经济政策也有必要与相关立法精神保持一致。比如，既然电子烟纳入国家法律和一些地方法规禁烟范围，那么电子烟产业能否及时做出调整？如控制规模、调整流向、规范宣传等。近些年来，从立法到执法的一系列控烟举措已经取得一定积极效果，但还应该以未保法修订为契机不断扩大控烟战果。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