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锡一中：60多年前从严治团经验至今没过时 　　无锡一中社团联合会表彰十佳社团。 受访者供图 　　1955年编写的《青年团学校工作经验》。 　　编者按 　　1955年，当时的团江苏省委学校工作部整理编写了一本《青年团学校工作经验》，书中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南京市第十一中学、无锡市第一中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等多校共青团就本校学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总结分享心得体会。翻开这本不过34页、两万余字的小册子，不难发现，其中探讨的如何培养和教育学生干部、如何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帮助学生更好地走上就业岗位等问题，放诸当下依然是学校共青团绕不开的难题。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历史最大的价值是带给人们的启示与思考。日前，记者来到了书中提及的几所学校，尽管60多年的时间里，有的更名易姓，有的事过境迁，但当年的这段“共青团记忆”如今仍然有迹可循，前人总结的经验方法也仍旧在指引着后辈们继续在共青团事业中探索前行。 　　————— 　　“各位老师好，本周各班收集上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一食堂……二食堂……请给出答复，什么时间整改，如何整改……” 　　在无锡一中，像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座谈会，每两周便要举办一次。座谈的主角是无锡一中膳食管理委员会的学生干部，以及学校团委、德育处、总务处、食堂的负责人。每次会前，各班的生活委员会将近期学生监督反馈的食堂膳食质量问题上报，并在会上商讨解决。 　　如此做法的好处，不仅在于能够让学生们吃得更好，更关键的是，能够让学生干部参与到学校一日常规的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学生会如何产生吸引力 　　据现任无锡一中团委书记鲍静介绍，膳食管理委员会是学校学生自治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学校对学生自主管理的尝试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 　　1955年时的无锡一中团委在《青年团学校工作经验――在工作中培养和教育干部》一文中也有过相关总结：“我们注意了发挥团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和每个团委委员工作上的积极性、主动性，从实际工作中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过去，团委书记（专职）工作上有些包办，工作只有他一人心中有数，其他委员有的孤立地搞部门工作，有的感到无事可做。” 　　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充分发挥学生自主管理便成为无锡一中激发团干部积极性、激活中学共青团工作的一大法宝。事实证明，也确有成效。 　　以团代会为例，在固有印象里，中学团代会很难对学生产生吸引力。但在无锡一中，每年的团代会可谓是全校学生的一件盛事。按照要求，团代会每三到五年举办一次，而无锡一中却是每年必办，每逢大会学生也都是热情高涨。这充分展现了无锡一中共青团工作的独到之处。 　　每届团代会，学校团委除组织学生干部换届选举等常规工作外，更主要的议程是借大会之机，就下一年的团委工作广泛征求民意。在会上，学校团委及新一任学生干部会根据全校学生的诉求期望，拟订一份工作议案和问题清单，其中包括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并以此为新一年学生工作的施政方针。此后，团委会定期开展民主座谈或团日活动，来确保学生的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另一个可为之注脚的是无锡一中的社团活动。在无锡一中，共有大大小小54个学生社团，学生参与积极，活动丰富多彩。究其原因，也与学生自主管理脱不开干系。 　　在记者采访当天，恰逢一件学生口中的社团界大事发生――社团联合会召开，会议要讨论通过三个申请成立的新社团，并评选上一阶段的十佳社团。在现场，学生要把自己对社团的看法摆在台面上充分讨论，比如，这些社团是怎么样的？在社团活动中究竟学到了什么？哪些社团比较水？哪些是僵尸社团？哪些活动组织得不大规范？如此一来，从社团成立到活动开展再到活动评价，全部由学生自主管理，好不好都由学生说了算，学生干部积极，同学热情，活动质量自然有了保障。 　　面对学生“干部通病”，学校团委不当“甩手掌柜” 　　当然，学校团委并不是就此当上了“甩手掌柜”，学生充分自主必然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时便需要团委老师出面解决。 　　比如，有些学生干部上任后，自认为变身“高层高管”，有了官气。有些学生干部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干部间、同学间经常发生矛盾。 　　在60多年前，无锡一中团委便经常针对学生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的传统也延续至今。每过一段时间，团委老师会将近期收集、发现的学生干部问题放到大会上提出来，但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孩子犯了错，如果还是批评一顿骂几句，恐怕行不通。 　　今年高二的校学生团委副书记龚翩翩坦言，在初中时，自己一度也会将团干部与“当官”画上等号，直到上了高中后她才发现，原来当干部是要为学生服务的。她说，针对此问题，团委老师会翻出几十年前的学生自治会章程，告诉大家那时候的学生是怎么看待干部身份的，那时候的干部是怎样改正自己错误的。在“问题大会”上，老师也不是简单的批评教育，而是围绕如何做好一名学生干部，总结教训，传授方法。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当干部都是人生头一遭，谁都没经验，在他们的自我摸索中，碰钉子更是常事，这时，老师的经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以学习和工作无法兼顾――这个学生干部普遍面临的难题为例，几乎每一个学生干部都承认，学生工作会占用时间，甚至影响学习成绩，也曾深受其扰。那究竟应该是工作为学习让路还是为了工作牺牲学习？在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后，大家普遍达成了共识。首先，学习绝不仅仅是应试学习，团日活动也是学习，学生工作也是一种锻炼，这些与提高学习成绩同等重要。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担起责任，不能敷衍了事。 　　其次，在学习与工作产生矛盾时，大家要学会如何整合碎片化时间以及合理规划时间，如果二者冲突，也要想方设法把两件事都处理好，因为这也是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时必备的技能和必然要面对的挑战。 　　