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朱志辉和他的麻小摔跤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摄 “体育”成了照进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中心学校（以下简称“麻小”）的那道光，不少人提起这里都说，“那是一所摔跤学校。” 孩子们参加各类摔跤比赛赢来的奖牌塞满了两扇玻璃橱窗，每斩获一枚奖牌，麻小的孩子都会先带回家“炫耀”几天，再将它送到校长朱志辉手里，把“高光时刻”摆进摔跤训练馆。奖牌和证书越拿越多，超过200枚后，朱志辉没有再去数过奖牌的数量。 麻小里近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朱志辉也从不掩饰对冠军的向往。在自己6年专业运动员生涯中，朱志辉拿过省里的一些名次。可是，没有一次和摔跤有关，他在体校的专业是举重，仅在中专即将毕业时短暂选修过半年的摔跤课。然而14年里，这所村小走出了上百名摔跤运动员，56人被省、市级体校选中，1人闯进国家队，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996年，18岁的朱志辉应聘到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任体育教师兼摔跤教练员。他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0多斤，留着齐肩长发。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了白色衬衫、棕色西裤，蹬了一双黑色皮鞋，肩上扛着一箱教学用具，学校的人都以为他是推销员，闹了笑话。 这么矮小的人是教练，还要在咱们学校推广摔跤项目？教师们想不通，书都读不好的农村孩子怎么练摔跤，“我们连体育课都没上过！” 当时，他每周要上24节体育课，放学后还得带队训练，夜里才有时间研究动作图解、看比赛视频、琢磨教学方法，然后自己抱起人型沙袋练习摔打。 队员多是附近乡镇学校和教学点挑来的。不上课时，他就带着卷尺、秒表，踩着单车在各个乡镇学校和教学点转，通过测试立定跳远、仰卧起坐、爬竿和50米跑等项目，给摔跤队选苗子，没有手机的年代，各方联络多靠这样的走家串户。 新泉小学是希望工程在当地援建的中心校，维持日常办学都有困难，建一个用于摔跤训练的场馆显得不太现实。朱志辉给上级打报告，向母校萍乡市体校寻求支援。后来，学校挨着围墙给摔跤队搭建了一间60平方米木瓦结构的简陋训练室，朱志辉也从体校拖回一车用旧淘汰的杠铃、摔跤垫、深蹲架、人形沙袋等专业器械。 他把汽车内胎剪成长条，供学生们进行肌肉拉伸训练；进行深蹲练习的杠铃是用木头制成的，朱志辉去山上砍来木材，靠着控制两端木头片的厚度调节杠铃的重量；队员还常去学校附近的小溪投掷石块，锻炼手臂力量。 摔跤队一日两训，早上训练半个小时，下午放学后还得训练一个小时。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一个个都精疲力尽，摊开手躺在垫子上一动不动，汗流得差不多了才起身回去，回家晚了，有队员就把文化课作业落下了。有队员连续两天没完成作业，班主任找朱志辉撒气，有的还把学生“扣”在教室不许来训练。 有队员练着练着就不来了，朱志辉上门家访，家长告诉他，语文和数学老师每天告状，因为练摔跤成绩跟不上，而成绩跟不上的表现只是不按时完成作业。朱志辉气得找对方理论，“体育也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我也有比赛任务，你们要讲道理！” 暑假第一次带队集训，朱志辉和来自7个乡镇学校的19名孩子一人一张凉席、一床被子，铺在教室的地上，一睡就是两个月。他起早去买菜，训练结束带着几名稍大一点的队员一起洗菜、做饭。 那时朱志辉19岁，没下过厨房，队员们总忍不住吐槽，“老师炒的菜可真难吃。”1997年，这群孩子去参加市运动会，获得6金12银的成绩，囊括了举重一半的奖牌。 器械磨损的频率越来越快，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因各种原因离开摔跤队，又不断有新人加入这支队伍。被领进摔跤队时，曾汉金只有10岁，早早地在村里“打”出了名气，村里同龄的孩子几乎都被他打过，去他家告状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学校老师纷纷劝他转学，朱志辉却认为这个孩子“敢打敢拼”，是摔跤的好苗子，跨上自行车去了曾汉金家。听说老师要带自己的儿子练摔跤，曾汉金的父母急了，“我的孩子本来就调皮，再跟着你去学打架，我更伤脑筋”。 这对父母更大的顾虑是，“练体育能出人头地解决工作吗？”朱志辉试图用体育给自己带来的改变说服他们，“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调皮的农村孩子，体育让我学会独立，找回自信，从一个农村孩子走向了令人羡慕的教育岗位。”临走时，孩子父亲撂下一句话，“带他训练可以，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路”。 朱志辉点点头，第二天就给曾汉金办了转学手续。入队后和队员的第一场较量，一连三个回合，曾汉金都输了，朱志辉告诉他，“摔跤不是打架，要学会在规则里赢”。 