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招体育专业考试本周六开考 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本周六（10日）开始。从6日起，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身份证号码、考生号后打印准考证。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凡符合在京高考报名条件、拟报考体育专业的统考考生，均须参加北京市体育专业考试。体育专业包括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体能训练、冰雪运动。 报考体育专业的统考考生除了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外，还须参加体育专业考试。本周六（10日），这场考试将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包括身体素质及专项技术两大项。成绩将于29日发布。 在体育专业考试当天，所有考生还要参加面试，内容包括身高、视力、仪表（五官、体形）、协调性和柔韧性等。（记者 牛伟坤）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这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堂课” 　　“清晨6时出发，雨雪打湿了衣服，鞋和裤腿沾满了泥浆，还滑倒了几次，但我觉得值。这是我徒步走得最远的路，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堂课。”4月2日22时，结束了往返长达108里山路的徒步祭英烈活动后，固原二中高一学生张扬阳说出自己的切身体会。 　　当天，她和同校的784名高一学生以及固原市弘文中学的1400多名七、八年级学生一起前往彭阳县任山河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这项活动由原固原二中校长韩宏在1995年发起，至今，已坚持26年。活动旨在锤炼学生的意志，起初由弘文中学（弘文中学曾为固原二中初中部――记者注）在每年清明节前后组织初一学生开展，如今，参与学生范围扩大到了高一、初二等年级。 　　55岁的勉有录老师从1996年开始先后6次带领学生徒步百里为烈士扫墓。他认为，学校连续26年组织该活动，体现了对学生品德、人格教育的关注，淡化了“唯分数论”的观念，也有助于讲好固原红色故事，让红色成为立德树人的底色。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今年的祭奠活动中，同学们遭遇雨夹雪的恶劣天气。他们戴上帽子、披上雨衣，同时，高举着旗帜。 　　出发前，弘文中学副校长闵祥给孩子们打气：“如果我们想一想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这108里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 　　随行教师也向同学们讲述着此行的意义。“在目的地任山河烈士陵园，长眠着391位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强大献出生命的英雄，他们当中不少人牺牲时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勉有录说。 　　陵园内，391块烈士纪念碑昭示着沉甸甸的历史。1949年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64军在曾思玉军长的率领下，直插彭阳任山河地区，与盘踞在黄峁山一带的马鸿逵部第十一军遭遇，打响了解放宁夏第一仗。经过全军将士浴血奋战，守敌被全部击溃，解放军夺取了任山河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解放宁夏的南大门。战斗中有364名解放军指战员光荣牺牲，其中，有100多名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除了他们，长眠任山河的还有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彭阳牺牲的4名战士和解放后牺牲的20多位解放军战士等。 　　这些壮举在后来者心中树起丰碑，成为激励同学们前行的动力。冒着雨雪，他们爬坡过坎，有的同学脚陷进了泥里，周围的人就扶上一把。有的同学滑倒了，满身都是泥，却仍然拒绝了上车休息的建议。 　　高一二班班主任张红梅记得几个特别感人的瞬间：班里的体育委员李一凡右膝盖受了伤，绑着绷带，不仅坚持走完了全程，还一手挥舞着自己的围巾，一手挥着拳头，给走不动的女同学加油鼓劲；返程时，班长姜天智肩上背着4个书包，拽着3名同学一起前进；还有一位女同学的妈妈提前告诉张红梅，孩子一累着就会起过敏性紫癜，当天张红梅反复叮嘱这名女生可以随时停止，但她还是坚持着走完了全程。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让活动有序地进行，两所学校提前安排体育老师指导同学们进行体能训练，并召开主题班会做好部署工作等。徒步当天，学校还准备了负责运送伤病学生的大巴车，组建了由蓝天救援队成员等构成的安全员队伍。 　　蜿蜒的山路上，留下同学们的一串串脚印。张红梅的思绪也被拉回到了1996年。当时，她作为一名中学生第一次走完了这108里的山路。 　　“那是记忆中最远最辛苦的道路，是对我意志力的考验，也是困境中指引我前行的动力源泉。”张红梅说。高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刚参加工作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她都会用这一次经历鼓舞自己。 　　毕业于弘文中学的90后女孩李佩珊同样认为，这一经历会让自己受益终生。2007年，作为初一新生的她，在这条革命烈士和学长学姐走过的路上，接受了别样的党史教育。她坦言，和平年代，类似的课堂无比珍贵。唯有亲身经历，才能意识到幸福生活需要加倍珍惜。 　　此外，在108里山路的考验中，李佩珊还感受到了“相互搀扶、相互打气、没有人落队、没有人言弃”的团队精神。“让同学之间的情谊变得无比坚固，现在，大家都是彼此支撑的朋友。这也是一种学校的精神，无论在哪儿，我都为自己是弘文人而感到自豪。”李佩珊说。 　　26年下来，家长们也对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支持。今年，张红梅的班上有4位家长陪孩子走完全程，他们在微信群里一路播报孩子们的进程，也和子女一起体会着“历经风雨，方知艰辛”。 　　4月2日11时30分左右，师生们到达烈士陵园，他们通过奏唱国歌、敬献花圈、擦拭墓碑等行动，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意，铭记那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奉献的人。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这样的特殊课堂也成为孩子们践行责任担当的“起点”。 　　返程路上，固原二中的马松岳走在了高中生队伍的最前列，她拿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将前方初中生们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垃圾一一捡起。 　　张红梅的儿子方昱皓在弘文中学八年级三班就读，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比妈妈早一些到家。虽然没有迎接他“凯旋归来”的父母――他的爸爸还在外地工作，但方昱皓还是烧好了热水，独自做饭、洗澡。 　　在张红梅回家后，这个14岁的小男子汉告诉自己的母亲，“我的腿不疼、腰不疼，就是肩膀有点疼，因为我帮同学背包了。” 　　那一刹那，张红梅觉得，这一趟走下来，儿子、班上的学生全都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找到了心中的“道”。（记者 王豪）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大学生创业实验室的12年助农探索 不久前，扶贫题材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热播，剧中“扶贫二代”濮泉生与都市女记者沙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让毛志斌感慨万千，“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我们团队的影子”。 毛志斌是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卓E团队的指导老师。12年来，他带领团队把目光投向湖北的贫困山乡，将电商创业、精准扶贫、专业育人三结合，既助力乡村振兴，又提升了同学们的创业能力、专业水平，开辟出一条高校学生社团独具特色的精准扶贫路。 早在2008年，为了培养电子商务领域的个性化人才，湖北经济学院就与淘宝大学合作，在校园里建起首个创业实验室，团队取名卓E团队。 虽说是学生社团，但卓E团队更像个公司。它坚持项目化引导、竞赛制选拔、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设立企划部、运维部、技术部三大垂直部门，引进真实电子商务运营项目实训。 