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23日电（李依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决战决胜教育脱贫攻坚，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介绍，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家长或监护人有义务、有责任送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有的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当地的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三番五次去做工作、劝返，若还是不同意，政府可以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把家长告上法庭。 郑富芝指出，控辍保学的目标是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首先要把辍学学生、失学学生劝回来，再保障他们能读好书，这是整个保障的一个前提。但是，劝返工作既复杂也非常的艰难，相关人员在劝返过程中，必须要带着责任感、带着感情，才能真正把它做好。当前，各地在控辍保学方面非常尽心尽责，做了很多探索，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目前来看，导致学生辍学、失学的因素很多，原因也不尽相同。郑富芝表示，孩子辍学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因外出打工而辍学；第二是因早婚早育而辍学，这类情况女学生相对较多；三是因信教入寺而辍学；四是因感到学习困难而厌学在家；五是因身体原因，不大方便去学校，可能也会导致辍学。 郑富芝表示，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各地采取了不同方式综合施策、对症下药，综合运用感情劝说、行政、经济，甚至法律等手段进行劝返。例如，对于辍学外出打工的孩子，首先是“劝”，需要多部门跨区域、跨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大家一起来做劝返工作；还有一点就是“堵”，教育部与有关部门联合禁止使用童工，从源头上堵住。分类施策，这需要劝”和“堵”相结合。 郑富芝谈到，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家长或者监护人有义务、有责任送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有的家长不怎么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如果当地的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三番五次去做工作、劝返，还是不同意的话，就严格执法。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政府可以把家长告上法庭。“这一点，从方方面面反映来看，社会效果很好。它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孩子们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 (责编：李依环、马昌)

原标题：告别思政课、专业课“两张皮” 　　让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能够同向同行，更好地发挥思政课程特点，助力课程思政建设发展，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同向同行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课程思政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展开。青年学生今天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道德情怀、专业技能水平直接影响着他们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责任担当、价值判断、工作成就等，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思政课程与其他专业之间的“两张皮”问题已经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必须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高校应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融入日常工作、教育教学和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当中去。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发展，思政课程要实现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要把单纯的思政教育课堂拓展到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拓宽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空间。二是要实现授课主体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为主体，转变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发力、共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难题的状态。以建设“大思政”格局为契机，推动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 在人才培养体制上同向同行 　　实施课程思政建设要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融会贯通。在高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中，价值、知识、能力是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时丢掉了价值观教育，就等于生命机体失去了活的灵魂，人没有了精气神。价值是关乎立德树人的第一要务，价值塑造比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更重要。 　　课程思政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国家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总指挥官，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把控大局。每个高校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场指挥官，是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者。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围绕教材、教法、课程、课堂、评价等方面下功夫，以各学院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单位，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联合单位，形成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合力格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要协同并进，共同构建起长短相形、音声相和的多元育人机制。多元育人机制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做到真实，即课程思政建设要反映时代特点和发展要求，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要接地气，要与各门专业课程的传承与发展相结合。二是要做到求实，即在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时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切勿好高骛远。课程思政建设要优化教育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关注实践操作，提升德育水平。三是要做到落实，即无论是课程思政还是思政课程，都要脚踏实地。落实需要组织、制度和经费保障，组织保障是方向，制度保障是支撑，经费保障是基础。 在人才培养路径上同向同行 　　实施课程思政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三个重要方面，构建课程思政的大手笔。 　　在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以各专业教师为主体，以思政理论课教师为辅助，充分吸收并发挥思政课教师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经验。积极引入思政课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共建人，实现公共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共建，共同发展。专业教师要通过言传身教来感染学生、教化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展现教师的学术道德与水平，职业道德与能力，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密切关注学生成长。课程思政建设应汲取思政课程在理论与实际、学习与生活、求知与求真等方面的经验，创新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形成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政大课程。在课堂教学方面，专业课老师在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层次、教学环节上要融入德育内容。但是要顺其自然，避免生搬硬套。 　　（作者：李桂丽，系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菁华，系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 (责编：郝孟佳、杨光宇)

