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为高原孩子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董家鸿（左二）走出手术室，等候多时的旦正措（左一）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活动现场，福利学校的孩子们将亲手制作的石头画送给成长营的小老师们。受访者供图 　　谭舒倩（中）正在与福利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互动问答。受访者供图 　　“得了包虫病就是得了‘虫癌’，太可怕了”“我以后再也不吃生肉、喝生水了”……7月9日下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道扎福利学校体育馆内开展了一堂特殊的公益课，学生是该校300余名孤儿，老师是城里来的6个平均年龄仅18岁的志愿者。 　　“这次小手拉小手的活动形式是偶然，也是日后的必然。”作为这堂公益课的“幕后导演”，“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公益活动总策划曹维介绍说，高原地区教育资源、卫生条件等相对匮乏，如果能够建立起城市与高原孩子小手拉小手的长期协作关系，未来，孩子可以拉起大手，成为家长的“指南针”。 　　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土灯尼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里有超过10%的学生父母因包虫病去世，“孩子们的健康教育任重而道远”。他盼望着，能有更多的外援力量，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健康的蓝天。 　　“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月8日，得知自己的恩人董爷爷再次来到果洛州进行公益手术，道扎福利学校的学生旦正措在草原采了一大把野花，早早地等在手术室外。 　　当做完14台手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从手术室走出来，旦正措赶紧上前，与董爷爷拥抱。 　　2017年，旦正措被确诊为肝包虫晚期：囊性包虫病Ⅰ型，生长活跃度最高的一种，已经侵犯了门静脉、胆管等器官，核心瘤体又位于肝门的要害处。“她当时是当地最严重的病例之一。”土灯尼玛回忆说，在辗转果洛州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后，旦正措均未迎来好消息，“情绪一度十分低迷”。 　　肝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青藏高原地区较常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致使当地部分农牧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旦正措的母亲就是因肝包虫病去世。 　　当年7月，董家鸿抵达果洛州指导包虫病防治工作。在了解旦正措的病情后，他决定为旦正措做手术，清除“虫癌”。 　　旦正措是孤儿，谁来为她签手术知情同意书？土灯尼玛联系到她的舅舅、舅妈，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不愿意让旦正措接受手术，也不相信她能活下来。在反复沟通劝导下，舅舅、舅妈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这场手术犹如将一棵根系发达的“大树”连根拔起，需要彻底清除病灶。在长达7个多小时的手术中，董家鸿精准地切除了旦正措体内直径近9厘米的瘤体，这在医疗条件受限的青海基层，实属不易。 　　如今4年过去了，旦正措至今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性格也变得乐观活泼。那次手术后，旦正措也成为董家鸿的牵挂，每次出差经过果洛，他都会特地绕到福利学校去看她，还委托别人送去慰问金。 　　“董院士为我们搭建了与包虫病决战的桥梁。”土灯尼玛说，2017年之前，他们几乎对包虫病一无所知，从没想过这样的病可以治愈。 　　从2016年开始，董家鸿开始带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疗团队与青海大学、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对口合作，深入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高海拔包虫病感染重灾区进行医疗帮扶和健康宣教，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孩子认识包虫病，远离包虫病。 　　“感谢董爷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我也是包虫病知识达人了。”旦正措说。 　　“如果我早知道这些知识，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大家知道肝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吗？”“肝脏的功能是什么呢？”……7月9日的公益课堂上，300余名孩子争先抢答，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给孩子上课的6名小老师都来自“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成长营公益项目，均是志愿者子女，平均年龄18岁。 　　接到讲课的任务后，14岁的成长营队长朱健铭便带领小队员分组备战，恶补包虫病知识，制作PPT。为了方便福利学校的同学们理解，他们还把PPT上的内容全部附上藏文。 　　活动现场，23岁的成长营小老师谭舒倩震惊了，孩子们日常使用的公共卫生间连最基本的水龙头、冲水设施都没有。