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0日电 12月10日，由新华网主办的第十一届新华网教育论坛“2020・CIP教育创新大会”在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举办。本届论坛围绕“Creation创新、Interconnection互联、Participation 参与”等维度，聚焦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三大领域，研讨教育发展新变革，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开创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更崇高的使命与责任。 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在致辞中表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需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他建议：要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教育事业要更加关注国家所需、瞄准世界前沿，调整优化教育教学理念、学科结构、培养模式，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同时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努力培养时代新人，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主线，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力创新教育模式，把握科技浪潮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川生表示，在高等教育成为国民“基本需求”、成为国民职业生涯“基本储备”的情况下，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先进经验，也需要我们深入研究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特征和规律，更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站位、拓展视野，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创新，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对高等教育的新需求。 “振兴本科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我们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牢牢地抓住关键环节，扎扎实实地做好每项工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徐青森重点介绍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三个关键环节。第一，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向课程建设，特别是课程思政要质量。”第二，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教与学的交汇点，是高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对接点，专业强了，高水平的本科教育的四梁八柱就建起来了。”推进专业建设，一是要优化结构，二是提升内涵。第三，加快推进教育教学的方法创新，以学习革命来推进高等教育的质量革命。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普及化时代如何更好地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说，2020届毕业生就业结果总体稳定、好于预期。“普及化时代，使毕业生顺利走向社会关键在于创新。从精英时代到普及化时代，就业形势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的使命和目标都是有新发展的。现在很多技能领域非常缺乏人才，比如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无人机驾驶员、电子竞技员等。产业结构在调整，社会管理在创新，真正有技能的人才需要加大力度来提升供给。”他表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高校要从政策、产业、企业、技能、区域、创业等方面为学生挖掘更多的就业新空间。 普及化阶段更加呼唤高质量的教育。圆桌论坛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天津大学副校长巩金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王小梅围绕《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展开探讨。 怎样办好一所具有商科、轻工特色的高等院校？孙宝国说：“在夯实本科教育质量的具体举措方面，我们除了系统地对课程体系进行适当改革之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做法，比如大学教育、期末考试。其中，期末考试全校所有同学、所有课程都在文体馆一起考，通过‘千人大考’，学生考出了信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郑庆华认为，在教育评价改革当中，高校要立足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教师的“教”，把潜在的真正影响人的灵魂、思想、价值观、人生观的东西凝练出来。二是改革学生的“学”，高阶性、探索性、研讨式的教学是改革“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导向。三是改革学校的“管”，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来全面地采集分析评价学生的“学”、教师的“教”以及学校各个方面的“管”。“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要进一步深化和落实这个理念。”巩金龙表示，在整个评价体系中，要充分运用好专业或者评估体系，特别是国家级和国际级的认证体系。另外，对于课程、专业和学科建设，要制定高标准、可操作的评价、淘汰和流出机制，形成一个良性、动态的循环。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一招，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怎么样，关键在教师。教师应该怎样更好地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中，打造出“金课”？高校应该如何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郑水泉强调，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并不是两张皮。思政教育是专业课程教育的内在部分，要依托专业课程来开展思政教育，而不是把思政教育和课程教育、专业教育割裂开来。他表示，在课程思政方面要打造一批“金课”，因此，要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好教材，提高教师开展思政育人的能力，“教师有没有开展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是决定能不能实现课程与思政融合效果的最关键核心要素。”