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半上中职？普职比到底是多少 　　2016－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 作图：张含琼 　　2020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图：张含琼 　　北京初三学生家长解先生最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 　　让他焦虑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不久前各种微信公号里推送的一条信息“教育部将落实1∶1普职比，可能一半学生上不了普高”；另一个是儿子解辉的模拟考试成绩在全区的排名。解先生一家住在北京市海淀区，这是一个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名的教育强区。“全区大概有不到两万名考生，我儿子的模拟成绩排名大概在1万6。” 　　在解先生看来，从这两条信息可总结出一个结论：自己的儿子解辉很有可能上不了普通高中。 　　与解先生有着同样焦虑情绪的家长并不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一个聚集了很多家长的社区网站上看到这样的留言：“成绩不好就只能上职校吗？高中毕业之后再进行分流不更好吗？希望让更多的孩子能上高中上大学。”很多家长在这条留言下继续讨论，点赞者的数量也达到了上千个。 　　针对网上的传言，北京市教委紧急辟谣，抨击了网上“中考实行五五分流”“如果说高考是战场，那么很多人将连扛枪的资格都没有”“中考将比高考更难考”等谣言，认为这些传言只会令家长和学生们六神无主。 　　为此，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明确指出，北京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高中学位紧缺，只会采取相应措施来增加学位、调整结构，以确保教育良性发展，“家长们大可放心。” 　　普职比到底是多少 　　所谓“普职比”，就是升入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不过，“普职比大体相当”并非今年新政策。 　　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就曾提到：“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也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其中也提到了“保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相互融通”的目标。 　　可实际情况如何？记者梳理了近几年和几个省市的“普职比”数据。 　　梳理《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官网的数据后发现，最近5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普职比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在5.8∶4.2-5.9∶4.1之间，没有较大的波动而且离引发“普职比焦虑”的1∶1尚有些距离。 　　而且从各省情况看，能达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目标的省份也很少。 　　从北京市今年的中招说明会上，记者注意到，今年，北京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规模为8.95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6.18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为2.77万人，普职比约为7∶3。 　　记者翻看了2020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20年北京市的普通高中招生占比也是70%，而江苏省普通高中招生占比也达到了56%，而其他地区招生普职比大多在7∶3与5.6∶4.4之间。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2010年时，我国职普比为4.8:5.2。记者从一份权威分析报告中获悉：2011至2017年，中职学生数量分别为2205万、2113万、1923万、1755万、1657万、1599万、1593万（年均降幅10%）。相比2010年，2017年中职学生数减少了644万人。中职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比重由2011年的47.1%，下降到2017年的40.1%。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看，“普职比大体相当”，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实际是没有达到的。 　　我们焦虑什么 　　从数据分析似乎可以看出，所谓的“普职比焦虑”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焦虑。稍加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焦虑的背后是由来已久的“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在作祟。 　　“从人的天赋来看，真正适合做研究的人只占少数，从社会需求来看，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岗位也是相对少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从社会需求再到人的个体差异，“普职比大体相当”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但是为什么却引来了家长大面积的焦虑？ 　　“这就好比赛车，大家都开足了马力跑向同一个终点，结果中途分出了一条赛道，组委会要求跑得慢的只能去那边。哪个选手愿意承认自己是那个跑得慢的？谁又能确定现在跑得慢的不会后来居上呢？”解先生说。 　　解先生的解释很形象地描述出了家长们的心态。 　　其实，很多家长的焦虑不仅仅是孩子上哪所学校的问题，而是孩子的人生方向选择问题。在不少家长看来，选择职业教育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落后和失败，又有哪个家长会心甘情愿做这种选择？ 　　然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指出，从学段和学校之间的资源匹配来看，不同的教育资源会存在差异，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求，来帮助孩子选择不同类型的成长路径，实现各得其所，而不是单纯用上普高还是上中职来进行比较。换言之，将来孩子不管进入到哪一个专业、哪一类型的学校，毕业后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国家今年5月在山东举行的“职业教育活动周”上的主题。 　　在今年4月举行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这是职业教育当自强的时候。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也正在进行专业调整，正在从普通的职业教育向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强调高质量和精细化。比如，北京市这两年一直在进行改革试点的贯通培养方式，就是为那些在某种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提供连续培养的机会，同时，允许他们选择学习方式，直接深造或者是先就业再深造，让学生掌握主动权，更加适应社会发展。 　　2017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重点领域的人才总规模及人才需求总缺口进行了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达6191.7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达2985.7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储朝晖认为，一边是拿着高学历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就业难”，一边是制造业人才存在着巨大缺口，两条“跑道”已经清晰可见。