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师生用餐更安心 　　 一支支茭白整齐码好，用绳子系紧后打包装袋……清晨6点多，浙江绍兴嵊州市普惠蔬菜基地开始热闹起来。“通过‘校食安’平台，基地里每天都有3000多斤农产品直达校园餐桌。”嵊州市鹿山街道江夏茭白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炜广高兴地说。 　　 剡湖街道的大湾禽业合作社也是嵊州市“校食安”监管平台的供货商。“原来村民们担心鸡鸭鹅卖不出去，不敢搞大规模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张虎说，纳入平台后，有了稳定的校园订单，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有100多户养殖户共同搞养殖。 　　 记者了解到，通过数字赋能，嵊州市不断升级更新“校食安”监管平台，通过升级追溯管理、配送监控、家校互动等模块，既保障师生“舌尖安全”，又让当地农户获得了更多收入。 　　 “你看，这里能够实时看到校园后厨的情况。”在嵊州市市场监管局的“校食安”综合研判中心，食品流通科工作人员洪璐杰指着大屏幕对记者说，通过一张电子“食安地图”，153所学校的后厨、售卖窗等区域一览无余。针对异常情况，系统还可以完成自动抓拍、留存，方便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在屏幕的另一侧，则动态滚动着当天各类食材的检测结果，如发现不合格食品还能实时记录、预警，为校园食品安全添上一把“安全锁”。 　　 “我们每天可检测300多份农产品样品。”在嵊州市益嘉配送有限公司的校园食材检测中心里，检测员拿出一袋红辣椒，检测其有无农药残留。据悉，目前“校食安”通过政府买单方式，经营户将农产品就近送到第三方检测中心进行免费检测，检测结果都会被录入“云端”实时共享，让农户享受到优惠和便利。 　　 “校食安”念了两本经，一本安全经，一本致富经。“一方面，学生们吃得安全，家长放心；另一方面，本地农户有了稳定订单增加收入。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嵊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通过“校食安”，严把质量关，本地优质农产品实现了从菜园直接到校园的精准产供销模式，一年食材采购额超5000万元，带动了15个农业合作社和300多户农户增收。 　　 在“校食安3.0版本”的基础上，嵊州还推出了“电子食安身份证”应用模块，家长可以在手机上查看各类食材的检测报告，师生用餐更加放心、安心，也有效解决了农户检测信息接收慢、食材溯源环节长等问题。不仅如此，有了官方平台帮忙“吆喝”，当地优质的农产品也被市场认可，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2022年，嵊州市“电子食安身份证”普及使用率已达96%，辐射带动经营户户均增收超过4万元。 　　 （记者 陆 健 见习记者 刘 习）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提升专业能力水平　　常工职院服务地方有“底气”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习。受访者供图 　　2022年，有超过50%的本校毕业生选择留在常州，其中进入与本校深度合作企业实习的毕业生留岗率达到90%；学校入选全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100强”；全国“校企合作双百计划”典型案例和教育部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的立项数，均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一……在常州科教城“推进常州新能源之都建设大会”上，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常工职院）党委书记席海涛亮出了一份成绩单。 　　“产业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而人才振兴的基础是人才培养。近年来，常州大力实施‘532’发展战略，着力建设智能制造名城、加快建设新能源之都。作为一所植根常州、具有行业特色的国家重点高职院校，融合地方产业发展，勇挑高技能人才培养大梁，更好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学校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新考验。”席海涛说。 　　在常州市总工会相关领导眼里，常工职院是一所培养劳模、工匠和冠军的“摇篮”。过去的几十年里，该校培养了一大批以全国劳模、大国工匠邓建军，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传权，江苏工匠韩迎辉，中国铸造大工匠马艳东等为代表的现代工匠群体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校创办的“邓建军班”中，每年都有几十位学生走上重要的生产技术岗位。如今，“邓建军班”有的学生成为了全国和省市操作能手，更有的成为了业内新一代工匠。 　　在席海涛看来，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州的新能源产业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职业教育应该密切配合产业发展，甚至超前于产业发展。而要在地方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必须要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学校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专业，出路也在专业。学校为更好融入地方发展战略，要服务重点产业，不断促进内涵发展向高处攀、向实处行、向深处走。”席海涛说。 　　向高处攀，即提高专业服务产业的水平。该校聚焦常州新能源产业上下游产业集群的人才需求，持续完善专业建设动态调整，遴选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互联网应用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等骨干专业，不断优化专业布局和培养规模，增强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努力促进专业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和深度耦合。 　　向实处行，即更扎实地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目前，该校将深入推进与比亚迪、蜂巢能源、百度科技、理想汽车、中机认检等行业龙头的深度合作，共同创建新能源领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同开展新能源产业学院建设，形成共建共享、稳定持续的校企合作共同体。 　　