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前，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冠以这样标题的励志故事：“走出大山”。读罢，在深受感动之余，也颇感几分沉重与无奈――大山，那时在人们眼里总是与困难和苦难并列，是通往幸福生活道路上的障碍。 　　近些年，我在采访中走了不少山区，也跟大山里的年轻人有过一些交流。不经意间发现，“大山”这个词，在年轻一代的眼里似乎不再那么沉重。与彼时对“走出大山”的渴望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却喜欢谈论“走进大山”，聊起这些话题时，他们眼里闪着光，心中有憧憬。 　　不久前，我来到西藏昌都横断山区，遇到一对本地创业的80后兄妹，他们告诉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走出家乡的大山，再也不回来。他们的母亲是澜沧江畔的盐民，儿时记忆里，母亲每天从江边背水晒盐，很是辛苦，他们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后来，兄妹俩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但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年后，最终又决定回到家乡，在澜沧江河谷搞起葡萄园，生产特色红酒，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他们的决定让我颇为惊讶――毕竟横亘在这里的可不是一般的大山，而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 　　是什么吸引他们回来？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先决条件。过去，这里的人们靠制贩井盐为生，运输基本靠肩挑马驮，出门一趟，至少十天半个月；而如今，崭新的水泥路修到了镇里、通到了村里，不出一天就能到达四川、云南。这几年，当地的特色井盐制作工艺成了国家级非遗，游客成群涌入，昔日闭塞的小镇，一下子风光起来。当地政府推行优惠政策，鼓励年轻人回家乡发展。头脑灵活的兄妹俩也想借着这股东风，把当地有上百年历史的红酒酿造工艺重新发展起来。这一切让兄妹俩的回归变得顺理成章。 　　像这对兄妹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拘泥于在城市里寻找事业的方向。“进山”，似乎成了一股新的潮流。这些年轻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知识、有想法，思路灵活，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大山里深藏的资源和机遇。在云南普洱，有人在大山里搞起了新型农业，一名海归青年看准消费趋势，联合农户在山里种起牛油果，收获颇丰；在浙江湖州，一群年轻人在大山钻研传统紫笋茶工艺，希望用心做出好茶；在青海三江源，有人在皑皑雪山中搞起生态保护，年轻的巡护队员、科研工作者选择在大山里燃烧青春……大山里不仅藏着无尽的宝贝，还藏着他们热爱的事业。 　　国家各项政策也在为年轻人“进山”铺路。近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好政策为不少年轻人“进山”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更有一批年轻的驻村干部选择来到大山，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致力改善大山里的落后面貌。他们的到来，为沉寂的山村带来激情与活力，也吸引着那些走出山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对敢于追梦、勇于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山”不再让人畏惧，而是让人向往，让人更容易联想到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从“走出大山”到“走进大山”，不仅折射着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也意味着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更预示着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在“走进大山”的新潮流中，年轻人已冲锋在前。当下，“十四五”规划建议已为乡村振兴擘画出更加宏伟的蓝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千千万万高山大川，都能成为年轻人施展抱负的壮阔舞台。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3日 05 版） (责编：孙竞、熊旭)

这次月考的小作文，要求描写四川盆地秋天田野的景象。作为九年级的孩子，又是地道的四川人，这不是难写的题目。然而，我们A班45人，有11个孩子写到了“田野里，金黄的麦浪，丰收在望”；其中有4个孩子，还详细地描写了“沉甸甸的麦穗”；另有3个孩子，写了“绿油油的麦苗，在风中摇曳”的情景。 也就是说，有近三分之一的孩子，不知道在四川盆地秋天的田野里，根本看不见他们描写的景象。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孩子错误的原因，是认为“金色的麦浪很美”；或者是“将记忆中描写麦苗、麦穗、麦浪的句子，信手拈来，没有思考对不对”；也有孩子认为，“麦子是咱们四川很普通的农作物，写它准没错”；只有一个孩子的理由是，“把高粱想成麦子了――高粱不是秋天成熟的吗？” 我们A班的孩子，大多在城里长大，单就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来说，确实算得上优秀。据他们说，他们知道馒头、面包、面条等食物，是用面粉做成的，而面粉呢，就是用麦子磨成的粉。他们还知道，学校附近的面包店里，哪种牌子的面包味道最好，哪种面包真正物美价廉。而且，他们在地理课上，也曾学过有关麦子的知识，不过当时只是把它当作考点记背，至于麦子的播种和收割，以及它们长在田野里的样子，因为没有见过实物，所以也不曾关心。 这件事情，在班级的家长群里引起了热议。“必须给孩子们普及一些生活常识了。”大多数家长这样表示。