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新华小学，孩子们在同步课堂上积极互动。 　　资料图片 　　核心阅读 　　义务教育“乡村弱”问题怎么破解？在浙江，城镇优质学校与乡村薄弱学校结成教育共同体，通过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等几种模式，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激发乡村学校内生活力。 　　这不是单向的“输血”，农村学校的特色优势也能反哺城镇学校，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双向融合、共享共用。 　　 　　下课铃响，浙江省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芳庄校区热闹起来。修葺一新的操场上，活跃着孩子们运动的身影；教室走廊上，学生们三五成群愉快地交谈。 　　“这样的画面，在两年前很难想象。”这所瑞安西部山区乡村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陈旭剑感叹道。几年前，芳庄乡每学年户籍适龄儿童有200多人，可芳庄乡学校的生源却一再流失，2018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只有3人。办学效率低、教育成本高，学校难有办学活力。 　　义务教育“乡村弱”问题怎么破解？经过调研论证，芳庄乡决定把山区乡村学校办学交给优质学校托管。从2019学年开始，芳庄乡学校成为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芳庄校区。不到一个学期，办学质量提升显著，当年秋季招生就回升到90人。到了第二年，该校区招生人数已变成263人。 　　城乡学校“手拉手”结成义务教育共同体后，这样喜人的变化，正在浙江各地乡村中小学里发生。去年年底，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全省域开展城乡教育共同体（简称“教共体”）建设的省份。 　　强校托管弱校，办学同步化 　　在群山围绕的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大头村，鹿鸣小学七里校区是一所“小而美”的乡村学校。校园里立起的LED大屏上，正滚动播放“在校一日生活圈”的画面；依托“数字化校园”建起的全科教室里，七里校区的学生可以和本部同学“云共享”同步课堂；劳动实践基地“淘源”菜地里，蔬菜旁有二维码，学生还能体验网上直播卖菜。 　　作为柯城区探索“一校两区”模式的发源地，被鹿鸣小学托管14年来，七里校区的变化巨大。2006年城区“强校”鹿鸣小学和偏远山区的七里小学挂钩合并，开启了试点改革。 　　柯城区教育局副局长刘秀芬说，“一校两区”或“一校多区”模式，是由一所城镇学校与一两所乡镇学校重组，城区“强校”来托管农村“弱校”，开展同步化办学，校区间不仅能无障碍调配人、财、物资源，而且实行一体化考核评价机制。如今，该区已有9个这样的融合型“教共体”。 　　“教共体”内的城乡学校，不是简单的送教支教或结对帮扶，通过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等几种建设模式，让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激发乡村学校内生活力。 　　“如何破解优质教育城乡不均衡问题，让乡村孩子‘读好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到优质均衡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朱国清说，离开乡村教育优质均衡，就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 　　推进“教共体”建设，正是要推动城乡学校共同发展、优质均衡，促进乡村学校质量提升与特色化发展。截至去年年底，浙江全省所有1025所乡村小学、271所乡村初中已实现“教共体”受援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浙江提出，全省域推行“教共体”建设。今年，新增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结对学校1500所。 　　教师双向流动，发展可持续 　　“教共体”以强带弱、共同发展，关键依靠什么？只有教师们愿意去、留得住、教得好，才能真正推动乡村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现在芳庄校区的老师几乎都是新纪元实验学校派来的。”陈旭剑说，结成“教共体”之前，该校在编教师17人，50岁以上的就有11人。年轻教师流动过来后，新纪元实验学校的优秀办学经验也流动到芳庄校区，在课程教学、德育活动、师资培养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创新。 　　为了让城乡教师双向流动起来，浙江省在《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专门对推动师资流动、优化激励机制等提出新办法。比如，今后浙江各地可以将精简收回和挖潜调剂出来的各类事业编制资源，统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并向“教共体”适当倾斜。 　　中小学教师实行“县管校聘”管理，也是一项突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加强县域内“教共体”内部师资的统筹管理、调配和交流。优先满足“教共体”内教师的双向交流和城乡有序调动，优化师资结构。 　　在融合型“教共体”内，教师将实行无障碍调配；共建型“教共体”的核心校要选派骨干教师，到每一所成员校任教；协作型“教共体”则根据学科要求，指派一定数量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此外，通过建立“名师工作室”，指导乡村学校中青年教师成长；通过乡村教师到共同体学校轮训、常态化开展教师网络研修等方式，提高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 　　龙游县去年5月启动小学“教共体”改革，目前7个“教共体”在编教职工减少了111人，减幅18.66%，中层干部减少了35人，减幅35.71%。“建立‘教共体’内部教师流动机制后，统筹安排校区教师，老师们从‘学校人’向‘教共体人’转变。”龙游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方小康说，这样有效盘活了“教共体”内的干部教师资源。 　　城乡资源互补，教学有特色 　　“教共体”建设改革再往深里走，还能在哪些方面努力？浙江一些先行探索地区的学校继续迈步。 　　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的柯城区，在“一校两区”模式基础上探索升级，原先由城镇优质学校对乡村薄弱学校的单向“输血”，正向城乡资源互补、双向联动与反哺的模式转变。 　　传统布局的学校教室，正变为更适合乡村学校特点、更智慧化的新型教学空间。柯城区已有26个新型教学空间建成投入使用。一些试点乡村学校建起了全科教室。