向深处走，即深化职业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该校积极配合常州科教城，在扩容党建生态圈、推动政行企校多元联合办学、鼓励校企之间人才的柔性引进和互聘互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基础教育阶段职业启蒙教育制度、建设职教资源共享平台等方面大胆探索，为职业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作出应有贡献。 　　“目前，学校已形成了与地方产业经济社会协调互动、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席海涛表示，要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教学基地共建，让学校专业建设有重点，人才培养有方向，学校创新有激情，学生就业有保障。 　　2022年以来，常工职院产教融合优势越来越凸显。迄今为止，该校已与20家企业深度开展产学研合作，校企联合创办产业学院16家，建立校内实训基地（中心）213个，校外实训实践基地507个。(季 华 柳 鑫 李 颖 记者 过国忠)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加大支持力度，让青年人才勇攀高峰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随机服务运营管理，此次入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可以让我获得更好的研究平台、更多的优势资源支持，这对我们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帮助，对我个人的科研工作也是很大的支持。”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32岁的青年教师、副教授王钟彬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今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了第八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名单，共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29名青年科技人才入选（不含特殊科技领域入选者），王钟彬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2022年度“晨光计划”项目拟入选名单于本月在网上进行了公示。该项目是面向上海市高校青年人才的一项培养计划，其资助对象为副高级及以下职称、科研能力较强的优秀青年教师。 针对青年人才的项目层出不穷 近几年，我国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工程、基金也层出不穷。比较突出的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除此之外，还有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志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些工程、基金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育造就大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后备队伍，为我国科技发展奠定重要的人才基础。 为了能让青年科技人才潜心研究、深入探索，帮助他们在创造力黄金时期取得成果，这些工程、基金都以不同形式对青年科技人才进行了资助奖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大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李志红介绍，该工程旨在遴选出有潜质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对每位入选青年科技人才给予稳定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学术交流和专业实践的机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又称“小杰青”）两个项目。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为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跻身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科学基金，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则是针对长期立足国内发展且有一定学术积累的青年学者设立的项目。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重点学科领域，每年重点扶持一批青年创新人才，把他们培养成为本专业领域品德优秀、专业能力出类拔萃、综合素质全面的学术带头人，形成我国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 “这些工程、基金、计划对青年科技人才资助奖励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李志红表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资助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视青年人才的创新潜力和创新能力。 受资助者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获得资助的青年人才都满足各个项目或计划提出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优中选优给予资助。”李志红认为，这些获资助者是在其领域内有潜力和创新力的优秀青年人才，能够入选就意味着申请者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资料显示，2021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314项，202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415项，较上年增加了32.17%。2021年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620项，2022年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有630项，较上年增加了1.61%。 “入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获得了稳定的资金资助，我就有充足的经费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购买办公设备、开展行为实验，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王钟彬表示，此外，与一般科研项目不同，入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青年人才需要在托举导师（以下简称青托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 王钟彬的青托导师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金亭和天津大学教授李勇建。李勇建的研究团队近年来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以及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参与这些项目让王钟彬收获良多。 李志红认为，这些青年科技人才获得资助，减少了他们在科研上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他们在科研领域内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组建高质量的科研团队。同时，入选相关计划还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得其科研工作更易获得认可和关注。 事实也的确如此，相关专家表示，获得资助的青年人才在此后的科研工作中，往往更有机会获得认可与奖励，从而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需加大资助力度、丰富奖励形式 “目前我国对青年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资助奖励力度，按照不同学科特点选拔培养优秀青年人才。”李志红表示。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评选机制，在评选中要体现出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的倾斜。 李志红认为，在评选中要注重学科平衡，尤其要从发展大局出发突出重要学科、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的学科。 其次，要使用灵活的措施来扩大资助的受惠面。 “奖励资助可以不只针对青年个人，还可以考虑针对青年团队，例如频出成果的优秀青年大团队、同行认可度高的青年小团队。”李志红建议，这种举措将有助于优化青年人才的科研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立足和发展。 除此之外，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形式也可以更加丰富。除了提供科研经费支持，还可以提供国际人才培训与交流的机会，拓展青年人才的国际视野，使其获得更多学术灵感。(记者 陈 曦)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2月28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四小劳动实践基地乐耕园，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给种植的蔬菜除草、浇水。 　　刘贵雄摄（人民视觉） 　　2月27日，学生们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思源实验学校劳动教育基地摘菜。 　　李 军摄（人民视觉） 　　2月2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给田间蔬菜浇水。 　　周洪峰摄（人民视觉） 　　许多地方中小学因地制宜建设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开设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感受收获的快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2月9日电 （记者李依环）教育部今天上午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一年来推进教育数字化进展等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目前，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比2012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99.9%的学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以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 朱东斌表示，一年来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不断丰富。2022年3月，教育部将原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改版升级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平台在原有专题教育和课程教学两个版块基础上，拓展为德育、课程教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后服务、教师研修、家庭教育、教改经验、教材10个版块，共53个栏目。平台现有资源总量4.4万条，是改版前的4倍；其中，“课程教学”版块资源2.59万课时，是改版前的3倍，覆盖30个版本、446册教材。 朱东斌介绍，一年来教学融合应用更加广泛深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持续丰富资源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以需求为导向扩展功能、扩大应用。中小学校和广大教师根据实际需要，在教研、教学、作业等各个环节，积极主动地使用数字技术，积极开展同步课堂、专递课堂、智慧课堂、智慧作业、网络教研等多场景应用，加强了教学数据的分析反馈，有效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此外，师生数字素养技能大幅提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学习应用热情，一大批教师能够比较熟练地融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育教学。