但也有少数家长不以为然，“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目标是考上名牌大学，找好工作。至于麦子的播种和收割，那是农民的事――不知道也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进步嘛。”这种观点，大概是孩子“五谷不分”的主要原因吧。 我们不否认，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他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到社会上去，在适应社会需要、成就自己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能考试，却连最起码的生活常识都缺乏的人。“按图索骥”“纸上谈兵”，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教育意义。任何学习都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这是不容质疑的啊！ 幸喜绝大多数家长都认识到，这次考查的小作文，看起来暴露的只是不知道有关麦子的常识。可一斑窥豹，显现出来的，肯定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不引起重视，孩子们还会因为别的常识缺失，在考试中丢分，甚至在生活中犯下不该犯的错误。 对于如何弥补的方法，家长们在群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他们得出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恳请老师们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补讲一些常识性知识；其次，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的认知情况，有意识地教导，尽可能地对孩子作一些引领；第三，给孩子们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让他们在阅读中弥补；第四，利用周末、假期，带孩子们去亲近自然，实地观察，近距离去感受生活，等等。 “我的孩子周末要上补习班，抽不出时间啊！”有家长说出自己的忧虑。 让孩子少上一节补习课，不会影响什么。但若能让他从生活中获得知识，得到熏陶，对他的成长功莫大焉。不知道这位家长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作者：詹梅，为四川德阳岷江东路逸夫学校教师）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管好“小饭桌”不是小事 　　提起“小饭桌”，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城市的“双职工”，“小饭桌”解决了“孩子已放学，自己尚未下班”的难题。可是，由于开设门槛低、缺乏相关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参照，一些“小饭桌”食品质量、卫生条件甚至危害儿童安全的问题，不时挑动着家长们敏感的神经。“去，还是不去？”家长犯了难；“不能关、管不了”，也让监管部门头疼，甚至陷入了治理拉锯战。 　　据报道，近日，围绕校外“小饭桌”治理，有的地方将校外“小饭桌”一关了之。但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关停“一刀切”不仅引发社会矛盾，更让不合格的“小饭桌”趁“需”而入。 　　2016年6月，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6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家庭托餐食品安全监管。2017年9月，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4部门印发《关于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的意见》，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小饭桌和家庭托餐等备案登记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201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农村托幼机构食堂、小饭桌规范指导。 　　密集出台的文件给了监管“小饭桌”的底气，大部分地区定期公布的合格“小饭桌”名单，也让家长在选择上稍稍松了一口气。笔者之前生活的城市，把“小饭桌”列为每年的惠民实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们的焦虑。 但“坑”并没有消失。正如报道提到的，“开办地点隐蔽，全面摸清楚校外‘小饭桌’底数相当困难”。再加上教育、食药监、卫健等多部门“九龙治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以至于治标不治本。 　　“小饭桌”问题已然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不仅关系到学生、家长，同样关系到许多以此为生计的人的民生问题。不能一关了之、一罚了之，而应着眼长远，疏堵结合，取缔不规范的，保留规范的，促进“小饭桌”市场健康发展。 　　从更深层次来看，“小饭桌”市场之所以如此火爆，以至于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分一杯羹”，关键是因为“3点半放学”问题的困扰。除了托管，“分身乏术”的家长想不到更好办法来安置孩子。 　　2018年教育部长陈宝生曾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对此，这些年各地以学校为主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比如有的学校推出课后延时服务，暂时不能回家的孩子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老师可以进行课业辅导；有的学校举办课后兴趣班，由孩子自愿参加；还有的建立常态化的校园社工（义工）服务和社区托管免费服务，或者建立校企联合的托管免费服务等。 　　