利用农村小规模学校小班化的特点，改造原有教学空间布局，将教室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功能区，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同步教学。 　　一堂线上线下互动、虚实结合的美术课，正在巨化三小的两个校区同步进行。位于乡村的柯山校区建有兰花园，美术老师通过移动终端将兰花实景分享给本部学生，大家一起观察兰花。老师还在平板电脑上绘制了几枝兰花，将作品上传，通过互联网同步设备，两个校区的学生共同赏兰、画兰。 　　“如果说早期以送教、支教为主的模式是1.0版，以接管、托管来实现的‘一校两区’模式是2.0版，那么在信息技术的支撑推动下，通过‘互联网+教育’和新型教学空间建设，两个校区融合为互依共生的发展共同体，可以说是3.0版的探索。”刘秀芬认为，未来，农村学校独有的教学空间特色和优势，逐渐可以反哺城镇学校。 　　像柯城区新华小学两个校区合作的“光合森林”项目，借助物联网等技术，让城里孩子感知乡村美景，共同参与户外课程。“我们是‘一校两区’，更要实现‘两区一校’。”校长童伟强说，重新审视城乡教育资源的新差异，挖掘潜在的发展空间，并借助新技术手段，努力实现校区特色资源双向融合、共享共用。 　　近几年，浙江省积极探索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优势，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开展“城乡携手、同步课堂”等项目试点，已有3005所城乡学校开展“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浙江还将启动建设“教共体智慧服务平台”，在大数据精准诊断、教育质量评价等方面，赋能“教共体”建设。 　　《 人民日报 》（ 2021年04月02日 12 版） (责编：郝江震、白宇)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4月21日电 20日，由中国儿童中心主办的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发布暨儿童阅读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为儿童选好书、用好书，形成作家创编好童书、出版社出版好童书、全社会关爱儿童、关心儿童阅读的浓郁氛围和良好环境。 针对好童书推荐计划，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提出，一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尊重儿童的权利和认知发展规律，注重阅读教育的科学性、严谨性；三是坚持“四心标准”，认真研究构建“儿童中心、教育初心、时代核心、艺术重心”的内涵，积极开发阅读推广实践活动；四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公平普惠，特别要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儿童阅读教育。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指出，推动少儿阅读有助于提高儿童阅读水平，促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入。“我们要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阅读经验，更加关注农村儿童的阅读情况，使孩子们从小有优秀的精神食粮的滋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好童书推荐计划评委会主席高洪波通过视频的方式介绍了评选的基本情况。他表示，上榜童书类型丰富，年龄段多样，具有相当的适读性、教育性、文学性，值得向小读者们大力推荐。他希望，通过好童书推荐计划促进出版界、教育界、文学界三界携手引领中国当代少年儿童阅读走向辽阔，走向深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担重任。 活动现场发布了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入围100）书目及获得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荣誉称号的30种书目。 据悉，中国儿童中心于2021年起开展实施“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推荐计划。首期计划从2021年至2025年为期五年。该计划立足于中国原创童书，进行年度好童书的征集、评选、发布以及配套阅读活动研发推广，从源头推进儿童阅读，促进国家未来一代精神素养全面提升，帮助少年儿童坚定文化自信。 原创好童书推荐计划自启动以来，共收到国内80余家出版单位推荐的原创童书。评委会专家围绕儿童中心、教育初心、时代核心、艺术重心的“四心标准”，最终评选的30种童书获得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荣誉称号。后续，中国儿童中心将围绕原创好童书，在全国校外系统进行好童书配套阅读活动研发及推广，从实践层面引领和促进儿童阅读，推动儿童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有效抓手，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附：首届“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获奖榜单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成立仪式现场。人民网 孟植良摄 人民网北京4月22日电 （孙竞、孟植良）“强国的大厦不能建立在别人的墙基上，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 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今天正式成立。邱勇介绍，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就是要集中精锐力量投向关键核心技术主战场，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破解当前中国芯片“卡脖子”难题，打造自强之“芯”，探索出一条实现中国集成电路科学原创突破的自主路径，为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 集成电路，被称为电子产品的“心脏”，是所有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在学院成立仪式上表示，当今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焦点，希望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努力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上取得更大突破。 “集成电路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特性，高端芯片更是多领域基础研究和前沿工程技术交叉融合的结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郝跃指出，要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和原始创新突破，越来越需要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需要多项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刘明谈到，要破解“卡脖子”难题，除了在装备、材料、EDA等基础领域紧追紧赶、缩短差距，还需要积极地寻求突破路径，抓住变革性创新机遇，形成竞争制衡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不能只靠大而全，而是要建立起局部优势，形成反制能力。 自1956年设立半导体专业，清华大学在集成电路领域迄今已培养本科生 4000人以上，硕士生 3000人以上，博士生500人以上。2016年至2020年，超过七成的毕业生进入集成电路产业和科研一线。2020年，清华大学按照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办法与程序，同意自主审核增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吴华强表示，集成电路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集成电路学院在国内首次提出“1+N”联合机制，在教师聘用机制、有组织科研等方面积极创新，并与相关院系设立交叉研究中心，共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池保勇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学院将会从存储器、处理器、EDA和半导体装备等方面寻求突破，把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到产业上。此外，学院还将通过与国内企业建立实习基地、聘请企业界专家来学校联合授课等方式，发挥各自优势，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 记者了解到，集成电路学院的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专业型硕士生、学术型博士生以及专项博士生等不同层次和类别。本科生培养将采用大类培养和书院培养模式，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将以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主。 在师资团队方面，集成电路学院将通过兼聘、双聘等灵活务实的用人机制，建立一支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同时，学院还将与产业链各个领域的头部企业进行全方位产教融合，面向产业最先进技术和最迫切需求，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  (责编：李依环、王潇潇)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体教融合为什么难不倒这些学校 　　4月21日下午，桂林市榕湖小学的学生在上足球课。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鑫/摄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榕湖小学分校，齐备的体育设施让人惊叹。学校除了有一片田径场之外，还有两片带草皮的小型足球场以及多片室外篮球场和一座室内体育馆。学校教学楼的一层，也被改造成了运动场地。4月21日，当记者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组织的“走基层―青少年体育宣传采访活动”来到桂林市榕湖小学分校时，看到的是学生们正在各个运动场地上参加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足球、篮球、乒乓球、网球、跆拳道等。 　　桂林市榕湖小学校长龙桂丽介绍，榕湖小学的分校因为位于桂林市的新区，占地面积较大，在规划建设时可以为学校体育设施预留较为充足的用地。实际上，榕湖小学位于桂林市老城区的本校，也和很多学校一样，运动场地狭小，但本校同样因地制宜地开展了较为丰富的体育活动，比如跳绳、踢毽子、扔沙包等。 　　作为桂林的一所百年名校，榕湖小学对体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据介绍，榕湖小学的本校、分校加起来共有4500名学生，目前共有专职体育教师21人。尽管在龙桂丽看来，学校只是按照国家要求配齐了体育教师，但记者在过往采访国内很多学校时也曾了解到，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让龙桂丽解答榕湖小学抓好学校体育的原因，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就是要真正把体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榕湖小学除了有21名专职体育教师之外，还与社会机构合作，开设足球、篮球、击剑等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使得学校的体育课实现了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的项目化、走班制教学，并且所有年级都做到了每周4节体育课。 　　为榕湖小学提供足球培训的桂林市英华足球俱乐部负责人黄景阳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各个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的确有很大差异，但作为一家社会体育培训机构，在与学校合作方面最深刻的感受还是政策的影响。 　　英华足球俱乐部创办十年来，尽管许诺可以免费为学校提供足球课，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仅与一所学校达成了合作协议。但2015年之后，随着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教育部门连续出台各项政策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的开展，黄景阳发现，学校对于与社会机构合作推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积极性也随之明显提高，英华足球俱乐部目前为桂林市的十所学校提供足球进校园的师资支持和课程开设服务，其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是俱乐部在近5年达成合作的。 　　像榕湖小学这样具有体育特色的学校在桂林市并不少见。在桂林采访期间，目前全国唯一的一所体操学校――桂林体操学校进入了记者的视线。桂林体操学校面向少儿的业余体操培训开展的如火如荼，快乐教学加升学保障，让桂林体操学校受到不少家长的青睐。 　　下午四点，桂林体操学校的体操房里都是训练的孩子，四五岁的幼儿还在进行基本功训练，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开始器械训练。 　　