同时，解决矛盾的路径也自然呈现出来，那就是把职业教育这条“跑道”建好、建强，不断增加吸引力。“教育焦虑很自然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在办学质量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想实现职业教育成为学生和家长自觉自愿的选择，职业教育还当自强。（记者 樊未晨 张含琼）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考专列溢满温情 　　“祝大家一路顺风，金榜题名……”6月6日，嫩林铁路大杨树站，425名考生及家长在铁路工作人员的祝福和引导下，鱼贯而过大杨树站精心制作的大红“状元门”，登上K5117次“共青团号”高考专列，前往135公里外的鄂伦春族自治旗阿里河镇参加高考，这也是中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连续第19年开行高考专列。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是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由于高考考点必须设置在旗（县）所在地，因此大杨树镇考生每年都必须到100多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高考。高考专列开行前，由于交通不便，考生和家长要多次换乘汽车、火车才能到达考点，赶考出行极为不便。 　　2003年，哈尔滨铁路部门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出行难、交通成本高的问题，高考前在考生集中的大杨树站开通了去往阿里河考点的高考专列。19年来，高考专列共往返送运考生3.4万余人次，其中有7000多名毕业生考入理想大学，走出大山开启了逐梦之旅。2019年，全国铁道团委将高考专列命名为“共青团号”。 　　列车上，“‘共青团号’高考专列”火炭红的条幅下，齐齐哈尔客运段列车长顾贺文带领青年志愿者们跟考生互动，现场合唱青春励志歌曲。随着歌声传出，温馨感立即溢满车厢。作为全国唯一一趟高考专列上的列车长，这也是顾贺文连续3年在高考专列上为考生们服务。 　　19岁的鄂伦春族考生阿严被歌声吸引，笑容挂满青涩脸颊。阿严家住乌鲁布铁镇讷尔克气猎民村。2018年，考入大杨树镇二中的阿严，开启了独自在外的求学生涯。阿严父母以务农为生，家里除了自己还有一个读初二的妹妹，考虑到阿严的家庭状况，旗政府将其纳入低保户，除了经济上的补助，政府每年还会按季节为他们送去衣物。政府的帮助，让他心存感恩。他说，希望毕业后返回家乡，做一名人民教师，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回馈家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更多和他一样的孩子走出大山，实现梦想。 　　立志回报家乡，是阿严对未来的期望。对于乘坐“高考专列”他也是满心欢喜。在“高考专列”上与他相陪同行的是同窗学友、老师以及父母。面对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动情地说：“我现在心里满是阳光和温馨，心情愉悦而舒畅。这将是‘高考专列’带给我的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这是我们特意为大家购买的碳素笔，希望你们每个人用它考出好成绩。”顾贺文将精心准备的纪念车票、笔袋等小礼物分发到考生手中。顾贺文说，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他们从为群众办实事出发，除了做好车厢防疫外，为让考生拥有一个舒心愉悦的旅途，还在列车上开设了革命歌曲大家唱、党史知识答题赛等主题车厢，邀请考生、家长参与其中。同时，还精心制作了高考专列主题纪念册，包含历年回顾、师生寄语等内容，免费赠送考生，让考生拥有一个温暖的回忆。 　　“我没参加过高考，但我要用自己的服务让考生们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奔赴考场，祝福考生们马到成功，金榜题名！”顾贺文笑着说。 　　（科技日报哈尔滨6月6日电）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端午佳节临近，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组织当地台商台胞、两岸婚姻家庭体验包“同心粽”、“端午插艾”等活动，共话佳节，共叙亲情。 沙�杉 孙 勇摄影报道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广州研判疫情后推迟中考 　　本报广州6月14日电 距离广州中考不到1周时间，6月13日傍晚，一些初三学生的班级群里开始弹出班主任的“重要通知”――广州市中考推迟到7月进行，具体时间待定！ 　　这个消息在6月14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得到证实。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谷忠鹏宣布了推迟中考的确切消息：经过慎重研究和疾控专家等各方的评估论证，2021年广州中考延期到7月进行。具体考试时间，将根据疫情形势综合研判，尽早确定并提前通知。 　　按原定计划，广州中考将在6月20至22日举行。 　　2021年，广州市有491所初中学校的学生报名参加中考，共有考生90544人，各类考务人员约1.25万人，计划编排考点156个。 　　“无论是涉及的学校数、考点数还是考生数、考务人员数，都远超刚刚过去的高考。”谷忠鹏透露，今年广州中考考生超过9万人，其中走读生居多，占比约63%，涉及初中学校491所。他解释，156个考点需对应491所初中学校，相当于平均每个考点将安排3-4所初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考试，不同学校之间的学生难免集聚和交叉。 　　6月13日晚，广州市各区陆续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消息一出，很多初三学生的家长一时接受不了。一位初三班主任在家长群里表示：请家长协助做好学生思想工作，重新调整好状态，迎接迟来的中考！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考前指导小组心理学督导专家穆岩也给考生支招：“不论外部环境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为考生，内心应该做的事情是没有变的，尽可能把自己的所学发挥、运用出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021年是广州中考改革年，考试科目、录取批次、名额分配（指标到校）、自主招生等方面均发生变化。“请广大中考考生和家长放心，推迟中考将不会影响今年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也不会影响下学期的正常开学。”谷忠鹏表示，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平常心，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留下共同与疫情奋战的难得回忆。（记者 林洁）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湖南省永州市：免费公益培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游泳知识 　　暑期以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教育系统与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联合组织防溺水志愿者，利用辖区游泳场馆资源，组织中小学生分期分批进行暑期儿童游泳免费公益培训，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游泳知识和求生技能。图为7月11日，新田县金海豚水世界游泳馆，孩子们在防溺水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游泳和防溺水技能。 刘贵雄摄/光明图片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这个暑期，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托管班 　　7月5日，一位小学生在湖北武汉市秦园路社区托管室内玩玩具。