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下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现状调查 　　艺体类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最强烈，财经类和政法类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最低。 　　资金、经验、技术和团队是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面临的主体性困难。 　　资金支持、创业咨询指导、政策宣传占有创业意向毕业生近七成创业帮扶需求。 　　————— 　　11月17日，以“我敢闯、我会创”为大会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幕，吸引了来自国内外117个国家和地区、4186所学校的147万个项目、631万人报名参赛。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如何提高他们的创新力和创造力，是“促进创新驱动创业、创业引领就业”的核心关键，也是加快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核心环节。 　　就业与疫情令我国社会压力交织，各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疫情冲击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问题。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意愿的状况究竟如何？创业面临的主要困难究竟是什么？对创业风险的主观感知究竟怎么样？ 　　笔者领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疫情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综合调查”课题组，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课题组与长沙云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于2020年4月到6月对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高校应届毕业生展开随机抽样调查，共回收学生样本数13767人，高校样本数共55份。其中，有效学生样本数13738份，有效高校样本数55份。 　　本次调研对象有87%的样本量集聚于21-24岁年龄段，其中22岁、23岁和24岁分别占33.20%、31.70%和14.30%。大专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分别有1660人、11395人和683人。应届毕业生样本数据所在大学包纳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意愿的状况 　　从调研数据来看，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考虑创业的比例占50.44%；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累计几年经验再开始的比例达45.85%，希望毕业后就可以创业的比例为3.71%。 　　通过数据分析，课题组发现不同性别、学历的毕业生之间在创业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城镇生源、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男性、大专毕业生、农村生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之前者，明显分别具有更强烈的创业意愿。 　　具体而言：男性毕业生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女性毕业生创业意愿，考虑创业的男女性毕业生分别占58.29%和45.62%，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经验再开始的男女性毕业生分别占52.74%和42.73%，希望毕业后就可以创业的男女性毕业生分别占5.52%和2.88%。 　　大专学历毕业生选择不考虑创业、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再开始、希望毕业后就可以创业的比例分别占7.05%、60.54%和32.41%，而本科毕业生、硕士及以上毕业生在该三项选项上分别占3.32%、44.27%、52.41%和2.05%、36.46%、61.49%。城镇生源毕业生不考虑创业的意愿比农村生源毕业生高，分别占52.71%和49.23%，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考虑创业意愿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强烈，分别占52.16%和48.37%。 　　课题组另外研究还发现，不同专业成绩组毕业生之间在不考虑创业方面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在选择毕业后就创业的毕业生群体中专业成绩排后40%的学生明显较专业成绩排前60%的毕业生比例更高。在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再开始的毕业生群体中，专业成绩排前60%的学生明显比后40%的毕业生占比更高。 　　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考虑创业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艺术学、哲学、农学、历史学学科毕业生创业意愿较强烈，法学毕业生创业意愿最低。从数据来看，所学学科为法学、文学、医学、管理学的毕业生不考虑创业比例明显高于50.44%的均值，分别为59.26%、57.72%、53.99%、53.19%；所学学科为艺术学、哲学、农学、历史学的毕业生不考虑创业的比例最低，分别仅为35.56%、39.13%、40.64%、42.42%。在毕业生创业意愿较强的学科中，学习艺术学和农学学科的毕业生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经验再开始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57.16%、56.13%，高于45.85%的均值。学科为哲学、历史学的毕业生是选择希望毕业后就创业比例最高的，分别达到21.74%和9.09%，显著高于3.71%的均值。 　　此外，研究还发现，相比于就读于省级特色高水平学科（48.19%）和普通学科（49.82%）的毕业生而言，就读于双一流学科的毕业生具有相对更高的创业意愿（50.86%）。双一流学科毕业生也是希望毕业后就创业的比例占比最高的，占6.68%，超过3.70%的均值。 　　课题组通过对不同学校类型毕业生考虑创业意愿展开进一步研究，发现艺体类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最强烈，财经类和政法类高校毕业生创业意愿最低。具体而言：不同学校类型毕业生创业意愿由高到低依次为艺体类(61.94%)、综合类(54.12%)、农林类(50.70%)、师范类(50.34%)、理工类(47.78%)、医学类(45.69%)、财经类(39.24%)和政法类(36.60%)。