已毕业的老队长刘念曾两次到鄂西南调研，社会实践让这个“第一次见到大山”的城市女孩更加理解“责任”的分量。 从县城乘坐通往乡镇的大巴，在连绵不绝的大山里蜿蜒穿行两个多小时，刘念和小分队的其他7名同学全被颠簸吐了。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让刘念深受触动。两位老人独自种植后山的柑橘林，柑橘品质很好，但到了销售季节，他们要把柑橘摘下来装进麻袋，一袋袋背下山卖给收购柑橘的合作社，辛苦大半年只够维持基本生活。 “大山虽美，却阻隔了经济发展。”8名实践队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销售途径原始单一，包装达不到电商销售标准。“这些质量好、原生态的生鲜何以走出大山？” 带着对乡村电商未来发展的思考，队员们走访了湖北省多地，不断调研电商发展困境。在指导老师毛志斌的带领下，团队还前往北京、杭州、深圳等电商发展高地“求取真经”，在实践中认识国情、提升专业本领、服务社会发展。 “用专业知识反哺地方经济”，团队逐渐打造起“三农”创新创业平台，帮助销售宜昌柑橘、十堰小花菇等40余种农产品。味美质优的农产品“飞入城市百姓家”，丰富了城里人的“菜篮子”，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2015年冬，大雪即将封山，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林家坪村的40多头羊面临滞销和断粮的双重考验。情急之下，村干部张敬明向毛志斌打来求助电话。 电话那头的林家坪村共有463户1437人，在册贫困人口达184户520人，被列为整村推进贫困村。电话这头，卓E团队迅速搭建“新农会”微店平台，依托高校社群推广“土家电商年货节”活动，为林家坪村的农特产品开展电商众筹和预售。最终，滞销山羊在几天内被全部预定，还额外卖出几百斤牛肉、上千斤猪肉，村民们过上了“安心年”。 此后两年元旦，团队连续发起电商团购，两次“年货节”帮助25个贫困户销售山羊肉、牛肉、土猪肉、土豆片等共计5000余斤，帮助农户增收近37万元。 “众筹扶贫”得到当地农户的高度赞誉，“以购代扶”的电商扶贫新思路应运而生。2018年，卓E团队拉开对鹤峰县太平镇的电商扶贫序幕，用产业链思维为当地农产品建立标准化销售体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卓E团队一边帮贫困地区“带货创收”，一边努力探索从“输血”到“造血”的华丽转身。毛志斌也带领团队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电商意识的“新农人”，他深入政府部门、乡镇企业开展电商培训讲座，覆盖农村电商带头人、贫困户等千余人。 讲座结束后，团队队员还会就“店铺如何运营”等实操问题为培训对象提供一对一指导，在“电商扶贫大考”中提升专业能力。 鹤峰县太平镇兴康肉联厂负责人田浩参加完培训后与实验室展开合作，深入参与到产业链中端服务中来，以往因订单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迎刃而解。 近两年，卓E团队又瞄准了乡村振兴和未来乡村建设方向。 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上，团队基于孝爱文化的“农旅+电商”项目从全国6万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结合农村电商发展前沿创新“直播+旅游+电商”模式，“向往的土家”团队在第十届“三创赛”中连续获得全国一等奖。 这些经过团队打磨和专家检验的项目迅速被运用到扶贫实践中。 “特色粽子茶，口感层次丰富，越存放越香……”太平镇芦坪村的龙艳平坐在家中直播带货，订单从全国各地接踵而来。得益于卓E团队帮助与指导，这个32岁的姑娘成立“向往的土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去年3月以来销售当地农产品价值300万元。在她的影响下，仅太平镇就成长起3个电商团队、10名主播。 队员们用专业知识助力扶贫，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成立以来，团队先后完成20余篇调研报告或政协提案，例如“关于十堰市农业企业信息化及营销渠道的调查与研究”“浙江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湖北省农村电子商务现状调查报告”等，为湖北省政协和其他部门破解农村电商发展瓶颈提供了依据，连续11年获评省级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卓E团队是个承载梦想的大舞台”，本科毕业后，刘念入职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半年时间已能独立带领小团队，“在卓E团队待了4年，管理和沟通能力都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 据统计，该校至今有千余名学子的职业生涯在此起步，在这个兼容并包的团队中，有1/3队员来自全校各学院非电商专业，而毕业后从事电子商务及相关工作的达到97%。不少同学更是直接返乡创业，运用所学反哺家乡。杜定坤曾是团队运维部负责人，如今已是十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依托百余亩食用菌生产基地，吸纳多名贫困户就业，“在家乡的土地上实现人生价值”。 闵晓瑞 刘振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校园反恐演练 师生机敏“处突”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昨日一早，学生入校期间，一名极端分子持刀冲闯学校大门，学校安保人员和教职工迅速联合警务人员，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别担心，这只是一场“反恐实景模拟演练”。昨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学地警联盟”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举办安全文化进校园活动。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当天的活动分为反恐实景模拟演练、安全互动体验、综合宣教三大模块，提升学校师生的防恐意识、安全自救能力以及地区协同应急处突能力。 　　在安全互动体验区共设置了9个项目，包括反恐防暴设备、器械，消防救援设备、器械，交通安全，烟热逃生，灭火屋，应急止血包扎，禁毒教育，反恐教育、地震逃生等内容。无论是身临其境模拟逃生过程、学习应急包扎方法，还是体验各类设备器械的使用、识别毒品模型，同学们都展现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此次活动不仅让学生对安全知识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提升了安全应急自救技能。 　　在综合宣教区，布置了8大主题宣传展板和宣传册，内容涉及反恐防暴、扫黄打非、反邪教、禁毒教育、交通安全、消防救援、法治教育、国家安全等。同时，现场还设置了知识竞答互动环节，引导学生关注网络安全。 　　据了解，海淀学院路地区“学地警联盟”于2018年5月24日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学院路街道、学院路学区、地区11所中小学、15所幼儿园、东升派出所、双泉堡派出所、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监督二大队、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八家救援站、清河交通大队等单位组成，旨在统筹各方资源、加强协调联动、搭建工作平台，共同推动地区平安校园建设。自正式成立以来，该联盟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在校园周边环境秩序整治行动、中高考护航行动、安全宣传教育等活动中集中力量，协调联动，确保校园及周边安全“零隐患”，为地区平安稳定献力。 　　相关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读本》启动编写 　　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时，教育部于4月14日召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编写工作启动会，正式启动编写工作。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读本》将于2022年春季学期试教试用，2023年春季学期全面投入使用。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读本》的编写，是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帮助大学生系统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理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树立国家安全底线思维，将国家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要求，《读本》编写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统领教材，创新呈现形式，打造融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适宜性为一体的精品教材。