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双创教育不可纸上谈兵，其中难点该如何解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无疑需要大量创新创业者。因此高校强化双创教育、培养造就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的双创教师，对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创业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需要。双创教育在推动高校师生创新创业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双创教师队伍专职教师参与度不高且数量缺乏，兼职教师动力又不足。”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今年两会上曾这样建议，要加强高校双创教师专业队伍和能力建设。那么，今后该如何进一步打通双创教育的堵点呢？ 　　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教育界人士。 　　培养更多创新创业者 　　“李克强总理在给清华大学创客的回信中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造力。”焦新安说，可以说，如何培养更多的创新者和创业者，是双创教育的核心命题。 　　在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朱林生看来，双创教育就是指创新创业教育。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双创教育已成为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抓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无疑需要大量创新创业者。”焦新安说，因此高校强化双创教育、培养造就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的双创教师，对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创业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自我国在高校实施双创教育以来，全国高校已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约2.5万余门，拥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超3万人，并建设了一大批全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近年来，我校通过不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有效推动了实训与孵化平台、创业基金、行业导师库等支撑体系建设，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朱林生说。 　　双创专业教师严重匮乏 　　“目前，我国双创教师队伍大多以思政课教师、学生辅导员以及具有商科背景的教师兼职为主，他们相对缺乏创新创业的实践经历，容易使双创教育局限于‘纸上谈兵’。”焦新安说。 　　焦新安告诉记者，在人大组织的对双创教育的调研中，他们发现存在几个突出问题：我国双创教师队伍中，具有专业背景、创业经历经验、与产业界联系紧密的双创专业教师严重缺乏，部分双创兼职教师有明确的主业，双创教育只是一种副业，与其未来职业发展关系不大，兼职教师的学科归属感不强，缺乏持久的内生动力。 　　同时，相当多的专业教师未能正确认识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忙于基金项目申报、科学研究、论文撰写等工作，虽然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训练，但缺乏引导学生尝试运用创新成果进行创业的能力。 　　在常州纺织服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吴访升看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主要由于学校意识不足、理念不清、重视不够，致使仍没有将双创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需求高度，对于人才培养的定位与方向存在偏差，缺乏开展双创教育的体制机制，不能把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很好地融合，更没有形成“校企合作、多维互动、分段递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机制打通堵点 　　如何有效提高双创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提升双创教育质量？焦新安说：“要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实施高校双创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以培养造就数以万计的双创卓越教师，要将双创教师队伍纳入国家教师整体建设规划，明确双创教师身份，建立职业准入制度，确立选聘标准、培养措施等。” 　　同时焦新安还认为，要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学科知识的企业家或工程技术人才担任创业导师，建立旋转门机制，推动企业管理人才和高校教师双向流动、两栖发展。加大双创教师“实战”培训力度，构建全流程双创教师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双创教师实践能力，通过举办职前培训、挂职锻炼等，增强和提升师德素养、认知水平和职业素养；重视开展职中岗位培训，鼓励教师参与项目研发和应用转化，提升教师对行业的认知、专业的操作能力；建立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丰富双创教师的实践经历。 　　“我们下一步需要实现双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推动落实高校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机制，将双创人才培养以及高校科技成果的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等成效，作为双创教师职称评审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增强高校教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焦新安表示。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活动现场(学校供图) 人民网北京4月7日电 近日，北京化工大学-人民网文华在线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签约挂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会上，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任新钢表示，此次双方共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有助于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融合，合作打造一系列高水平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将思政元素“如盐化水”地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中，打造课程思政精品课程、评选优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在学校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实现对学校优秀课程思政教学成果案例的传播推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贡献力量。 