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成职校学生不愿当“蓝领”，为什么？ 　　随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发展，蓝领技术岗位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成为“蓝领”。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还应更多考虑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与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我一方面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对将来的职业发展都缺乏明确规划；另一方面也在观察中发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岗位，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校的职业院校学生，年龄普遍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个别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庭中的弟弟或妹妹。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环境中，习惯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动手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看起来“又脏又累”的蓝领岗位对他们自然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着重发展互联网经济，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赚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们如果心思活络，具备一定的学习适应能力，不难为自己找到比成为蓝领技术工人更赚钱的去向。毕竟，对大多数并非顶尖水平的职校学生而言，技术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他们的收入期待，改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对学生有所影响。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录取分数线低。目前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形式多为3+3、3+2。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能够借助职业教育取得大专文凭，在其家庭看来是较有“性价比”的选择。不少将孩子送入职业院校的家长，只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人管、不在社会上闲混惹事。真正让孩子学习专业技术和本领，对这些家长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家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普遍希望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蓝领工作在社会偏见的影响下，常常被家长认为是“不体面”的。很多学生家里条件不差，但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这些孩子在职校拿到大专毕业证后，家里给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上班了。 　　在个人因素上，职业院校学生构成复杂，家庭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学生自身而言，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看法也就不同。有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分数线达不到本科要求，无奈选择了职业教育。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有更好的基础，在学习上也会获得优势。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目标就是学好技术，将来用一技之长成就人生。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专业学习上。对于他们而言，技术岗位往往不是最佳选择。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选择技术蓝领岗位的占比低，是有一定原因的。想要振兴技术工人行业，提高“蓝领”的社会认可度势在必行。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不仅要让学生对自己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事有清楚的认知，也要让家长和社会看到：技术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边丽娟)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破“五唯”后，评价标准怎么立 　　南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发 　　南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发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在图书馆看书学习。陈胜伟摄/光明图片 　　 嘉宾 　　 张家勇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林上洪 宁波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海生 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编辑、《重庆高教研究》信息部主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方案》印发一年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取得了哪些改革成效？面临哪些阻碍？又该如何化解？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与三位专家展开对话。 　　1、破立并举：教育评价改革在路上 　　 记者：《方案》印发一年来，高校破“五唯”效果如何？有哪些教育评价改革举措正在落地？ 　　 张家勇：一年来，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教育政绩观更加端正，教育功利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开始扭转，良好的教育生态正在形成。同时，各级各类学校评价标准更加健全，高校分类评价迈出坚实步伐。 　　 张海生：众多高校由开始的观望到积极制定各种政策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目标，尽管前期有些迷茫、慌乱和无从下手，但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改革措施也已经落地实施或在路上。例如，很多高校已经不再简单将论文发表与科研奖励直接挂钩，更加鼓励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投稿，鼓励发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和“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就是为了破除唯论文数量、唯影响因子等顽瘴痼疾，引导科研人员更加注重论文质量，发表扎根中国大地的高质量论文。 　　 此外，各省市高校也对教师职称评聘条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以往只重视论文数量而轻论文质量、只重视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等弊端，积极探索在教师职称评聘和晋升中实施科研成果代表作制，科研成果不再是唯一条件，更加凸显教师的教育教学实绩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因而评价的指标更加全面、多维和立体。 　　 近期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破五唯”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论文投稿积极性产生多大影响，有明确影响的调研比例仅占11.70％，学科认可度和满足学校年度考核依然是科研人员投稿时选择目标期刊的主流因素。可见，破“五唯”使高校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学术质量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林上洪：一年来，《方案》中明文规定的“严禁”“不得”事项大部分得到落实。