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10日电 （记者 何淼）“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于近日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处长高东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张来斌教授、副校长李根生院士等嘉宾出席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义脑，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张锦等十余位储能学科领域专家在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高东锋表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办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代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当前加强储能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充分认识加强储能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要提升储能学科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要推进储能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李根生院士表示，学校多年来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积极服务国家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在储能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在储氢、储电、储热领域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为建设绿色中国作出了应有贡献。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家能源结构深刻调整都对能源类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学校主办“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邀请储能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学科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正是顺应国家能源战略发展需要，着力推动储能学科和储能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苏义脑院士在报告环节分享了对我国能源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他指出，能源是国家安全与发展动力之源，能源行业发展必须坚持“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理念。孙世刚院士作了题为“电化学储能的挑战和前沿研究”的报告，从电化学方向看储能技术发展趋势。张锦院士以“单壁碳纳米管的结构控制生长方法研究”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碳纳米管是由石墨片卷曲而成的空心圆柱体，具有优异的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能，被认为是未来最有潜力的下一代集成电路芯片的候选材料之一。 (责编：申亚欣)

原标题：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慢悠悠地走在街头，10米开外看见熟人，于是慌张躲避视线，心里默念“别发现我别发现我”，紧接着把眼神藏匿在早已没电了的手机屏幕上……这一幕，你可曾熟悉？近年来，“社恐”一词屡屡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的标签。 日前，本报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交平台探探发起调研，就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情况展开分析。调研针对探探平台18至35岁的用户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超4000份，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 数据里潜藏着这一代年轻人在社交方面的爱与怕。“社恐”是病吗？还是青年借“社恐”自嘲来释放的某种信号？ “社恐让我脱单都成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自称“社恐”，认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社恐”压身的年轻人，肩上还有“脱单”的重担。 在遇到心仪的异性时，62.4%的男生和78.8%的女生呈现被动态度。其中，21.2%的男生及30.2%的女生表示“等待对方先开口”。往往爱在心口难开，有23.1%的男生及33.6%的女生无奈选择“低调暗恋”。 这或许也是近年来青年婚恋问题上升到“国家关注”层面的原因之一，“婚恋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是社交的一种高级形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表示，“社恐”很可能会对社交渠道、社交能力、社交效果等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由此使青年自身在婚恋竞争中处于劣势，增加婚恋成功的难度。 “社恐”背后：过半人“缺乏沟通技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文华认为，医学概念中的“社恐”与社会学层面的“社恐”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需要进行严密的临床诊断，后者更多指一种生存状态，当下大多数青年口中的“社恐”均非病理性的。 虽然多数青年“社恐”在专业人士眼中，只是个人精神上的自嘲或幽默，但其造成的影响，却肉眼可见。 调研发现，34.3%的人表示社交障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其中14.2%的受访者表示其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社恐”们偶尔的“被迫营业”也是实在没躲过去的不得已为之，他们在有意识地回避社交。 然而，回避的背后是什么？ 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看来，“社恐”一词被泛化的现象，潜藏着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它可以解读为年轻人个性化态度的彰显：聊得来的人就疯狂地聊，聊不来的就索性贴一个“社恐”标签避而远之。其次，它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对“社交泛化”的“反制”。“他们似乎被困在当下的社交系统里了，社交已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一个‘盾牌’”助其逃离。” 当然，社交技巧学习不足、经验不够、缺乏社交自信，也是“社恐”存在的原因。调研中，52.7%的受访者表示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55.6%的人表示不够自信，而38.3%的人则归咎于自身性格内向。 与此同时，当代人生活节奏较快，社交关系并不牢固，圈内圈外的社交关系薄弱，所以“悬浮感”也成为导致其社交障碍乃至“社恐”的原因之一。 青年恐惧的不是社交，而是“社交距离” “社恐”是否只是一时的现象，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吗？ 