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倩：“我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 　　7月24日，在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选手杨倩夺冠，赢得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图为杨倩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奥运健儿风采录】 　　距离杨倩在东京为中国奥运军团射落首金已过去一个多月，由于身兼“奥运两金得主”与“清华大学学子”双重身份，这个清秀文静的姑娘俨然成为“全民偶像”。回国结束隔离后，杨倩第一时间回到清华大学，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备战、参战东京奥运会的难忘经历，并将自己的东京奥运会领奖服与东京奥运会吉祥物赠予学校。杨倩说：“我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清华带给我全方位的发展，清华精神激励我不断成长进步，赋予我备战、奋战奥运赛场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浙江射击队到马约翰班 　　面对采访，杨倩首先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和求学历程。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倩凭借出色的射击天赋被选入宁波体校射击队，此后她成绩不断提升，15岁时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获得第三名，当年即入选国家青年队。2016年，通过文化课考试和优异的体育成绩，被与浙江射击队有合作的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录取。 　　进入清华附中后，悉尼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铜牌得主、清华射击队教练高静一直是杨倩的带训教练。“这姑娘刚来的时候，成绩算不上很突出，但是很稳，个性也很沉稳。”高静说。 　　那是一段极富挑战的日子。从省队到全国一流的高中，要兼顾竞技和学业，杨倩感到压力巨大。“在清华附中那两年多，我上午和同学们一起上课，下午3点10分放学，然后从附中赶到学校的射击馆训练2个多小时，一直到晚上6点才结束，吃完晚饭还要自习或补习文化课，每天学到晚上11点。”杨倩告诉记者，由于马约翰班是特长班，和普通生的学习进度不一样，各科的学业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学习成绩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2018年，经过全国统一高考，18岁的杨倩作为体育特长生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和她一起升入大学的还有多名其他项目的同学。 　　从清华学子到“全民偶像” 　　通过“高水平招生”进入清华大学后，杨倩的学习和训练基本保持与高中同样的节奏：上午训练，下午放学后训练。和普通清华学子相比，杨倩的生活相对“枯燥”，业余时间有限；但和专业运动员相比，她又多了大学校园的经历。 　　清华大学射击队本身就拥有一支水平极高的教练队，曾带出奥运会冠军的张秋萍、奥运会季军高静都是队中教练。清华大学的高水平教练队伍是杨倩运动水平不断提升的最基本保证。“通过学习，杨倩扩展了思路、提高了悟性，这能帮她更好地融入射击运动。”在高静看来，读书和射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杨倩在学习中也学会了时间管理，并养成了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这些都是优秀射击运动员需要具备的特质。 　　“对我而言，学校课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高中时我是文科生，现在学习经济管理，像微积分、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等科目，学起来就会有一些难度。但我会尽可能多学，学习是贯穿一生的。”杨倩告诉记者，时间对她来说也许永远都不够，这就要求自己尽量去平衡，该学习时就认真学习，该训练时就认真训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这些体育特长生，在课程设置上更有针对性，学制也由普通班的四年延长到了五年，如遇重大比赛，还可以办理休学。这些举措，都为特长班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保障。 　　当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她看着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升起，她激动不已：“金牌是送给祖国的最好礼物。”赛场上，她沉着冷静，凭借稳定发挥屡次扭转局面；领奖台上，她笑意盈盈，一个比心的动作赢得不少人的喜爱。从奥运赛场载誉归来，杨倩在网上发布了不少健身视频，激发了许多人的运动热情。这个清秀文静的姑娘，经过奥运赛场扣人心弦的较量，对拼搏与成长、坚守与付出有了更深的感悟。 　　从清华园到奥运赛场 　　首次角逐奥运赛场的杨倩，不仅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更是打破了奥运会纪录。杨倩并不是首位从清华园走向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在她之前，已有7名清华大学自主培养的运动员角逐奥运会，诞生了伦敦奥运会冠军易思玲等一批体育名将。清华大学已然走出一条成熟的“体教融合”特色培养之路。 　　在高静看来，杨倩有个“大心脏”，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她平稳发挥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不过，这颗“大心脏”的炼成并非一日之功，既源自运动员过硬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也与清华体育代表队多年来“体教融合、学训结合、以学促训”的育人理念紧密相关。 　　体教融合，顾名思义，是体育与教育的融合，其中最基本的融合便是体育资源与教育资源的融合。“清华射击队与国家射运中心相融共建、与省市队合力发展、与附中一条龙培养共建双赢，体教融合的发展模式越来越焕发出其旺盛的生命力。”清华大学射击队负责老师董智说。 　　清华大学射击队始建于1956年,后因历史原因中断，1999年正式复建。复建后的清华射击队由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共建，纳入国家射击集训队管理体系，国家队专门设立了“清华班组”，与国家队实现了在体育、教育资源及信息上的共享共融。射击队与各省队联合培养运动员，创新实行运动员双重注册制，队员既能代表省市参加全国专业比赛，也可代表学校参加大学生系列比赛，构建了优势互补的双赢机制。清华附中等射击后备人才基地的建设，也拓展夯实了优质生源渠道。20余年来，射击队一方面注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探索中国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竞技体育优秀人才的道路。作为“体教融合试验田”，射击队20余年来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截至2020年年底，清华射击队先后在全国大（中）学生射击锦标赛、青运会、全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等国内外各重大赛事中获得725枚奖牌，其中金牌352枚，银牌228枚，铜牌145枚，易思玲摘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金牌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铜牌。 　　“清华大学在体教融合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体教并重、育人为先，坚持对学生运动员学业方面的较高要求。”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说，学生运动员毕业后职业发展多样化，成长迅速，有深耕体育的国际体育组织官员、省市体育部门主管和教练，有立志扎根地方的选调生，也有在市场中搏击风浪的各行业精英。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教体融合，为国争光”，这是清华大学射击馆内墙上的16个大字，队员们训练时一抬头便可见到，也早已深深印刻在他们心间。（记者 王东）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乡村学校的未来 不能“听天由命” 　　近日，一位朋友向我诉苦，说他侄女新学期想从乡镇转学去县城就读。按理说，学生跨区域流动，实乃人之常情。但是，学生就读学校的校长听闻消息后，驻守学生家里，许诺免除学生及其弟弟的学杂费、配备最好师资进行重点培养，苦口婆心地挽留甚至哀求，两天两夜不走。都是乡里乡亲的，学生家长最后只得放弃孩子转学的念头。 　　后面我进一步了解到，该生成绩优异，日后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是大概率事件，户籍地学校当然想“肥水不流外人田”。