新华社发 　　7月5日，在位于上海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爱心暑托班内，小学生在上开班第一课。新华社发 　　7月8日，在浙江慈溪市“星星点灯”暑期公益课堂上，学生们用自己制作的皮影作品进行趣味表演。 新华社发 　　转眼又到暑假，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子女的暑期安排再次成为父母迫在眉睫的难题。在往常，北京西城区小学四年级学生小李的暑期生活是这样的――“上山、下海、考级、回乡”。今年，他将有一个新的选择――“回归校园”。 　　教育部13日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工作相关情况。对于大部分学龄儿童家长来说，暑期托管无疑是个利好消息。“暑期孩子们可以支配的时间大约45天左右，我们会专门抽出一星期左右带孩子‘上山下海’，参观名胜古迹。往常，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找培训机构托管一个星期，准备艺术考级，再送回老家一个星期。此时，漫长的暑期还没有过完，孩子只能跟着父母‘打游击’了，跟妈妈去单位两天，跟爸爸去单位两天。”北京东城区五年级学生家长张颖告诉记者。 　　政策一出，不少家长立即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对此有担心和焦虑，朝阳区四年级学生家长岚岚担心，“托管只在教室里待着写作业，没有课外活动”。北京西城区四年级学生家长刘颖担心，“会不会有的托管班老师拓展学科知识，让暑假成为背着书包的‘第三学期’”。她同时担心，暑期托管增加了教师“工作量”，会不会影响日常教学。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声音是此次托管政策出台后的主要“担忧”。7月8日，教育部出台《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一出，最先登上热搜的却是“取消教师寒暑假”。探索实施课后服务和暑期托管，无疑是减轻家长学生负担的“实事好事”，但会不会因此造成“学生减负、教师增负”的现象？家长们的担忧能否得到解决？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担忧：别让“托管”变“脱管” 　　暑期托管服务的政策一出台，最先引发的讨论就是关于暑假该“休息”还是该“适量学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休息”“放松”才是暑假的“要义”。“从学制安排看，假期有其独特的功能，并非可有可无的。两千年前《学记》即阐明‘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的藏息相辅原理，暑期托管若演变为学生的‘第三学期’就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必然对学生成长造成伤害，直接影响后续的学习品质，长远损伤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和自主性。所以，尤其要防止一些地方将办了多少托管班、为多少家长和学生进行了托管服务，作为政绩追求而使得托管变质变味。”储朝晖说。 　　学生家长张颖对于托管政策“举双手赞成”，“目前看到的政策是每期12天，正好把我们平时的‘空档’填满了。暑假是艺术类考级的高峰期，每年我们都会利用暑期学习一些声乐、舞蹈等内容陶冶情操，全家一起去旅行也是固定项目。剩下的时间怎么办？现在好了，孩子能去学校了，既保证安全，又能见到朋友，我一定会选择报名的。”张颖说，她最希望暑期托管班有阅读、书法等相关服务，“让孩子看看书，练练字非常有益。” 　　学生家长岚岚则担心“没有课外活动”，她所在的学校已经发出了暑期托管的相关通知，但是她犹豫之下“没有报名”。“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暑假应该以大量的户外活动为主。目前，托管的时间地点都是固定的，跟大人上班没什么区别，每天也并没有明确的任务和主题，只有明确的时间规定，我担心这样的‘托管’只是占用着学生的时间，解放了家长，不是‘托管’是‘脱管’，孩子们学不到东西，得不到成长。” 　　对于家长的这些担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学校要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各类资源设施，合理组织提供一些集体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但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 　　放心：“学生减负、教师增负”的局面不会出现 　　正如学生家长刘颖所担心的，政策一出会不会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从而进一步影响日常教学，这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通知》一出台，“取消教师寒暑假”就上了热搜。而在《通知》的网页下方，不少教师留言坦陈心声：“老师们太累了，老师也有家庭，也有子女。”“老师群体全年高强度工作，就靠假期休整，能不能考虑引入大学生志愿者加入托管行列？” 　　对此，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说：“各区教委鼓励广大干部教师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积极引导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班主任等优秀教师参加托管服务。同时要求各区组织好对参加托管服务教师的培训。需要强调的是，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各区教委统筹全区教师资源，在不影响正常休息和进修培训的基础上，合理选派安排教师参加托管服务。” 　　丁大伟告诉记者，为做好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北京市教委建立了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学校落实的三级工作机制，从7月19日开始，至8月20日结束，分两期，每期12天进行暑期托管服务，“未来将完善相关政策，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深圳市教育局局长陈秋明谈到了对托管和课后服务的“评判标准”，“我们评判一所学校的托管和课后服务工作，主要看重四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学生自愿参与度；二是书面作业的完成度；三是学生综合素质展示的认可度；四是各主体的满意度，包括家长、学生和教师。我们的目标是：家长满意、学生喜欢、教师认可”。 　　区分：界定托管服务的“边界” 　　在切实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方面，从课后“三点半”的托管服务到暑期托管服务，一条条真招实招不断出台，这背后指向的正是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储朝晖认为，假期和学期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实现成长目标。“托管服务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成长机遇，尽量安排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获得更有效的成长：学自己喜欢学的，做自己喜欢做的，玩自己喜欢玩的；引导学生自己规划、设计活动方案，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督促自己实施，自己选择角色，自己依据实施状况调整、完善方案，进行自我评估。为发现自己的优势潜能，发现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担当的责任找准自己的位置，为成为最好的自己奠定基础，找到路径。”储朝晖表示，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在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同时，需要严格将假期活动与规律学习区分开来，严密筑牢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这道防线，不得暗中将假期托管变成复习班、补习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明认为，暑期托管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选择了学校暑期托管的家长不能一托了之，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暑期生活中家长仍要抽出一定时间，加强亲子陪伴、增进亲子关系”。 　　