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看赫章的教育帮扶有效模式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教育扶贫提升了贫困家庭的脱贫能力，开拓了贫困人口子女的发展空间，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教育帮扶步伐不停。 　　 近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帮扶模式”暨《赫章之路――中国教育扶贫的经验与模式》的出版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教育扶贫赫章的典型经验进行深度交流，研讨中国教育帮扶的有效模式。 　　精准帮扶为当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乌蒙山区腹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中央统战部原挂职赫章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华走访调研发现，当地教育基础非常薄弱，优秀师资和生源无法留住，大山阻隔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导致教育成为当地发展短板。 　　 2019年，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国教育学会的共同努力之下，贵州省赫章县教育扶贫项目启动。项目优选和整合来自全国部分高校、教研机构、中小学、幼儿园等专家和名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精准扶贫方案，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按照“政策导向、科学定向、专业引领、结对帮扶、自主发展、典型带动、辐射推广”的总体推进思路，分期分层压实系列性主题推进工作，为赫章教育改革注入生机和活力。 　　 结对帮扶是中国教育学会赫章教育帮扶项目的特色做法之一，其中深圳市光明区凤凰学校与赫章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情谊。2019年年底，凤凰学校与赫章四中、水塘堡乡中心小学、水塘堡乡田坝小学三所学校，结成友好学校，并积极开展活动、广泛交流。 　　 教育信息化为创新帮扶模式提供了可实施路径。凤凰学校校长华建明介绍，凤凰学校探索走出一条线上线下共研共进的帮扶之路。“赫章四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后来激动地对我说，多次线上集体教研拓宽了他们的教育视野，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教学激情，工作状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中国教育学会研究员、《赫章之路》主编时俊卿表示，在参与教育活动中，赫章教师和校长的主体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教师主动发展、学校自主变革的愿望逐步增强，一大批教师和学校已快速行动起来，县域教育逐步走向内涵式均衡发展之路，赢得了广泛赞誉。 　　赫章教育帮扶是全国教育扶贫的一个缩影 　　 中国农科院附属小学校长刘芳多次带队前往赫章。当北京过去的老师们在赫章的讲台上为孩子们上课时，教室里挤满了过来听课的老师。“赫章老师们的求学精神让我们很难忘。我们更加认识到，教育帮扶的重点应该放在提升贫困地区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师素养上。老师们就是一颗颗火种，教育帮扶能够让这些火种更加明亮，照亮山里孩子们心中的梦想。”刘芳说。 　　 “一个个帮扶故事提供了一个个可以分享的精神世界，这些故事已经不是情节，而是人格、情怀、理念和梦想。扶贫是创造我们自己的故事、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故事。”时俊卿表示，教育专家们一致认为，赫章教育帮扶是全国教育扶贫的一个缩影，是样本、是案例，具有一定典型性。专家指出，通过结对学校的实践，这里的嵌入已经不是单向输送，更是帮扶方和受助方之间的双向点亮，是对话式、互动式、参与式、情境式的帮扶模式。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表示，县域嵌入式教育帮扶赫章模式的探索和最终形成，为促进落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的实施策略、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和可借鉴的典型范例，丰富了区域教育扶贫和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成果经验与规律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在全面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赫章教育帮扶这样有深度、能持续、专业度高的教育帮扶行动和教育帮扶案例。 　　重视教育帮扶的内在规律 　　 教育帮扶战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教育帮扶的内在规律如何发挥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志勇认为，需要关注三个要义：一是当地的内在需求，迫切希望改变教育生态的需要；二是专业的、科学的理念、方法、知识的嵌入；三是帮扶双方沉浸式的互动，实行共生共建和共同成长。 　　 未来教育帮扶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持续发力？与会专家同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教育战略与宏观政策研究所所长吴霓认为，教育扶贫可以提供的经验包括：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加大教育投入，以增加有效的供给，着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着力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坚持补短板与促发展相结合，立足教育自身发展的保障目标。 　　 目前，吴霓所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已经建立起271个县的近百名调研员队伍。“我们将通过实施年度监测，推进课题研究和实践进步，力争宏观和微观结合，对三区三州教育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提供支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科学研究助力决策，为保障这些区域的脱贫攻坚成果过渡到乡村振兴提供学术研究的成果。”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育规划与教育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秦建平提出，在帮扶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成效的监测，关注学生们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记者 杨 飒）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李依环）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画布上的声音――国家大剧院艺术通识课丛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知名音乐评论家、指挥家等专业人士，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北京大学与国家大剧院战略合作的具体落地举措。