（文/本报记者 雷嘉）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一家幼儿园，锦城街道胜利社区的青年社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向小朋友普及日常安全知识。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啥时候要娃”“家里孩子谁带”“准备生二孩吗”……这类追问，年轻夫妻并不陌生。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连续5年下跌。生育政策放开了，为啥众多夫妇“不敢生”“不愿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0―3岁婴幼儿无人照护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专家表示，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体系，将对落实生育政策、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促进经济和人口均衡发展等带来积极帮助。 　　托不托？托给谁？ 　　“谁来带娃”成难题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节奏，一边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给谁带？怎么带？一些“80后”“90后”夫妻选择将孩子托付给长辈。 　　“孩子的爷爷退休了，在家闲着没事，我们就请他帮忙带娃。”贵州省贵阳市居民陈先生的女儿今年2岁多，夫妻俩朝九晚五，父亲的支援极大缓解了家庭压力。不过，两代人教育观念的冲突让陈先生十分头疼。 　　“我父亲把他孙女宝贝得不得了。”陈先生说，对孙女的任何需求，爷爷都会想方设法满足，小两口虽理解“隔代亲”，但很担心过度溺爱不利于孩子成长。 　　长辈介入是中国家庭中较常见的托育方式，但伴随延迟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长辈在子女生育时或者还未退休，或者年岁已高，传统的照护方式难以为继。一些条件允许的家庭则聘请家政人员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场鱼龙混杂，把仍在牙牙学语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看护，许多家长还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国两会上，0―3岁婴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受到多位代表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告诉本报记者，托育涵盖“托管”和“培育”两层涵义，无论是将孩子交给祖辈看管，还是花钱请家政人员照护，都只满足了基本的“托管”需求。出生1000天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的培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尤为重要。 　　为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辞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带娃。不过，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面对婴幼儿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职妈妈”，男性负责“赚钱养家”，看似各司其职，实则也引发了女性职场危机、家庭中父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职业女性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需要兼顾家务、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责任。由于无人照料孩子，许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断就业，导致职业发展受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育龄母亲难以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取得平衡，导致生育意愿无法完全释放。中国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跌，与此不无关系，解决婴幼儿托育难题的任务迫在眉睫。 　　需求旺，供给少 　　托育服务跟不上 　　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曾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高峰。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社会发展对正规就业劳动力提出更大规模需求。为支持妇女就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在政策指导下共同作用，托幼事业势头旺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原有的福利性托育体系逐步缩减。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印发，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现有托育市场供给情况如何？托育质量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托育体系仍处于资源短缺、供不应需的状态。现有的托育机构存在质量参差不齐、收费普遍偏高、位置离家远等三大问题。 　　据洪秀敏团队早前对全国13个城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调研成果，有68.4%的家庭存在入托需求，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5.5%。在机构规范方面，17.6%的托育机构不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人均3平方米室外面积”标准；22.2%的乳儿班、34.2%的托小班和59.1%的托大班的最大班额标准，不符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要求；还有25%的机构存在配餐难题。 　　托育机构少、市场不规范，相中一家托育机构可谓难上加难。“宝宝年龄小、不会表达，我们也担心老师的脾性、耐心等。”广州宝妈徐女士向记者道出众多家长共同的担忧：孩子在托儿所是否吃得好？作息是否规律？与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得好不好？…… 　　不仅家长有顾虑，部分托育机构也表示“有一肚子苦水”。北京市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托班收费看似高昂，刨去场地租金、水电费、教师工资、后勤支出等日常运营成本，也只能基本维持收支平衡。还有些机构甚至入不敷出，最终亏损倒闭。 　　做指导，给帮扶 　　普惠托育是方向 　　如何帮助家庭减轻婴幼儿照料负担？2019年，国家发改委、卫健委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提出坚持社会化发展托育服务，围绕“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深入开展城企合作。“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发展普惠托育体系，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家庭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在刘鸿雁看来，政府部门要有效利用并充分整合教育、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资源，保障各部门政策协同推进，避免因政策落实或部门协同问题产生的监管空白；其次，注重提升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包括加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评价和监管体系的政策宣传；此外，强化托育机构准入管理、加快研制托育机构分级分类质量评估标准。 　　一些家长排不上托、不敢送托或不愿送托。