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浦东 发布外籍人才便利化专项政策 记者12月20日获悉，上海市浦东新区日前对外发布《浦东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外籍人才便利化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涵盖外籍人才在浦东新区的工作、创业、生活等方面，包含34条具体举措，旨在助力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根据《若干措施》，外籍人才出入境将更为便捷。浦东新区可以直接审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为访学交流、科研合作、商务考察的外籍人才提供多次往返的签证便利，人才家属也可一起持证入境。同时，电子口岸签证在浦东全域率先试点，实现了全程网上办理，不受时空限制，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和护照原件，入境时可凭护照及电子签证直接从边检通道入境。 为更好支持和服务外籍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浦东新区此前已建立了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推荐“直通车”制度。经浦东新区政府推荐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在申办永久居留时，不仅可享受材料简化和办理时限大幅缩短的便利，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可随同申请。据悉，“直通车”制度建立以来，浦东已为50余名外籍人才出具永居推荐函。 在移动支付方面，浦东新区联合中国银联，率先推动银行与支付机构进入商家布放或升级银行卡受理机具，打造一批外籍人才支付便利化示范商圈；在公交地铁、便利店、餐饮等场景，移动支付便利措施得到了规模化推广。在居住和生活方面，浦东新区将拓展国际化教育医疗服务资源，打造高品质国际人才社区服务体系；设立涉外法律服务站，推广外籍人才便民“服务包”；为短期居住的外籍人才申办国内驾照开设专窗。（记者 王春） (责编：郝孟佳、李昉)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新设计实现聚合物刚度和拉伸性独立控制 传统材料学认为，聚合物材料越硬，可拉伸性就越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聚合物设计方法，可能会颠覆这一延续近200年的传统观念。相关成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27日《科学进展》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正在解决一个自1839年硫化橡胶发明以来就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时，美国发明家查尔斯·固特异意外发现，将天然橡胶与硫磺加热后，橡胶分子链之间会形成化学交联。交联过程中形成聚合物网络，使原本在高温下会熔化和流动的黏性橡胶转变为耐用、有弹性的材料。从那时起，人们一直认为，如果想要让聚合物网络材料变硬，就必须牺牲其部分可拉伸性。 然而，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用其研发的新型可折叠瓶刷状聚合物网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刚度和拉伸性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源于相同的构成单元——通过交联连接的聚合物链。传统上，使聚合物网络变硬的方法是增加交联的数量。然而，这么做无法解决刚度与拉伸性之间的权衡问题。更多的交联虽然可让聚合物网络更硬，但变形自由度却变得更低，拉伸时很容易断裂。 新设计的可折叠结构并非简单的线性聚合物链，而是呈现出类似瓶刷的结构，其中有许多灵活的侧链从中心主链上辐射而出。主链能像手风琴一样折叠和展开，在材料被拉伸时，聚合物内部的隐藏长度会展开，使其伸长量达到标准聚合物的40倍以上，且不会减弱其性能。此外，侧链还决定了材料的刚度，从而实现了刚度和拉伸性的独立控制。这种新方法侧重于网络链的分子设计，而非交联。 这种可折叠瓶刷状聚合物网络可3D打印，即使与无机纳米粒子混合后，仍然能保持3D打印能力。这些无机纳米粒子经过设计，可展现出复杂的电学、磁学或光学性质。例如，可以向其中添加导电纳米粒子，这对可拉伸和可穿戴电子设备至关重要。（记者张佳欣）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光顾“就业思考屋” 　　 “看了一大圈，到底是选择这个离家近的技术公司，还是去省会城市的银行呢？”近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刚参加完一场双选会的应届毕业生郭妍清走出会场，虽然手握两家公司给出的录用机会，但面对就业这个重要的人生选择，她还是拿不定主意。 　　 会场外，一间挂着“就业思考屋”牌子的小屋吸引了郭妍清的注意，她拿出手机扫描屋外的二维码，一份就业问题清单便显示出来：“博士生就业除了选择科研方向外，在就业上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该如何看待所学专业和就业意向不匹配的现象？”每个问题前都编了序号，加起来足有400多个，郭妍清滑动屏幕寻找着自己的问题。 　　 “找到了！”郭妍清走进小屋，按照手机上的问题编号找到对应的柜子，拿出了一张写有答案的打印纸，上面是一位企业人力资源专家给出的解读：大城市的生活便利度高、信息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大，但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建议你在感到困惑时，把眼光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权衡这些因素…… 　　 “说得有道理！我更希望找到一份能够获得长期成长的工作，所以‘天花板’要高一点才是。”郭妍清将这份“经验帖”认真折好放进书包，打通了那家省会银行招聘人员的电话。 　　 这间“就业思考屋”如何更好地回应学生们的困惑？“我们向全校同学征集最关心的就业问题，再邀请学校老师、优秀校友和人力资源专家从不同角度来解答。我们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同学们通过思考得出答案。”这些“经验帖”的作者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教师卢浩泽说。 　　 （记者 张士英 见习记者 胡沛然） (责编：李昉、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释放“技能塑造人生”的无限力量 21日，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开幕。记者走进同步举行的职业教育专题展，发现一颗卫星引人注目。 这是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研制的科普卫星，也是我国首颗由职业院校成功发射的科普卫星。它于今年11月16日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刁爱军说，历时三年研制的这颗立方星，设计了音视频存储播发、天文相机、光通信三个重要载荷。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这颗卫星上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卫星信号可通过校内地面接收站和测控中心进行接收和处理，能用于科普活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再往里走，还有个大家伙很显眼——一枚真实的火箭发动机。有人问，这和职业教育有什么关系？展区工作人员笑了：“发动机和空间站，都要靠大国工匠制造啊！”