如高校按论文数、项目数来计算绩效工资的做法大都按下了停止键；此前在职称评聘中设置国（境）外学习经历限制条件的高校一般也做了制度修订等。从“破”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明显的，特别是对教育评价理念的普及很有好处。但是教育评价改革“破”易“立”难。一些按下停止键的“破”，在没有后续监管政策的情况下，可能只是暂停键；一些被“破”的不良教育评价方式可能会改头换面、变相再生；另外，高校聘期考核一般三年或四年为一个周期，在整体评价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按文件要求进行的“破”属于修补性质，是否能够完全贯彻政策精神，有待进一步观察。据媒体报道，黑龙江、湖南等地陆续出台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可以预期，破“五唯”效果将在政策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 　　2、破易立难：高校评价改革任重道远 　　 记者：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当前高校在教育评价改革中还面临哪些难题和梗阻？ 　　 张家勇：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艰巨，第三方评价发展迟缓，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评价市场，基本供求关系不是由市场决定，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使理论、技术、资本、服务等评价要素的生成、发展与配置。同时，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进展缓慢，应用型本科、师范院校评价办法有待细化，面向教育教学和一线教师的高质量教学研究类学术期刊尚未面世，精简人才“帽子”工作面临较大阻力，学分银行制度仍处在创制阶段等。 　　 林上洪：就高校而言，存在的问题不少，如内外部评价生态差异问题，教育评价周期偏短、缺乏长效机制问题，教育评价中缺乏上下绩效沟通的问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五唯”是治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才是治本。 　　 以高校外部评价影响学校内部教育评价导向为例，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活动中，各种排名不仅客观存在并且蓬勃发展，如学科、专业、师资、获奖、项目、论文、论文被引等诸多排名，对高校及其利益相关方产生广泛影响。再如，教育评价中的亮点导向问题，突出表现为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重视宏观标志性成果不考察微观基础性细节；同时也表现为锦标赛思维，片面追求提高但不重视普及，重视成果包装申报不重视成果培育。 　　 张海生：破除“唯论文”，并不是不要论文。在破“五唯”后，据观察，一些所谓学术大牛，不仅没有减少发文数量，更有甚者，比以往的发文数量更多了，导致“学阀”林立，这对本就“僧多粥少”的学术期刊发表承载力无疑是“雪上加霜”，也间接挤压了高校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当然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既有部分学术大牛的主观意愿，也有期刊评价裹挟下的被动选择――期刊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度、下载量、被引频次和转载率，为了博得学界关注和社会大众眼球，不得不只在乎其“名”。 　　 此外，在与青年学者的交谈中也发现，虽然要破“五唯”，但还是要争取多发表，通过不断在学界“露脸”，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众多青年学者，尤其是正面临非升即走的青年学者，不得不将时间精力用于发表论文上，以应付周期评价考核。一位面临考核的青年学者坦言，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论资排辈、关系网络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学术质量本身。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将这种不正之风，将关系、人情等因素排除在外，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给青年学者更多发展空间，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3、破旧立新：发挥政策协同效应 　　 记者：应当如何推进《方案》的有效落实？ 　　 张海生：《方案》的有效落实必须辅之以各种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和体系化，发挥政策整合的协同效应。为此，在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教育评价改革的复杂性特征，树立系统性改革思维，通过政策的协同性和体系化设计，借由制度化的途径来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的真正落地。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对标国际标准、明确服务面向、现代科技赋能和系列创新实践等方面协同推进。 　　 记者：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如何构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如何提高？ 　　 张海生：对标国际标准，就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主动与国际接轨，体现世界水平。比如对学者的学术评价，国际通行做法是实施代表作制，并通过国际匿名同行评议来确认学术质量和知识贡献度。明确服务面向，就是以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为主要动力，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且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评价理念，以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原动力。 　　 张家勇：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建设，急需在教育督导、考试招生制度、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比如，在信息时代，有必要探索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最新成果，构建全链条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数据平台，开发数字化、智能化考试测量工具，强化教育评价的人文、责任和伦理意识，根据学校办学增值非线性的特点，科学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增值系数，收集学习者认知和非认知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挖掘和分析，全面准确掌握学生生活习惯、学校环境和学习状况，真正形成科学、实证、真实、客观、精准的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结果的描述、判断、建构、解释功能。 　　 […]

人民网北京10月21日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治理工程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暨“数据治理工程――数据安全和数据要素一体化治理”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中国电子党组书记、董事长芮晓武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揭牌仪式由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院管委会主任王希勤主持。 陈旭在致辞中指出，构建先进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是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共性基础，对于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院要承担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责任，紧密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推动数据治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体制机制和关键技术研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为数字中国战略作出应有贡献。 芮晓武表示，清华大学和中国电子联合开展数据治理工程，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一体化治理解决方案。