从各地实践结果来看，效果还不错，既消除了家长的担忧，也给火爆的“小饭桌”市场降了温。但这又涉及学校教职工劳动付出的问题，课后延时服务当然不能一味靠志愿者、靠教师自觉来做，否则就缺乏可持续性。 　　管好“小饭桌”，不仅是“小饭桌”自身的问题，其背后是涉及学校、家长等各方利益的整个链条，只有“小饭桌”不再是放学后的孩子唯一选择，才能大大缓解“小饭桌”“僧多粥少”的局面。在长效监管机制下，市场趋向理性与良性发展，家长才可以有更多选择，从而让孩子得到更好的保护。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落实“青少年模式”需家长与平台协同配合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受访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初中学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更高。未成年人如何看待短视频的内容？数据显示，29.7%的未成年人认为多数短视频内容低俗，31.4%的未成年人认为短视频采用的青少年模式用处不大，54.9%的未成年人赞同14岁以下使用短视频应征得父母同意或有父母陪伴。 疫情期间，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过度消费等问题更加突出，有关消费纠纷与投诉也急剧增多。在社交平台、网络论坛上，经常能看到家长发帖吐槽自家孩子沉迷游戏。而很多短视频平台、网络游戏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都可能被贪玩的未成年人轻易破解或绕过。严格落实“青少年模式”，既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平台的技术支持和科学监管。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一些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一键禁玩”模式，很容易被青少年破解。现在，不少青少年成了网游控、手机控、直播控，甚至一些七八岁的小学生对手机、网络、电脑的熟练程度远超成年人。特别在节假日期间，一些父母无暇管护孩子，致使一些顽童身陷网游和直播不能自拔，甚至斥巨资购买装备，重金打赏网络主播。 主观上看，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有家长监护不到位甚至有意无意放纵孩子的原因。一些家长忙于工作或其他事务，无暇顾及孩子，导致孩子沉迷于直播、网游。还有一些家长有意将手机作为“哄娃神器”，主动将自己的账号交给小孩使用，或者专门为子女购置手机以“方便学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一些家长对孩子沉湎网络游戏、短视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观上看，“青少年模式”在防沉迷问题上效果有限，与一些网络平台故意“放水”、放松监管密不可分。目前，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短信通知、关联监护人、限额充值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任何一个网络平台都有能力做得更好，但在吸纳用户、增加活跃度、提高业绩的利益冲动下，不排除一些平台故意留下“后门”，让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孩子“有空可钻”。一些贪玩的孩子可轻易突破防线尽情玩耍、购买装备、打赏，平台则坐收渔利，未成年人权益和父母的钱包成了最大牺牲品。 在信息时代，使用手机已是大势所趋，不能总苛求父母时时刻刻盯着孩子。拥有强大技术支撑的网络平台不能将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而刻意推卸自己的监管责任。2020年10月17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落实“青少年模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父母理当尽到监护职责，对青少年多些关心和陪伴，不能任由孩子沉湎网游或直播。掌握先进技术的网络平台更应尽到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充分运用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短信通知、关联监护人、一人一号、限额充值等技术，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责任。（史奉楚）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从贫困大学生变为“扶贫人” 　　“伯伯，霜降都过了，天气冷了多穿点！”走进贫困户王有荣的家，赵昌芳便亲热地向两位70多岁的老人打招呼，接着扫地、烧柴火……从2019年6月开始参加重庆市彭水县走马乡金银村基层扶贫工作以来，赵昌芳已经成为贫困户王有荣家里的常客。 　　在参加工作之前，赵昌芳是金银村的贫困大学生，“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帮助家里建房子，以前家里房子很破旧，打雷下雨屋里就漏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特别害怕，房子有一面墙挨着水井，特怕井水把墙泡塌。” 　　2019年7月，赵昌芳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彭水县人社局通过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到她的情况，向她提供了一个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从事扶贫工作。“穷怕了，所以对贫困有更多感同身受，对贫困户有更多怜惜之情”。 　　赵昌芳帮扶的王有荣家，儿子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儿媳改嫁，老夫妇靠干农活儿艰难养育4个孙女，一家人生活很贫困。一年前，读中职幼师专业的大孙女王志琼说“不想读书了，要外出打工”。赵昌芳知道后很着急，赶紧跑到王有荣家，拉住王志琼谈心，“我知道你家生活压力大，但无论如何不要放弃，你是3个妹妹的榜样。