北京大学长期致力于“通专结合”型人才的培养，即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专业精湛、精神视野宏阔的“完整的人”。基于这一认识，北京大学自2020年与国家大剧院开启战略合作，双方依托各自优质资源，致力于共同建构高校的艺术普及、教育和展示途径，推动艺术人才的交流、培训和实践。 谈及为何以绘画和美术切入选题，音乐评论家、《画布上的声音：世界名画与名曲》作者陈立说：“和国家大剧院艺术策划人员一起构思时，我们都认为绘画与音乐是大众最易接受的两种艺术。绘画是视觉的、静止的、具象的，而音乐又是听觉的、流动的、抽象的。将两种艺术结合在一起，会别有一番意趣，将会为大众打开欣赏艺术的另一独特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向国家大剧院现场赠送图书。凌风 摄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汲传波在发言中谈到，作为一本立体化图书，《画布上的声音：世界名画与名曲》以“书+二维码”的新形态链接了众多数字资源，以与时俱进的融媒体形式，真正实现了音画交融的阅读效果，为读者呈现了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基于“借重高校及其他文化机构中的优质资源，深根人文、艺术通识，兼顾通识类教材与普及读物”的出版理念，与国家大剧院达成“国家大剧院艺术通识课”丛书出版计划。《画布上的声音：世界名画与名曲》是“国家大剧院艺术通识课”丛书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国家大剧院第一本基于艺术普及教育讲座成果出版的图书。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加速教育数字转型 教师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提升数字化教学素养，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应用和更新与“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相结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日前，教育部研究制定《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旨在扎实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提升教师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这也体现了国家对数字化教育教学的重视。 数字化教学瓶颈亟待解决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贝绍轶表示，虽然教育部和各省已经建成一大批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庞大的教育教学资源库，各高校的部分优质课程已经实现了共建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库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示范，起到了引领和辐射作用，但是从全员、全方位和全过程“三全”角度来看，数字化教学任重而道远，仍然有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 贝绍轶介绍，虽然老师基本都已经掌握了线上直播教学的方法，但仍有部分高校教师不能正确看待数字化教学的积极作用，未能适应科技革命带来的教育教学变革，主要表现为“不用”“难用”“怕用”。 究其原因，有的教师认为数字化教学不如传统教学，尤其是直播教学的教学效果远低于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因此拒绝应用数字化教学。 有的教师由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弱，难以掌握信息化教学工具的使用方法，不会设计制作微课、在线课程等，从心理上感觉数字化教学难度太大。 还有的教师认为数字化教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数字化教学理念和方法、开发数字化资源、开展数字化教学设计，投入产出比偏低，难以形成显示度较高的教学成果。 目前，高校基本建设了多媒体教室、全覆盖Wi-Fi、校园网等，但对于智慧教室建设、智慧教学管理、数字教学资源常态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经费支持，以及师资培训等还不够完善。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融合 针对上述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化教学？ 江苏理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戴仁俊认为，教师要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从各自任教课程、从事专业的角度积极参与到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中，把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手段；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正确审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类型、内容、规范和要求，确保教学资源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要从国产化、科学性、文化性、法律性、政治性等方面体现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思政特色。 贝绍轶提出，要将数字化教学与“三全育人”相结合，应用信息技术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利用信息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科学评价；要在教学中促使学生不断提升数字化素养。尤其是高校在教学环境的塑造和教学管理方面，要不断完善数字化教学设施、资源、平台等技术与条件，营造安全、稳定、可靠、可扩展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建立数字化教学治理组织架构，建立准确完整的教学管理基础数据并及时更新、有效利用，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内容审查和质量监督。 贝绍轶建议，目前，高校可通过集中培训和指导的方式，以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建设、专业认证等为契机，使教师在教学中形成良好的数字化教学氛围，指导教师掌握信息化教育教学方法，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教师科学地利用智慧教学工具、校内外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指导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习评价等。 总而言之，面对教育数字化的战略要求，高校要更新教育理念，遵循“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的总要求，在政策宣传、培训指导、条件建设、制度保障、经费投入等方面统筹规划。 