文华在线董事长金善国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双方合作有信心配合学校整个团队提升在化工人才培养领域的影响力，真正形成“大思政”格局，做出起到行业示范作用的研究中心和实践基地。 活动当天，与会人员还就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责编：任嫣莉（实习生）、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甘肃定西：大学生农民闯出新天地 自从6年前选择返乡创业，32岁的定西青年张晋的干劲越来越足。这些年，他扎根家乡的黄土地，养羊、种地、搞蔬菜营销，事业越做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生农民”。 张晋出生在定西市安定区称沟驿镇好麦村，这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多少年来，村里老少一年到头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很辛苦，由于靠天吃饭，农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张晋从小就被大人们告知，“只有走出去，才有未来”。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张晋自小读书刻苦，高中毕业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就读数控机床专业。 “终于可以离开黄土地了。”带着全家人的殷切希望，张晋走出大山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新疆塔河油田，成为一名技术工人。正当村里人为后生当上新时代的石油工人而自豪时，张晋却在工作两年后回到了家乡。 “家乡的黄土地更需要我。”原来，远在新疆油田的张晋一直密切关注着家乡的发展。2015年，解决定西等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人畜饮水问题的引洮工程建成，安定区农村普遍用上了清凉的洮河水，在张晋的家乡，大量的农田得到了灌溉。 “有了水，就有了希望。”昔日，陇中苦脊甲天下，最主要的问题是缺水，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十年九旱，收成不保；农民搞养殖，也因为缺水，收益十分有限。如今有了水，一切变了样，在张晋眼中，家乡贫瘠的土地，充满了重生的希望。 国家政策的利好吸引着张晋，2014年，精准扶贫政策在农村全面实施，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迎来重大机遇，这让张晋最终下了决心，从新疆油田辞职。 2015年，张晋回到家乡，和同村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包建龙、黄少波合计后，开始养羊。他们从外地购进羊羔，在村里盖羊圈集中养殖，经过两个月育肥后再出售。 开始养殖之前，几个创业青年只听说养羊出栏快、收益好，可在实践中，他们遭遇了挫折。由于缺乏养殖技术，养殖的效果不理想，严重影响收益，甚至由于不懂畜牧兽医知识，在收购时还收过一批病羊，损失惨重。 几个年轻人没有气馁，他们向周围的老农民学，向村里的养殖户学，还经常请教区上的农牧技术专家，经过1年多的摸索，到2017年，总算扭亏为盈，赚到了第一桶金。 从此，张晋和几个合伙人的创业路越走越宽广。好麦村海拔1千多米，昼夜温差大，世代耕作的土地墒情好，如今水源有了保障，这里也成了种植蔬菜的好地方。2018年，几个年轻的创业者开始进军种植业，在家乡的土地上种高原夏菜。 他们流转了一小块地进行尝试，种了辣椒、西葫芦等蔬菜，但由于技术原因，收成并不好。张晋和伙伴们索性将这块地作为试验田，不断试验，直到各品种收成稳定才开始大面积种植。 2019年，他们在好麦村及周边流转了300多亩地，同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建成了7座温室大棚，4座钢架育苗棚，全面进军高原夏菜，种植了辣椒、西葫芦、娃娃菜、芹菜等品种。为了确保种植成功，在系统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张晋团队还定期邀请农业部门的园艺师前来把脉问诊，并手把手指导种植团队。 “蔬菜市场的竞争很激烈，高原夏菜周边都有种植，若不掌握各品种的种植情况和上市时间，往往会卖不上好价钱。”有了技术支撑，张晋团队的蔬菜种植很快走上了正道。可与此同时，如何将高品质的蔬菜卖上好价钱又成了他们面临的难题。 起初，张晋和同伴一门心思想种出好蔬菜，可到上市时却发现，由于对市场不灵敏，自己种的菜和周边地区的菜同时上市，同一菜品大量囤积市场，卖方在议价中处于被动。“何时种、何时采摘、何时上市都有讲究，往往几天时间就能决定最后收益的好坏。”在蔬菜市场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后，张晋才发现，现如今搞蔬菜种植，从点播、施肥到采摘，脑子里都得有一本账。 张晋一边了解周边地区蔬菜的种植情况，一边通过“一亩田”App了解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的蔬菜出产情况，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种植蔬菜品种和种植时间。 “以水果玉米为例，兰州红古区、临夏刘家峡都是附近重要产区，和我们有竞争关系，他们7月份出产，我们就要错开上市时间，8月再出，就能卖个好价钱。”张晋说。 除了及时研判市场情况，张晋还依托政策利好，加强蔬菜储藏恒温库建设，通过加大蔬菜储备能力，在市场上赢得主动。去年，他们兴建了3座占地100平方米的恒温库，每个库投资20万元，其中自己投入8万元，剩余12万元由政府补贴。 “脱贫后，现在政府集中力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对农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很大，这也给我们创业带来了很多利好。”张晋说，有了恒温库，采摘的蔬菜可以存放几天，就这几天往往可以赢得在市场议价的主动权，增加收益。 大学生回乡当农民，张晋和同伴的事业越做越大，他们致富不忘乡亲。除了以500元每亩流转周边农户空闲土地，平时用工也都雇佣周边闲散农民，按每人每小时10元给付报酬；此外，他们还组建成立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培育的种苗发放给周边农户，指导大伙儿种植，集中采摘后由团队代销。 “发动乡亲们广泛种植，规模一旦上去，就能提高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增加大伙儿的收益。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打出我们本村蔬菜的品牌。”对好麦村的蔬菜产业发展，张晋和同伴充满信心。 如今，面临乡村振兴的大好机遇，张晋心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梦想。