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职场荣枯线：35岁成了跨不过的“坎”？ 一位朋友找工作，找得唉声叹气，一问，才知道卡在年龄上了。年过35岁的她，几乎处处受限。 职场上的残酷，在年龄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教授曾经以1995年到2005年上海和成都两市30万份招聘广告为样本分析得出，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所提的年龄普遍在35岁以下。曾有报道称，超过八成的35岁以上求职者都感觉自己在求职过程中遭遇了年龄歧视。 网络戏言，“35岁前是人力资源，35岁后是人力成本。”可是36岁跟35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为什么35岁能做的工作，36岁就做不了？ 当然，除了“35岁现象”，年龄歧视还有很多表现形式。去年，武汉一菜场发布了一份《入驻须知》，要求菜市场内的女摊贩不能超过45岁，男摊贩不能超过50岁。这让菜场内的许多商贩人心惶惶，年纪大了，连卖菜都不行了吗？ 一份工作需要的，是能够胜任的人，而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人。这个道理如此简单，恐怕没有人不明白。可是，为什么一到了设置求职门槛的时候，年龄就成了跨不过的“坎”呢？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我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逐年升高。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已经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越来越多，而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人群占比大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换句话说，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在逐渐上升，而职场上对于劳动者年龄的限制，却不见松动。这就让中年人成为“就业困难人群”。 此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比达到18.70%，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将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这也说明，社会劳动人口平均年龄还将继续上升。那些中年“就业困难人群”，恰恰正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事实上，以现代人的健康水平，即使人到中年，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何况，年龄的增长还会带来工作经验的增加。“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状况，会让他们更加珍视获得的工作。然而，这些“加分项”似乎并不能打动很多用人单位。 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由年轻而至年老。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只靠年轻人来创造财富、推动发展。将年龄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某一职位的依据，显然不合理。这不仅是对劳动者个人的歧视，更会造成整个社会极大的人力资源错配和浪费。曾有学者指出，年龄歧视已成为我国就业中最普遍的一种歧视现象。 尽管如此，因为职场年龄歧视而发生的纠纷、提出的诉讼却不多。这或许是因为，目前社会对年龄歧视的认识还不够深，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歧视，甚至还觉得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我国《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并指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年龄歧视的概念。这当然不能说明年龄歧视是合理的，只是这个概念没有直接在法条中体现出来。但这也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边界相对模糊，认定也就相对困难。 因此，这些年来，曾有多位代表委员在两会上提出，对劳动者设置不合理年龄限制，妨碍了社会效率和就业公平，应积极减少就业年龄歧视，建议将禁止年龄歧视写入法律。 在影片《实习生》中，一位70岁高龄的老爷爷应聘成为年轻女老板的实习生，并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和好感，故事温馨又励志。年龄本就不该成为就业路上的羁绊，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这才是人力资源流动的合理方向。消除职场年龄歧视，保障每个人的平等就业权，别让现代人一边越来越健康长寿，一边又困在年龄歧视的牢笼中。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孙竞、李依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教育部指出，今年以来，受暴雨洪灾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部分家庭生活遭遇困难，要确保受灾情疫情影响学生应助尽助，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安心就学。 《通知》要求，要确保受灾情疫情影响学生应助尽助。学生入校后，各高校要尽快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摸排，详细了解受暴雨洪灾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传解读，让学生了解国家资助政策，消除后顾之忧。要扎实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认真细致做好受灾情疫情影响学生的各项资助工作。 近期，各地高校陆续组织开学。《通知》规定，要确保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温馨便捷。各高校要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配合，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工作方案，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立“绿色通道”专区，简化报到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保护学生隐私，确保所有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通过“绿色通道”入学。要根据实际对存在特殊困难的学生发放困难补助及必备生活用品，保障他们入学后的基本生活。 《通知》明确，要确保国家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各地各高校要会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及时宣传落实新出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合理确定学生贷款额度，满足学生实际需求，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要做好国家助学贷款新旧政策衔接工作，确保助学贷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要创新工作方式，简化办理程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受理效率，避免出现学生、家长排长队等候和往返奔波的现象。 《通知》要求，要确保资助政策落实精准有效。各地各高校要统筹各项资助政策和各类捐资助学项目，避免重复资助和遗漏资助，提高资助工作精准度。要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国家助学金受助档次，并及时足额发放。要关注特殊时期助学贷款学生的还款情况，适时启动还款救助机制，减轻学生还款压力。要完善特殊困难救助机制，对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学生进行紧急救助，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学习。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双减”组合拳如何直击减负难点 　　“97.5%的家长对学校新学期减负提质各项措施和成效表示满意，其中六成以上表示非常满意。”中办、国办“双减”文件出台两个月，落实成效如何？