学生们表示，能有如此“觉悟”，还要得益于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学生干部唐嘉乐说，很多时候团委老师并不会干涉学生干部的工作，他们更多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只要大家有了困惑，第一时间都会找老师交流。在同学心里，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还是懂学生的精神导师。 　　在现任校德育处副主任张建华看来，学生干部与团委就如同风筝和风筝线，线抓得紧了，学生束手束脚，没有施展才能的空间。抓得松了，风筝容易偏离轨道，迷失方向。关键是团委老师如何在不过度干预和有效引导之间找到平衡点。 　　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青年学习 　　不过，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干部的素养和能力，系统化的学习必不可少。在理论层面，校团委专门为学生干部们组建了“求进学习社”，每月不定期组织干部读书看报，小到学习生活，大到国家政策，都是学生们热议的话题。在实践层面，每年暑期开展学生干部夏令营活动，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同现实生活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 　　作为团委和学生之间的桥梁，学生干部会根据各自班级、团支部的特点，将所学所得用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同学。他们也会及时发现各班级、支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具体问题，在“求进学习社”上提出并讨论，由团委有针对性地开展系列活动。在德育处副主任张建华看来，这些学生干部织成了一张“互联网”，联结覆盖了从学校团委到每个团支部、每个青年学生间的各个角落。 　　张建华有一个毕业生联络群，他发现，很多学生干部到了大学里依然会选择投身到学生工作中，学生会主席继续做学生会主席，学生团干部还是积极参与到团的工作中。可见，三年的学生工作经历让他们锻炼成长了，有了收获才会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在共青团岗位上发光发热。不久前，还有3名曾经的学生干部入选江苏省后备人才计划。 　　更多可喜的变化发生在普通学生身上。60多年前，在学校组织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号召下，一批批一中青年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奔赴祖国建设一线。40多年前，在老校友钱伟长“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感染下，无数学子投身科研，为破解“卡脖子”技术攻坚克难。 　　如今，越来越多的一中学生秉承了知识报国、以国为家的优良传统，面对疫情肆虐，有人表示将来要从医，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有人决心学农，要像袁隆平爷爷一样为端稳人民饭碗而奋斗；有人立志为师，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更多人才…… 　　正是这样的变化让无锡一中共青团有信心继续沿着老一辈的经验智慧走下去，“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在团委和学生干部的带动下，所有的学生都能有改变。但只要能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不管它何时发芽，那都是我们共青团工作的价值所在。”张建华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卓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一根网线畅通坎坷求学路 　　中咀岭小学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网络课堂未来十年规划图。受访者供图 　　成为乡村教师20多年来，李向龙常以“流萤”自比，希望在大山深处点燃知识的火把。 　　在他5年前参加的一次教师培训中，几位教师播放了其所在学校借助互联网开展美育课程的视频。活灵活现的手工作品、悦耳动听的歌声、婀娜多姿的舞蹈，让李向龙发出由衷赞叹。 　　这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中咀岭村村小的校长，当即下定决心，要将这种“互联网+教育”的模式带到中咀岭，让自己的学生同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经过多方争取，这一想法终于落地。自此，一块屏幕引来了优质师资，一根网线畅通了山里孩子坎坷的求学路。 　　山村“流萤”的教育理想 　　在李向龙看来，孩子们未来走向社会的渠道不同，工作岗位不一样，但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还要借助美育力量深化对“美”的认识，才能成长为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人。 　　然而，现实环境一度让李向龙无法更好地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来自临夏州教育部门的资料显示，2011年底，临夏州“两基”工作通过国家验收，但教育主要发展指标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62年，比甘肃省、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55年和2.88年。教师总量不足与整体素质不高成为影响当地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积石山县是甘肃省唯一的多民族自治县，在教育事业上，更是底子薄、欠账多。 　　李向龙记得自己2009年调任中咀岭小学时的场景。当时，学校只有两排破旧的平房、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和几个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子。教室的屋顶漏水，操场更是“晴天一身土、雨天半腿泥”。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不少人都是靠老师上门或是去田间地头动员家长才来读书的。 　　面对这样的现状，李向龙意识到，必须要想办法改善教学条件，让学校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这样才能吸引孩子们来读书、读好书。 　　为此，他积极对接资源，通过实施国家“校舍安全工程”“全面改薄项目”等，使学校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5年，学校还与积石山县文明办联系，争取到省里相关配套资金，先后购置音乐、美术、体育等器材20余件，建成了校园活动室。 　　