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社部组织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 本报北京11月17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文件，组织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以下简称“马兰花计划”），到2021年，年培训量不低于200万人次。 “马兰花计划”指出，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创业者自主选择”的原则，面向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为加快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就业倍增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通过实施“马兰花计划”，力争使全国创业培训机构突破5000家，发展一批更高水平、更具影响力的创业培训示范基地，培育一支覆盖各类培训课程的创业培训师资队伍。 “马兰花计划”提出，要针对不同的创业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培训。扩大创业培训群体范围，促进技能与创业创新结合，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创新活动，将学生在校期间开展的“试创业”实践活动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完善创业培训资源建设，建立创业培训师资库。完善创业培训质量监控和效果评估体系，强化创业培训后续服务，加强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等的创业培训指导。 “马兰花计划”要求，对创业培训项目和创业培训机构实行目录清单管理。落实资金保障，优先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开展创业培训，各地可结合实际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对教学资源开发、线上创业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平台开发等基础工作给予经费支持。（记者 李桂杰） (责编：孙竞、何淼)

原标题：教师职务评聘的焦虑源自何处 近日，某中学教师爆料亲历教师职称评选不公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后，涉事学校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回应称，此次职称评选有据可依，正深入调查。新闻中的个案或可暂时平息争议，但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仍弥漫着教师职务评聘的焦虑。 我国教师职务晋升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的正式确立，随后中小学教师职务晋升步入法制化轨道。自2009年起，我国启动中小学教师职务晋升制度改革试点，将之前独立并行的中学教师职称系列与小学教师职称系列统一合并，成为新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系列，在教师职务的等级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小学教师也能当教授”。2015年，国务院决定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要求教师职务评聘注重评审过程的科学化，将职称评定与岗位聘用相结合。 然而现实中，教师职务晋升和聘任新规远不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据笔者了解，多地仍沿用“十二五”时期教师职务晋升和聘任的相关规定，“十三五”时期也以试点为主，人事部门尚未出台具体的规定和实施意见。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亟待得到政策层面的回应。 一是教师职务晋升的指标太少，竞争异常激烈。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在职务晋升制度改革之后，由于指标到校，造成中高级教师职务严重不足，有的学校多年没有一个名额，只有等老教师退休之后进行“替补”。城区学校特别是城市小学也是“僧多粥少”。 二是评定标准难以做到科学。现行的教师职务晋升评定重学历、教学成绩、科研水平等定量考核，而轻师德、职业素养、教学综合能力等定性考核，导致部分教师过度重视“纸撑”硬性规定而非教学本职工作。即便将定性部分纳入评定，在现实中也难以精确评价，反而容易掺杂人为干预而引发更多的公平危机。 三是职务晋升后管与用不统一，动态调整机制难建立。职称之所以备受关注，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与教师的待遇和收入密切相关。当前，中小学职务管理缺乏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教师一旦晋升为高级职务，便终身享受相应待遇，导致职务与待遇的关系扭曲。由此，导致现实中出现低级职务教师承担大量工作但收入较低，高级职务教师工作倦怠，承担较少工作但收入较高的现象。对此，虽然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多次强调建立岗位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实属困难。 中小学教师职务评聘与教师个人工资收入正相关，凸显教育人事管理作用，旨在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与水平。释放这一制度及改革的应用效应，当前应处理好晋升与聘任、管理与使用这两对关系。 如何处理好晋升与聘任的关系？