我上大学时，也曾经想过要放弃，当时是不了解国家政策。目前你家的低保已经审批下来了，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你上学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 　　在赵昌芳的帮助下，王志琼顺利申请到3000元国家助学金，最终没有退学。2020年毕业后，她在一所幼儿园当上老师，家中的贫困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昌芳经常关心我们，和我们谈心，有什么政策我们都向她咨询。”王有荣说。 　　作为扶贫工作人员，赵昌芳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走访，和贫困户联系，了解他们享受政策的情况，并通过表格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乡里和人社部门上报。她有时一天8个小时都在外面走访，经常帮村民做家务。 　　在重庆市彭水县人社局驻金银村干部蔡材梁眼中，赵昌芳工作细致，从来不叫苦，对于帮助贫困户脱贫特别有耐心，也特别有热情。金银村一共有建卡立档的贫困户86户，赵昌芳都登门走访过不止一次。 　　“贫困使她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感受她所做工作的意义，那就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蔡材梁说。 　　赵昌芳出生后被遗弃，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1997年1月10日，赵昌芳的养父赵寿全――一个患有间歇性癫痫的男人把她从路边捡回家，给她取名赵昌芳，1月10日从此成为赵昌芳的生日。赵昌芳与养父赵寿全和二伯赵寿文相依为命。 　　赵寿全自幼家贫，又因患病，至今未娶，打赵昌芳记事起，他就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家，打零工的收入只够他一个人在外的开销。平时，赵昌芳和二伯相依为命，各种开支由二伯负担。二伯小时候因意外失去一只手，终生未娶，他用一只手苦苦支撑这个家庭。 　　“二伯对我就像亲闺女一样，把什么好的都给了我。”赵昌芳说，二伯用五保金供自己读书和家庭开支，他还用一只手干农活儿，种植玉米、水稻，养一些家禽，增加收入。 　　赵昌芳小时候，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有一次鞋子在烘干时烧坏，她只好穿着二伯的鞋子去上学，山路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赵寿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几天后，赵昌芳发现自己的床头摆着一双新鞋，那一次昌芳悄悄哭了，“二伯对我太好了”。 　　在二伯的鼓励下，赵昌芳从小就努力读书，家里的日子很艰苦，但二伯总是带着笑容，他总是说：“娃，你一定要有志向，要多读书，别像我一样没有文化，一辈子受穷，不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6年，赵昌芳顺利考上大学，当时很多人劝二伯：“女娃子读个高中差不多了，专科读出来没什么用”，二伯没有理会，毅然送赵昌芳念大学，“不管多困难也要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赵昌芳产生了放弃学业的想法。“当时二伯年纪大了，眼看这个家就撑不下去了”。 　　也就是这一年，走马乡开展脱贫攻坚大排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2017年将赵昌芳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因学，从此赵昌芳每年有了3000元国家助学金，她在学校也申请了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 　　赵昌芳说：“如果没有教育扶贫政策，我的求学路会更加坎坷，甚至有可能辍学。我感谢周边人的帮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2017年暑假，走马乡政府驻村工作队员马丹奎推荐赵昌芳到走马乡政府参加大学生暑期见习。赵昌芳很纠结，经过慎重思考放弃了这个岗位。“当时，我二伯还有几亩玉米要收，如果我看着他一个人在地里挥汗如雨，自己却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心里会过意不去”。 　　马丹奎说：“这个女娃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不怕吃苦，懂得感恩。”虽然婉言谢绝马丹奎的好意，但这件事让赵昌芳感受到，除了家人还有人真正关心自己并给予无私帮助，“我心里非常温暖”。 　　尽管有助学金，赵昌芳每月的生活费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勤工俭学，大学期间，赵昌芳发过传单，当过图书管理员，做过洗碗工，把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尽力减轻二伯和父亲的负担。 　　2018年8月，和赵昌芳相依为命的二伯因病去世。父亲电话也联系不上，未经世故的赵昌芳完全不知所措。“我只会使劲地哭，面对二伯渐渐冰冷的身体，又伤心又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在我心中，二伯也是我的父亲”。 　　当晚，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忙前忙后，和左邻右舍一起料理了二伯的后事，一切都按照本地风俗进行。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赵昌芳在悲痛中无比感动，在感动中生出浓浓的敬意。“也就是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身处困境的人”。 　　2018下半年，赵昌芳家享受了D级危房改造政策，从破陋的房子搬入虽不宽敞但是明亮整洁的新家。 　　2019年，赵昌芳面临实习，走马乡党委政府接受她的申请，为她提供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工作看似很简单，走访核实贫困户的基础信息，然后填写到扶贫手册和各类基础信息台账上，这些工作枯燥而繁琐，走访过程中还免不了看人冷脸。 　　