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课标来了 学好数学还能靠刷题吗 数学，作为“最能拉开区分度”的学科，总是家长、老师最重视的科目之一。它更是课外培训班中的“重中之重”，是各种选拔考试中的必选项。早年间轰轰烈烈的“奥数班”曾热闹一时，直到今天，“数学作业拍照能检测正确答案”仍是各课外辅导软件最大的卖点。 数学课改牵一发动全身，它的每一点变化都备受关注。随着新高考逐步推进，取消文理分科，今年6月，高中数学新课程标准的颁布，中小学数学课堂正在发生哪些变化？由此，教师教学面临怎样的挑战，学生学习应该做出何种调整？记者采访了教育部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副组长、修订组组长王尚志。 1.数学，从知识走向能力，从能力走向素养 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思考数学想要让孩子学会什么？走向社会之后，哪怕一些数学知识遗忘了，还能给孩子留下什么？在新课程标准制定和修订过程中，我们希望数学给孩子留下的核心素养是：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记者：作为亲历者，您能不能分析一下数学学科经历过的几次变革？不少家长反映，缓解择校压力之后，取消各种加分和杯赛，唯一不敢放弃的还是数学。如果问问班里同学什么培训班最受欢迎，答案一定是“数学”，对此，您怎么看？ 王尚志：新课标研制的指导思想就是落实中央为教育制定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如何落实这个任务？换句话来说，数学想要让孩子学会什么？走向社会之后，数学能给孩子留下什么，那就是核心素养。目前，在新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的数学素养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实际上，这是很多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从20世纪到21世纪，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本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自然要随之发生改变。举个例子，有一个调查结论，在20世纪，每个人一生要经历一到两个职业，到了21世纪，根据数据预测，每人可能要经历十个职业左右。 应对一个职业和应对多个职业所需要的本领是不同的，在社会发展中，数学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姜伯驹有这样一个论述“数学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的数学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并经历三个步骤。从以知识为核心，逐步发展成以能力为核心，现在则是以素养为核心。 20世纪60年代，数学教学大纲围绕着如何学到知识展开。之后一批数学家提出，数学教育的目标在于提升三大能力，即数学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三大能力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数学界、数学教育界和一线老师的广泛认可，到了2002年左右，我们开始研制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稿，一些专家谈到要应对新变化，于是三大能力变成五大能力：即抽象概括、运算求解、逻辑推理、空间想象、数据处理。直到今天变为六大核心素养，简单说，提出素养是希望把知识技能、思想方法、关键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起来，留给学生更多东西。 我想说的是，希望学生在数学教育氛围里，通过学习数学的知识技能、思想方法等，促进学生在这六个方面能够得到发展和提升，这样就能通过教育，通过每一个学科的学习，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过去以知识为本的教育，通过这次课标研究，逐步在向“以人为本”的教育改变，提出核心素养也是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如果换一个词来说，过去我们重视的是学会数学知识，现在我们应该不仅要学会，而且希望学生会学数学。 除此之外，有一点很重要。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数学要学习的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内容“变少”了。我们的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再进行文理分科。 对数学有兴趣，有能力的孩子，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选修课程。选修的课程又分成了五类，有适用于向理科发展的数学课程，适用于向文科发展的数学课程，还有适用于体育、音乐、美术的数学课程、适用于特殊人才发展的数学课程，比如说大学选修课程。大学选修课有6个学分，有三个科目：微积分、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 总之，数学在“削枝强干”，对于不同的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 2.数学“更简单”了吗？ 之前的数学试题，题目干练，非常简洁，缺一个字、多一个字意思就不对了。对数学试题来说，有些题仍然保持这样的风格，但是会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另外，随着对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的提高，有些试题增加了背景，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应用能力。这就是数学建模的素养。这样的试题需要拥有好的数学核心素养、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好的应用能力，我们希望老师、家长看到这个变化趋势，并循序渐进地实现。 记者：家长都很关心少了哪部分内容？考察的知识少了，高考数学是不是更简单了？ 王尚志：2020年10月13日，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其中第20条指出：“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原来是理科要完成16个学分的容量，文科14个学分。目前文理不分科了，我们的要求统一变成14个学分。必修课程8个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6个学分，一共14个学分。 一个学分相当于18个课时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要从中减掉36个课时的内容。这36个课时分给了其他的选修内容，给音体美考生，给特殊人才考生。