为充分发挥中小学教师职务评聘的正向激励作用，中小学教师职务晋升的评审过程可考虑与事业单位岗位实际的聘用要求进行结合，即采取“晋升与聘用相结合”的办法统一进行，促进职务晋升制度与用人机制的有机衔接。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用人需求，按照职务晋升的评价结果合理使用教师资源，实现职务晋升评价结果与教师的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的衔接。在学校内部的教师职务晋升和聘用工作中，须根据各自的岗位实际需求数量来开展，实现职务晋升评审、岗位管理和聘用制度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同时，还应尝试通过投放过渡性的岗位指标，畅通职务晋升之路。 如何处理好管理与使用的关系？教师职务评聘，评的是任职资格，这是人社部门的职责，但聘的是工作岗位，教师工作在学校，这项工作理应赋权给学校。然而现实是，不管是评聘合一还是评聘分离，聘任权从来不在学校，加之聘任终身制，导致学校在教师管理上比较被动。 近日，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学校对于教师职务晋升后的管理与使用的自主权，加强学校专业技术岗位聘后管理，捅破教师职业成长“天花板”。将其从纸面“挪”到现实中，有赖于学校牢固树立现代治理理念，建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科学制定评聘方案，公平公正开展评聘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与晋级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工作要求及聘用年限，制定切合实际的规范性考核量化标准。对已经聘任到高、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教师，则应建立聘期考核机制，对无法胜任并完成岗位职责的采取缓聘、低聘、转岗甚至解聘等措施，逐步建立岗位等级能上能下的常态化制度。 （作者：张筠，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何淼)

　　近期，媒体一项调查显示：98.0%的受访者支持学校开展农耕教育。受访者中，87.4%的受访者是中小学生家长。 　　98.0%的支持率，真的很高。尽管多数受访者生活在城市里，但如此热切地认可学校开展农耕教育，至少表明社会对这一命题存在较高的认知程度。可见，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熟悉稼穑、体验农耕，多一些田园常识，多一点农事习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接受的理念。 　　国人对这样的理念，原本并不陌生。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不乏对农桑的向往和对田园的迷恋。“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其实，不管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农耕一直在那里。它在诗文中，也在现实里；它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也在现实社会的制度中。因此，忽略农耕教育，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 　　从现实来看，当下学校开展农耕教育，至少需要跨越三重障碍。 　　其一，当下的生产生活习惯与农耕时代渐行渐远，孩子们很难随时获得农耕知识。这当然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分工的结果。长此以往，或许只剩下两种学生，一是已经进城的学生，再就是随时准备逃离农村的学生。要让他们有接触农耕生活的机会，恐怕不太容易。 　　其二，相关教育制度也不支持学生亲近农耕。当下不少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更倾向于把学生圈在校园里。前几年，因为春游出事，有些学校居然连春游秋游都不再组织，更不要说去接触农耕生活了。 　　其三，当下社会文化也往往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农耕，在不少人眼里，亲近农村，意味着文化降维、品质降维。尽管这毫无道理可言，却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此，学校开展农耕教育，绝不仅仅意味着开一些农业课程，或者像观光一样把孩子们拉到农村走马观花一番，而是需要进行一番扎实的清理工作。 　　这就要求，学校教育要走出以往狭隘的路径，让学生们能够接触更多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也要走出分数至上的迷思，告诉学生教师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实践。当然，还包括回归土地、回归常识、回归生活，等等。很多时候，不能怪学生闹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而应该怪我们的成人社会没有给孩子们提供合适的农耕教育。 　　顺便说一句，我坚决反对一些专家“把包括农耕学习在内的劳动教育学业成绩，纳入学生档案、作为升学就业依据”的建议，那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老套路，并不足取。这不仅不可能让学生爱上农耕、爱上土地，反而会背离农耕教育的初心。 　　龙之朱 (责编：何淼、杨光宇)

