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辽宁省启动保用工促就业助振兴行动 500家企业携1.5万个岗位进场招聘 　　2月11日，辽宁省启动保用工促就业助振兴行动 500家企业携1.5万个岗位进场招聘。　辽宁省人社厅供图 　　2月11日，由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的“春暖辽沈・援企护航”保用工促就业助振兴行动暨“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在大连市启动。 　　本次行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落实、工程化推进”为抓手，积极主动为市场主体和重点群体提供更加精准、更加匹配的个性化全方位服务，切实稳定全省就业大局，助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 　　图为现场招聘。　辽宁省人社厅供图 　　行动主要包括“助企纾困・提振信心”行动、“重大项目重点企业保障用工”行动、“心系中小微・助民企发展”用工保障行动、“技能兴企”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行动、毕业生留辽来辽就业促进行动、农民工就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失业人员再就业帮扶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服务”行动、重点群体创业带动就业推进行动、“零工就业服务”行动、直播带岗品牌建设行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在内的十三个专项行动。 　　启动仪式后举办现场招聘、线上招聘、直播带岗、大讲堂、宣传展示、政策咨询等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现场设置重大项目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5个招聘专区，为供求双方提供精准、高效、便捷的服务。 　　线上招聘由辽宁省就业人才服务网和全省14个市公共就业服务网站，同步开展为期3周的“云招聘”，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精准服务，在全省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现场开展就业创业大讲堂活动、宣传展示、直播带岗、政策咨询等系列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图为活动现场。　辽宁省人社厅供图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省的500家企业携1.5万个岗位进场招聘，3万余名求职者进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539人次，拟定上岗1632人次；创业资源对接区，现场接待洽谈2500余人次，42个项目初步达成合作意向130个；13个创业资源和18个市级孵化平台达成合作意向520个，政策咨询区共接待咨询800余人次。 　　当天，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辽宁省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及各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启动仪式。(李��)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光明时评】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2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的主题为“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此前在教育部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启动实施一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社会全面变革，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发生。特别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教育面临重大挑战，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在线学习进一步加速了教育数字化变革进程。过去3年来，我国利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多种数字资源，开展了一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正在重塑教育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高等教育数字化意在通过全面和彻底的数字化转型，形成数据驱动、人技结合、跨界开放的新型教育生态，构建更加适切、更加完备、更加开放、更加公平、更加卓越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新体系。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迭代的长期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和转型四个阶段。由我国牵头编制的世界首份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报告《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将高等教育数字化划分为转化、转型和智慧三个发展阶段。转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为后续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转型阶段主要通过对教育相关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实现高等教育各要素、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对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形式、服务形式及治理形式等方面的数字化改造；智慧阶段则主要通过对新兴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提供个性化、精细化、全程化的服务，以更加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教育理念、治理方式等综合层面的全面变革，全面赋能师生发展，打造新兴教育生态，形塑全新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要义的教育质量文化。 我们可以将目前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定义为教育数字化转型1.0版本，而将在此基础之上的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及个性化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发展阶段定义为教育数字化转型2.0版本。