桂林体操学校副校长柯志鹏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目前桂林体操学校共有114个孩子，多年来，学校的学生人数基本上保持稳定。 　　由于体操给国人留下了“训练艰苦”的固有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业余体操训练的招生，当国内其他几所体操学校相继或撤或并，只有桂林体操学校一直坚持了下来。柯志鹏表示，从桂林体操学校来说，一方面是改变了体操启蒙教学的方式，以“快乐体操”取代原有的教学方式，在游戏中培养孩子对体操的兴趣，让孩子们不会觉得练体操太难太苦，家长们也能放心的让孩子学习体操；另一方面，桂林体操学校的文化课教学质量在桂林市位于中上水平，孩子们不会因为练体操而耽误学业。加上，桂林体操学校与桂林市比较好的中学――十三中达成合作，体操学校的学生可以在小学毕业后直升十三中，这给很多家长吃了一颗“孩子升学有保障”的定心丸，桂林体操学校不仅生源越来越广，而且自身也成为了“体教融合”的典型。 　　体育类学校与优质普通学校的合作，受益的可不仅仅是体育学校。 　　桂林市体育运动学校（以下简称桂林体校）与桂林一中也是共建联办的关系，桂林一中的学校体育活动开展因此跃上了新台阶。 　　桂林一中校长李山介绍，桂林体校的高水平教练帮助桂林一中组建足球、篮球、航模等多支校队，这些校队的成员在升学时多了一个选择，比如本校学生廖羽曾在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亚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和二青会上分别获得标枪金牌，2019年，廖羽以体育、文化双优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一时在桂林传为佳话；同时，校队的存在也起到对校园体育活动的带动作用，让学生们有特长能发挥特长，没有特长也可以在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中获得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现在，每天傍晚，桂林一中的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上以及体育馆内都是人头攒动，李山表示，桂林一中通过创建体育特色学校活动，校园内呈现出勃勃生机。通过体育知识的普及和体育运动的开展，学生体质明显增强，学生体育知识普及率和运动技能都有较大提高。桂林体校与桂林一中的合作，不只是体校生的文化课水平得以提高，更是让广大普通学生走近了体育。（记者 慈鑫）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打破研究生导师测评“唯论文论” 　　最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杭电”）两位青年研究生导师很兴奋，因为在学校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中，他们分别荣获理工科、人文经管类全校第一名，从而获得了明年各自多带1至2名研究生的专项奖励。 　　“真没想到我能成为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改革的受益者，这也增强了我坚定育人理念带好研究生的信心。”35岁的研究生导师赵文生说。 　　如何客观量化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是当前高校研究生管理的一项迫切工作，也是研究生育人工作的重要探索。从今年开始，杭电打破“唯论文论”，在研究生教育中引入“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对当年每位研究生导师名下所有研究生的相关表现数据进行建模，得出导师们的“指导能力数值”，实现导师指导能力评价向“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转变。 　　数据驱动评测导师指导研究生能力 　　杭电推行的“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是把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评价主要落脚到其所指导的研究生综合表现上。评价体系包括学位论文质量、研究生一作科技成果、研究生荣誉称号、研究生科研实践、国际化五个一级量化正面指标和学术及行为规范一个负面指标。其中五个一级正面指标对应的权重分别为30%、25%、15%、15%和15%。而学术及行为规范考核的是研究生和导师，实行一票否决制。 　　一级指标为何设定以上五大类？杭电副校长徐江荣表示：“这是基于杭电作为电子信息特色大学‘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的定位，带有明显的‘杭电’特色。” 　　记者看到，各一级指标下面的二级指标设置如下：学位论文质量包括论文盲审成绩、论文答辩成绩、省级论文抽检成绩、省（学会）优秀论文/省优秀专业实践案例；研究生一作科技成果包括发表学位论文、专利(发明、实用新型）、专著教材、研究报告等。研究生荣誉称号包括国家、社会、学业奖学金、省校优秀毕业生以及学校特有的学生荣誉体系；研究生科研实践包括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获奖、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校研究生科创基金项目；国际化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交流（含联合培养）；而学术及行为规范则实行对作弊等违规违法行为、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者的一票否决。 　　在刚出炉的2019年全校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排名中，获得理工类第一名的赵文生教授，总得分为4.293分，这一得分直观反映了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具体赋分量化情况。“2019年我指导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一项上表现优异，盲审成绩、答辩成绩、省论文抽检成绩都拿了满分，研究生一作科技成果得分也不错，加权后得分很高，再加上我平常也注重研究生学术外的综合能力发展，所以在研究生荣誉称号、研究生科研实践上也收获颇丰。” 　　此外，该量化测评体系，还根据学校电子信息学科群、人文经管学科群等学科差异和不同特点，分别给出了全校理工类和人文社科类两类的相关学院排名，以促进各学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以培养培育研究生为中心”的价值回归 　　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研究生培养要遵循立德树人的教育规律，激励教师更加关注人才培养。”杭电党委副书记薛晓飞认为，杭电的改革，做到了“以培养培育研究生为中心”的价值回归。 　　据介绍，过去学校给导师分配研究生指标，科研能力考量较多，不乏导师把研究生当成“打工人”的情况，有的导师是“科研大户”，喜欢多招研究生，有让研究生为自己多做项目、多出论文成果的片面做法。