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表示，建设“金课”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课程思政不是一门课一门课独立地、小单元地去设计，学校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为此，中央民族大学打造了思政铸魂工程、文化育人工程、实践育人工程，希望通过这三个工程能够使学校的思政铸魂工程有人文情怀、有生动实践，并基于此系统推进学校的课程思政。“想要提高课程思政的效果主要要解决‘融’什么和怎么‘融’的问题。”在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泓看来，关于“融”什么，不能用简单的一种模式渗透，有一个原则是专业的内容和思政的内容不能是简单的叠加，因此，案例的挖掘、思政元素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怎么“融”？她认为，“在课程思政设计的过程中，思政的元素要像调料一样进去，只能尝到、闻到，但是看不到，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如何理解“课程”“思政”这两个词？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邬小撑认为，“课程”是主渠道，“思政”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要通过讲好故事的方法把两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何为“金课”？在邬小撑看来，它有表现形式和背后的逻辑，从矛盾论角度看，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于教师，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有爱国情怀、有学识见识、重视育人的方式方法问题、要严肃活泼。 新华网教育论坛如今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11年来，新华网教育论坛始终着眼于老百姓最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将传递有效建议给教育改革的决策者、执行者作为自身的职责，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履行媒体担当，未来，新华网将继续发挥主流媒体优势，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责编：何淼、熊旭)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陈席元）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的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八省市29日公布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排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八省市新高考将采用“3+1+2”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使用全国卷，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7日至8日；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6门由各省市组织命题，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8日至9日。 记者发现，新高考将为考生带来更多选择。以本科批次为例，广东省普通类本科院校（含地方专项计划、少数民族班、各类预科班）设45个平行志愿；江苏省本科批次设置4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河北省普通类考生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 据了解，为确保2021年新高考平稳落地，部分省市将于2021年1月至4月举行新高考适应性演练，具体考试时间安排为2021年1月23日至25日，演练将从考试组织、评卷到招生计划编制、志愿填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模拟，帮助考生了解新高考的试题风格，熟悉录取规则。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30日 06 版） (责编：牛镛、熊旭)

原标题：“学术临时工”是如何产生的 　　近日，一篇关于“学术临时工”的文章引发网络热议。文中把一些中途退出科研的博士和青年教师称之为“学术临时工”，把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归咎于研究难做、论文难发、项目难申和师生关系紧张。诚然，科研人员的中途离场令人叹息，但如果简单地将原因总结如上则未免有失偏颇。 　　其一，研究难做是每一个科研人员必须正视和接受的客观事实。了解科研工作的人都知道：科研是一个不断试错、调整、提升的过程，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科研成果和不劳而获的学术成就。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也可能需要面对99%失败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才熠熠生辉，激励一代又一代学者锐意进取。 　　何况，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压力，科研工作自然也不例外。耐不了寂寞、受不起失败、坐不住冷板凳，一旦遇到“研究方向没有进展，科研仪器出现问题，实验数据不够理想”等挫折就打退堂鼓的人，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的概率想必也不会太高。 　　其二，关于论文难发和项目难申则需要辩证对待。学术论文是承载知识创新的重要形式，学者通过发表论文，报告和共享自己的研究发现，丰富人类知识宝库；科研项目则为研究提供资源支撑。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的论文版面和项目资金只能优先配置给更为优秀的科研人员，这就势必造成多数人论文难发、项目难申的情况。尽管论文发表和项目申报在个体上存在些许偏差，但在总体上，高水平论文和高层次项目与研究者的科研水平是匹配的。无论文、无项目的学者与其一味发牢骚，不如“见贤思齐”，努力提升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才能变“难”为“易”。 　　其三，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导师和学生对于培养模式的认知差异。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有个别导师师德师风存在问题，但总体上科研院校导师队伍的水平较高。学无定法、因材施教，不同导师的培养方式和性格特点存在差异，不少人在选择导师时，盲从于导师的学术头衔和行政官衔，忽视研究兴趣和培养模式的匹配度，矛盾的种子早在选择之时就已埋下，无关学术本身。如果学生在选择导师时综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规划和个性特点，加强了解和沟通，选择一位适合自己的导师更容易带来共赢结果。 　　