“要打造种养餐饮全产业链，把高品质的肉品、菜品呈现给广大消费者，进一步打造品牌效应，进一步带动种养产业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他满怀憧憬地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社会实践，走出去大有天地 “我意识到，只有亲身经历、亲自去调研，才能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出来，才不会沦为空谈”，“这次观摩活动让课本里一行行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这是在线观摩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后，几位中学生的肺腑之言。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教育的资源观该怎样拓展，教育的环境观该怎样优化和联动，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最终服务学生的成长？“模拟法庭”“模拟政协”等教育实践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立足新发展阶段，教育要形成新的资源环境观。网络时代，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学校、教室、课堂已经越来越制约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培养。突如其来的疫情带给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原有的教育治理能力过于局限于学校内部、体制内部。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特别是疫情期间，学生居家学习，线上、线下、多场景、多业态，跨越班级、年级和地域，融合学科、携手新伙伴。学生看到的、学习到的、感受到的，远比传统意义上教室中、课堂上的多，教育的环境观和资源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走向融合、走向真实的生活成为一种趋势。在“模拟政协”活动中，政协委员成为“辅导教师”，“一对一”甚至“多对一”辅导学生从提出模拟提案，指导学生优化修改，到被带上政协会议讨论成为议题，这些涵盖最优秀的专家代表、行业领军人物等的政协委员们成为了教育的“新资源”。在“观摩政协讨论”环节中，学生们看到分组中委员们讨论议题争得面红耳赤，观点鲜明，不仅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氛围，更学到了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提案内容涉医疗、城市管理、环境、气候、交通各领域，这些又恰是对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各个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最鲜活真实的应用，在这里，孩子们感受到的已不再是“模拟”，而是真实环境下的真实问题，这就是教育的“新场景”，就是所谓的基于真实问题和场景的环境育人、活动育人。 教育新发展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外部环境条件和多种教育要素的改变，这既有学校的变化，也有教师和学生教与学方式的改变，教育要形成新的资源环境观，就是要基于学生成长需求，综合考虑学生个体、家庭环境、教师专长以及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影响因素，构建适合学生成长的贯通性育人活动，从而实现真实、有用、高质量的学习。 树立新发展理念，要注重发挥教育主体主动性。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差，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思辨能力差，学的知识繁、难、偏、旧，跟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得不紧密，是教育教学一直存在的痼疾顽症。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出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严格学业标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7项任务，对于教师授课、考试命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学校、教师转变理念，更加关注教育的主体――学生的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模拟政协”等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努力为孩子提供激发探索兴趣和好奇心的机制，不仅产生兴趣，还能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找到途径，解决问题。在教师和政协委员的辅导下，学生从观摩、思考切入，找到感兴趣的点，然后释放给他自主想象和探索的权限，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内生动力”，这恰恰是传统教学中没有的“新动能”。同学们说“观摩政协，让我有了一种思维习惯，也有了一种新的学习状态，数学、语文、物理、英语、历史等等不再是静静的课本知识，而是活跃跳动的思维工具和研究手段。”……2020年疫情期间，北京市几名初中生发起“拿起纸笔・见字如面”书信交流活动，目前已经收到2万余封书信，写信主题从写给疫情期间无法见面的老师和同学，写给亲人和自己，到写给历史、写给时代英雄、写给未来的城市、未来的国家、未来的世界，并作为政协提案，被带到了北京市和全国两会，成为建党百年主题教育活动之一。这个活动的缘起，就是一名初中生的一个“金点子”，在老师、家长、同学、朋友的鼓励支持下，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调研实践、主动设法推进，让提笔写信成为社会风尚，这个过程中，没人逼迫，没人留作业提要求，有的只是引导、服务和支持，学生们体验到真实的成就感和社会反响，也就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成长的价值。 教育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在目标、途径、方法等方面不断优化、与时俱进，其中，教师、学生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关键，将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某些社会现象、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等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价值的选择、判断和加工再造，再引入到教育教学中，赋能教育过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不再只是死记硬背，更多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注国家和世界，努力去思考，自觉担当作为。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建设教育命运共同体。新发展阶段，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仅仅依靠课堂教育、学校资源、教育系统力量远远不够，走出校园围墙，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穿越多种边界，集纳一切有益的要素，服务孩子的成长，并致力于教师、家长、孩子乃至更广大群体的共成长，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提交了一份《保护科学家故居，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提案，其素材来自三位中小学生，他们都是北京青少年“模拟政协”的“小雏鹰”。