对于义务教育学校的托管服务，吕玉刚提出：“首先是全面覆盖，即各地各校要从实际出发，一校一案，制定完善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其次要保证时间，即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再次，要提高质量，即学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积极开发设置多种课后服务项目，增强吸引力和有效性。最后，要强化保障，即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同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记者 姚晓丹 晋浩天）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流动、留守儿童早期教育难题如何破 　　浙江湖州市爱山街道红丰西塘社区，十余名儿童和家长在参加公益早教课。新华社发 　　北京朝阳区活力社区金盏中心，孩子们在上早教课。光明图片 　　在上海奉贤区奉浦街道秦塘生活驿站，早教老师在指导小朋友玩游戏。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从母亲怀孕、哺乳期到宝宝两岁前的1000天，是一个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婴幼儿的视觉听觉能力、语言能力、对符号和数字的认知能力、情感控制能力，约80%在这个“生命最初的1000天”里发展形成。然而，对于中国农村2500多万留守儿童来说，这关键的“1000天”却成了教育的真空地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年的一个研究，也呈现了这个教育真空带来的起点差距：上海90%的孩子在丹佛发育筛查测验（用于早期发现0~6岁儿童发育问题）中是正常的，在甘肃华池，这个比例是66%，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这一比例只有43%。 　　而对于我国3.8亿流动人口来讲，他们的子女虽然被带到城市生活，但囿于重重原因，这些孩子同样普遍面临着早期教育缺失的问题。 　　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城市流动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早期教育如何破局，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 　　一周有三到四天，崔晨（化名）会在9点左右带着20个月大的女儿珠珠出门去“早教班”。早教本不在崔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太贵了。但现在她找到了一个免费“早教班”。 　　女儿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穿上的裤子不喜欢，要重新换一件，有时早饭不爱吃，要磨蹭一会儿。崔晨对这样的“磨蹭”感到欣慰，因为她觉得女儿上了“早教班”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前珠珠怕生、总哭，但现在她能和其他小朋友玩到一起，听着音乐就跳舞，也愿意表达自己的喜好。 　　老家河北的崔晨今年28岁，孩子出生后，因为丈夫工作的原因，成了“北漂”。一家人居住的朝阳区金盏乡小店村，是北京流动人口聚居的区域之一。和很多人一样，为了节省开支，一家人租住了一个单间，在这个不大的空间内尽可能实现所有生活需求。做电动自行车销售的丈夫工资高一些，但工作时长很长。父母在老家务农，无人能来帮忙。为了照顾孩子，崔晨暂停了曾经从事的化妆师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孤独和焦虑是她日复一日生活中最大的感受。居住地人口流动性高，邻居总是陌生的；目之所及能带孩子活动的场所，是大路交汇处的广场，而广场上只有树。 　　直到女儿8个月大的时候，崔晨在周围人的口口相传中找到了一个去处――活力社区金盏中心，这里专门为住在村子里的居民提供免费的早期亲子教育服务。 　　“生命最初的1000天”如何不再空白 　　世界公认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五个要素，包括健康、营养、安全、回应性照料和早期学习。其中回应性照护是贯穿在其他四个要素中的最重要因素，需要照护人密切观察孩子的动作、声音等，通过肌肤接触、眼神、微笑、语言等形式对孩子的需求作出及时且恰当的回应。 　　崔晨不了解这些内容，她凭借本能成为母亲，孩子出生前没有获取过育儿知识，孩子出生后，育儿的信息就来自她母亲，而母亲的知识来自养育她的经验。她感到“很懵”。 　　回应性照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今天的环境下，往往意味着钱与时间：既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有时还需要支付昂贵的学费。“流动群体大多没有足够的付费能力，更长的劳动时间导致陪伴时间不足，同时受限于教育水平，对儿童早期发展的认知水平也不高。”活力社区执行总监侯蔚霞说。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流动人口3.758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侯蔚霞观察到，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独自一人来到城市，而现在很多人会带着家庭来，仅活力社区金盏中心能覆盖到的3个村子，就有约1000名0~3岁的儿童。 　　如何让这个庞大群体的孩子不因家庭拮据影响自身发展过程，让他们有机会站在相对公平的起点前，是一个既关乎个人、家庭，也关乎国家未来的问题。 　　具体方法需要长时间的探索。2006年活力社区团队开始为小学阶段的流动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团队发现更需要影响的是父母的养育理念与技能。2011年活力社区开始做早教课程项目，免费给流动人口聚集社区的新手妈妈上早教课，一周4次。但问题再次出现，团队服务能力有限，很多同样需要支持的家庭被挡在了门外。最后，他们将关起门上的早教课，改换为一个开放空间，首先让家长带着孩子参与进来。 　　当妈妈成为老师 　　崔晨带女儿赶着要参加的就是每天上午10点30分到10点45分的集体活动，时而是绘本阅读，时而是音乐律动、手指操或者亲子游戏。“一方面带着孩子、家长玩；另一方面也给家长示范平时可以怎么和孩子玩。”侯蔚霞说。 　　活力社区金盏中心有两间放着滑梯、海洋球等大型玩具的房间，两间绘本室，一间专门用来上付费早教课程（800元32节）的教室。院子里摆放着画画的桌子，以及更大的滑梯、摇摇车和木马等玩具。上午大部分时间只是让家长带着孩子玩，中心负责人徐红随时留意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小朋友挨了奶奶的打，放声大哭，徐红过去安慰了她，等她平静后告诉她哪里做得不对，再嘱咐奶奶打孩子不是好的教育方法。“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很多家长不知道除了打还有什么回应方式，我们会示范给家长看。家长看到这个方法有效，就会慢慢开始尝试。”徐红说。 　　崔晨现在已经是集体活动的带领人之一。实际上，来参加活动的妈妈已成为活力社区主要的师资力量。 　　侯蔚霞介绍，专业的早教老师经过专门的培训，价格不菲，对于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来说无法实现。最现实的资源就是妈妈们。团队请专业老师参照国外先进课程进行课程开发后，以多年探索总结出来的工具包作为课程和妈妈老师之间的“桥梁”。为了弥补妈妈老师欠缺的专业知识，工具包中写出了上课所需要的每一句话，并尽可能多地生产视频课件。“妈妈老师背下来之后可以先把这堂课上下来，她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做这个动作，没关系，在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她会发现家长、孩子做出了什么反应，再慢慢从她的课堂经验中提出问题，我们通过专家培训理论、专业老师督导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妈妈老师就会理解课堂详案背后的原理。” 　　