作为国家网信产业的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中国电子正加快打造国家网信产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创造性地在全球率先把可信计算技术深度融入CPU、操作系统和内存的内核中，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内生安全，创新构建了兼容移动生态、与国际主流架构比肩的安全先进绿色的“PKS”自主计算体系，为数据治理工程提供坚实底座。    揭牌仪式。   学校供图 据悉，清华大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治理工程联合研究院于2021年7月7日经清华大学校务会正式批准设立，为学校校级科研机构。研究院聚焦数据治理研究领域，整合校内相关院系研究力量和中国电子产业优势，致力于开展基础理论、制度体系及关键技术的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努力为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思想与智慧。 (责编：林禹彤（实习生）、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双减”后的首个国庆长假 上海的孩子们如何度过？ 　　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集训。上海市教委供图 　　“双减”后的首个国庆长假，没有了补习班、提高班，少了刷题，上海青少年是怎么度过黄金周的？ 　　记者在连日走访中了解到，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全体教师长假期间全员上岗，孩子们“零门槛”随到随学，在“玩”中学会团队配合；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变成了“创新乐园”，搭建创意模型，动手实践了解繁花绘图仪等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在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无线电测向体验活动和“航空航天实践体验活动”给青少年航天梦插上了最初的“机翼”…… 　　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设计的“水韵？寻迹”行走课堂。上海市教委供图 　　上海市教委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申城16个区共实施“主题教育项目”近100项，线下课程约150个，线下社团(班级)近600个，覆盖学生数逾十万人；近300个线上课程的点击量超过150000次。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的校外教育不断打通“前沿科技”与“普及提高”的通道，不断糅合“美美与共”和“艺术素养”的元素，在项目式的学习过程中探索素质教育之路。“言传”有心，“身教”更动人。长假里，一批校外教育人用“身教”的力量，发出一首首育人强音。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里孩子正在体验花式足球。上海市教委供图 　　国庆期间，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民乐团连续集训四天，65位小团员加深了对民族音乐的理解与热爱；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团的25名孩子进行了为期5天的训练。在《你的童年我知道》中，孩子们用有力的舞姿真切展现少先队红领巾鲜血染成的意义。 　　长假期间，校外教育单位突破“时空”限制，带着孩子们“沉浸”于辽阔的天地，去行走，去发现，去感悟，去思考。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行走的艺术课堂――观摩那些赤诚与生命之光”主题活动，带孩子们“线上+线下”参观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开画展之旅，在“海派油画大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展”中，让青少年走近大师、了解大师的成长历程，感知艺术的世界，播种艺术的萌芽；在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特色的青浦区，“水韵・寻迹”行走课堂带着孩子们寻找水文化的踪迹、体会水文化的韵味。 　　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团排练。上海市教委供图 　　上海市教委方面表示，今后，上海的校外教育单位将不断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从青少年的视角，送给他们更好的校外成长空间。(记者 陈静)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双减”：中国教育改革新起点 编者按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内容重点是“双减”：一是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二是减少校外培训负担，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对于减少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之严厉，措施之有力，可谓前所未有。本文认为，此次“双减”新政，国家层面透露的风向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出重拳、出实策，让教育回归公益属性，让教育主阵地回到学校，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1.“双减”新政透射出深化教育改革新信号 “双减”新政引发教培行业大变局，但是细观“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相关动作，就会发现此次教育改革之非比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推行大学区改革，在中考招生中大幅扩大分配到校名额，有力遏制学区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逐步推进房产与教育脱钩。又比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纷纷推出教师全面轮岗制度，优质教师将通过有序的轮岗制度进行规范化流动，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此次“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如相继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改革发展三个文件，力推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如相继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学校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力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总体方案》，坚决克服“五唯”的顽瘴痼疾。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关注到教育体系内部的不同侧重点，令教育体系多个领域都更加焕发活力。但站在系统性教育改革改出实效的高度来看，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不断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增强彼此之间的关联。比如劳育、体育和美育三个文件都各自强调其重要性，但又要防止五育之间的各自为战甚至利益割据，因为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应该是更强调如何实现五育并举甚至融合。二是需要关注教育系统外部的影响因素，内外联动发力。当今之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地，而是与国家需要、人民群众需要有着高度关联的领域，需要用一种开放性的视野去看待教育体系。因此教育改革如果仅仅对内部系统动刀，往往可能治标不治本，应以一种内外兼顾的系统性思维去思考和推进。此次“双减”新政及其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观照到影响教育的外部要素的思维，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的典型，颇有深化教育改革再发力之意味。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教育改革报告，用了一个看起来颇有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指出当时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离支撑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需要相去甚远，也不足以满足美国民众越来越高涨的教育需要，教育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报告发布几天后，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国家的力量将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关心教育改革。