对此，专家建议鼓励社区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就近提供社区托育点；发挥工会组织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2岁以下托育服务的资源供给；在保证相关资质的基础上规范居家照护点，解决部分母亲的临时哺乳需求等。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将婴幼儿分为7―12个月、13―24个月、25―36个月3个不同阶段，从提供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指导托育机构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 　　作为此《大纲》起草团队主要成员之一，洪秀敏认为，保障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托育机构的底线，机构保育人员应具备安全防护、营养膳食、应急预案和疾病防控等相关常识。在此基础上，根据3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做好不同年龄阶段的科学保育，提供有品质的服务。“比如敏感观察孩子的表情、动作等信号，根据个体差异及时回应，满足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下半年起各地托育服务逐渐复苏，各项优惠政策也在不同地区逐步落实。“就实地调研成果来看，部分机构已获得当地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比如水电煤气依照民用价格标准收费；发改委给予改扩建专项经费支持；在土地使用、房屋租赁方面给予优惠等。”刘鸿雁说。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和税收等方式，引导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不过，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贫困地区的托育难题如何缓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表示，可考虑将欠发达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公益基金会等组织作用，探索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 　　政策“组合拳”给普惠托育体系指明了方向，政府部门“真金白银”的支持也正为婴幼儿托育市场兴起创造利好。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数据显示，2020年，27个省（区、市）的290余个城市参与普惠托育机构试点，中央预算内投资采用补助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贴，直接带动新增10万个托位。做好托育服务“后勤员”，将推动落实生育政策、助力社会性别平等、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让千万家庭真正实现“敢生”“能养”的美好愿景。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把顶尖学生引入人工智能领域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25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大会致辞中透露的一则消息，迅速引起业内外的关注。郝平说，两校最近联手建立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简称“通班”），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记者了解获知，通班均由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朱松纯领衔。北大通班设在元培学院，已于今年春季学期开课；清华通班设在自动化系，目前已开始招生。 　　为什么中国的两所顶级高校要联手开设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人工智能通才是怎样的人才，“通”体现在哪些方面？怎样培养？ 　　通用人工智能有多重要？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必争之地 　　什么是通用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1956年开启的一门新兴学科，当时的目标就是通用人工智能。人们希望研究出种种智能体，它可以是虚拟的人物，也可以是物理的机器人，这个智能体需要有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以及社会协作的能力，同时还要符合我们人类的情感、伦理和道德观念等，这就是通用人工智能。”2020年从美国归来的朱松纯，是全球著名计算机视觉专家、统计与应用数学家、人工智能专家，他曾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三次问鼎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最高奖项――马尔奖，曾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计算机视觉、认知、学习与自主机器人中心主任。 　　“可是，在提出这个主张后，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研究方法如符号表达、逻辑推理无法满足现实要求，当时出现了所谓的两朵‘乌云’。一朵‘乌云’叫作符号落地，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猫狗、桌椅等物体及语音无法有效识别。第二朵更大的‘乌云’，是无法表达常识的推理，包括物理常识和社会常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抓握杯子、怎么叠衣服、怎么切菜等，都属于物理常识推理。社会常识就是人与人打交道时的基本常识，比如我知道你想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等。”朱松纯举例说，因为这两朵“乌云”，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一个接近30年的漫长寒冬。 　　2016年，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讨论。目前，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正在寻求一个统一的人工智能架构，以实现人工智能从解决单一任务为主的弱人工智能向解决复杂任务，甚至自主定义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转变。“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呈现出对内融合统一、对外交叉升级的发展态势。”朱松纯总结。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通用人工智能，是未来10至20年国际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和竞争的焦点。“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领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必争之地，是一个主战场。”朱松纯强调。 　　为什么要开设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 　　社会需求大，人才缺口大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现状如何？ 　　还在美国时，朱松纯录取过很多北大清华的学生。通过学生们的成绩单，他能清楚地了解国内课程的布局。“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学科有自己的内涵和核心课程，而人工智能只被看作是一个应用领域，一般只占培养课程的10%~15%。同时，一些课程往往集中在当前的热点上。” 　　“显然，这完全无法满足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需要。”朱松纯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交叉学科。从产业角度看，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在2016年快速发展后正步入一个新阶段，人工智能也被写入国家战略。“现在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人工智能，因为社会需求非常大，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即便天价薪金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 　　正因如此，朱松纯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起来，而通班是实施这个课程体系、培养能够全面掌握人工智能体系的人才平台。