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中心里孩子们三三两两玩得开心，“孩子变开朗了”是很多家长的感受，而“开朗”的背后，代表着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与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 　　迄今为止，活力亲子园在全国各地已有100个项目点落地，2020年服务人数达13000多人。 　　“命运岔路”该如何弥合 　　与流动儿童相对的，是被异地工作的父母留在乡村的留守儿童。在农村做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面临着更多困难。 　　北京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从2015年起在河南开展服务留守儿童的项目。在平顶山市叶县的一个偏远山村与当地民政部门一起调研时，有一幕场景让基金会秘书长刘珊印象深刻：一位奶奶在做农活时，为了安全就把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用绳子拴在眼前的树上，孩子的活动范围就是绳子圈成的圈内，玩具就是地上的小石头或者掉落的树叶。这里0~3岁的孩子占到了留守儿童的95%，而且都留给了祖母辈照顾。 　　不同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面临着“命运岔路”，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支持。 　　村里为刘珊的团队提供了一间闲置房屋，作为育儿中心。“营业”之初，和预料一样遇冷了，“爷爷奶奶觉得带孩子上那儿去，家里的事怎么办，我的鸡、羊怎么办”。为此团队采用过人力成本相当高的“田间地头法”，把课程和活动场地“搬”到爷爷奶奶家门口去。 　　后来团队在每个村聘请了优秀女性作为育儿顾问――最好是初中以上文化的，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把技能和知识传递给育儿顾问，她可以用这些技能照顾她的孩子，也可以帮助周围的爷爷奶奶。”刘珊说。 　　聘请当地的女性作为入户指导人员，是很多项目都在使用的方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5年开始在甘肃省华池县试点“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家访员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入户，依托项目提供的标准化“教材”，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带孩子阅读绘本，教授儿歌，玩拼图、积木等游戏。这个过程丰富了孩子的成长环境，改进了照护人与孩子互动的方式，终极目标则是通过促进儿童发展，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年项目周期结束后，华池县项目的终期评估报告显示，家访干预使儿童智力筛查（Denver II）“正常”的概率提高51.4%，儿童“粗动作”提高0.436个标准差。随着项目干预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慧育中国”又先后在新疆吉木乃县、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湖南古丈县、青海海东乐都区、西藏尼木县等地启动实施，5700多名儿童受到干预。 　　社区应更多助力儿童教育 　　与留守儿童的数量相比，5700名还太少。《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末，农村留守儿童尚有2581万。 　　站在世界地图前，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推进儿童早期教育，改变处于贫困状态的孩子的发展轨迹。 　　我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0~3岁儿童的早期养育进入国家政策层面。《意见》提出，要发展家庭、社区和社会其他形式的托育服务，到2025年建立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基本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将“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列为发展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干部培训中心原党委书记蔡建华指出，在当前阶段，婴幼儿照护服务只能被看成公共服务，而不是基本公共服务。目前采取的方式是中央财政带头支持，做一些示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事权，从考虑本地区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需要的角度，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给予支持，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逐渐使婴幼儿照护服务成为能够普遍惠及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从业机构的事业。 　　灵活的社会力量正在积极做倡导性尝试。除了一线做项目的社会组织外，基金会、科研人员也在更多地投入进来。在探索更多成本可控、干预质量有保障的服务方式外，蔡建华特别强调了社区的重要性，“社区是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中层系统，应该提供场地作为活动中心，让社区的孩子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再依靠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提供专业意见，提供有质量的服务”。 　　实际上《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标准和规范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 　　此外，蔡建华介绍，近年来教育部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中加强了保育专业的招生力度，人社部今年5月已就保育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 　　改变将会更快发生。（记者 陈慧娟）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张先翱：北大才子为少先队奉献一辈子 　　张先翱在青岛市参加“雏鹰假日小队”现场会。 　　张先翱在西藏灵芝为辅导员讲授出队旗时执旗姿势。 　　张先翱在浙江指导“红领巾小种植”实验基地。 　　张先翱在安阳人民大道小学升旗仪式上讲话。 　　坐在书桌前，张先翱要半摘下眼镜，把书凑得很近很近，才能够看清上面的字。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只有0.3，每天定时定量注射两次胰岛素……即便这样，87岁的张先翱依然没停下干了一辈子的少先队工作。 　　因为热爱，从学生时代到退休后27年，张先翱都在为热爱的红旗一角的教育事业奋斗。 　　被先烈事迹激励 学生时代就当少先队辅导员 　　1949年，15岁的张先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就被推选担任浙江省宁波效实中学团支部副书记兼少年儿童委员。 　　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旗、队歌、队员标志、队礼、誓词及口号等。 　　正是那次会议，确定了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1950年5月，宁波市首批建队，张先翱负责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建队工作，任副大队辅导员（正职由教师担任），也成为全国很早佩戴红领巾的辅导员。 　　1950年到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少先队工作主要围绕抗美援朝开展。