他又指指站在一颗商业卫星旁的大二学生向秋林，“别看他年纪小，他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国工匠。” 得益于学校和北京中科航天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的合作，初出茅庐的职校学生向秋林参与制作了一颗6U立方星的主承力板。“刚开始，我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啊。”向秋林拿着板子说，“但动手做了，才知道一块板子背后有许多门道，涉及许多精密加工知识。”他坦言，职业院校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入学后，他发现，大家都很努力，聚在一起钻研技术、解决问题、参加比赛，平时学习生活很有目标感。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部加工中心高级技师杨永修是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国工匠。 “职业教育培养了我们，中国一汽的平台培养了我们。”杨永修反复向记者表示他赶上了好时代，“我们赶上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好时代，也赶上了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好时代。” 2007年，杨永修高中毕业，高考分数超过了当时的本科线几十分，但他还是选择就读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现为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我就想着，要进一汽，学技术，干红旗。”这是埋在杨永修心底的汽车梦。职业院校，正是他实现梦想的起点。杨永修表示：“有了技术，我们更接地气了，腰杆更直了，干起活来更有劲了。” 这几年，杨永修和团队完成国内全新V12发动机研发生产，让中国车真正装上“中国心”。他独创了数控转台超高精密调试三步法等10余项技术，成功突破螺伞珩磨技术在氢动力发动机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突破性的技术，都是在不断试错中诞生的。”杨永修说，“要不断琢磨，不断总结经验，实现‘从0到1’的突破，实现‘从1到99’的蝶变。” 还有更多职业院校，走在了协同企业解决一线生产问题的前列。 2021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先进光学制造实验室，以半导体行业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学术科研优势，自主研发半导体领域关键光学零部件，实现了核心零部件供应自主可控。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史文涛说，他们已经完成5批次的半导体国产零部件替换，确保了国内半导体厂商光学零部件国产化方案的切实可行，“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为半导体制造企业的产线安全保驾护航。” 同样解决大问题的，还有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攻关成功的半导体晶圆倒角机。晶圆是制造芯片的基础材料，晶圆倒角机，是对晶圆边倒角磨削处理的设备。晶圆薄、脆、硬，加工设备制造殊为不易。 当年，因为从国外进口倒角机周期长，企业将眼光投向了国内。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项目负责人蒋勇具有丰富的汽车行业经验。他带领团队，进企业做调研、画图纸、定方案，最终赢得企业信任。 职业院校和企业协力踏上了研发制造晶圆倒角机之路。经过三年不懈努力，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们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大尺寸晶圆倒角机。如今，晶圆倒角机已在企业使用。 今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的主题，是“创新赋能未来 技能塑造人生”。职业院校的师生，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句话。（记者 张盖伦）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李依环）为进一步凝聚学术界研究力量，拓展和深化中国关于非洲的哲学研究，近日，首届中国非洲哲学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非洲哲学与世界哲学”，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外国研究所、《世界哲学》编辑部、《哲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 参会嘉宾合影。校方供图 在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震、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主任吴传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祥福、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聚焦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史叙事、中国关于非洲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状况、非洲哲学的总体特征和当代流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专家报告环节中，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湖南大学、黑龙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高校的学者分别围绕关于非洲的比较哲学研究、当代非洲艺术思想研究、当代非洲哲学研究等话题展开分享。 据悉，本次论坛是汉语世界首次以“非洲哲学”为主题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大会期间还设置了两场青年论坛，来自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温州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作了主题报告。 (责编：李昉、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国文化体验坊。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在开展中文教学。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提供 　　2004年，我前往中国推进教育合作项目，自此开启了我与中国的故事。之后，我回访中国20多次，参加了各种工作会议、研讨会、学术会议和书籍发布会等，这些经历都使我有更多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2006年3月，我开始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授课，提出的研究项目主题也跟中国有关。 　　 　　来孔院上课的学生人数成倍增长 　　2008年，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与中国的湖北大学共同创建了巴西的第一所孔院，我担任院长。 　　孔院最初的教学点设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内。2009年3月，孔院开始第一堂课时，约有30名学生。后来，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我们意识到孔院需要更大的办学场地来开展教学活动。