校方此番举动之目的非常明白：上级主管部门对各级学校的资源投入与重视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学生的数量与质量，学生数量越多，拿到的办学经费越多；培养的优质学生越多，相关绩效与奖金越高。 　　我对于校方的做法深表理解和同情，面对残酷的生源大战，他们也很无奈。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优质教师与学生纷纷进城，司空见惯。广大地处偏远和基础薄弱的乡村学校该怎么办？我以为，这不应该“听天由命”“听之任之”。 　　教育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应该被充分认知。这里指的是乡村的“在地性”教育，即乡村学校培养乡村的孩子，促其成才成梁。乡村教育事关乡村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是乡村未来发展之所系，其意义举足轻重。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后续政策和资源的倾斜与落地才能兑现，“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才能落到实处。 　　通过发挥乡村学校的特色，能让其成为学校与社区的综合性平台。相比城镇学校，乡村学校有一些独特性，如部分教师自小就在农村出身和长大，对农村有相对深刻的认知与强烈的归属感；乡村学生在劳动历练、孝敬老人、报恩感恩等知识与品德培养方面更具优势；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有着更紧密的天然联系，学校在服务乡村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 　　具体而言，乡村学校也是社区学校，可以成为为村民所用的公共空间。比如，面向村民开展种植技能培训、传授防骗技术、组织文体活动，乡村学校都可以参与其中。换言之，乡村学校的功能不止于向在校学生传授书本知识，还能有效链接学校与乡村社区、夯实村民及乡村自主发展能力、提高村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乡村学校的劣势并不是必然的。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大对乡村学校的投入，实现对乡村学校投入的倍增计划，在教师待遇、进修培训、职级晋升、住房等方面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让乡村学校留得住教师，吸引更多人加入乡村教育行列；让乡村学校留得住学生，学生在乡村也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同时，鉴于乡村学校可以承担多种功能，可以将乡村学校建设经费与乡村基础设施、农家书屋、环境整治等相关经费进行统筹考虑，从而集中财力和资源高标准建设乡村学校。 　　为推进城乡教育资源的互通与融合，要严格执行校长及教师的跨区域轮岗制，让优质教育资源覆盖更多乡村学校。城乡学校开展“结对子”工程，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做到经常性沟通与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可以聘请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创业者、公务员、科研人员等作为校外指导老师，经常回家给乡村青少年上课和讲座，传经送宝，指点迷津。 　　乡村发展特别是乡村教育，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在共同富裕及教育公平的新政下，乡村教育不应被遗忘。（姚华松）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孩子上大学家长可以松口气？你需要了解这些 孩子需要逐步适应大学生活，也需要父母适时拉一把。 ―――――――――― 开学之际，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很多家长会觉得，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把孩子送进大学，家长完事大吉了。实际上对孩子来说，从高中步入大学是他人生路上的关键点，孩子由此迈上了实现目标的新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要逐步适应，也需要父母适时给予一定支持。下面从时间顺序上列出大学新生即将面临的几个成长课题，希望对家长和新生有所帮助： 宿舍生活与宿舍关系 这是新生最先遇到的问题。宿舍关系处好，将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资源，宿舍可以让新生以最小代价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同时建立起牢固的社会支持系统。 处理宿舍关系的最低目标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最容易导致冲突的原因是：只顾自己而不懂得替他人考虑，例如：总占小便宜让他人感觉不舒服，脏乱差导致宿舍卫生丢分，晚上熄灯后还打电话影响他人休息，以及背后议论人让人感觉不安全等。 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操作方法是：生活上尊重别人的时间、空间和隐私，经济上做到“亲兄弟明算账”，而关系上要做到“合作双赢”。 处理宿舍关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合作、共享、共同成长的宿舍文化。例如大家相互学习，从而共同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舍友间相互尊重、信任和支持。我见过共同考过英语六级的宿舍，共同考研成功的宿舍，以及共同找工作，皆大欢喜的宿舍。可以想见，这种宿舍的同学都可以成为彼此一生的朋友。 当然，有些家长担心孩子住宿不适应，为孩子在校外单独租房，甚至陪读，这些做法都过度了。宿舍生活，能让大一新生以最低成本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共享的能力，不要剥夺了孩子这一机会。 大学的师生关系 大学老师的特点是非常尊重学生的独立性，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去独立思考。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审辩思维的精神，以此实现教育的最高目标：让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 因此，如果一个大学生不主动向老师求教，老师都视作他正在独立思考而不会去打扰他，这和中小学老师有很大不同。家长了解了这点，不妨和家里的新生探讨一下学习方法，建议他们主动找老师请教、讨论和对话。 亲子关系 新生上大学后，亲子关系会有变化。父母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空巢综合征”，把关爱自身提到日程上。这是父母和大学新生建立健康亲子关系的前提。 其次，父母与大学新生需要增加新的关系：既是导师，又是同行者，即共同学习与成长的关系。 再者，父母与新生之间可以考虑建立仪式时间，例如每个周末有一次固定的通话或视频。通话中，父母和孩子共同分享各自一周的生活，尤其是收获。父母与新生可以各准备一个小本，每天记上当天的收获和思考等，这样打电话或周末的晚餐时间，就有充分的内容可以交流了。 大学期间遇到的友情和恋情： 友情与恋情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些基本准则，那就是： 友情：亲密有间，共同成长。 恋情：自愿、无伤，亲密有间，共同成长。 友情还是恋情都是非常个体化的，每个人大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可以用以评估的底线――两个人相处，变得更喜欢自己和世界，更愿意为个人与社会的前行作贡献时，这样的关系就是健康的；如果两个人相处，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对方，甚至也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这种友情或者恋情就是需要质疑的。 父母可以提醒和告诉孩子，把恋爱当作培养自己性别角色和了解异性的机会，恋爱中懂得尊重对方，不做违背对方意志的事情，在恋爱关系中始终贯彻“自愿无伤”的原则。 社团选择 大学社团的意义很大，可以全方位地开阔视野、锻炼能力（如社交、合作、沟通、分享、组织管理和审美力等）。但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可按兴趣或需要去选择最多两个社团。社团如果选多了，往往容易虎头蛇尾或让自己疲惫不堪，并严重影响学业。 大学学习内容与方法的适应 首先，学生要懂得遵守学校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以学为主。做学生的，成绩永远是重要的评价标准。除非你身怀绝技，否则，考研、工作、出国，包括毕业拿文凭，都需要课本学习成绩来支撑。有些同学担心现在知识更新快，不肯好好学习――其实，具体的技术性知识有可能更新，但是学习方法永远都有用。 其次，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独立思考、审辩思维与问题解决的能力，学习过程中要破除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多读、多思、多质疑和多方求证。要花大力气多方完善自己的学习和思维方法。 