村里的贫困户李刚（化名）一个人养育4个孩子，不愿意出去打零工，也不愿意干农活儿吃苦，长期有等靠要的思想。赵昌芳去他家走访时惊呆了，家里可以用清锅冷灶、一贫如洗8个字概括。他家门口就有一片地，可以种一些蔬菜，但他从来都不去种。“叔叔，您和孩子不需要吃蔬菜吗？”“哎呀，我干不了活儿，太阳一晒就头疼。”李刚一脸不高兴。 　　去外地打工，他说照顾不了在家读书的孩子，驻村工作队给他在近处的工地上找了一些工作，他又嫌累。 　　“别整那些没用的事儿，登记半天也见不到钱，给叔叔说说能给我多少钱吧！”李刚对于信息填写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动笔。 　　“叔叔，您家有4个孩子读书，我可以帮您申请低保，因为是因学致贫，全家每个月可以有2000多元，能够解决您家的生活问题。”赵昌芳一脸微笑。 　　李刚一听，眼睛发亮了，“是吗？侄女啊，还有这种好政策，谢谢你想着叔叔一家啊，赶紧帮我填填表。” 　　“叔叔，我听说您有崩爆米花的手艺，我小时候可喜欢吃了，孩子们在学校时，您可以崩好爆米花，走村串乡出去卖，挣点零花钱呗。”赵昌芳说。 　　这次，李刚眼睛一亮，没有拒绝。很快，李刚家的低保申请批准下来了，赵昌芳欣喜地看到李刚挑着担子上街，满街吆喝卖爆米花。 　　后来，李刚又申请了小额贷款，养了几十只羊，家门口种上了蔬菜，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扶贫工作很神奇，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脱胎换骨。”赵昌芳说。 　　“这个孩子懂事得很，学习能力又强，很快就适应了交办的工作。”对于马昌芳的表现，马丹奎很满意。 　　就在赵昌芳为工作的事发愁时，蔡材梁向赵昌芳介绍了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相关政策，彭水县人社局核实了赵昌芳的基本情况和就业意愿后，为赵昌芳发放了500元离校未就业求职创业补贴，并让她回到原来的扶贫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 　　金银村90%的村民都住在一个高高的山岗上，两边是山沟，村民罗东（化名）一家就住在下面的山沟里，地理环境差，罗东夫妇都年近70岁，儿子、媳妇尽管正当壮年，但都没有工作，儿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到路边的小卖部里玩牌。他家的房屋低矮潮湿，窗户透风，灶台只有半边，属于D级危房。 　　扶贫工作队安排赵昌芳去罗东家调研。那一次赶上下雨路滑，赵昌芳来回一趟花了一个半小时，中饭都没来得及吃。 　　蔡材梁问赵昌芳，发现了什么情况。“两个老人的被褥太薄了，根本无法过冬，能否向乡里打报告申请两床被子给他们”。 　　第二次去罗东家，赵昌芳和扶贫工作队的人扛着两床棉被过去。罗东一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手合十：“好孙女，爷爷谢谢你啦！” 　　2019年，赵昌芳通过申请为他们家进行了危房改造，使用什么材料、如何修建布局，都和罗东沟通，最终房屋建成，一家人住上了干净整洁又坚固的新房。赵昌芳不仅成了他们家最受欢迎的人，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贵人”。后来，扶贫工作队帮罗东的儿媳妇安排了一个扫马路的工作，每个月有1000元收入，老人的儿子也开始勤快起来，外出挣钱，2020年，罗东家宣告脱贫。 　　“通过就业扶贫政策，我从一名贫困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扶贫人’”，现在，赵昌芳每月有1886元的工资收入，也买了五险，家里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并于2019年脱贫。“二伯为我操劳了半辈子，我却没能孝敬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也是我回家工作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希望能多陪伴爸爸。希望二伯在天之灵，能看到我现在的生活工作状态，能为我做的扶贫工作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赵昌芳说，扶贫工作中遇到极个别群众仍然存在“等靠要”思想之类的问题，也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化解。回想自己的经历，她有几点建议：贫困不是苦难，而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要怨天尤人，要努力学习，改变现状。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力所能及帮助其他人，回报社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责编：郝孟佳、何淼)

　　“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的战役，我有幸为教育扶贫出力，感到非常光荣！”在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乡村教师支月英的报告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40年来，支月英在泥洋小学和白洋教学点两所深山学校辛勤付出，将1000余名贫困山区的孩子送出大山，资助2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她的麻花辫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 　　从起初的肩挑手提教学用具和生活用品，到之后骑坏了6辆摩托车，支月英用脚步丈量崎岖坎坷的山路。她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打着手电筒在山路独行；有多少次摩托车坏在路上……“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走下去。”支月英说。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这些年支月英孜孜以求，付出很多。