2012年，在各方支持下，我们搬到了更加宽敞的新总部，有7间专用教室、一间媒体实验室、一个文化中心、一座图书馆和一个宽敞的礼堂。从那时起，来我们孔院上课的学生人数开始成倍增长。 　　圣保罗州立大学是一所多校区大学，拥有20余个校区，分布在圣保罗州内各座城市。除了在新总部提供课程外，我们还派遣来自湖北大学的中文教师前往各校区提供中文和中国文化课程，覆盖的城市数量每年都在增加。我们还与亚马孙联邦大学签署了协议，派遣两名中文教师在其所在的马瑙斯市教授中文课程。此外，我们还向巴西北部圣路易斯市的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派遣了两名中文教师。 　　到2019年前，我们已经在圣保罗市以外的14个城市提供中文面授课程，包括圣保罗州有圣保罗州立大学校区的12座城市以及两座北部城市――马瑙斯市和圣路易斯市。 　　在孔院运营初期，我们的授课完全依赖中国派遣的中文教师。如今，我们的45位中文教师中有10位是本土教师，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孔院接受培训。 　　为3万多名学生提供中文和中国文化课程 　　2019年受疫情影响，我们意识到需将面授课程转为线上课程。当大学暂停面授课程时，我们立即开始线上教学，学生没有因为疫情错过课程，线上课程的推出反而使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疫情过后，我们恢复了面授课程，同时保留了线上课程，这使得注册学生的人数又有了一个飞跃。以2023年为例，我们为4523名学生开设了328个中文班，并有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前往湖北大学深造。在孔院近16年的运营中，我们已经为3万多名学生提供了中文和中国文化课程，并支持约800名学生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 　　此外，我们还开展其他中国文化活动，例如我们每年与圣保罗市政府合作举办的圣保罗中国电影展，还有中国音乐会、绘画展览、舞蹈和武术表演等，总会吸引很多当地人参加。 　　我们也致力于翻译和出版中国哲学与文学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巴西，而且在其他葡语国家也受到了欢迎。我们已经出版了《论语・葡语解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葡语通释》及《南华真经（庄子）内篇・葡语解析》，这些作品由巴西汉学家沈友友翻译。我们还出版了唐代诗人鱼玄机的诗作以及由里卡多・普里姆・波图加尔及其夫人谭笑翻译的《以遗知音・中国唐代诗选》（中葡文对照），后者在巴西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项。 　　此外，我们还举办了一场中巴儿童文学作家的线上对话活动，汇集了巴西和中国一些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为响应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倡议，我们翻译并出版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葡版），这是巴西国际中文教学标准化的重要开端。 　　见证巴中之间的美好友情 　　在巴西，民众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逐年增长的同时，巴中两国也在不断加深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贸易和投资、科学与技术、对抗饥饿与贫困、文化与体育、农业、环境、绿色经济等方面。近年来，两国的贸易往来频繁，对懂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人员需求巨大。 　　自2016年以来，圣保罗州立大学孔院一直与巴西中资企业协会合作组织中国企业招聘会。在2024年举办的第六届招聘会上，共有32家企业参加招聘，超过1500人参加了面试。 　　顺应需求，目前，巴西已经开设了12家孔子学院，未来还将创建更多。 　　2012年，我暂时离开孔院的岗位，担任了巴西体育部的顾问主管，在体育领域与中国继续保持交流互动。工作期间，我仍保持对孔院工作的关注，在原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下，我们派了巴西的足球俱乐部――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的青少年队前往中国访问，使两国青少年通过体育运动增进互相了解与交流。 　　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后，我再次回到大学，继续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孔院进行中文教育工作。 　　我很高兴能够见证巴中之间的美好友情。在今年我们庆祝巴西与中国建交50周年之际，孔子学院无疑是象征着巴中两国友谊与合作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作者系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方院长） (责编：郝孟佳、李�P)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新华社三亚电  （记者赵颖全、严钰景）中欧科技合作“龙计划”2024年海洋遥感高级培训班日前在海南三亚开班。本期培训班汇聚了中欧海洋遥感领域的知名学者，国内优势科研院所及高校高水平学员，将通过知识传递和智慧碰撞，为海洋遥感领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2024年“龙计划”海洋遥感高级培训班为期6天，邀请了海洋遥感领域中方8位及欧方4位科学家作为授课导师，并选拔55位海洋遥感方向的优秀青年学者参加培训。课程涵盖海表盐度、海洋水色、海表温度、海冰、星载雷达海洋遥感、人工智能海洋遥感等内容。此外，在培训期间，还将举办海报展览、参观访问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以多种形式展开教学。 据了解，中欧科技合作“龙计划”项目是由科技部与欧洲空间局自2004年启动的地球观测领域最大的合作研究计划。二十年来，随着“龙计划”项目的持续推进，中欧双方在遥感研究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11日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上，近30位国内外遥感领域知名专家和近60位来自海洋遥感领域优势科研院所与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员共同参加活动。 本次培训班由欧洲空间局与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由海南空天信息研究院与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联合承办。 (责编：李依环、李�P)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在《国际歌》豪迈雄壮的旋律中，一场主题为“颂歌献给党”的音乐党课，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拉开帷幕。主讲人兼指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身着礼服，走上指挥台。音乐党课采取“理论宣讲+节目展演”方式，现场听众不仅欣赏到《长征组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忘初心》《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等一个个经典名曲，还可以聆听其背后的红色故事。 　　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充分发挥艺术特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新党员教育形式，推出音乐党课。