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0月23日电（熊旭 实习生唐努尔）日前，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北京实践”为主题，第十四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军胜在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体现了首都青年学者自觉的责任担当。他希望论坛发挥好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和扶持作用，推动青年学者的思想交流和理论创新，推动青年学者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展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风骨和责任担当。 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类型、北京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及首都城市治理空间化、法治化和信息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作了题为《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关系型治理”到“规则型治理”》的主旨演讲。刘瑞明认为，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司法的公正性，法律、道德与信息协同发力，才能完善社会秩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于嘉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大城市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指标》。于嘉指出，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呼吁大家关注传统家庭功能作用的继续发挥，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地区差异。 基于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治理研究基地（筹）信息研究中心的研究实践，该校信息学院教授宋威介绍了中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开展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的研究，在公共安全、人员密集型场所的秩序维护等特大城市治理的典型问题上取得的若干成果。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高校“百人工程”专家、青年学者以及师生代表等100余人参加研讨。 (责编：李依环、孙竞)

　　原崇实中学校宿舍楼。 　　杜润拴站在原崇实中学校门口。 　　原崇实中学实验室。 　　7年后，杜润拴还是没有走出肺结核的阴影。 　　他曾是山西省原平市民办学校“崇实学校（又称‘崇实中学’）”的董事长兼校长。2012年5月，这所学校出现了肺结核疫情。截至2012年12月，该校累计发现198例疑似肺结核病患者。 　　2013年7月，疫情结束半年后，杜润拴及家人被刑拘。2014年4月，杜润拴因“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原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办了14年的崇实学校也被关停，3000多名学生、教职工被遣散。 　　杜润拴自称，疫情发生后，“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执行的”。他搞不明白，这场在多份文件中被定性为“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疫情，为什么会为他安上“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罪名。 　　7年来杜润拴一直在上诉。今年已78岁的他，头秃了大半，一条腿也慢慢不好使了。他希望了解清楚的是，肺结核疫情应该由谁承担责任，还有自己当年支付的200多万元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这些问题他至今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一审判决后，杜润拴曾经3次提起上诉。案件经过原平市人民法院3次审理，仍维持对其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原判。2019年10月10日，对于杜润拴提起的最新申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撤销了此前对此案的刑事判决，并发回原平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目前此案开庭时间尚未明确。 　　校长是否应为肺结核疫情负刑事责任？ 　　在杜润拴的印象中，刑拘来得十分突然。2013年6月，学校放暑假后，他从北京看病回来，突然被原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时被公安机关带走的还有在崇实中学帮助办学的杜润拴的大儿子李勇、二儿媳赵东霞和女儿杜咏梅。 　　在被刑拘期间，他听说，自己一手创办的崇实学校被关停了。 　　这所民办学校坐落在原平市崞阳镇，在当地因“管理严格”小有名气，小学部和中学部共约3000名学生，均采取封闭式管理。除九年制班级外，还有几个补习班，其中不少慕名前来的外县学生。一些名声响亮的老师班里能塞进60-70人。 　　据他回忆，2012年5月14日，学校一名班主任向他报告，班里有学生疑似感染肺结核，他们去和校医商量，随即上报疾控中心，配合教育局、卫生局开展防控工作。 　　