再者，要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图书馆、老师和讲座。古今中外的名著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老师可以随时帮我们答疑解惑，而学校的各种讲座，更是高浓缩的知识精华，这些都是帮我们高效掌握知识和智慧的重要资源。 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做好自我探索与职业探索并确立专业同一性 这个话题看起来很虚，但实际上不仅会影响一个学生当前的生活质量，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他一生的职业选择。 大学时期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职业身份的认同，即职业同一性。具备职业同一性的大学生，会专注于个人成长，因此没有时间去内卷、“躺平”或者出现心理疾病。与此同时，他们会有更多的学习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在大一就具备职业同一性的学生是小概率，大多数学生都还需要通过自我探索、职业探索、听课以及与老师探讨，去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注意身心健康 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坚持锻炼、戒掉不良生活方式，如熬夜、抽烟、网瘾等。心理上要养成正向思维的习惯、自律与持续成长的习惯。如果有身心不适应，要及时到校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 以上是从时间顺序谈大学新生入学的过程，要想更多了解新生入学后的情况，家长有必要与新生一起读所在学校的《学生手册》，不仅能对学校的游戏规则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有助于新生从一开始就养成规则意识。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心理学教授）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大一萌新进入“多元赛道” 与其焦虑，不如“节能成长” 　　视觉中国供图 　　这届年轻人发明了许多新词去调侃和自嘲进入大学后面临巨大落差的自己，拼命追逐身边人的脚步。专家说，不如“节能成长”，减少负面情绪消耗的能量，坦然地接受当前并不完美的自己，不因羡慕旁人或随大流盲目“补习”。 　　―――――――――― 　　大一开学第十六天，刘然写下了大学阶段的第一篇日记，字里行间满是自卑与焦虑：周围同学都拥有闪闪发光的“技能”――英语发音纯正、辩论全场最佳、钢琴吉他样样行……而自己五音不全、资质平平，像棵灰扑扑的植物，似乎除了高考成绩尚可，其余一无是处。更何况，名校从不缺乏优等生。 　　刘然的人生前18年都生活在西部一个小县城，高考时考了全市前十，校门口光荣榜将她的名字挂了整整两个月。从小城市来到北京，刘然发现，自己的好学生光环破灭了，好不容易冲过高考独木桥，却发现大学的无数全新赛道更让人烦恼，曾经赖以生存的分数也不再给自己安全感。 　　这一届年轻人发明了许多新词去调侃和自嘲进入大学后面临巨大落差的自己，也往往容易掉入“内耗”陷阱：一边比较，一边焦虑，拼命想要追逐身边人的脚步，又在力有不逮后灰心“躺平”。 　　全新的大学生活明明充满活力，为何如此焦虑？面对无法避免的落差，该如何调整？首都经贸大学心理学教授杨眉建议，或许大学生更需要学会“节能成长”。 　　大学的“多元赛道”上，我怎么就比别人差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冯翼至今还记得大一开学初，社团面试时自己遭受的“打击”。同组一名女生，高中当过学生会主席，英语竞赛得过奖，还会拉大提琴。冯翼默默在心里比对，却发现自己乏善可陈，没什么可以拿出来介绍的内容，不免有些崩溃：“最直观感受就是，我妈当初咋不帮我报个班学才艺？” 　　英语口语、才艺展示、演讲口才……冯翼细数着落差极大的“技能点”，“虽然并不会埋怨自己生于小城市，但总难免有‘大城市的孩子真棒呀’的感叹”。 　　在冯翼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年，“小镇做题家”还没有成为网络热词，但她深感这一差距。“小城市的高中，大家都在忙学习，唯一的评判标准也是成绩。到大学后才发现，生活其实很精彩，自己就是井底之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者程猛指出：“当进入一个不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寒门子弟道德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单向度的优越心态会在大学遇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片面发展的劣势开始凸显。” 　　除了外显的才艺技能，内化的个人综合素质也成为另一潜在“竞技场”。就职于金融行业的罗浩说，自己刚上大一时曾受邀参加深圳室友的生日聚会。室友组了个十几人的大局，从吃饭到唱K到看电影，再到后续桌游项目，每个环节都组织得十分到位。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来没干过这种事，但他却对此很熟悉，很容易就成为社交中心。”罗浩发现，周围一些来自一线城市的同学 “很会玩”，“会组局、交友，而我只能当边缘人，可以参与，却从来没有组织过。”罗浩觉得，在羡慕他们的同时，也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 　　“这种落差的出现非常正常。”杨眉指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社会比较，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当人们在缺乏客观尺度的时候，会将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或决定自己的个人价值。 　　“上大学前，有各科成绩作为客观标准，因此大家比较的标准就很单一。上大学后，发现原来对一个人的评价除了课本成绩之外，还可以有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多才多艺、长袖善舞等，因此就会产生强烈的落差感，这是向上社会比较后产生的必然状况。” 　　杨眉认为，虽然向上社会比较会让人产生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成长动力。“有落差不重要，重要的是落差后如何正确看待自己，并采取恰当的解决方法取长补短，或者干脆扬长避短。” 　　面对技能差距，追赶还是“躺平” 　　面对初进大学的差距，许多“小镇青年”适应不同于高中的学习模式同时，在才艺培养、社团活动、学生组织等多条赛道上尝试追赶，试图“弯道超车”。 　　然而，情况并没有变得那么理想。应付学业本就耗费大量精力，在不擅长的其他领域追赶更免不了受挫，很多同学在大学更多元化的选择和竞争中无所适从，情绪更糟。 　　陈小乔花了100元买了一个陶笛，据说它是最好入门的乐器。她还加入了大学的陶笛社团，一口气报名了5个学生组织：学院文艺部、辩论社、校级学生会、英语协会、志愿者协会，这些都是她认为能够全方面拉近自己和周围同学差距、实现蜕变的“修炼宝地”。 　　但蜕变的代价太大，陈小乔很难平衡有限的时间。专业课程繁重、陶笛社没去过几次、辩论赛整晚熬夜，导致状态不佳、学生会里只能干杂活……第一学期结束，陈小乔感觉自己每天都非常忙，却没有任何成就感，甚至连学习成绩也因为复习时间紧张而“低空飘过”。 陈小乔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符合当时的心境：“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 　　尝试无果后，陈小乔陷入“追赶-失望-躺平”的恶性循环，整个人情绪都不对劲。“我很努力地去改变自己，但当我发现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达到目标和预期时，又十分自暴自弃，干脆破罐子破摔。”大一整年，陈小乔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各种“丧”――为什么自己什么都不行？ 　　杨眉指出，有时候，一些曾经被苛求过、被取笑过等有过往创伤经历的同学，更可能陷入死胡同。“这样的同学要想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寻求心理咨询室老师的科学帮助。现在各高校都有心理咨询室，大家要学会利用身边的资源，高效解决自己的问题。” 　　此外，年轻人更需要正视现实。“我们可以先给自己做一个诊断，看最需要补上的是什么能力，是社交能力、当众发言的能力、审美能力，还是组织能力？诊断之后，在学有余力之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学一些技能或者才艺。比如通过参加学校的演讲社、剧团提升与人交往的能力、当众发言和审美力等。报社团的时候要知道控制数量，最多两个，否则精力够不上，反过来会影响学习。” 　　降低内耗、适度学习，成长更需“节能” 　　面对巨大落差带来的焦虑感，踏入大学的年轻人如何自我调节？ 　　杨眉说，人们遇到困境的本能反应是情绪先行，但围着负面情绪打转，很容易忘记问题的解决，白白消耗能量。小镇青年们在初入大学面临落差时，与其焦虑，不如先管理好情绪，改变认知，降低能量内耗，从而实现“节能成长”。 　　杨眉分享了一个小技巧，过去她会让被情绪左右的学生背一句话：“我不要生气（恐惧、焦虑、痛苦等），我要解决问题。”背完后，再把注意力集中到要解决的问题上，解决一点是一点。 　　