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偿实习“暗网”映射出实习的真需求 　　继象牙塔里的“绩点为王”焦虑之后，找实习似乎又成为大学生的“内卷”高发地。据《财经》杂志报道，围绕大学生想去“大厂”、大机构实习的需求，一些中介正在编织出一张有偿实习暗网。他们将各大企业的内推机会明码标价，并声称付费数万元后，便可“全部免面试，包过”。 　　根据记者调查，这其中有一些是涉嫌诈骗的“假实习”，有的机构甚至会带学生做假项目，从对接的导师到项目内容都是机构自己一手操办的。以为自己被成功内推的大学生，其实根本拿不到实习证明。而另一些机构则是通过打通关系，撬动名企员工的内推特权，走捷径帮客户“拿下”真实习。 　　这一暗网背后，映射出了部分大学生真实的实习需求。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不少大学生希望通过名企实习经历点亮简历，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而由于缺乏社会人脉资源和过硬的学历、专业背景等原因，许多人的“大厂情结”难以实现。简历投出之后，往往是石沉大海。一些中介正是抓住了这一现实痛点，进一步贩卖和传播求职焦虑，然后用“花钱就能实习”“帮你实现背景提升”的承诺招徕客户、谋取利益。 　　然而，这一灰色产业链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对学生而言，动辄数万元的高昂费用有时并不能买来安心，若是陷入了中介机构精心布置好的假实习骗局，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侥幸获得了真实习，许多也都是远程“打杂”，虚耗时间，与公司和实习导师的联系极为微弱。 　　实习本是为了感受真实的企业氛围和行业发展状况，与前辈学习职业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付费远程实习中若即若离的关系，往往不能给学生带来多少有益收获。在后续的求职面试中，面试官往往更关注应聘者对实习项目的理解度和参与度。有时只需要几个具体的问题，便可轻松戳破“水实习”的光鲜泡沫。从这个意义上讲，重金打造的“美颜”简历反而可能成为求职“负资产”。 　　当内推被做成一场生意，企业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社会声誉也会备受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实习生的选拔是凭实力说话，企业也可从中进行甄选，涵养人才“蓄水池”。可是当内推机会被某些员工滥用，甚至倒卖实习机会成风，公正、透明的选拔机制就会受到干扰，真正符合要求的优秀学生反而会被淘汰。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企业的人才质量不断下滑，也会给求职者留下“不够公平”“只要关系户”的负面印象，继而对行业风评和社会声誉构成伤害。 　　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有偿实习所指向的“走捷径”观念，无疑会对职场生态和社会风气产生腐蚀作用。“剧场效应”表明，当一群人坐在剧场看戏时，如果有人破坏规则站起来而未被制止，后面的人便不得不跟着站起来，剧场本身的正常秩序也由此被打破。 　　在职位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越来越多人通过“快车道”进入名企实习，那些遵守规则、踏实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便会受到挤压，甚至会让他们的坚守显得有些“傻”。这种“凭财力而非实力获取机会”的现象，明显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相悖，也助长了投机取巧、让实习被功利化的不良风气。 　　当实习成为中介“捞钱”的工具和大学生自我“贴金”的砝码，实习本身的价值正在被扭曲和异化。对企业和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规则意识，尊重专业价值与真才实学，才是对自身的负责。学校可以通过开展职业规划培训、整合实习资源等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也需反思有偿实习带来的种种隐患，弥补相关法律和制度漏洞，为大学生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求职环境。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我要考到广州去！”――广州南沙教育帮扶助贵州山里孩子“走出去” 　　中新网广州12月1日电 题：“我要考到广州去！”――广州南沙教育帮扶助贵州山里孩子“走出去” 　　作者 王坚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中学八年级八班的杨本佳正在为心中梦想努力：“我要考到广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来自广州的支教老师为孩子们播下理想和信念的种子，让他们将目光从大山深处转向更广阔的天地，助推孩子走出大山。 　　“扶贫先扶智”。过去三年，广州市南沙区开展一对一组团式教育帮扶，与黔南州三县237所学校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南沙的优秀教师们通过向对口帮扶地区输送南沙先进教育理念、培训农村中青年教师、推广教改等组团式教育帮扶等方式推进教育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用智慧参与惠水的教育，用真心兴旺惠水的教育”，这是广州南沙赴惠水开展牵手组团式教育帮扶“惠兴团队”的真实写照。 　　刘世烽副校长到学生家中家访、现场解惑。南沙区政府 供图 　　2019年1月，来自南沙区横沥中学的邹文化等三位老师来到惠水县四中支教，在今年1月帮扶周期结束时，邹文化选择继续留下来：“因为我想看到来自广州的教育理念在这里开花结果，想看到大山孩子的改变。”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很多地方跟广州的孩子不一样：“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是最大问题，不少孩子没有学习目标、没有梦想，甚至不想读书，想像父母一样早点毕业好出去打工，陷入恶性循环。”邹文化说。 　　