教育部和各地各校通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设立实验区实验校、“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等工作项目，加大了对师生数字素养培养培训和带动提高的力度，师生的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中小学教师评职称应当看什么 “长久以来，基础教育界有个认识误区，一说老师们的成果，首先想到论文；一说成果多，就看论文篇数。其实，成果并不等于论文，甚至有些论文的价值很低。”采访中，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磊明道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的一贯痛点。不过，令他欣喜的是，这样的问题即将得到改善。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卫生、工程、艺术、中小学教师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中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政策一出，中小学教师连声叫好――“终于不用为发表而硬写论文啦”…… 新政出台，能否解决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的长久之困？未来，中小学教师该拿什么评职称？ 1.从心声看现实 “强项在教学，不在写论文” “苦论文久矣。”在采访中，不少中小学教师都这样说。一位在小学工作了十多年的教师向记者抱怨：“中小学教师评职称难，不仅在于机会少，更在于门槛高。发表论文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了。早在5年前，我就立下目标，要在一年内完成两篇学术论文。但到今天，我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写出来。评职称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缘何如此？“写论文需要大量的整块时间，但老师工作太细碎，很难集中精力。另外，我的强项在教学，论文写作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很难达到学术期刊的发表标准。”这位教师说，“论文确实不好写。” 刘磊明也经常听到不少中小学老师“吐槽”：“我们每天不但要上课、备课、改作业，还要和学生、家长随时随地沟通交流。从早忙到晚，叫我们如何安心写论文？” “发论文，的确是一线教师在职称评审中遇到的较大障碍。”上海市松江区中山小学教导主任李灿影发现，不少年长教师毕业于中师，综合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在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可以说，就专业素养而言，他们完全能胜任更高一级的职称要求。但教育实践和论文撰写是两回事，由于教育理论与科研方法的匮乏，一线教师尤其是年长教师，在将教育教学相关经验及时提炼、形成学术论文方面存在困难。因此，作为职称评审主要依据之一的论文，就成了他们在职称晋升路上的绊脚石。一次次因为论文而通不过职称评审，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教学积极性。”李灿影认为，这也是造成部分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校其实更看重教师的德能勤绩及常态工作表现，但职称评审中，区级、市级的评审专家不认识、不了解大多数参评教师，只能以论文等硬指标作为参考。”有老师告诉记者，“评职称时中小学校只有推荐权，没有评审权，如果教师实际工作业绩突出，但缺乏有竞争力的‘干货’，学校甚至可能因为担心浪费指标而不敢推荐。” “正因如此，新政将论文的权重调低，转而提倡代表作制度。职称评审标准中论文不再是必选，业绩成果选项增多，可以是标准开发、技术解决方法、创新突破、智库成果、教案等等，让很多擅长一线教学的教师看到了希望。”刘磊明介绍。 2.从文件到落实 一防“犯懒”、二防“畏难” 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容中逵看来，这一改革举措的落实，能让中小学教师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教学等中心任务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评价指标完全不看论文。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也是必要的，可以反哺教学与管理。” 新政之下，滋生新困惑。一位小学教师说：“降低论文比重，必然会提升其他指标权重，会不会因此引发其他问题？” “如何科学确定论文指标在评审考核中所占比重，才能既不挫伤教师科研热情，又不违背文件精神，这是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面临的有关‘度’的难题。”容中逵坦陈。 “如果降低论文成果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会不会增加另一个硬指标――公开课的权重？”北京十二中附属实验小学校长司学娟认为，公开课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工作能力，但大部分公开课经过多次试讲，除了授课教师外，也凝聚了校长、教研组长、教研员等人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结晶。“公开课虽然重要，但有的老师一学期为上一两次公开课，往往没有时间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造成学生学业成绩下降。这也不值得提倡。”因此，她建议，在制定配套政策时，如果提升诸如公开课等教学实绩的权重，也要考虑周全，审慎推进。 “中小学教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在评职称时，理应侧重考察师德修养与教育教学效果。”李灿影认为，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应将师德修养、课堂教学能力、育人能力、教学成效等方面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加强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性评价，而论文可作为加分项。 过程性评价，也是刘磊明强调的关键词。他说：“能不能站稳讲台上好课，大抵能看出一名中小学教师的品德、能力、业绩水准。当然，如何评价课堂教学业绩也会是一个难点。