“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中国要在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就需要大量人才。我们要打造一支人工智能的研究队伍，不能只靠从国外引进。从长远来看，通过培养把我们的顶尖学生引入人工智能领域，是我们办通班的核心目标。” 　　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 　　“促进人工智能向通用方向拓展” 　　“我去年10月回国后做了两件事”，朱松纯举起两本厚厚的册子说道：一是和很多老师一起讨论了两三个月，敲定了这本北大通班课程体系设置（试用）；二是做了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研发计划，并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大清华共同实施。 　　记者了解到，北大通班由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提供教学安排，面向元培学院招生。元培学院院长李猛说：“无论是学生自由选择课程、自由选择专业的元培教育模式，还是学院已经开展的多个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都与通班的办学理念相契合。”李猛表示，元培学院将配合通班，将人工智能的项目与北大在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等领域的优势学科结合起来，促进人工智能向通用方向拓展。 　　清华大学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智能领域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聚集了李衍达院士、张钹院士、戴琼海院士等一大批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者。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张涛告诉记者：“我们之前经过很久的酝酿，确定了通班的培养方案。原来自动化系的学生同时要学习很多硬件、软件课程，通班的培养方案对课程进行了优化调整，增加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内容。” 　　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新负责组建北大通班并分管教学，她说：“今年1月下旬，面向元培学生，北大完成通班首届招生，共招收了26名学生。我们的培养方案中除了针对通班挑选的数学、物理、计算机的核心课程之外，将倾力建设7门人工智能核心课程，4门人工智能与人文社科艺术哲学交叉的创新课程，3门人工智能系统实习实践课程以及与研究生课程共享的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前沿选修课程。” 　　北大通班已于今年春季开课，本学期为通班单独开设了“人工智能初级研讨班”“人工智能引论”小班习题课，下学期将为通班单独新建“理论物理”“人工智能系统实践”和“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等课程。 　　清华通班也于近日启动招生。清华自动化系按自动化大类招生，在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学生要分流选择专业，外系的学生也可以申请转专业进入自动化系。这时，学生可以报名通班，最后经选拔将有30名学生进入通班学习。 　　培养怎样的人工智能人才？ 　　“通识、通智、通用”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本科教育。”朱松纯认为，通班在本科新生中招收学生进行系统培养，以回应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战略需求。通班以培育“通识、通智、通用”的世界顶级复合型领军人才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方面，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核心建设知识体系，开设课程涵盖人工智能六大核心领域，包括视觉、语言、认知、机器人、机器学习、多智能体等。 　　朱松纯解释说：“人工智能对外交叉，与人文社科、音乐美术等都有交叉，比如人工智能可以作画、写诗、编曲、演奏音乐，还需要融通人类的美学与价值观，因此通班的学生要有新的基于人工智能建模的通识教育。通智就是说，对人工智能六大领域，通班学生都要学习，一个人只有把这六个领域都搞懂了、融会贯通了，才能说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或专家。第三是通用，人工智能现在被各行各业所应用，比如说医疗、教育、金融、制造等等，所以通班的学生需要深度进入各行各业，这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实践课程要实现的目标。”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杨晓雷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重要的使命之一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及相关领域生产生活的发展改善。“这样的交叉，既在传统基础上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又可以促进人工智能理论结合具体应用场景的深入研究和知识体系构建，进而培养符合未来社会需要、懂人工智能和其他各种学科交叉知识、具有跨领域能力的高水平通识人才，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新的社会文明形式和内容。”（记者 晋浩天 本报通讯员 张宁）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青年人成为“中国天眼”的中流砥柱 “我在FAST工作已经将近16年。” “2008年博士毕业后，加入到FAST团队。” “从研究生开始，我就参与FAST工作。” ……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参与了FAST建设、调试和运行的全过程，亲眼见证了FAST从无到有、从概念变成现实、从荆棘小路变成康庄大道的成长历程。他们是FAST的青年力量。 正如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汪洪岩所说，青年人在FAST团队中占多数，他们朝气蓬勃、昂扬向上，从FAST建设时期开始，就担任重要角色，在FAST的调试和运行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不怕失败，青年人才能走在创新的路上 FAST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简称，被誉为“中国天眼”，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如今，位于贵州的这口大锅能够傲立全球天文界，离不开一群青年人的孜孜奋斗。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孙京海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人民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学生，从2005年开始，就加入了FAST团队，如今已经为FAST工作近16年。 谈起为之倾注整个青葱岁月的FAST，今年38岁的孙京海感慨不已。他说，是FAST帮助了自己成长，扩展知识和经验，在克服困难和挫折中不断收获信心。 孙京海讲述的一个攻克FAST工程变电站高压滤波器技术难题的故事，让我们见识了青年人敢想敢干、勇于尝试的气魄。 在FAST调试之初，全世界都没有能够满足FAST特殊屏蔽需求的高压滤波器，FAST团队采购的定制产品不仅寿命短，而且可靠性不高。 “此时，如果用定制产品，就有频繁短路失效甚至爆炸风险；如果不用，FAST就会因为受到自身干扰的影响而降低观测质量，当时面临两难选择。我提出，从元器件开始，重新研发高压滤波器。”孙京海说。 然而，由于孙京海既没有电气电子专业背景，也没有设计经验，他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信任和支持，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应该尝试。”孙京海的眼里透着坚毅。 幸运的是，南仁东赞成孙京海的想法，支持他进行技术攻关，大胆尝试。 于是，孙京海和同事一起，悄悄开始研究。“测试、改进了很多次，我们设计研制的新产品才成功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虽然过程很痛苦，但结果证明我的最初想法是对的。”