这份提案源于孩子们在一次和家长的旅行中发现科学家故居保护堪忧，爸爸妈妈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表达出来，学校老师引导他们，不仅把在学习中指导的科学家精神的融入，更启发他们萌生了建言想法。他们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和科学家访谈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雏鹰建言，进一步形成了一份“模拟提案”。提案引起北京市政协委员、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赵晓光的关注，在经过她的细致指导和建议，这份“模拟提案”被修改形成正式提案后在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并正式立案。李有毅校长也大力支持、全程指导相关主题的模拟提案，最终将《保护科学家故居，弘扬科学家精神》模拟提案作为素材带上全国两会。在这份正式提案形成的背后，正是家庭、学校、全社会的鼓励和推动，在“模拟政协”教育实践中，政协委员既有科学家，大学教授，也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和行业精英，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孩子提供服务……随着政协委员参与范围和参与方式的变化，教育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与师生家长、学校乃至社会各行各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综合的教育供给，成为促进学生成长的强大合力。 教育的新发展格局在于促进孩子成长畅通无阻，在其生活、学习、实践的各个环节构建连贯持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形成良性教育生态，形成教育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 奕，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办好一所学院 振兴一方产业 　　今年夏天，第一届176名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滇西大”）珠宝学院的学生即将毕业。滇西大是全国首批应用技术大学，是西部地区第一所零起点新建的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是一所“因扶贫而生”的大学。 　　2012年，教育部指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对口帮扶滇西大，主要负责援建在腾冲的珠宝学院。为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先后委派其珠宝学院孙仲鸣、尹作为、周琦深等三位副院长前往扶贫办学。 　　扶贫建校四年情 　　回想在滇西这片热土工作的四年，孙仲鸣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四年的工作经历，让我爱上了滇西这片土地。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我深深地读懂了国情、世情、民情，提升了自身觉悟、能力和境界，过程虽苦，我无怨无悔。” 　　滇西大充分借鉴国外应用型高校办学经验，采取了“一个总部下设若干特色学院和应用技术研究院”的开放式办学构架。其总部设在大理市，特色学院布局在滇西特色产业聚集的州市。 　　2012年，时任珠宝学院副院长孙仲鸣教授接受学校委派，投身到滇西大珠宝学院的筹建工作。2013年7月初，孙仲鸣参加了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和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滇西高等教育扶贫专题研讨会后，赴腾冲调研并撰写可行性报告。 　　2016年4月，孙仲鸣以教育部挂职干部身份，出任滇西大珠宝学院院长。 　　在长达四年的援建中，孙仲鸣从武汉到昆明，再从昆明辗转至腾冲，这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路程，他往返近百次。2016年5月，孙仲鸣患上了肠扭转，一度昏迷不醒，住进了ICU，医生两次下发病危通知书。出院时，身高一米八的他，体重仅104斤。 　　从一纸文件到初步落成，孙仲鸣为滇西大珠宝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跑遍中国珠宝产业、珠宝教育集散地，帮助学院完成了“十三五”发展规划、政校企融合办学机制构建等。2017年4月，滇西大珠宝学院终于顺利通过教育部的评审，获得正式办学资格。 　　因扶贫而兴学 　　“这个学校承担着特殊的使命，通过办一所学院带动一方产业。”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副院长的尹作为在采访中讲到了珠宝学院落户腾冲的原因。 　　2017年，珠宝学院正式组建并于当年9月首次招生。 　　腾冲所在的滇西边境山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兴建之初，学院周围都是荒地。尹作为住在工地上，饮食上的不习惯让他一年瘦了十几斤。在艰苦的条件下，尹作为带领学院教师，积极探索办学模式，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带动特色产业发展的创新之路。他认为，“办好扶贫大学，关键在于瞄准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利用好贫困地区独特的资源，就能为贫困地区装上‘发展引擎’。” 　　滇西地区虽然落后，但在户外休闲、民族文化体验、森林生态、珠宝玉器购物等方面却独具特色，急需大批高水平从业人员。 　　2017年，尹作为撰写了近一万字的材料，为学院争取到了国家项目资金400万元，建成了“珠宝质检与实践教学平台”，满足了本科教学实验的需求，并在这个基础上申报成立了对社会服务的珠宝检测中心。这是云南省高校所属第一家珠宝检测中心，能够“对外服务，实现自己养活自己”。 　　尹作为主张“引企、引资、引智”，与10多家企业合作，建立“校中厂”实训基地，探索出“企业导师制”教学模式，在全国范围精选玉雕、玉器鉴定、珠宝营销等领域专家作为企业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辅导，让学生开展真刀真枪式的实习，为当地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同时，为助力行业升级，挂靠学院开展社会培训服务，分别开设“翡翠鉴定师培训班”“宝石基础培训班”等珠宝培训班，亲自授课，两年开设9个班次，培训500余人。 　　腾冲市珠宝协会会长杨儒就是珠宝培训班的受益者，“我文化水平低，又是野路子自学的手艺，学习正规理论和科学知识让我豁然开朗。”杨儒说。 　　2019年，尹作为两年挂职结束，此时的珠宝学院已初具规模，三座实验实训楼也已经投入使用。学院发展蒸蒸日上。在攻坚扶贫工作中，尹作为荣获云南省“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 　　为脱贫“引活水” 　　“只有培养了人，才能从根本上脱贫。”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校长袁希平说。 　　