如果说1.0版本的教育数字化是以促进物的建设和技术应用为中心，那么，2.0版本的教育数字化则是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因此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不断回归以人的自由、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宗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更加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发展动力由“自上而下、外在推动”转变为“自下而上、内在追求”，质量文化由单一化、标准化转向多元化、非标准化。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通过对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管理方式的不断重塑，有望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一言以蔽之，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仅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然要求，也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全新的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能。 （作者：高耀，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在全区率先启动职业牧民职称评定工作，并在阿巴嘎旗开展试点工作。近日，阿巴嘎旗顺利完成职业牧民初级职称评审工作，通过筛选，第一批41名牧民获得初级职业牧民职称，这也是全区第一批获此殊荣的牧民。 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巴彦宝拉格嘎查牧民浩毕斯哈拉图是嘎查的养牛大户。2019年，他家取得自治区家庭牧场认定证书，这次经过专业人员考核评审，被评上“职业牧民职称”。“牧户有家庭牧场和奶食品作坊营业执照，也参加了各类的培训，符合我们的新型职业牧民初级考核评审。”阿巴嘎旗农科局高级兽医师巴乙拉图说。“作为第一批申报职业农牧民职称的牧民，我很荣幸，这是对我养殖工作的认可，也能激励我更努力学习，提升养殖技能和养殖水平。”浩毕斯哈拉图高兴地说。 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乌日根温都日勒嘎查的桑斯尔是一位90后牧民，大学毕业后返乡放牧，将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智能畜牧管理技术与传统养牧相结合，效果十分显著。今年，桑斯尔报名参加了职称评选。“目前，我报的是初级职称，未来还想努力评上中级和高级职称。”他告诉记者。 2022年底，锡林郭勒盟出台了《职业农牧民职称评审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启动职业牧民职称评定工作，职业农牧民职称评定划分为养殖、加工和服务三个类别，设立初级、中级和高级，符合多个专业条件的农牧民，可申请一证多专业和一人多证。 锡林郭勒盟职业农牧民职称评定创新评价机制，结合农牧民技术人员工作特点、成长规律，对参评人员的学历、论文等均不作要求，重点考察实际操作能力，把参评对象所从事的产业规模及经济效益、科技推广应用能力作为主要评价依据，把实地考核、现场演示作为主要评价手段，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启动职业农牧民职称评定工作，是锡林郭勒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振兴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阿巴嘎旗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职称评审试点工作的探索，力求到2024年形成相对成熟的职业牧民职称评审制度，充分发挥职业牧民职称评审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牧区人才与本地区畜牧业融合发展。（记者高平、王潇） (责编：孙竞、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 　　 【记者手记】 　　 两会即将到来，今年的施大宁依旧带着一年来围绕教育总结的新问题，准备了多个提案。“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将新时代教育三问作为自身不断研究、建设的课题，每一年的施大宁都给出了深刻的答案。 　　 “一个人来造发动机，一个人去搞机械设计，一个人做电子电路，一个人负责控制系统，我们宿舍就能造‘一架飞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空创新班的学生不是在“喊口号”，而是施校长口中“每个学生都会有量身定制的创新实践培养方案”真正落地发展，让资源汇聚、学科融合给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更大便利。 　　 给予学生发展更大的便利，给予科研创新更大的支持，引导学生更好地运用知识报效祖国，施大宁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我们应该多尊重年轻人的选择，多听听他们的声音。当代青年的学识、学习方式、知识水平、眼界、创新创业的意识、追求平等独立的责任感，包括选择、规划生活方式的能力等都超越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善于去教育与引导他们，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用已经积累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走得更好。” 　　 （记者 崔兴毅）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中新社太原2月17日电 (记者 胡健)“现在的文化遗产课程建设难以满足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需求，必要时可成立国家遗产学院，以求为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转化利用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17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杭侃把目光聚焦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他希望加强中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完善文化遗产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机制。 截至2022年，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世界遗产56项(居世界第二)，备案博物馆6183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学科支撑与人才培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考古人才奇缺。