孙京海充满自信。 他说，青年人应该充满好奇心，敢于尝试自己不熟悉的技术领域，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有不怕失败，才能在创新的道路上走下去，解决技术难题。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敢于创新、不怕失败的青年人，“中国天眼”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才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国家需求就是青年人科技攻关的方向 “青年人面临科研方向选择的时候，个人爱好能和国家需求联系在一起会是非常幸运的，要将个人的科研发展和国家需求联系一起，国家需求就是科技攻关的方向。”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组组长姚蕊说。 像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一样，“中国天眼”的青年人也怀有科技报国的梦想。 2005年，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主任李辉还在读博士，得知FAST需要用柔性钢索支撑并拖动馈源舱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大胆且不按常理出牌的创新设计，也是当时FAST团队在研发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说起当初的情景，李辉至今仍然激动不已。 支撑馈源舱的索力范围怎么计算？舱姿态怎么控制？在柔索和风作用下怎么保证舱的位姿控制精度？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青年人应该出一份力，用自己所学尽最大努力攻克难题，承担起‘回馈公众，回馈社会，回馈国家’的责任。”李辉说。 2006年，李辉博士毕业后，正式加入FAST团队，开始负责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与国外专家合作，开展FAST馈源支撑全过程仿真研究，通过对馈源支撑系统整体1∶1的原型仿真，论证柔性馈源支撑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在这期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完成了柔索索力范围的分析计算，并建立起了舱―索悬挂系统的动力学仿真模型，从而完成了FAST馈源支撑全过程仿真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李辉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10年的研究，在现场进行的馈源支撑原型第一次升舱试验，就证明了索力测试和控制试验的结果与仿真结果相差无几。 “在研究中，我们经常能遇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通过克服各种困难挫折，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在稚嫩中走向了成熟。这些经历让我感觉到了为祖国献青春洒热血的自豪，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李辉感慨道。（记者 陆成宽）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3家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五一”期间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房山区和丰台区共3家培训机构被点名批评。市教委表示，已责成两区教委督促整改，汇报整改情况。 　　“五一”期间，市教委组织检查组对东城区、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依据通报，房山区北京优尚优学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情形下，违法开展线下一对一教学活动。市教委已责成房山区教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查处，进一步加强对擅自开展学科类教学活动的培训机构的日常巡查。 　　丰台区上学堂文化培训学校未按要求使用安全设备，办学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丰台区杰睿培训学校合同使用不规范。市教委已责成丰台区教委迅速组织整改，限期复查。 　　北京市教委要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区要高度重视、督促整改，并汇报整改情况。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把脉教育“新痛点” 　　人民视觉供图 　　从今年全国两会到前不久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学生的课外补习、睡眠不足、手机依赖、阅读等社会热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在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刘坚教授、刘红云教授团队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涉及了学生手机依赖、课外补习、睡眠不足等多个教育“新痛点”。 　　据悉，该团队连续7年采集了2638所小学、1322所初中和140所高中的数据，并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对当前区域教育质量面临的挑战进行科学“把脉”，并从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角度，提出一系列统筹推进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比例高于城市学生 　　4月初，河南省信阳市某学校组织学生集体砸手机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里有学生走上升旗台，拿起小锤子砸坏桌上的手机。面对网友的质疑，该校校长向公众回应：因为快中考了，有家长管不住自己孩子玩手机，写了承诺书，允许学校砸手机。 　　学生“手机依赖症”成为教育中的“新痛点”。有人质疑，到底该不该为学生配备手机？也有学者建议，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 　　《报告》的一项调查数据直观地反映了这种“依赖症”：其中有一所学校近七成的学生有手机依赖或手机依赖倾向。《报告》认为，从整体上看来，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比小学生更严重。而团队历年的追踪数据显示，有手机依赖或倾向的学生比例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背后不仅是校园对学生手机管理不力的问题。《报告》还显示，子女手机依赖行为的产生受其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影响较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团队设计了一组调查问卷。他们向孩子提供了4个选项，选择“父母为了玩手机，对我急躁甚至训斥我”“父母由于一直玩手机而不关注我做什么”等内容的学生，手机依赖比例大约是对照组的两倍。 　　刘坚发现，“在调查数据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反映存在‘父母在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拿着手机’的现象，而家庭手机使用规则较差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较高。” 　　家在北京市的芳女士就是一位典型的“手机依赖型”家长。作为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芳女士家里早已习惯不看电视。下班回家，她经常躺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看剧或刷抖音。据她观察，家里小孩也是“机”不离手，常常躲在房间里拿着手机一直打游戏，“怎么管都不听”。 　　《报告》分析，父母有手机依赖行为，其子女手机依赖的比例几乎翻倍；另外，如果教师能更多地关注学生，则会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在学生手机依赖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以小学阶段为例，《报告》调查发现，城市、县镇和农村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分别为42%、35%和37%。