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和信念缺失的问题，他专门为学生上了一堂题为《现实与理想》的道德讲堂课，又利用周末时间自掏腰包带着文具到学生家中走访，让家长和学生明白知识改变命运，帮助有辍学倾向的孩子重回学堂。“让家长、孩子们明确，未来不止打工种田，还有诗与远方。” 　　“越是大山里的孩子，越需要教育，他们更需要走出大山，了解外面的世界。”来自南沙区大岗中学的刘世烽挂职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据介绍，通过深入调研，惠兴团队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覆盖所有乡镇中学的全年级的“同课异构”教研交流活动；开展以惠水四中，二中和县直为核心的初级中学的连片教研活动，以县内较好的学校带动较弱学校协同发展。 　　他认为，要想实现广州教育理念在惠水落地，要从教师团队入手。2020年10月在惠水举办了第一届“班主任技能大赛”，用广州地区先进的办学经验，结合当地现状“对症下药”，充分发挥“组团式”帮扶引领辐射作用。惠兴团队计划趁热打铁，筹备两个“班主任工作室”，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优秀班主任队伍。 　　润物细无声，惠兴团队支教老师为孩子们打开了梦想大门。惠水四中八年级八班的杨本佳本来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如今想考上暨南大学，到广州走一走看一看：“很向往广州的学习、生活。”九年级八班的学生刘永超本来成绩平平，现在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惠兴团队的老师们带来不一样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学生们很喜欢上他们的课。而且帮助我们很多老师开阔了视野和更新了教学理念。”惠水四中校长梁泽桦说。 　　如今，南沙区通过“派出去”“引进来”搭建起了教育帮扶长效机制。2018年至2020年，南沙区通过“一对多”方式率先落实全区57所学校、幼儿园与黔南州三县237所学校、幼儿园、教学点的结对帮扶，实现对三县教育帮扶100%全覆盖。 　　在“派出去”的同时，南沙接收了黔南州三县选派的65名各级各类人员来南沙跟岗学习，他们在回到当地后继续做好“二次”延伸培训，实现“培训一个，成长一个，带动一片”。 　　数字显示，2018至2020年，南沙对黔南州三县共提供教育款物支援超2806.65万元，用于帮助提升三县的“软硬”实力。(完) 　　【编辑:田博群】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育儿正在“参数化” 家有一个上着十几个课外班的一年级孩子，是种什么体验？在某知识共享平台上热传的一则消息透露出一种可能性：家里人没有一起吃饭的时间，丈夫不被允许在家看电视，只能抱着电视在大街上崩溃痛哭。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被‘鸡娃’（网络名词，形容给孩子打鸡血）折磨过的中年人，不足以谈人生。” 不同的家庭虽各有各的“鸡娃”之道，但他们的悲喜是相通的。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教育焦虑都会以各种面目、借着各种梗卷土重来，不少人虽“身经百战”但仍无招架之力。不少人在虚拟社区吐槽或抱怨、指责或反叛，但一旦回到现实社会，却还是选择继续自己的“鸡娃”大计。 若说现在是全民“鸡娃”，应该还是站得住脚的。对于不少父母来说，尤其是现在以70后、80后为主的父母群体，育儿如同投资。农村等贫困地区家庭为了摆脱底层陷阱，新中产则是为了让下一代顺利沿袭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虽然在细分的群体中，育儿的目标不同，但过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教育可能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投资回报率最为可观的选项了。 更为现实的是，在一个容错率比较低的社会，谁也不愿意因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造成育儿差距，而育儿差距又将孕育出更多的不平等。育儿差距如何导致价值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作者研究指出，相比成就自然式的培养方式，童年经过协作培养的儿童在未来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说得直白些，经过密集教养的儿童在长大之后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一些收入一般的家庭，在给孩子报课外班的事情上从来不犹豫，背后很可能是“育儿陷阱”带来的恐慌。 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现在这一代中小学生的父母享受到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他们也因此被称作“站在自动扶梯上的人”。他们只要随着时代的浪潮一同向前，就能收获体面的生活，积累到一定的社会财富。到了他们的孩子这一代，面临的是依旧稀缺的优质资源和更为残酷的淘汰机制，在此背景下，教育的经济利益被进一步放大，更多父母下场加入育儿“拼杀战”也就不足为奇。文章开头提到的一年级孩子报十几个课外班，不过是“剧场效应”下的一个极端个案而已。 对于选择了密集教养方式的家庭来说，父母俨然成为经纪人，在体制内外所提供的诸多课程等资源中进行挑选，并为他们的孩子重组制定出最佳的资源组合。在这场堪称参数化的设计中，不同孩子拿到的设计规则和具体参数不同，但输出端的结果则并无大异。 这种“殊途同归”，从育儿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照以往的参照系，或许是没错的，但当这么多的孩子经此“参数化设计”都达到同一个或者相似的结果，还会有赢家吗？当技术重塑生活的进程加快，按照旧经验进行的参数设计，还能完美适配新社会吗？即便在这场激烈的育儿竞赛中取得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又有多少会是孩子真心期待的结果、真心想要的生活呢？ 相信每一个父母在新生命降临之初，都曾发自内心地祈愿自己的孩子快乐长大、拥有丰富的人生。也许他们在一些时刻仍会想起自己的初心，但真正勇敢地后退一步的人是如此之少。