硬件完善了，软件却不能与之齐头并进。李向龙发现，由于缺乏专业教师，上体育课时，孩子们就是满院子瞎跑；上美术课时，孩子们就在本上乱涂乱画；上音乐课时，老师提个录音机随便放几首歌曲就草草了事…… 　　“虽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是所谓的‘副课’，但在‘快乐校园’的建设中必不可少，从长远来看，更是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李向龙有些发愁，直到2016年的那次培训打开了他的思路。 　　一块屏幕连接山外世界 　　中咀岭小学地处山顶，距离县城有近30公里，交通不便。因此，一直没能接通网络。 　　要上网课，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李向龙多方打听求援，总算接通了全村第一根网线，一些信息化教学设备也陆续配齐。他还多次与校内老师沟通，听取大家对互联网教学的意见。其间，在同行的帮助下，李向龙与一家公益机构取得了联系。 　　经过沟通，中咀岭小学得以加入该机构开设的在线课堂，免费享受来自全国各地优秀教师开设的舞蹈、美术、科学、阅读等10余门课程的在线教学。 　　2017年9月，第一堂线上课在中咀岭小学3年级的教室拉开帷幕。 　　90后教师马俊鹏负责这堂课的线下辅导工作。他告诉记者，上课前，自己观看过其他学校的线上课程，也私下做过模拟演练，但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他还是有点慌张。 　　孩子们更是不知所措，“眼睛里有好奇、兴奋，也有腼腆和自卑”。一名同学就偷偷问马俊鹏：“老师，我普通话不好，怎么和电脑里的老师同学说话呢？” 　　摄像头没对好焦、网络卡住了、没有人抢麦回答问题……首次尝试，留下诸多遗憾，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被这种耳目一新的教学模式吸引了。 　　老师们看到了更加专业的技能展示、更加有趣的互动方式、更加开放的课堂氛围，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同学们则被线上所呈现的“外面的世界”抓住了眼球。 　　马俊鹏总结了孩子们的课堂表现、课后反馈，与线上教师进行了沟通。相应地，线上的老师也针对中咀岭小学孩子们“不够自信”的心理状态，将授课内容多次优化。 　　提供连麦机会、肯定孩子的表现、给参与互动的孩子发放小礼品……慢慢地，中咀岭的孩子们变得主动起来。 　　一次学校突然停电，他们还是对线上课程恋恋不舍，老师只能拿出手机，用流量播放了剩余的课程内容。 　　如今，在中咀岭小学，在线课程与面授课程的混合教学模式进入常态化。课前，孩子们会自己调试设备、写好导入课程的板书，甚至根据光线拉好窗帘；课上，他们遵守秩序，踊跃发言；课后，孩子们也会积极配合线下辅导老师完成作业，交流自己的收获与困惑。 　　刚从中咀岭小学毕业的马国燕告诉记者，过去，她很害怕在陌生人面前讲话，但在线上的阅读、美术课堂上，屏幕另一端的老师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从来不会因为她的方言重或者回答问题不准确而笑话她，反而给她很多鼓励，她也越来越自信了。 　　今年“六一”儿童节，在中咀岭学区组织的文艺表演中，马国燕担任主持人。“现场有1000多人，我的家人也来了，但我一点儿都没怯场。”她说。 　　“互联网+”带来思维转变 　　在中咀岭小学，像马国燕一样从内向、胆小变得开朗、活泼的小朋友不在少数。 　　清晨，他们会在屏幕里“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的问候中，开始晨读。大课间，他们会去操场学习舞蹈，参与“百校同跳一支舞”的打卡活动…… 　　乐中学、学中乐，孩子们转变为学习的主人。李向龙回忆说，此前，遇到困难，同学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求助老师，可现在他们会在班干部的组织下自己想办法，有时还会让老师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地教师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英语教师撒玉宝摒弃了以往“一本书、一根粉笔、课上满堂灌、课下全靠背”的传统教学模式，开始借助“精讲+点拨”的形式来梳理知识点。此外，他还会把精心准备的PPT、英语绘本等带到课堂。 　　一段时间下来，撒玉宝归纳出一套“英语形象记忆法”。为此，他自学电脑绘画，根据课程内容配图，大大提升了同学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小升初时，中咀岭小学的英语平均成绩达到96分，在全县名列前茅。 　　马俊鹏也不再为自己分配到乡村学校感到苦恼。他坦言，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偏僻遥远、交通不便、生活枯燥的村小，心里还是有点落差，觉得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现在，在校长李向龙和线上强大外援的支持下，他与其他老师一起组建了10多个社团，“充实着，收获着，快乐着，每天都过得非常有意义。” 　　13岁的马建基在马俊鹏的指导下，参加了全国航模比赛，在2000多名报名者中位列17，获得了去北京研学的机会。他还加入了乐团，学会了架子鼓演奏，被电视台采访报道…… 　　屏幕之外，孩子们有了无限可能。 　　给孩子更大世界、更远未来 　　如今，“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小而特”的“四小”特质在中咀岭小学逐渐浓厚起来，有了独具特色的“双师教学”模式；有了刺绣、田园种植、传统体育等“在地化”课程。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家长们对学校的教学越来越认可。 　　学生韩培莉一家在临夏州买了房子，但家人还是希望她和弟弟在中咀岭村读完小学。个别转学到城市的孩子也再次回到了村小。 　　李向龙告诉记者，此前，学校发起过校训征集活动，不仅有老师、同学的参与，还有家长集思广益。最终，他们将“润土培根 弘毅日新”作为校训――灵感来自学生家长“扎根乡土，回馈乡梓”的心愿。 　　在学校翻修，设计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展示墙时，有家长主动捐赠了连枷、风匣、木�都等农耕工具。 　　在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帮助下，中咀岭小学正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李向龙不想止步于此，他肩负起了培训教师和送教的任务――赋能、聚力、开源，给更多孩子更大世界、更远未来。 　　截至目前，他将中咀岭实践送进7个县22个学区110多所村小，受益孩子达5万多名。由他发起的“积石山县共享筑梦课堂”成功入选2018年教育管理信息化优秀案例。 　　与此同时，临夏州的整体教育面貌也焕然一新。生机比提高，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室、交互式一体机教室、投影机教室、播放机教室覆盖面扩大，稳步实现着“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的教育目标。 　　