毕业生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经验再开始比例最高的是艺体类高校毕业生，达57.46%，其次分别为综合类（50.13%）、农林类（47.91%）、师范类(46.04%)和理工类(44.90%)高校的毕业生，高于45.84%的均值。希望毕业后就创业的毕业生意愿由高到底依次是艺体类（4.48%）、师范类（4.29%）、综合类（3.99%）、医学类（3.03%）、理工类（2.88%）、农林类（2.79%）、政法类（2.61%）和财经类（2.29%）。 　　不同层次的高校毕业生在考虑创业意愿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校层次毕业生创业意愿由高到低依次为：高职高专（66.43%）、普通本科高校（49.67%）、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9.49%）、全国重点高校（46.88%）、省属重点高校（45.6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43.12%）。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经验再开始的毕业生所在学校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高职高专（61.57%）、普通本科高校（46.19%）、全国重点高校（43.03%）、省属重点高校（42.0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40.31%）、一流大学建设高校（39.93%）。希望毕业后就创业的毕业生所在高校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56%）、高职高专（4.86%）、全国重点高校（3.86%）、省属重点高校（3.60%）、普通本科高校（3.4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81%）。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课题组调研发现，在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中，有创业项目的比例仅为13.72%，没有创业项目的比例高达86.28%。其中，在有创业项目的毕业生中，仅有1.75%的毕业生有创业项目且已申请注册公司，还有11.97%的毕业生有项目但未具体实施。在没有创业项目的毕业生中，有高达57.42%的比例仅有创业想法而无创业项目，28.86%的毕业生没有创业项目，但有目标。据此分析，课题组认为，在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中，帮助占八成以上的毕业生找准创业项目，帮助一成以上有创业项目但未具体实施的毕业生有效达成创业实践与转化尤为重要。 　　在已有创业项目的毕业生中，其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结构为：其他（3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8.91%）、家庭企业（13.13%）、企业合作项目（12.91%）、各类创业大赛项目（8.34%）、学校孵化项目（3.70%）。课题组进一步对选择“其他”项的毕业生展开追踪访谈，发现“其他”主要集中于“网络宣传项目”“朋友合伙项目”等。 　　课题组进一步对项目来源结构的毕业生群体差异展开分析，发现在企业合作项目、家庭企业项目、各类创业大赛项目方面作为创业来源项目，男性比女性更具优势。 　　我国高校有创业意愿毕业生面临的主要创业困难由高到底依次为：缺乏启动资金（24.45%）、缺少有力指导（18.62%）、没有技术支持（16.14%）、没有创业伙伴（15.13%）、缺乏创业场地（13.43%）、行政审批手续繁琐（7.05%）、家庭不支持（4.95%）与其他（0.23%）。 　　通过分析，课题组认为：缺乏启动资金、缺少有力指导、没有技术支持、没有创业伙伴占据了整个毕业生创业困难的七成以上。由此可见，资金、经验、技术和团队是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面临的主体性困难。 　　在毕业生最需要提供创业帮扶方面，由高到低依次为：资金支持（28.56%）、提供创业咨询指导（23.01%）、政策宣传（17.78%）、简化审批手续（16.37%）、提供孵化基地（13.70%）和其他（0.57%）。通过分析，课题组认为，资金支持、创业咨询指导、政策宣传占有创业意向毕业生近七成创业帮扶需求。 　　既然资金不足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困难最高和最需要帮扶的创业需求，那么课题组需要进一步摸清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情况。通过调研课题组发现，应届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由高到低依次为：个人筹集或合伙投资（35.22%）、家庭支持（28.19%）、其他（16.79%）、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9.59%）、政府和国家帮助（7.95%）、风险投资（2.26%）。可见，应届毕业生创业资金主要依赖于个人与家庭，这极度依赖于个体或家庭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打破先赋性因素掣肘而有利于毕业生充分创业的社会化支持系统尚未完善。 　　另外，课题组通过对调研的高校样本数据分析发现，疫情中有87.3%的高校为毕业生提供了就业指导课等促进就业的学习资源，近七成就业指导网课中专门包含有创业类课程。此外，毕业生对高校提供的就业创业政策宣传中选择满意的比例也高达53.30%，一般为39.60%，仅有8.1%的比例选择不满意。应该说高校在毕业生创业方面重视度较高，毕业生满意度也较高。但囿于65.6%的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专职）在5人及以下，课题组认为，这无疑与疫情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高度复杂严峻的现实不相匹配，就业工作指导尚且捉襟见肘，创业指导自然难以要求更多。 　　因此，要提高创业指导的质量，就业指导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尤为关键，以取得就业指导相关资质证书（如GCDF、生涯规划师、职业指导师、就业指导师等资格证书）的拥有比例为重要水平测量指标，课题组发现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队伍拥有资质证书小于20%、20%-40%、41%-60%、60%-80%、80%以上，分别为27.3%、27.3%、14.6%、10.9%、20.0%。课题组据此推断，六成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队伍拥有就业指导相关资质证书的不足一半。鉴此，加强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队伍的专职规模和专业化水平迫在眉睫。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对创业风险的主观感知 　　从调研数据总体而言，我国高校毕业生对创业风险的主观态度较为理性，仅有1.42%的毕业生没考虑过创业风险；有50.40%的毕业生认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要谨慎；有31.98%的毕业生认为创业有一定风险，但年轻人应用于勇于尝试，即便失败也可重新再来；有16.20%的毕业生认为创业有较大风险，成功几率低，会造成很大身心压力。