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许多学校停课，学生们回到家中，通过网络上课。在那不勒斯，一位名叫托尼诺的小学意大利语教师戴着口罩，走进大街小巷，坚持为学生现场授课。 　　托尼诺在学生家楼下大声朗读并解析文学作品，学生们在阳台上听课。托尼诺说：“以电脑和网络为媒介的远程教学难以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我希望用这样的上课方式，让孩子们保持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托尼诺的“阳台课”不仅面向孩子们，也吸引众多家长和周围的邻居，很多人站在阳台上或街道边静静聆听，感受这堂特别生动的课程。 　　由于学生的住所分散，托尼诺每天需要辗转多地，多次讲授重复的内容，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托尼诺说：“当我在阳台下、在街道上、在小巷里看到孩子们，与他们交谈并为他们讲解课文，这感觉非常美妙。我看到学生们阳光般的笑容。我们始终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家长和孩子们的理解与配合让我感动，此刻我们需要温暖和力量。” 　　“感谢老师的付出，我们并未远离课堂”“罗达里的诗歌陪伴着我渡过难关”“老师辛苦了，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体验”……托尼诺的学生纷纷在网络上留言，为老师点赞。学生家长弗朗切斯科说：“这是人生的重要一课，‘阳台课’让不能去学校的孩子们倍受鼓舞。” 　　（本报罗马12月22日电）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 16 版）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外语院校，为什么要发展中文学科 ●外语专业的专业性，需要有特定的专业课程学习。缺乏人文学科视野、基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孤立地进行“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训练，很难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专业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外语院校多学科发展已成为一个大趋势，但是无论是“专业+外语”还是“外语+专业”都还处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学科融合式联合培养还很少，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还比较单一。 1.新文科建设应体现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 文科教育是培养有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人，是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文化，是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国家软实力需要新文科，造就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文化繁荣需要新文科。 “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从世界来看，世界的新变革呼唤新文科建设；从中国发展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从教育改革发展来看，教育方针呼唤新文科建设；从方位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应置于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不仅要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的制定。由此看来，在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新技术改变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式；新需求要求文科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追求创新与卓越；新国情促使文科应具中国特色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因此，新文科是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的自我革新，其建设应体现三个方面的特性：战略性、创新性和融合性。 战略性是指建设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既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要在世界舞台、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中谋划发展与改革，参与竞争与治理。 创新性是指建设不仅仅是对传统文科的外部改革，更是一种文科内部的自我革新，要通过传承传统、融合创新，寻求我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突破，实现理论体系创新、学术研究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融合性是指现代社会的复合型需求使得学科发展越来越趋向于综合交叉，传统意义上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正在被打破，研究对象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新文科建设要丰富形式载体，创新方法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与其他专业集群融合。 2.外语学科再提升需高水平中文学科支撑 注重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扩展，为外语类高校中文学科“借力”优化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学理支撑。 