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神，谭舒倩告诉他们，“包虫病完全可防可治”，关键是要从观念上正确认识它，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谭舒倩发现，福利学校的同学们对包虫病这类传染病的认知大多只停留在知道，而对该病的预防和传染途径一无所知。“这里的卫生环境和健康教育远比想象中薄弱。” 　　“掌心对掌心；手心压手背；十指交叉摩；手握关节搓……”学习完包虫病常识后，朱健铭一行人开始带同学们学习七步洗手法，并为他们送上了热乎乎的果洛汤、同心皂和包虫病科普手册。 　　活动结束后，果洛道扎福利学校13岁的卓玛（化名）偷偷地拉住了记者的衣襟问道：“如果我早些知道关于包虫病的知识，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2017年，卓玛的母亲因包虫病去世，年仅9岁的她成了孤儿。可卓玛并不知道什么是包虫病，她只知道，“爸爸妈妈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离开的”。2018年，在当地的推荐下，卓玛来到果洛道扎福利学校读书，成为土灯尼玛的“女儿”。 　　土灯尼玛介绍，自2017年起，学校每周都会开展一次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也会进行2-3次的全身体检。在本次“同心・共铸中国心”青海果洛行公益活动中，果洛道扎福利学校仅存的两名包虫病患儿，已全部手术成功。 　　“很幸运在果洛州福利学校感受了一把小老师初体验，每一张可爱的小脸都挂着两朵高原红，每一个小朋友都清澈得像天使一样。回馈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7月9日晚，谭舒倩在微信朋友圈动情地写道。 　　如何补齐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短板 　　“高原地区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的重点是关注当地群众生活方式产生的疾病及影响因素。”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会长吴永浩常年关注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情况，在他看来，受地域影响，高原的孩子获得健康科普知识渠道窄、资源少，健康素养水平低，这些都成为健康教育工作的薄弱点和短板。 　　“高原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说到底就是内容、渠道和人的问题。”曹维认为，福利学校的孩子接受能力和接受方法与城市孩子不同，所以在内容选择上需差异化处理，要为孩子们专门选择符合他们特点的内容进行编制、传授。在渠道方面，除了学校常规教育外，尽可能借助公益的力量去表达，形成事件效应、节日效应，让孩子在特殊的氛围下有所学习、有所收获。 　　吴永浩建议，在生活中，孩子们应注意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避免吃生冷未加工的牛羊肉、高盐食物，同时避免长期居住在潮湿环境。 　　此外，高原地区长期缺氧，易发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疾病，要避免过量剧烈活动和受凉。“只有加强居民自身健康素养，才能提高高原地区健康生活水平。”吴永浩说。（见习记者 韩�r）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每年定培万名师范生 　　本报讯 教育部、中央编办等九个部委昨日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以下统称定向县）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由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年度招生计划中统筹安排，在高校年度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国家优师专项培养任务，面向中西部省份招生。中西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本科层次师范院校，承担相关省份地方优师专项培养任务。中西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本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根据省域内定向县中小学教师培养补充需要，在核定的编制内统计并上报本省（区、市）优师计划年度培养需求。教育部指导直属师范大学和有关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各地所需，倾斜支持紧缺领域教师补充需求，合理安排优师计划师范生招生计划。（记者 雷嘉）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迎接芯片大考 深圳高职创新出发 今年，深圳很多半导体相关企业正面临芯片的生死大考。“去年是疫情，今年是芯片，感觉这两年企业都在过关。”7月中旬，深圳市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屹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芯片短缺不只是光峰科技的困境，高盛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多达169个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的打击，包括钢铁生产、混凝土生产、空调制造、啤酒酿造、肥皂生产等众多行业。 其实，芯片产业不仅缺“芯”还缺“人”。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显示，我国集成电路人才严重短缺，不仅缺少领军人才，也缺少复合型创新人才。