教师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提升数字化教学素养，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应用和更新与“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相结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加快高校数字化教学进程，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靳婷婷 柳 鑫 记者 过国忠)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本报北京3月1日电  （记者黄超）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于2月至4月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以“抢抓春招关键期  全力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通过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万企进校园”招聘活动、“24365校园招聘服务”网络平台联通共享、“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宏志助航”重点群体帮扶行动等五大行动任务，挖潜创新开拓更多市场化岗位，突出精准做实做细就业指导帮扶，引导高校毕业生主动求职，加力加快推进就业工作进程，为确保2023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就业局势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通知要求，新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书记和校（院）长走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2022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领导班子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 　　通知提出，建设部、省、校联通共享的线上招聘服务体系，各地各高校就业网站与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要重点关注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建立帮扶工作台账，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工作。要精心组织实施“宏志助航计划”就业能力培训项目，提高困难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要开展“宏志助航专场招聘”“百校万岗助就业公益行动”等活动，为困难毕业生提供更多岗位对接机会。 　　《 人民日报 》（ 2023年03月02日 04 版） (责编：牛镛、杨光宇)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校学科群建设如何实现1+1>2？ 学科群一方面使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学科汇聚以解决现实问题，培养学科领域内“通才”；另一方面，也使高校传统优势学科获得来自其他学科的新鲜血液，使人才培养从单一学科的“学术圈地”，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获得学科创新和突破。 2月上旬，河南省教育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公布河南省特需急需特色骨干学科（群）培育建设名单，确定培育建设13个河南省特需急需特色骨干学科（群）。 当前，建设学科群已成为各高校学科发展的趋势。据悉，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中，除了国防科技大学外，包括北京、上海等地的42所一流大学共提及建设352个学科群。如北京大学以“30+6+2”的方式组织学科建设项目，其中重点部署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等6个综合交叉学科群；清华大学构建包括学科领域―学科群―学科三个层次的学科建设体系，建设建筑学科群、土木水利学科群、核科学技术与安全学科群等20个学科群；上海交通大学重点建设船海工程与科学等17个学科群…… 高校走向“双一流”的新路径 学科群是将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有序结合在一起的学科群体。一般来说，学科群具有“主干学科―支撑学科―相关学科”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主干学科是学科群的轴心，规定了学科群的主要发展方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为学科群发展提供技术、方法和思维上的有效协同。 业内人士介绍称，学科群的出现，一方面是人类知识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自然产物，“个体的”“无关联”的知识生产正向“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转变，通过学科“建群”的方式打破学科壁垒，使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学科汇聚以解决现实问题，培养学科领域内“通才”；另一方面，也使高校传统优势学科获得来自其他学科的新鲜血液，使人才培养从单一学科的“学术圈地”，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获得学科创新和突破。 例如，于1973年创办的日本筑波大学，在学科制度建设中取消了传统的学部制和讲座制，而采用学科群的制度结构，建立如基础学群，生物、文化学群，经营、工学学群，医学专门学群，体育专门学群，艺术专门学群等，发挥综合化育人、科研及社会服务功能，使得传统学科的边界逐渐模糊，加快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可以说，学科群已成为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走向“世界一流”的另一路径。 注重问题与需求导向 学科群是多学科的有机综合，但并不是简单的学科“抱团取暖”。高校通过建设学科群整合资源，以适应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并给予传统学科活力，让其成为提升高校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虽以学科为基本单元，但学科群的建设却往往能够产生1+1>2的效果。 学科群作为支持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组织结构，愈加需要承担起促进知识发现与交叉融合的内在使命。所谓交叉融合，表现在强弱学科可集成互补、辐射带动，促进学科群内强弱平衡、并行发展。组建学科群，可实现学科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一定范围内共享仪器设备、科研场所、办学经费、师资队伍等科教资源，使学术资源发挥最大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高峰”带“高原”的效果，带动学科群内相对薄弱的学科快速发展，进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整体质量与水平。 此外，与传统单一学科建设不同的是，学科群的建设格外注重问题与需求导向，尤其面向国家、地方战略需求以及行业前沿。 