其中女性毕业生总体较男性毕业生在创业风险感知方面表现得更谨慎，有52.48%的女性毕业生认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男性毕业生仅占46.79%。学历越高，对创业风险的主观感知越谨慎，硕士以上学历认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比例（53.99%）显著高于本科（51.47%）和大专（44.39%）的毕业生。所学学科为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的毕业生，较农学、理学、艺术学、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创业主观意愿方面更谨慎。 　　来自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重点高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明显比来自高职高专、省属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创业风险预估方面更谨慎。 此外， 城乡不同生源地的毕业生之间、家庭经济是否困难的毕业生之间并未在创业风险主观感知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课题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主观感知创业失败风险的来源由高到底依次为：市场风险（15.84%）、资金风险（15.29%）、竞争风险（13.47%）、成本管理风险（11.70%）、投资决策风险（10.34%）、信息风险（9.35%）、环境风险（9.31%）、产品资源缺乏风险（8.67%）、项目投资扩张风险（6.02%）。 　　总体而言，在疫情影响下，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风险规避更趋保守，公招公考和考研考博失利者复考意愿较往年更为强烈，2021年考研统考预计总报名人数超过2020年。同时，数据显示，疫情前后毕业生就业期待也更多流向了体制内单位。 　　课题组发现，在毕业生未毕业时仅3.7%毕业生选择准备创业，但如果毕业时未成功就业，将会有8.2%考虑自主创业，未就业倒逼创业以应对就业的比例增加了4.5个百分点，并由此带来更多新增的就业岗位。鉴于此，在新老毕业生就业压力交叠的当下，采取一切积极有效措施“保就业”“稳就业”，综合施策以促进毕业生成功创业以激发社会活力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我国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已经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深化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也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9个国家级的双创示范基地，200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各示范校的专职创新创业教师达1.7万人、兼职教师到4.2万人，200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示范校建立了3400门创新创业教育的在线开放课程、6500多门“专创融合”特色示范课程，大学生选课人数达到了3400万人次，帮助学生形成综合性创业知识结构。通过实施“弹性学制”“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机制，示范校为206万名大学生建立了创新创业成绩单，5年间有3700多名大学生暂时休学创业，全面支持学生创新创业。此外，截至2019年10月，全国高校已打造2.8万创新创业的线上线下“金课”，课程内容面向未来的“跨学科性”和“跨专业性”特征明显增强。我国还开设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今年全国有1088所高校的38000多个项目立项，参加立项的大学生有16万多人，项目经费达到7.6亿元，有效提高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 　　课题组相信：随着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探索与实践，会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发展，真正培养在校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李涛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广东高等教育的几次“先行一步” 澳门青年大湾区圆创业梦。新华社发 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以往注重单个城市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尤其是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大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将越来越呈现“强互动”发展趋势，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个“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正在形成。 广东高等教育在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的几次“先行一步”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基础首先来自于广东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转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后，广东高等教育愈加主动发力，尤其是在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识和水平方面，有几次值得一提的“先行一步”。 2011年，广东“先行一步”，率先开启了由政府主导的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经过几年实践，不但走在全国前列，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推广经验。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现代学徒制甫在全国铺开。 2015年，广东又于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之前“先行一步”，力推“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双高”建设方案，经费投入令全国瞩目。“双高”建设以来，广东高校取得显著进步，不但入选ESI世界排行的高校和学科大幅上升，而且在科教融合协同推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2016年，广东再次“先行一步”，启动遴选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试点学校。