但导师的科研能力不能等同于对研究生的指导能力。如今在杭电，很明确的导向是打破“唯论文论”，推动导师从“用研究生”到“育研究生”理念的转变。 　　记者了解到，2019年全校导师指导能力量化评比中表现优异的计算机学院俞东进教授名下有十余名研究生，当年有5名研究生毕业。这些学生在学位论文质量、科技成果、荣誉称号和国际化等几乎所有指标中都表现突出。尤其是当年毕业的5名研究生，学位论文无论是盲审还是答辩近乎全优。 　　“我把所有的科研和产学研平台做成培养研究生促进其锻炼成长发展的平台，这是我带研究生多，但我的指导能力得分依然较高的原因。只要在带研究生做科研、产学研项目中牢牢守住‘以研究生培养为中心’的底线，就能培养好每一个学生。”俞东进说。 　　量化指标仍有优化和提升空间 　　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要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发展，以及研究生教育的“量变”到“质变”，从导师指导能力入手等于是抓住了“牛鼻子”。在此背景下，杭电推行的“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测评”改革，迅速引发了国内高教界的热议。 　　有的专家提出，从2019年杭电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量化成绩单上看，学位论文、一作科技成果等指标还占较大权重，虽然此类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部分体现导师指导的投入和水平，但未来应对量化指标进一步优化，更加全面考察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副教授认为，导师指导能力量化系统的设置，对综合类大学来说，牵涉因素多，实现起来相对难度要大很多。而像杭电这样的行业特色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较为聚焦，对导师的量化考核也就容易实施。但无论是综合类大学，还是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导师评价指标设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共性，如注重综合素质考核，强化导师德行方面的指标评价。总体来说，丰富研究生培养的内涵，以此倒逼导师给学生更多多元、创新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克服“导师研究生关系紧张”问题，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共生。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肖纲领指出，过去高校对于研究生导师的管理与评价较为松散，以定性评价为主，缺乏定量的评价方式，导师退出制度和机制也不够完善。学校出台导师指导能力评价指标，形成对研究生导师的定量评判新模式，是导师评价的转型。“特别是杭电的导师指导能力量化体系中，评价指标有‘多元性’，打破了‘唯论文论’，体现了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复合评价和对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的综合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肖纲说。 　　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传毅教授看来，有力度的导师指导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其中师德师风是重中之重。他认为，现在有两大重要关注点，一是教育培养质量，二是师德师风，杭电导师量化评价体系中，将导师、学生及行为规范作为负面指标，具有“一票否决制”性质，这是对不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精神的“零容忍”。但师德师风问题有复杂性、隐蔽性，量化指标也很难完全评价真实的师德品性，且师德师风问题一般都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暴露进而加以定性。遵纪守法和学术规范的要求，具体操作上还有很大细分空间。另外，能否实施毕业生对师德师风的追踪调查？比如开展毕业三年后的研究生对导师师德师风的测评，这种没有利益关联的测评更加客观。 　　王传毅还建议，导师指导能力量化评价指标的出台，可以配合其他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如研究生导师的退出方法、激励办法、培训办法等，同时注重对导师长周期的考核，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强化对不同系部、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的特色，从而避免评价标准的“唯一性”和僵化。 　　（本报记者 陆 健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程振伟）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海淀20.9万中小学生参与课后服务 　　学校操场上的篮球区域，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篮球“特训”，另一侧空场地上学生们正在做基础拉伸；边上的绿荫走道上，摄影团的学生们正在拍树叶；舞蹈教室里、合唱教室里，也都是孩子们训练的身影……这是下午3点半后，走进海淀的小学校园里经常能看到的景象。如今，学校里丰富的“课后课”，成为不少学生的选择。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海淀区教委了解到，截至4月30日，海淀全区共有20.9万名中小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同时，参与课后服务工作教师数量达1.7万人，比例超过94%。今年，该区还将进一步加强课后服务，让这一服务覆盖更全面、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将更加灵活。 　　据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淀中小学的课后服务，目前均由下午3点半放学开始，服务时间多为两个小时，到下午5点半结束。在此期间，课后服务内容多分为两类：一类为课后答疑、作业辅导；另一类为兴趣选修、专业社团。 　　课后答疑和作业辅导方面，如十一学校一分校等不少学校的任科教师课后会进行“巡回”答疑，深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兴趣选修部分，各个学校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兴趣爱好及学习特点，开设的各类课后课，可谓“五花八门”，劳动课、烹饪课、编织课、武术课、击乐、篮球、健美操、击剑、射箭、景泰蓝……不少学生也从中挖掘了自己的潜能。