2019年6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副院长周琦深接力腾冲扶贫，为真脱贫、脱真贫提供“源头活水”。他向当地教育局争取到35名教师指标，不辞辛劳邀请到10余名教师来到滇西大珠宝学院授课。 　　教育扶贫是为了偏远地区的孩子“有学上”，在周琦深看来，办好职业教育，更是要让孩子“上好学”。周琦深把校企合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学院划出9000多平方米的二号实训楼，引入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先后引进20余家企业入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 　　“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滇西大珠宝学院地处云南边疆，生源多为贫困学生，农村学生占80%，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近18%，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还是毕业后的就业情况。 　　因为瞄准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滇西大珠宝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已经有不少企业来校走访，对毕业生求贤若渴。 　　今年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杨金围是一名来自边远山区的女孩，她即将与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瑞丽实验室签订三方协议，成为一名正式的质检员。“掌握了一技之长并成功就业，让我增添了不少自信”，杨金围感慨。 　　在周琦深和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共建“国家级高原攀岩教学训练基地”，该项目入选2019年度云南省省校教育合作共建重点项目。同一年，滇西大珠宝学院成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珠宝职业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 　　周琦深还牵头申请建设云南省大学生校园创业平台和众创空间，推动实施“师生共同成长计划”。2019年，滇西大珠宝学院师生创作的各类“创新创业”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奖项近20项。2020年，学院获省人社厅拨款400万元，用于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罗进忠深有感触地说：“没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就没有滇西大珠宝学院的今天。”（本报记者 夏静 本报通讯员 王俊芳）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30年追寻“大月氏” 　　2017年，拉巴特墓地发掘现场，中乌学者配合工作。 西北大学供图 　　对30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会，王建新记忆犹新。 　　那是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口隆康来到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 　　报告过程中，�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口隆康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之后几经变迁建立大月氏王国。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个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把持和主导……�口隆康之问，深深刺痛了王建新。痛心之余，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 　　时光荏苒，2021年2月，王建新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当选陕西省第七批“三秦楷模”。 　　过去的30年间，这支考古队以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直面科研难关，取得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从而构建起丝绸之路考古的中国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并将中国游牧文化考古理论和实践带到国际领先水平。 　　早在1999年，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就积极向同行阐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我们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能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声音’！” 　　正是在这一年，做足学术准备的考古队走进茫茫戈壁，探寻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10年间，他们数百次往返于我国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在实践中提出“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 　　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王建新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否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配合？能否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支持？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2009年，王建新成为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南部小城拜松，考古队发现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可能就是寻找已久、西迁中亚的大月氏！这意味着：考古队用中国话语为阐释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走出去”12年，中亚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 　　考古队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如今，当他得知中亚考古队在他调查过的地方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新的突破性发现后，对中国考古队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不仅邀请考古队喝酒，还要商谈研究合作。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戈壁，考古队员们常常是在忍受着太阳暴晒、蚊虫叮咬的同时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加上没有成熟经验借鉴、没有充足条件保障，要面对的是来自国内的误解、当地学者的疑虑，还有陌生环境和语言的隔阂……但在队员们看来，“只要每天都在努力，就会每天都有进步。” 　　