此次课程标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对于高考命题有评价和指导作用。过去的课程标准主要解决“学什么、教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学”这六个问题。这一次课标增加了学业质量标准，而学业质量标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指导考试命题，例如，增加试题的开放性等，这是很大的变化。 总之，参加高考的学生需要了解到，学习数学不能满足于记忆、模仿，尽管需要准备的“知识性”内容少了，但是，试题的开放性增加了。 记者：改革之后，老师的教学怎样改变？学生的学习应该怎样调整？家长们最关心的是，还需要刷题吗？ 王尚志：课程标准的改革还有一点，就是在内容上强化了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把它作为提升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载体。 其实，题目的“难易”很难直观表现，因为我们强调的不再是“知识”而是“能力”。比如今年山东省高考数学试卷，试题里带有应用背景、具体情境的题目大概有七八道。 此前我们的数学试题，题目干练、简洁，缺一个字意思就不对了。现在的试题增加了应用背景，考察的是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刷题还有用吗？情境变化很多，再“押题”“刷题”基本上不可能了。 从数学本身说，传统的套路能应对实际的情境吗？能应对大量的试题阅读吗？师生必须想明白的是，我们要求的是学生能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 3.数学基础应该“打”在哪儿？ 好的数学课其实界限是有一些模糊的，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又快又准”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把数学割裂成一个一个小的知识点，而应该从题目的理解中，一点一点建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记者：情境的变换，需要老师怎么适应？数学课怎样教才更高效？数学应不应该提前学？ 王尚志：我说一个老师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老师现在讲解问题时很少认真读题。哪怕是优质课都是这样，出来一道题，老师直接问同学：“这题大家会不会？看谁算得快！”我每次发现，都问，你们怎么不读一读题？ 我们总是说，数学要重基础，向课本要效率，但是很多基础恰恰没有打好。我们就以最经典的数学题“鸡兔同笼”举例子，大概小学三年级会学到这个题目。一般题目中会标明鸡和兔子共有多少只，两种动物共有多少“腿”，问鸡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老师们讲解一般都是这样的：假设笼子里都是鸡或都是兔子，然后进行运算。我听到一些小朋友会提问题，“为什么这样假设？明明兔子4条腿，它不是鸡，怎么能假设是鸡呢？”老师一般不会解释，只会说，“记下来，就这样算就行”。这样孩子没有理解，只是记住了，题目再变，还是不会。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刷题”。这样一来，学生的负担就重了。 这是我们最希望老师做出改变的，改变教学方法，不要“教知识”而是“教能力”。例如，在上面的“鸡兔同笼”问题中，让学生考虑“鸡腿和兔子前腿的数量”，比“假设都是鸡”要容易理解，差异在于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用他们（大部分）理解水平讲道理，奠定好基础。一道题出来，老师应该先读题，如何理解题意，有逻辑地思考。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老师们甚至可以让学生重复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以后再遇到相似的问题，他们自然就懂了。比如除法，要让学生理解，除法就是“等分”，平均分为几份。再比如，一些包含“0”的乘除，老师明明知道结果还是“0”，但是不能省略步骤，这是帮助“位数”不出问题的。 我们说的重视基础，就是在这里。好的数学课其实界限是有一些模糊的，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又快又准”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把数学割裂成一个一个小的知识点，而应该从题目的理解中，一点一点建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学习是要建立在一定生活经验和理解能力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不要提前学。比如说，学生如果不积累足够的语文“反义词”“近义词”，让他们学“正负数”就缺乏理解基础，从“反义词”到“具有相反意义的量”是一个提升，再结合“给定0点的情境”。比如海拔这个单位，一定有一个“0点”，有海拔以上，也有以下。进而再去思考“需要设置0点”的情境，例如，描述道路中建筑物的位置，循序渐进，使学生学会思考。 数学需要做题，但是做题的时候要去理解题目，这就叫基础，而这种基础就是管用的基础。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的一个新要求，总之，我们希望学生要会学习，更会想问题，以应对未来更多的改变。（本报记者 姚晓丹） (责编：郝孟佳、熊旭)

人民网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孙竞）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该工程。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创新转化成果，服务时代需求。力争经过5-10年努力，立足于出成果、出人才、可持续，建成若干高水平研究平台，形成老中青结合、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和担当精神的研究队伍，产出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提升中华文化价值引领力。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基础上设立，由工程专家委员会提供学术咨询和专业指导，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将统筹协调工程实施，创新管理机制，加大协同力度，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确保工程建设实现预期目标。 (责编：孙竞、熊旭)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15岁的意大利华裔阮嘉诚通过网课告别了自己的初中生活。如今，就读于高一的他表示已经习惯了网课节奏。他说，要学好中文，准备到中国读大学。 　　当下，意大利第二波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当地华裔青少年们又开始了疫情伊始时的学习生活状态。