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教育改革运动，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等都投入到其中。当下中国教育发展情况当然有别于当时的美国，但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却是相似的：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竞争更需要教育提供高质量“人才红利”的支撑；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对更均衡更优质教育的需要前所未有的强烈。因此，如今中国也很迫切需要推行一场全民参与其中的教育改革：不是只在教育系统内部做加减法，而是要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全面的教育共识。可以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既是国家下定决心推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也是给中国人民群众争取教育共识的一封公开信。 当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也是党中央对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判断。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也亟须以教育改革再出发破局。但是，对于一场牵涉到教育内外以及国计民生的改革而言，不但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更要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中兼顾多方平衡，才能行稳致远。总的来说，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落实落地出实效，需要在实践中平衡好三对关系。 2.平衡好学段之间的衔接与独立性的关系 从纵向维度来看，教育体系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子体系构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应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各自达到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更好实现三者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在这其中，初中后的教育分流是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是当前家长和学生最为关注并为之焦虑的重要问题，更是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往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采取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思路，但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对普通技术劳动的大量替代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带来对普通高中生源的大幅增长需要等趋势，加上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学生以及家长对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增长等，原有的政策思路也确实到了需要考虑根据新情况调整完善的时候。而这个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子体系各自发展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教育体系的系统改革和高质量协同发展解决的，并需要社会系统的配套改革支持，尤其是应该作为“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重点考虑的问题。 学段之间衔接好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过于重视学段衔接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大家都盯着教育体系的最顶端，学段的独立性深受影响。工业时代以来的教育体系更类似于流水线生产，学生沿着一条被规定好的生产线路不断攀登，强调每个阶段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和各个阶段的衔接，都是盯着将来的目标。过于着眼未来的代价，会令教育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下”的意义，大多数学段都变成更高学段的“预科教育”。“双减”新政的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教育的过度竞争甚至内卷已经在较早的学段产生，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小学和初中学段就不得不接受大量刷题、高强度长时间训练的折磨，在强调竞争的流水线上运转，而教育的乐趣、美感、温暖被无奈地挤兑甚至无情地抛弃掉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深陷于囚徒困境，“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更是难于破解。因此，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学段之间的合理衔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关注当下，尤其在低龄阶段要减少以“唯升学”为目标的衔接。而要达到这样的意图，显然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是最重要的，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也更加坚定朝这个方向进发。在一些不太存在“择校热”困扰的国家和地区，其最根本就是实现了“学区内的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也许我国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实现，但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扎实推进。 3.平衡好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已经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教育需求侧发生了本质改变，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毕竟还是有限，因此围绕有限资源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提前。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工具的意义就更强，因此很多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学生费尽心思在学校和教培机构积累和争夺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但不少弱势阶层的家长和学生则不堪于漫长的教育竞争之途，会觉得“读书无望”早早退出战局。刚结束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写入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理，对教育的理解也不能停留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性价值，尤其不应成为阶层分裂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教育改革确实是在啃硬骨头，尤其是要在国家需要和人民群众需要中寻找更好的平衡点。一方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服务于国家长远目标和利益；另一方面，教育又要服务于人民需要，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的教育需要更多基于一种个体或家庭本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教育巩固竞争优势或防止阶层下滑。