在张先翱年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每天晚自习前半小时的少先队活动，他都会带着大家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故事。 　　黄继光、邱少云……每当张先翱讲起那些英雄的事迹，学校可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小礼堂总会坐满学生。“我也就比同学们大两三岁，英雄先烈的事迹教育了少先队员，也教育了我本人。”从那会儿开始，张先翱就感受到少先队辅导员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中学时期当辅导员的日子，张先翱因工作出色受到表彰。1952年宁波市表彰40个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他是唯一一个学生身份的辅导员受到表彰的。1953年，宁波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张先翱还被选为人代会代表。 　　在张先翱的高考志愿表上，他填了9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还填了1个北京大学儿童文学专业。 　　1953年9月，张先翱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前两年在系里当文艺委员，组织大家搞文艺活动。但他始终放不下心心念念的少先队工作。第三年，张先翱憋不住了，主动找到学校团委，申请要到北大附小当辅导员。 　　至今张先翱还很感谢当年北大团委很支持他作为学生的这一想法，不但委派张先翱去附小当总辅导员，同时还从各个院系选拔了10多名优秀团员，担任中队辅导员。回想起来，张先翱不禁感慨，“可见北大团委当时对全团带队的重视”。 　　在张先翱担任总辅导员的3年，北大附小的少先队活动很是活跃。最让张先翱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利用一个半月时间辅导五年级一个中队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李大钊的主题队日活动。 　　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革命烈士李大钊牺牲30周年。张先翱也在为毕业论文忙碌着。他的毕业论文主要研究李大钊，理论结合实践，他带着少先队员们开启了一次丰富而意义深远的主题队日活动。 　　到北大红楼参观、前往景山东街任弼时故居绞杀李大钊等20位烈士的绞刑架前凭吊、到万安公墓祭扫李大钊，邀请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讲述先烈的革命故事……活动后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将此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在北大任教时，李大钊的工资是120块银圆，同期还有在别的大学讲课的报酬，加起来能有300块，可他把大部分钱都资助革命、帮助青年学生了……”李大钊这些事迹，让张先翱印象深刻，“对我教育很大，也是我学习的楷模”。 　　“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成为北大才子的座右铭 　　学生时期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让张先翱深深地爱上了红领巾教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优秀人才”建队初心铭刻在心。 　　1957年，尚未大学毕业的张先翱还担任了海淀区少年之家故事辅导员，利用星期天向少先队员们讲先锋故事、少年英雄故事。 　　当年，在北京市第二次辅导员代表会议上，张先翱作为受表彰的辅导员发言。他当场表了决心：“明年我要大学毕业了，如果可以填写100个分配志愿，我要从第1个到100个都写上少先队工作。” 　　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张先翱立下了“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的座右铭。 　　次年毕业填写分配志愿，张先翱第一志愿就是小学老师。五年制北大历史系是培养大学师资和历史科研人才的，张先翱为此还专门找党支部书记表示希望能照顾自己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初中老师；第三志愿：中国少年报；第四志愿：哪里有少先队工作可干的哪儿都去。“不挑地点，不光北京，外省市、农村、山区，哪儿都去”。正值青春的张先翱铁了心要干少先队工作。 　　让张先翱意外的是，自己被破例分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年部工作。自此，少先队工作成了张先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62年春，张先翱被借调到团中央少年部工作3个月，和时任《辅导员》杂志副总编朱音一起编写《少年先锋队工作问答》一书。 　　为了更好完成辅导员资料的编辑工作，张先翱和同事经常要到郊区去总结典型经验。虽然张先翱与夫人已于1959年结婚，但是夫人长期在上海工作，实际上在北京的张先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他经常承担了到北京远郊调研的任务。“有时候骑着自行车行程几百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到农村调研”。 　　15岁入团，由于“祖上72亩地”，家庭成分地主的张先翱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直到1964年7月9日，30岁的时候，张先翱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团员到党员，他始终积极奋斗在少先队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 　　在团北京市委工作的那些日子，张先翱心里印着100万和两万这两个数字。这是当时北京市少先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的人数。借调到团中央、后来又在团中央系统其他岗位工作的时候，张先翱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心里记挂着的，是全国1.3亿少先队员和370万少先队辅导员。“我在少先队的领导机关工作，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全队”。直到今天，张先翱还说，这4个数字给了他巨大的动力，“我们的工作意义很大，责任很重”。 　　人生选择再多 他都不忘初心 　　1978年以后，少先队工作全面恢复，张先翱最开心的是可以接着干少先队工作了。 　　1979年，他面临两个不错的选择，到中国少年报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或者到《辅导员》杂志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前者级别高，“组长”一职是正处级，房子可以多分一居；而后者的“组长”只是科级，但张先翱还是选择了到《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少先队辅导员，研究的学问要广一些，深一些。”在面临人生选择时，张先翱总是铭记最初的想法。在他看来，哪里更有利于开展少先队工作就去哪里，待遇、名利都要靠边站。 　　《辅导员》杂志曾经报道，张先翱在《辅导员》做编辑的4年里，以平均每年4个月的时间，到外省市出差，进行少先队工作“采风”。4年中，他收获了20多个采访笔记本，积累了诸多少先队辅导员智慧的结晶。 　　这也是在张先翱看来，充实而难忘的一段时光，“这4年，是我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历史上，见到最广、学到最多、收获最大的4年”。也正是那段时间，他帮助少先队工作探寻出一条条发展之路。中学少先队工作薄弱时期，有人提议取消中学少先队，是他三下无锡，探寻、总结无锡中学少先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用事实发声：中学少先队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应是少先队工作的黄金时代。农村少先队工作困难多，他辗转山东掖县（莱州市）、四川什邡、江苏武进、山西运城等地，寻找农村少先队工作希望的火种。 　　