在今年4月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临夏州副州长何瑞莲表示，为落实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临夏州制定了《临夏州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标准》《临夏州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实施方案》，并在2020年6月全面完成“临夏州智慧教育云平台”州级平台建设。 　　甘肃其他地区有了类似的成功经验。陇南市盐官镇坡儿小学是一所独立的完全回族小学，服务范围为两个回族村。该校校长马雄告诉记者，自从2018年4月，李向龙等人将“双师课堂”模式送到坡儿小学，他们也进行了全新的教育探索。目前，已在盐官学区牵头组建线上“曙光课堂”，得到全学区8所学校70多名老师的响应参与。 　　据马雄介绍，2018年，坡儿小学只有70多名学生，“空心化”现象严重。现在，学生人数已经上升到90余名。 […]

原标题：升级版“校内小卖部禁设令”如何令行禁止 　　近期，媒体报道多地出现中小学小卖部招租金额过大现象，引发舆论关注。上月初，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下称《指南》），该《指南》明确规定，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 　　校园是中小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但一些校园变成“生意场”。从相关报道看，一些校园小卖部主要销售学生喜欢的“垃圾食品”，有的还销售“三无”产品，这对学生健康无疑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校内小卖部连发多道禁令，一些地方也对问题小卖部进行查处乃至取缔。 　　2019年3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此举获得舆论肯定，同时允许依法取得许可经营，相当于留下了“口子”。 　　2019年12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非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市，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出。该文件再次强调校内禁设小卖部，并要求已设置的逐步退出，但仍留有相关“原则上”例外情形。 　　最近印发的《指南》则是升级版“校内小卖部禁设令”。其“升级”主要体现在三点：“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表明不留“口子”彻底禁止；“不得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比之前“避免售卖”语气加强了；另外，还禁止零食广告宣传。 　　虽然《指南》是从营养与健康的角度禁止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但对校内小卖部来说则难以继续存在，因为这类小卖部主要经营高盐、高糖及高脂等食品，当“禁设+禁售”，校内小卖部几乎无法生存。那么校内小卖部存在的暴利、健康等问题，都有望解决。 　　尽管之前已出台校内小卖部禁设令，但今年在湖南邵阳、广东茂名等地仍然出现上百万元拍卖校园小卖部经营权的案例。此次《指南》未留“口子”，无疑是一种进步。 　　已经存在于校园的食品经营场所能否退出，各地能否真正禁止校内新设小卖部，还有待观察。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来说，以上三种“禁令”表述略有不同，究竟执行哪个版本？这恐怕需要有关方面进行明确――当然，最好是按照《指南》要求操作，因为这是最新版，禁令更坚决。 　　在严格执行升级版“校内小卖部禁设令”的同时，还应该完善校园餐饮服务，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餐饮需求。另外，还要防止校外小卖部的高盐、高糖及高脂等食品偷偷流入校园，防止校外小卖部隔着围墙与校内进行食品交易。(张海英)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陈延：不断突破“花瓶”人生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花瓶，底部很开阔，但是在里面，你看不见花瓶之外的景色；瓶颈很狭窄，但是通过瓶颈之后就可以在瓶口看到外面的景色。”陈延觉得花瓶是对人生最贴切的描述。 　　2020年12月，在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国赛”）上，来自徐州技师学院的00后女孩陈延，一举拿下了餐厅服务项目的金牌。在此之前，她还获得过马洛波斯10国邀请赛面点组第二名、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江苏省选拔赛第一名等荣誉。 　　其实，陈延一开始选择的专业并不是餐厅服务。中考结束后，陈延没有摸到心仪高中的门槛，“高中还是技校”的单选题摆在了她的面前。 　　陈延的父亲从事木工工作，小时候她经常在父亲工作的地方玩耍，喜欢鼓捣一些有趣的小物件。在她看来，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只是侧重点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没有孰轻孰重之分。 　　“我想着自己既然爱吃又爱动手，就选择了面点专业。”她的想法很简单，就算不能做到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一技在身，陈延的选择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入校后，陈延第一次接触餐厅服务的相关专业。后来，她选择加入了学校的集训队，这是她进入学校两年之后的事情。从面点到餐厅服务，她在寻找着自身其他的可能，“不去试试，我永远无法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相当于两门课程同时进行，陈延一边压缩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学习餐厅服务的相关知识和操作，一边也没有落下面点课程的学习，并且她还多次获得校级奖学金。 　　尽管有两年面点制作的课程基础，但在餐厅服务项目上，距离“优秀”，她还有一大段距离。 　　国赛中餐厅服务项目分为鸡尾酒调制、精致餐厅服务、果盘切配、休闲餐厅4个模块。虽然只有4个部分的比赛内容，但其中隐藏的数以千计的“魔鬼”打分点才是真正的考验。 　　餐具摆放需要间隔相等、餐巾折叠需要完全一致、4个客人4杯水齐平、操作时任何材料不可以掉出容器之外……赛前机械地重复这些的项目，并且细抓每一个打分点，过程枯燥，对于陈延的耐心是一个考验，而更让她为难的是用英语和客人交流。 　　初中时期，陈延的英语并不好，加上性格比较内向，她评价自己，“那时候就是开不了口”。