这让曾汉金觉得这位老师“有点不一样”。一次训练中，曾汉金踝关节受伤，痛得坐在地上抹眼泪，哭着要回家，朱志辉帮他穿鞋子，系鞋带，在长长的台阶前蹲下身子，“来，趴在我背上！”背起他去食堂吃饭，饭后又将他背回教室，放学后再将他交到父母手里，就这样背了半个月。 早期训练时，这个全村最能打架的孩子，受不了肌肉拉伸训练的苦，痛得逃训，朱志辉跑去他家做工作，“训练哪有不苦的，放弃了，前面的苦就白吃了。” 摔跤带曾汉金找到了人生的另一扇门，他连续4年包揽省少儿赛的冠军，一步步从市体校闯入国家队，最好成绩是全国摔跤锦标赛第二名。2012年，曾汉金因伤退役，回到麻小任教，“如果不是我师父把我领进摔跤队，现在我可能是‘小混混’在社会上打架”。 到麻小任校长后，朱志辉一直想培养出冠军来。刚开始，硬件条件很差。每次训练前，队员们都得先花上20分钟清理草地上的石子等尖锐物品。一场训练下来，后背、肩膀和手臂总是被擦破皮。受限于室内场地，一些摔跤动作无法施展，只能勉强容纳队员进行两两对抗训练。孩子受伤了、流血了、皮肤破损了，总能让家长找到各种退训的理由，“我们给队里的每个孩子都上了意外险，让他们在训练中有更多保障，但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受伤是不可避免的”。家长没有看到，其实教练也在草地里陪着孩子们一起摔打。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摔跤，至少一些女生不喜欢，不少男生也对摔跤缺乏兴趣。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国内上映不久，朱志辉把它下载在电脑里，一到六年级挨个班级播放，盘踞在女孩们内心深处对摔跤的抵触感开始慢慢消解。一年一次的摔跤艺术节也应运而生，写作好的孩子“写摔跤”；爱画画的孩子“画摔跤”；舞蹈基础好的孩子“跳摔跤舞”；还有以摔跤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两两对抗之外，寻找摔跤的的感觉，体验摔跤带来的成就感。 首届艺术节中，一幅简笔画让朱志辉印象深刻。画中两名摔跤运动员正双臂拉拽，一名运动员咬牙切齿，憋着一股劲做着夹颈背的动作，试图将对手快速过背摔倒在地，另一名运动员已双脚离地，瞪圆了双眼。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竟能把摔跤画得如此逼真传神。”更让朱志辉惊讶的是，这名女孩从未学过画画，为了更专业地表现摔跤，她常抢过父亲的手机，搜索有关摔跤的资料和图片模仿学习。 可把时间拉长了看，这位小学校长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省队、国家队，每个孩子天赋不同，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概率极小，摔跤给了孩子另一个出路，但能走多远，没人能保证。 朱志辉开始意识到，过于强调摔跤，孩子们其他的天赋和才艺被忽视了。于是，书法、美术、舞蹈等兴趣小组活跃起来，校内没有专业力量，学校从校外聘请了当地农民画家等辅导、授课。体操课、围棋课、足球课、乒乓球课等体育类课程也日渐丰富。长沙的一家篮球俱乐部主动找到朱志辉，将它们开发的花式篮球课程免费提供给麻小使用。 4年前，国内一家知名短视频内容平台找到朱志辉，以摔跤队员彭梓鑫为主人公拍摄一个视频短片， 短片播出后，朱志辉接到无数爱心人士的电话，都是要资助这个孩子的。朱志辉一律拒绝了，“政府、学校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正常的关注，这就够了，过度的关注，可能会产生坏影响”。 两年前，麻小摔跤馆启用，馆内铺上了专业摔跤垫，楼道和走廊的墙上照片一张挨着一张，有人来学校参观、拜访，朱志辉会引着他们从墙上的照片看起。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孩子们比赛的瞬间和摔跤队的发展历程。在大多数农村家长不知道奖牌是什么的年代，朱志辉把它们陈列在摔跤馆里，放大孩子们的闪光点。 麻小渐渐成了小有名气的摔跤学校，可朱志辉的治校思路却变了，“重要的不是培养冠军，而是通过摔跤这个载体，培养孩子们终身参与体育的兴趣。”他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体教结合，培养健康、阳光、自信的少年。 早上8点，早读声渐渐安静下来，学生便开始他们的第一项体能训练――全程1000米的跑操。跑操过后，学生们开始练习5分钟的摔跤操。摔跤操是朱志辉和体育老师共同琢磨出来的一套普及摔跤动作的课间操，全校学生不论年龄、性别，都要练习。朱志辉还将体育课安排为两节连堂课，确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上一次80分钟的摔跤专项训练课。二年级安排最基本的柔韧、滚翻力、肌肉拉伸力练习与游戏，三、四年级学习夹紧背，抱背摔等简单动作，五、六年级进入两人对抗摔跤实战训练。 农村家长对体育的轻视是与生俱来的，在“体育能有什么出息”的质疑中，麻小摔跤队也立下了自己的规矩，朱志辉和摔跤队的孩子们约定，如果期中、期末连续两次考试文化课成绩都在及格线以下，就不能继续参训，也不允许代表学校或摔跤队外出参赛。 