从当一名最基层的辅导员，到为《辅导员》杂志投稿，再到成为《辅导员》杂志一名工作人员，张先翱与辅导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张先翱年近五十之时，根据工作需要被输送到全国妇联系统的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在新的岗位，张先翱创办了第一份以指导孩子玩为宗旨的刊物《学与玩》杂志，设置两个少先队的专栏，组织6名少先队工作专家赴西北五省培训辅导员；还在4年里为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场辅导员培训讲座。 　　张先翱称自己这一时期是“身在妇联系统，心在少先队”。 　　1986年年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张先翱调任少年工作系主任，一开始，全国妇联不肯放，专门派一名书记和他谈话，但是张先翱态度坚决：“我太喜欢少先队工作了，你放了我吧。” 　　离开当时发行量28万的《学与玩》杂志总编辑岗位，回到共青团系统研究少先队工作，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个很难的选择，但张先翱毫不犹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块全新的沃土，张先翱创办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以研究少先队为重点的学术刊物《少年儿童研究》，任主编7年，组织发表了全国少先队工作者几百篇论文，为创立少先队教育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 　　199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立，他任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工作以来，张先翱辗转多个岗位，但始终不忘少先队工作，不论在哪，他总是在寻找能够让自己在少先队工作中发光发热的岗位。 　　将一生都致力于少先队工作研究，张先翱创建了第一个少先队组织教育新兴学科，构建了第一套高校少先队教育学的教学体系。他提出了完整有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组成的教学要素和知识框架，将少先队理论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将教育原则与工作方法有机融合，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训相互联合，从而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少先队学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工作系主任的岗位，张先翱组织了少先队学科大学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实施，创立了少先队学科。 　　他主编的我国少先队学科第一本大学教材《少先队工作方法论》，通过方法论的五原则、“管理教育”“阵地教育”等十大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少先队教育活动的方法论，将学术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相结合，对全国少先队活动的蓬勃开展，起了理论先导、实践促进的作用。 　　而在这之前，他已被称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理论提出第一人。 　　那是1979年的一次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交流中一些老辅导员期待改变30多年来少先队工作随意性、运动式的弊端，提出少先队工作系统化的愿望。张先翱得到启发，撰写了《浅谈少先队工作系统化》论文。 　　1989年，全国少工委委托他主笔起草《中国少年先锋队教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历时9个月，四易其稿，于1990年第二次全国少代会前夕，张先翱不仅交上了答卷，《纲要》颁布实行，还完成了附加题，《系统论与少先队教育系统化》一文发表，用系统论阐述了《纲要》的必要性、《纲要》具有的少先队特色等内容。 […]

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孙竞）日前，“美丽中国 青春行动”――2021年青少年绿色长征黄河流域科考实践出征仪式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该活动由北京林业大学联合27所院校发起，围绕“绿色科考”与“红色寻访”，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科考实践，让广大青少年在调研中接受生态文明教育，在寻访红色足迹中传承红色基因。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研究院、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天水师范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太原理工大学、长治学院、晋中信息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28所发起院校共组建497支队伍，5000余人奔赴黄河流域9省区。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北京林业大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安黎哲介绍，自2007年起，北林大发挥青年学生在建设生态文明、传播绿色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联合全国50所高校共同发起了全国青少年绿色长征活动，累计3万余名大学生参与其中，影响数十万人，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安黎哲指出，今年的科考实践活动要主动融入、主动对接、主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肩负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责任，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域的未来领军人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中心副主任王振、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社会联络处副处长艾水根共同为青少年绿色长征黄河流域科考实践团联合发起院校授旗。联合发起院校教师代表、兰州大学团委副书记王睿娜，联合发起院校教师代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恒，黄河流域科考实践团学生代表吴瞳瞳分别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尹伟伦为到场及线上的师生做题为《黄河流域多生态系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专题辅导报告，为今年的科考实践活动拉开了序幕。 据悉，北京林业大学自1984年起先后发起了“绿色咨询”、“绿桥”、“绿色长征”、“A4210”等首都乃至全国大学生环保实践活动知名品牌。学校每年组建300余支社会实践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引导团员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得到了各级媒体的多次报道。2021年，北京林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工作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设立青春向党、绿色长征、乡村振兴等7个专题项目，参与实践总人数超3600人。其中106支队伍共650人分赴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开展科考实践活动。  (责编：郝孟佳、邓志慧)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三无”校外培训机构包围一些中小学 　　部分培训机构应对检查。