《2020独居青年生活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高达38.56%的受访者表示独居是因为“享受独处，喜欢自由”，而独居之中疏于社交也导致社交技能的弱化，独居与“社恐”似乎互为因果，螺旋向下的趋势让青年“画地为牢”。随着“社恐”及相关社交焦虑话题在年轻人之间愈受关注，其所造成的影响短期内并没有明显消解的趋势。 然而，“社恐”真的猛于虎？大可不必如此慌张，青年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文华告诉记者，“社恐”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独与否的命题，更多是一种对于距离感的焦虑。而本次调研数据也在某种层面上呼应了她的观点：人们并非完全恐惧社交，43.6％的受访者倾向于社交软件的非接触交流方式。 尤其在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影响下，“云上生活”更被凸显。但与此同时，虚拟社交又为“社恐”青年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他们在网络上分享着自己的新式“社交礼仪”，如能打字说就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要视频，能视频就不要线下见面等等，期待用这种方式守护自己内心能接受的社交距离。 除此之外，文华还提供了一种思路：身处网络时代，“社恐”作为当下不少人生活状态的衍生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尚未达到病理性的严重程度时，年轻人可以学着与之和平共处，学着从线上交往走入现实生活。 不过，这种改变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社交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在家庭、学校的支持、教育、引导和创设好的同辈交流环境下才能得到培养和提升。其次，社会需要为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提供场所、路径、空间，改变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和消极心态。”邓希泉表示，最重要的是青年群体要对社会交往在自身发展中的重要性有更科学的认知，摆脱社交的自卑心理或恐惧情绪，通过亲缘、学缘、业缘、地缘等逐渐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更主动、自信地进行社会交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丹玮 记者 王帝 实习生 闫宇琪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体育课“依考定学”恐适得其反 有媒体调查发现，当体育被纳入中考并赋分100分逐渐成为趋势后，体育培训市场日趋火爆，一些体育训练场地一票难求，“黄牛”也伺机而动，原价150元1小时的周末网球场地，可以转手卖到280元的高价。 “0.1秒就是1分的差距”“1分就是千军万马”――体育中考焦虑之下，不少家长“加码”孩子的体育培训。“陪练”“3个月中考体育提分计划”“专项训练”纷纷成为家长社交关键词。 用“依考定学”“依考定练”的简单思维定式来应对体育中考，有悖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更是对“体育入中高考”政策精神的误读。 将体育纳入中考甚至高考，初衷是通过改革评价机制，让家校及社会重新重视学生的体育及健康，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并不是“以体育考试分数论英雄”。而之所以要通过考试评价这一手段推动学校体育工作，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短板。体育教师和体育课在学校被边缘化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社会和不少家长也更关注文化学科考试这些“看得见”的分数。在教育督导部门对学校质量的评估中，体育也大多“偏居一隅”。 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的体质培养更是要符合青少年儿童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短期“集训”很有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家长的体育中考焦虑，理解的同时更应积极纾解，通过进一步深化体育教育评价改革，缓解学校和家长的焦虑。 深化体育教育评价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督导部门要将所辖学校体育工作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把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素质测评情况和支持学校开展体育工作情况等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在评价的指标设计上更加科学合理，并适当增加分值权重，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常规监测和结果监测相结合的过程性评价。建立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以及第三方评估学校体育工作机制，或可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3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另一方面，学校也需要因地制宜加快推进体育评价改革，探索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关注学生体质健康的评价制度，建立学校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联动评价体系，将学生的体质健康如近视率、感冒率、肥胖率等作为年级、班级任课教师绩效考核的硬指标。建立学校体育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一视同仁”的考评机制，畅通体育教师职业成长通道，研究并逐步完善学校教练员岗位评价制度。同时，还要适时常态加强学生的体质和体育锻炼情况监测，建立学生体育锻炼监测、预警、反馈机制，并通过专项培训、体育家庭作业等家校协同机制，促使家长形成常态关注孩子体育锻炼的共识和行动，缓解不必要的体育考试焦虑，真正让学生形成受益一生的体育锻炼习惯。 （作者：张筠，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熊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强大的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进行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重心不断向基础研究转移。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但在基础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奋起直追。加强基础研究，首先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方案，助力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对基础研究的重点领域给予更多倾斜。比如，对地方、市场和社会力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开展研究的基础科学领域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和调整结构，实现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均衡发展；支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对相关基础研究投入。 　　