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学科主干研究领域确定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新确立的五大学科研究领域，扩大了外语学科原来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内涵，凸显了外语学科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同时，也对外语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外语专业不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专业，更不是所谓的工具性专业，而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专业，因而，在人才培养上，就应体现人文学科“修身、铸魂”的价值引领作用，也就是说要致力于培养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人文高度”的跨文化交流引领者。“中国深度”是指要“知中国、爱中国”，应该有深厚的中国根基，对中国文化本身有深刻的理解、深入骨髓的信念，在此基础上，再走向世界，了解其他文明的时候，才能深化对自身文明的理解，也会深化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全球广度”是指要有从中国看世界的胸怀，是以专业的眼光和深度探究世界。而“人文高度”，是指能够融汇中外的文明，用平等的、包容的态度去看待、理解“多样的世界”和“变化的中国”。在此意义上，外语专业的专业性，需要有特定的专业课程学习，即以语言、文学、文化为核心的人文课程体系。缺乏人文学科视野、基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孤立地进行“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训练，很难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素质，并在事业上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外语院校多学科发展已成为一个大趋势，但是无论是“专业+外语”还是“外语+专业”都还处于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学科融合式的联合培养还很少，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还比较单一。需要构建新型的培养机制，打造高质量的课程，中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组建导师组联合培养，使高端外语人才具有坚实的人文根基，深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外语院校的“外语”和“中文”学科，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老一辈外语教育大师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等先生，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知周万物”的学人典范。新时代背景下，外语院校肩负的使命、外语学科再提升以及新型人才培养都需要高水平中文学科的支撑。 3.“拆墙”“入流”“争先”，外语院校要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立足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创造新未来。外语院校要为培养“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中国理论的创新者”“中国未来的开创者”做出积极的贡献。 目前，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基本处于“外语院校学科建设主体之外”和“中文学科之支流”。国内还没有一所外语院校的中文学科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这不但直接影响中文学科在外语院校的正常发展和成长，而且与外语教育应注重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不相适应。 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其强调知识性和价值性的学科属性在高校育人育才的工程中肩负着重要任务，是构建和提升高校整体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恰如其时，外语院校的中文学科发展迎来了很好的机遇：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一是“新文科”服务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的需要。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适应中国国情、符合外语院校人才培养要求，推进中文学科建设不断升级？ 其一，要“拆墙”，彻底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中文学科与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文学科为外语院校人文教育起着“引擎”作用，它为学校提供人文素养提升的课程与师资支持，不仅有利于中文学科体现出鲜明的学科特性，也可以在校内形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动提升的良好局面。新时代不仅呼唤会讲中国故事的人才，更需要能够讲懂中国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外语院校实现中文学科与外语学科的真正融合，有利于专业优化、课程提质和模式创新，为培养此类人才创造条件。 其二，要“入流”，即要提升学术内涵，有充分反映中文学科理论创新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争取进入中文学科的主流。这就要求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建设要提高教育教学的时代性、学术性和针对性，注重内涵，凝练学术方向，确立适应中文学科自身发展更好更长远的目标，更加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文学科体系，培养中文学科优秀创新人才的重任；更加承担起在新科技迅猛发展形势下探索学科边界拓展、专业结构更新、教学范式转型、学习方式转变的重任。 