“我们学校的课后服务里有射箭选修课，一个名不见经传、原来没什么特长的孩子报了这个课，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后来他还参加了北京市的比赛，拿了个人和混双项目的第一，让老师们很惊喜，家长也非常感谢学校。”北京实验学校（海淀）小学部副校长单春兰表示。 　　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学校课后服务内容，首先要求与五育并举相结合，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其次，还要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需求相结合，优先倾斜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能，解决“小胖墩”“小眼镜”问题。另外，课后服务工作还要与学生课业辅导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指导学生完成作业、解决学生学习问题，以增强学生学习能力。 　　“在资源统筹上，我们鼓励学校进行校内外联动，用小场地、少器材、全参与，解决小学场地不足的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不少学校面临大量生源、场地不足的情况，通过内部挖掘，老师们有意识地进行课程形式的创新改革，比如开发室内操创编、错班错峰上课等方式，积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单春兰也举例说，学校全部的场地都用于课后服务，进行有机的排列循环使用，“比如有教室今天上美术课、明天上民乐课，后天用来上武术课、排着用；利用学校的门厅、楼道、教室，来进行戏剧的排演”。 　　据悉，下一步海淀区课后服务还将实现更全面的覆盖，“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零拒绝”，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师参与积极性，鼓励学校创新工作方式，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开展预约式、临时式、主动式等多形式的课后服务。“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最终是要提升中小学课内的质量，在校内学足、学好，各校要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优化课后服务内容，提供内容更丰富、更高质量的学科指导及素质教育”。（记者 林艳）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何淼）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以“深化劳动教育，促进德技并修，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主题的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实施专题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陈晓光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代表《劳动教育读本》编写组做报告。 与会专家在研讨会上进行交流 主办方供图 为构建新时代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模式及实施方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多位专家在研讨会上围绕“什么是劳动教育？”“为什么现在要开展劳动教育？”“新时代职业院校如何开展劳动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 与会专家对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编写的我国第一套为职业院校量身打造的中高职一体化设计的《劳动教育读本》予以肯定，认为该读本为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载体。 《劳动教育读本》封面图 主办方供图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北京各级机关补录公务员今起报名 　　昨日，北京市公务员局发布各级机关2021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公告指出，该局将组织实施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补充录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和其他相当职级层次公务员工作，报名时间为今日9时至明日18时。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各招录机关的补充录用人数、具体职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详见《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报考者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北京组工网站查阅。据北青报记者统计，此次补录涉及市政府办公厅综合秘书等544个岗位、831人。 　　根据公告，今日9时至明日18时期间，报考者通过报名参加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时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选择补充录用公务员职位，填报报名信息。在提交报名申请时间结束之前，可以变更拟报考的职位。 　　5月20日9时至5月21日18时，招录机关按照报考者参加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线上资格审查。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进入线上资格审查。线上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比例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后，招录机关不再对其他人员进行线上资格审查。 　　线上资格审查须提供的材料及注意事项与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线上资格复审的要求一致。 　　5月24日之后，报考者可以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查询进入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的人选名单。 　　