如围绕江苏省化学工业高端化的重大需求，南京工业大学建设以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为核心的学科群，以材料学和工程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交叉领域为切入点，聚焦化学化工、高性能膜、生物制造等方向，具有典型的行业特色；北京科技大学则结合当前国家科技兴安的战略需求，依托金属矿山高效开采与安全重点实验室，发挥安全技术及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与材料、机械、信息等重点特色学科群的协同效应，建立了涵盖矿山安全应急救援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救援装备研发、应急救援人才培养一体化的综合研发平台，为我国打造国际一流矿山应急救援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山大学对接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学科群，完善涉海学科学位点布局，建成国内首个海洋生物天然产物化合物库、超高分辨率地球系统模式及6000吨级海洋综合科考船，培养深远海高端专业人才。 学科群建设既可以为国家建设与地方、行业发展造血，也可以将地方、行业特色融入学科专业，提高学科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打造高校自身的优势特色学科。 如兰州大学依托西部特殊生态环境等优势，以化学、大气科学、生态学、草学等一流学科为基础，组建涵盖地理学、核科学与技术、力学、民族学、敦煌学等7个特色优势学科群；河北大学重点打造燕赵文化学科群和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学科群，成立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和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提高了科研创新能力，成为学校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学科群建设任重道远 学科群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但我国高校推进学科群组织建设仍任重道远。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对于高水平大学而言，由“一流学科”向“一流学科群”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在科研上改变此前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组织范式，更多地尝试以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为中心。 一方面，可以建立起综合化的新型内部组织架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将分科大学结构改为学部制，形成了“学部―学科―讲座”的内部结构，使同学部内的学科保持连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中心等组织，采用“学科特区”的方式支持学科群的发展，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建有包括Bio-X研究中心等在内的多个跨学科研究机构以促进学科群发展，形成了传统学科组织与一批独立的实验室、中心和研究所并置的新型科研平台，通过创新载体激发学科群发展活力，为学科群成长提供契机。 而我国教育部近年来的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集成多学科、多学院以及企业等多种力量，围绕明确的目标任务集成攻关、展开布局，正成为推动学科群建设的有力抓手。 相关专家认为，学科为王的时代，学科布局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质量与特色才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好与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学科群建设走深走实，使座座“高峰”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矗立，推进我国产业发展，是高水平大学向“世界一流”迈进的应有之义。(实习记者 孙 越 通讯员 那 娜)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考研高考化，高等教育如何“上岸” 找工作，研究生学历成了“标配”。一方面，有些人似乎读了个“假大学”，另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不少专业在毕业找工作时变成了“天坑”？真有必要所有人都去考研、考博吗？研究生做科研，如何避免无偿给导师“打工”？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两会有没有新建议？ 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大家经常批评高校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与专业设置相比，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的转变。 如今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需要丰富的实习经历。目前广泛存在于大企业的“管培生”模式给了我们启发。管培生的盛行，从需求端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目前它只是民间行为，我们能否把这种培养模式制度化？ 在国际上实际是有参照物的，这就是以德雷塞尔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为代表的实习与学习合作办学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半工半读。德雷塞尔大学与同在费城的研究型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同，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大一准备好学术课程后，大二就要开始进入实习项目，毕业前要完成1到3个实习项目。据统计，因为实践技能突出，55%的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找工作，多数毕业生早早就被预定。与之相关，这类大学的学制偏长，与我们曾经的5年制医生培养类似。 与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相比，“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将事实上已经普遍存在的“管培生”模式制度化，或许能让毕业生在就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范星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我认为优质的课程教学仍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石。相比本科课程注重基础知识输出，研究生课程更加聚焦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但目前一些课程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分组讨论、学生上台讲授的同时，缺少了教师对学生的基础性讲授和指导，专业教学体系不完备、要求不严格，学生的获得感不强，能力提升有限。研究生阶段本应是搭建完整专业知识体系和形成系统专业理论认知的关键时期，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培养过程中，仍需强调专业课程教学的计划性和逻辑性，给予学生高质量的教学和指导，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工作要更注重因材施教，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支持。