在广东方案的探索实践基础上，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经过几年的探索，广东的14所试点本科高校已不断打破传统学科定式，积极推进各种与企业行业合作办学模式，切实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这几次“先行一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广东高等教育正在探索和形成贴近区域发展和产业优势的“科-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并逐渐在全国产生更大影响。而当这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转型战略顺利推进并取得较好基础后，广东的主要发达区域又被纳入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中。加之三地高等教育合作素来比较密切，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集群架构。研究型高校的阵营主要包括位列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强的几所香港高校，澳门的澳门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等，这些大学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起主要支柱作用。应用型大学则主要为大湾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近年来尤在佛山、东莞、珠海等地市发展迅猛。高职院校则事实上早已形成各有特色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早已起到先行示范作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等也因与当地产业有很好的人才培养对接而闻名全国。 粤港澳大湾区很适宜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其资源禀赋和组成结构上与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比较相似，很适宜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尤其是近年来在立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在优化三地教育合作与资源配置并加快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方面也颇有创举。比如积极推进珠三角与港澳科研机构、高校共同组建联合研究中心、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国际合作实验室，面向港澳开放广东省科技计划专项及资金，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保障大湾区人、财、物在教育科研领域的顺畅流通等。当然，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问题，比如三地之间体制机制差异带来的合作瓶颈，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不同带来的理念冲突等。但总的说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的思路已渐趋明晰，未来发展可期。 未来要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升级，应主要考虑如何使三地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更优化配置，更进一步推进其与大湾区活跃的产业集群高度互动，并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发展提供强力支撑。一方面，需要从政策上厘清定位并整体推动，使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与全球科创枢纽建设联动并提供人才支撑，尤其使港澳能真正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实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建设。要与港澳进一步探索并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构建，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学分互认机制，实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值。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的构建，便于制定区域教育资源共享的准入条件和方案，也利于真正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区域教育空间格局。 一定程度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块“试验田”，集群发展和以往的发展方式不同，亟须走出一条超越现状的路。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级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应有底气和自信去探索如何办好以“科-产-教”融合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湾区高等教育模式，并带动全国更多区域甚至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革新。 （作者：陈先哲，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体教融合 学校和家长一个都不能少 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进行体育锻炼。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摄 “平时管孩子的功课都忙不过来，哪儿还有空亲子运动？”“语数外还行，但体育太专业，我们不会辅导”……每年新生入学，不同的家长都会抛出同样的质疑。在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以下简称“科大附小”）专门设置的体育家长会上，体卫处副主任冯庆每年都能感受到家长观念和学校强调体育的“交锋”。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从宏观层面呼唤全社会正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一所成都知名的公办小学，科大附小在体教结合的路上已经探索10余年，不少举措可谓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体育家庭作业、体育家长会、将学生的健康指标列入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等等，“‘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学校的课程理念。”