因此，科研之路本不平坦，知难而退、有进有退是正常的职业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这些所谓的“学术临时工”自我认识到并不适合科研，及早退出科研领域，并非资源浪费，而是正常的优胜劣汰，是对教育科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个人职业规划的合理调整。 　　当然，“学术临时工”的产生也有其他内在原因。一方面，不少硕士生在报考博士时，对自己研究的方向和即将面临的学术压力缺少认知；还有一些博士，在申请教职时，不是抱着对教学科研的一腔热情，而是将之视为谋生的手段。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又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现实预判，一旦遭遇不顺就中途退场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另一方面，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确实会遇到不少困难和压力，要学会正视这些问题，深挖根源，妥善解决。 　　如果要尽量减少“学术临时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年轻科研工作者对科研的真理想、真兴趣、真使命。科研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承载着攀登世界学术前沿、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使命；科研理想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对科研工作的执着热爱、对技术创新的不懈坚持，需要科研人员充满激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笑对失败。 　　要优化招生方式，进一步推广和优化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将不具备科研潜力的学生挡在门外，将真正对科研感兴趣又适合科研工作的“苗子”发掘培养好；在招生过程中，还要加强导师和考生的沟通，注重师生匹配度；在入学考试和中期分流等关口加强考核力度，对于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应及早分流，严格博士培养的全过程管理。 　　当然，守护科研理想也需要净化科研风气，尊重科研规律，不断改革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尊重年轻科研人员的首创精神，保护他们可贵的创造力。同时，针对年轻的科研群体普遍存在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婚恋压力等问题，要加大对他们的关心指导力度，加强心理疏导，引导其正确认识科研工作中的挫折和压力，增强他们统筹处理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作者：曾润喜，系重庆大学教授）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给教师减负是优化教育环境关键举措 　　福建省日前印发《福建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清单在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规范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方面明确作出18条规定，全面减轻教师非教学任务负担。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此前披露，要加大中小学教师减负督查力度，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出台了减负清单，预计年内所有的省份都会出台减负清单。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由来已久，各种教学的、非教学的任务占用了各地基层教师大量时间和精力。各地次第出台的减负清单，明确指向这些事务，如黑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规定，不得开展未经同级党委审批报备的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活动；天津、湖南、海南、青海等地提出，严禁随意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确需借用应履行相应审批备案程序，借用期限原则上不超过半年；多省份在减负清单上都提到，减轻报表填写工作负担，规范微信工作群、政务App（应用程序）等进校园。 　　中小学教师杂事如此之多，让人惊讶。这也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教师的认知：“你看，教师负担重，并不是矫情。”前段时间，一位小学生家长因为不堪批改作业的压力“怒退”家长群上了热搜。“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声音，在引发众多家长共鸣的同时，也让教师大倒苦水：太忙了，只好让家长分劳一部分作业。 　　现实地看，尽管教师确实不应该把批改作业的事情推给家长，但教师杂事太多，也属实情。每一项减负事宜，都对应着一堆繁杂的事务、一群无奈也无解的教师。也因此，给教师减负，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自律行为，而是优化教育环境、净化教育生态的关键性举措。让学校的归学校，让教师的归教师；让家长的归家长，让学生的归学生。这样，教师、家长、学生才能各安其位、各行其是。 　　眼下，各地既然已经出台了减负清单，就应该强化落实、监督以及责任追究，要有时间表、路线图，不能只是一纸空文。毕竟，教师减负牵动的是简政放权、改革创新的大课题。这中间，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真正认识到减负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把加诸中小学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屏蔽掉，不要总是给他们安排大量非教学的事务性工作。此外，也要避免各种功利性的评比、检查、推销进入校园。至少相关管理部门要有底气为中小学设立一张严密的滤网，而不是把学校看作是一种利益、一个市场。 　　教师减负，家长减负，学生减负，这三者其实是一个同频共振的关系，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性。一方面，要坚决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厘清家校的边界；另一方面，也要全面减轻教师非教学任务负担，把教师从杂务中解脱出来。说到底，减负本来就应该成为教师、家长、学生的共识。只有这些关系都理顺了，教育教学的生态才会越来越好，家长、教师、学生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正常。（作者：胡印斌，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郝孟佳、何淼)