跨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研究生课程选择上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些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完备专业知识框架。在原专业读研的学生，或许更需要交叉性、跨学科的专业课程。因此，教学管理机构应当在培养计划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化培养需求，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给予师生一定自主空间，助力前沿创新人才培养。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园“学生工”也是一种劳动形式，学生跟学校和导师之间事实上发生着某种劳动关系。其中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劳动环境的问题。校园实验室是导师“雇佣”“学生工”最主要的场所。校园实验室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严格的环保措施。第二，是劳动安全的问题。有的导师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时并不系统和严格，甚至可能只是把实验室安全当作学生天然应该知道的东西，不予重视。有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安全操作手册，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第三，是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学生工”没日没夜地给导师干活，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报酬极低。由于在与导师关系结构中，学生一般都处于弱势，所以对导师的无偿或低偿“盘剥”，只能忍气吞声。第四，是劳动保障的问题。校园“学生工”应该被看成是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必须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傅湘辉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采访对象供图 　　从湖南乡村到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从医学博士生到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傅湘辉坦言，想做出好的科研成果是他从未忘记的初心，也是他一路前行的动力。 　　傅湘辉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的一个乡村，勤学苦读的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南大学，并在学校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彼时，傅湘辉在老师带领下开始接触科研工作。硕士毕业后，傅湘辉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上下求索。 　　“我很幸运，总是遇上学识渊博、有责任心的好老师。”傅湘辉说，“在海南大学我师从陈守才研究员，他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领军人才，是他教会我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做好科研。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我的老师刘德培院士告诫我要‘永远当好学生’，不要停下求知的脚步，我一直铭记在心。” 　　恩师的谆谆教导时刻在傅湘辉耳边响起，激励他奋勇前进。2004年，傅湘辉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启程海外，这一去便是10年。 　　“在挪威的日子里，我深刻体会到目标感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傅湘辉回忆说：“北欧的工作节奏较慢，上级管理相对宽松，如果不靠自我督促，很容易陷入‘躺平’的状态。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度过每一天，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都不愿降低自我要求。” 　　3年后，傅湘辉得到了在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工作的机会。美国的工作节奏更快，压力不小，这对傅湘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紧锣密鼓的科研工作中，傅湘辉愿意比别人多下功夫、多花时间，勤奋认真，不仅工作得到了实验室上级的称赞，个人成长也在不断突破。 　　“海外漂泊多年，我始终想回到祖国，为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出一份力。”2014年，傅湘辉来到四川大学，开启了新的征程。在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傅湘辉建立了“代谢与疾病”研究室，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 　　“糖脂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和生物合成原料，是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其紊乱是糖尿病、脂肪肝、肝癌等重大疾病的重要驱动力，致病机理复杂且远未完全清楚。”傅湘辉说，“我们的研究聚焦在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肝癌等糖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致力于从非编码RNA角度发现致病新机制和临床新靶点，推动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最终提升临床诊疗水平和人民健康，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傅湘辉认为，糖尿病和肿瘤是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日益严重的威胁，两者的发病机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且关联密切。“代谢在糖尿病和肿瘤等人类重大疾病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当前生物医学的重要突破方向。”傅湘辉说。 　　在科研工作的推进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湘辉的团队发现了一种RNA高级结构通过非编码RNA等靶点调节糖脂代谢及其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和机制，并将相关成果发表在了Journal of Hepatology、Hepatology等国际期刊上，这为糖脂代谢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外，傅湘辉也在四川大学任教。“作为一名基础研究工作者，我想把积累的研究经验向后辈分享，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取得创新突破。