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的直报信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晒”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学生学习回归了校园，在家写作业时间短了，课后生活更丰富了……一系列政策带来的改变让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满足感。“双减”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如何协同发力，让惠民政策进一步落地、见长效、久久为功？教育部近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创新监管、规范管理，治理培训机构收费乱象 　　在上海，今后不少中小学生家长可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家长告知书”。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介绍，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监管难”问题，上海市积极探索“银行定期划扣”等新型资金监管机制。消费者预付的培训资金由开设在商业银行的专用账户收取，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随时要求银行申请停止划扣培训资金，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目前，上海借助行业协会等力量，积极推广商业银行和培训机构“双承诺”机制，并通过“家长告知书”等形式鼓励家长优先选择已实施“银行定期划扣”等有效保障预付资金安全机制的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周期长、乱收费、“卷款跑路”等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弊病。北京市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在重申3个月或60课时收费上限基础上提出，如周期和课时收费并存，机构只能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防止通过调整课时变相“长收费”。天津市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将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做好重点管控，对部分大型培训机构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经济鉴证。浙江金华市打造了校外机构管理服务平台，联合银行开发培训费第三方托管，开设培训机构资金专户，采用“一周一付”形式支付，防止“卷款跑路”情况发生。 　　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示，通过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坚决防止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通过推动学科类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让校外培训回归公益属性。下一步将继续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培训机构的预收费监管。 　　科学审核、强化协同，抵制隐形变异违规培训 　　“9月7日，金华市婺城区在全省首次开展培训项目鉴定工作，专家组对‘雏英教育’培训机构申请的2个不明确项目进行现场鉴定，其中1项当场被确定为非学科类，1项由市专家组确定为学科类；近期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一民房内开展违规培训，根据举报内容，我们及时联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现场检查。联合执法机制使行政执法部门提前介入，避免出现因标准不同重新取证情况。”浙江省金华市教育局局长楼伟民提到“双减”工作落实的两个“小细节”。 　　据悉，金华市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由教育、民政、市场监管三部门联合制定“营转非”方案，为转登工作开设便捷通道；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实施分类管理，严格学科类别鉴定。成立市级学科鉴定工作委员会，分别组建市县学科鉴定专家组，负责学科鉴定工作，并强化职能部门联动检查，综合执法联动衔接，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如何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合理有序转型，抵制“挂羊头卖狗肉”？“教育部出台的‘营转非’文件根据目前培训机构实际情况，区分线下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以及终止培训机构等4类不同情况，分别明确不同办理办法；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文件从正反两个方面划清合规培训行为与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的界限，为各地有效查处提供了依据。”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说。 　　坚持合规性原则，防范“名实不符”；坚持独立性原则，确保提供鉴定服务的专家与专业机构不受外界干扰，保证鉴定工作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坚持专业性原则，发挥专家在教育理论、法律法规方面专业优势，为分类管理提供依据。上海市教委研究制定了《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引》和《鉴定指标》，指导校外培训机构准确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开展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监管的行为。 　　该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完善“营改非”流程，进一步明确过程中的公示期限、资产确权等政策。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强化监督检查，加大对“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提质增效，拓展资源，确保学生校内“吃得饱” 　　课外学科类补习压减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如何得以满足？吕玉刚表示，“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督促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完善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5+2”、丰富内容上水平、吸引学生广参与、经费落实要到位。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2日，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85%，其中有71.2%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534.5万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占这些学校教师数的86.2%，另聘请了20.6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加强调研指导。各地各校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普遍建立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监测平台数据显示，98.6%的学校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此外，我们充分发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电视‘空中课堂’作用，向中小学生免费提供各年级、各学科全覆盖的优质课程资源。9月1日至22日，云平台浏览次数达到7.02亿，访问人次3.06亿。”吕玉刚表示。 　　对于作业管理，教育部督促各地各校制订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年级组学科组作业统筹，有效控制作业量和时长；广泛推广提升作业设计质量的国家级教学成果，探索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有效作业等实施途径。