因此，在一些教育改革的认识上，更注重短期性的人民群众需要就容易和更注重长期性的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比如很多人都关注“双减”之后如何普职分流以及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我国当前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好时机，尤其是东部沿海区域大量制造业企业正在从产业链中转型升级，对高级技能人才有着比较稳定甚至旺盛的需求，但原有的职教机构提供的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劳动力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不但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普职分流并做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还应将产业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更全面改善职业教育的质量、环境、就业等以重塑职业教育的口碑，才能真正同时满足国家需要并对民众产生更加充足的吸引力。而且，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一些东部城市人口流入量很大，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增加高中学位问题也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现在有些省份和城市也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因此，在普职如何更合理分流、加强大城市高中建设等方面，未来教育改革应当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更利于平衡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4.平衡好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 进入新时代，教育作为民生大事，顶层设计也越来越注重吸纳民众的诉求与呼声。加上新生代的家长也越来越善于发出呼声，其声音越来越被听见并进而在教育决策中不断体现出来，这也对促进学校改革带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家长需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校外教培机构曾经的火热和引发内卷，除了其自身贩卖焦虑之外，家长群体的盲目跟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双减”新政不要光盯着打击教培机构，家长的非理性教育需求减不下来，教育改革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因为，为回应家长需求所带来的改革任务通常最后都要学校、教师来落实，但这些任务是否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可承受能力和教师的职业特性？已有调查统计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大部分的家长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要做好调查研究的是：“双减”之后学校的责任和教师的工作量是不是普遍大幅增加了，教师的满意度如何，怎样改进才更有利于各方满意度的平衡……诚然教育主管部门的出发点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学校也有学校的办学规律，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主体是教师，要紧紧围绕着学生成长，在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之间取得良性平衡。 因此，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于凝聚教育共识。尤其是需要重树家长对于学校、教师的信任，否则又会因在学校“吃不饱”而千方百计想办法给孩子补课。但是，如果还认为大量的作业和答题技巧训练才是“吃饱”的话，“双减”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双减”之后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是推进教育均衡，比如多地大力推行区域内教师轮岗制度，学校和教师发展都面临大变局。这其实也是希望给家长明确的政策预期：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再在“择校”“择师”以及“唯分数”“唯升学”的路上狂奔。家长群体如果还是抱持一元性的教育观念，对学校和教师作出的改革虽伤筋动骨但也可能收效甚微。目前，“双减”新政列出了负面清单，但破后如何立，则更加需要建立对学校的信任并坚定推行校本改革，让校长和教师等对所在学校教育教学最了解和专业的人在其中真正发挥力量，让更多学校办出特色达致更好均衡。 教育改革要听见民众的呼声，也要给有教育情怀和理念的校长、教师更多的办学空间，让他们更好感受到职业的尊严和价值，供应出更加多元也更有品质的教育，满足国家需要和人民期待的教育才更加未来可期。 （作者：陈先哲，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坚持党建引领，通过设立“乡贤基金”、人才引育、政策扶持、管理服务等方式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畅通人才交流沟通渠道，吸引优秀大学生、创业青年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归国留学青年陈小娇就是其中之一。她创办一亩耘乡创客工作室，积极推介民族村――枫树岭村的特色农产品和畲族文化，辐射带动周边20余人就业。 　　图为陈小娇（右）在太阳镇枫树岭村的工作室里与畲族同事一起直播推介当地的土鸡蛋和山核桃。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孙竞）在第37个教师节前夕，“国培计划”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总结宣传活动4日至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做新时代的“大先生”为主题，旨在总结“国培计划”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培养教育家型教师校长的成果，展示名师名校长为学、为事、为人作示范，担当、改革、创新当先锋，努力做教育家型教师校长的风采，激励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的“大先生”。“人民教育家”、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参加活动并作主旨报告。 于漪老师认为，“大先生”必须有大的视野、大的胸怀、大的格局、大的担当和大的气象，她用“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八个字指明了新时代“大先生”的自我修养。于漪老师指出，理想信念是“大先生”的灵魂，教师要扎根中国广大的教育土壤，不断凝练教育教学的原创思想，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之路；改革创新是“大先生”的标志，教师要刻苦钻研，关爱学生，不断丰富学识，锤炼好立德树人的基本功，她祝愿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学员们站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成长为新时代的“大先生”，恩泽莘莘学子，对新时代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顾明远教授从《礼记》中对“先生”的表述讲起，指出教师要做“大先生”，要有坚强的理想信念，心怀祖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要不断提高专业水平，严谨治学，深耕科研，研究真问题；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下一代。他分享了自己70多年教育生涯中的难忘经历，表达了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教育工作者，见证我国教育发展的欣慰之情，并勉励学员们严谨笃学，争当一名真正的“大先生”。 谢维和教授认为，“大先生”是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的培养目标和学员群体的生动写照，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新要求，是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基本坐标。他从“社会的尊者”“心怀‘国之大者’”和“立德树人的能者”三个维度描摹了“大先生”的样子，认为这是对教师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种充分的肯定。谢教授还用“自律”“自知”“自胜”“自信”“自力”五个关键词深入解读了“五育并举”体系的内涵，使参会人员深受启发。 北京大学教授陈向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民选、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孙杰远、首期名师领航班学员尤立增、第二期名校长领航班学员刘希娅等以圆桌论坛的形式深入探讨了名师名校长的使命担当与做新时代的“大先生”的关系；学员代表围绕“大先生”与新时代师风师德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校园文化和学校评价等议题，参与了四个分论坛的交流研讨。 