音乐党课将交响音乐、声乐、合唱等艺术形式相融合，集党的理论、党史知识、音乐知识、经典鉴赏于一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优美的旋律中感悟信仰力量，提高党性修养。 　　“要以音乐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辉煌历史，再现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描摹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俞峰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把艺术和党史结合起来，把讲述和表演结合起来，把传承和发扬结合起来，讲好党的故事。” 　　当《长征组歌》响起时，听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叹于老一辈革命者的筚路蓝缕；当听到《黄河大合唱》时，听众脑海浮现出危亡时刻，一个民族发出的最雄壮的呐喊。“聆听音乐党课，我切实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感受到艺术对思想价值的传播效果。”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院长付君说。 　　从最早在线上传播的音乐微党课，到2019年主题为“胸怀家国，放歌人民，奏时代强音”的音乐党课在延安干部学院上演……至今，音乐党课已走过8年多时间，走进乡村、社区、工厂等基层一线。 　　中午1点，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里传来袅袅琴声。“每堂课前，我们都会进行精心排练。加班加点排练是常态，但是我们都练得很开心。”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吕树清说。 　　对于演奏者和欣赏者来说，表演过程都是一种学习和洗礼。 　　“音乐党课不单是艺术化的演绎，更是倾情的诉说。”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女高音段莹讲到，有一次在延安宝塔山下演出，现场氛围和音乐感染让她几度热泪盈眶。“用心去练，用情去演，每一个音符都抒发着对真理的信仰，对前辈的崇敬和对党的深情。”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祖国》是每一次演出的必备曲目，前奏一响，往往就成为大合唱。在大合唱中，听众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祖国的繁荣昌盛。 　　“音乐党课有一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提供更沉浸式的教学体验。”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此担�“让党课从抽象变形象，让党员从倾听者变成参与者。我们将不断探索，更好发挥文艺力量，引导党员、干部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 人民日报 》（ 2024年11月05日 17 版） (责编：李�P、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作者郑庆华肖像画。张武昌绘 二�二四年七月，同济大学一批学生科创成果亮相第十四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该校创新团队共摘得金奖六项、银奖十一项、铜奖十项。图为同济大学科创团队部分成员在大赛期间留影。同济大学网站供图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论述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全方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迈向2035年教育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高校应当引育并举，加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应当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以有组织科研深入推进技术攻关能力提升；应当面向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加速产教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当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对时代科技变革趋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引育并举建设人才高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动、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变得更加迅速，各国的教育、科技与人才战略也逐渐呈现出互相融合的态势。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和移民政策的调整，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推动国内创新产业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同样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共享全球资源，引育并举打造人才高地。 高校应积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战略新兴与交叉学科领域，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一批在关键领域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技术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交叉机制，拓宽人才视野，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优化顶层设计，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顶尖人才，打造高层次人才聚集平台。建立高效的国际人才流动与交流机制，推动科研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科技资源和创新经验，快速融入国际科技环境，提升全球科技话语权。完善科研与创业环境，给予稳定的政策支持，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落户发展。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才引进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匹配性，采用灵活的聘用制度、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引入多元化的评价指标。注重创新成果、社会服务、教学质量等多维度考核，实行长周期绩效评价，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以同济大学为例，学校要持续进行学科专业的优化与调整，推动土木、交通、机械、城规等传统优势学科转型发展，培育如人工智能、天空地海遥感技术、集成电路、光电工程等未来新兴及交叉学科领域。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逐步实现向强化基础、通专融合、本研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改革人才引育机制体制，全面推进长聘教职体系制度改革，实施长聘体系与原有体系专业技术职务双通道评聘联动推进，建立从青年科技人才到科技领军人才再到战略科学家的全方位培养体系。