近日在接受连线采访时，几位华裔青少年谈及居家上网课感受、疫情下对中国的关注及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话题。 　　阮嘉诚表示，自疫情暴发之初，他就关注中国的疫情防控状况，也常和朋友讨论这一话题。“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的做法很果断，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虽然在意大利出生长大，但阮嘉诚介绍，父母从小就注重对他的中文教育，小时候起，他也常回中国参加各种学习类培训班及夏令营活动等。 　　“每次回到中国都感觉变化很大。”阮嘉诚说，通过体验，他感受到东西方的差异，也对自己的祖籍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坦言，疫情发生后，他和朋友聊起回中国发展的打算。“如今中国发展越来越好，大学知名度在不断提升，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些国际化的东西带到中国。” 　　目前，阮嘉诚正在加强各方面的基础学习。他说，过段时间会进行中文水平测试，努力考上心仪的中国大学，之后在中国发展。 　　采访中，现就读于初三的雷敏敏表示羡慕中国现在控制住疫情、基本回归正常生活的状态。 　　今年14岁的雷敏敏出生在意大利，3至9岁生活在中国。她坦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意大利多，尤其对中国浓郁的文化氛围、美食、科技发展等方面印象深刻，现在她使用中国产的手机，也曾通过便捷支付购物。 　　“在中国是很熟悉、放松的状态。”雷敏敏说，她很想念中国，也正考虑之后到中国读书。 　　“我觉得在中国学习会更有针对性，是不错的选择。”平日里，网上呈现的中国大学生宿舍场景和同学们的学习方式吸引着雷敏敏。她说，中国是自己和父母的故土，以后能到中国读书也是圆父母的心愿。 　　谈及抗疫，同样就读于初三的帅子龙表示，中国取得如今的抗疫成绩需要很大的魄力和领导力，还有民众的居家配合，“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在意大利出生后，帅子龙随爷爷奶奶到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现在不常回中国，但小时候邻居热心辅导他写作业的场景让他记忆尤深，“现在每次听到中国二字，都是家的感觉。” 　　帅子龙说，到中国上大学也是自己的梦想，“如果可以的话，一定去中国读书。” 　　为圆梦清华大学，如今的帅子龙正努力学习。今年参加网上夏令营，他获得了优秀营员称号。他对互联网比较感兴趣，希望将来能够到中国学习相关内容。 　　（据中新社电）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回流儿童”群体存在严重心理和学业问题 　　“‘回流儿童’既容易被同学欺负，也容易成为校园霸凌者。”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他同时一直在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发现与人口流动相伴而生的“回流儿童”群体，特征更为复杂，他们面临比较严重的学业和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他把“回流儿童”界定为有城市流动经历，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儿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带来的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关注。近几年，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出现返乡潮，以及一些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回流儿童”群体出现。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入读公办学校和中高考等方面的政策障碍，一般而言，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都会转变为“回流儿童”。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大约为15%。 　　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正式发布，宋映泉的研究成果是其中一部分。 　　这项名为“关于回流儿童学业与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的项目是基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课题组在河北蔚县、涿鹿县、沽源县以及在四川苍溪县、旺苍县的调查得出的。 　　宋映泉和同事发现，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回流儿童”中，表现出“回流趁早”的现象，即多数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学习状况，包括公办学校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且与“非回流留守儿童”相比，更少被老师关心，遭受到不同程度欺凌的比例也更高。这些都导致其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留守儿童’，其抑郁风险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比例更高，达到了64.26%。”对于后一组数据，宋映泉解释，是采用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儿童发展抑郁量表，并多次测试得出的。 　　“我们的研究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流儿童’在学业和心理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浪费。”为此，宋映泉和同事提出，宏观制度应相应改变，逐步消除流动儿童异地求学，尤其是升学的障碍。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短时间内难有突破的情况下，鼓励城市务工的父母在让孩子返回老家时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读，以尽快适应老家的学校和生活环境。 　　关于“回流儿童”，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还发现，这一群体返乡后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研究组在对从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回流儿童”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孩子在返乡后，身上长疹子。但“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生理上，更多表现在心理上。 　　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心理上有巨大落差，想念原来的老师同学和校园环境；这些孩子大多独自返回家乡，长期住校，生活上遇到了挑战；对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学校文化难以适应……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不同于普通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应该给予关注和应对。”韩嘉玲建议，这些儿童的父母应该与孩子提前做好沟通，努力实现在回流初期至少有一个人陪同孩子，不能让孩子被动地接受安排。公益社会组织也可以进行预防性介入和帮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责编：郝孟佳、熊旭)