原标题：21岁脑瘫女大学生励志求学路：我走得很慢但决不后退 　　湖北21岁脑瘫女大学生的励志求学路―― 　　“我走得很慢，但我决不后退” 　　谭于映的个子不高，走路有点踉跄，说话略显吃力，还要不断矫正自己的发音，但她坚持扬长避短式的学习和生活，“说话不清就提升文字功底，用有温度的文字表达自己；身体不行，就靠脑子”。 　　新学期刚开学，湖北大学的谭于映出现在湖北省2019年度“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一列的公示名单里。很多人或许难以相信，这个考取软件设计师资格证、斩获两项软件著作权，湖北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一名21岁的脑瘫女孩。 　　谭于映出生时大脑缺氧，两岁时被确诊为脑瘫。同年，她父母双双下岗，家庭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说话、动手、翻身、站立、行走，同龄孩子自然完成的成长轨迹，对于谭于映来说都那么艰难。母亲丁美瑛为她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她3岁多第一次开口说话，那句模糊不清的“妈”，让丁美瑛喜极而泣。 　　走在路上，谭于映总会吸引路人的目光。大人指指点点，小孩模仿她的行姿，谭于映总觉得“好像有一根根针扎在身上”。 　　到了上学的年龄，谭于映有自己的坚持：不读特殊学校。 　　好几年来，父母都在寻求愿意接受女儿的学校，可身边总有质疑声：“她读不了书，再说哪个学校要她？”“你们没放弃她的生命就是仁至义尽了。”但母亲觉得，女儿只是个普通孩子，到年龄了就得去读书。 　　湖北崇阳的一所普通小学最终同意了谭于映的入学申请。多年后，谭于映这样追忆命运的转折点：“学校从神秘宫殿走出来了，迎接我这个门外徘徊已久的守望者。” 　　终于可以上学了，布满荆棘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母亲还记得，为学写“1”，女儿要将铅笔裹上厚厚的纱布，才好握笔。近一个月的训练中，她在两本笔记本上写满了“1”。练得多了，谭于映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握笔技巧：把笔放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用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握笔，再用手腕发力。 　　谭于映用尽全力付出，也开始迎来收获。她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初中时作文《命运的电闪雷鸣》还获得过“新人杯”全国中小学作文大赛一等奖；数学、英语考试也多次获得全班第一。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谭于映还学会了下象棋、弹电子琴、画画等。 　　胡森延是谭于映高中时的班长。提到谭于映，他满是敬佩：“她是一个非常自强的女孩。”每遇到想放弃学业的同学，胡森延总会说：“看看于映，再想想我们有什么资格堕落？” 　　2017年，谭于映以高出一本线51分的成绩考入湖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湖北大学的老师为她送来高考录取通知书，结对帮扶，学校还为谭于映的母亲提供了一间免费宿舍陪读。 　　上学15年来，她没落下一节课；每天早上6点45分起床，永远坐第一排；几万字的报告，单手用两根手指敲击键盘完成……“已经受到学校的特殊对待了，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在学习、实践上还搞特殊，那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大二时，谭于映考入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软件工程研究所，成为学院科研平台、省级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成员之一。 　　学习期间，她与软件所的项目组成功开发“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检测系统”“大班额多维数据分析系统”两个项目。作为核心开发成员，她负责其中的项目分析、设计、代码实现等工作，成为软件所唯一一个申请到这两个项目软件著作权的学生。 　　为夯实专业基础，谭于映曾参与湖北大学“通识杯”数学竞赛、湖北大学“互联网+”大赛等，分别获得优秀奖和银奖。“不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她都是同学们看齐的标杆。”谭于映成了辅导员严秀红常挂在嘴边的好学生。 　　2019年，谭于映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学院党支部书记张�h对她入党志愿书中的话印象深刻：“命运的狂风暴雨虽从未停止，但我一定积极面对生活，用自己的能量回馈社会和爱我的人。”生活中，她的确如此践行自己的誓言。 　　谭于映喜欢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因为身体条件受限，大多从事工作宣传、情绪疏导类的活动。 　　一次，一位母亲前来求助：她10岁的女儿生病住院近半年，即将要做手术，希望能得到谭于映的鼓励。为此，肢体本就不协调的谭于映一口气做了50个俯卧撑，此前，30个已是她的极限。她录下视频传给女孩，并附上一句话：“我做到了，你也可以！”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谭于映参加了崇阳的线上防疫宣传。谭于映发现，由于居家时间长，很多高三学生容易和家长闹矛盾，严重的会离家出走，而发生矛盾的原因多与家长喊起床、催学习有关。她是这些学生的“树洞”，总会耐心地听他们发泄情绪，教他们适应线上学习，增强自学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谭于映最大的梦想就是“谈笑自如、行走方便”，而软件、代码是她圆梦的最佳载体。她最新的计划是在专业上继续深造，考上本校软件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段日子，清晨起床、晚上10点休息是谭于映复习的常态。笔尖在纸上挪动总是那么艰难，但她还是每天刷题6个小时以上。 　　3年前，谭于映曾为帮过她的人写下一封感谢信――《太阳，感谢你们的陪护》。信中她为自己的执念写下这样的注脚：“我走得很慢，但我决不后退。”（雷宇） (责编：郝孟佳、王政淇)