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并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办四期考古人员短训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改革开放之后，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陆续创办考古专业。 考古资源被发掘出来后，如何保护？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被公众所认知？能否更好地转换为当代社会教育资源乃至社会、经济发展资源？杭侃表示，一系列问题愈发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新发展。1988年，北京大学在考古系内成立博物馆学专业，就是适应了这种形势的发展需求。 “2011年，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提出新问题。”杭侃说，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开始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设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但所设课程仍偏重考古学基础研究部分，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本体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等问题，缺乏系统性，受重视程度有限。 杭侃认为，想要保护好一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考古学相关工作，还需要更广泛地吸收博物馆学、建筑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营养，以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和保护需求为核心，开展跨学科研究。如果仅将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作为考古学下设的二级学科，显然会不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无法真正培养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所需要的人才。 (责编：孙竞、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探索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能够坚定青少年的理想信念、开拓青少年的视野、培养优秀的思维方式。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需要精心的引导与栽培，在注重科学知识教授的同时，也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生力军、主力军。负责“中国关心下一代核心素养教育培养计划”公益项目具体工作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核心素养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正确认识人文素养对青少年学业和成长的重要性，围绕培养青少年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以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相关研究为主，扎实开展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开展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提供方案解决、策划组织、培训实施及学术支持。 明确教育价值，夯实人文素养教育基础 研究院进一步明确人文素养的内涵，即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体系，包括人文知识的积累、人文主义价值的认同、人文情怀的培养、人文精神真谛的理解，以及丰富的人文情感、高雅的审美情趣、乐观地对待人生、尊重和理解多样性的文化。以此为基础，研究院开展的人文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涉及政治、语言、哲学、心理健康、艺术等众多学科，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健全人格，帮助青少年全面成长。 研究院以新课改为契机，回归育人本位，以人文素质课程体系建设为抓手，积极探索适合新时代青少年教育规律、学习特点以及时代需求的教育路径，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学生竞争力，以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研究院启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家风家训家规”全国经典诵读大型公益活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青少年校园生活。 深化教育改革，构建人文素养教育体系 新课程改革明确了课程改革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这也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趋向与理念诉求。研究院深入推进教育改革的落地落实，全面构建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体系，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研究院从增强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适应性入手构建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体系，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出发，适度补充历史文化、地理知识、经典文学及科学前沿成果等，从而开拓青少年的视野、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研究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学校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校本课程，将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风貌、人文情怀等融入课程体系，让青少年接受更多人文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青少年的人文素养。研究院紧扣地方特色文化，举办“非遗进校园，文化有传承”系列核心素养教育，用校园语境传播非遗保护意识培育文化素养，以文化自信引领青少年全面发展，以非遗资源为教育实践赋能，产学研合力，在服务教育的同时传承、传播地方特色文化。 重视教育实践，增强人文素养教育成效 青少年人文素养涵盖了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精神及人文行为。研究院不断探索有成效的人文素养教育模式，帮助青少年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培养优秀的思维方式，获得参与社会工作的交际能力、应变能力、管理和解决矛盾的能力等。 作为知行合一的主要抓手，社会实践是青少年增长知识、开拓视野、锻炼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载体。