重新走另外一条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仅需要更大勇气，也需要更大智慧，并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愿意或者有能力面对未知和风险。我们尽可以自嘲或者嘲讽“鸡娃”者，但是然后呢？每个人都没有确切答案，也都在等待一个答案。 （作者：莫洁，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苏州努力打造青年人才“第一落脚”城市 　　“从成都到苏州，1000元交通补贴够吗？”“不够。”“这是一张one way ticket（单程票），我们希望大家在苏州落脚，不要走了。”11月5日，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的苏州创新创业环境推介会上，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与台下同学互动。 　　这是2020年“校园苏州日”――走进电子科技大学系列活动的一个场景。当天，来自苏州市的80家企事业单位带着2539个岗位面向大学生开展了专场招聘。 　　为前往苏州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报销车费，只是苏州引才政策的一部分。苏州市为青年人才设计了职业起步“第一桶金”，在落户、安居、生活等方面为青年人才准备了一系列政策“礼包”，通过青年人才驿站、人才优先购房、一次性生活补贴等举措，营造青年人才事业发展的“第一生态”。 　　“苏州要努力成为青年人才‘第一落脚’的优选城市。”苏州市副市长陆春云说，苏州工业对GDP的贡献很大，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同时，苏州创新创业氛围浓厚，适宜相关专业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施展才华。 　　据介绍，苏州市提出了万名高端人才集聚计划，力争在3年内引进1万名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姑苏人才“青春无忧”计划则提出了3年新增参保大学生超200万人的目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责编：郝孟佳、何淼)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改革教育评价制度，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事关年轻一代的成长，事关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此，《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做了顶层设计。最重要一点是，突出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总体方案》将“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责”作为重点任务，提出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强调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坚决克服短视行为、功利化倾向。在“组织实施”部分再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评价改革的组织领导。这有利于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总体方案》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导向性、针对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文件强调立德树人，强调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着眼引导学生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文件针对不同对象、各个学段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总体方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对学生、教师的评价都提出了不同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不得下达升学指标，坚决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价老师、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以升学率评价学校的导向和做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突出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实绩，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增强试题开放性。推进高等学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 　　《总体方案》强调，全社会都要参与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因此，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不仅学校要改革，家庭教育也要改革，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学观，重视人格的培养。同时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参与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总体方案》一个很值得称道的亮点是，强调社会用人评价制度的改革，通过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促进平等就业、树立教育自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保障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要求和举措都非常具体，关键在于落实。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体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全社会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用人观，全面正确地认识教育评价的性质和功能，不断探索，认真落实，使教育评价促进教育的发展，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1日 12 版） (责编：郝孟佳、马昌)