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处于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市场竞争的主战场，直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挑战，最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善于找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基础研究方向。这决定了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大有可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鼓励和支持领军企业把开展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性任务，帮助具备条件的领军企业部署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支持相关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研究。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探索联合资助等措施，激励相关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此外，金融机构也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从自身实际出发，进一步研究如何以适当形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拓宽社会投入渠道。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我们要引导社会各方面更加关心基础研究，鼓励社会以适当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比如，可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的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工作者、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又如，建立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不断规范基金的运作方式，扩大基金的资金来源，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支持。再如，积极探索科研活动协同合作、众包众筹等新方式，吸引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共同破解研究难题、共享创新成果。在基础研究方面不断拓宽社会投入渠道，不仅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支持，还可以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8日 12 版）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好校长是怎样脱颖而出的 优秀的校长，都是有个性的，他们到一个学校，并不会复制母校，而是将办学的理念运用于新的环境，做出新的创造。 根据“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的定位，将校长职级制落地生根，结出丰硕的成果，要理清三个问题： 把握并尊重中小学校长岗位的特点 有人认为校长的工作就是学校管理工作。学校管理是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此，校长应当专业化、职业化。极端的意义上看，校长上课是得不偿失的。客观上讲，现在学校的规模大，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教科研工作、招生工作、人事管理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总务保障工作等等，都要求校长成为专门的学校管理者。在他们看来，好教师与好校长是两回事，好教师不一定能做好校长，好校长也不需要是好教师。也有人认为学校里校长的工作称不上专业，只有学科教学才是专业。从校长个人的角度看，在担任校长之前，基本没有学校管理专业的学习经历，只有教学专业学习经历，这样校长自然将自己的教学专业视为职业的根基。实际上现在的校长基本上都走的是教学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享受的是教学专业技术职称的工资待遇。在他们看来，好校长一定是好教师，好教师基本上就是好校长。 现实中，校长们往往走着不同的道路。有脱离学科教学工作，专门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有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兼做学科教学工作。有主要从事学科教学工作，学校管理工作成了副业的。观察三条道路：第一条路，校长往往是已经解决了职称问题，专注于教育管理工作，长期脱离一线教学，不免对教学逐渐生疏。第二条路，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校长以管理工作为主，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往往成为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影响了校长的威信，近几年来，甚至出现学生家长公开拒绝某某校长任课的现象。二是校长以管理工作为主，教学工作依然出色的，就形成了教学与管理的良性互动，是校长卓越发展的成功之路。第三条路，往往学科教学工作较好，但学校管理工作常受到教职工的非议，不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开展。 由此可见，中小学校长岗位的特点：第一，必须是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校长，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教师。”好教师是好校长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必须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具有为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配置人、财、物资源的能力。第三，必须是学校教育思想的引领者。能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科学地确定学校组织目标，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第四，岗位能力的综合性特征。它既是教学的又是管理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第五，岗位效能的周期性特征。学校的管理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需要通过课程与教学来整合，其效能的显现，有一个较长的周期。 校长岗位的这些特点，不仅规定了校长选拔的范围，任用的周期，以及培训考核的目标，而且对于校长队伍的建设和倡导教育家办学，对校长职级制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校长如何让一所学校绽放自己的光彩 第一，校长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担任校长，自然具有行使校长这一职务所赋予的权能，这便对校长自身的能力起到一种掩饰的作用。此时，如果校长没有自知之明，便以为天然具备了校长的领导力，那么，就会在温暖的耽误中错失学校发展之机。担任名校的校长，由于名校的光环，便对校长自身的能力起到一种放大的作用。此刻，如果校长没有自省之慎，遂以为名校的校长就是名校长，天然地具有名校长的领导力，那么，得意忘形之时，正是丧失校长领导力之始。 第二，校长对学校的系统思维。在学校系统之外有家庭、社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家有发展战略和不断调整的政策，社区有期待，家庭有世俗的追求。在系统内有学生、教师、职工等不同主体的需求；有课程框架、课堂教学的实施、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有不同层级的管理等等。 