人民网北京12月10日电 （记者 何淼）“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于近日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处长高东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张来斌教授、副校长李根生院士等嘉宾出席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义脑，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张锦等十余位储能学科领域专家在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高东锋表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办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代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当前加强储能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充分认识加强储能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要提升储能学科人才培养质量；三是要推进储能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李根生院士表示，学校多年来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积极服务国家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在储能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在储氢、储电、储热领域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为建设绿色中国作出了应有贡献。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家能源结构深刻调整都对能源类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学校主办“全国储能学科前沿学者论坛”，邀请储能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学科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正是顺应国家能源战略发展需要，着力推动储能学科和储能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苏义脑院士在报告环节分享了对我国能源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他指出，能源是国家安全与发展动力之源，能源行业发展必须坚持“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理念。孙世刚院士作了题为“电化学储能的挑战和前沿研究”的报告，从电化学方向看储能技术发展趋势。张锦院士以“单壁碳纳米管的结构控制生长方法研究”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碳纳米管是由石墨片卷曲而成的空心圆柱体，具有优异的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能，被认为是未来最有潜力的下一代集成电路芯片的候选材料之一。 (责编：申亚欣)

原标题：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慢悠悠地走在街头，10米开外看见熟人，于是慌张躲避视线，心里默念“别发现我别发现我”，紧接着把眼神藏匿在早已没电了的手机屏幕上……这一幕，你可曾熟悉？近年来，“社恐”一词屡屡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的标签。 日前，本报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交平台探探发起调研，就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情况展开分析。调研针对探探平台18至35岁的用户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超4000份，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 数据里潜藏着这一代年轻人在社交方面的爱与怕。“社恐”是病吗？还是青年借“社恐”自嘲来释放的某种信号？ “社恐让我脱单都成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自称“社恐”，认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社恐”压身的年轻人，肩上还有“脱单”的重担。 在遇到心仪的异性时，62.4%的男生和78.8%的女生呈现被动态度。其中，21.2%的男生及30.2%的女生表示“等待对方先开口”。往往爱在心口难开，有23.1%的男生及33.6%的女生无奈选择“低调暗恋”。 这或许也是近年来青年婚恋问题上升到“国家关注”层面的原因之一，“婚恋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是社交的一种高级形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表示，“社恐”很可能会对社交渠道、社交能力、社交效果等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由此使青年自身在婚恋竞争中处于劣势，增加婚恋成功的难度。 “社恐”背后：过半人“缺乏沟通技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文华认为，医学概念中的“社恐”与社会学层面的“社恐”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需要进行严密的临床诊断，后者更多指一种生存状态，当下大多数青年口中的“社恐”均非病理性的。 