他想要传达的信号是，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必须要有文化成绩作支撑，不爱学习的人，永远成不了高水平运动员。 “以体育人”成了朱志辉常挂在嘴边的办学理念，还被写入麻小的办学目标。 “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让孩子们有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体悟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感，提高抗挫折能力。” 每个月的学习榜样评比，学校特意单列了体育这一项，不只是文化成绩好的学生名字和照片能出现在宣传栏里，体育成绩好的孩子在荣誉墙上同样有一席之地。 正是摔跤方面取得的成绩，给这所山区学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2020年，武功山管委会招聘了15名在编老师，有11人被分到了麻小任教。学校还挂起了3个“国字号”招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如今的麻小有装备标准的体能室、摔跤馆。今年，政府投入2500万元对麻小重新规划和扩建，新的教学楼将于年底全部落成。朱志辉介绍，未来将有一个更标准的运动场拔地而起，摔跤训练馆也会迎来扩建。 2020年9月，朱志辉入选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首届“以体树人”杰出校长评选10强。已过不惑之年，朱志辉的头发白了大半，笑起来，皱纹悄悄爬上了眼角。不训练时，他喜欢一个人背着手站在操场上看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见到独自在角落的孩子，就主动上前聊聊天。 记者 陈卓琼 (责编：何淼、杨光宇)

原标题：放飞 　　10月21日，在江西省航空运动学校桐坪通用机场研学基地，江西省吉水县八都中学学生正在放飞自己制作的航模。新学期开学以来，江西省吉水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广泛组织开展“树立飞天梦想 做科技接班人”活动，为学生打开航空科普大门，培养他们的动手、动脑、团队合作能力。 　　廖敏摄/光明图片 (责编：李依环、马昌)

“同济给我们修好桥铺好路，我们再也不用为出门担心了！”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诺邓镇永安村的杨奶奶，拉着同济大学校长陈杰的手激动地说。 “虽然公路就在江对面，但是因为没有桥，我们到镇上去赶街、办事要绕远，趟着河床走过去，来回要多走两三个小时，一到雨季四五个月出不了山。现在有了新桥，几分钟就到了对面公路上。”你一言，我一语，望着远处刚刚通车的永济新桥，陈杰一行同乡亲们围坐在杨奶奶的屋里唠起了家常，窗外天高云淡，院子里绿油油的青葡萄坠满了架子，门口的石榴树长得正好。 永济新桥开通仪式现场，同济大学校长一行和村民们合影。江平 摄 说起同济大学，云龙县上到耄耋老人、下到童稚小儿几乎无人不知。自2013年以来，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同济大学定点帮扶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在校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云龙县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1%降至2019年的1.35%。2020年5月16日，云龙县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同济大学积极发挥人才智力与学科优势，着力在规划编制、教育扶智、医疗服务、产业支持等方面精准施策，用实际行动在滇西大地上书写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 精准规划 改善公共服务帮到心坎上 云龙县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最西部，地处横断山脉南段“三江并流”纵谷区腹地，总面积4400平方公里，其中98%以上为山地，人们世代生活在高山峡谷之中，曾是集“民族、山区、贫困、偏远”为一体的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大理州考察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如何为云龙县规划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城镇化道路？同济大学首先想到了自家的传统强势学科――城乡规划。学校率先选派规划、环境、材料和新农村建设领域的专家赴云龙实地考察，厘清了云龙县扶贫开发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障碍和瓶颈问题，并与云龙县协商明确了“规划引领、重点突出、整合推进、精准帮扶”的扶贫方针，以城乡规划统筹各项扶贫工作。 