可考虑加强教育教学过程性评价，从备课教案、教研经历到上公开课，聚焦核心业务全过程质量，对这些环节的层次、频次、密度和显示度精细划分、准确赋分，才能真正增加评审标准的科学性。” “顶层设计已出，落实尤为紧要，一防‘犯懒’，二防‘畏难’。”刘磊明告诉记者：“之前评职称数论文篇数、看期刊等级，是因为量化指标的相对客观性。而新政策意味着新规则。多选项的代表作制度如何保证客观公允，将是考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对标落实能力的一道必答题。” 3.从口碑看贡献 谁来评、评什么、怎样评 当前，如何细化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标准及实施细则？老师们该拿什么评职称？ 刘磊明感慨，中小学教师工作很“细”，他们的贡献往往体现在科组、年级组和学校的集体业绩中，体现在学生的成长中、每一次师生交往中。因此，评价教师工作成绩最朴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质性评价弥补量化评价的不足。“从同事、学生和家长的口碑中，可以大体看到一名老师工作与贡献的实际情况。” 容中逵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对教师工作和贡献的评判，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谁来评？除了教育局组织集中评审外，还应包括学生、家长、教师群体和所在学校等四类主体。第二，评什么？大致包含师德师风、专业能力、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多个维度，既要有教龄、课时等量化指标，也要有学生素养提升、家校工作开展等质量指标，还要囊括外出赛课、微课获奖等工作荣誉。第三，怎样评？理想的评价方式应是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结合、定性和定量评价结合、过程和终结评价结合。” 司学娟在实践中发现，将中小学职称评审权力下放到学校，或更贴合实际。“一些学校采用‘自评+备课组（年级组）打分+主管领导打分+学校评审小组打分’的方式，各方占据一定权重，更能体现评价的方向性、客观性和发展性。” 李灿影认为，职称评审的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学校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能力是知根知底的，评价也较为全面细致，因此，学校评价可以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各校对教师成长的关注程度不同，各校教师自身发展情况不同，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集中评审可从区域层面整体把握、统筹安排。” 顺应趋势，破旧立新，还需三步走。容中逵建议：“第一步，解读新规。政策制定者要帮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解读文件，正确传递政策意图。第二步，逐步试点。可先选取部分城市作为试点检验效果，并根据试点情况逐步调整完善。第三步，鼓励创新。允许各教育局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创新和微调，并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获取真实情况，发现优秀典型，及时分享特色化方案。”(晋浩天、陈秋萦) (责编：李依环、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北京邮电大学官网截图 人民网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孙竞）据北京邮电大学消息，1月15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以“一箭十四星”发射方式，成功将包括北邮一号卫星在内的14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北邮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后卫星正常入轨，遥测参数正常，太阳翼、天线均展开正常。 北邮一号卫星实物图。校方供图 据介绍，北邮一号作为“天算星座”的首颗主星，由北京邮电大学联合长沙天仪研究院研制。其主任务是构建天算星座的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开放开源平台的核心节点，并部署试验任务，如分布式星载AI推理、星载5G核心网V4、基于eBPF的轻量化网元、星地链路可靠性测试、星载网络协议代理、星地意识传输、实时视频流传输、星地链路传输性能测量等。 作为北邮在空间技术合作交流的窗口，北邮一号卫星基于其强大的云原生能力，为多所国内知名高校和企业提供了搭载服务，同时将为北邮师生更好开展星地计算与网络方面的研究与探索提供良好平台。 北邮一号研发团队通过将云原生技术体系应用到卫星上，并通过攻克功耗散热失衡下的容器轻量化、星地网络协议兼容性、整合星载交换技术及卫星异构设备管理等关键技术挑战，使北邮一号卫星具备了载荷服务化组合能力，有效解决了传统卫星载荷不兼容、软硬件难复用、技术迭代慢导致的难以满足用户的业务多样性和试验的及时性需求等问题。作为天算星座科研项目主要发起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王尚广教授表示，北邮一号的成功发射，践行了天算星座“面向国家需求，瞄准国际前沿，立足产学研用，坚持开放开源、争创国际领先、服务人类社会”的定位。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近年来，通过学生开启多人视频模式，把镜头对准自己和书本，随时随地直播学习状态，营造学习氛围感的线上自习室App日趋火爆，尤以在寒暑假为甚。然而，媒体调查发现，一些线上自习室App由于低俗信息、社交化明显、广告营销等原因被不少用户吐槽。 媒体报道总结了目前线上自习室的三大主要问题：背离软件设计初衷，社交功能大行其道；付费监督形同虚设，花钱可能打了水漂；不速之客随时闯入，自习之时遭遇骚扰。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归到一个点，那就是平台在谋求商业变现上“操之过急”，导致各种“么蛾子”频出，而实际的服务、维护却未能跟上。 应该说，线上自习室目前还算是个新事物，平台的服务开发以及商业模式，可能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在前期出现一些问题，倒也不让人意外。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正视用户的反馈，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反而急于寻求商业变现，则无异于自砸招牌。