公告中强调，报考者应认真执行补充录用公务员各环节相关规定，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面试、专业能力测试、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者应自觉配合招录机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其相应资格，并记入公务员考录诚信档案，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此外，北京市公务员局提示，本次考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有关公务员考试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本次考试无关，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避免被误导干扰，切勿上当受骗。 　　内存 　　补录报考条件和要求 　　公告明确，除具备《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规定的报考条件外，报考者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 　　（一）补充录用在公共科目笔试内容相同的职位之间进行（即报考者只能报考相同层级的补充录用公务员职位）； 　　（二）补充录用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三）参加补充录用的报考者应当符合拟报考补充录用职位规定的资格条件和要求； 　　（四）参加补充录用的报考者笔试成绩应当达到拟报考补充录用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 　　（五）在北京市各级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中，已被确定为拟录用人员的报考人员不再具有参加补充录用的资格。（记者 解丽）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湖南省常德市读者侯女士来信反映，自家孩子正在读初三，最近使用手机频率有所升高，还总有理由――“数学题不会，用搜题软件拍照能够解题，跟老师讲得一模一样。”“我一般要求孩子写作业时不能用手机，除非查学习资料。”侯女士在来信中说，“但孩子一说要搜题目，又不能不给。我很担心他会依赖搜题软件，影响学习的主动性”。 如今，拍照搜题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在某手机应用商店里发现，一款搜题软件的下载量能达上百万次。用户将题目拍照上传，手机软件就能迅速给出答案和详细过程，有的软件还配有视频，详细讲解解题过程，十分便捷。不过，便利之外也引起了一些家长、老师的担忧。 有家长认为，搜题软件能有效减轻辅导孩子作业的压力，对家长来说是好事。但也有家长认为，学生长期使用搜题软件容易形成依赖，阻碍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降低孩子们自主解答难题的主动性，“用软件一搜，答案和过程就摆在面前，学生只要照抄照搬，失去了检测学生掌握内容的意义，久而久之，会让孩子的学习漏洞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成绩下降”。 高中生卢同学曾经使用过多款搜题软件，据她介绍，搜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准确的，且步骤都很详细，跟老师上课讲得差不多，但也遇到过搜出错误答案的情况。“搜题软件能帮助我找到解题思路，但周围有些同学是直接照抄答案的。如果老师只看答案的话，会以为他们都掌握了，但实际上一到考试，还是不会。”卢同学说，对自制力较差的学生来说，搜题软件无异于是加剧惰性的催化剂。 据初中物理老师杨老师反映，在他所教的学生中，有人经常使用搜题软件，“有些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但作业却正确率很高，一看就有问题。”杨老师不赞成学生使用搜题软件，认为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不利于养成主动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此外，有家长表示，有些搜题软件的广告着重宣传学生不会的题目都可以用软件解决，这是对青少年的误导。如果缺乏监管，搜题软件很容易变成抄作业和作弊工具。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教授张薇认为，搜题软件有好的一面，孩子遇到难题不会做需要帮助时可以很方便地解决，但对自制力较差的学生，软件的负面作用会更加明显。“学校应当了解搜题软件潜在的问题，通过学校内部教研探讨、与家长交流，找到引导孩子正确使用工具的方法。同时，丰富评价学生标准的多样性，鼓励学生通过自己努力解决问题。”张薇表示，家长也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搜题软件，避免过度依赖，“搜题软件不是家长推卸教育责任的理由，家长应当引导启发孩子完成作业，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人民日报 》（ 2021年05月24日 07 版）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儿童化妆品为何“藏”在玩具盒里卖？ 　　昨天，北青报记者在劲松附近一家小商品市场看到卖玩具的摊位里摆放着两款名为“小伶玩具”的粉色化妆盒，里面包括唇彩、腮红、眼影、眼影膏、水溶指彩。通过“化妆品监管”APP查询到该款产品已经备案。 　　不少小朋友都有上台演出的机会，儿童化妆品也成为了宝爸、宝妈儿童节“娃礼”的选择。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儿童化妆品市场进行调查后发现，儿童化妆品市场鱼龙混杂，有些儿童化妆品套装，装在特别设计的“容器”里，这些“容器”常常被当做“玩具”，而里面装的化妆品的许可认证却无从查找。市场监管部门表示，购买儿童化妆品必须认准“妆”字号，购买前最好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通过“化妆品监管”APP进行查询。 　　记者调查 　　网售炫目套装占主流 核心信息多缺失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看到，儿童化妆品种类繁多，大多以套装形式售卖，套装里的产品种类类似成人化妆礼盒，包含了唇彩、唇膏、腮红、眼影、指甲油，有的还配着粉扑、化妆刷等，整套化妆产品套盒，售价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商品介绍页面会标称“安全无毒”“不含防腐剂”“不含激素”“环保材质”“温和不刺激”等字眼已成标配，不少店家月销5000+、3000+，销量十分可观。 　　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北青报记者搜到一款价值178元，标称为“儿童化妆品套装小女孩公主彩妆盒玩具六一儿童节礼物”的儿童彩妆，视频展示中可以看到，这套化妆品只要旋转最上面的按钮，彩妆盒就像盛开的花瓣一下子“绽放”开来，里面小小的眼影、腮红、口红被装点成了心形、花朵形，特别吸引孩子的目光。记者在该产品显示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中看到产品名称为静态塑胶玩具/儿童装扮套装玩具，而记者再想点击下面唇彩、唇膏、粉饼、腮红的产品质检报告时，却无法点击查看。 　　