该校副校长童欣介绍，要推行这一理念并非易事，学校动起来是根基，教师动起来是前提，学生动起来是关键，家长动起来才是保障。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当孩子成为科大附小的新生，家长手里会领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一年级入学通知书”，一份“家长入学通知书”。在这个“新学堂”，家长要先于孩子作为“新生”入学培训。 据童欣介绍，针对新生家长，学校会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或学校骨干教师开展家庭育儿教育有关课程，其中就有体育专场培训。“目的是把学校的改革理念系统地传递给家长，请家长和学校能够达成协同育人的统一战线。”他表示，学校育人有三个目标，身体好、情商高、学习能力强，而体育正是有助于学生实现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根据学校公布的检测数据，“学生近视率为36.5%，低于成都市的平均水平；体质监测的优秀率从2014年的百分之二十几到今年已经超过45%。”童欣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今年学校毕业班学生平均身高为155.24厘米，其中身高最高的一个班平均达到158厘米，“班主任吴华侨是一名体育老师，他有篮球特长，经常带着孩子去打球、摸高。” 选任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在科大附小早已不是新鲜事，自2015年起，共有27名体育老师担任过班主任，目前，全校52名体育老师中，有15位正在担任班主任。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举措鲜少遭到家长反对。”在学校体卫处主任唐继成看来，2013年开始实行的体育家长会为家长观念的转变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站上讲台面对家长，一开始让体育老师很有压力，“尤其对于年轻老师，不少家长比他们大，先不论家长会不会听他说，单是体育在刻板印象里的地位，单独开会已经让不少家长觉得多此一举。”作为资深体育教师，唐继成听到过太多理由：自家孩子不是运动的料、自己没能力指导孩子完成运动、孩子学业压力过大……“大部分都对体育运动存在误解。”他表示，听到家长尖锐的提问越多，越觉得开设体育家长会的重要性，“家长是孩子第一位老师，消除他们对体育的误解，才能真正帮孩子形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最初，家长会氛围微妙时，唐继成会提问：“各位家长有没有从学生时代就保持至今的运动项目？”他记得，偶尔有人提到登山、跑步，大多数鸦雀无声。“爬山、跑步什么都行，请家长和孩子一起锻炼，为的是给孩子创造一个运动的氛围，培养对体育的兴趣，延续好了也许能拓宽人生的路径，若只是当成爱好，也能在未来给他一个排解压力的方式，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家庭和学校最该关注的。”唐继成表示，“道理”还不够，“数据和案例才更有力。” 身高、视力、运动成绩，一番数据的对比分析便能让家长清晰地看到孩子的变化，而校内不乏运动、学习兼顾的优秀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家长。通过每学期定时召开的体育家长会，邀请家长在学校运动会中担任裁判、参与入场式等方式，“健康第一”的思想也逐渐深植家长心中，渐渐地，家庭也成为学校之外的另一个“操场”。 据童欣介绍，学生在科大附小基本能保证每天近3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学生回家以后，也要完成体育家庭作业，“老师会通过视频作出动作示范，包括练习时长、次数等，通过班主任向家长发布，学生练习时也需录制视频，回传后由老师进行评定，成绩将纳入体育期末成绩。”在疫情期间，学校还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跳绳、颠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 “有了家长配合，学校的氛围才能真正活起来，学生的健康才能真的好起来。”家长在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科大附小校长康永邦曾总结道，“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体教融合”更要学校给力 家长参与不等于学校“转嫁”教育任务。康永邦曾表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形成合力，是学校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学校对体育的高度重视从康永邦于2007年到任科大附小校长开始。目前已从教37年的他是数学老师出身，当年看到开学典礼上陆续有学生晕倒，让他“很受刺激”，他多次向媒体表示，教育质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只有竞争没有健康的教育是不顾未来的“短视”行为。 2008年，学校将儿童“看得远――儿童近视率、长得高、立得稳、跑得快、坐得住、想得通、处得好”等指标纳入对教师和班集体的绩效考核改革，率先在全国提出“儿童健康是评价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童欣以近视率为例，“学校每年会对学生进行4次视力检测，数据对比后，如果一个班的近视率增长超过5%，这个班的近视防控工作就不到位，班级和老师的绩效和评优就会受到影响。” 为了让学生走到室外，走上操场，2014年，学校就提出每班每天一节体育课，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锻炼时间。此外，学校的阳光大课间延长为1小时，童欣算了笔账，“原来三四十分钟的大课间，学生上下楼、集合后，掐头去尾，真正能在操场上活动的时间就20多分钟。”加上延时服务的课外体育活动，科大附小的操场几乎没有闲时。 校内随处可见的视力检测表，所有教师统一穿着运动鞋，墙上一个个打破田径、乒乓球等运动纪录的校内明星、“校友”网球世界冠军晏紫的故事，科大附小的校园里随处都有体育与健康的元素。最令人瞩目的是挤在走廊、车库、屋顶的乒乓球桌，“占地总共只有73亩的4个校区，见缝插针放了829张乒乓球桌。要服务于6700多名师生。”童欣介绍，虽然学校出了网球名将，但身处寸土寸金的城里，乒乓球在活动空间有限的学校中更便于开展，“除了为专业队发现人才，更为了让学生从中得益，单打竞争、双打合作、捡球助人为乐。” 通过10余年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的探索，“我们意识到体教融合不仅是为改变体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也是希望体育能对整个素质教育起到杠杆作用。”童欣坦言，相对于中学阶段，小学践行体教融合“阻力”更小，但尤为关键，“小学阶段是每个人身体发育的敏感期和关键时期，必须打牢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阶段帮家长和学生形成对体育的重视，认识到体育的教育作用，这对学生今后在不同阶段都能坚持体育爱好至关重要。”而这样由家校联动实现“体教融合”的小学多一些，未来中学、高校“体教融合”的路也能走得宽一些。（记者 梁璇）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