虽然多数青年“社恐”在专业人士眼中，只是个人精神上的自嘲或幽默，但其造成的影响，却肉眼可见。 调研发现，34.3%的人表示社交障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其中14.2%的受访者表示其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社恐”们偶尔的“被迫营业”也是实在没躲过去的不得已为之，他们在有意识地回避社交。 然而，回避的背后是什么？ 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看来，“社恐”一词被泛化的现象，潜藏着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它可以解读为年轻人个性化态度的彰显：聊得来的人就疯狂地聊，聊不来的就索性贴一个“社恐”标签避而远之。其次，它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对“社交泛化”的“反制”。“他们似乎被困在当下的社交系统里了，社交已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一个‘盾牌’”助其逃离。” 当然，社交技巧学习不足、经验不够、缺乏社交自信，也是“社恐”存在的原因。调研中，52.7%的受访者表示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55.6%的人表示不够自信，而38.3%的人则归咎于自身性格内向。 与此同时，当代人生活节奏较快，社交关系并不牢固，圈内圈外的社交关系薄弱，所以“悬浮感”也成为导致其社交障碍乃至“社恐”的原因之一。 青年恐惧的不是社交，而是“社交距离” “社恐”是否只是一时的现象，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吗？ 《2020独居青年生活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高达38.56%的受访者表示独居是因为“享受独处，喜欢自由”，而独居之中疏于社交也导致社交技能的弱化，独居与“社恐”似乎互为因果，螺旋向下的趋势让青年“画地为牢”。随着“社恐”及相关社交焦虑话题在年轻人之间愈受关注，其所造成的影响短期内并没有明显消解的趋势。 然而，“社恐”真的猛于虎？大可不必如此慌张，青年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文华告诉记者，“社恐”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独与否的命题，更多是一种对于距离感的焦虑。而本次调研数据也在某种层面上呼应了她的观点：人们并非完全恐惧社交，43.6％的受访者倾向于社交软件的非接触交流方式。 尤其在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影响下，“云上生活”更被凸显。但与此同时，虚拟社交又为“社恐”青年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他们在网络上分享着自己的新式“社交礼仪”，如能打字说就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要视频，能视频就不要线下见面等等，期待用这种方式守护自己内心能接受的社交距离。 除此之外，文华还提供了一种思路：身处网络时代，“社恐”作为当下不少人生活状态的衍生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尚未达到病理性的严重程度时，年轻人可以学着与之和平共处，学着从线上交往走入现实生活。 不过，这种改变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社交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在家庭、学校的支持、教育、引导和创设好的同辈交流环境下才能得到培养和提升。其次，社会需要为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提供场所、路径、空间，改变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和消极心态。”邓希泉表示，最重要的是青年群体要对社会交往在自身发展中的重要性有更科学的认知，摆脱社交的自卑心理或恐惧情绪，通过亲缘、学缘、业缘、地缘等逐渐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更主动、自信地进行社会交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丹玮 记者 王帝 实习生 闫宇琪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体育课“依考定学”恐适得其反 有媒体调查发现，当体育被纳入中考并赋分100分逐渐成为趋势后，体育培训市场日趋火爆，一些体育训练场地一票难求，“黄牛”也伺机而动，原价150元1小时的周末网球场地，可以转手卖到280元的高价。 “0.1秒就是1分的差距”“1分就是千军万马”――体育中考焦虑之下，不少家长“加码”孩子的体育培训。“陪练”“3个月中考体育提分计划”“专项训练”纷纷成为家长社交关键词。 用“依考定学”“依考定练”的简单思维定式来应对体育中考，有悖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更是对“体育入中高考”政策精神的误读。 将体育纳入中考甚至高考，初衷是通过改革评价机制，让家校及社会重新重视学生的体育及健康，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并不是“以体育考试分数论英雄”。而之所以要通过考试评价这一手段推动学校体育工作，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短板。体育教师和体育课在学校被边缘化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社会和不少家长也更关注文化学科考试这些“看得见”的分数。在教育督导部门对学校质量的评估中，体育也大多“偏居一隅”。 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的体质培养更是要符合青少年儿童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短期“集训”很有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家长的体育中考焦虑，理解的同时更应积极纾解，通过进一步深化体育教育评价改革，缓解学校和家长的焦虑。 深化体育教育评价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督导部门要将所辖学校体育工作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把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素质测评情况和支持学校开展体育工作情况等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在评价的指标设计上更加科学合理，并适当增加分值权重，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常规监测和结果监测相结合的过程性评价。