发挥国际合作优势，探索设立境外引才服务工作站，聚焦高精尖缺，提升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浓度，大力培养引进一流领军人才。 强化国家战略需求牵引，打造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成为当时主要科学中心。19世纪德国大学，开创了现代科研和教育的整合模式。20世纪上半叶，美国逐渐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中心，通过大规模的政府科研资助和高校体系的扩展，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在全球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许多国家的大学在科技前沿突破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通常与顶尖研究型高校开展密切的合作，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要由加州大学管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与田纳西大学在材料科学、能源研究和核研究等领域有着紧密的合作。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前沿技术带动英国在生命科学、物理和人工智能等科研创新领域居世界前列。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大学的科技创新使瑞士在制药、生物技术、工程等领域形成了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和科学中心出现多极化趋势，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高校在全球学术领域中日益发展。中国大学在科技创新、学术影响力拓展方面的进展令全球瞩目。当前，中国高校作为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支柱，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等提供多方位支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为攀登战略制高点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高校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坚持重大工程牵引、应用场景驱动，强化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导向，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统筹布局，鼓励和支持前沿交叉研究，主动谋划、积极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要积极营造勇于探索、潜心研究的学术氛围，强化原创基础研究导向。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战略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科技治理，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高校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高校要深入推进技术攻关能力提升，重点支持“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强化有组织科研，突出高校优势与特色，构建以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为载体、以战略科学家和拔尖创新人才团队为核心、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大科研体系。注重营造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生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齐驱并走，激活科技创新源头活水。推进实施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和基础研究能力提升计划，开展自主原创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联合攻关，不断探索和优化基础前沿研究组织模式，鼓励教师开展科学前沿和“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 服务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成果转化 世界众多教育强国均通过高校、企业的协作营造全链条创新生态。德国以其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为基础，结合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工程、汽车制造和绿色技术方面拥有全球比较优势。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依托大学、企业和政府，统筹人才、资本、技术等核心要素，形成了一个高度协同的创新环境。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院校提供了科研支持和人才输送，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通过并购、投资初创公司，推动创新，政府则在公共研发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等政策环境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主要阵地，肩负着推动新质生产力体系布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这一目标，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资源优势，建强一批实践教学中心、校企创新实践基地、工程实验中心，打造问题导向、能力导向的实践创新教育体系，实现学城、产城、创城“三城”功能要素的融合联动。高校必须不断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深化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构建完善的科研转化服务体系，主动对接企业，围绕实际需求开展研究，形成更具应用性的创新成果。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带动整个创新链条的高效运转，全面推动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着力解决科技成果向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对接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将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成果转化机制体制改革，建立高校产学研融合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通过创新管理机制，完善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参与技术转化的积极性。 高校要重点推进与行业领军企业建立深度绑定的实体化运行产学研用平台，形成长期稳定的联合技术攻关机制。