其三，要“争先”，即在“新文科”建设中争得一席之地，并大力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方面，创建新型学科，拓展学科发展空间。适应国家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在现有学科基础上通过整合重组，探索跨专业中文学科“新文科”建设，创建新型研究生专业和复合型本科专业，为中文学科寻求新的增长点，拓展学科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根据外语院校的办学特色，中文学科的国际化将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这个学科一个新的生长点，新的发展空间。对北外而言，可借助广泛国际交流和20余所孔子学院建设优势，拓展与海外高校的合作研究和研究生合作培养，促进中文学科在内涵、外延乃至从课程体系、授课内容到讲授方式方法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乘此“新文科”建设、“双一流”建设的新时代东风，外语院校中文学科建设要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积极加快推进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作者：杨丹，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链接 高水平母语教学是高水平西学研究的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始建于1951年，经过70年的努力，北外中文学科已设有一级学科硕士点，开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6个学术型硕士点和汉语国际教育1个专业硕士点，同时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学3个博士点。北外中文学科的建设与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不同：首先，高水平母语教学是高水平西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前提，中文学科不能甘居外语类高校的“配角”，而应勇担时代重任，成为学科发展及学术团队建设的核心成员。其次，外语院校中文学科要结合国家战略和外语教育创新自己的学科建设，要与国内综合大学或师范类院校的中文学科形成“错位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家比以往更需要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和发展。外语院校中文学科以丰富的外语教学科研资源为依托，以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视野为特色，一直都处在“会讲中国故事、讲懂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和实践的前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可追溯到1965年广州外国语学院的中文教学组。2005年3月，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成立。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化系和对外汉语系，开办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汉语言（高级涉外文秘）、汉语言（涉外文化管理）和汉语国际教育4个本科专业方向。拥有比较文化研究博士点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化传播与媒介等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院设有汉语国际教育中心，专门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工作。学院着力打造华南地区国际化中文人才培养高地，培养“双高”（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高）、“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创新型中文人才。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会“诱惑”你越做越好 眼看耗了40分钟，又整体检测了线路，设备依旧没动静，余守安只得申请换器件。果不其然，器件坏了，不是自己的问题，这让他长舒口气。不过按规定，裁判长只能为他补时6分钟，“有些题没做好”。 12月13日，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落幕。盐城技师学院19岁的余守安获得电气装置项目的金牌。赛前统计，选手们平均年龄在21.8岁，这无疑是场年轻人间的较量。 “竞赛很抠细节，线槽拐角要做到90度，有些偏差不能超1毫米。” 来盐城技师学院前，余守安在淮海技师学院念书，那时，他觉着人的技艺没法像机器那样精确。“为了铁板更圆润，钳工老师每一锉刀都能精确到0.1毫米，十刀就是1毫米。”余守安想这怎么可能，后来在擅长的项目上练习，他发现凡事熟能生巧， “尝试了才知道能否做到”。 拿安装线槽举例，刚开始余守安做的缝隙很大，“能塞根手指”，后来发现误差和材料介质、工具、手生有关，“只能多练，没捷径走”。技能大赛中，安装线槽是否规范，会被计入客观评分，你的设计是否美观，会被计入主观评分。设计想出彩，就得靠编程技术。 余守安接触编程是在淮海技师学院，至今回忆起最初训练，他觉着当时思路挺乱。“有道题是设计程序控制红绿灯，费老大劲弄明白，才开始上道。”余守安说，那是他第一次发现编程不难，和生活有很强关联。 不过，国赛前，余守安又被编程“绊”倒了。有道题是设计一个开关，用来控制两个灯具，按第一下，一个灯的亮度达到60%，另外一个达到30%；按第二下，灯的亮度要互相调换过来。 “连着搞了三天，最后一天半夜一点多才弄好。”余守安先后试了五六种方法，发现数值转换能解决问题。“换种方法，很多参数就要调整，每种方法都要试3到5小时”。这让余守安觉着自己还是缺想像力，“不会灵活变通，尝试其他方法”。 当然有时余守安也会打破常规。有个题目是调节家里日光灯亮度。一般的灯具是直接开熄，能不能把瞬间开启变为柔顺渐变，以免生硬呢？通过程序控制，他将灯具调整为三秒缓缓打开，效果不错，他认为这样更人性化了。 余守安眼中的“创新”，是从竞赛中体会来的。