研究院积极倡导在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中开展学以致用的实践活动，让青少年深度参与社会实践，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文科学的价值与魅力，并将获得的人文知识内化为理想信念、价值信仰，学会承担和履行责任，增强人文素质教育成效。研究院还创新实施了“互联网+传统文化+素质拓展”教育模式，加强青少年心理辅导教育，帮助青少年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切实发挥人文素养培养计划的育人优势。 （作者：包君成）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产学研融合，攻下抗抑郁原创药 从企业研发一线赶回学校实验室，烟台大学药学院教授田京伟怀揣着一粒粉色药片。这粒小药片，看似不起眼，却并不简单――它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一类新药，用于治疗抑郁症。 “真的很不容易！”2月14日，面对科技日报记者，田京伟感慨道。为了研发这粒小药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临床试验，产学研联手攻关，前后历时12年。 批了！首粒“中国制”抗抑郁原创药诞生 “批了！”2022年11月3日，这款名为“若欣林”的创新药获批上市。作为该项目的研发主持人，田京伟长舒了一口气。 抑郁症，是发病率最高的单病种精神疾病。“由于社会教育问题，人们对抑郁症往往缺乏科学认识。”田京伟说，“据统计，我国抑郁症患者中，就诊率只有20%。” 半个多世纪以来，抗抑郁药出现了不少，但大都“治标不治本”。“这些药品治愈率较低，治疗后有残留症状，患者功能无法全面康复。”田京伟介绍，一般的抗抑郁药物有5大缺陷――起效时间慢，不能改善患者兴趣，不能改善认知，导致和加重性功能障碍，导致镇静和嗜睡。 更让我国科研工作者心有不甘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的抗抑郁药几乎皆由跨国药企研发，本土药企产品则以仿制为主。 这一切，让田京伟团队深感使命在肩。他们义无反顾地迈向抗抑郁原创药研制的“深水区”。 “创新药物的研发，就像是一场冒险。”田京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新药领域，原创药的研发难度最大。 12年来，研发团队不舍昼夜，周末假日无休，田京伟清楚：“与众多对手拼抢速度，必须全力以赴！” 攻关！发挥科研机制上的“先天优势” 从实验室到进入临床试验的阶段，通常被称为新药开发的“死亡之谷”。这是因为，成果转化的技术难度高，成功率低。 复盘“若欣林”攻关之路，烟台大学药学院院长助理张蓬认为：“校企联手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功经验。抗抑郁原创药的立项是一个契机，深度验证了校企联手科研的水平。” 这句话也道出了他们在科研机制上的“先天优势”。 绿叶制药是一家以创新药物研制为主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0年，烟台大学与其联合成立药学院，主攻领域之一就是精神神经系统创新药。 田京伟自此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烟台大学分子药理和药物评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药学院教授，也是绿叶制药集团非临床研究部副总裁、新药发现部负责人。 如果将抗抑郁新药研发过程简单地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那么，基础研究的重点就在于靶点发现和临床前概念验证，主要由烟台大学负责；绿叶制药则主要负责开发研究，包括药物制备和质量控制、药理毒理研究、临床研究等。 在高校与企业里摸爬滚打，这样的双重经历提升了田京伟的判断力，使他能够敏感地发现科研长征中的一些弯路，从而提前规避风险。 团队成员王洪波教授介绍，基础研究是科研院所的强项，企业则对市场、客户需求的敏感度更高。“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巧合”，高校眼中的高价值项目，交给企业后，后者未必感兴趣。而校企联手的产学研机制，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将企业的需求、平台、资金、经验与高校的基础研究、科研人才优势深度融合，提升转化成功率。 成了！“一把钥匙同时打开三把锁” 在田京伟主持下，多名药学院教授分工协作，烟台大学、绿叶制药以及众多临床协作方共约500余名专业人员，加入了这场充满挑战的药物研发中。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傅风华，擅长新药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多个国家级项目承担者刘万卉，擅长药物分析及长效缓释制剂研究……拥有“独当一面”实力的他们，联手协作，取长补短。 田京伟和同事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新药不仅需要同时作用于3个靶点，即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转运体，还要对3个靶点的作用强度各有不同。 “应该对哪个靶点作用最强，对哪个靶点作用最弱？强度的比例又是多少？”田京伟打了一个比方，“靶点与药物的关系，可以简单理解为锁与钥匙的关系，药物就像一把钥匙。”通过反复研究，团队提出“不均衡抑制三个靶点再摄取”的治疗理论，解决了“一把钥匙同时开三把锁”以及打开幅度和角度的问题。 另一个难题是“药物―靶点―临床疗效”的相关性。通过特定强度比例，不均衡抑制3个靶点是否能够实现临床转化？这是对理论的验证阶段，也是全球研发的难点。经过不断试验，团队最终也完成了从理论到临床的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若欣林’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临床专家主持主导完成的1类抗抑郁新药的大型验证性临床研究，是我国精神药物研发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为项目参与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张鸿燕教授倍感振奋，“现在可以说，在全球抑郁治疗领域有了‘中国力量’！”（王延斌、夏凡）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这个学院用双创点燃学生璀璨青春 在常州大学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不少学生不出校门，便走上了双创道路，有的已成功创办公司，成为创新创业大潮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我们从培养目标、师资建设，到课程建设、学科建设，再到对接校外企业、拓展创新创业资源，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学院形成了以创新创业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营造出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让学生想创业、能创业、敢创业，用双创点燃璀璨青春。”