克服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 　　谈及20年的艰苦历程，头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满怀激情：“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2013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亚考古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自从10年前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考古队就创立和推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的工作模式，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他们推动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共同寻求丝路考古的新突破。 　　“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从进入中亚发掘第一天起，中亚考古队就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这是一件花钱又费力的事，在多年来的各国中亚考古队中并不多见。 　　2019年，中亚考古队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王建新教授先后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记者 孙海华 通讯员 李琛）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天梯”上走出去的大学生 今年25岁的蒙常生是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弄顶屯的“天梯”上走出去的第二名大学生。村里的人说他是“全村的新希望”。 这个山坳里的小村屯从前连通往外界的路都没有。为了方便孩子们外出上学，村民在危崖处搭建过一个木排，人们称之为“天梯”。这是数十年来当地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去学校时，他们一边扛着生活用品，一边爬天梯。年龄小的孩子要手脚并用，才能翻越10多米高的悬崖。 弄顶屯通往外面的公路是2014年建成的，天堑变通途――孩子们“爬天梯上学”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此后，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走进全国各地的大学，其中不少学生打算“反哺”家乡。特别是近几年，弄顶屯正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羡慕别的村有公路” 蒙常生2020年重新回看过天梯，他从家出发，先是通过一条细窄陡峭的山路爬到山顶，当时发现，因长时间无人行走，部分路段的杂草已有半人高；接着，从山顶往下望去，看到一座已经有些腐烂的木梯呈75度角斜靠在断崖上――这就是他走过5年半的“天梯”。 蒙常生从小就爬天梯，第一次是在四五岁时跟着父母一起去地里，后来又跟着当教师的父亲爬天梯去上课。他说，弄顶屯所有的孩子还没读书时，自己就爬过天梯了，“我们要去干农活。” 爬天梯是一件风险不小的事情。上世纪，弄勇村一名村民因酒后不慎跌下天梯身亡。“小时候走那里很害怕。”刚上小学时，蒙常生翻越天梯单程就得用时0.5-1小时，天黑了得打着电筒爬回家。他说：“那时村里没有路，特别羡慕别的村有公路。” “负重”是爬天梯时的一项挑战。上学时，蒙常生的书包里不仅有课本，还得背一周的口粮，大姐帮他背过一段时间。但自从大姐上初中后二姐生病了，这个小男子汉承担起了帮二姐背口粮的担子。他记得，当时背得最多的是黄豆――因为黄豆拌饭是寄宿生最常吃的食物。对于他和很多同学来说，吃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如果从家带了肉，一般存放不过3天，只能在周一、周二尽快吃完，“如果有一顿肉，所有人都会围着你，一起吃肉”。 蒙常生的求学之路像爬天梯一样艰难。2006年父亲过世时，他刚上二年级，那时母亲实在供不起3个孩子读书，他想过放弃读书：“每到开学，家里都没钱交学费。”尽管大姐初中毕业后很想继续读高中，但还是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把上学的机会留给蒙常生和他的二姐。 2016年，蒙常生如愿考上大学。村民都说：“你是全村的希望。”大学毕业后，他再走这条见证自己奋斗历程的天梯时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很累但又很怀念，有时候很迷茫、想放弃，但一直有一个梦想让自己坚持下来――一定要走出大山。” 上大学意味着将来有出路 在弄勇村这样偏僻的村落，谁家孩子能考出大山，就意味着他将是全村的“标杆”，毫不夸张地说，至少能影响两代人。 蒙常生考上大学这件事，就让村里一些家长的心里萌生了“孩子要上大学”的念头。过去，村里的很多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选择外出打工；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告诉孩子：“要多多学习，长大后上个好大学。” 正在大化高中上高三的蒙宣任就受到堂哥蒙常生的影响。蒙宣任觉得堂哥是一个读书很用功的人，“应该向他学习”。蒙宣任也曾“爬天梯上学”，他记得，最初走天梯时，梯子有些陈旧，自己走上去总会站不稳，特别是一边抓着天梯，一边扛着生活用品时，尤为不稳，“一到下雨的时候就特别怕”。 2012年9月开学，当时刚上小学四年级的蒙宣任扛着凉席冲在前面，村里其他孩子带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往学校赶的一幕被媒体记录下来。随后，孩子们上学“行路难”的问题被外界关注。2014年5月，从弄顶屯到学校的砂石路建成了，孩子们步行到学校只需半小时。 蒙宣任感慨地告诉记者，照片中当年一起爬天梯的孩子，现在有的在外务工，有的已成家立业，“读书的孩子只有我一个了，得用功读书才能出去”。蒙宣任说，虽然外出务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挣了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但眼光要放得更长远，“上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将来的（出）路”。 弄顶屯孩子们上学的基础条件一直在改善。如今，蒙常生上学时经历过的4人同睡一张床的“大通铺”时代已结束，他盼望的营养午餐计划覆盖到了高中阶段；蒙宣任已告别“背口粮”的时代；随着公路进屯，很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搭上去学校的车。 “想带着更多人走出大山” 谈及弄勇村弄顶屯近些年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蒙常生认为变化最大的是房子。他说，小时候村里、屯里大都是木房子。砖瓦房很少见；现在，一栋栋漂亮的砖瓦小楼在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拔地而起。 用水难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原来，这里一遇干旱，村民们就得半夜到山上的泉眼接水，水流缓慢、一滴一滴地淌，一晚上集不够100斤水。蒙常生的妈妈有时半夜去排队，一排就是一晚上。现在，村民们有了水柜，无需再为生活用水发愁。 