建立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以及第三方评估学校体育工作机制，或可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3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另一方面，学校也需要因地制宜加快推进体育评价改革，探索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关注学生体质健康的评价制度，建立学校体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联动评价体系，将学生的体质健康如近视率、感冒率、肥胖率等作为年级、班级任课教师绩效考核的硬指标。建立学校体育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一视同仁”的考评机制，畅通体育教师职业成长通道，研究并逐步完善学校教练员岗位评价制度。同时，还要适时常态加强学生的体质和体育锻炼情况监测，建立学生体育锻炼监测、预警、反馈机制，并通过专项培训、体育家庭作业等家校协同机制，促使家长形成常态关注孩子体育锻炼的共识和行动，缓解不必要的体育考试焦虑，真正让学生形成受益一生的体育锻炼习惯。 （作者：张筠，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熊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强大的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进行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重心不断向基础研究转移。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但在基础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奋起直追。加强基础研究，首先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方案，助力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对基础研究的重点领域给予更多倾斜。比如，对地方、市场和社会力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开展研究的基础科学领域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和调整结构，实现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均衡发展；支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对相关基础研究投入。 　　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处于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市场竞争的主战场，直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挑战，最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善于找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对接的基础研究方向。这决定了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大有可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鼓励和支持领军企业把开展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性任务，帮助具备条件的领军企业部署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支持相关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研究。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探索联合资助等措施，激励相关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此外，金融机构也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从自身实际出发，进一步研究如何以适当形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拓宽社会投入渠道。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我们要引导社会各方面更加关心基础研究，鼓励社会以适当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比如，可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的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工作者、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又如，建立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不断规范基金的运作方式，扩大基金的资金来源，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支持。再如，积极探索科研活动协同合作、众包众筹等新方式，吸引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共同破解研究难题、共享创新成果。在基础研究方面不断拓宽社会投入渠道，不仅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支持，还可以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8日 12 版）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好校长是怎样脱颖而出的 优秀的校长，都是有个性的，他们到一个学校，并不会复制母校，而是将办学的理念运用于新的环境，做出新的创造。 根据“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的定位，将校长职级制落地生根，结出丰硕的成果，要理清三个问题： 把握并尊重中小学校长岗位的特点 有人认为校长的工作就是学校管理工作。学校管理是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此，校长应当专业化、职业化。极端的意义上看，校长上课是得不偿失的。客观上讲，现在学校的规模大，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教科研工作、招生工作、人事管理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总务保障工作等等，都要求校长成为专门的学校管理者。