会不会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杨眉说，这一定会有。“有的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早年经历有限，视野不开阔，即使父母现在有了条件，我们也不可能重回童年去开阔自己的视野。遇到这类不可逆的事，就需要先改变自己的认知，比如对自己说：‘早年家庭没有条件让我开阔视野，的确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我现在对家庭的抱怨只是在耗能，我要把能量用到可以帮助自己开阔视野的各项活动中才行’。” 　　杨眉同时也指出，“小镇做题家”不应该仅仅是自嘲或贬义，更应当肯定背后所具备的品质：“肯做题和会做题反映的是自律、好学、上进、认真负责以及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与能力，而这些性格特点都是一个人能够有作为的重要内在资源，将来都会迁移到工作中。” 　　“个人技能肯定是重要的，可以丰富大学生活、提供成长与交友机会，对日后职业与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可学生还是以学为主，别忘了毕业、考研、找工作和出国留学等都是要看成绩单的，除非我们身怀绝技，否则成绩单就是刚需。如果为了学习才艺而让自己本末倒置，才艺不一定能够学好，但成绩肯定会出问题。”杨眉说。 　　杨眉建议，学生们应当“节能成长”，减少负面情绪消耗的能量，更加坦然地接受当前并不完美的自己，不因羡慕旁人或是随大流而盲目“补习”。“既然优势是学习，那么在完成学业之余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或许效果会更棒。” 　　现在的冯翼觉得，在适应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落差感带来的泥淖，尝试着去改变自己――不是为了追赶，而是为了体验。接纳小镇和城市的天然差距，保持自信平和的内心；专业学习依旧很重要，而这正是作为“高考大省”学生的优势；努力练习英语口语，虽然见效慢，但可以坚持；不会乐器就不会了，不用死磕。“上大学还是很美好的，一切都很新奇，一切都可以去尝试。” 　　余冰�h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徐铨：教师世家走出农学教授 　　徐铨祖父家族合影，父亲（左一）、祖父（左二）、徐铨（左三）、母亲（右三）、祖母（右二）、姑姑（右一）。徐铨供图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的曾外祖父开始，家族走出了太多的教师。” 　　徐铨是沈阳农业大学的青年骨干教师，身为85后的他，如今已是博士生导师。 　　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徐铨可谓是“子承父业”。 　　徐铨成长在沈阳农业大学的教师宿舍，童年几乎都是随父亲在水稻研究所的实验田中度过，一边在田间玩耍，一边看着父亲进行实验取样和性状调查，徐铨渐渐地对水稻这个养育全球50%人口的重要粮食作物产生了兴趣。 　　父亲徐正进是对徐铨影响最大的人，徐正进为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原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作物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副理事长，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在教育与学术上的奉献精神是徐铨学习的榜样。父亲徐正进与沈阳农业大学的很多专家一样，没有知名教授“范儿”，穿着普通，一双布鞋，走路生风。对父亲来说，搞科研不需要备好行头、摆足架势。 　　在实验田里，如果看到有哪棵稻秧有异常，父亲经常是二话不说，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就直接下田，拔下稻秧，确认一下是什么病，然后上岸冲冲脚，穿上鞋就离开。 　　有一年，沈阳农业大学水稻所几位同事在海南选种，父亲正好也到海南参加全球水稻分子育种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开完后，他来到育种基地和大家一起选种。因为此行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根本就没有带下田选种穿的工作服，他的个子高，别人的工作服他又穿不了。徐正进干脆脱了外裤，只穿着一条衬裤，和同事们在地里干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套上外裤，乘飞机就回了沈阳。 　　“小时候跟着父亲在稻田里抓青蛙、逮蜻蜓。后来，我渐渐对父亲从事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高考选择志愿，也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专业。父亲是个优秀的传统育种家，但在一些涉及分子领域等更前沿的研究方向，他就会受到知识的局限，我希望可以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徐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徐铨的母亲张�d颖为沈阳市第八十一中学语文教师。在徐铨儿时的记忆里，长期作为班主任的母亲经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照顾徐铨的起居生活。 　　“孩子，你参加高考，妈妈没能像你同学的家长一样陪你去考试，心里不舒服了吧？”在徐铨高考之后，母亲对他说了这番话。母亲因为是高三的班主任，班级40多个学生参加高考，又要到考场附近的旅店住宿，就没法陪伴徐铨了。 　　虽然当时有些委屈，事后徐铨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妈妈的工作，就应该这样，要不怎么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怎么能被称为‘春蚕’‘蜡烛’呢？这是妈妈的胸襟。当初祖辈是这样，今天的父母还是这样，这是教育世家一代代人的大胸怀、大情操。不为小家，不为金钱，不为名利，只为一辈辈人心中的那份事业、那个梦。” 　　2004年，徐铨追随父辈脚步考入了沈阳农业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农业知识。2008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徐铨赴日本京都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徐铨认真刻苦，掌握了多种水稻分子生物学技术，于2014年完成博士学业。 　　不仅是父母，徐铨家中最早从教的家族成员要追溯到徐铨的曾外祖父，曾在小学从教10余年。 　　此外，外祖父为大石桥市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外祖母为大石桥市博洛卜乡刘白小学教师。师道传承、家风延续，母亲这一辈中，舅舅、舅妈、二姨、二姨父、三姨均为人民教师，孙辈中，徐铨的表姐也是营口市一名小学教师。 　　徐铨的祖父曾为大石桥市博洛卜乡景屯小学主任，如今，96岁高龄的他虽然已经眼花耳背，但是学生们的名字和他教书时发生的事，他都记得特别清楚，提起教学，他马上就会来精神。 　　“我们家除了还在上学的小朋友，其他人都是人民教师。”在拍摄家族合影的时候，外祖父自豪地说。 　　因为全家都是教师，投身教育，能一家团聚的机会就比较少。一旦有时间，就在外祖父家聚一聚，大家的话题也都是教育，互相交流教学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总结成功和失败的教学经验以及工作中的乐趣。外祖父和外祖母多年的教学经验是家族宝贵的财富，后辈们经常向他们请教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如今，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徐铨再次回到了从小长大的校园。 　　2015年11月，徐铨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入职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受聘副教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参加工作以来，他耕耘在教育和科研工作第一线， 2019年破格晋升教授，2020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徐铨从硕士期间开始，一直从事以水稻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为我国不同稻区籼粳稻杂交聚合亚种有利基因提供了分子设计育种策略。 　　徐铨表示，“我现在带了8名硕士生，两名博士生，我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还是比较能体会和理解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平常同学们有什么学习上、乃至生活上的困惑，也会找我聊天。我们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比较平等的，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会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方式进行沟通。” 　　