原标题：专业博士扩招，数量和质量如何保证“并驾齐驱” 　　从今往后，报考博士的考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是考学术博士，还是专业博士？尽管考生个体选择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专博招生，将在最近几年迎来高峰。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称，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累计授予专业硕士学位321.8万人、专业博士学位4.8万人。有专家预测，大幅扩招后，专业博士年均授予量将达到2万人以上，接近当前博士规模的三分之一。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水平相当但本质不同” 　　今年起，一系列针对研究生教育的调整和优化政策不断出台，“扩招”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次《方案》又明确提出，专业硕士招生提高至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专业博士招生数量。 　　事实上，2017年专业硕士首次超过学硕招生人数，到2018年专业硕士招生人数占比近58%，专业硕士招生提高至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不存在问题。换句话说，这一《方案》对于博士培养，特别是专业博士的发展呈现出最意味深长、也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何谓专业博士？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究竟有多大区别？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都处于博士教育层次，培养目标指向不同，学术博士更强调‘顶天’，致力于对前沿理论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专业博士着眼于‘立地’，强调对复杂工程技术或管理问题创造性解决。”武汉大学教授刘亚敏这样描述两者的差别。 　　1920年，哈佛大学最早启动教育学领域的专业博士项目，设立教育博士，旨在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在实践领域寻求职业发展”；而学术博士作为“学科守护者”，仍以学术性研究为价值取向。 　　“从设立之初，这就是两种水平相当但本质不同的学位。”在兰州大学教授包水梅看来，“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本质区别在于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及人才质量标准不同。”具体地看，学术博士培养目的重在学术创新，专业博士主要培养特定社会职业的专门应用型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等，培养目的重在应用技术能力。 　　目前，许多高校对专业博士考生的要求是，具有一定年限的实践工作经验。考生于丽报考专业博士前，已经在北京某高校行政岗位工作了7年。她选择报考了专业博士，原因是想“带着问题去读”。 　　专业博士占比小，学术博士面临“市场错位” 　　1997年，我国专业博士首次设立于临床医学领域，次年共招生436人。截至目前，已设立工程、口腔医学、教育、兽医、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六种专业博士类型，2018年共招收专业博士6784人。 　　专业博士招生规模年年增长。即便是这样，在一些人看来，我国专业博士的培养规模仍有可扩大的空间。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在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里，专业博士占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一半以上。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坦的一份研究显示：这20年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扩大约16倍，而同期博士招生总数仅扩大6.4倍。 　　“2018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数量处在历史最高位，依然只占当年博士招生总数95502人的7.1%。”王坦告诉记者，“不管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占比上看，我国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相比，差距巨大。” 　　专业博士发展驶入快车道，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市场的需求。 　　《方案》提出，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滞后，类别设置单一，授权点数量过少，培养规模偏小，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从结构上看，学术博士所占比例过高，供给大于需求，他们的传统就业渠道，如去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或学术研究工作的通道越来越窄。”