“十一”过后，这场漫长又特殊的大学开学季基本结束，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大学生们终于“归队”，重返大学校园。然而，对于高校来说，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不少大学校长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面向未来，中国高校将如何发展？ 12位校长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前，以“挑战与机遇――世界格局变化中的高等教育”为主题的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周年大学校长论坛召开。12位大学校长在讨论中认为，中国高校要打破专业壁垒，破除学院之“墙”，释放大学的人才红利，才能真正发挥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 全国高校都在探索跨界融合 束缚大学发展创新的是什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惠彬看来，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才能培养引领未来空天技术变革的复合型、创新型领军人才。 “未来，我们将聚焦空天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人类发展需要，强化‘空天信’融合，试点设立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全面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徐惠彬说。 从行业特色高校的角度来看，学校应处理好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认为，行业特色高校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个性与共性、“专”与“博”、特色与优势等四对关系，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中不断改革创新、追求卓越。 跨界融合，推陈出新，是当前全国高校都在探索的方向之一。 “具有人文视野和创造思维的人才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从梁漱溟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出发，认为科学和人文是有机的整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是未来世界的重要设计者，大学要为这些设计者提供施展本领的舞台。 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则认为，大学要实现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工程教育的有机统一。“要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打造一流学科生态，拓展面向未来的工程人才培养途径，重构交叉融合实践平台，建立多元、多维、个性、全纳的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协调发展”。 破除学院之“墙”，重构大学课程体系 随着95后、00后“占领”大学校园，传统的照本宣科式课程越来越难以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获取知识的能力、接触资讯的广度也日渐挑战着大学教师的权威。 大学里的课怎么上？这成为不少校长们讨论的热点。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提出，技术打破了大学对知识的垄断，使得大学已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单一主体。新时代下，大学应厚植创新基础，引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培养引领未来的产业领袖，为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天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东寒认为，要破除学院之“墙”，重构大学课程体系。 “后疫情时代催生产业链、创新链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呼唤工程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破除制约人才培养的学院与专业之‘墙’、教学与科研之‘墙’、学校与社会之‘墙’，以项目为‘链’，重构课程体系，建设共享型教学实践平台，打造新工科教育共同体。”金东寒说。 如何打造一批大学“金课”？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东明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一流人才。要围绕打造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培育一流人才的目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资源开放共享，打造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一流“金课”，推动国际合作育人，构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新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发现，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内部矛盾来看，高校双创教育的产教融合方面仍存在“政府热、社会冷”的现象，校企合作方面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状况，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重理论传授轻实践教育等问题依旧突出，已成为制约双创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刘伟认为，高校“双创”教育已经从探索阶段向多元推动、跨越提升发展。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双创”教育的中心环节，实现“双创”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度融合，打造多学科交叉、专创融合的教育课程体系和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 打破大学人才发展的“刚性制约”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人。如何培养人才，如何留住人才，成为不少校长思考的重要内容。 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杰认为，在当前世界格局大调整的新形势下，高校应当深化战略布局，强化使命担当，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历史站位，打破“刚性制约”，拓展柔性化人才引进方式，探索教育对外开放新模式。 而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如今不少高校开始探索大类招生、书院制、导师制等更加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学生们在选择专业、谋划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要树立一流人才培养新目标，重构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创新‘导师制、书院制、完全学分制’的育人模式，构建‘可视、公开、约束、激励’的体制机制，加强教育教学保障。要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形成‘思想引领、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东南大学副校长金保�这样说道。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军则认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深层次的“智慧教育”变革，以智慧、互联为理念，打造空间、时间、知识协同融合的“五维教育”，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生产关系，推动新时代教育生产力的变革，促进学生和教师有价值的成长。 如今，大学要在服务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强互动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喜滨表示，大学要在服务国家建设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以优质人才培养、前沿科技创新等形式，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 记者 叶雨婷 (责编：何淼、熊旭)