他觉着创新是提升效率，少犯错误。在编程上，简捷高效，舍弃弯弯绕绕，不要给项目制造麻烦。 “外语挺难！”备战世界职业技能大赛，学好英语能让操作更顺畅，余守安不敢放松英语学习。集训队做了汇编教材，200多个短句，1000多个单词，词汇主要是继电器、线头、线管这些专业词汇。年初，余守安还把教材导入手机软件，“随时能练，没法子，这样才记得牢”。 大赛对选手的体能要求很高。一个竞赛项目持续3天，加起来16个小时，“就编程时会坐下，其他项目都是蹲蹲站站的。”为此，余守安每早6点多起床，晨跑5公里。到下午5点多，还要做几组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的力量训练。 闲暇之时，别人逛淘宝“剁手”，余守安会在网上搜新的电气元件、装置工具，分析它们的材料构成，如何操作使用，“有的特好用，第一时间就买。” “刚接触这行是照葫芦画瓢，后来很想把东西做好。”余守安说，精益求精是潜移默化的。由于一直在参赛，余守安觉得选手比拼，传递的是追求卓越的精神，其他选手的优点，他会学习模仿，“转换到自己身上”。 余守安认为高水平技艺会被人看到，成为他人追求的目标，“像我们就想赶超以往冠军，取得新成绩”。 “电气装置项目有老方法，也有新技术”。余守安解释，这个项目离人们不远，大兴机场的智能设施有它的影子，会应用到家庭、酒店装修，及工厂的传送带、升降电梯。行业产业空间广阔。 余守安认为，工匠精神是做出来的，要起早贪黑地练、牺牲娱乐时间，要克服孤独，保持耐心，不是嘴上说说。在他看来，个人的技艺追求，会撒下种子，传递给更多人，影响到整个行业，最终更好服务普通人和工厂客户，推动社会发展。国家提倡工匠精神，不仅是要求制造加工业，更是期待全行业求精求深，“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职业追求”。 “比赛是要把会的东西做到极致，会‘诱惑’你越做越好。”余守安想得最多的就是好好打比赛，“进入世赛，看看潜能有多大，项目水平还能往前推进多少”。（白毅鹏） (责编：孙竞、熊旭)

今天，云南省教育厅正式发布《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音乐美术考试方案》，明确体育从50分提高到100分，音乐、美术分别从5分提高到20分。方案明确规定，体育运动员等级证书、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艺术特长生资格认证等，一律不作为加分依据。云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没有必要参加校外培训。 根据方案，体育考试包括基础体能测试、专项技能测试和体质健康监测3部分，并赋予竞赛加分。3年6个学期分别组织实施。七、八、九年级考试分值分别为20分、40分、40分，学生参加考试方式分为统一测试和预约测试，按最好成绩计入学期得分。 音乐、美术考试总分各20分，分别由素质测评和统一考试两部分组成，并赋予展示活动计分。素质测评在七、八、九年级前5个学期分别组织实施，以随堂考评记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活动以学生参加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其中，音乐展示活动须为集体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长不要着急去报补习班，要改变“重智育轻体育”的传统观念，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还要支持、鼓励孩子参加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抽时间陪伴孩子进行体育锻炼；引导孩子在课余时间和假期，少上网，少玩手机，不沉迷游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锻炼身体上。（ 张文凌） (责编：李依环、熊旭)

原标题：帮“小胖墩”减肥这事儿有了十年目标 《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提出，2020―2030年部分地区0―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要在基线基础上下降80%――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孩子们长高了，营养缺乏病的发生率下降了。但同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小胖墩”明显增加。 近日，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希望能通过该方案积极防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降低成年期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 《实施方案》针对全国和各地区设置了防控目标：其中，以2002―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为基线，2020―2030年0―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要在基线基础上下降70%。 10月30日，专家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家庭和学校应保持儿童青少年膳食平衡，减少煎、炸等烹调方式，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同时让儿童青少年保持足够的运动量，并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导致中老年疾病年轻化 如今，我国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加之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普及等因素，儿童青少年营养不均衡、缺乏运动等问题广泛存在，超重肥胖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威胁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肥胖是一种由多因素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遗传因素在肥胖的发生中约占15%，环境占25%，其余的决定因素与生活方式有关。”江苏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营养科主任郑锦锋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青少年的饮食结构中，主食吃得少、荤菜吃得多，再加上运动量小，这些都会助推超重肥胖的发生。 “如果儿童青少年期超重肥胖增长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超重肥胖将极大影响我国年轻一代的身体素质。”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向华表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会引发各种代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生殖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及痛风、高血压等疾病。另外，肥胖还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脊柱弯曲、膝关节内弯，“中老年疾病”年轻化以及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严重肥胖甚至会引发猝死。 有证据表明，1/3的超重青少年会在成年以后发生肥胖，2/3的肥胖青少年在成年以后会发生肥胖。马向华介绍，儿童青少年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如果不加以纠正，他们成年后各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这将给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压力，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副教授徐凯说：“超重和肥胖，也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运动素质下降，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下降，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肥胖的同学有时会受到排挤，导致自卑、不合群等问题，影响心理健康。” 控制孩子的食物量和种类 根据各地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现状，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将全国各省（区、市）划分为12个高流行水平地区、11个中流行水平地区、8个低流行水平地区。按照要求，2020―2030年，高流行水平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下降80%，中流行水平地区的这一数字要下降70%，低流行水平地区下降60%。 《实施方案》提出，应从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政府四方面强化责任。比如父母及看护人应充分发挥作用，包括帮助儿童养成科学饮食行为，减少煎、炸等烹调方式，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避免提供不健康食物，减少在外就餐。同时培养儿童积极身体活动习惯，减少儿童使用电子屏幕产品时间，保证睡眠时间，并做好儿童青少年体重及生长发育监测。 对于学校来说，应维持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包括办好营养与健康课堂，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指导能力，有计划地做好膳食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应改善学校食物供给，避免提供高糖、高脂、高盐等食物，落实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对学生餐的营养与安全进行监督。 “学校和家长应该起到监督、引导的作用，帮助儿童青少年树立健康饮食习惯。许多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要了解肥胖和强壮不是一个概念，‘小胖墩’并不可爱。应该控制孩子食物量和种类，避免儿童青少年养成吃零食的习惯，减少儿童青少年摄入高油脂高能量食物，减少叫外卖、宵夜的频率，防止暴饮暴食。”马向华强调，儿童青少年最好不喝各种饮料，无论是含糖的、还是糖的代用品饮料，因为各种无热卡的糖的代用品，虽然不提供能量，但其中的一些物质，可能会干扰肠道菌群，导致糖尿病和肥胖的发生。 郑锦锋建议，儿童青少年应注意平衡膳食，保证食物选择多样化，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主食以谷类为主，每餐应该有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增加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还要保持足量饮水，每天饮水800―1400毫升，首选白开水，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证每餐提供的蔬菜大约占全部食物量的一半，多吃深色蔬菜；天天吃水果，餐前餐后均可提供水果替代零食。”郑锦锋说，可以适量吃水产品、畜禽肉、蛋奶和豆制品，选择能量含量低、蛋白质等营养素含量相对较高的食物，如鱼、虾、瘦牛肉、去皮禽类、鸡蛋、牛奶和豆制品等，不吃肥肉和油炸食品。 保证每周3小时高强度活动 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多位专家表示，学校和家长应尽量为儿童青少年提供运动的时间。“长期以来，不少学校的体育课被占用，体育课没有开足开齐，有的虽然开了，但担心孩子遭受意外伤害，运动强度也不够，有的甚至拆除了体育器械。”徐凯说，“只要运动，小的运动损伤就在所难免，不能因噎废食。” 如何保证孩子们的运动时间，《实施方案》给出目标：各地各校要保证学生在校身体活动时间，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教师不得“拖堂”或提前上课。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下，保证幼儿园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内，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时间达到1小时以上，保证每周至少3小时高强度身体活动。 此外，《实施方案》指出，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化体重管理服务，包括加强孕期体重管理、 加强儿童青少年体重管理、加强肥胖儿童干预等。