原标题：粉丝应援打榜 “烧钱”套路多多 　　日前，国家网信办在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中点名批评了微博、豆瓣网等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的不良信息和行为。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在应援打榜中最激烈的“战役”是被称为微博“搬家”的一类粉丝行为，而为自己的偶像烧钱是这一切的必经之路。 　　帮偶像微博“搬家” 　　粉丝集资金额超20万 　　2020年春季，《青春有你2》《创造营2020》两档女团选秀节目风靡网络，数十位年轻的女“爱豆”进入大众视野。而在8月份，与她们相关联的另一个词“搬家”也成功“出圈”。 　　什么是“搬家”？要解释这个概念，就不得不提“明星势力榜”。按照微博的解释，明星势力榜是“微博推出的客观反映明星微博热度的产品”，榜单按地区细分为内地榜、港澳台榜、亚太榜、欧美榜等榜单。此外，还有“新星榜”，一般为选秀节目里新出的偶像、新人演员等。新星榜的月榜前三名可以选择加入各地区榜单。 　　“搬家”，则是要通过打榜，将自己的偶像推向“新星榜”的前三名，从而搬到“内地榜”。榜单分数的计算标准涵盖明星微博的阅读量、互动数、社会影响力、正能量值、爱慕值等。“搬家”成功能得到展示位，例如“榜单顶部、榜单广告图、背景图、新浪推广等”。但这些展示位是有限的，需要点击专门明星势力榜链接或是在明星微博的主页点进去，除了粉丝，一般人很少看到也很难找到。 　　对于粉丝而言，偶像如果从“新星榜”进入“内地榜”，意味着获得了大众认可，从而进入了更大的圈层。偶像女团艺人L在2020年6月登顶新星榜“搬家”成功，粉丝小檬表示，微博“搬家”就是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的过程。 　　由于榜单计算标准复杂，L的后援会数据站在“搬家”期间需要不断做测算和部署，每天有数据组的粉丝根据势力榜数字测算出月榜数据，不仅要计算自家得分，还要时刻关注同期竞争的其他家。 　　其间，后援会还会定期组织粉丝集资，作为事业应援基金储备。L的后援会对“搬家”的策略重点集中在互动和送花，这也是需要粉丝大量“氪金”的部分。小檬介绍，L最后的“搬家”总集资金额超过20万元，其中购买微博账号的费用近万元。 　　为给偶像买虚拟鲜花 　　不惜倒贴微博会员年费 　　对于一些出道多年的演员的粉丝来说，相比“搬家”打榜，她觉得买代言、宣传作品对于自己的偶像来说更加实际。而利用粉丝“搬家”的契机入手微博年费会员无疑是最划算的。网友小圆向记者讲述了她花55元，从偶像女团艺人A的粉丝处买到年费会员的过程。 　　“我私信了A的数据站说要买年费会员，对方发来了五个微博群链接，让我找空位加群。”加群后，群公告详细介绍了购买会员的流程。首先需要在群内报名，每天限量15人；然后获得资格群成员可以私信管理员，支付118元押金；领取管理员赠送的微博年费会员礼品卡后，向A赠送全部鲜花并截图给管理员。完成全部流程后可以得到63元的返款。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通过这种方式，艺人A可以一次性获得29朵虚拟的鲜花。而通过正常渠道充值微博年费会员需要118元，即使在特殊促销下也要至少60元。粉丝们为何要自掏腰包补回差价？答案就在这些“鲜花”上。 　　在榜单数据的计算标准中，爱慕值的提升最为直接迅速，一朵“鲜花”增加2点爱慕值。此前，鲜花可以2元一朵直接购买，而从2019年9月1日起，粉丝通过充值会员才可以免费获得鲜花，年费会员每月5朵鲜花、普通会员每月3朵鲜花，每月的鲜花当月清零。 　　当鲜花不能直接购买，粉丝寻找“外援”，以补贴购买会员的方式，让“外援”送花给自家偶像。 　　用于做数据的账号 　　标价从几角钱到几十元不等 　　搬家需要花钱的地方不只是鲜花这一项。对于新出道的明星，数据指标最能反映艺人的商业价值。为了提升数据，粉丝一般都会进行“轮博”，大量转发艺人个人微博、相关推广合作微博以及重要官媒的个人宣传博，借以提高明星在微博各大数据榜单的提及量以及互动量，增加话题阅读量。 　　粉丝小檬在艺人L搬家期间每日固定要做的数据就包括寻艺、明星权力榜、百度送花、参与的节目微博、爱奇艺泡泡……在这期间，艺人的粉丝数据群内会转发当日的主要任务。但在一段时间内重复、大量转发评论，很容易被平台提示账号异常而“炸号”，数据站便会有组织地购买小号。这些小号其实并不“小”，很多都是经过实名认证且粉丝超过500个的活跃账号。用于做数据的账号售价也不等，从几角钱到几十元明码标价。 　　而这些狂热的数据粉大多为“学生党”，他们究竟能为自己的偶像花多少钱？在自称明星忠实粉丝的互动平台“Owhat”，记者发现了一些粉丝集资的记录。在前文所述的艺人Z的后援会页面下有五款商品，其中两款单价为1元的商品销量分别高达171万、145万。在商品下的排行榜中，第一名的个人支付106949元。 　　两款商品虽未明确注明集资，但标注了“商品不需要邮寄、不支持退款”。由此可以简单推断，艺人Z的粉丝从6月底至今共集资超过300万元。 　　记者随机查询了与Z前后出道的女团艺人Y，发现其某款虚拟商品下排行榜前三名支付总额近10万元。在女团艺人L的一款限时6小时的集资中，共筹集到超过210万元，有超过300人支付超千元。 　　相关 　　国家网信办查处涉未成年人违法违规网络平台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自7月起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以来，全国网信系统累计暂停更新网站64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6907家。 　　据介绍，各地网信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网课学习栏目存在的突出问题，已指导有关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关闭违法违规账号群组86万余个。 　　此外，新浪微博、豆瓣网等6家平台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不良信息，也受到了网信部门的查处。 　　