要知道，任何一款新应用，在前期都需要格外注重通过深挖痛点、满足需求来吸引用户，并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如果在一开始就急于变现，甚至不惜牺牲服务体验，最终恐怕行之难远。 就具体问题来看，一些在线自习室平台已经开启社交功能，为未来的变现打基础，这种盈利渴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开放式社交功能与线上自习室用户所要求的安静、无打扰，其实构成内在的冲突。如果不能给不同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是将线上自习室完全建立在社交功能的基础上，这毫无疑问将破坏用户的使用体验，实际上也将弱化线上自习室的立身之本。此外，线上自习室的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群体，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建立绝对的安全屏障，给色情信息、网络诈骗等大开方便之门，更是突破了最基本的法律底线。 说到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线上自习室平台寻求商业模式，这是很正常的表现。但前提是，商业变现也该与基本的服务构成恰当的平衡。如果过度商业化而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乃至最起码的安全环境都无法保障，这些平台就显得过于“吃相难看”，也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就目前来看，仍处于扩张阶段的线上自习室市场，依然还有一定的开发空间。但面对用户所反馈的问题，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一定程度上说，善于吸纳用户的意见并加以改进，也是平台持续完善服务的一个重要能力。任何平台，如果听不进用户的声音，缺失了不断完善服务的动力和能力，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还要看到，随着防疫进入新阶段，线上服务市场在整体上都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线上自习室在内的线上服务平台，都应该有更多的危机感，需要通过重视优化服务来稳住并扩大用户规模。像目前线下的付费自习室也越发流行，这实际也是一种直接的市场竞争。如果线上自习室平台不能拿出更多的比较优势，而是只想着趁机快速“捞一把”，又拿什么形成长远的市场竞争力？莫失初衷，需要常思。 （作者：朱昌俊，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何淼、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随着各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深入推进，数字教科书评价问题得到高度重视。纵观世界各国数字教科书评价实践，可以看到评价理念共识在于兼顾教科书本质特征与数字出版物形式特征，共同的技术路线则是建构本国的数字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数字教科书内容评价多借鉴纸质教科书的经验，而数字化这一技术层面的评价则多借助信息技术领域的评价经验，主要关注学习终端载体和赖以运行的学习平台系统。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教科书的评价首先要站稳教育的基本立场，以教育看待技术。这种基本的教育立场，在各国关于数字教科书的评价指标中均有清晰表征。 2007年，英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署制定并颁布了英国数字学习资源质量准则，包括核心设计原则与核心教学原则两部分内容。核心设计原则要求数字学习资源在设计上必须具备：强大的用户支持功能，方便所有人无障碍使用，能够在不同平台、系统、设备之间互通共享，与用户有效沟通。核心教学原则要求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过程须具备包容性及准入性、支持参与式学习以及有效学习，支持形成性评价及总结性评价，与课程匹配，易于使用等基本要素。 韩国教育部早先对数字化教科书的评价中，更注重对数字教科书内容结构的评价，包括视觉呈现上的美学性和简洁性，与学生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与国家课程标准的一致性，符合目标用户认知能力，内容载体之间的兼容性，但尚未完全突出数字教科书区别于纸质教科书的独特功能。2014年，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研究开发了针对数字教科书的质量模型，从内容、教学和评价三方面衡量数字教科书的质量。在内容方面，须反映所在学科的内容，符合教学目标；在教学方面，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分层化的学习设计，支持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与协作；在评价方面，综合采取诊断性、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帮助教师和学生形成学习进展监测和分析的反馈意见，以促进学习的良性循环。该模型建议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应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纳入富有教育性的多元内容和功能。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从内容和技术两方面对数字教科书进行评价。在内容方面，数字教科书须遵循一般教科书的三个原则：一是内容应与州核心标准与目标相一致；二是内容必须体现包容性，在描述性别、年龄、残疾、文化等方面没有偏见，并包容特殊学生、非英语母语学习者等群体多元化的学习风格；三是教学设计的科学性，提供包括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的评价工具，提供经科学研究验证的教学策略，以及辅助学生自主独立学习的相关建议。在技术方面，数字教科书则要满足五大指标：一是内容的存在形式，包括数字内容存储和呈现格式、兼容的操作系统以及相关网络浏览器等，特别指明运行数字教科书的最低硬件要求，以确保数字教科书充分发挥作用。二是内容的可访问性，如数字内容是否可以保存到计算机设备、在线提供或两者兼而有之，是否需要访问互联网才能查看内容并互动，内容能否允许学生改编并适应当前使用设备等。三是兼容性，即数字资源将如何与当前和未来的资源相连接，相应软件是否允许跨应用程序共享信息等。四是带宽的同步性，获得视频或高清图像所需带宽是否与所在场所的宽带计划相同步。五是可获得性，特指是否满足残疾学生和非英语母语学习者的需求，是否能为不同学生群体的独立学习提供相关支持和建议。 