本报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叶雨婷）今天，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的目标是经过5至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方面，《方案》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规依法问责追责。 在改革教师评价方面，《方案》指出，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 《方案》指出，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幼儿园教师评价突出保教实践。探索建立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任课教师每学期须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业述评，述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内容。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考核办法，绩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倾斜，向教学一线和教育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倾斜。规范高校教师聘用和职称评聘条件设置，不得将国（境）外学习经历作为限制性条件。把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案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就业、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竞赛展演等计入工作量。落实教授上课制度，高校应明确教授承担本（专）科生教学最低课时要求，确保教学质量，对未达到要求的给予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 《方案》要求，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长周期评价，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探索国防科技等特殊领域教师科研专门评价办法。对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申报高级职称时论文可不作限制性要求。 教育部负责人表示，学生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基础环节。正确的评价“指挥棒”，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扭转当前学生评价中存在的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等错误倾向，《方案》指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中高考方面，提出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加快完善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办法，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在研究生考试招生方面，提出深化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考查。在招生秩序方面，提出各级各类学校不得通过设置奖金等方式违规争抢生源。在促进终身学习方面，提出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动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实现不同类型教育、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校内与校外教育之间互通衔接，畅通终身学习和人才成长渠道。 在改革用人评价方面，《方案》指出，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责编：何淼、熊旭)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但如何解决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的问题，一直是阻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顶层为教育事业发展设立教育评价“指挥棒”。 据了解，《方案》的目标是经过5-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职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这是首次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教育评价改革文件，凸显了教育评价在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说。 朱之文认为，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评价直接影响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同时，评价还深刻影响全社会的教育观念，进而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态。 “正是基于评价的极端重要性，教育评价被誉为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作用发挥好了，教育事业发展就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否则将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错配，甚至将教育引向歧途。”朱之文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张志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教育评价改革首先要解决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价值观问题。 “我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一言以蔽之，是教育‘指挥棒’出了问题。这里的要害是，用单纯的考试升学的‘指挥棒’指挥学校教育、评价学校教育、考核学校教育。结果导致学校教育背离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违背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轨道。”张志勇说。 张志勇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坚持“破字当头”。 以考试命题改革为例，张志勇认为，一方面要破除“唯智育论”，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教育成果的全面综合考查；另一方面要破除“唯知识论”，强化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考查。 “在中考、高考招生中要破除‘唯分数论’，积极探索多元评价、综合录取机制。高校招生要破除‘唯面子论’，坚决制止一些高校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争抢高考状元、高分学生，助推片面的教育政绩观、破坏教育生态的错误做法。”张志勇说。 如何在这些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健全的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方案》坚持破立结合，重点设计了5个方面22项改革任务。一是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破”的是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立”的是科学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二是改革学校评价。“破”的是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立”的是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三是改革教师评价。“破”的是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行为，“立”的是潜心教学、全心育人的制度要求。四是改革学生评价。“破”的是单纯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立”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五是改革用人评价。“破”的是文凭学历至上等不合理用人观，“立”的是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分析称，《方案》涵盖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用人单位五大评价对象，要构建党委和政府提升履职水平、各级各类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师潜心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科学选人用人的系统协调的教育评价体系和机制。“显然，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是对政府管理、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等全方位的评价”。 钟秉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评价方式上，要基于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创新评价模式和手段，体现教育评价体系的综合性和有效性。 “不再局限于单一目标或标准的实现程度，而是注重对评价对象进行全面、综合、整体的教育要素的评价。”