要改革国家大学科技园组织和运行机制，建立政产学研用协调联动的新机制。要依托各优势学科，打造“产教融合―区域服务―成果转化”三位一体新生态，建设好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要构建环高校知识经济圈，推动大学知识溢出，助力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顺应教育变革新趋势，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创新发展 以数智化为驱动，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路径。高校应当以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发展，持续推进“四新”学科建设，围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建造等新兴领域和创新场景，打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科教平台。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践实训、毕业设计等关键教学环节，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推动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的数字化转型，着力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习惯、知识掌握情况和个性化需求，通过提供定制化学习方案，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高校应当通过构建智慧校园系统，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管理和教学效率。应当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科研，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和深度，促进科学思维方式转变，辅助科研人员更快地进行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模拟实验，从而加速科学发现的过程，显著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应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分析市场需求、匹配科研团队、优化产品研发过程，帮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将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应用。 2024年5月，同济大学启动了《同济大学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提出了“1+N”的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思路，落实8项重大任务、30项核心举措。“1”指推动人工智能学科本体的发展和提升，“N”指对既有学科和各项工作的全面赋能，促进传统学科的整体创新和转型升级，全面赋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以绿色化为导向，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生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发展模式的可持续转向，以及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都对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在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校应当通过优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校园，积极减少碳足迹，并通过减少能源使用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逐步实现校园的可持续目标。应当瞄准绿色低碳领域关键技术问题组织科研攻关，着力组建大团队、承接大项目、开展大攻关、产生大成果，并强化与政府、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加速绿色低碳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当开设专门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课程，积极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合作，培养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并通过跨学科的项目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双碳”目标的领导者。应当在开发和推广绿色技术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高校合作，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过支持绿色创业项目，鼓励学生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领域不断创新，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 以融合化为引领，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模式。融合化的本质是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是群体技术创新的产物，学科交叉已成为核心技术突破的必然趋势。高校应当推动学科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支撑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新模式。应当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优势互补和深度交叉融合，推动跨学科课程体系创新，形成贯通本硕博人才培养全链条的多学科联合导师组，产生新的前沿交叉和技术攻关的学科增长点，形成主动交叉、深度融合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应当发挥多学科共生优势，建设若干世界级重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研平台，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立富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影响力的交叉科研队伍，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应当促进学科交叉机制和组织模式创新，推进学科布局优化调整，构筑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学科交叉体系，加强学科内涵建设，提升学科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郑庆华为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教育学会与本报合作推出 (责编：李依环、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破解“35岁焦虑” 让更多青年人才“冒头” 韩启德，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十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分子药理学与心血管基础研究，在α1肾上腺受体亚型研究领域获重要成果。