虽然城市学生手机拥有率高，但农村地区学生有手机依赖和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最高，为17%，而城市和县镇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和12%。 　　而在中学阶段，即便城市和农村学生手机拥有率相当，但农村地区中学生有手机依赖和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依然更高。《报告》调查发现，超过25%的农村地区寄宿生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原因是“看电视电影、玩手机或网络游戏等消遣活动”，而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寄宿生。 　　“农村地区父母共育的欠缺可能是造成手机依赖情况较为严重的原因之一。”刘坚分析，父母共育程度较低的孩子更容易手机依赖。城市父母能做到“养育子女过程中共同合作、与配偶合理分配育儿任务”的比例，均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父母。 　　今年年初，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细化管理措施，有限制地让学生带手机入校园。做好家校沟通，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家长，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要求家长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在刘坚看来，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言传与身教是重要的：从言传角度出发，父母应与孩子就手机使用时长、手机使用方式等制订“家庭手机使用规则”；从身教角度出发，父母应认识到，通常若父母自身手机依赖较高，那么其孩子手机依赖程度也高。他建议，“父母自身也应做好表率，养成较好的手机使用习惯”。 　　补课时间越长学业成绩反而下降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关注到，为了“赢在起跑线上”，不少家长给孩子报了大量的课后补习班，导致学生疲于应付、睡眠不足，同时家长也苦不堪言，一些家庭甚至出现了“散尽一半家财报班”的现象。 　　《报告》显示，在小学，有22.2%的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小时以上的校外补课，而在初中学段，这一比例上升至32.8%，甚至在部分区县，每周校外补课6个小时以上学生的比例超过35%。 　　补习时间越长，对学生的成绩提高是否更有益？ 　　刘坚带领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说，参与校外补课反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每周参与校外补课时间越长，他们的学业成绩出现了不增反降的现象。 　　刘坚解释，作业时间与学业表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学生投入过多的时间做作业时，其学业进步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以初中阶段为例，有34.9%的成绩优秀初中生每周补课超过3小时。而在成绩优秀的学生群体中，每周参与校外补课的时间越多，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主观幸福感越低。在成绩中等的学生群体中，也是如此。 　　近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曾表示，要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秩序，坚决剪断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与校外培训挂钩的行为。他认为，“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提高中小学校的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校学得更好、学得更足，不至于在学校里解决不了学习的问题，还要到校外去搞补偿性培训。” 　　课外补习和课内作业是导致学生睡眠不足的最主要原因 　　《报告》也注意到，“手机依赖症”、课外补习班泛滥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报告》显示，小学生睡眠时间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比例是88.8%，而初中生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5.7%，有34.2%的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 　　团队成员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县学生睡眠不足的原因，发现“家长安排的补习”和“学校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是排在前两位的最主要的原因。 　　“牺牲睡眠时间不一定能带来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刘坚提醒，“通常我们仅仅关注‘布置作业’‘补课’所代表的时间投入对学生学业的作用，而忽略了一些间接因素。如过多布置作业、过多补课、强调牺牲睡眠时间来学习，事实上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也会产生负向影响。” 　　团队通过更直观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小学阶段每天睡眠时间在9-10小时的学生，根据专业量尺分数转化，他们每个学科的平均学业成绩为588.2分，而睡眠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的学生平均成绩下降了66.6分，初中阶段数据也有同样的趋势。 　　参照国际同类大规模测试的分数转换方式，“这相当于每天少睡1-2个小时的学生，比充足睡眠者少接受约1.7学年的学校教育。”刘坚解释。 　　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不同学年段的学生反映，当自己的睡眠不足时，第二天上课会出现精神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 　　“研究报告表明，通过‘奋战到半夜’来提高学习成绩是得不偿失的。”刘坚说。 　　在前不久举办的“世界睡眠日”的一次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也曾提到青少年的“缺觉”问题。他认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及脑智力的发育，严重的或可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陆林建议，高中生要睡够8个小时以上，初中生要睡够9个小时以上，小学生则要达到10个小时左右睡眠。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的通知》也提出了明确学生睡眠时间的要求，要统筹安排学校作息时间，防止学业过重挤占睡眠时间，合理安排学生就寝时间，切实保障学生良好睡眠，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报告》也在为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找方向、找方法。综合分析了学生睡眠、早餐、体育锻炼、阅读习惯及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关注程度等影响因素后，团队建议，若能基本保障睡眠、规律早餐、保证每天体育活动时间、每天阅读半小时、父母关注子女生活，则有91.5%的小学生和84.1%的中学生会感到“幸福”。而每缺乏其中一项“保障”，中小学生幸福感的比例则下降10%左右。 　　更多的教育问题还要进行深入研究。 　　“如今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正迈向3.0时代。”刘坚说，劳动教育、班额问题、校园欺凌等社会热点，已被纳入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数据结果分析为基础教育发展共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挥棒”。 　　如何用好数据结果，找到教育“新痛点”的有效解决途径？刘红云认为，不仅要基于大数据“自下而上”的探索，也应“自上而下”地对教育政策和成长规律深入分析，建立高效的区域教育监督和反馈机制，完善评价方法，促使问题早日解决。 　　