有一年开学，学生刘强没来上学。一如往常，支月英赶紧去家访，一到刘强家就看见他妈妈眉头紧锁，爸爸蹲在地上闷头抽着旱烟。小孩不懂大人的苦，见到支老师来了，哭着喊着要去上学。刘强妈妈哽咽着说：“谢谢支老师过来，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让孩子读书了……”支月英马上从口袋里掏出刚发的工资递给她：“正好我刚领了工资，你们拿去用吧，但是孩子绝对不能不读书。”刘强的父亲含着泪接过钱，深深地鞠了一躬。 　　支月英已算不清，这些年到底为多少个孩子垫付过多少费用。丈夫调侃她：“人家教书可以养家，你教书把收入都搭进去了。” 　　由于支月英长期待在大山、住在学校，无暇照顾家人，女儿抱怨说：山里的学生才是你亲生的。“我何尝不想做女儿的好妈妈，可我把自己交给了山村教育，只能亏欠家人。”支月英说。 　　为了资助更多学生，同时贴补家用，支月英利用双休日、节假日，跟着壮劳力去山里扛木头、拉毛竹。一次跟车装运出了车祸，支月英昏迷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支月英怕耽误上课没有下山就医，因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右耳失聪、右眼失明…… 　　前些年，越来越多的孩子跟着外出务工的父母进城读书去了，泥洋小学只剩下支月英一名老师。后来泥洋小学撤销，家人以为支月英这下可以下山，和家里人团聚了。谁知，比泥洋小学更偏远更艰苦的白洋教学点需要老师，村民联名请她前往任教。“如果大家都离开，山里的孩子谁来教？”支月英再次选择去学校，陪着几十名留守孩子，既当全科老师又当起了妈妈。 　　“一生只为一事来，如果身体允许，我会一直教下去。”如今，支月英已年近六旬，仍然初心不改。(本报记者 顾仲阳)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06日 18 版） (责编：郝孟佳、何淼)

近日，江苏一位家长在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中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这声“怒吼”，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力挺这位家长者众多，为教师鸣不平者亦有之，家长群，到底困住了谁？ 在网传的视频结尾处，那位江苏家长问道：“教是我教，改是我改。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到底谁辛苦？”这一“灵魂拷问”，显然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经历了一天劳累、繁忙的工作后，不少家长还不得不坐到书桌前，不厌其烦地为孩子辅导功课，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不是第一位对此表示不满的家长，可是，如果因此把矛头统统指向老师，似乎也并不公平。在家长群中“任性”的老师，毕竟是少数。在工作时间之外，还要将大把精力花费在家长群，相信也不是每一位老师所期望的。教育孩子、提升成绩，也确实离不开家长的大力配合。现实中，不愿配合老师的工作，甚至对孩子学习不闻不问的家长，也不在少数。因此，老师在家长群里的“活跃”身影，同样透着一份无奈。 老师和家长都没有办法为家长群点赞，这是个老问题，也早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比如，今年10月，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实施意见》就明确指出，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打扫教室卫生、点赞转发各类信息等。 如此说来，只要在家长群中“约法三章”、明确规则，就能避免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冲突，还家长群一份“清净”？恐怕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还是有些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怎么办？”在朋友圈里，也有许多人发出感叹：“怀念没有家长群的日子”。我们当然不必把责任全部推卸给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真要退回到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显然也不现实。眼下，更值得反思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学习的“主角”――孩子本人，为何反倒不见踪影？ 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家长群视作一种现代教育的隐喻：高度精密的教育系统，要求更多人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去，却顾不上实际的效果到底几何。老师不断布置各种作业、任务，家长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辅导孩子，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尽职尽责。可是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学习，到底是谁的事？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最近的热词――“内卷”。当人们把生命虚掷在激烈而又无效的竞争上时，教育也就变味了。不可否认，孩子的学习需要督促、帮助，但古往今来，任何人的成功最终还是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这是一个很简单却又被遗忘已久的道理。或许我们都应该认识到，有没有家长群，和一个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长、天天向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李勤余，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实习生（谢怡君）、熊旭)