据介绍，针对这些问题网站平台，国家网信办视违规情节和性质，依法分别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停止相关功能、全面下架、停止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处罚措施，坚决打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 (责编：郝孟佳、熊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加强大学生“四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要让新时代大学生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就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坚定理想信念，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提高明辨是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史为鉴，筑牢信仰基石。 　　树立正确历史观的导航仪。在高校开展“四史”教育，首要任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新时代大学生正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对在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应有更高的要求，要追求学习的深度，要超越简单的历史学习，升华到基于历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来重视。 　　坚定理想信念的压舱石。科学的历史观教育可以帮助新时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信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大学生更应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开展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学习活动，引导大学生从学理上搞清楚、弄明白“四史”学习教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确保学习教育活动不跑偏、不走样。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提高“四史”教育的实效性。通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专题沙龙、演讲辩论、社会调研考察等，引导大学生深入到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探索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入解读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路历程，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征程中的历史规律。要结合融媒体技术，让学习活动立体化、活起来，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破解时代问题的金钥匙。高校大力开展“四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新时代大学生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未来可以胜任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以史为镜，深入思考，增强问题意识。新时代大学生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要学懂、学透“四史”，从中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智慧。学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去理解、认识当前的问题和情况。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要始终端正自己的唯物史观立场，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遵循规律、尊重历史、捍卫真理，主动辨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以史为师，知行合一，增强担当意识。通过“四史”教育，激励大学生明大势、知大任，不断锤炼自己，练就过硬本领，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洪流中，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书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历史。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7日 05 版） (责编：岳弘彬、熊旭)

原标题：辍学人数不断降低 别让任何孩子掉队 　　日前，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15日，全国辍学的学生由去年大约60万人，降至2419人，2019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为99.94%，初中毛入学率则高达102.6%。 　　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欣慰的消息。近年来，各级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为降低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数量，下了很大功夫。此次统计的最新数据能精确到个位数，是因为在劝返辍学的工作中，相关部门专门为上述60万名辍学学生建立了台账，每个人的详细情况都有明确记录。