德国对数字教科书的评价视野更为宽阔，将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审定、选择、评估、使用等全过程作为评价对象。2013年，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出版《教科书质量：教科书标准指南》建议：在数字教科书开发环节，要关注作者是否准确反映许可内容和知识；在教科书选择方面，需要建立相关激励措施和保障机制，实施第三方奖励和评价等；对教科书评价方面，采用问卷调查分别询问老师、家长和学生对数字教科书质量的看法，教师是教科书的使用者，因此他们的评估意见最具有参考价值。2022年，德国汉堡开放大学网站发布了一个在德国境内较有共识度的数字教学资源质量模型。该模型包含教育和技术两个维度，并分化为内容、教学设计、可访问性和可用性四个指标，涵盖一组15项标准。教育维度包括内容和教学设计两大指标，技术维度则包括可访问性和可用性两大指标。如教学设计维度强调：一是合作与互动，数字教科书提供的活动或作业能够激发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协作；二是适用性，学习活动或任务能促使学生将学到的内容在真实生活情境有效应用；三是学生支持，数字教科书能为学生提供内容导航，以及为学习内容本身提供帮助和支持；四是学习效果评估，能够提供与预期学习成果相对应的各种任务或练习，并对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动态监测，包括前测、后测以及过程性评价。 （作者：吕佳慧、贾玉超，分别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博士后和国家开放大学副教授） (责编：何淼、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心理健康教育重在“对症下药”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民心理健康素质的一大重要举措。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我国大中小学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对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例如，抑郁、睡眠问题的检出率已高达22.2%。其次，由于大中小学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心理与年龄特征迥异，面临的心理问题和压力也有所差异，因此，不同学段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也存在着显著区别。例如，本研究中六项指标的检出率在不同学段的差异均显著。这意味着与成年人不同，大中小学生的心理结构仍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因而心理健康教育重在遵循身心发展规律，帮扶其完成所在阶段的心理社会性任务。最后，经济区域和所处年份是影响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依据地域特点灵活开展，同时还可参照社会大事件，针对性地巩固心理健康教育成效，从而防微杜渐。 总之，心理健康教育重在“对症下药”。对症下药，意味着提供与大中小学生心理特点、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专业心理健康教育。 第一，通过引进专业高校师生、心理健康工作者以及心理学家，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而不能为节省开支等原因由没有心理健康服务资质的老师兼任。 第二，大中小不同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其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应该各有侧重，不应千篇一律，或弄错重点。例如，针对初高中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应着重缓解其学业压力、考试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针对小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则应着重帮助其建立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第三，根据不同地域特点及时代特色针对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第四，不同的心理症状表现，其严重程度与后果也不尽相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体察不同问题的症状表现，及时进行教育干预。如对于仅表现出睡眠问题的学生，可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咨询等，防止其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对于表现出自杀未遂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则应尽早转接精神专科医院寻求治疗。 同时，要面向社会层面，关注整体国民心态的培育。 从不良外部行为表现入手，探求解决个体内部情绪痛苦乃至痛苦来源的思路与方法。如在治疗思路上，心理健康服务的终极追求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完善自我，从“以疾病为导向”转向“以健康为导向”。在治疗方法上，不仅可以使用系统脱敏法弱化不良行为表现，还可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正念疗法等，帮助个体缓解内在痛苦，正视痛苦来源，从而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促进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不断增强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应研究社会心理规律，着力消除焦虑迷茫、失衡偏激、怨天尤人等不良社会心态，使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和自我，进而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个人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作者：俞国良，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 (责编：郝孟佳、何淼)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