和其他专业相比，学农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专业，在徐铨看来，选择并坚持这一领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能收获不小的成就感。 　　“这个学科确实辛苦，因为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要从事一些农业方面的劳动，要下田地。在不少人看来，这样是比较‘土’的。虽然非常辛苦，当老师和同学们经过几个月的付出，终于收获了粮食之后，这种喜悦也是别的专业的人没办法体会的。”徐铨说。 　　在徐铨看来，高校教师有着和其他教师群体不一样的特点。他们需要担起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多重责任。培养越来越多学农爱农的优秀学生，同时有一定的科研突破，并且能给当地农业生产作出贡献，这是他职业生涯的追求。 　　“想要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从老师的角度，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引导，让更多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农业，用学来的知识为我们农业大国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徐铨说。(记者 叶雨婷)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张桂梅：有一颗教育者的初心在跳动 　　今年2月和6月，云南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和“七一勋章”，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为她颁奖。 　　面对一项项崇高的荣誉，面对无数的鲜花和镜头，张桂梅总是淡淡地微笑着，依然是胸前戴着党徽的一身素装，依然每天扶着栏杆查看校园每一个角落，依然举着小喇叭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加油助威，依然睡在学生宿舍的一张高低床的下铺……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把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授予我，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张桂梅说。 　　9月8日，教师节前夕，张桂梅在云南省“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上，再次说出了作为人民教师的不悔誓言：“我有一颗教育者的初心在跳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九死亦无悔，这是我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培养的学生才能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哪怕在山沟里也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看到美好的未来，这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面对西南林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昆明第一中学的师生们，张桂梅分享了自己成长故事。上中学时，张桂梅第一次主演了《江姐》，从此江姐的英雄形象在她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她决心要做江姐那样的共产党人。在华坪女子高中，江姐的事迹在学校传扬，《红梅赞》的歌声在校园中飘荡，红色的种子在莘莘学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用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办学模式，实现了用红色基因树人、启智、铸魂，正因为有理想信念的引领和支撑，华坪女高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帮助近2000名山区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张桂梅畅谈了自己创办华坪免费女子高中13年的体会。 　　通过教育，改变山区贫困女孩的命运，始终是张桂梅不懈的追求。今年暑假，张桂梅又走访了80多个学生家庭。家访13年，今年的家访让她有了许多新感受：“到山区村寨的路好走多了，许多贫困家庭的生活好起来了，政府帮助盖了新房，温饱不愁了，以前冬天穿凉鞋的家长也穿上皮毛靴子了。在家访华坪船房乡一户家庭时，我正准备给她家2000元资助，这家的学生却哭着说不用给，因为她的银行卡里有8000元，都是学校和社会各界资助的，够她和家里用了。” 　　“现在农村家长们的教育意识都增强了，以前有些家长见到我就躲，现在供孩子上学都很积极，有的孩子才读小学3年级，家长就来找我，说准备让孩子读女子高中。”张桂梅开心地笑了。 　　“过去山区农村贫困，您才办免费女子高中教育扶贫，现在农村脱贫了，还需要继续办免费高中吗？”记者问。 　　“需要的，因为乡村振兴首先就要从教育振兴，现在山区农村虽然脱贫摘帽了，但经济底子还比较薄，有些贫困群众虽然温饱不愁了，但交很多钱读书还是有困难，我们学校贫困的特殊学生家庭还比较多。要彻底阻断贫困、防止返贫，要真正乡村振兴，还是要靠教育。”张桂梅的回答很坚决。 　　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张昌山和部分新生现场聆听了张桂梅的演讲，十分感慨：“感谢张桂梅老师为新生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惜用生命为代价；她以党建引领教育工作，她的红色文化，她的党性修养，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她是党员和教师的好榜样！” 　　“张桂梅老师的敬业精神非常让人们感动和钦佩，华坪女子高中和昆明一中的使命是一样的，都是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昆明第一中学党委书记高富英说。 　　第37个教师节来临，张桂梅祝愿所有老师保重身体，并与老师们共勉：“我们老师要坚定信仰，坚定信念，把孩子们真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三尺讲台上演绎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更光辉的华章！”(记者 张勇)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校实验技术人才职称改革 通堵点、重实绩，让实验室充满吸引力 如果不是天津大学2016年下发的《天津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只有副高级职称的实验技术人才朱老师恐怕很难被聘为学科交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核磁中心主任。 新政策出台后，朱老师凭借长期从事核磁专业研究，对核磁设备硬件、软件、测试技术的更新及发展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被中心通过“高岗低聘”的政策成功聘为主任，还获得了高薪酬待遇。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要遵循实验技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建立符合实验技术人才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实验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全面推动科研实践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持。 高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指导意见》明确了，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是学校和科研机构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教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强科技实践与创新的重要力量。”天津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技术安全科科长张磊说。 建设高水平一流的实验室，不仅要有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和具备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还必须有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团结协作的实验技术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这是完成实验教学任务、保障高校实验室建设工作、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的关键。 “但在高校中，对于实验技术人才的界定一直是一个难题。”张磊说。 “对于实验技术人才的界定范围，不同的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要推动实验技术人才改革，就绕不过范围界定这个前提。”他表示，在很多高校中，对于实验技术人才的界定一般是比较笼统的，比如把教辅、管理服务的人员统一称为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又会分实验技术人员和高等教育管理人员等。 此外，由于历史和观念上的原因，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还存在其他难题。 首先，实验技术队伍长期处于教学科研的附属地位，在培训、进修、评优、评职和晋升等方面处于弱势，待遇差、地位低。“很多从事实验教学及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高学历高技能人员不断转向教学科研岗位或出国深造，这就造成实验技术队伍整体水平难以提高，跟不上现代教学科研水平的发展需求。”张磊说。 其次，实验技术队伍管理体制不顺畅，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造成队伍规划不合理，在协调和实施上困难重重。 再次，实验技术队伍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促进实验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实验室对青年教师及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度不够；同时，缺乏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主要以论文、项目等数据考核实验人员，偏离实验室工作实际，导致其在考核过程中很难获得较高评价，在职称晋升中受到许多限制。 解决并处理好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热忱，是未来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关键。 实验技术人才评价注重能力和创新性 此次《指导意见》把实验技术人才职称设为初级、中级、高级，初级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并且明确了各级别实验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基本标准。只要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实验技术人才就可以申报各层级职称。 “在以前高校的职称评价体系中，像公共技术服务类以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类这两类实验技术人才几乎没有晋升正高级职称的通道。”张磊介绍，原有的评价体系当中对这两类人员的正高级职称的评价体系非常不完善，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有的科研类的实验技术人才为了获得正高级职称，就只能参与相关的科研项目。 天津大学也在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划分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学校通过规范岗位设置、明确岗位职责、改革评价体系等，把实验技术人才清晰明确地分为3类：实验教学类、公共技术服务类以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类。”张磊介绍，学校还重新修订《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人员的晋升申请条件。 为了体现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在整个高校职称体系中的特殊性，此次《指导意见》对实验技术人才评价体系也做了明确的规定。突出评价实验能力和工作业绩，注重实验教学效果、实验技术成果，注重实验创新意识和方法，注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突出实验技术人才在实验教学、指导学生科技创新、实验管理、实验创新、实验设备研制改造、技术开发、平台建设、解决问题、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实绩和贡献。 对此，张磊表示，对于实验技术人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其实验教学能力、实验技术能力和实验创新能力等。以前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多的是强调论文、项目，像公共技术服务类以及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类，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科研项目，现在可以通过解决实验室重大技术难题，或者仪器设备管理利用与功能开发等，获得晋升的资格。张磊指出：“新的评价体系就是要求实验技术人才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工作中所进行的创新和成果，未来都将成为岗位聘任、发展晋升、薪酬分配、流转退出的重要依据。” 为实验技术人才发展划出清晰轨道 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对于大型实验仪器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高精尖的实验仪器设备操作起来非常难，这就需要引进不仅能操作这些实验设备，而且能专心从事实验研究，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强有力支撑的高水平实验人才。 张磊表示，许多实验成果往往需要多年沉淀，特别是“0到1”的创新，更是需要科研人员甘心坐“冷板凳”来进行研究。新的职称制度可以解除实验技术人才的后顾之忧，让其在职业前景、待遇等方面得到保障。 “此外，新的职称制度通过明确评价体系，清晰地为实验技术人员划出了不同轨道，只要沿着自己的轨道体系走，就有可能到达职业的金字塔尖，获得正高级别的职称。”张磊认为，这就像是给实验技术人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此次国家出台了《指导意见》，为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各个高校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具体细则并加以实施。”张磊表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实验技术队伍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岗位设置、编制管理、晋升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浙江大学改革职称评定办法，提高人员晋升空间；上海大学创新岗位设置，设置“技术总监”“技术主管”系列实验岗位；中山大学推行实验室关键技术岗位；上海交通大学创新激励机制，开展实验室先进评比等。 本报记者 陈 曦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最高检：2018年来依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6万人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1月到今年8月，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6万人，起诉涉罪的未成年人13.8万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3.5万人。 童建明指出，2018年，最高检成立了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机构――第九检察厅，从两个方面做好双向保护：一方面，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严厉惩治；另一方面，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做好教育、帮扶和转化工作。 童建明提到，检察机关通过“一份建议、一个创新、一项行动、一份责任”这“四个一”来综合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份建议”，就是以最高检的名义向教育部发出的第一号检察建议。2018年10月，最高检结合办理校园性侵案件，分析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管理中的漏洞，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议。这几年检察机关持续抓“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与教育部积极配合，督促检查。同时，推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人员入职查询等制度机制。这些制度都已被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吸纳，上升为法律制度。 “一个创新”，或者叫“一个集中”，即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这项工作今年已全面推开，目的是更好地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综合司法保护。 “一项行动”，就是今年5月部署的“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目的是要集中力量监督纠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一份责任”，就是落实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责任。检察机关大力推进法治副校长工作，截至目前，全国有3.3万多名检察官在4.5万多所学校担任了法治副校长。（韩�r）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孙竞）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艺考招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意见》重点从四个方面明确了改革任务：一是在定位布局方面，将推动高校进一步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二是在考试评价方面，将进一步完善“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相结合的考试评价方式；三是在录取办法方面，将根据不同的考试方式，分类制定相应的录取政策，在各考试类别中基本形成招生高校相对统一的录取规则；四是在监督管理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艺考招生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艺考招生全过程的监督。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该负责人强调，高考文化课是所有艺考考生必考的内容。近年来，由于部分高校对艺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偏低，导致部分考生和家长功利性报考，将艺考作为“升学捷径”，既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实行省级统考是规范和加强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省（区、市）不断推进完善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已实现31个省（区、市）省级统考全覆盖。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扩大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该负责人表示，到2024年，要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对于生源极少或考试组织确有困难的个别专业，可通过省际间联合组织或“考评分离”等方式实施。推动各专业制定统一的考务规范和考试说明等，提高省级统考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关于高校校考，该负责人谈到，当前，由于省级统考覆盖范围有限，全国组织校考的高校数量和校考考生规模依然偏大，目前校考高校有300多所，参加校考考生约160多万人次，校考组考和规范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一是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省级统考已经覆盖的专业，原则上高校不再组织校考。二是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积极采取线上考试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人数。现场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6-8倍。三是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考虑改革后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扩大，现场校考规模不断缩小，《指导意见》明确，从2024年起，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该负责人介绍，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将分三类进行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二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都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在计划管理方面，除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外，其他各艺术类招生专业均安排分省招生计划。 (责编：郝孟佳、黄子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乡村教育“走”出新天地 　　陇城学区走教老师在乡村学校上课。陇城学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陇城教育园区供图 　　当了15年乡村教师，这几年，甘肃省秦安县陇城学区许墩小学的赵玉鹏感觉自己的“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职称评了、工资涨了、还被提拔为校长……好事一件接一件，但更让这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高兴的是，山区村小的教学质量上去了。 　　孩子们的脏脸蛋没了，穿着整齐了，校园也变得干净整洁；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交流同样变多了，一些活泼的孩子还会用英语、网络流行语跟教师打招呼、开玩笑……这些变化，都让赵玉鹏满心欢喜。 　　这得益于当地探索的乡村学校“教育园区＋走教”模式。 　　在陇东南黄土高原腹地，陇城镇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最偏远的乡镇，20个行政村零零散散分布在河两岸的大山里。曾几何时，这里是秦安县基础教育最薄弱的乡镇。 　　2015年，秦安县在陇城镇建成集食宿、办公、管理于一体的陇城教育园区，覆盖全镇基础教育学段所有学校。“走教+园区”的乡村教育实践就此开启了！从此，乡村学校的教师住在镇上的教育园区，每天坐校车去学校上班，工作和生活面貌很快变了样儿。 　　困境 　　起初，“走教”只是一个应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之举。 　　秦安县，曾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域内山大沟深，梁峁交错，偏远乡村的基础教育尤为落后。陇城镇是该县东北部最为偏远的乡镇，距县城70多公里，情况更加严峻。 　　除了镇上的中心学校，陇城镇其他学校都在大山深处。离镇子远、来回不便，教师们也大都住在学校里。“在村上工作，不仅要跨越弯弯绕绕的山路，还要与孤独、寂寞、清贫、辛酸为伴。”赵玉鹏说。 　　2006年刚参加工作时，赵玉鹏也住在学校，宿舍环境简陋，仅能摆放一张硬板床和一张桌子，没多余的地方，他连被褥都不敢带得太厚，可山上海拔高、露水又重，睡一觉起来，着凉是常事。 　　工作几年后，赵玉鹏结婚生子，把家安在了十几里外的镇子上，便开始每天两头跑。“先步行、后来骑摩托，可直到车子跑废了2辆，进村的路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几年下来，赵玉鹏花了不少油费，还因路陡弯急出了几次小车祸。 　　工作生活在两头，吃饭也是一大难题。成家后，赵玉鹏早晚在家吃饭，但中午还得在学校凑合一顿。电炒锅没上市前，他用煤油炉子做饭。炉子忌风，放在室外，火力就不旺，并且费油，他只能在宿舍里炒菜下面。“常常是饭没吃到嘴里，人已经被烟熏火燎得没有了胃口。”回忆起那段往事，赵玉鹏有点儿心酸。 　　住校的女教师比赵玉鹏更“惨”。晚上，大山里寂静无声，一片漆黑，要去卫生间，女教师们只能结伴而行，偶尔还会被溜进校园的野猫野狗吓一跳。 　　“这样的环境下，教师们更多考虑的都是自己，比如中午吃什么、下班怎么回家，这势必影响教学的心思。”赵玉鹏说。在他刚入职的头几年里，逃离的念头始终萦绕在年轻教师们的心头。 　　教师不愿待，都想方设方调工作，这让学区校长头疼不已。“我们能理解教师的不容易，可也无能为力。”长期从事乡村学校管理工作，对于乡村教师的“逃离”，陇城教育园区主任王旭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可奈何。 　　“体育课是跑圈，音乐课是听歌，美术课就是乱画。”王旭升清楚，乡村学校留不住教师，长此以往，教育质量肯定难以保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无从谈起。 　　眼见自家孩子和城里孩子的差距越来越大，家长们也乱了阵脚。那些年，在陇城镇各村，有的人将孩子带到自己务工的城市，有的人则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借读。 　　“在镇上读书，家长就要陪读，每年至少要花1万多元，还浪费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王旭升算了一笔经济账。