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报信息，截至9月22日，有1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填报了有关信息，其中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监测平台以二维码形式邀请家长无记名通过网络直接填写调查问卷，共收到5737.7万份家长问卷，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吕玉刚表示，下一步仍要将校内减负提质作为“双减”工作的治本之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减负”和“提质”两手抓，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严格均衡分班、严格教学要求、严格作业调控、严格考试管理，有效解决家长急难愁盼问题，努力缓解教育焦虑。 　　（记者 周世祥） (责编：熊旭、马昌)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职业教育“升级版”如何打造 　　在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电池检测。新华社发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在飞机上进行实践操作。刘畅摄/光明图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在进行新能源汽车安全约束系统实训。 肖勇摄/光明图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师生在进行飞机涡喷发动机拆装实训。 樊茂盛摄/光明图片 　　 诞生于1918年的中华职业学校，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院校。百年时光里，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南京，成为今天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作为全国第一所公办本科职业院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进行职业本科试点两年来，取得了哪些经验，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思考？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从“能力有限”到“隐形冠军” 　　 在“发小”们的眼中，读职校的王浩无疑是小伙伴中的“隐形冠军”。 　　 今年24岁的王浩，拿过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他教的学生也获得了全国大奖。而他的不少老同学，还正在考研的独木桥上拼搏着。 　　 王浩的这条“逆袭”之路，始于8年前的中考报名。 　　 “当时我父母让我报普通高中，以后考大学，而我一位读过职校的哥哥认为，我的成绩一直中等，考上好大学很难，倒不如读个职校学个技术。”王浩说，从小喜欢摆弄收音机等小家电的他，也觉得自己更喜欢动手，于是选报了一所职业高中。 　　 在职高里，王浩学的是机电一体化，那正是自己兴趣的延伸。三年时光里，他参加了江苏省技能大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并由此顺利进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今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继续学习，专业还是自己喜欢的电气自动化。 　　 进入大学后，王浩再次把几乎全部精力花在备赛上，除了上课、睡觉，几乎都在实训中心和实验室里泡着。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顺利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并斩获一等奖，在毕业时留校担任助理实验师，成为朋友口中的“隐形冠军”。 　　 20岁出头就成为高校老师的经历，让王浩和身边的亲戚朋友重新认识了职业教育――这条天天挂在嘴边却很少正眼看过的成才之路。 　　 对于王浩的“逆袭”式成长，他曾经的带教老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师宋增禄感受最深。这位留日归国博士，作为人才被引进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学生内心深深的自卑感。 　　 “现在的大环境下，读职高、大专乃至职业本科，往往源于‘成绩差’‘考得不好’，学生往往是带着‘失败者’的标签来到学校的。”宋增禄说，学生很聪明，动手能力也很强，但他们都习惯把“能力有限”“我做不到”挂在嘴边。 　　 为了解决信心的问题，宋增禄给学生约法三章，禁止说不行、做不到，鼓励他们问问题，哪怕是很浅显的基础性问题，“就这样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积累信心”。 　　 正如宋增禄所设想的那样，修复了信心缺失这块短板后，成果也立竿见影了。不出两年，他带教的团队一下子拿了3个全国技能竞赛一等奖，并于2020年拿到了“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宋增禄的做法，折射的正是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的一些无奈。和宋增禄一样，很多职业院校教师都在期待着《意见》提出的“到2035年，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目标早点实现，那样，社会将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职业教育，不再给读职业教育的学生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而学生们也不再需要“逆势”成长，而是可以“顺势”成长。 　　 “在‘唯分数’‘唯升学’等不科学、非理性的教育评价导向下，教育‘内卷’化，社会、家长和学生的教育焦虑越来越严重，对职业教育也缺少正确认识。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出彩的机会，我们全社会都要支持、鼓励职业院校学生成长。”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说。 　　职业本科生需求已进入爆发期 　　 近年来，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在全国企业中加速推进。机器越来越聪明，技术迭代越来越快，适配的人才却越来越难找。 　　 北京精雕技术集团南京分公司总经理、南工-北京精雕学院院长梁彦松对此感受很深：“随着智能化改造，‘流水线’工作多由机器人完成，员工更多地负责后端监控、编程和前端的巡检、维修。以往我们招聘很多专科生来动手操作机器，现在设备升级了，动手操作变为其次，因此需要知识储备更多的职业本科人才。”梁彦松说。 　　 “职业本科教育不是职业专科教育加长版，也不是普通本科教育的翻版，而是职业教育类型的本科层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谢永华表示。 　　 “职业本科教育是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层次高移的结果。”吴学敏认为，对比职业专科，职业本科教育体现出四个更加：更加深厚的理论基础，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更加复合的专业能力，更加坚实的技术技能积累。 　　 为“抢购”更迫切需要的职业本科人才，2020年6月2日，北京精雕科技集团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开展产学研战略合作，成立南工-北京精雕学院，双方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并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那么，这个学院成立后，能培养多少适配的人才呢？够不够用呢？ 　　 “肯定不够用。”梁彦松介绍说，南工-北京精雕学院每届学生300人，而北京精雕集团每年销售设备1万台左右，即使按照每两台设备搭配一名技术人员来算，每年也需要5000名左右的职业本科人才来适配。 　　 这也在释放一种明确的信号：在我国擅长的制造业中，传统职教模式下培养的专科生已不能完全满足产业升级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企业将更多地招聘理论知识更扎实、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职业本科毕业生。 […]