第二天，原平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新华接到教育局通知，确定有5例结核病病例均出自崇实中学。 　　王新华回忆，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平时疾控中心都会十分重视。但5月在医院就诊的几名结核病患者在登记时，都没有如实反映自己是崇实学校的学生，“有的写成‘等实中学’，有的填写电话是空号”。 　　原平市卫生局、教育局的相关人员立即赶去崇实学校。根据《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共为453名师生和39名食堂炊管人员做了PPD试验（结核菌素实验），发现其中一个补习班的学生PPD强阳性很高，有21例疑似肺结核患者，于是连夜去向卫生局领导作汇报，组织医疗队进驻学校。 　　5月18日上午，原平市教育局、卫生局随即在学校召集学校全体员工大会，决定从当天下午开始崇实学校全校师生放假，利用两天半的时间对学校教学楼通道、水房、宿舍等公共场所彻底消毒、通风。 　　3天后，原平市成立了崇实中学结核病疫情防控领导组，由时任原平市卫生局局长李海军担任组长，主要负责控制这场肺结核疫情。 　　这场肺结核疫情持续了大半年，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据公开文件，截至7月19日，该校累计发现23例结核病患者；截至9月3日，确诊结核病患者达到63人。这一数字直到当年12月才稳定下来，这时，这所学校可疑临床表现者达到198人，未发现新的肺结核患者。 　　在杜润拴看来，到他被刑拘的时候，风波已过半年，事态已算基本平息。 　　在起诉书中，原平市人民检察院称：“2005年至今崇实学校配套设施一直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原平教育局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书，但被告人杜润拴和李勇从未认真执行整改意见……” 　　另外，原平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还写道，“2012年5月份，原平市崇实学校陆续发生结核病疫情，由于该校班容量长期超标，人员拥挤，通风条件较差，造成疫情蔓延扩散。截止（至）2012年12月份累计发现可疑临床表现者198人，已确认结核病患者104人，其中重伤6人，轻伤7人，81名学生休学一年，疫情发生后100多名家长多次到省、市及国家计生委等地上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直接经济损失5492390元。” 　　在2014年法院作出第一次判决后，杜润拴3次提起上诉。2016年5月，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杜润拴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一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名被撤销。 　　2012年7月，杜润拴的二儿子杜永聪代表崇实中学和王新华参加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学校结核病疫情分析研讨会”，在那场会议发布的《调查报告》对疫情进行分析时，称因“同一学期内，短期内出现23例病人，其中肺结核18例”；“班级聚集性和宿舍聚集性明显”，根据《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试行）》，判定为一起学校结核病公共卫生事件。在会上全国有5所学校因发生和崇实中学相似的情况作了报告。 　　杜润拴的辩护律师认为，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公共卫生事件不是责任事故，学校不是主要责任主体，校长不应是赔偿义务主体。”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简爱告诉记者，根据刑法138条关于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规定，如果直接责任人员履行了报告义务或采取了相应措施，那么就不构成本罪；反之，如果未及时上报、拖延隐瞒而导致了重大伤亡事故的，根据刑法应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犯罪主体而言，校长作为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且对校内教学设施情况和疾病预防和发生具有核查、上报之责，因此可成为本罪的“直接责任人员”。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张泗汉教授认为，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原意是明知校舍、包括教育教学设施存在重大隐患，不及时报告，不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导致人员重大伤亡。但目前没有证据说校舍存在安全隐患，结核病不是因为校舍不安全因素造成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一审判决中，判定杜润拴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忻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6份重伤鉴定文书，被鉴定对象均为崇实学校的患病学生。 　　杜润拴对这些鉴定文书提出质疑。其中在一名女孩的鉴定文书中，专家会诊意见认为“前期手术与结核感染有因果关系”。但他当时查询该学生病历显示，当年5月她因突发阑尾炎进行了阑尾切除手术，当时医院的肺结项目检查并未发现她患结核病，直到当年8月30日才发现首次患病。 　　对此，记者联系了忻州市公安局，该局刑事技术处法医的答复为：根据2013年8月29日至31日专家会诊意见，出具了鉴定文书，对14名学生的身体损害情况作出了鉴定。