本报北京12月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在今天教育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中职招生600.37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0%；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占普通本专科的52.90%。累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5452万人，开展社区教育培训约3.2亿人次。 陈子季表示，“十三五”以来，教育部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学校体系结构更加合理、定位更加清晰，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幅提升。在纵向贯通上，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特别是2019年以来，教育部批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陈子季说。 在横向融通上，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面向在校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广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衔接连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遴选92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129个、示范区120个，建成28所省级老年开放大学；加快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资源互享、课程互通、学分互认，畅通各类人才成长通道。 陈子季表示，在服务脱贫攻坚上，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责编：何淼、熊旭)

　　日前，教育部对8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其中有一起案例是，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翰林学校教师耿某带领学生应援娱乐明星问题。2020年5月，耿某在上课时间带领学生为娱乐明星应援，并录制视频在网络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耿某被指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三项规定，受到了停职检查处理。这对他本人是个教训，对其他存在类似行为的教师也是一个教训。据媒体报道，无论幼儿园还是小学，都有教师组织学生应援明星。 　　比如，一名女幼师问孩子：“佳佳老师男朋友是谁？”孩子齐声回答：“×××（某男明星名）。”一小学教师问全班学生：“××（某男明星名）是我的谁？”学生们喊道：“男朋友！”这样的场景令人尴尬，涉事教师想不被声讨都难。 　　作为个人爱好，年轻教师追星并无不可，但得分场合、分地点，更不能“绑架”学生一起应援明星。有网友提醒这些教师“请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在做事前应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这种提醒是中肯的，更是必要的。教师是教书育人、塑造孩子价值观的职业，拉着学生追星，把孩子当成应援工具，岂非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前，吉林松原一名男教师在学生月考考试监考期间开直播，也备受诟病。报道称直播期间最多时有1500名用户在线观看。与拉学生应援明星的教师一样，这名教师也违反了职业道德，背弃了有关规定。教师监考时不准做与考试无关的事情，遑论在众目睽睽之下开直播。 　　从媒体报道看，这两名年轻教师都很时尚，无论应援还是开直播，都称得上新鲜事物。年轻教师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愿意体验新“样态”，比如对新媒体传播抱有热忱，绝不是坏事。但是，教师毕竟是教师，在工作中应该遵从相应的职业规范。拉着学生追星，在考场开直播，是不是太放飞自我了？ 　　公众对教师抱有较高的道德期许，他们希望教师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特别在学生面前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新媒体传播方兴未艾，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载体，应尊重教师的个人爱好。与此同时，教师应尽力将个人爱好与规章制度相兼容，当个人爱好冲击职业规范时，应将个人爱好放置在一边。而对于学校乃至监管部门来说，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规范师德。如果教师的爱好不影响工作，也不涉及学生，那就应该尊重，如果这个爱好伤及师德，则应果断介入，依规处理。 　　东汉的许慎说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这话放在今天并不过时。说到底，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当好表率，如果不希望学生在课堂上玩直播，自己就别在考场上玩直播；如果希望学生有道德，自己就先要守师德。师德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该做什么，也体现在不做什么，比如不能拉学生应援娱乐明星，不能在考场上开直播。 　　王石川 (责编：何淼、熊旭)

前不久，媒体刊发文章指出当下校本课程存在盲目跟风、缺乏顶层设计、评价不科学、无课时保障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改进的策略。 笔者以为，校本课程之所以成为特色化学校建设的噱头，主要是功利化思想作祟。正如文中指出：“一些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流于形式，被当作特色化学校建设的噱头，成为众多博眼球的手段之一。” 捧读之余，笔者想起某地迎接均衡教育检查，要求学校做校本课程，因为可以加分。于是，各校立即召集人马，组织力量：网上查找，下载编辑，排版印刷。大家加班加点，不几日，一本本崭新的校本教材就新鲜出炉了，如此校本课程也就大功告成了。 稍微细看，发现这些校本课程内容大多雷同，A校国学经典，B校经典国学，C校传统文化，D校文化传统，基本上是网络的“复制品”。至于内容是否符合学生认知水平，适不适合该年龄学段阅读，有没有错误遗漏，则无人过问。检查完毕，校本教材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不难看出，这种赶出来的校本课程，纯粹是为了完成上头任务，给学校装点门面，为迎检增加分值，缺少含金量。这种为了课程而课程的作秀行为，花钱费力，对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并无有多大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应该看到，功利化思维正在成为当下学校发展的桎梏，制约了学校特色的形成，影响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可谓教育绿色发展路上的“拦路虎”，其负面作用不容小觑。无论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学校办学者，是该重温一下教育本质的时候了，只有去除功利化思维，正本清源，才能让走偏的教育回归正道。 毋庸置疑，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与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指向学生的发展与成长，校本课程也不例外。倘若校本课程设置的初衷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偏离了学生的发展，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当弃之如敝履。 