对于政府来说，应当加强支持体重管理的环境建设，包括加强肥胖防控知识技能普及、强化食物营销管理、完善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等。 《实施方案》显示，国家卫健委将同有关部门制定监测评估办法，适时组织开展监测评估，促进工作落实。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需定期组织开展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监测和学生体质监测，科学评价防控进展与效果。 在徐凯看来，营造好的减肥氛围，需要社会各界一同努力。“例如高糖高脂的饮食不在学校周围售卖，相关的电视广告要避开儿童收看的时间，增加小区周边健身设施密度。” 马向华建议：“学校和家长需要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状况，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给予恰当疏导，避免因压力过大，而导致压力性肥胖。”(本报记者 金 凤) (责编：郝孟佳、何淼)

　　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日前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学生设计的小程序――“新西兰留学生活指南NauMaiNZ”。据介绍，通过该小程序，学生可以快速获取新西兰留学生活信息。小程序以四大板块呈现：留学行前准备、资讯推荐、热门直播、留学生故事，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在新西兰的生活。 　　比如，在“留学行前准备”板块，可以了解到从衣物、货币的准备到入境须知等各类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资讯”板块，不仅适时发布和新西兰留学、生活等相关的最新信息以及有趣的活动预告等，还添加了“新型冠状病毒下的最新政策汇总”，以确保留学生随时掌握相关动态，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薛 梓）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以教育信息化为名牟利须严查 针对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有一些学生家长反映当地部分学校以“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等名义，向家长推荐平板电脑，并以“上课要用”“布置作业”等理由变相强制学生购买等问题，近期有媒体记者跟随国务院第六督查组前往这些地方进行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在浙江省某市实验初级中学，家长被变相强迫购买了6500元一套的“平板教学”系统，包括平板电脑、相关的教辅软件和上课所需要的流量包。这款平板电脑网上查不到参数、价格等任何信息，只能通过学校渠道购买。虽然学生也可以自带平板电脑，但很可能因为无法通过所谓的“学校检测”，所以“表面上好像可以自备平板电脑，但结果都是用学校买的平板电脑”。 不仅在该校，在当地其他几所中学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督查发现，从2014年至今，该市已有22000多名初中生参加“平板教学”。以人均购买平板电脑硬件设备3000元计算，加上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和流量包，当地参加平板教学的初中生共花了1.1亿元左右。 当地学校以及教育行政部门辩称，家长是自愿购买，交易行为和学校无关，但实际上却是掩耳盗铃。学校将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标准进行分班，买了平板电脑的同学被分到实验班，没买的同学就被分到普通班。这种方式哪有什么自愿可言，显然就是以分班胁迫学生购买平板电脑，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竟称之为“家长自愿”。 这一系列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平等接受教育”的原则，也违反了有关学校收费以及价格管理的规定，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教育信息化本是改进教育方式、提升教学效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但一些地方通过所谓“校企合作”的方式，指定家长购买相关平板电脑，看似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手段，实则是一种强迫性交易。到底是为了推动教育信息化，还是学校通过数字设备采购牟取私利，都值得深入调查。 针对家长反映的有关学生被当作敛财工具的投诉和举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却置身事外，不履职、不作为，导致有关问题未能及时解决，这就更让人怀疑其背后是否形成了利益关联。当然，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此类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实际上，在线学习、教育信息化不能简单成为教育工具的信息化。明明口头或者书面就可以布置作业，却非要在班级群组或者专用的App、数字设备上布置，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是对教育信息化最浅薄的理解。 而以教育信息化为名，行敛财、牟取私利之实，更应当严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的同时，要加强信息化终端设备及软件管理，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进校园审核监管机制。要防止在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滋生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防止加重家庭经济负担，避免产生新的家校矛盾，完善数字设备、数字化资源进校园的审核机制。 (责编：孙竞、熊旭)