原标题：在这里，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 小学生们正在参观苏步青励志教育馆。资料图片 “让我在科学世界走下去的，始终是前方那份未知的神秘。”杭州师范大学药学院教师陈侠斌近日与十余位来自新材料、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等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实地参观了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和屠呦呦旧居，身临其境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气场。 作为浙江省首批由中国科协批准的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钱学森故居、竺可桢故居和纪念馆、苏步青故居和励志教育馆、严济慈故居和纪念馆、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和屠呦呦旧居，在今年暑假和国庆期间迎来了众多中小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老一辈科学家们幼时的经历、求学的片段、生活的雅趣、投身科研的决心、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这里变得可亲可感。日前记者到宁波、温州，实地探寻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 在屠呦呦旧居体验青蒿素的提取过程 坐落于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的姚宅，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儿时曾经居住、成长的地方。如今，这座青砖黛瓦的古建筑经修缮，被打造成了屠呦呦旧居陈列馆。 据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自今年5月1日对公众开放以来，屠呦呦旧居已接待5000多位访客。特别是暑假期间，多个学生团队专程来此寻访屠呦呦的少年印记，青少年们通过详细品读展馆内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及珍贵实物，实地体验屠呦呦往期生活的“此情此景”，了解其中的科研故事，感悟科学精神。 走进旧居，浓荫遮地的小院子里种植有一小片黄花蒿，旁边就是少女屠呦呦的雕像，前来参观的游客们在这里长久驻足，感受她几十年如一日为科学奉献的伟大精神。移步位于2楼的科普体验馆，可以看到简易版的提取青蒿素实验室装置，以及青蒿素书籍模型等，游客可以在现场亲自参与提取青蒿素的实验。 “20世纪70年代，屠呦呦和科研团队历经漫长研究，在失败了190次后终于发现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她以身试药，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旧居内，广济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沈菁菁老师带领下，了解屠呦呦的感人事迹。 “科学家的卓越成就是中国科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身上闪烁着熠熠发光的科学家精神，而他们居住、生活、工作过的故居和旧居，也传承和诠释着他们的科学家精神，是学生领悟科学精神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培育基地。”沈菁菁说。 在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感受科学之美 位于宁波市慈城尚志路7号的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也成了假日里孩子们的好去处。 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为一处晚清建筑，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馆内共分4个展厅，从故乡与童年、少年的天问、生命的密码、闪耀的行星等多个维度，介绍了谈家桢的生平和成就。馆内陈列了许多谈家桢生前的手书和物品，令人深刻感受到他对待生命科学事业的严谨和毅力。 为了进一步发挥场馆科普教育的功能，让更多青少年对遗传学、生命科学产生兴趣，馆内打造了以“细胞王国”为主题的科普体验馆，借助全息投影、多媒体等手段，将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进行了生动直观的呈现。 今年中秋期间，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邀请慈湖人家社区的20名小学生前来参观。有家长说：“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课外活动，感受科学之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 谈家桢先生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1909年9月在慈城出生。他终身致力于遗传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去年，在谈家桢嫡长孙谈向东先生、复旦大学和中国遗传学会的鼎力支持下，慈城镇启动了“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建设，纪念这位从慈城走出去的杰出乡贤，展现谈家桢的卓越成就和非凡精神，启迪生命科学教育。 工作人员表示，该馆将进一步加强场馆服务和科普展教功能，开展更多的科技教育活动，为学生教育“双减”后提供丰富的校外生活，更好地陶冶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在苏步青故居和励志教育馆学习科学家精神 苏步青故居位于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腾带村，始建于晚清。苏步青故居旁的苏步青励志教育馆（以下简称“苏馆”），是浙江省唯一冠以“励志”名称的名人专题博物馆，集文物展示、文物收藏、文物研究、励志教育、科普宣传、学术交流于一体。整个建筑设计意在体现苏步青先生朴实的生活态度、严谨的治学风范和高超的学术成就。 今年暑假，苏馆举办了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科普夏令营，面向小学生开设了数学思维训练、创意绘画、围棋基础入门、软笔书法入门、国文启蒙《弟子规》等五门免费的公益性综合探究兴趣提升课程。 授课教师、腾蛟镇实验小学副校长苏小文说，本次科普夏令营的课程设计旨在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抽象思维、逻辑分析思维等，开发孩子大脑潜力，不局限于数学知识点，也不局限于课本，内容涵盖对应、空间、比较、分类、排序、图形等方面。 今年以来，苏馆开办了非遗手工技艺展、公益课堂、有奖竞答等活动，深受学生们欢迎。在教育“双减”背景下，苏馆与公立学校提前筹划节假日开展哪些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活动，课程尽量多样化，以满足更多孩子成长的多元需求。另外，给孩子们创造才华展示平台，让学生成为教育馆的讲解员，与校内教育联动，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 今年6月，苏馆在“励志教育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了“掌上苏馆”，孩子们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参观浏览VR展厅，收听语音讲解，赏析馆藏文物。 “让孩子有更多户外活动和与真实世界建立连接的机会，通过历史人物的学习载体，感受艺术之美、科学之美，这是我们策划很多活动的初衷。”苏馆馆长李荣说，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不仅仅只是一个展馆，更要成为孩子成长的多元化空间，让孩子在科学氛围中获得学习的快乐。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籍“两院院士”有400余位。依托这些著名科学家，浙江保留、修缮和建设了一批故居（旧居）、纪念馆、展示馆，成为天然的科学家精神弘扬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杭州以钱学森为领头的航空航天科学家集群，宁波以谈家桢、屠呦呦等为代表的生命健康科学家集群，温州以苏步青、姜立夫、谷超豪为代表的数学家集群。 “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的大地，科学家精神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为教育‘双减’后的中小学生增添了研学好去处。”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谢志远说，为推进弘扬科学家精神具体化、可视化、人格化，浙江省充分利用这些科学家故居旧居，用科学家精神培育时代新人，努力让科学家精神见人见物见事，进而变得可亲可感可学。 （记者陆健 曾毅）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职业本科，来了！ 10%，这个数据标志着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后终于“落地”，并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0%”，这一数据出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 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524.34万人，如果每年保持这个招生规模，意味着到2025年后，职业本科学校每年会招生50余万人。 未来已来。截至目前，教育部已批准了34所学校开展职业本科试点，为探索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范本。 