在他们看来，好教师与好校长是两回事，好教师不一定能做好校长，好校长也不需要是好教师。也有人认为学校里校长的工作称不上专业，只有学科教学才是专业。从校长个人的角度看，在担任校长之前，基本没有学校管理专业的学习经历，只有教学专业学习经历，这样校长自然将自己的教学专业视为职业的根基。实际上现在的校长基本上都走的是教学专业技术职称系列，享受的是教学专业技术职称的工资待遇。在他们看来，好校长一定是好教师，好教师基本上就是好校长。 现实中，校长们往往走着不同的道路。有脱离学科教学工作，专门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有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兼做学科教学工作。有主要从事学科教学工作，学校管理工作成了副业的。观察三条道路：第一条路，校长往往是已经解决了职称问题，专注于教育管理工作，长期脱离一线教学，不免对教学逐渐生疏。第二条路，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校长以管理工作为主，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往往成为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影响了校长的威信，近几年来，甚至出现学生家长公开拒绝某某校长任课的现象。二是校长以管理工作为主，教学工作依然出色的，就形成了教学与管理的良性互动，是校长卓越发展的成功之路。第三条路，往往学科教学工作较好，但学校管理工作常受到教职工的非议，不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开展。 由此可见，中小学校长岗位的特点：第一，必须是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校长，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教师。”好教师是好校长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必须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具有为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配置人、财、物资源的能力。第三，必须是学校教育思想的引领者。能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科学地确定学校组织目标，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第四，岗位能力的综合性特征。它既是教学的又是管理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第五，岗位效能的周期性特征。学校的管理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需要通过课程与教学来整合，其效能的显现，有一个较长的周期。 校长岗位的这些特点，不仅规定了校长选拔的范围，任用的周期，以及培训考核的目标，而且对于校长队伍的建设和倡导教育家办学，对校长职级制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校长如何让一所学校绽放自己的光彩 第一，校长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担任校长，自然具有行使校长这一职务所赋予的权能，这便对校长自身的能力起到一种掩饰的作用。此时，如果校长没有自知之明，便以为天然具备了校长的领导力，那么，就会在温暖的耽误中错失学校发展之机。担任名校的校长，由于名校的光环，便对校长自身的能力起到一种放大的作用。此刻，如果校长没有自省之慎，遂以为名校的校长就是名校长，天然地具有名校长的领导力，那么，得意忘形之时，正是丧失校长领导力之始。 第二，校长对学校的系统思维。在学校系统之外有家庭、社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家有发展战略和不断调整的政策，社区有期待，家庭有世俗的追求。在系统内有学生、教师、职工等不同主体的需求；有课程框架、课堂教学的实施、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有不同层级的管理等等。 第三，校长对学校的历史思维。学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只是一个共时态的结构，还是一个历时态的过程。英国教育家史蒂芬・斯宾德讲：“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因此，校长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和未来的视角。 第四，校长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确定行动的方向。校长是学校的领导者。他能“清晰地阐明事情应当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和应该做什么才能在‘现在是’到‘应当是’的改变过程中取得进步。”所以，校长的举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校长面对的诸多矛盾中，说到底，就是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矛盾。这就需要校长对“现在是”有清晰的理性判断，对“应当是”有坚定的价值追求，对“做什么”有辩证的思维和坚实的行动。这样教育就能在现实中创造未来。 如何避免中小学办学同质化 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首先是指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为人们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基本条件。“千校一面”则是教育中的同质化倾向，是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衡量所有学校的办学行为的结果。它抹杀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失去了学校发展风格和个性，落入平庸化发展的窠臼。 特级校长流动制度的设立，明显的是引导优秀校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学校，从优质学校向一般学校流动，是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和有益尝试。校长往往代表着一所学校的气质，校长轮岗会不会带来“千校一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优秀的校长，都是有个性的，所以才能脱颖而出。优秀的校长到一个学校，并不是复制母校，而是将办学的理念运用于新的环境，做出新的创造。 （作者：陈履伟，系中学正高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原校长，现南京中华中学上新河初中校长）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