（督导组供图） 　　近期，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16个国家督查组对全国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落实“五项管理”（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情况进行实地督导。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第13督导检查组在贵州、云南两省实地督查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密密麻麻的招生海报、颇具诱惑力的宣传标语，在贵州省安顺市实验学校对面的小区里，围墙上张贴的大量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引人注目。 　　实际情况却与宣传不完全符合――不少机构不仅硬件设施差，甚至还处于“三无”状态：无办学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法核验教师资格。 　　在该小区3楼一家名为黔程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中，经营人陈某租用了同一楼层的两套民房，一套做教室，一套做托管中心。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时，教室里只有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为孩子辅导作业。陈某说，这位老人是退休教师，但未提供相关资格证书。 　　当作托管中心的那套民房环境也十分简陋：两个卧室各放有两张高低床，床铺凌乱，地面没有清扫整理，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督导组成员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抽查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中。在毗邻多所中小学的一个社区里，就有居民反映，小区里存在租用民房开办学科辅导班的现象。 　　经督导组走访核实，该机构无证、无照，未公布收费标准，辅导对象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当时，有3名学生正在做课后作业。该机构负责人表示，机构暑假班的名额已经被全部预定，如若报名，要在新学期开学后。 　　此前，尽管相关部门针对校外培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生意依旧火爆。相应地，一些家长的依然焦虑：担心不给孩子报个培训班，孩子就是在虚度时间，会立马被赶超。 　　督导组在贵州省安顺市实验学校初中年级随机抽查填写问卷的55名家长中，有18名家长为孩子报了校外学科培训班。 　　在访谈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得知，在许多校长、教师、家长心中，“向‘刻苦’学习要成绩”的想法在当地比较普遍。特别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家长提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的“花样宣传”，加重了他们的焦虑。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在校外培训机构，希望能提高成绩。 　　然而，受限于经济等诸多因素，在督导组此次明察暗访的安顺市、曲靖市，大多校外培训机构规模较小，做不到运营标准化和教学标准化。 　　以安顺市教育局2020年公布的该市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为例，上榜的114家白名单培训机构中，超过7成为中小学学科培训机构，且仅有4家机构举办者属性为企业。51家黑名单机构则均为学科类培训机构，被拉黑原因主要包括证照不齐全、超范围经营、基础设施条件差等。 　　在今年1月，曲靖市沾益区也将23家教育培训机构列入“黑名单”，原因均为证照不全。 　　这与督导组的观察一致：有的机构有照无证，有的机构办学资格证已经过期，有的机构使用其他机构证照，还有营业执照注明“正常营业范围应是教育咨询服务、销售办公用品等。不能涵盖办学、培训及举办托幼机构”的机构，实际上开展培训和托管服务。 　　而自行印制教辅、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利用微信群进行作业打卡、超纲辅导、超时培训等现象也被屡屡发现。 　　更让督导组感到诧异的是，个别机构还存在应付督导检查的情况。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的学思教育按要求将办学资格、收费标准等资料进行了公示，但当督导组成员在进行暗访时，以“孩子需要报班”为由进一步问询，工作人员又拿出另一张价格表。原本公示为208元每节课的课程变为四个收费段，且首次至少需要购买50个课时。 　　而曲靖市麒麟区另一家名为“金诺教育”的机构则在督导组抵达前下发通知，要求隐藏学生名册、签字本、课本、试卷等资料，同时暂停线上打卡活动，隐瞒组织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成绩排名、超纲培训等信息。 　　在督导组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悉，伴随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近年来，贵州、云南两省重点关注校外培训机构合法经营、安全保障、教学安排、师资队伍、收费规范等管理制度和办学行为，出台了一系列严控措施。与此同时，助推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逐渐走向常态化、规范化，以解决家长燃眉之急。各基层学校也有序推进，通过各具特色的课后辅导挖掘学生成长潜力。 　　但校外培训机构要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尚有一定难度，是落实“五项管理”的肠梗阻塞。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责任督学张学昆指出，培训机构的作业布置量可能比较难以管控。深层原因在于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但市场需求突出。 　　另一位责任督学张艳表示，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语言类培训机构利用手机布置和完成作业的界定有困难。 　　对于线上培训机构的管控更是难上加难，此次督查组带来的贵州省有关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学霸君”携款逃逸有30多条群众举报信息，有人甚至被骗数万元，但当地的相关职能部门均未掌握该线索。 　　督导组成员分析，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接受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教育部门负责办学许可证资质审批，证在前，照在后，而公安部门、消防部门、街道办事处也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目前情况看，各部门有联合执法机制，但合作机制时紧时松，在个别阶段，其他部门存在配合不密切、履责不积极、监管有漏洞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以上问题，参与座谈的一些专家建议，必须形成家校合力。校内，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严格精简作业，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同时，积极开展各种育人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校外，要引导家长转变“唯分数论”的思想，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思维习惯与学习品质；相关部门也要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引导其把握工作节奏，注重工作的长期性、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多听取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逐步细化完善措施，稳健推进五项管理落实到位。（记者 王豪）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