蒙常生家的物质条件一天天好起来了，有了电视机、冰箱、电话等。妈妈有了智能手机，还去了外省打工挣钱。 随着网络的覆盖，这名少年有了认识世界的窗口，精神生活更丰富了。他说，小时候的娱乐活动只有跳绳、踢键子；现在可不一样了，通过手机随时能了解大山以外瞬息万变的世界。 去年5-6月，蒙常生去上海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这是他20多年来第一次走出广西。开了眼界的他感觉“村子变小了”，于是萌生出让更多人出去看看的想法。他觉得，实现这个想法的途径就是当教师。蒙常生今年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他说：“高考时，母亲让我继承父亲的‘衣钵’，报考师范院校，当时逆反的我没有遂母亲的愿，现在想来有些后悔。” 蒙常生家乡的师资力量很欠缺，时常留不住教师。此外，村里一度没有幼儿园，孩子们不会说普通话。蒙常生读初一时，发现一名亲戚家正上四年级的妹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另一名弟弟读到六年级了，但不会做加减乘除计算题。 作为全村的希望，蒙常生自感压力不小。他说，以前想读完大学走出大山，但毕业后发现似乎又有另一座大山压着自己――要带着更多人走出大山，“如果能让弟弟妹妹们走出大山，我会觉得更加光荣”。 家庭经济条件好起来后，蒙常生外出打工的大姐又去卫生学校读书圆梦，如今已经毕业。在她看来，这样也许能找到另外一条出路。现在，弄勇村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韩笃是2015年到弄勇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的，这几年见证当地村民如何一步步奔向美好新生活。他介绍，有的村民家已出了两个大学生。 蒙宣任今年6月将参加高考。“尽量考到二本线以上，考个好点儿的学校，未来想当一名教师，教书育人。”他说。（记者 赵丽梅）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95.4%受访家长期待进一步打通职业教育升学路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本科，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对1353名学生家长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调查显示，95.4%的受访家长期待进一步打通职业教育的升学通路，让职教学生有更多深造机会。 　　交互分析显示，有96.0%的职业教育学生家长这样期待。 　　曾就读于江苏某职业院校的林悦（化名），在完成了3年中职教育后，念了两年高职，又升入一所本科院校就读专科，之后又专升本，但连续考了两次才成功。 　　他感觉，专升本对于中职毕业生存在很大难度。录取比例不高，竞争激烈。即便完成了专升本，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的含金量还是存在差距。“如果是要求学历的单位，专升本通常都过不了简历筛选这一关”。 　　湖南某职校二年级学生范子俊正在计划考本科。“我听说有学长学姐从中职升上来，最后考研去了‘211’、‘985’，感觉还挺振奋的”。 　　本次调查中，62.7%的受访家长担心职教学生会遭遇学历天花板，难以继续求学深造，还有54.9%的受访家长担心一进入职业教育，大学校门可能就彻底关上了。 　　在70后家长方艳娟看来，不是人人都能上大学，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上大学。“我认识的几个家长，孩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但对手工、小发明感兴趣，去职业学校做感兴趣的事情不是挺好的吗？像我家孩子的初中同学，没考上高中的基本都上了职业学校，有的学幼师，有的学护士，未来都有很好的就业前景。还有的自己发奋图强，后来也考上了大学”。 　　方艳娟认为，职教学生的升学通路并不狭窄，只要肯学习，都有机会。现在社会也在变化，学历不能代表一切，实力才是王道。职教学生将来到社会，比拼的主要是技术和经验，更多是看你经验怎么样、工龄多长。职教学生的深造应该以专业为准，到实际中去锻炼自己，更强调技术实操能力。 　　调查显示，如果职业教育的升学深造比例更高，60.9%的受访家长表示会更看好。69.8%的受访家长期待打破学历天花板，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2021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其中设置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并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的国家制度。 　　北京市教委也于近日发布通知，从2021年起全面优化贯通培养计划，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贯通培养的学制为7年，其中前3年为中职教育阶段，中间2年为高职教育阶段，后2年为本科教育阶段。 　　林悦希望，打破学历天花板，不仅要有升学制度方面的保障，还要有公平的就业制度，确保职业教育学生在升学、求职、工作待遇等方面，都有平等的机会。 　　本次调查中，27.9%的受访家长孩子在小学，31.0%在初中，在高中、大学的分别占19.1%、11.5%，7.5%的受访家长孩子在职业教育。（记者 黄冲 陈文琪）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职业教育要成为主动选择 六成受访家长表示需提高教育质量 　　社会上关于职业教育的偏见由来已久，很多人都有“考不上高中才上职高”的想法。如何让职业教育成为更多家长的主动选择而非无奈之举？62.6%的受访家长表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57.2%的受访家长认为师资很重要。 　　这组数据来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近日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调查。该调查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有1353名学生家长参加。其中，27.6%的受访家长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占44.3%，三四线城市的占22.9%，县城或城镇的占4.0%，农村的占1.2%。 　　62.6%受访家长表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90后李驰（化名）现在是江苏某酒店的大堂经理。初中毕业前，家人和老师建议他去读职校，但他也坦言，“但凡有个高中可读，读职校都不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李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考虑到能通过学校直接进入工作岗位，选择了职高的酒店管理专业。通过这些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体面的岗位和稳定的收入。同时他也发现，如今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已经有所改观。 　　调查中，要让职业教育成为更多家长的主动选择而非无奈之举，62.6%的受访家长表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57.2%的受访家长认为要提高师资质量，58.5%的受访家长希望完善校园管理，改善校风、学风，48.3%的受访家长希望加大宣传，转变社会观念，增加认可度。 　　70后家长方艳娟不觉得上职业学校就是无奈之举，“起码是给孩子多一条路吧”。