但是既然选择了餐厅服务，并且加入了集训，她就不想半途而废。人生会有很多遗憾，但她不想让遗憾出现在自己的选择里。 　　白天，她坚持背单词，练口语，早晨靠墙一小时的礼仪礼态的训练时间，她也会抽空进行读背。每天12小时的训练时长，她分秒必争。 　　第一次，在课上的模拟练习中，陈延面对学生扮演的客人，却突然像是被下了“禁言术”，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训练方法，她只能大着胆子去尝试，在一次次训练中给自己找经验，实现了自我的颠覆。 　　从性格内向不愿开口到面对客人侃侃而谈，她的转变无疑是巨大的，“就像是换了一个人，脱胎换骨。”教练李唐这样评价当时的陈延。 　　压缩时间的训练，自我挑战的转变，当最后一根“稻草”压在这个女孩身上时，她也会感到崩溃，有时觉得支撑不下去。 　　在陈延最低谷的时候，教练对她说：“当你遇到坎坷或者感到烦躁的时候，就是你进步的时候。”自此，陈延常用花瓶描述自己的人生，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突破瓶颈，努力来到瓶口，看到更多瓶底看不到的景色。 　　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陈延还自创了一款鸡尾酒，名为“忘忧”酒，整体颜色暗沉，象征着人的一生除了光彩之外的低沉时刻。 　　在为客人推荐这款鸡尾酒时，陈延会介绍：“我的自创酒名为‘忘忧’，希望您喝完这款酒之后，所有的忧愁也像酒杯里的酒一样消失不见。” 　　在7月15日举行的世界青年技能日暨2021年江苏省技工院校首届嘉年华活动上，陈延和同学们共同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我们切磋着技艺，与时代对焦，和难关对抗，匠心接力，薪火相传……”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胸前是金光闪闪的奖牌，陈延双手握拳举起，目光坚定。 　　“计划长远止于现在”，她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准备继续突破更多“瓶颈”，寻找自身的可能性。（记者 李润文）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中小学生每年开展 一次心理健康测评 　　本报讯（记者 雷嘉）教育部昨天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设置2个学分（32-36学时），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县级教育部门牵头，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 　　《通知》要求对各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源头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和保障管理。要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设置2个学分（32-36学时），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充分发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全方位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及早分类疏导各种压力，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主动采取举措，避免因压力无法缓解而造成心理危机。 　　要加快研制更符合中国学生特点的心理测评量表，高校每年在新生入校后适时开展全覆盖的心理健康测评，注重对测评结果的科学分析和合理应用，县级教育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强化日常预警防控，高校要健全完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四级预警网络，重点关注学生是否遭遇重大变故、重大挫折及出现明显异常等情况，辅导员、班主任每月要遍访所有学生寝室，中小学教师要与家长进行密切沟通，共同加强心理疏导。 (责编：郝孟佳、王欲然)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托育服务供需缺口，该如何补上 　　7月2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 　　5.5%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哪些问题？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务该如何补上短板？记者实地探访托育机构，进行了调查采访。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为了解决两岁的女儿看护问题，刘美换了工作，进入了工作时间更具弹性的保险行业。“我不愿意让老人看小孩，一方面怕累着他们，另一方面，祖辈看护容易溺爱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异。经过一番对比后，刘美顺利地把2岁半的女儿，送进一家托育机构。除了需要早晚按时接送，她还可以安心上班。 　　和刘美不一样，孙茜没有选择。孙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均在陕西，公婆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肯从外地过来。“孩子才两岁，两人平时上班忙，都还有夜班，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父母，与孙茜或者刘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2019年根据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状况也不平衡。 　　按照测算，要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千人托位数4.5个的目标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约8.5万个托位。目前，缺口达6.7万个。 　　而在郑州市不仅托位完全满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郑州市卫健委回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收0至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共261家，共有托位20219个，实收幼儿11269人。托位空余近1万个。 　　