原标题：看淡大学排行榜 才能发挥它的正向作用 10月20日，一张排行榜引发了一场舆论狂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News）发布了其最新的中国高校数学学科榜单，名不见经传的曲阜师范大学超过公认的数学强校北京大学，排名国内第一，世界第十九；同样令人意外的还有山东科技大学，它以0.1分的微弱差距紧随北京大学之后，位列第三。 因为与公众认知差距过大，该排行榜发布后也引发了众人热议。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科技大学一下子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 比起揣测两所高校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排在高位，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对林林总总高校排行榜的重新审视。与其对曲阜师范大学等冷嘲热讽， 不如学会真正用平常心看待所谓的“权威榜单”。 其实，每年USNews发布大学排行榜，都仿佛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不仅媒体关注，老师、学生和校友也会转发祝贺。毕竟，高校利用排行，可以竞争办学资源和学生；利用排行，可以提高学校声誉；有时，还要利用排行去给已经毕业的校友一个交代。 大学评价具有复杂性，学科评估也是如此。从正面积极意义来说，大学排名能让高校积极谋求发展，查漏补缺，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实际上，如今排行榜很多时候发挥的，并不仅仅是参考作用。 其实，无论哪个排行榜，都不可能做到全面评价。其指标设计不可能完全科学，评选流程也一定会有漏洞。但偏偏，高校总是被它裹挟。 在高校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认同下，排行榜给大学带来巨大的排名竞争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大学主政者和相关主管部门必须得有定力、有魄力，才能在一张张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威”榜单中，守住初心。 榜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发展水平，但高校发展水平并不能由排行榜完全体现。排行榜有一定的指示意义，但任何评估都不只是为了排名。 高校要重视的，应该是评估的比较、监测和预警功能。重要的不是排名这一冷冰冰的单一数字，而是揭示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原因。 延伸开来讲，我国一些大学在一些主流排行榜中，已经进入到了非常靠前的位置，有时也能勇夺亚洲第一。 同样的，即使拿到了靠前排名，也不意味着高校就顺理成章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有人说过，我国大学的外在可操作性测量指标达到世界前列，但大学的内在，诸如大学治理、大学文化与理念等，仍然和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差距。 曲阜师范大学排名第一的数学学科榜单，在一定程度上戳破了权威榜单的神话，也提醒我们用更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各类榜单。大学的发展是渐进式的，每所学校都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并真正承担起育人的职责。 这些，恰恰是主流排行榜难以体现的复杂性。 如果大家都能像看淡USNews数学学科排行一样看淡其他高校排行榜，自然也就少一些刷榜的怪现象。 对排行榜少点过分热情的关注，给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可好？ (责编：郝孟佳、孙竞)

人民网北京10月19日电（孙竞）记者日前从北京林业大学获悉，我国首部系统研究黄河生态文明的绿皮书――《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2020）》已经编撰完成，即将付印。 绿皮书全面梳理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最新进展，包括1个总报告和30个分报告，分为生态保护和治理篇、高质量发展篇和黄河文化篇3个篇章，内容涉及26个领域，总字数达35万字。绿皮书发布后，将为“十四五”期间黄河流域更严格、更科学的生态保护和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去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列为重大国家战略，北林大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绿皮书是该研究院建院一周年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安黎哲介绍，研究院成立以来新批复立项各类项目21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课题）35项。项目主要围绕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调查、三江源生态建设效益与生态服务功能评估、重要湿地生态功能调控、防护林结构与功能优化、开采矿区生态修复、城镇人居景观质量提升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与服务支撑。 目前，研究院已与沿黄流域11个地方政府、5所高等院校、4个相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支撑服务区域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安黎哲表示，研究院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新型高端智库建设，有效发挥科技平台支撑作用，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产学研合作。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