上职业学校也可以因材施教，有特长也可以发展，前景很不错。职业学校要规范化，要紧跟社会需要，为市场培养实用人才。 　　89.6%受访家长认同要真正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曾在某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当教师的陈思宏，前段时间看了《大国工匠》，他感慨，在各个领域的一线工作者，为我国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经历职业教育走向社会的栋梁，带来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无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好，高等教育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生价值。在任何一个领域，把看似平凡的事业长期坚持，都是值得尊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受人尊敬的技术人才，他们的人生价值应该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调查中，89.6%的受访家长确认，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观念，需要真正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获得全社会尊重。 　　交互分析显示，一线城市家长这样认为的比例最高（90.6%），其次是二线城市（90.2%）。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推出职业培养、技术技能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谦认为，一方面，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注重实操技能训练、工匠精神的培育；另一方面，在职业发展道路上，应有技术技能人才的独特晋升机制，为各个级别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职业晋升通道。因此，促进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责任，需要多部门形成有效联动，形成百花齐放的教育体系和职业体系，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看到希望，扭转“唯学历论”的教育期待与制度设计。 　　刘谦表示，在当前中国，这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呼唤。一方面，人工智能等科技飞速发展，从社会分工上讲，传统的体力劳动领域，更需要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从青年的自主性与个性上说，需要百花齐放的职业舞台，以发挥各有所长的素质。促进职业教育，是当代青年在职业领域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基础，需要多部门的参与、共享和支持。（记者 黄冲 陈文琪）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量化测评指导能力 督促导师从“用学生”到“育学生” 　　“在新出炉的2019年全校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中，我的总得分为4.293分，有幸获得理工类第一。”5月初，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杭电）电子信息学院研究生导师赵文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欣喜地说，自己由此获得了与新增国家级人才一样的研究生名额奖励指标。 　　他所说的分数，由2021年杭电就研究生教育新实行的“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对每位研究生导师名下所有研究生的相关表现数据平均值建模得出，首次测评采用2019年数据。 　　“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一个重要主题是提高导师指导能力。如何客观量化导师指导能力，是高校研究生管理的一项迫切工作。”杭电副校长徐江荣认为，从学生的表现来测评导师的指导能力，一定程度上可推动导师从“用研究生”到“育研究生”理念的转变。 　　记者了解到，该测评体系包括学位论文质量、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科研成果、研究生荣誉称号、研究生科研实践、国际化5个一级正面指标和学术及行为规范一个负面指标。其中，5个一级正面指标对应的权重分别为30%、25%、15%、15%和15%，负面指标为学术及行为规范，对作弊等违规违法行为、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此次量化评比中，杭电计算机学院导师俞东进教授，显示出“科研、产学研项目能力与高水平培养研究生能力的平衡”。“我的科研项目和产学研项目相对较多，但不会因此把研究生当成打工人，而是把所有的科研和产学研平台做成培养研究生的平台。”俞东进说。 　　在俞东进看来，这个量化指标设计把所有研究生的表现都量化计算并取平均分，即要求导师对所有研究生负责。这对一贯倾注心血在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上的导师有利。 　　“随着这个量化评价体系在导师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过去相对偏重研究生发学术期刊论文的导师，也会转而重视全方位育人，使得研究生的志愿者活动、创新实践、国际交流等得以更好地展开。”杭电研究生院院长都红雯表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传毅认为，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任务，导师指导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其中师德师风是重中之重。杭电导师量化评价体系中，将导师、学生的行为规范作为负面指标，具有“一票否决制”性质，这是对不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精神的“零容忍”。 　　王传毅补充道，师德师风问题有复杂性、隐蔽性，量化指标也很难完全评价真实的师德品性，且师德师风问题一般都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暴露进而加以定性。测评体系中关于“遵纪守法、学术规范”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很大细分空间。 　　对此，徐江荣并不讳言。他认为，杭电版量化测评体系有很大提升空间，已在考虑作进一步改进。比如实施毕业生对师德师风的追踪调查，开展研究生毕业3年后对导师师德师风的测评，使测评更加客观。王传毅表示，杭电版导师指导能力量化评价指标的出台，可以配合其他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如研究生导师的退出方法、激励办法、培训办法等，同时注重对导师长周期的考核，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强化对不同系部、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的特色，从而避免评价标准的“唯一性”。（江 耘）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