鉴定的主要依据为：第一，办案部门确定该起事件为刑事案件；第二，刑事案件中对于造成十几名学生身体器官遗留中度或重度功能障碍的后果，需要进行鉴定；第三，肺结核病为结核菌传播，符合鉴定条款中生物性损伤致人体组织、器官结构轻度或重损伤或者部分功能障碍或严重障碍的比照条款。 　　对此，简爱表示，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提出质疑。 　　目前，杜润拴已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但法院尚未对是否同意调取病历、是否同意重新鉴定、是否同意鉴定人出庭作证作出正式回应。 　　哪方应为肺结核疫情埋单 　　杜润拴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肺结核疫情扩散期间，他组织过学校班主任去医院、患病学生家里探望，还给部分家庭500元左右的慰问金。此前在对全校师生进行肺结核筛查时，疫情检查费用共48240元，也由学校支付。学校还曾给部分患病学生的家长出借了一笔款项，如今只留下了一堆借条，前后加起来也有25万多元。 　　原平市教育科技局时任纪检组长李万军告诉记者，崇实学校拿过的那些钱，后期已经满足不了家长们看病的需求。最后原平市政府花了大约三四千万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都进行了投资”，才让事态基本平息。 　　在2012年这场肺结核事件爆发后，李万军接手了这件事的善后工作。他回忆，当他参与时，患病学生家长对此事的处理不满。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曾经出现过一段混乱的情况，“他们什么时候要看病，拿多少钱，都给他拿，打个条子就能拿钱”。原平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善后办”，让家长到医院统一看病，由政府统一报销，才慢慢规范了。 　　在杜润拴收集到的一份《崇实中学肺结核患者信息统计表（211例）》的名单里，详细列出了当时患病学生、家长、炊事员、教育局负责通知的干部等治疗情况和卫生局、教育局、善后办付费情况。表格显示，从2012年5月至2013年12月，共有211例肺结核患者登记在册，但表格并不完整，只显示部分人领到了教育局或善后办的抚慰金，其中有登记的补偿金额最多的患者得到了26万余元。 　　一名要求匿名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当时被查出结核性脑膜炎，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前后进行腰穿16次，后来去北京就医，为此休学了两年，他们前后花费的医疗费用大约20万元。他不愿回忆这笔费用由谁支付，“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已经得到补偿了，不想再回忆，想起来闹心得很”。 　　希望摆脱这场肺结核的阴影 　　杜润拴回忆，校园里的疫情到2013年春才慢慢平息。虽然部分患病学生家长依然在向政府反映问题，但学校已慢慢步回正轨。 　　当年5月，崇实中学仍在正常招生。杜润拴说，因为2013年学校中考成绩不错，他们招到了500多名学生，并向他们收取了部分学费和宿食费。 　　但他们等来的不是新一学年的开学人潮，而是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通知和自己的牢狱之灾。 　　在李万军看来，学校在疫情暴发第二年的突然关停，与时任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接待一批上访家长有关。 　　在当地媒体《忻州日报》2013年7月3日的报纸中，记载了董洪运对此事件提出的五点意见，包括“立即启动调查问责机制，对这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对崇实中学校舍容量、卫生管理等各方面办学条件不达标的问题，原平市政府要责成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严格检查，督促学校彻底整改，限期让其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 　　李万军告诉记者，2012年8月原平市教育局曾向崇实学校发布文件，“责令该校今年停止招生”。那份文件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5月10日-6月5日，我局对全市民办学校统一进行了2011年度年检评估，根据年检评估得分汇总结果及崇实中学发生肺结核传染病事态发展状况，经原平市教育局局务会研究，崇实学校定为不合格学校。” 　　对于“停止招生”的建议，杜润拴认为只要整改完成就没有太大问题。李万军也承认，尽管教育局发出“停止招生”的通知，他们当时的主要目标还是敦促崇实中学积极整改，早日恢复办学，“因为如果不继续办的话，学生去哪儿？老师怎么找呀？” 　　当时在学校管理后勤的李勇回忆，在教育局的监督下，他们整修了不少地方，比如在水泥地面贴上防滑垫、购买消毒器械等，前后花费了约200万元。在第二个学期开学前，李勇还应教育局的要求将“办学启动资金”310万元转入教育局的账户。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教育局批过了他们的整修，办学依然能正常进行。 　　目前记者联系原平市公安局、检察院了解关于此事的具体情况，均未得到明确答复。 　　在这次肺结核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不只有杜润拴一家，李万军告诉记者，在忻州市纪检委介入调查后，23个教育局、卫生局的相关负责人被免职或受到相应处分。 　　6年来，杜润拴很少回到这个自己一手建起的学校。如今校园各处长满了荒草，教室门上贴的封条都已在风雨中剥落，一些寝室门上的玻璃窗还贴着当时住宿学生花名表，字迹已经褪色。只有当年学校的保安队队长受杜家人之托依然守着学校。 　　一些当时患肺结核的学生，也在这两年陆续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许多家长已不愿回忆起那场肺结核事件，一些家长告诉记者，孩子至今仍然没法摆脱肺结核的阴影，身体一旦有些小毛病，他们就担心害怕。