5.5%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数据来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201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丹麦达到了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 　　“在3岁以下儿童入托问题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玲艳介绍，对0~3岁的儿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父母是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证明，一方面，过早地送入托育机构，会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与儿童形成的亲密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获得。“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讲，2至3岁的入托需求更大，应该重点关注这一年龄段的入托需求。” 　　月收费过万元，托育教师培养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专门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部分早教班。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以民办为主，公办幼儿园中鲜有托育服务。 　　记者在北京多地探访发现，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000元一个月，如果能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也保持在这个水平。 　　托育支出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昂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3000~4000元是比较符合我预期的，有些托育机构通过宣传噱头和卖点，动辄收费七八千元，令人难以接受。”家住江苏盐城的家长马进同告诉记者。 　　记者到访的一些托育机构栖身于商场里，宣传照片上“科学育儿”“精品小班”“外教教学”指向的是，“关注关键期幼儿大脑的健康发育与功能发展”。 　　“孩子入学前，我们会进行多维平衡测评，全方位考查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各种敏感期，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海淀一家日托早教主讲老师向记者介绍，“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价格相对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课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有外教，收费档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机构都很乐意邀请外教加盟，背后掩盖的是一本难以算清的成本账”。 　　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计算出真实的成本也是有难度的。”王玲艳介绍，通常意义上来讲，托育机构的成本主要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大城市来说，房租成本过高，推动了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这也说明了，托育机构教师人才培养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机构的价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长的期待？王玲艳介绍：“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从家长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讲，绝大多数家长需要的就是收费合理，质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和各地的实施中对‘普惠’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指导价并未达成统一共识，即便是实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儿园各地标准也不一样。”洪秀敏表示。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欢迎，但并非唯一选择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明显。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托育”相关企业3.3万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缓慢，2020年新增企业1.2万余家，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大幅超过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文庄还介绍，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积极申请。 　　在上海，公立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上海的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建议：“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实际入托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距离远和收费高固然是影响因素，但比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长，更关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能否让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对入托的多样选择来说，家长们对公立幼儿园开办的托班最为满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务中，公立幼儿园数量占比较小。”王玲艳坦言，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幼儿园并未被准许开放招收3岁以下幼儿。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集中在实现3至6岁的儿童入园。 　　“建立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是进行保育教育的一种形式。