如何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近日，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承办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提升研讨会上，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林宇指出，当前职业本科教育正处在起步的关键阶段，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本科的分类指导。坚持稳步发展，要避免“大而全”，对照设置标准、围绕学校特色，成熟一个设置一个。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为社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什么办？ “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坦言，职业本科教育既缺少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借鉴，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本次《意见》中又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 “从国际看，我国语境下的职业本科教育在多个西方国家都有对应的办学主体，并且成了多数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形态。”曾天山介绍，目前，德、美等国均发展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本科教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办学经验。 “发展职教本科既是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愿望的客观需求；既是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曾天山给为什么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了总结。 而在我国第一所由公办高职转设为职业本科学校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看来，当前及未来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需要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据2017年2月教育部等3部分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3000万人左右；有关调查也显示，73.8%的企业反映“技术人才缺乏”，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匮乏已成为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短板和掣肘因素。 “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本质上是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必然，将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契合了产业转型升级、一线人才质量需求层次上移的实际需求，通过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吴学敏说。 谁来办？ 自2012年以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就支持高职院校与本科学校在某些专业点上开展以“依托高职优质资源、联合本科举办、发放本科文凭、高职院校办学”为特点的“4+0”培养（四年全部在高职院校培养）职业教育本科试点，以及采取“3+2”培养（三年高职+两年本科）试点。 吴学敏认为，对于“4+0”模式，高职院校作为主体办学方，面临着“学校没有冠名权、教师没有主导权、学生没有归属感”的现实困境，办学主动性逐步减弱；本科院校作为合作方，面临着各类评估、认证以及申报硕士点等考核，对生源及培养要求逐步收紧，合作办学的积极性逐步降低。而对于“3+2”模式，高职院校和与其对接的本科学校拥有不同的培养定位、评价体系、师资结构，学生一旦“升入”本科，将不再按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接续培养，并不利于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持续提升。 曾经一段时间，教育部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遴选了部分试点本科高校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开辟了实现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但是，因为办学惯性和师资队伍等因素，实际上本科转型各地实施进展不一，部分学校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外部驱动力不足，籍由此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任重道远。 虽然，此次《意见》中也提到：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有专家认为，这是“鼓励”而不是“要求”或是“必须”，因此由应用型本科学校来开展职业本科教育，其主动性和“鼓励”的政策力度还有待观望。 “而公办高职对办职业本科，有很大的积极性和吸引力，并且责无旁贷。”一直关注职业本科教育的铜仁学院校长侯长林，之前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任校长，对公办高职探索试办职业本科教育一直在鼓与呼。 目前，在教育部已批准的34所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校中，来源有4条路径：第一条是22所由民办高职直接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第二条是由9所公办高职“借壳”独立学院，合并后转为职业本科学校；第三条是由3所应用型本科高校申办职业本科专业；第四条是由公办高职直接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目前此条路径只有1所，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而成。 “应该加大公办高职直接升格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力度。”侯长林呼吁，在继续积极引导普通本科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或转型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同时，需要继续打开公办高职专科院校升“本”的“天花板”，建立“动态升本”和补充“双高计划”的机制。 2019年12月10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高校及建设（“双高计划”）专业名单，首批“双高计划”建设名单共计197所，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高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141所。 侯长林解释说，所谓“动态升本”和补充“双高计划”的机制，是指每年或几年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中遴选一批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同时，相应又从“高水平专业建设学校”择优递补进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行列。同理，因递补产生的“高水平专业建设学校”空缺，又从非“双高计划”学校中择优遴选。“这种滚动的发展链条一旦形成，不但为做强后续职业本科教育增量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证，也给高职教育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活力。”侯长林说。 当然，侯长林认为，不管由谁来办，一定要把好进入职业本科教育阵营的入口关，即新增的一定要有较强的办学实力，要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和专业。达不到要求的，决不能“放水”，否则，会给职业本科教育造成很大的伤害。 怎么办？ “职业本科学校既要传承职业教育的‘基因’、保持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多年发展形成的内涵特征，又要借鉴应用本科转型的成效经验、改革创新�出一条‘新路’。”在国家督学、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崔岩看来，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面临创建具有自身优势办学特色的严峻挑战，与高职专科的探索发展过程极其相似。 在崔岩看来，什么是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应用本科有什么区别？