2013年7月，同济大学组织开展《云龙县县城总体规划》和《云龙县漕涧镇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将其县城定位为县域的服务中心，不发展大规模工业，集中打造美丽宜居白族特色小城，以旅游、文化等服务设施建设带动县城周边区域的发展。这种城镇化路径避免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核心带动地区和民生项目。 在明晰的规划指引下，校地两方发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八年间日拱一卒，以滴水石穿的韧劲改变了昔日云龙县的落后面貌。 云龙县辖下的永安村分布在�a江峡谷两岸，江水阻隔给两岸群众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2019年陈杰带队考察到此后，决定把解决交通出行、改善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帮扶的重点，募集资金260多万元建设永济新桥。今年六月份正式落成通车，这座桥解决了云安旧宅、罗坝山等4个村民小组500人的出行困难。 时隔一年，陈杰再次带队来到永安村，这里的变化有多大？ “去年五月份，我第一次来到永安村，山上全部都是土路，路旁就是悬崖。只能乘坐越野车上山，其他车根本上不了路。我们的车在后面行驶，只能看到前面车扬起漫天尘土，看不见车的影子，路况非常危险。今年我们再次拜访永安村，是乘坐面包车上山的，道路全部硬化。去年老乡们驾着毛驴驼着农产品去赶街，今年我们看到村民院子里停着小汽车……这些都是我们同舟共济、携手相助的有力见证。”陈杰感慨地说。 同济大学校长一行在西罗坪隧道施工现场 江平 摄 永济新桥让永安村村民走向了小康生活，而即将贯通的4条高速公路则为云龙县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没有高等级公路一直是云龙县各项事业尤其是产业发展的瓶颈。《云龙县县城总体规划》从促进城镇布局出发，修正了云南全省高速路网云龙段方案，精心设计了县域高等级公路网。2016年11月，大理―漾濞―兰坪段高速公路正式开工，将云龙县段包含在内，云龙县实现了高速公路“从0到1”的突破。在同济大学的推动下，云龙县2022年将实现4条高速公路贯通，成为滇西交通枢纽，彻底改变云龙交通困阻的现状。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一行在西罗坪隧道监控中心了解工作 江平 摄 六月的云龙县人民医院，一年两次的“同济・云龙医疗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医师通过手术演示、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专科义诊等多种形式开展医疗服务。7年来，附属同济医院、东方医院、肺科医院、口腔医院累计选派专家17批次170余人次赴云龙举办医疗帮扶活动，培训当地医生3200余人次，为云龙县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现在到云龙县，可以看到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和医院。在同济大学的帮扶下，我们县人民医院硬件设施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从基础较弱的‘差生’变成了排得上号、拿得出手的‘新名片’。从高速公路到教育医疗再到我们的文化场所，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提升。”云龙县县委书记段冬梅说。 陈杰校长一行在云龙县人民医院现场听取学校对医院的帮扶情况 江平 摄 产业造血 因地制宜拔穷根 隐匿在云龙县城以北深山里的诺邓，曾经是盐马古道的中心，这片风水宝地拥有“太极锁水”的震撼奇景。近2000年历史的盐井是大自然的馈赠，盐与火腿的完美结合让诺邓火腿因《舌尖上的中国》而名扬四海。除了“千年一味”的诺邓火腿，云龙县的麦地湾梨、云龙茶、诺邓黑猪、云龙矮脚鸡等特色有机产品也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还有核桃、黑木耳、蜂蜜等众多原生态绿色农产品……这些特色农产品只要加以利用和推广，便可蜕变成云龙人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然而，云龙县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的步伐。山鸡肉质鲜嫩，但过高的运输成本让合作社与饲养农户无法承受；大栗树茶浓重醇厚，但推广力度不够难以带动茶农增收致富……为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手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云龙优化完善产业规划方案，厘清产业发展重点，突出发展高原生态农业，用“互联网+”和品牌推广等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增值。 走进当地龙头企业――云龙县丰农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调研团察看了新建的粗粮加工生产线，了解疫情期间农特产品销售情况。