钟秉林说。 如何保证这样的“指挥棒”能取得预期成效？ 朱之文认为，一方面，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在干部选任考核、学校评价、重大项目安排等各项工作中，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再简单地以升学率为考核标准。另一方面，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将立德树人摆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资源配置、教师评价等工作都要突出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再简单地以分数考核教师、评价学生。 而在钟秉林看来，完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一个关键是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 “首先，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教育督导部门在新时代教育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保证教育改革发展与学校办学的方向；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责任；最后，要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钟秉林说。 记者 叶雨婷 (责编：何淼、熊旭)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正是要回应社会关切、关注堵点痛点、满足群众需求，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突出家庭教育，完善学校、幼儿园的教育、保育职责；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增设“政府保护”专章，细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为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实施近30年来，在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全面修订。比如，有的监护人存在监护不力甚至监护侵害情况；有的地方校园安全和学生欺凌问题频发；个别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从业人员伤害未成年人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问题较为严重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正是要回应社会关切、关注堵点痛点、满足群众需求，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营造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从出台《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断完善的法律、政策和举措加大了对少年儿童的保障力度，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保护伞”进一步撑牢。打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处处体现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关爱。比如，新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看护责任和具体要求，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有关义务，明确了学校、幼儿园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的工作制度，明确了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等等。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修法已经迈出良法善治的第一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执法等工作需要紧密开展起来。家庭是未成年人最先开始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必须明确和履行好各项家庭监护职责，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场所，必须从“教书育人”方面落实教育、保育职责，从“安全保障”方面强化校园安全的保障机制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社会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大背景大环境，全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承担着法定职责，必须落实好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校园安全、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方面职责。公检法机关也需要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为契机，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这部充满智慧和关怀的法律一定能守护好民族的未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10日 10 版）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教育帮扶：“扶智”又“扶志” 教育脱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浙江省杭州市将教育领域作为对口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扶贫协作的重要方面，尽其所能提供资金、物力、人才等支持，全面推进教育帮扶工作，切实发挥好教育扶贫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 集结资源助力教育脱贫。扶贫工作是一项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助力的系统工程。杭州市先后选派50名校长、403名教师组成帮扶团队到黔东南州送教、支教，492所学校与黔东南州16个县市805所学校实现结对，实现从幼儿园到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全链条全覆盖。杭州市各帮扶团队入驻黔东南州各幼儿园、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积极搭建平台实现资源互补，使优秀校长和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不断注入帮扶地区，积极助力教育脱贫工作。 改进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台江县教育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在黔东南州处于低位，杭州市投入4000万元财政资金实施台江县教育综合提升工程和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余杭区130余名校长、教师30余次送教台江，引入先进学校管理经验。实施对口帮扶后，台江县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台江民族中学本科上线率从2016年的22.8%上升到2020年的79.3%；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连续五年呈上升趋势。组团帮扶黔东南州的“台江模式”已扩展至全州，有效促进当地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提升师生队伍发展能力。对口帮扶既要把人才和资源请进来“传经”，又要选拔优秀人才送出去“取经”，以培养“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黔东南州选派了2960名校长、教师到杭州跟岗培训；杭州市选派80名校长、393名教师开展上门培训，为黔东南州培训教师3万余名，帮助贫困地区的校长、老师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优秀的办学理念，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能力。同时，对口帮扶学校间建立起广泛合作关系，实现教育资源流动与共享，共同培养优质人才。杭州师范大学每年接收凯里学院优秀贫困本科生学习交流一年；杭州、黔东南州各职业学校开展校际人才培养合作，实行联合招生或委托办学，共同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杭州市还在黔东南州设立了普通高中及职业学校“杭黔班”“西湖励志班”“甘霖班”等，帮扶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通过专家讲座、主题研讨、专业指引及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在思想观念、专业知识、教学技术等方面不断更新和提高，指导他们提升教育教学素质，增强“自我造血”功能；通过感恩奋进、自信自强等思想教育，引导受帮扶学生克服“等靠要”等思想，激发脱贫攻坚主体内生动力。同时通过“爱在黔方”“苗岭民间助学会”“山凤凰公益基金”等捐资助学活动，对特殊困难学生开展学业资助与扶志扶智并重的精准帮扶，确保教育脱贫工作发挥实效。 （作者系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教授）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