2018年起，“国培计划”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遴选了14个名师培养基地和13个名校长培养基地，对129名教师和121名校长进行3年连续性、系统化培养。活动为本届名师名校长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学员代表宣读了《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学员致全国中小学教师、校长的倡议书》，号召全国教育同仁坚定不移践行立德树人、担当有为投入教育改革、初心如磐献身基础教育，凝心聚力育时代新人，笃行致远谱教育新篇。 名师名校长领航班2021届学员，北京师范大学名师领航工程项目办、国家教育学院名校长领航工程项目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培养基地相关负责人等三百多人线上线下参加了本次活动。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关键是土壤环境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提出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保障管理四个方面综合施策，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提高心理危机事件干预处置能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从政策立意来看，这份《通知》很有必要，很及时，也很专业。从四个方面落实，不仅能够提高各级学校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和处置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 　　之所以说“很必要”，是因为基础教育长期过于倚重学生的认知和学业发展，忽略青少年的情绪与社会性发展。对初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学生而言，在他们本应发展情绪、人格和社会性的关键时期，为准备升学考试付出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其中，部分学生进入高校后在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上存在严重缺陷。以徐凯文博士几年前一项针对北大新生的研究为例，调查显示超过30%的学生存在厌学情绪，他把这种情形称为“空心病”。 　　当前，疫情因素加剧了儿童及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危机，而家庭和学校难免把更多注意力投向疫情防控，忽视学生心理危机的细微线索。当极端事件发生时，只会让父母和老师追悔莫及。疫情所带来对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成为压垮某个学生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个时候出台《通知》很及时。 　　《通知》所提到的大学设必修课、开展普查测评、设立预警网络、增配专职教师，加强家校合作等举措，都凸显了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的特点。 　　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不应该只聚焦“问题”，更要关注如何避免“问题”。心理健康管理应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换言之是促进学生积极的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当学生情绪健康、人格健全、社会适应和发展良好，那么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其次是学生心理保健，预防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就是《通知》所着重的“源头管理”；第三个层面才是心理问题的甄别、干预。 　　心理健康管理应该针对学生的三种状态来分层分类管理，首先是“健康”状态，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次是“亚健康”状态，预防学生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最后是“疾病”状态，对学生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实施干预，避免症状加重出现极端结果。 　　儿童、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仰赖于学生的养育、教育环境。当一颗种子被种在合适的土壤里，成长在合适的环境中，它就能自然而然地茁壮成长，无须干预。一个学生，如果他被养育、教育的家庭土壤和学校环境是适宜的，那么他自然能身心健康地茁壮成长。 　　所以，我也期盼教育政策能够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学习、成长的适宜环境，不仅重视学生的认知和学业发展，还要至少同等重视学生的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不仅优化学业学习的学科课程，也有必要增加情绪与社会学习的课程。另一方面，在家校合作方面更加深入细致，探索和建立家校协同教育机制，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能够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唐映红）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8月5日电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对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的安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教育部近期正在会同各省级教育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研究今年秋季开学以及防控工作。 刘培俊指出，今年秋季学期工作坚持服从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区域统筹，结合国家的总体疫情防控决策和当地的疫情形势和政策安排，来妥善安排好开学工作。具体开学时间的安排、方式的选择，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的安排，各地要一省一案，因地制宜一校一策，因校施策，确保适应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开学的安排。 刘培俊表示，鉴于目前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那么开学的安排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以确保教学的开展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 刘培俊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各地教育部门把秋季开学作为疫情防控的突出重点，提前研判、超前部署、靠前行动，要指导当地的学校按照属地的管控政策和疫情情况，做好教学开学方案、疫情防控方案以及应急预案，统筹安排好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资源和技术，包括人员队伍，以及环境的清洁，还有必备的应急场所安排等，为今年秋季开学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开学前的工作计划，刘培俊谈到，教育部还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指导各地把开学工作安排好，确保有序进展。首先，印发今年秋季学期的工作通知，召开全国教育系统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的视频会议，同时组织召开教育系统疫情防控专家咨询视频会；其次，会同疾控、卫健等部门修订和印发大中小学以及托幼机构疫情防控的技术方案，来指导各地做好开学前、开学中、开学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第三，继续配合卫健、疾控等相关部门，积极妥善有序地做好在校学生符合条件师生的疫苗接种工作。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智力运动会 丰富暑期生活 　　7月16日，小学生参加五子棋比赛。 　　当日，为丰富暑期生活，北京东城区中小学生智力运动会棋类、数独比赛在府学胡同小学和西中街小学举行。9所中学和26所小学的近5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新华社发（周良 摄） 【1】【2】【3】【4】【5】 (责编：李依环、任一林)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