常州大学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建刚2月20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双创竞赛平台激发学生潜能 “我们学院开展双创教育，有两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层次是在通识教育意义上，学生需要了解初创企业的成长过程，了解创业企业的特征，以及如何整合资源、打造优势，这应该是学生的基本功；第二个层次，学院更加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注重能力的提升，通过比赛来挖掘项目或孵化已有项目，让学生成为面对市场的创业者，在真实创业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刘建刚说。 近年来，该学院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师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将国内外最新理论融入课堂；积极组织举办多项创新创业赛事，从该学院举办的“刘国钧杯”竞赛，到常州大学举办的“三创赛”“学创杯”，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刘建刚表示，对学生来说，参与双创项目和竞赛是一个很好的成长途径，学生可以提高专业技能和实操能力；而对于老师来说，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能力。 常州大学会计学专业的卞国全从大二开始，便积极参加学校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最初他对于创业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随着参加各类双创项目、参与各类培训，他接触到了跨境电商，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业领域。 “参加双创竞赛，激发了我的潜能，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勇气。”卞国全说。 构建“五位一体”教育体系 如何把创新创业工作做到实处，让学生感受到创新创业的乐趣、意义与价值？ “我们学院每年会组织召开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题会议和讲座，让师生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位置，从而提高认知、凝聚共识，让创新创业成为学院办学、教育教学的理性认知与自觉行动。”常州大学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院长佟金萍说。 佟金萍介绍，学院还着力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一支队伍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队伍，学院通过课程建设、竞赛组织，以及“传帮带”等多种途径，不断促使学生保持锐意创新、不断创新的奋进姿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功底、创新意识和思辨能力；另一支队伍是以学院教师为主体的创新导师队伍，学院教师充分发挥科研延伸作用，既做学生的“指导者”，又做学生的“引路人”，引导更多学生投身于创新创业活动中。 同时，常州大学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以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和国家级项目为抓手，让双创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学院在学科专业建设中，加入创业元素，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专门设置了创新创业模块，将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大学四年教育的全过程，以创新创业课程、讲堂、训练、竞赛和成果孵化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学生既能学到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又能提升创新创业意识，也培养了创新创业能力。 此外，该学院还依托其每年主持国家级项目这一优势，把国家级项目拆分成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项目中，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提高科研创新素养。 “推进双创工作，除了师生的良性沟通、教学相长之外，也需要更多资源和力量的介入。我们整合校内外资源，努力打通创新创业生态链，不断把校内外资源做扎实，实现校内外互动的良性循环。”佟金萍说。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推动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继续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兴趣和潜能，为培养敢闯会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作出更大努力，让学生在创新创业中绽放青春的花朵。”常州大学商学院刘国钧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江涛涛表示。(王怡菲 柳 鑫 记者 过国忠)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日前，中央批准：丁奎岭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副书记；林忠钦同志不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2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教师干部视频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金辉同志到会宣布中央决定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毅同志，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同志主持会议。 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上海交通大学全体校领导，部分老领导，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医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各附属医院主要负责人，二级单位负责人，高层次人才代表，教代会代表，中层干部、思政教师、学生代表等参加会议。 丁奎岭同志简历 丁奎岭，1966年3月出生，研究生，理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局级）。 (责编：孙竞、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职业教育不是“备胎”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以“适应与改变――重塑我们的教育”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于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年会邀请了全球教育界精英及政府、企业、社会各界代表，共同聚焦全球教育发展之“变”，汇聚全球教育精英之“智”，展望全球教育发展未来。 　　 