此外，科研工作并不轻松，需要踏实刻苦的工作态度、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我想凭微薄之力，立足三尺讲台，鼓励年轻人践行和发扬科学家精神。”傅湘辉一席真诚话语，道出了一名师者的初心。 　　教育的硕果已挂满枝头。傅湘辉的多名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荣获国家奖学金、义翘神州奖学金等荣誉，多名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傅湘辉指导的博士后获得多项国家基金委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等。 　　“在科研道路上追梦，在科研过程中育才。”傅湘辉说，这是始终激励他的箴言，也是他不懈奋斗的方向。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官网消息，从2023年7月1日起，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毕业的具有合格高等教育资格的国际学生将获得延期2年的毕业后工作权利。 　　澳大利亚最新出台的留学签证政策规定，从2023年7月1日起，指定的短缺技术专业的本科学位国际毕业生工作签证有效期从2年延长至4年，硕士学位国际毕业生从3年延长至5年；所有博士学位的国际毕业生从4年延长至6年。同时，留学生法定打工时间上限从每周40小时增至48小时。 　　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来说，这种延期将被添加到临时毕业生签证（子类485）中；对于已经持有TGV（临时毕业生签证）并将寻求延期2年的特定学生来说，能够进行新的签证申请。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考虑了工作小组的建议，并宣布有关该措施的更多细节，包括职业的指示性清单和合格资质。接下来，澳大利亚内政部和教育部网站将提供进一步信息。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资格清单是通过将技能优先清单上需要的职业与相关资格进行对比而制定的，相关部门每年将监测和审查职业和资格清单，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风险。 　　（来源：中国侨网）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助力高质量发展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并就此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为我国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需之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长达40多年的飞跃发展。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双碳”目标。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将注定不凡和伟大。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安全之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然而逆全球化的思潮打破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平衡，中国产业深受“卡脖子”难题困扰。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只有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条件。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必须改革创新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可考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长期支持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更需长期、稳定、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总量投入的同时，也要优化资源配置。在基础科学研发费用的执行上，可向高等院校适度倾斜，发挥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以2021年为例，我国高等教育部门占研发经费执行的比例为7.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基础研究依赖厚积薄发，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重大的、原始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往往产生于大交叉、大融合的学科交汇处，在此方面高等院校具有优势。对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增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将从源头、从底层解决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作者：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本报电  （记者吴丹）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目前，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现有资源4.4万条，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接入国家级、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1173个，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优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2.7万门。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舒华表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启动实施一年来，取得显著成效。  　　全新设计开通国家智慧教育门户。2022年3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年来，经过7次迭代升级，形成了“三平台、一大厅、一专题、一专区”的平台架构，门户视觉效果持续优化，用户体验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聚焦重点领域推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作为国家门户首个公共服务上线，提供丰富的政策、岗位信息和指导服务，2022年共享岗位达1370万个，通过平台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从2021年的24%增长到2022年的31.6%。  　　分批启动实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试点，实现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试点全覆盖。推进15个整省试点省级平台接入国家门户，初步形成上下贯通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在助学、助教、助管、助研等方面新模式不断涌现，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