尽管如此，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渴望孩子改变命运的农村家长还是愿意作出牺牲。而这直接导致了陇城镇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家庭不在少数。 　　教师和学生的外流，也让山村学校陷入布点多、班额小、办学条件差，教师队伍不稳定、教育资源短缺、学生择校现象严重、教育质量低的“恶性循环”。 　　2014年，在陇城镇上袁村，村小从之前的完小变成了只有1、2年级的教学点；全校100多名学生只剩10多名，4名教师纷纷离开，只剩下即将退休的老校长杨春霞坚守岗位。两个班，1名教师，课程排不开，她便只能先去1个教室，安排同学们写作业，接着到另一个教室给孩子们上课。 　　面对这样的窘境，学区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找教育局多要一些特岗教师的名额，但这些教师还是留不下来――几年之后，不少人都会想着离开。一时，教师流失严重，师资力量不足，成为制约陇城镇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 　　探索 　　2014年年初，我国启动精准扶贫战略，教育扶贫与开发纳入了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选项。也是从那时起，陇城教育面临解难纾困、推动发展的重大契机。 　　为实现乡村教育资源的公平，“撤点并校”和“巡回走教”两种思路应运而生。考虑到陇城镇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村小撤并后学生上学路途远，安全隐患多等现实因素，最终，秦安县决定“逆向”行动，采取“资源共享、联合互动、集中住宿、巡回走教”思路，变学生“走读”为教师“走教”，学生不动教师动。 　　财政资金拿一点、项目资金整一点、社会人士捐一点，依靠这样的办法，秦安县委、县政府筹措资金2900多万元，于2015年建成占地15亩，总建筑面积11244平方米，分为住宅区、办公区和综合服务区3个区域的陇城教育园区。此间，爱心企业还捐赠了2辆依维柯、3辆五菱宏光，作为教师们走教的交通工具。 　　随着教育园区的建成投用，教师们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交了2万元的押金，赵玉鹏一家就搬进园区内一套83.26平方米的住宅。住进宽敞明亮的两室两厅新房，赵玉鹏感觉“像做梦一样”。 　　“不用交租金，个人只承担水、电、暖费用。”这样的优厚福利，一下缓解了赵玉鹏买房的经济压力，也让他把心留在了陇城学区。“搬进新家的一刹那，感受到的是久违了的师道尊严。”赵玉鹏说。 　　教育园区建成同期，园区管理委员会挂牌。作为这次全新教育实践的执行方，园区管委会创新机制，与学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下设综合办公室、教研教改中心、后勤服务有限公司3个管理分支。 　　综合办公室负责编制园区每周工作日程、各学校教师派送、园区安保及日常工作；教研教改中心负责制订学区教育教学发展规划，探索新型办学模式，安排学区教师培训，组织教师集体备课，开展教学交流和教研教改活动,建立园区的教学资源库；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教师住宿、各功能室的协调分配，教师食宿、车辆调配、财产财务管理、园区绿化卫生及供电、供水、供暖等后勤保障工作。 　　教育园区硬软件都已配备，学区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一张6米长、排了1668节课的课表，实现了全镇的小学教师资源集中调度；4条走教线路，组长加组员的分工，确保园区“走教”的良性运转；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学科教师固定走教，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巡回走教，探索解决学科教师短缺、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开不齐、开不足的难题。 　　自陇城教育园区建成，和赵玉鹏一样，有158名教职工入住园区。他们早上乘坐校车前往任教学校，晚上再回园区住宿，之前头疼的吃饭问题，也伴随“营养早餐”“营养午餐”工程的实施得到解决。 　　心无旁骛，教师将更多心思投入到了教书育人中。上课时，赵玉鹏会灵活把握课堂教学的主线，如在教学中通过直观、比较、发现等实践活动，启发学生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讨论，从而使学生充分地理解课堂知识。课后，他也会按照学生学习状况，由易到难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加深学生对新学知识的理解。 　　此外，赵玉鹏开始留心起每位同学的反馈，有针对性的给功课吃力的同学补课，家访也更加频繁，家访也经常和家长一起探讨如何密切家校合作，更好地教育孩子。 　　作为校长，他还会带领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大练兵”活动，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反思，或组织一些主题学习、实践活动，让大伙儿在平等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学区也会在每周二、周四晚上开展集中教研活动，对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共享教育资源。 　　教育园区已然成了不少教师的“加油站”。31岁的杨刚工作5年，就被任命为一个教学点的校长。在他看来，自己的快速成长与园区营造的互学互帮的教研氛围息息相关。 　　围绕学科教研、小班教学、素质教育……每次研讨，教研教改中心都会确定主题，选有经验的教师来“传经送宝”。各学科组也会分年级进行集体备课，大伙儿集思广益完善课堂教学方案。每逢周二、周四，园区里总是灯火通明、气氛热烈。 　　为了方便教师互相学习借鉴教研成果，园区还建立了QQ群、微信群和个人空间，将优秀教学课例、教学叙事、教学课件等资源及时上传教学资源网，便于各基层学校教师们之间交流互鉴。 　　“听得多了、学得多了，我就慢慢从一个‘小透明’变成了活跃分子。”杨刚说，他还能在这样的探讨中，收获友谊，“每天带着快乐上讲台”。 　　生活在同一个教育园区，让年轻人最牵挂的婚恋问题也更容易解决了。工作紧张有序，生活无后顾之忧，更令杨刚开心的是，在园区举办的教研活动中，他与另一所学校的一名女教师相知相恋，在园区安了新家，如今，孩子都快1岁了。 　　为了让教师、特别是“双职工”教师没有后顾之忧，2018年9月，王旭升调任陇城教育园区担任园区主任后，他还主动为需要早起走教的教师接送起了孩子，以便他们能安心上班。 　　回流 　　一套改革创新的“组合拳”，让陇城教育园区的教师队伍稳定了，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 　　近年来，赵玉鹏所在的许墩小学就先后迎来了13名固定走教的年轻教师，虽然每学年教师的工作会根据全镇的教学安排做调整，但当前还有6名走教教师、2名本村教师在岗。此外，还有多名巡回走教的教师给孩子们带来音体美课程。 　　出生于1991年的孟小鹏就是许墩小学固定走教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有着甘肃农业大学农业机械与英语专业双学士学位的教育背景，孟小鹏也有机会在县城周边的学校工作，但他还是义无反顾来到陇城，从2018年起就承担着许墩小学英语、语文等科目的教学工作。 　　3年时间，孟小鹏边思考边学习，逐渐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心得。他带孩子们看动画片、看日出、办英语角、打球、丢沙包。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务正业”，但没有一个孩子因此成绩下滑，他们反而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 　　在杨刚担任校长的山王小学，22岁的县城姑娘李晓慧作为新鲜“血液”加入进来。去年，她考事业单位教师岗位时名列全县第十名，同样可以优先选择去县城周边学校任教，但考虑到自身职业成长，她还是决定来陇城“取取经”。 　　在陇城教育园区，李晓慧住进了近3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房间南北通透，她十分满意，把房间收拾得干净又温馨。工作中，她同样力争上游，上学期当科任教师，这学期就主动请缨当起了班主任。 　　两位年轻教师的选择不是个案。这学期开学，王旭升就发现，陇城镇只有1名教师考到了县城里，而不少新入职教师，特别是特岗教师在择岗时，将陇城教育园区作为首选。 　　“目前，园区230多名教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49.4%。高学历、年轻化、理念新等成为园区发展的后发优势。”王旭升说，这是陇城教育发展的希望所在。 　　随着一个个年轻的教师把心安在乡村学校，大山里的孩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山王小学，父亲“在全国各地挖石油”，母亲在兰州打工，11岁的留守儿童张辉成了小伙伴眼中的“开心果”。而在之前，无人照顾的张辉总会感到学习吃力、交友困难。自从年轻的走教教师来到身边，课堂气氛、校园生活一下变得朝气蓬勃，张辉也慢慢找到了自信。如今，他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能照看1年级的妹妹。 　　在许墩小学，4年级的许媚、王景妍、刘紫欣用英语谈论着自己的理想，尽管说得有些磕巴，发音也不标准，但在教师的引导下，她们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