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建设事业。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长期关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问题。当前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之下的选才面临哪些新挑战？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选才方式应如何创新？科技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韩启德院士。 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下选才新挑战 记者：近年来我国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注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希望他们挑大梁、当主角。您认为什么样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挑大梁、当主角？ 韩启德：回顾历史上那些曾经在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发挥引领作用的科学家，从二战期间美国的万尼瓦尔・布什，到新中国重要科技发展期的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周光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兼具科学性与战略性，即他们是我们所说的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有什么特质？归纳起来是视野开阔，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精神，对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把握，能够为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提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见。 而如果考察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规律会发现，一般只有科技领军人才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由科技领军人才孕育而来。 记者：何为科技领军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是怎么产生的？ 韩启德：我想有四条是比较明确的：第一，有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第二，有团队领导力；第三，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思考能力；第四，有德行，理解科学精神，富有人文情怀。 探讨科技领军人才是怎么产生的，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冒”出来的还是“选”出来的，是“生”出来的还是“育”出来的。良好的创新土壤似乎能够自然产生优质人才，但仅仅产生优质人才还不够，还要对他们进行培育。 怎么育？这就会牵扯一系列问题，所谓“不拘一格选人才”，是否能够精准选才，是否会拔苗助长。此外，如果只有准入而没有审核与淘汰机制，我们选的时候就难免战战兢兢，担心选出来的人不行，还阻断了后来者的进入。 再比如我们常说的“双肩挑”。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不给战略人才管理者的位置，怎么才能让他给出好的建议，体现他的战略思想？所以要把他放在一定的领导岗位上。理想的情况下，他既是好的科学家，又能在领导岗位上得到锻炼，成为更优质的领军人才，甚至是战略科学家。但是，如果他是好的科学家却不适合做领军人才，我们又把他放到了领导岗位上，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更糟糕的情况是，他可能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还被放在了领导岗位上。所以，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记者：您认为，是否要更有针对性地选拔战略科技人才？ 韩启德：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生”和“育”的关系。一个孩子首先要生出来，但是生出来之后，各自的禀赋并不相同。所以我们的“育”要“因材施教”，首先要先分辨这个人是适合当科学家，还是当音乐家，不应该只有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当然要选出禀赋卓著、最能坚持做科研的人；但选拔也要有多样性的标准，不能只瞄准一个方向。 记者：近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探索和实践，您怎么看？ 韩启德：现在很多单位在开展创新选拔的试点工作，我认为这是好的尝试。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一些方向的青年科技人才重点支持。但是，如果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们也要警惕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我觉得任何选拔都要通盘考虑，在层级、范围等方面要有所区分。 反思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底层逻辑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韩启德：目前的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研究对科技人才定量评估已经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它不符合学术评价的底层逻辑，而是行政管理的产物。但问题是，如果不采取定量评估的方式，我们还能怎么做？同行评议会是一种方式，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说是“最不坏”的办法。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新旧学术范式对抗带来的局限性。评审者们自身的科学成就固然很突出，甚至已经开宗立派。但当下科技发展太快，评审者自身的学术范式反而会对评审造成无意识的“遮蔽”，往往导致一些颠覆性的思想不被肯定，所以要尤其强调对跨学科研究和颠覆性研究的支持。 其次，无论是“大同行”还是“小同行”的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同行评议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为现在学科分化程度很高，隔行如隔山，让“不懂”的人来评确实会造成很多困难。小同行对于学术领域的认知程度虽然更高，但是互相之间因为门户之见、人情关系所引发的冲突会更加突出。人非圣贤，都会有主观性的思虑和情感。但我想，有一些底线必须要坚持，比如不要形成圈子、“江湖”，“打招呼”更是绝对不允许的。这都是同行评议必须应对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改进同行评议？ 韩启德：第一，小同行与大同行评议分层结合。举例来说，“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是这么做的，实践表明还是比较成功的。 