针对未来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发展趋势，刘红云建议，可以利用计算机、移动App等，改进数据收集的方式，还可以尝试应用多种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更深入探讨多种因素对学生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进一步挖掘教育问题背后的“冰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成都49中一名16岁学生近日坠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11日晚，记者连夜采访学校、教育局、公安部门、家属等多方关键人士，试着还原事件来龙去脉。关键监控到底有无缺失？救护车有没有及时赶到？坠楼是如何发生的？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坠亡是如何发生的？关键监控有无缺失？ 针对网络上“坠亡是如何发生的”“关键时间段的监控视频有无缺失”的疑问，成都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5月9日19时08分，成都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报警称：在成都49中学校内有人从楼上摔下。成都成华区公安分局跳蹬河派出所、刑警大队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处置，并在该校实验楼与体育馆之间的人行道上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遗体北侧绿化带内发现一副眼镜，在遗体右臂处有一把美工刀。 警方告诉记者，经公安机关勘验，小林（化名）坠楼起点位于该校实验楼4楼与体育馆之间的连接平台。在坠楼起点南侧的平台地面上，发现1处鞋印，在坠楼起点处护栏上发现1处踩踏痕迹，在护栏防护玻璃上发现1处踩踏痕迹，在护栏防护玻璃外侧，提取到3枚指纹。经比对，平台地面足迹、护栏及玻璃上的踩踏痕迹与死者所穿帆布鞋足底花纹类型相同，护栏玻璃上指纹为死者所留。 事发后，公安机关法医对小林的遗体进行了体表检验，遗体损伤主要为全身多处擦伤及骨折，鉴定损伤均为高坠伤。警方还介绍，根据理化检验结果，死者血液中未检出农药、鼠药、安眠药等毒药物，可排除死者中毒死亡。 针对网络质疑的“关键监控视频缺失”，记者12日凌晨在成华区公安分局看到了警方调取的全部监控视频。从9日18时16分小林从所在班级教室后门离开，至18时39分44秒小林出现在实验楼5楼走廊尽头，整个过程视频监控连续完整。18时49分28秒监控上出现小林的坠楼身影。“由于死者生前攀爬进入的连接平台属于无人活动区域，未安装监控，所以从18时39分至18时49分，小林没有出现在监控视频里，但是根据现场脚印、攀爬痕迹等证据证明，此前没有其他人进入该平台。”办案民警说。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看到，小林还在18时24分53秒时进入学校负一楼水泵房，并在水泵房内手持一把疑似刀具数次割左手腕，中间表现出垂头、摇脑、情绪低落。在水泵房，小林共计停留约12分钟，记者留意到其手腕上当时已出现明显伤口。 针对学校不让家属看监控视频的网络质疑，警方告诉记者，因为相关监控是涉案（事）件证据，案发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进行了调取封存，所以家属向学校申请查看，未能在当晚看到。5月10日11时许，小林父亲、亲友及律师等一行3人到公安机关查看了全部监控视频。 救护车何时到达？遗体被擅自火化？学校处置是否失当？ 小林出事后，家属约两个小时才接到校方通知，网络上出现“学校故意拖延隐瞒”“救护车没有及时赶到救治”“孩子遗体被火化了”等舆情。 成都49中学食堂的丁经理告诉记者，最早是一名食堂的员工发现有人躺在地上，该员工于18时56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9时08分拨打了110报警。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张杰介绍，该院于18时56分接到出诊指令，之后一车4人于19时06分到达坠楼现场紧急施救，发现小林已无生命体征。之后救护车于19时31分回到医院，结束出诊。 为何事发两个小时才通知家长？学校安全中心主任米平回应说，学校报案后，组织班主任对学生身份进行辨认，但因学生头部受伤严重导致辨认困难，直到19时54分才确认死亡学生身份。班主任在辨认学生时受到很大惊吓，处于情绪失控状态。“这位女班主任当天上班匆忙，手机落在家里了，后来通过翻阅手册才找到了家长的联系方式。”米平说，“后来由我代为通知家长到学校旁边的跳蹬河派出所会面。考虑到家长情绪的问题，在电话里我没有直说学生已经去世了。” 成都49中学副校长余光玲告诉记者，学校有3000余名学生、近千名住校学生，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5月9日20时44分，学校通知小林家长到学校旁边的跳蹬河派出所沟通协商。当天晚上9点多，他带着相关老师与小林父母见了面，小林的班主任由于情绪激动没有参与见面沟通。 随后，公安机关按照非正常死亡案（事）件处置流程，将小林的遗体运送至殡仪馆法医检验室保存。记者从殡仪馆获悉，小林遗体至今仍在殡仪馆保存，不存在网传遗体被擅自火化的情况。 12日上午，班主任和小林母亲一见面，双方就抱着跪在一起痛哭。“事发后，我都不敢去看现场，还是通过照片才辨认出来是小林，整个人都崩溃了，连路都走不动了。自己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班主任对小林的父母说。 网络还流传“学校化学老师为留学名额实施迫害”的质疑，记者了解到，网传的化学老师姓名实际上是该校一名语文老师的姓名，且该语文老师的孩子在读高三，不存在与就读高二的小林一起竞争出国留学名额的事情。警方称，该质疑纯属谣言。 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12日上午，记者在成都49中学附近的一家酒店见到了小林的父母，房间内有十多名亲友陪伴着他们，房间内笼罩着悲伤的情绪。 成都49中学对外交流中心主任汤小林告诉记者，小林是49中（枫林校区）高二年级的住校生，学习成绩优异，高考估计可以上一本线。 事发后至今，小林的父母仍然无法面对儿子已经离世的事实。“我上周末去接孩子，孩子还主动跟我说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我问他考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没休息好，其实题目他都会做，还让我放心，这又不是高考，高考他会考好的。”小林的妈妈鲁女士哭着对记者说，她跟小林说妈妈相信你，不会给你压力的。 “出事当天，我和孩子还讨论了暑假去哪里旅游，我从学校离开的时候，孩子笑着跟我说‘拜拜’，怎么才两个多小时就出事了。”鲁女士说，孩子成绩不错，性格开朗，平时住校，周末她接回家时一般都是有说有笑的，孩子对学习也很自信，有自己的规划，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事发后，警方走访调查数十名学校师生后了解到，小林在学校与他人关系不错，未发现其在学校内与老师、同学存在矛盾或受到体罚、辱骂、校园欺凌的情况。事后，警方在小林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一张写给一位女生的纸条，通过技术比对查明系小林本人书写。 汤小林说，枫林校区建有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两名专职心理老师。初、高中新生入校时，学校会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小林“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但警方通过调取小林生前使用过的手机数据发现，去年6月，小林和好友在QQ聊天中写道“天天想着四十九中楼，一跃解千愁”，今年5月，他用QQ号转发给朋友的聊天记录中有自我贬低的言论，表现出自我否定、多虑的情况。一些学生在警方调查中反映小林平时性格相对内向。 官方通报中称，成都49中学在学生心理关爱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呈上升趋势，类似此事件的自杀、自残等悲剧时有出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邓红认为，当前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总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些学校虽然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针对性不强，难以起到实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快补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短板”。 而针对性不强也体现在对这起事件的舆情回应当中。有关人士指出，在此类广受关注的事件当中，过程的披露与结果的通报同样重要。相关部门应正视舆情关切，及时披露更多事实，主动回应，避免由个体事件酿成严重舆情事件。 （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记者董小红、李倩薇、吴晓颖、余里、高健钧） 《 人民日报 》（ 2021年05月13日 15 版）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