刘亚敏发现，越来越多的学术博士到行业、企业从事技术研发或管理工作。这样一来，现实供给和实际需求“发生了错位”，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增设专业博士类型，扩大专业博士招生规模，以满足行业、企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博士就业走出‘象牙塔’是全球趋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表示，美国科学基金会每年针对毕业5至25年的博士的追踪调查显示，仅有约一半的博士在大学或四年制学院任教。 　　这一比例在我国更低。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博士毕业生到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的比例仅约38%。 　　王坦的研究印证了这个趋势，“随着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和学术劳动力岗位的逐步饱和，博士毕业生去向呈多元化趋势，博士学位和学术职位间的传统联系开始脱钩，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已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学术性工作。” 　　对于专业博士招生规模的增幅，刘亚敏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她坦言，“新增的博士生招生计划将主要用于专业博士”。她预计，专业博士近几年将以增量调整为主，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为主，“10年后，我国专业博士很可能与学术博士将并驾齐驱”。 　　专业设置不能盲目追求数量扩张 　　中国传媒大学研三的刘艺南正准备考博。她并未受到“专业博士扩招”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各高校对于专业博士招生的具体计划还未出台，另一方面，在新闻学领域，并未设置专业博士。 　　到底哪些领域要增设专业博士？标准又是什么？ 　　《方案》提出，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的重点是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与管理等对知识、技术、能力都有较高要求的职业领域，也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按照成熟一个、论证一个的原则，在其他行业产业或专门领域中设置，一般应具有较好的硕士专业学位发展基础。 　　理论上，大幅扩招，要通过增设专业博士类别来达到。目前，法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需求旺盛的专业硕士尚无相应的专业博士类型。在设置专业博士时，是否应该存在与之对应的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是一个整体，从成熟的专业硕士向专业博士过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但并不表明所有的专业硕士都一定会有与之对应衔接的专业博士。刘亚敏表示，“这既取决于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也取决于高校自身的培养条件”。 　　我国在专业博士点审批、类型设置、招生计划等方面，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市场调节显得相对弱化。王坦建议，专业博士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能盲目追求类别增设、布点增加和数量扩张。 　　专业博士与学术博士须避免同质化 　　记者调查发现，前些年，拥有学术博士学位授权点是申请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重要支撑，学术博士的博导数量是申请专业博士点的必要条件，但问题随之而来。 　　王传毅坦言，专业博士入校后，如果沿用培养学术博士的条件与方法，可能会陷入一个困境――即若在降低学术要求的同时，没有强化实践创新的培养导向，既不“学”，也不“专”，专业博士很容易沦为学术博士的次等品。 　　类似的问题在专业硕士层面已然存在。 　　按照相同逻辑，近十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专业硕士的招生数量，学生们对专业硕士的接受度不断提升。和专业硕士一样，专业博士对专业实践基地、校外导师的数量和质量都要求颇高，很多高校依然困在“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之中。 　　王坦发现，专业博士培养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将其视为“编外人员”，既把它排除在学术博士培养模式之外，又未形成较为成熟独立的培养模式；另一种是将其视为“附属品”，几乎照搬学术博士培养模式，与“复合型、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 　　“专业博士的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寻找一条避免与学术博士同质化发展的路径，即如何加强实践性。”包水梅建议，这种实践性要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加以体现，课堂教学可与实践教学交替进行，加大实践环节的学时数和学分比重，改革学位论文呈现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规划设计等形式，同时，将专业博士教育与相应行业的执业资格考试相衔接。 　　“专业博士教育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期，但仍然面临着同质化问题，并且随着规模增长，培养条件的优化更为紧迫，产教融合基地和双导师队伍的建设以及教育评价机制改革都必须尽快推进。”王传毅说。（陈鹏） (责编：李依环、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