2016年起，同济大学以销售扶贫为牵引，在原料加工生产、线上线下销售、后期管理服务各环节开展精准帮扶，推动丰农公司整合带动当地70多家企业、合作社和上千户贫困群众，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上下游贯通，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壮大。2020年，同济大学将继续加大帮扶力度，投入90万元支持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并将于8月组织当地管理干部和农村产业带头人赴同济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黄岩）开展专项培训。 云龙县因“澜沧江夜覆云雾，晨则渐升如龙”而得名，其奇丽壮阔的高山峡谷风貌令人流连忘返。县内有13个古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其中，诺邓村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之一，有千年白族村的美誉。 2016年，云南省提出三年行动计划发展全域旅游。在利好政策的引领下，同济规划团队编制了《云龙县全域旅游规划》，深挖人文资源价值，重新整合自然资源优势，盘活旅游产业资源。重点打造县城旅游服务中心、天然太极景区和诺邓火腿小镇。同时加快盐马古道国家步道的基础建设和宣传推广，建立特色村庄旅游引导体系。目前诺邓古村、天然太极、虎头山等景区基础设施正逐步建设完善，累计投资达2.29亿元。旅游从业人员大幅增加，年均游客增长30%左右， 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126.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8亿元，同比增长63.5%，占GDP的13.8%，旅游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陈杰校长一行与同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云龙分团的合影 江平 摄 教育扶智 留住乡愁播种梦想 2019年7月18日，一封来自云龙县第一中学的喜报在县里炸开了锅。 “云龙县关坪乡自新村宅后登组的农家学子杨敬笔，历经三年苦读，在沪滇帮扶、国家高校专项计划的助力下，被同济大学工科实验班录取，圆了云龙一中人多年的同济大学梦。” 这个消息给云龙县百姓们带了极大的鼓励和震撼，因为大家对同济大学、同济师生太熟悉了。支教老师、学生夏令营、驻村干部、调研专家……同济人在云龙县用真心换真情，形成了一个响亮的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2014年和2016年，同济大学先后在云龙县团结中学、长新初级中学设立支教点。6年来，已有30名同济研究生在当地开展支教服务，持续接力，补齐当地师资短板，促进了当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建设，教育扶贫更应关注文化传承。早在2013年，同济大学学生彭婧，因暑期社会实践第一次来到诺邓古村，在开展村落调研时发现诺邓乡土文化资源丰富，但当地青少年对家乡文化知之甚少、对家乡发展不甚关心。虽然当地教育硬件设施在多方努力下已得到较大改善，但素质类课程，特别是乡土文化教育课程极度匮乏。于是彭婧组建起美丽乡愁公益团队，以乡土文化教育为切入点开展了持续6年的系列教育活动，出版《诺邓乡土文化读本》，并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操作工具包。在2018年夏天，美丽乡愁公益团队还引导村里22名儿童办了一场《我的未来我的家》线上线下展览，孩子们化身诺邓形象大使为观众讲解家乡文化，吸引了300余名观众到场、线上关注达到6万人。 2019年春天，在千里之外的同济一・二九大楼中，一座梦想教室主基地落成，将服务于向乡村输送优质教育资源，以教育扶贫推动乡村振兴。第一堂三地互联的梦想课堂从同济发射，走进江西瑞金叶坪中学和云南云龙团结中学，同步开展授课。梦想课堂融合乡村基础教育与当地特色文化，开展“寻乡”“知乡”“守乡”三个阶段课程，通过问题导向式课程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为孩子讲述乡村故事，陪伴孩子做乡村守望者。一年来，梦想课堂开展授课百余场，覆盖学生5000余人次。 同济大学校长一行与梦想课堂的学生们交流 江平 摄 教育精准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核心举措。2020年，同济将继续为云龙一中建设2间智慧教室，让网络技术走进课堂，开启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使云龙学子得到更优质的教育。 一间间梦想教室在云龙县中小学落成、投入使用，一门门带有同济烙印和同济温度的特色梦想课程，跨越千里，传输到当地中小学生眼前。云龙孩子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长大了要到同济去上学。同济大学不但让孩子们有了可供追逐的梦想，更为云龙县注入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教育脱贫攻坚也到了最后冲刺时刻，高校正在扶贫与扶智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责编：杨光宇)