在另一家母婴专营店，里面出售的一款“儿童化妆品玩具套装无毒儿童指甲油女孩公主彩妆盒六一节礼物”的产品，月销显示800件，在商家展示的内容中，记者看不到产品的品牌、生产许可证号、生产厂家等信息，即便消费者想要通过官方网站查询其产品信息真假，也无法下手。记者和客服联系后，索要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和儿童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客服只给了记者一个名为“鑫思特”的品牌名称，记者通过“化妆品监管”APP并没有查到该品牌备案登记。沟通中，客服称没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但其产品有保证是合格的儿童彩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儿童彩妆盒成分表中看到了滑石粉和云母的成分。一家妇幼保健院皮肤科医生表示，滑石粉为天然硅酸盐，用作爽身粉、香粉、粉饼、胭脂等化妆品的原料;云母是云母类矿物的总称呼，为硅酸盐类，通常加入到口红、眼影、散粉和腮红中。“云母是矿物质类成分，无毒，也无刺激性，但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如果剂量过多，可能会对皮肤造成损害，出现红、肿、热、痛等现象。” 　　这位医生建议，即便是通过备案的化妆品，大多儿童彩妆的成分也与成人化妆品差别不大，包含防腐剂、香精、着色剂等。与大人皮肤结构不同的是，儿童皮肤更薄，血管更丰富，防御屏障功能差，对外界的刺激如彩妆中的香精、着色剂、防腐剂等成分更容易过敏。家长在购买护肤品时要重点关注云母粉的剂量，并且儿童应尽量避免化妆。 　　据京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的儿童化妆品多是组合装，大多强调成分自然、不伤皮肤。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显示，儿童化妆品的商品数量达到去年同期的9倍。另据跨境电商考拉海购发布的数据，2020年儿童彩妆消费比2019年增长了300%，“85后”的妈妈最爱给孩子买儿童彩妆。 　　权威声音 　　没有“妆”字号的儿童化妆品不能买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科长李慧表示，目前，市场上儿童化妆品参差不齐，部分标称儿童化妆品的产品虽然说得很安全、环保，可仔细一看并没有“妆”字号的生产许可证。在市场监管中，他们也发现部分家长甚至是经营者并不清楚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在购买时该注意些什么。 　　北青报记者查阅我国正在执行的是2013年2月1日起实行的《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发现，指南中指出儿童化妆品是供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使用的化妆品。配方原则中规定，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配方所用原料的种类；选择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时，应坚持有效基础上的少用、不用原则，同时应关注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儿童化妆品配方不宜使用具有诸如美白、祛斑、去痘、脱毛、止汗、除臭、育发、染发、烫发、健美、美乳等功效的成分等。 　　指南明确，如果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应按照《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规定的儿童化妆品要求申报。未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其产品包装不得以图案或其他形式显示或暗示为儿童用化妆品。 　　李慧表示，正规的儿童化妆品都需要经过申报和备案，家长购买时要认清上面是否带有“妆”字号，同时为了验证真假，可以通过下载“化妆品监管”APP进行查询。“键入商品名称、企业名称等，所有备案的化妆品都可以查到详细的信息，甚至是外包图，消费者要逐一核对清楚。发现违法违规化妆品经营行为，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儿童化妆品的专项标准，目前正在执行的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这一强制性标准，该标准中，对涉及儿童化妆品的部分项目进行规定。如：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不得大于500CFU/mL或500CFU/g，而其他化妆品为不得大于1000CFU/mL或1000CFU/g。 　　不少市民呼吁，针对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儿童化妆品市场，虽然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但从法规力度和标准细节规范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专项强制性标准，让这一领域更加规范。 　　监管措施 　　本市正在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儿童（含婴幼儿）化妆品监管工作，严厉打击在化妆品中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违法行为，国家药监局从3月1日至9月30日在全国启动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根据要求，本市也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 　　“我们这次的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不仅仅局限于儿童产品的安全性，还涵盖了广告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检查中如果发现儿童类化妆品经营中涉及非法添加、假冒伪劣等危害儿童身体健康的严重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科长李慧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经过核查，东城区共有儿童化妆品经营企业134家，儿童化妆品备案人2家，备案儿童化妆品27款；已检查52家，抽取儿童化妆品样品20批次。 　　北青报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在本市开展的儿童化妆品专项行动中，各区市场监管局正在组织化妆品、广告、网络、知识产权、综合执法等监管部门人员联合开展儿童化妆品生产企业和经营环节专项检查，并对250个儿童化妆品备案品种开展资料技术核查工作。文/本报记者 王薇 李佳 　　摄影/本报记者 李佳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