校本课程要发挥真正的价值和作用，其目标应该指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多方面的发展。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学校摒弃唯上的思想，抛开功利化思维，把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真正放在心上。 首先，根据本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年龄特点，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基于校园文化主题，综合考量上述种种因素确定校本课程；其次，厘清课程主线，搭建课程框架，进行通盘考虑，让校本课程具有系统性，避免零散状、碎片化，学生在序列化的课程建构学习中理解、感悟、内化、践行校园文化，获得个性化的发展，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中学校逐渐凝炼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提升办学品位，自然会赢得口碑与声誉。 譬如，某区域“莲花小学”，地处莲花之乡，莲花与当地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该校确立了“莲文化”为主题，根据不同学段设置不同的课程内容、目标与评价标准，开发了语文、数学、书法、音乐、美术、舞蹈、综合实践课等一系列校本课程，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认识了解莲的形状、色彩、味道、性能、功用，涵泳、品味莲所代表的品德意蕴和人格价值。 上述校本课程，让学生历经丰富多彩的课程洗礼，发展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完成了生命的自我观照和品格的重新塑造，实现了校园文化与校本课程的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促进学校形成鲜明的“莲文化”特色。毫无疑问，这样的校本课程符合教育规律，切合地域特点，促进学校发展和学生个性化成长，值得推崇和学习。 总之，教育需要去除急功近利的虚火，校本课程只有摒弃功利化思维，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做好顶层设计，保障课时，科学评价，才能促进学校特色化建设，而不至于成为噱头。 （作者：张道明，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教师）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小心教育培训合同里的那些“坑” 在教育培训投诉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经营者一方都会拿出一份格式合同抗辩，而其中的条款存在诸多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内容。近日，教育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对校外培训机构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的通知》，加大对培训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行为的查处。由此，教育培训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我国法律对格式合同有严格限定 消费者在与教育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培训机构往往拿出的是密密麻麻的格式合同，特别是现在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很多机构甚至通过网络与消费者直接签订格式条款合同。 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国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中有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也无效；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同样无效。如果当事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堂店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即将施行的民法典中特别提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可见，若教育培训机构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与消费者签订格式条款，消费者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依法解除双方的培训合同或协议，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 那么，在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打交道时，消费者经常会摔倒在哪些“坑”里呢？ “坑”一 约定“概不退费” 徐先生和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双方约定：日语课程共6级别，学费31800元；此为运营总监特批特价合同，不予退费，不予转让，若因重大不可抗力因素所引发的退费，学生需要承担手续费和违约金共占合同总价的30%并扣除所上级别的发改委备案价格，不足整级别的按照整级别费用扣除。合同签订后，徐先生依约支付了培训费，后因工作原因在上过三次课后无法继续接受培训，多次要求教育咨询公司解除合同退还未使用学费，遭到拒绝，双方闹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培训合同中关于退费条件的格式条款明显加重了徐先生的责任，确认该条款无效。合同解除后，根据徐先生购买的课程数量、上课次数核算教育咨询公司应该退还其的培训费用。 法官释疑 在签约时，消费者通常不会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就签字确认。在这些教育培训合同中常会约定“概不退费”或者其他退费的限制条件，且未采取加粗、加黑等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该条款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责任，且未进行有效提示，一般可认定为无效。 “坑”二 要求预付费 李先生与一家幼儿早教机构签订《会员服务协议》，约定为孩子提供音乐、艺术、英语等106节课程，协议到期日为2021年9月28日，总费用为17345元。没想到，一个月后该早教机构通过客服微信发送了《致会员家长的一封信》，告知“直营店关闭，课程暂停”。李先生与早教机构无法取得联系，只得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早教机构以明示的方式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李先生要求解除双方的服务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解除后，早教机构应当退还李先生未使用的课时费用。 法官释疑 预付费式消费是时下经营者常用的一种营销模式，即消费者在实际消费前就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定费用，再由经营者提供相应的商品或服务。