原标题：自驾西行手记 父子俩的“男孩节旅行” 　　大果儿今年满四周岁。自从我们有了孩子，母性爆发的果儿妈，对儿子的宠溺犹如滔滔江水，甚至拒绝了各种出差，为的是孩子晚上睡觉能有妈妈的陪伴。儿子在三岁前从没有离开过妈妈的怀抱。 　　不过当爹的看到儿子整天腻在妈妈怀里撒娇耍赖，提各种无理要求，确实有些焦虑。于是我打算创造一些让孩子暂别妈妈的机会。“男孩节旅行”――是我和儿子一年一次的约定。从去年他三周岁时开始，今年是第二次。不同的是，去年坐火车，今年自驾。 　　我和儿子今年的“男孩节”，是从北京自驾，去一千公里以外的陕西，看古城、看黄河。一个星期的旅途，让爸爸和儿子更加懂得彼此，开启男人间的碰撞与交流。 　　行前准备 　　让娃学会“主动享受旅行的每一分钟” 　　独自带着儿子驾车远行，这是第一次。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要绝对保证的。 　　我提前十天开始列旅行清单，包括行车、住宿中吃喝拉撒所需的基本生活品，陆续地把能想到的都列入清单。此外，还会不断地设想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预先安排解决方案和所需物品。比如，长时间的行车过程，孩子难免会无聊、烦躁。提前下载一些汪汪队的故事音频在车里播放，并且让他自己挑选随行的玩具，帮他打发路上时间。 　　预想到持续十多小时的车程，会让孩子感到遥遥无期带来的不安，我还特意给他画了一张路线示意图，每百公里做一处标记。行车时，相应地每开满一百公里或者一小时，就会告诉他。我认为这很有必要，要让他感到我们的长途旅行就像闯关一样有趣。给他足够的体贴和尊重，让孩子主动享受旅行的每一分钟，而不是让他来陪同大人。 　　最后，缺少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妈妈，我需要在车里额外装一个后视镜，以便随时观察后排大果儿的一举一动和精神状态。 　　Day 1 　　长途跋涉12小时车程 　　早上六点半，我们开车出发，沿G5京昆高速向西南方向行进。由于起得太早，上高速不久，大果儿就睡着了。约摸他这一觉至少得一小时，我就要根据他的作息，计划第一次在服务区休息的时间。带娃长途驾驶，啥时候吃饭、啥时候加油、啥时候该停车休息，这些事的时间和频率确实需要用心安排。 　　第一次短暂休息，是上午9点，在G5开出约200km后的唐县服务区。大果儿刚睡醒，赶紧给他吃早饭，并且上下打量着他，看着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我放松了许多。感觉妈妈没在身边，我身体里那堆沉睡已久的深度照顾娃的细胞全部被激活了。 　　简单休整后，我们重新开上高速。透过后视镜看到大果儿正专注于窗外的事物：下着雨的云、路上各种交通标志、形形色色的车辆等等。不时地，他还会问问这问问那，不同于在家的另一面逐渐展现出来了。 　　伴随着我们的各种问题与解答，就到了中午。我们在500km处的太原服务区吃饭、午休。 　　午饭简便而不能简陋――碗装的泡面、午餐肉、桃子和西红柿，还有果儿妈一早给热好、放在保温箱里的肉包子，这一路可把我们给馋坏了。 　　看导航显示，下午的车程还有大约四五个小时。大果儿的一个午觉醒来之后，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开了700km，到达第七个目标了。他拿着一支红笔，在那张路线图上郑重其事地在“7”上做了标记。 　　看他的样子，一定是很在意为他准备的这张线路图。这可能让他感到自己是个得力的助手，或是赛车的导航员。因为这让他有了强烈的参与感。 　　傍晚六点半，我们停靠在山西一侧的黄河乾坤湾，欣赏着壮美的日落。乾坤湾是黄河流经晋陕两省间曲折迂回的一段。因呈现出一幅天然太极图而得名，在两省各有一处观景点隔岸相望。 　　虽是隔岸相望，直线距离只有3公里。但真要从山西这个湾转到陕西那个湾，需要开70多公里的盘山路、历经2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这种亲身的体会，是会给大果儿这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和已经有了很多经历的我，都能带来一些感悟的。 　　或许是一路的兴奋和新奇，累计12小时的车程并没有令大果儿有任何负面情绪。在山顶我们拍了“到此一游打卡照”。照片中他既紧张又强作镇定的表情，定格了我和儿子这愉快而享受的开场。作为爸爸，我感到很欣慰。 　　他在山上，还摘到了几朵野花，说要送给妈妈。我知道，儿子嘴上不说，但是夜幕降临后，新鲜的风土人情就会变淡，想妈的心情油然凸显。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焦躁、不满，相反，倒是全身心地依赖着我。到达客栈后，还会帮我把后备箱的行李一件一件地运到房间，快速洗漱完，就心满意足地自己睡着了。 【1】【2】【3】 (责编：郝孟佳、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