托育服务应该从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艳建议，在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让他们产生安全感。通过给予更多的假期，延长父母的照料时间，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务，或者由社区组织相应活动，以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照护选择。 　　 （本报记者 陈鹏 本报通讯员 张诗）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从城市到乡村 游学不是一窝蜂地打卡景区 孩子们应该如何度过为期近两个月的暑假，是很多家长必须考虑的事。作为大学教师和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组织了一群孩子开展游学活动。游学，顾名思义，是边游边学、亦游亦学，学习与娱乐有机结合。 不久前，我带领在广州、武汉等城市长大的6个孩子去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农架林区，还去了老家湖北黄冈。我的意图很简单：让孩子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独特文化与风土人情，让他们增加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和认识世界，不断丰盈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在游学过程中，我们会讨论绿皮车、高铁、长途大巴、公交车、地铁和自行车等交通方式的区分，会让孩子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区位、天气与传统文化，预订酒店，购买车票，向司机师傅问候早安，去水果摊买水果，与当地孩子交朋友，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画出眼前的所见、所思及所想，每天晚上对白天的活动与见闻进行小结，最后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反省与系统总结（你的收获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对自己哪方面的表现最满意，做得很不好的地方有哪些等）。总之，我希望孩子在游玩之余保持强烈的探究心，在身心得到充分放松的同时，不断增长地方性知识，增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恩施市区，我们重点考察了恩施土司城、城市博物馆、恩施老街区、古城墙纪念馆、连珠塔及沿河新城建设，我希望孩子对城市的起源、历史和发展脉络有清晰的了解，并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旧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建立基本的认识。我还引导孩子们从不同侧重点审视城市与乡村，带领他们与当地人进行广泛交流，试图了解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观察乡村的变化过程，并探究诸种变化背后的原因。 我们很少或基本不去知名的旅游景点，不认同门票费用高昂、拍照打卡，与其说是看风景不如说看人的旅游方式。毋庸讳言，不少旅游景点的名气倚靠大肆宣传和鼓吹而来，一些景点的服务看似成熟和完备，但人为打造的东西太多，其自然和文化的原真性正在渐行渐远。那些景区之外的风土人情更纯朴，商业化的痕迹更淡，也更能守持“原生态”。 在游学过程中，我鼓励孩子们要秉持一种反馈的理念，即在欣赏和品味当地文化的同时，可以给当地带去什么。在恩施州利川市西北角的鱼木寨，看到留守儿童在村委会所在地温习功课，我当即与村干部协商，提出给当地孩子上一堂课，围绕他们眼里的家乡、他们的理想或愿望、想对父母说的心里话等话题展开讨论。情到深处时，很多孩子忍不住落泪。回到黄冈老家，我第一时间与村主任沟通，提出每天上午给留守儿童志愿授课两小时，为家乡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尽绵薄之力。 总之，在学校里学习书本知识固然重要，通过“行万里路”的“在实践中学”也很重要。真正的知识一定来自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日常实践，通过检验已有知识、探索和发现新知识、自我创造与再生知识，我期待游学成为一种接地气的生活方式。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当禁 家长“心魔”也需消除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求，严格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作，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8月23日《现代快报》） 这项技术的使用范围很窄，通常仅用于重金属中毒的辅助诊断和治疗效果监测等方面，比如因工业污染导致的儿童血铅超标，就可使用该检查进行儿童血铅筛查和治疗效果评估。但近年来，这项技术被广泛滥用，不仅被用于儿童缺钙、缺锌、缺铁性贫血等方面的诊断，有些机构还将之当成儿童体检项目，甚至当成特色服务。 微量元素血中浓度有时说明不了什么，比如血钙不等于骨钙，血液中的钙不仅含量甚微，而且极易受到饮食、人体代谢等因素影响而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其参考意义不大。如果把身体里的钙比作整个天空，那么，血钙就像井口上飘忽不定的一丝云朵，云朵代表不了天空，血钙也不能用于诊断缺钙导致的疾病。 我国早在2013年就印发了《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如今，将“不宜”变成“不得”，意味着治理的力度在加强。值得反思的是，多年来，该技术被滥用的现象一直存在，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此现象又为何屡禁不止？ 一个主要的动力是，该项目很容易赚钱，不仅检测本身可以赚钱，而且检测出问题之后，还可以推销相关药品、保健品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等。由于有利可图，有些医疗机构在这方面乐此不疲，不仅专门设立门诊，而且甚至到社区送检测上门，通过针对一滴血、一根头发等的检测，就下达相应诊断。此外，家长的“身材焦虑”、“智力焦虑”等，则使该项目具备了大把赚钱的能力。一些机构或人员的误导性宣传，又制造并强化了这类焦虑，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让该技术被滥用现象更难治理。 由此看来，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当禁，但更需针对深层次的原因寻求化解之策。只有消除家长的“焦虑心魔”和部分机构的“逐利心魔”，方能釜底抽薪，尽快让这项技术得到规范运用。