通过这种科学的管理方法，教育部门可以时刻掌握辍学青少年的情况，能够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重返课堂。 　　尽管辍学人数不断降低，但只要还有孩子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控辍保学的任务就还没完成。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教育，是每个孩子应该享有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其受教育权。虽然这两千多个孩子的辍学原因各不相同，但大致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因素。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但仍有极个别人存在“读书无用论”的偏激想法。它们或许是因为错误观念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或许是受制于狭隘闭塞的生活环境，导致一些家长没有将孩子送进校园接受教育。 　　另外，物质条件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有些贫困家庭急于用钱，即便孩子想上学，监护人也会逼着孩子外出打工。还有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的父母，想把女儿尽早“嫁出去”，收些彩礼，改善家庭条件。 　　在现实中，观念与物质条件的因素往往会共同产生作用，越不读书，越没出路，进而产生恶性循环。要想进一步减少辍学人数，真正做好控辍保学的工作，需要政府部门继续加强对监护人的宣传工作，让其明确知晓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不仅会毁掉孩子的前途，也会让自己陷入违法的巨大风险中。学校与政府部门都应该做好劝返与监督工作，帮助监护人消除错误观念，鼓励他们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 　　此外，精准扶贫工作要与控辍保学工作结合起来，尽量避免因贫辍学现象的发生。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所讲到的，“对于52个国贫县，我们在进行帮扶、督促、指导”。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权。事实上，完成脱贫任务不只体现在经济指标上的脱贫，也需要在思想观念与教育状况上“脱贫”――挣开陈腐与错误的思想枷锁，让监护人保护与鼓励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完成学业后的孩子才能更好地反哺家庭，进而真正实现“读书改变命运”。（黄西蒙） (责编：李依环、熊旭)

原标题：我国中小学校将迎来“全面放权” 　　中小学校压力大、负担重似乎是常态。 　　学生考试分数不好、中高考升学率下降，最先影响的，就是学校或相关教师的评价。其他诸如教师升迁、经费使用、绩效工资等等自主权不够，日常活动烦琐繁重等，一项一项，把中小学校压得“喘不过气”。 　　24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通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校办学活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中小学校长期以来反映的负担重、办学活力不足等问题逐条解决，给中小学校“松绑减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意见》重点提出了四项重大举措：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健全办学管理机制。” “含金量最高的是教学、人事、经费放权学校” 　　“激发办学活力”是长期以来中小学校呼吁的问题。谈到《意见》出台的原因，吕玉刚说：“基础教育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基本建立。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正在向‘上好学’迈进。”去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基础教育已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办学活力不足是制约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亟待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释放与增强每一所学校的办学活力。 　　政策出台前，教育部曾面向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书面调研，深入东中西部10个省份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各地中小学校长、教师、有关专家和市（县）教育部门的意见。吕玉刚表示，基层反映最突出的，就是“教育教学、人事分配、经费使用、条件保障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政策可以对症下药，权力可以缺哪里就补哪里，但是，会不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吕玉刚认为，《意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坚持简政放权，有效避免了这一点。“努力做到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得住。”吕玉刚说。 　　“《意见》中提到三个权要放：教育教学的自主权、扩大学校的人事工作自主权，还有经费使用自主权，应该说这三个权是学校最为关心的。目前提出这个政策举措，含金量也是比较高的，做到应放尽放。”吕玉刚告诉记者。 　　