潘建伟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成员。在去年的“青年科学家502论坛”上，他说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评议的过程中，他们所在的领域，小同行、大同行的评议不交叉。这些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小同行评议结束后，应该把结果全面地呈现，供大同行参考；同理，大同行的评议结果也应该反馈给小同行来审核，尤其是在根据专业领域知识对人才进行判断时。流程上多一轮评议循环可能会好一点。 第二，需要更加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对于“打招呼”这类行为要严肃处理，逐渐形成一种威慑。 第三，适当增加青年科学家申辩的机会。比如申请基金没通过，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申辩的渠道？ 记者：评审单位会不会抱怨，“如果人人都来申辩，哪能应付得了”？ 韩启德：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如何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在前面三点的基础上，同行评议与“决定权”适当分离。同行评议只是同行专家提供参考意见，他们的评议权和决定权是否应该适当有所分离？这值得讨论。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韩启德：比如说，我是美国国家医学院的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在评院士时，先是几轮同行评议，但由十几个人的委员会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综合多方面考量来做出最后决定。再比如，“求是奖”也是由顾问委员会的6―7人来做终评；曾经的“周光召奖”的理事会有9个人，他们只负责提出一个名单，周光召先生本人会一一谈话来最终认定。 此外，同行评议尤其应该向学科交叉、“冷门绝学”倾斜，这有利于部分抵消同行评议固有的一些认知局限。 记者：总的来说，您认为要多方汲取国内外高水平同行评议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 韩启德：是的，但说到底还是科学土壤、科学文化的问题。即使对机制做出很多调整，但如果文化不改善，任何好的机制都有“钻空子”的空间。改善科学文化土壤方为根本。 对创新选才路径的建议 记者：对于当前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您最担心什么？ 韩启德：现在有不少博士、博士后越来越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即使找到了岗位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要争“帽子”、发论文，“抢”项目，还有“非升即走”问题，很难潜下心来搞研究。 他们还要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承担太多非学术方面的工作，时间永远不够用，还有养老、成家、育儿等等一系列的负担。于是产生了一种“35岁焦虑”的说法。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确实是现在青年人才成长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 记者：您怎么看“35岁焦虑”？ 韩启德：怎么会形成这样的困境呢？我想“35岁焦虑”可能是学术成长当中一个自然的阶段特征，一个博士生，哪怕是有一定独立工作经历的博士后，要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期，会因成长过程中强烈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这是无法避免的普遍规律。 但我想，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比如说“僧多粥少”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我们的“僧”的数量已经过多了吗？近年来，我国培养的博士生的规模确实在迅速扩大，但中国如此之大，仍然长期需才孔亟。那么我们的工作岗位为什么容纳不了那么多博士？是不是给的经费、项目少了，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岗位？好像也不是。 记者：如果既不是“僧多”，也不是“粥少”，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韩启德：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给的“粥”种类太少。比如，博士后人才能够胜任各种岗位，但我们提供的岗位不外乎那么几种，使得大家都集中在少数几条狭窄的赛道上，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才造成了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往往要应对很多无关的杂事，你问问他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应对上级、项目主管交给他的与科研无关的事情上？再比如，现在我们提倡“有组织的科研”，大科学、大型攻关项目越来越多。但近来也有研究表明，大项目可能存在不利于青年科学家“冒头”的因素。此外，我们的评价体制也需要改进，让青年科学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现在干活的往往都是年轻人，最后荣誉往往归属于“大咖”，而且收入差距不小。虽然现在我国科研人员收入水平整体提升了，但如果贡献和收入不平衡，只会加重“35岁焦虑”。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破解“35岁焦虑”？ 韩启德：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要准确定位有组织的科研，完善科技战略布局。比如说国家觉得某个问题非常重要，不管它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我们都要集中力量来攻关、形成大项目。但是，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完善的战略规划，把大项目视为一种“事业”予以系统管理？比如将其拆解为多个“比较大”的项目，让更多领军人才能够发光发热、各尽其用。这可能会产生“1+1＞2”的效果。 第二，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的比例。 记者：这一点在很多政策中已经有所反映了。 韩启德：是的，但我觉得需要更加有效的落实。 第三，要创造更多让青年科学家展示才华的机会。比如“青年科学家502论坛”就是一个青年科学家自我展示的平台。但是，我想在参会青年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我们应该想各种办法让他们能有所展示、能够“冒头”。 第四，要规范科研成果归属机制，严格规定没有实质贡献者不得列入论文作者或者获奖成员。现在发表的一些好的论文都有“责任作者”，但责任作者是否真的能负起责任？我们应该完善相关机制，让不负责任的人不敢署名。 第五，继续增加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份额。最近中国科协搞了一个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我觉得非常好，尽管资助金额不大，但这是在给更年轻的人创造机会。 第六，设立专门的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参加国际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