北京首创招聘大学生支教模式补充和田师资空缺 95后大学生扎根和田实习支教 “我希望新疆的孩子能和北京的孩子一样，享受到同样优质的教育”，新疆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的教师魏恒博说。 从2018年起，北京市大力出资实施大学生支教项目，面向全国大量招聘实习支教大学生。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95后学生魏恒博成为实习支教团的一员，2019年8月来到和田后，他被分配在和田市阿克恰勒乡第二小学实习支教。在阿克恰勒乡第二小学实习期间，魏恒博主要讲授语文课程。新疆和田实习支教结束后，魏恒博作了一个重要决定：留下来。今年7月，他考入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成为一名教师，明年9月份他将正式入编。 扎根和田，并不是魏恒博“一拍脑门”的决定，他更看重的是在这儿能实现的人生价值。“每个月除去五险一金到手也有5000多块钱，这并不比我家乡的教师收入低”，魏恒博说，具有现代化设施和超前教育理念的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也给了他更多发展的空间。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是和田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睛。至今，实习支教的那段时光仍然让魏恒博记忆犹新。虽然当初很多孩子听不懂汉语，但每当魏恒博打开PPT，向孩子们展示北京天安门、故宫时，他们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光芒，当时，魏恒博就决定，再苦再难，也要教他们学会汉语，掌握更多知识。 在和田当老师，与家乡有什么不同？魏恒博觉得，民族情感会更深一些。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抵达和田机场时，来接他们的和田市教育局支教办主任许久浩说了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魏恒博不是唯一一个通过实习支教留在新疆和田的大学生。近年来，和田地区人口大幅增加，学生数量增长迅猛，到2020年全地区在校生约84万名，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同时不胜任国语教学能力的教师占比较大，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2018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对口支援新疆工作部署，缓解教师严重短缺问题，北京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举措支持和田地区面向全国招聘高校大学生赴和田实习支教，构建了“一举四效”北京模式，有效助力和田教育扶贫，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认可。此举在19个援疆省市中走在了前列。 北京援助的大学生支教项目实施以来，两年共投入援疆资金1个多亿，招聘支教大学生约1.2万名。1万余名实习支教大学生的到来，为和田地区解决五分之一的教师缺口。 记者手记： 每年都有大学生到全国各个地方支教，无论多贫穷、多偏远的地方，至少语言是相通的。来新疆支教，魏恒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不通，但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努力教孩子们国语的同时，也在默默学习维吾尔语，真的很用心。当然，令我更感动的是，北京为了给和田引进更多人才、留住更多人才，开创了“招聘大学生支教”的新模式，为支教大学生发放补贴，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责编：实习生（张露凝）、马昌)

　　在很多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体育课被语数外等主科占用称得上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话语权之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等调侃也显示出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弱势地位。 　　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是学校教育里老生常谈的棘手问题。相关政策一直在出台，体育课“走过场”的现象却仍屡见不鲜；中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迅速发展，学校体育对竞技体育的贡献却屈指可数，中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也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滑。 　　让体育课强起来、让中国少年强起来，必须来一场观念的解放和变革。体育课不只是跑跑跳跳、打打闹闹，而是要掌握本领、学会项目；体育课不限于课堂上的45分钟，还要有课余的“作业”和人人参与的竞赛；体育考试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几分、十几分，而是要逐步加量成为“主科”。 　　学校体育加强和改进方案发布后，有人认为，把体育课一下子提到“主科”的位置，是不是步子有点大？这显示出轻视体育的旧观念根深蒂固。 　　对于少年儿童眼镜化和身体素质下降的现象、对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非常关注、多次强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身健体就是“野蛮体魄”。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两者都不能偏废。只有把学校体育提升到应有的位置，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当然，对于加强体育课考核、体育中考提分等举措，不少家长仍有顾虑：体育中考变成100分，会不会给孩子和家长“增负”？会不会扩大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 　　家长的担忧，给学校体育评价体系的落实和细化提出了考题。学校体育要防止陷入“应试化”，避免体育课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也要防止走过场，变成人人都得高分的“大锅饭”。发挥考试的引导作用，中考体育考什么、如何考、何时考，相关的考察机制应坚持科学记分、综合评价、稳妥推进。