与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又有什么区别？究竟由哪些类别学校来办职业本科教育？怎样办职业本科教育？这是目前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亟待探索厘清的问题。 为了办好职业本科教育，2021年年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等两个规范职业本科学校办学的文件，成为职业本科学校办学、专业设置的基本遵循；3月，教育部职成司按照这两个文件，制定了《本科职业教育学校办学情况评议要点》《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评议要点》，对27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和专业进行评议；5月，又组织了5个专家组对已招生的22所学校进行了现场调研。 专家组评议认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总体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坚持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但也存在突出问题： 部分学校申报专业缺乏依托，办学条件明显不足，其中有所学校依托应用英语专业申办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部分学校申报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和办学定位明显不匹配，其中有所学校申报护理专业，所列仪器设备多为办公家具，依托的高职专科专业刚举办两年，尚无毕业生；部分试点学校对试点任务定位不清，办学理念有待凝练，人才培养方案粗糙，其中有所学校申报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学时中所谓“课外自主实践”达50%；部分学校已试点专业建设尚有待加强，同时又盲目申报新专业，其中有所学校今年首次申报专业数竟达48个专业，涉及12个专业大类；个别地方与学校工作不严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升本不忘‘本’，升格不变‘质’，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动摇。”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介绍，学校的专业100%对接江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68%的专业对接江苏“十四五”战略新兴产业。学校从高职升格而来，首先要确保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都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定位和基本培养路径。学校办学能否获得家长、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关键在于：其培养的学生能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产业发展需要、其师生能否解决行业企业一线遇到的技术难题、其能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值赋能。 目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金字塔”。曾天山认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首先要廓清其人才培养定位，回答职业本科教育到底“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如何落实“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厘清办学定位，少走“转型升级”的弯路。 侯长林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有一个社会承认的过程。职业本科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在当前乃至于今后一段时间内，有人不理解甚至不承认都是正常的。但就职业本科教育自身而言，要想发展壮大，就需要走稳每一步。（记者 梁国胜） (责编：张志翔(实习生)、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何淼、孝金波）为进一步梳理和凝练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研究的前沿成果，交流和总结教师教育实践的创新经验，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专业支撑，由北京教育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研讨会于10月17-18日在京召开。 本次会议以“面向2035教师学习的变革与创新”为主题，是在2018年以“新时代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为主题的首届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基础上组织召开。本次会议包括主论坛、分论坛和大会主题沙龙等三个主要版块，顾明远先生、李政涛教授、宋萑教授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和新锐学者进行充分、深入地研讨和交流。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副书记李奕指出，“十四五”时期是北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时期，是首都教育在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全面开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高水平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北京市教师发展中心于今年正式挂牌成立，是推进首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大举措。 李奕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更好地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学习的规律、提升教师学习的能力、完善教师专业化发展体系，为教师的学习和专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氛围，助力教师的幸福成长。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聚焦2035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的变革与创新，来系统、深入探讨新时代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通过深度的学术研讨与充分的对话交流，探讨教师学习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创新，为今后教师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孙竞）记者今天下午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即将于10月12日在南昌大学开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自2015年首届大赛举办以来，七届大赛累计603万个团队的2533万名大学生参赛，实现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贯通。经过5年的实践探索，450余万大学生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城乡社区，接受思想洗礼、加强实践锻炼。自第三届大赛开始，大赛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据统计，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三届大赛共有来自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0314个国际项目、30592名国际大学生报名参赛。 吴岩表示，大赛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目前，全国高校已普遍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累计开课3万余门。各高校聘请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双创教师，专职教师近3.5万人、兼职导师13.9万余人。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是第一次在革命老区办赛，赛事规模再创新高。