学校千差万别，管理水平不一，校长能力也有强有弱，所以在这次放权当中，《意见》特别提出了要精准、定向赋权，“特别是对一些带有改革性、探索性的，优先放给那些办学水平比较高、学校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强、校长的专业精神也比较高的这样一些学校，让他们先去探索，鼓励他们大胆去闯、去试，去积累经验，等形成了好的一套做法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层面上、更大范围中。放这个权，这叫精准、定向赋权。” 　　对于中小学校来说，以后地方政府要“管”哪些方面？《意见》指出，“管宏观”。注重打破部门壁垒、做到应放尽放，又注重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精简活动 给学校“卸下重担” 　　教学、人事、经费上的放权，无疑给中小学校全面“卸下重担”。在卸担子的过程中，《意见》通过几项举措一一给予化解。 　　第一项举措，就是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是此前被提出的“管得过多”的地方。“首先是保障教育教学自主权。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在学校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强化学校课程实施主体地位。在教师层面，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改革中的主体作用，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吕玉刚说。 　　同时，提出要大力精简、严格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有效排除对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干扰。 　　其次是扩大人事工作自主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谈到“应放尽放”。他解释道：“比如扩大副校长聘任的参与权和选择权，提出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由学校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名、考察、聘任副校长；扩大中层管理人员聘任自主权，提出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学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择优选聘中层管理人员；扩大教师招聘的参与权，充分尊重和发挥学校在教师公开招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由学校提出招聘需求和岗位条件，并全程参与面试、考察和拟聘人员确定；扩大职称评聘自主权，中初级职称和岗位由具备条件的学校依据标准自主评聘，高级职称和岗位按照管理权限由学校推荐或聘用”。 坚决避免“唯升学”“唯分数”的倾向 　　在发布会上，谈到落实《意见》精神，四川省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刘强坦言：“从实践当中来看，最难的是评价体系，对学校、对校长、对地方政府履职的一个科学评价体系问题。” 　　《意见》强调，各地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不得以中高考成绩或升学率片面评价学校、校长和教师，坚决避免“唯升学”“唯分数”的倾向。 　　对于这个难点如何化解，吕玉刚表示，“首先是强化评价导向作用。提出建立健全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强化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更加注重评价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实际成效，并作为对学校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对校长教师实施考核表彰的重要依据。” 　　吕玉刚说，要建立起校内激励，从五个方面入手化解“唯分数论”。“一是注重精神荣誉激励，积极开展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师德标兵和优秀教学团队等评选活动；二是强化专业发展激励，鼓励和保障教师参加培训、教研等学术研究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三是完善岗位晋升激励，切实落实教师岗位职责，把师德表现和教育教学实绩作为岗位晋升的重要依据；四是健全绩效工资激励，完善学校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向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的一线教师和班主任倾斜；五是突出关心爱护激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文关怀，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和幸福感。” 　　不唯分数唯什么？吕玉刚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包括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及学前教育（幼儿园）的办学质量评价标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内容包括对县域教育质量的评价、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价、学生学业发展质量的评价三个层面。“希望这个文件早日公布。”吕玉刚最后说。（姚晓丹） (责编：李依环、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