(时本)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教育部公布多地校外教育培训违规案例 　　昨日，教育部公布了多地校外教育培训违规行为处理典型案例，涉及北京等5个省市。教育部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切实将中央“双减”政策落到实处。 　　北京查处“在职教师违规补课” 　　7月，北京市教委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5名中小学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兼职取酬，具体情况为：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语文教师许某出借教师资格证给其配偶参与校外培训并取酬；朝阳区润丰学校化学教师刘某利用周末时间参与校外培训机构辅导并取酬，语文教师胡某利用暑假期间为校外培训机构发放招生传单并取酬；通州区觅子店中学数学教师王某、英语教师程某，从事有偿补课并取酬。经调查核实，相关区教委对以上5名涉事教师给予警告处分，并调离教学岗位。 　　浙江查处“无证办学” 　　7月，浙江省义乌市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在江东街道侯儿小区单元楼内发现一家无证办学的教育培训机构，现场有5名无教师资格证人员正在对29名学生进行培训。执法人员责令该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立即停止办学，监督其通知家长将学生带回，移除办学设施，关停培训机构。依法对该培训机构负责人处以行政处罚：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4.6万元，处以违法所得一倍4.6万元的罚款。 　　湖南查处“培训机构违规收费” 　　3月，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发现浏阳市现玳教育培训学校存在“提供虚假合同、未向学生开具收费收据、制作虚假收据、部分学生一次性收费超过三个月、利用虚假价格引诱消费、未提供会计账簿、收入未纳入机构财务账户”等违法违规行为。浏阳市教育局对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作出处理：要求该校对收退费工作做出承诺，并将收取的学费转入资金监管账户接受监管。 　　福建查处“发布虚假广告” 　　7月，根据群众举报，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执法人员发现福州高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其注册地址现场大厅，以及官网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成立时间2011年”“每年培训3000名中高考全日制学员”“现已有三大校区：福州旗山校区、福州高新区万达校区、江西南昌校区”“福州旗山校区建筑面积超过20000平方”“占地面积近20亩”“有近8000平方的操场”等虚假宣传内容。经立案调查核实，执法人员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万元。 　　江苏查处“内外勾结、监管失职” 　　8月，根据群众举报，经当地纪委监委调查发现：仪征市陈集镇雏鹰教育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朱某，在其丈夫陈集镇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糜某的帮助下，组织22名学生在陈集中学教师宿舍内补课。8月9日，仪征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卞某、糜某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对组织查处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陈集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黄某给予诫勉。仪征市教育局依法对雏鹰教育咨询服务中心作出停止办学的处理。（记者 雷嘉）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已为新学期备好教学方案 　　汇文中学英语组老师们正在进行开学前集体备课 　　案例 　　提前备课、研究中考特点、了解初中学生年龄特点……东城区学科带头人、汇文中学本校高三毕业班的英语老师罗锦虹，在新学期到来后将走进汇文中学教育集团永外校区。“基本做好了交流轮岗到初一教英语的准备，比较有信心。”罗锦虹告诉北青报记者。 　　根据本市“双减”工作要求，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罗锦虹就是其中之一，她将从高三老师“摇身”变成一名初一英语教师。7月份，她收到了到集团新校区汇文中学永外南校区初一轮岗任教的通知。对于轮岗，罗锦虹表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高三毕业班教师轮岗教初一，可以为学生的初中、高中整个中学阶段做好六年的大规划，做好学生初高衔接，能够促进学生的长链条培养。而且，作为东城区学科带头人，交流轮岗到新校区也能发挥自己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工作。” 　　她告诉北青报记者，在收到学校通知之后，她立即开始着手为新学期做准备。为了熟悉初中的教学情况，她特意找来中考真题，认认真真地研究出题方向。“在中考试题的变化中了解到，中考格外关注学生的听说，因此在初一的教学中要让学生真正地用英语做事。” 　　也在当月，她就开始与永外南校区初中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一起为新学期备课。“集团中设有资源库，积累了一定的英语教学资源，比如电影、朗读资源等。我跟备课组的老师们一起在假期里将这些资源整个梳理了一遍。”罗锦虹说。 　　经过认真的准备，罗锦虹已经为新学期总结出一套教学方法和技巧。罗锦虹表示，初中学生和高中生在学习特点上不一样，特别是初一起始年级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习惯以及注重学生的语音培养。初中学生还有喜欢探究、好动的特点，她计划利用初中生的这个优势，在讲课时注重让课堂“动起来”。 　　除了研究初中学生的特点之外，她还从初高中的教学经验中总结出共同点。罗锦虹说：“初高中都应注重听说能力。高中阶段，我们在高一、高二阶段比较侧重在学生课堂上开展听说活动，并不是去训练题目。同样，我觉得这个理念也适合于初中学生的培养，尤其是初一初二，也要在课堂上进行丰富多彩的听说的活动。比如对学生进行英语朗读，复述等。” 　　轮岗后对于自己生活上的影响，罗锦虹老师表示，自己家距离永外南校区也不是很远，在通勤方面基本影响不大。同时，在教学环境方面，永外南校区为老师提供的教育教学设施和教师办公条件也很先进，特别是多校区一体化的智慧校园建设，可以保证老师们远程集体教研和资料共享的教学需求。“这些都让我很期待在新校区的新工作。”（记者 郝羿）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