瑞士驻华大使馆科技与教育参赞、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Swissnex)中国区CEO何辉(Philippe Roesle)在年会上围绕着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的职业教育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何辉说，瑞士的职教体系因与时俱进而受到青睐，瑞士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选择职业教育。 　　瑞士职教体系的特点 　　 何辉强调，瑞士职业教育的成功之处可以从四个关键词入手。 　　 一是高效。瑞士的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职业培训和认证体系。实际上，60%～70%的瑞士学生选择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而不是上大学。在接受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之后，学生们的职场竞争力很高，因此能成功地开启职业生涯。 　　 二是实际。在瑞士，职教体系是由企业来负责安排学生学习的具体内容，学徒一周里有3至4天是在企业进行实习，只有1至2天在校学习。学徒在企业学到的是最新、最实用的职业技能。与此同时，企业会依据工作需求，招收他们认为合适的学徒，这最真切地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 　　 三是灵活。瑞士的职教体系与科研学术体系并行不悖，没有壁垒，学生可以在两个体系自由切换。学徒根据具体的工作实践可以转为大学生身份进行相关学术研究，而大学生也可以根据职业需求转为学徒工接受职业培训。这种高度的灵活性让学生放心大胆地面对自己的选择，年轻人有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成长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兴趣变化，因此教育体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 　　 四是共管。企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三级系统共同出资，共同管理整个职教体系。其中，州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桥梁。首先，职校的建立和管理由州政府负责。其次，相比高一级的联邦政府，州政府更为了解相关企业的具体用人需求和经营情况。再次，作为上传下达的中间机构，州政府也能保证一些来自联邦层面的培养需求和学徒个人知识体系构建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均能在职业教育中得以完整体现。比如，政治通识课程及外语培训等。因此，学徒能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得到从抽象理论到具象实践的全面提升。 　　职业教育深受欢迎 　　 对于瑞士年轻人来说，职业教育绝不是“备胎”。何辉说，在很多地方，职业教育或许只是一些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无奈之选，但在瑞士并非如此。特别是，瑞士的学生愿意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与这一体系的高度灵活性不无关联。先是读职校当学徒，然后转而去读硕士甚至是博士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在瑞士的银行里，一个年轻人可以从银行学徒做起，最终成为银行CEO，这个真实案例就是UBS银行前任CEO塞吉欧・艾默提（Sergio Ermotti）。艾默提中学毕业后想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和体育老师，但是他在不到18岁的时候改变了想法，转而去银行当了学徒，从而开启了银行保险业的职业生涯，他实际上就是从瑞士银行业的职业教育培训中成长起来的。 　　 何辉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基于自己的兴趣，从学习一项技能开始进入社会，是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在瑞士的职教体系里，企业只会招收自己所需的有限数量的学徒。学生只要选择了学习自己喜欢的技能就意味着，他不会轻易被就业市场抛弃。对于学生来说，本身学的就是自己兴趣所在的领域，这一行业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其一生为之耕耘的沃土。以瑞士知名的钟表业为例，成为钟表业的学徒本身就很难，因为钟表行业的企业会从非常多想要成为其学徒的学生中挑选最好的，成了这个行业的学徒自然也就成了就业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人。不过，成为热门职业的学徒本身也要面临不小的竞争，这就需要职教体系灵活多变，让学生保有从一个行业的学徒转向学术研究或其他行业学徒的可能性。 　　与时俱进的教育变革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关。在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以前，一个人未来能做什么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循着“子承父业”的路线发展的，这也决定了早期职教体系的一些特点，比如基本上以男性为主。“瑞士现代职教体系是在这样的原有体系里不停地做适应市场方面的调整，不停地改进，才收获了大量的经验。”何辉说。比如，一个匠人的孩子一边在家里的店铺给父亲当学徒干活，一边也要去学校读书，于其而言就是“双轨”并行。父亲可能希望这个孩子去学校学的东西能在技术上或者经营上帮到家族企业，孩子想学的东西可能和父亲的意愿相合也有可能相悖。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本身教育体系能在职业和学术的两个轨道上不停切换。因此，教育体系的发展就应该适配这种现实需求。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需求，才出现了学徒工背景的研究生，而大学系统也出现了应用科技大学这样的学校。 　　 如今，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全世界，职业教育体系也需要快速地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比如，20年前银行业学徒要学的内容和现在可能大不一样了，现在有许多此前没有的“电子银行”相关业务和技能需要掌握。好在瑞士的职教体系是由企业来主导教学内容的，而企业对于市场对于新技术和新趋势的敏感度非常高，因此企业会快速地调整教学内容，并把对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及方案上报给州及联邦政府，以便国家行政部门能合理运用综合治理权力，让某一行业或体系的升级与新变革能得到其他关联体系的支持与适配。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年来，瑞士和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方面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何辉说。 　　 （记者 李盛明）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