第三，校长对学校的历史思维。学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只是一个共时态的结构，还是一个历时态的过程。英国教育家史蒂芬・斯宾德讲：“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因此，校长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未来的视角。 第四，校长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确定行动的方向。校长是学校的领导者。他能“清晰地阐明事情应当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和应该做什么才能在‘现在是’到‘应当是’的改变过程中取得进步。”所以，校长的举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校长面对的诸多矛盾中，说到底，就是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矛盾。这就需要校长对“现在是”有清晰的理性判断，对“应当是”有坚定的价值追求，对“做什么”有辩证的思维和坚实的行动。这样教育就能在现实中创造未来。 如何避免中小学办学同质化 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首先是指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为人们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基本条件。“千校一面”则是教育中的同质化倾向，是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衡量所有学校的办学行为的结果。它抹杀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失去了学校发展风格和个性，落入平庸化发展的窠臼。 特级校长流动制度的设立，明显的是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是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和有益尝试。校长往往代表着一所学校的气质，校长轮岗会不会带来“千校一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优秀的校长，都是有个性的，所以才能脱颖而出。优秀的校长到一个学校，并不是复制母校，而是将办学的理念运用于新的环境，做出新的创造。 （作者：陈履伟，系中学正高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原校长，现南京中华中学上新河初中校长） (责编：孙竞、熊旭)

日前，天津市人社局实施留学人员企业升级培育计划，聚焦自主创新重点领域，以信创产业作为主攻方向，3年时间重点支持300家左右留学人员企业快速成长，实施“一企双师三员”的培育机制，建立“企业吹哨，专员服务”的模式，形成“市区联动、部门互动、多方推动”的企业服务链。 据介绍，该培育机制中的“一企”是指“一企一档一策”，即根据每家留学人员企业特点和发展阶段，建立企业升级培育档案，定期收集企业成果和需求，量身订制帮扶措施。“双师”是指为企业提供创新和创业导师，创新导师负责提供技术研发指导，创业导师负责提供创业实践指导。“三员”是指为企业提供网格服务专员、人社服务专员和要素对接专员。其中，网格服务专员由各区人社局协同企业所在孵化平台选派，负责政策落地、定期走访、需求收集等个性服务；人社服务专员由市引进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选派，负责政策辅导、档案记载、成效反馈等共性服务；要素对接专员由天津市人社局相关处室选派，负责市级部门协调、要素资源整合、开展撮合活动等拓展服务。（记者扎 西） (责编：李依环、熊旭)

　　兴国之道，人才为先。近年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引领下，各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将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吸引人才的“磁力”整体进步明显，粤港澳大湾区表现亮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引领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日益成为促进国内区域发展、城市兴旺发达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为了招才引智，各地持续推动人才工作创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不断推出引才新举措，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持续发出求才强信号，武汉、郑州两个中部省会城市对人才释放出极大诚意，杭州、南京在引才上着力发挥地域优势……人们日益认识到，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了技术突破和产业革新的枢纽，谁就把握了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先机。 　　人才流动有其规律性。从2018年至2020年，“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评估研究”课题组通过持续的跟踪调研，连续发布3个报告，努力探寻人才流动与城市创新创业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发现，区域发展与人才发展之间是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创新创业必须以人才为依托，人才发展又必须以创新创业为主轴。那些能够更好将人才的成长链与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价值链高度匹配，将人才的高质量生命周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轴线紧密融合的地方，可以更好实现人才和谐发展、生产链价值链稳步上移、创新创业创造勃兴的整合效应，呈现出经济发达、社会兴旺、文化繁荣的蓬勃发展局面。 　　从评估报告的具体分析看，京沪杭和广深港澳等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才竞争的高地，在招才引智方面日益呈现出某些规律性特征。空气质量、绿化环境等城市生态，房价房租、消费水平等生活成本，医疗教育资源的供给情况，交通和治安状况，经济的发达程度与收入水平，以及市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融资渠道和人力资源等，都是能否吸引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更要看到，吸引人才的不仅仅是有效的市场，还有有为的政府。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的执行机制，不缺位、不越位的法治意识，对人才的尊重，以及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公共服务所营造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形成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我们既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又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紧紧抓住生态链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大力构建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就能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5日 05 版）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