有的孩子至今不敢告诉学校、工作单位自己曾患过肺结核的事实，“怕被别人看不起”。 　　杜润拴还在为这场官司奔走，希望能有朝一日能摆脱这场肺结核的阴影，继续他的民办教育事业。 　　记者 江山文并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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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李依环/摄） 人民网北京9月30日电（李依环、实习生唐努尔）29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澳门教材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教社合作编写了中小学《历史》《品德与公民》《地理》教材。会上，中宣部出版局、教育部教材局等主管部门领导，以及教材主要编者、学界专家等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2007年以来，依据“爱国爱澳”的教育总目标，围绕当代社会对澳门青少年提出的公民素养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教社合作编写中小学教材。经过13年的持续努力，双方目前已完成《品德与公民》《历史》《地理》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任务。同时，双方今年正式启动相关教材的英文版、葡文版翻译工作，预计2021年完成出版并投入使用。 会上，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宋凌云表示，教材是文化传承、以文化人、教书育人的重要载体，是现代课程内容的主要依托，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关键要素，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人教社与澳门政府合作编写的澳门教材具有开拓性、示范性、引领性，统编三科教材和澳门教材将是人教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两笔，甚至是可以写在国家教材发展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 对于此次合作编写教材的经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表示，一是秉持为国育才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双方精诚合作、凝心聚力；二是遵循编研一体的规律；三是严把政治关、科学关、适宜关，立足当地，凸显特色。 据介绍，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教材编辑多次前往澳门进行实地考察，充分征求当地专家和教师的意见，在教材内容、主题设计，以及方法选择上带有鲜明的澳门特色。黄强谈到，在本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澳门教青局全程指导，帮助编写组明确目标，双方相互尊重、充分沟通，形成共识，极大提升了澳门教材编写的效能。在教材推广使用阶段，90%以上的澳门学校都选用了这套教材。 “在未来的教材建设过程中，集团将继续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逐步丰富教材合作编写体系，不断探索内地与港澳地区合作编写出版教材的有效路径，共同谱写我国教材发展的华美乐章。”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殷忠民表示。 当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北京大学教授孙熙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小兵、北京市黄城根小学副校长王莹等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专家们认为，内地与澳门合作编写教材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澳门教材的出版和使用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希望今后能够在国家教材建设工作整体部署下，继续探索灵活、高效的教材合作编写方式，为港澳地区教材建设贡献力量。 部分教材封面图（人教社供图） (责编：李依环、熊旭)

　欧亿登陆线路【主管Q:58255957】新学期开始了，“开学标配”关注度随之提升。现代社会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如今的大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寒碜”了。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条件允许的家庭，一般也会给孩子配备手机和电脑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学标配”可以漫无止境。据报道，有些大学生的“开学标配”除了电脑、手机、欧亿娱乐注册平板“老三样”，还增加了数码相机、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新三样”。单这六样配齐最少也要3万元，如果样样都是名牌就更高了。显然，这样的“开学标配”有些过度。 　　大学生需要怎样的“开学标配”？这个问题因人、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不过，现代社会的消费好比一个“无底洞”，欧亿代理1970这个“洞”是深是浅，关键看消费者本人如何控制。家长不能一味满足大学生的过分要求，以免助长孩子无节制的消费价值观。大学生也应该体谅父母的艰辛，勤俭节约，让“开学标配”和日常消费多些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