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121个国家和地区、4347所院校的228万余个项目、956万余人次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数增幅达55%，参赛人次增长51%。参赛院校基本囊括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职教赛道共计2116所院校、86万余个项目、330万余人次报名参赛。萌芽赛道共计228个项目参赛。为适应赛事发展，总决赛入围项目由1600个增加到3500个，金牌数量由158个增加到320个。 “可以说，本届大赛实现了‘三个覆盖’：内地院校参赛全覆盖、教育全学段参赛全覆盖、世界百强大学参赛基本覆盖。”吴岩提到。 在今年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中，各地各高校紧扣“建党百年”主题，全程贯穿“四史”教育，2586所院校的40万个创新创业团队、181万名大学生参加活动，对接农户105万户、企业2.1万多家，签订合作协议3万余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赛新设“本科生创意组”，并设置单独的晋级通道，保障在校大学生深度参赛，让更多创新创业的“未来之星”能脱颖而出。同时，大赛增加了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限制，让更多青年学生拥有展示机会。为引导高校把创新创业教育与破解产业实际技术难题有机结合，本届大赛还新增了产业命题赛道，国内共有1024所高校、10466个项目、59454人次报名参赛，有力促进了赛事成果转化与产学研深度融合。 吴岩表示，本届大赛组委会将举办“中国民族品牌主理人面对面”“全球生态文明智慧化高端论坛”等活动，做好大赛项目资源对接，让大赛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大赛同期，还将组织第三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激励广大高校教师争做师德高尚、潜心育人的“大先生”，激发青年学生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好学生”。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哈尔滨市部分地区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10月8日，学生排队进入哈尔滨市第七中学。 　　当日，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哈尔滨市部分区县（市）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1】【2】【3】【4】【5】【6】【7】【8】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双非生”求职遇到隐性“玻璃门” 　　100多份简历石沉大海，李其芳开始怀疑自己。 　　李其芳就读于甘肃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大四下学期，考研失败的她决定直接就业。但大小招聘会上，她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学校是普通院校，专业就业面也比较窄，一些岗位还有工作经验要求，甚至连不限专业的企业也拒绝了我的简历”。 　　近年来，应届高校毕业生数量一直在急剧攀升，从2019年的834万到2020年的874万，再到202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以909万又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回国潮、留学难等因素影响，相较于双一流的毕业生来说，我们这样‘双非’高校的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李其芳的困境，也是不少普通“双非”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现实难题。如何调整心态、审时度势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不少年轻人用自身的奋斗经历给出了答案。 　　比名校毕业生更艰难的求职路 　　“我大约8月就开始各种海投，9月底之前大概投了五六十家。‘双非’学校到底受不受歧视呢？答案是：确实会。” 　　毕业于安徽省某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任彦洋在某问答社区上，就“双非本科应届生找工作真的很难吗？”的问题，敲下自己的感受。 　　虽然在一所普通高校就读，但大学期间，任彦洋一直在很努力地丰富自己的履历。临近毕业，他拥有5份实习经历，包括世界五百强、金融公司、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等；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也过了10门。可即便这样，他给心仪的公司发出简历后，连网申的第一关都很难通过。“大多数公司对学历背景很看重，都喜欢要名校学生”。 　　回忆起一边实习一边参加秋招的经历，任彦洋坦言，那一段时间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经常是头一天参加A公司的初面，当晚又赶高铁参加第二天B公司在异地的面试。苦苦奔波并没有带来如期的收获，看着他同样专业，在“双一流”高校就读的同学，早早找到了理想的岗位，令他既羡慕又郁闷。 　　同样自信受到打击的，还有毕业于重庆某“双非”高校英语专业的陈锐。 　　大学期间，陈锐尝试过不少和自己专业相关或是不相关的职业，他做过livehouse摄影师，做过唱片厂牌的文案写手，做过个人翻译，还做过食品贸易。最初，本着探索兴趣爱好的想法，他自荐入伙新兴行业的年轻创业团队，但后来创业理想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 　　几经辗转后，陈锐决定到昆明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求职，经在该机构就职的朋友介绍，他成为一名雅思培训教师。“受疫情影响，学习雅思课程准备出国的学生数量相较前几年大大减少。我现在还不是完全正式的讲师，还在试用期。” 　　“工作量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说实话，我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但是疫情当前，就业形势太不乐观了，我没有把握能够找到更好的岗位。”陈锐无奈地说。 　　“作为‘双非’高校的毕业生，进入比较正规和大型的企业或公司有很大难度，我们只能自己去摸索门路去找，有的企业在招聘签合同时挺乱的。我自己是男生还好，身边有的女同学在求职过程中还遇到了被骚扰等不愉快的事情。”谈到求职路上的坎坷，陈锐长叹了一口气。目前，陈锐暂时安顿下来的公司本应将签署的合同一式两份，有一份给到陈锐手中，但他至今都没有收到应该为员工所有的那份合同，询问再三，得到的却是敷衍的搪塞。 　　就读于沈阳一所工科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的许媛今年毕业，大四时，她就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投入到找工作中，可求职过程并不像她期待的那样顺利。 　　“我读的专业偏工科，也不是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加上性别的因素，找工作确实有难度。”许媛记得，好几次参加校招，招聘方一看就学背景，就会告诉她，这个专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还好，大多从事管理工作，普通院校毕业生大都会跑工地，天天要跟工人打交道，工作条件相对艰苦，女生不太合适。 　　在参加的各类招聘会中，许媛真切体会到，“双非生”再加上专业工作对性别的要求，求职中非常不占优势。在一场招聘会上她发现，尽管专业对口的岗位有四五家公司，但他们更乐意要专业竞争力强的高校毕业生，“哪怕是女生，那些名校、优势专业的也比我们更有优势”。 　　“虽说名义上就业门槛规范了，不能歧视女性应聘者、直接明确写不招收女生，但这些隐性的‘玻璃门’和明确拒绝招收，又有什么结果上的不同呢？”经历多了，许媛就会对这样的软拒绝习以为常，只得尝试非本专业的招聘岗位，但很多还是以“专业不对口”的理由拒绝了。四处碰壁、兜兜转转，求职大半年，她只得拜托学兄学姐推荐，才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是漂在大城市，还是回基层就业 　　很多知名企事业单位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就业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而言，一线发达城市就业容量大、就业质量好。面对潜在的就业机会，很多中西部高校毕业生走进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网申和专业测评过后，任彦洋迎来了自己秋招的第一场面试，抛开舟车劳顿的疲惫不谈，他最心疼的是光来回路费就花费了1000多元。但任彦洋还是非常高兴。他得到了北京一家知名企业的面试机会。 　　“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到北京才知道人才之多。”在面试中，他和众多北京知名高校的学生同台竞技，感触良多。最终，这次应聘他还是被婉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历背景不亮眼。 　　