让孩子从体育课中收获快乐，与文化课学习相互促进，才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本心。 　　与此同时，强化学校体育绝不仅仅是提高测试分数这么简单。由于学生的身体素质存在差异、各地的体育师资力量和场地器材配备并不平衡，学校体育的短板需要尽快补齐。把体育课开齐开足、提高体育老师的地位、加强器材建设，很多工作都要做在前面。 　　这几年，青少年体育常常成为热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国家长对孩子的身体素质愈发重视。在许多大城市，送孩子参加体育兴趣班已成为不少家庭的固定教育支出。但另一方面，学校体育的地位却仍显尴尬。在一些地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甚至遭到家长集体反对和投诉。 　　青少年“野蛮体魄”，学校体育不能缺位。让昔日“隐型”的体育课腰板硬起来，这场观念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刘�i) (责编：李依环、熊旭)

不客气地说，现在家访越来越式微。这需要改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强化一线学生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要把上思政课、联系学生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这一“家访新政”从制度上、考核上、主体责任上布局，回应了学生和家长的内心关切。 15年前，《河南日报》一篇调查报道直指“老师上门少了”。5年前，《南方日报》的调查报道则发问：“家访少了，师生关系远了？”而如今，网络上依然有人不断表示不解：为什么去学生家里家访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这15年正好贯穿了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时光。这期间，只有幼儿园的老师上过一次门，中小学老师没有一位上门家访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80后的同事，从中学名校毕业的她说，“从未有过家访”。这并非一种极端，而是很多家庭的“体验”。诚然，仍有学校、教师坚持家访，今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一位女教师题为《疫情之下的家访，一个也不能少》的文章令人感动。但总体上，家访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低调”，甚至出现了形式主义。 家访越来越少，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十几年前才有的。从我上世纪70年代末上小学，一直到90年代初高中毕业，从未有一位教师以家访名义上我家来。我内心曾经期待有加，现在只能引为憾事。在基层语境中，“家访制度”本身就十分模糊，家访更像是一种额外的关怀，而不是体现教育理念的责任。 前述“总体方案”对落实家访制度作出明确要求，可谓纲举目张，抓到了家访缺失的根本。 多年来，家访的要求虽然写在文书之中，但一般说来，是否家访并不影响教师考核。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家访”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对面的实地家访，甚至连“微家访”也逐渐式微，滑落为“群发布”“群通知”“群会议”。不得不说，当下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背负的各项任务较多，承压较重，而家访工作不仅难以量化，还显得成本较高，教师进行家访的主动性大为弱化，遂以形式化的、变了味的“家访”应付差事。 曾有地方教育部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班主任每学年必须对班上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家访。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况且不执行的后果并没有体现。这说明，要想重振家访机制，教育部门、学校首先要严格管理起来、督促起来。不折不扣地落实制度，将家访纳入评价体系，使之成为与“课时”一样重要的项目。 家访体现的是家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之深意。说到底，它是课堂教育向家庭范畴的延伸，是教育文化对俗世生活进行的打探、共商与共鸣，以唤起对教育事业的共同重视与尊重。 笔者幼年时，有教师“跑烂鞋”，把出于各种原因被家长“拽”回家务农的学生请回教室。这当然充分显示了为人师长者的责任感，但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对于教育文化、教育艺术的致敬。在我高中毕业面临着是复读还是从军之关键选择时，我的英语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信，对我这个“英语渣”“语文尖子”鼓励有加。手写书信与星空下的话语，成为家访的一种弥补，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家访。 这种回忆催生我的深度思考――我们在怀念家访时在怀念什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怀念的还是那种亲情式的、纯朴自然的“围炉而坐”、促膝长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还是直抵人心的家访，而不是在技术化外表下变得僵硬、功利、冷漠的人际联系。家访须有“愿得一人心”的真诚、宽厚。 客观上，由于沟通方式的多样化、便利化，家校之间实际沟通频次、内容大大胜过既往情形。“从前车马稀”时，没有即时通信技术，敲门入户地家访就成为必须。有人就此认为如今已不需要“传统家访”。然而，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并不是弱化家访的理由。再厉害的互动技术，也无法代替情感的交流。家校之间一样会出现信息孤岛、信息壁垒，此时，面对面真诚沟通愈显重要。 家访是家校之间的沟通桥梁、黏合剂，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绝不是一种故纸堆里的“文物”。在当下，依然可以通过制度落实、人心协作，强化其对于教育的价值，重现其固有文化内涵。 伍里川 (责编：何淼、马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