通常情况下，经营者以此种方式给消费者享有一定的价格优惠，但与此同时，消费者往往承担较大风险。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90%以上都涉及预付费情况，大部分消费者被教育培训机构的优惠信息所吸引，提前一次性交纳了大量预付款，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趸交，培训机构未提供正规发票或者合同。还有的消费者在交纳预付款后，遭遇培训机构“跑路”的情况。此种情形往往涉及人数众多，若情节严重，培训机构负责人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另外，消费者除了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坑”三 规定有效期 王女士与某艺术培训机构（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为王女士之子（乙方）提供艺术培训课，共计70节，其中包括10节赠课，课程有效期从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课时费共计10 500元。该协议同时约定：“因特殊原因无法连续上课超过2周以上的，乙方应在甲方前台办理‘长假申请’，并相应顺延课程有效期。乙方办理一次或多次长假申请，总顺延期限不得超过课程有效期的四分之一。甲方如在到期日前解除协议，须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退费须满足以下条件：解除协议须在课程有效期内，有效期届满未消费课时不予退费。”2019年11月，该培训机构停业，王女士之子还剩余46节课，其中包括10节赠课。王女士要求解除双方协议，并退还课时费7000元。培训机构认为，王女士的合同已经超过履行期，且未办理长假申请，并且课程延长期间也超过约定有效期，所以不同意退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预付式消费是一次付款、分次履行，合同的完全履行具有延时性。根据相关商业预付卡管理规定，记名卡不应当设置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符合记名卡预付消费模式，不应当设置课程有效期，该培训机构应当退还王女士未消费的课程费用。 法官释疑 很多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设置了课程有效期，约定双方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培训，而消费者往往会出现各种情况导致无法如期完成。此时有些消费者会选择协商延长期限，培训机构常常会口头承诺同意延长，但此后一旦出现纠纷，培训机构会以设置了有效期限进行抗辩，因此对于合同内容约定的有效期，消费者应当提高重视。否则，在纠纷发生时，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消费者也可能会面临承担教育培训有效期截止，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风险。 “坑”四 给出“包过”承诺 彭先生（乙方）与某教育咨询公司（甲方）签订《全国在职研究生考前辅导包过班合同》，约定甲方开办全国在职研究生考前辅导班，乙方基于对甲方教学质量的信任及对辅导方案的认同，参加甲方辅导。所报院校为某大学，专业为公共管理。甲方收取费用51800元，若乙方按照甲方提供考试学习计划未能通过考试的，则甲方予以退费。彭先生参加考试后，未能考入预想的大学，教育咨询公司承诺为他调剂未果，彭先生要求退款，公司表示拒绝。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彭先生确实未通过研究生考试，公司应向其退费。 法官释疑 在教育培训行业中，“包过”协议非常受消费者欢迎。此类协议通常针对某项考试，培训机构承诺若未通过考试可以全部退还培训费，而消费者通常怀着“不过也没有损失”的心理，对此种“包过”协议欣然接受，但往往忽略此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师资、合同约定的附加退款条件等。如果消费者盲目签订此类合同，不仅付出时间代价和昂贵的培训费用，还可能遭遇培训机构拒绝退费的风险。 “坑”五 提供“教育贷” 谭先生和某英语培训机构签订《英语课程注册合同》，课程费46300元。后来，他又签署了《风险告知书》，确认知晓学费贷款业务的相关风险。合同签订后，谭先生以现金支付课程费10000元，以贷款方式支付课程费36300元。后谭先生认为，该英语培训机构通过欺诈手段与其签订合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学费分期贷款，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培训合同并退还培训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英语课程注册合同》及《风险告知书》的事实存在。谭先生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签订该协议及以贷款方式支付部分课程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认为谭先生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没有支持。 法官释疑 “教育贷”，即教育培训合同分期贷款支付方式，也是近年来兴起的对教育培训费用支付的一种方式，具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即贷款申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该种支付方式主要是针对培训费用较高，受众多为资金来源有限的群体。教育培训机构往往会强调使用教育贷支付可以减轻一次性支付培训费的压力，且通常用“免息”等福利来吸引消费者，但却弱化了教育贷本身的贷款属性和风险，消费者在举证时也难以证明教育机构存在误导或诱导的情况。因为贷款行为和参加培训教育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在无法获得培训或者和教育培训机构产生纠纷时，仍然需要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法律建议 消费者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要针对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提高风险意识。可通过征信系统、裁判文书、工商管理机关公示情况、实地考察等途径，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教师资质、教学能力等。 培训机构通常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特别是在网络平台签约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约定，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培训的费用、支付方式（是现金、网络支付还是贷款等）、培训的方式（线上还是线下、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培训地点、退款条件等都应注意，并要求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或者承诺全部清楚写进合同。 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消费者最好留有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记录，关注教育培训机构的主体是否有变化。（作者：孙霜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