因为学校和学历被婉拒并不是令任彦洋最沮丧的，他更加不满的是招聘公司的“区别薪资”。 　　在另一次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试中，从宣讲会的1分钟面试，到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从单独面试再到高管终面，任彦洋凭借着自己过硬的面试技巧和丰富的实习经历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拿到了offer，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们地区面了几十个人，不乏CPA考了多科的，211、985研究生，最后只发了两个offer。最让我不满的是不同层次的学校的薪资不同，明明同等要求面试，我拿到offer说明我比他们有一定优势，可尽管都是本科生，就因为就读学校是‘双非’院校，入职工资要比名校生低很多，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区别对待。”任彦洋说。 　　大学毕业首次去北京就要找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甘肃女孩袁丽的求职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省上的媒体就业机会不多，加上本省在外就读学生的竞争，空间很小。”2019年毕业于甘肃某二本院校新闻专业，经历了在省内媒体实习、求职后，袁丽一无所获。听说北京媒体单位多，文化传媒业发达，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进京求职。 　　“安顿生活就是个难题。”为了能租到合适的房子，袁丽和一同去北京的同学脚底都磨出了水泡。“有的价格太高，有的地方太偏，有的和人合租担心安全问题。”最后，她们在昌平的一个老旧小区找了一个单间，两个人睡上下铺，一个月花800元。 　　找工作更是煎熬的过程。北京招聘会比地方明显多，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也多，可每次网上投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快到通知面试的截止日期，袁丽心有不甘，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让看邮件回复，每天盯着邮箱，也一无所获。 　　在等待了一周后，袁丽实在坐不住了，凡有线下的招聘会，就主动出击。“一到现场，真是长见识了，我们那点读书和实习经历真是拿不出手。”在招聘会上，稍微正规一点的单位，都是人满为患，除了在京高校的学生，还有全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都在找工作，也不乏海归。 　　“很多招聘人员连我的学校名字都没听过，对投出去的简历也是爱搭不理，有些简单一看，就随手放在一边，和重点考虑应聘者的简历不在一起。”一场场招聘会，袁丽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却一次次受打击，败兴而归。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到北京20天后，就在一家小文化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保险和补助，每个月收入4000元。 　　公司在城南的丰台，住在北边的昌平，每次上下班倒地铁，袁丽就得花两小时左右。中午吃饭为了省钱，她都是早上自己做好，中午在办公室简单热一下对付。“时间一长，胃口也不好了，身体明显消瘦”。 　　在北京坚持了两年后，今年6月，袁丽回到了甘肃，在离家不远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上了班。“我都不好意思给人说去过北京，没待住又回来的。”回首过去的两年，袁丽十分感慨，经历过后，她才发现，对于一所西部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业困难太多，专业成长也十分有限。 　　“学校和专业至少一个得有点竞争力。”袁丽也有高中同学在北京找到了事业单位的工作，但大学上的都是甘肃省的双一流高校或双一流专业，且相比文科专业，普通高校的特色理工科在就业市场更有优势。目前，袁丽正全身心投入到县融媒体记者的工作中，她打算“先靠努力赢得单位和领导的认可，再找机会继续求学深造”。 　　从事学生工作多年，甘肃一所二本高校团委书记坦言，这些年见了很多像袁丽这样经历的学生，在她看来，在目前情况下，普通二本院校的毕业生确实要审时度势，要么放低身段，面向基层去就业，要么一入大学就要做好打算，厚积薄发，努力进一步深造，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普通二本开设的很多专业都缺乏竞争力，尤其一些文科专业，名字听着很时髦，设立一个专业门槛并不高，质量也可想而知。而就业是系统工程，读书的学校、专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都对学生求职至关重要。”在这位团学干部看来，作为普通高校，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学校要优化专业布局，下大力气加强专业建设，“这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同时，学生也要有所规划，根据自身情况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充分做好知识和能力储备，如此，才有机会赢得更好的未来。 　　生活有点闷，昂首向前才有风 　　刚刚结束学生生涯，手中没有积蓄，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对处在就业困境中的“双非”毕业生而言，如何支撑自己的生活开销，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外卖太贵了。”陈锐蜗居在租住的公寓里，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做饭。”他调侃自己，“有钱有闲的人享受烹饪，而我是忍受生计所迫的负担。” 　　回想起刚到昆明求职时的情形，陈锐十分感慨。“找工作那段时间压力很大，身心双重疲惫，哪里还有心思花在吃饭上呢？随便吃一口，不饿就行了。”没找到工作时，陈锐租房和求职的一切费用都是家里贴补，虽然家人不说什么，但他还是有很重的心理负担。最近，陈锐刚刚找到能暂时稳定下来的工作，为了房租租金能低些，陈锐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郊区，每天上班下班来回一趟需要两个多小时。 　　“公司前辈同事对新入职的员工帮助很大，有些社交是不得不做的。”刚刚入职，陈锐觉得，运营好人际关系对他在陌生城市的工作生活很重要，他每个月要在社交上花不少钱，这又是一笔负担。“每个月工资4000元，扣去房租1200元，每天的通勤费乘上一个月30天，再除去自己的生活花销和必要的社交花费，就没剩多少了。”陈锐计算着每一笔支出，备感压力。 　　工作既不在家乡，也不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家人也担心陈锐远在他乡的新生活，经常邮寄一些家里自己做的腊肉、酱菜之类的。“每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或者衣服，我都感觉那是最幸福的时候，可每次打电话却是报喜不报忧，说我在这边一切都好，很怕家里人担心我。”还在试用期的陈锐工资微薄，妈妈深知他一个人在外漂泊不易，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发些节日红包，希望能补贴儿子的生活。 　　同样面临经济压力的还有李其芳，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都压在李其芳的头上，可她始终不愿向家中求助，孤身一人在城市中寻求立足之地。 　　房租是李其芳要面对的最大压力。“回农村老家找工作无门，出来找无论是住宿还是吃饭都要花钱，尤其是房租，负担很重。”李其芳说，兰州大部分业主租房都要求押一付六，租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一次性要交七八千元，这对刚刚毕业手中没有积蓄的她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只要房租到期，当天房东就会停水停电。”从奔波在求职途中的同学们口中了解到租房中的种种经历，让李其芳一度对校园之外的社会生活感到恐惧，但她仍然咬着牙坚持了下去。 　　李其芳是幸运的，房东体谅她的难处，让她先住着，等找到工作领到第一份工资时，再交3个月房租。尽管这段艰辛的岁月已经过去，但提及这位善良的房东阿姨，李其芳仍然充满了感激。 　　“我要去新加坡读研了，刚申请下来。现在能找到的工作，和我预想的差太多了。”在求职中遭遇了种种不公平，任彦洋逐渐认识到，在如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双非”本科生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实在不易，他决定再次背起书包，去国外深造，“希望留学归来，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其芳、任彦洋、陈锐、袁丽、许媛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实习生 温鑫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