按照当前产业发展态势及对应人均产值推算，到2022年前全行业人才需求将达到74.45万人，而到2019年年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现有人才存量仅为51.2万人，人才缺口23.25万人。 记者在调研采访中了解到，芯片人才缺口，主要是缺芯片验证、芯片实现、芯片制造、芯片封测等技术技能人才。可以预计，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职院校的微电子技术、IC（集成电路）技术专业将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据悉，仅2020年，全国已有15所高职院校新设立了IC（集成电路）技术专业。2019年11月21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了湖北省芯产业职业教育联盟，并在酝酿扩为全国性的芯片产业职业教育联盟。 “丽湖一号”揭开神秘面纱 2021年3月27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深职院）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揭牌。同一天，深职院自主设计、研发的芯片――“丽湖一号”嵌入式双核微处理器及相关开发案例也进行了详尽的展示。 刚过去的毕业季，这个刚成立的集成电路学院就在开了一个学期的专业课后，交出了七八名学生进入到SOC（系统级芯片）领域从事设计工作的成绩单。 据业内人士称，能完成系统级芯片设计的整个过程，几乎就是整个集成电路领域这个皇冠上的明珠，从设计难度到各项要求来说都是最高的一个技术领域。 看上去，深职院只是迈出了不起眼的一小步，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芯片人才培养来说，却是真正的一大步。为什么这么说？这还要从深职院筹建集成电路学院和发布自主研发芯片“丽湖一号”说起。 深职院集成电路学院的建设基础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该校就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微电子团队为基础，设立了微电子技术方向。2003年独立设立微电子技术专业，2014年微电子技术专业并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设立集成电路方向，2021年独立成立集成电路学院。 “在目前的国内高职院校中，应该是少有设立一级学科集成电路学院的。”深职院集成电路学院院长余菲告诉记者，“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面向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重点服务深圳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培养掌握电路设计、器件物理、工艺技术、材料制备、测试封装等知识技能的创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实际上，具有原创意义的集成电路设计教学的新模式――“丽湖一号”，早在2020年深圳高交会时就已经首次向社会发布。这款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学校师生和企业工程师合作联合开发的嵌入式移动微处理器，可以用来展开校企协作模块化教学，运行至今已经探索出7个步骤的芯片设计教学过程。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余菲透露了这款芯片的大量“内幕”。原来，这是一款根据行业应用的实际需求，针对嵌入式应用领域，可用于语音识别、微型机械控制计算、消费类智能硬件、智能家居、物联网终端等的微处理器。它采用中芯国际0.18um工艺技术及32位的双核架构，并使用144脚QFP封装形式，在天水的华天科技完成封装测试。 余菲还介绍了芯片验证、芯片实现、芯片制造、芯片封测等各个芯片教学步骤的具体情况。“如果把目前国内的芯片设计公司做出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行排序，‘丽湖一号’的设计水平应该处于前10名。”余菲自豪地说。 校企合作才能结硕果 余菲介绍，“丽湖一号”是深圳职院进行校企协作模块化教学的经典案例，把行业较为先进的嵌入式处理器涉及技术进行了教学转化，学校得以利用“丽湖一号”来对学生进行集成电路设计的教学工作，同时可以教学生开发集成电路的应用。 目前，深职院集成电路学院的很多同学已经基于“丽湖一号”成功开发了多个项目。比如旋转倒立摆、OLED语音装置、串口通信专职、模拟交通灯系统、大屏幕显示装置、温度采集器、超声波测距仪等项目。 依靠专业优势创业成功的也不乏其人。2012级深职院电信专业毕业生黄晶晶，毕业后在招商证券工作半年后，毅然创办了深圳市铁幕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LED显示行业先锋，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国家5A级实验室。目前公司业务已经覆盖70多个地区和国家。 而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多家企业共建的“芯火”产业学院，教学团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项目、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教学团队转换技术攻关项目为案例教学资源，并进行教学实践。同时围绕学生岗位技能培养，组建模块化教学团队，由20名专任教师和26名企业兼职教师组成的团队，2018年获评广东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院长丘聪表示，教学团队的水平关乎专业的教学质量，在IC产业快速发展和技能人才缺乏的背景下，教学团队的组建应当从产业不同方向的岗位人才需求出发，组建模块化的岗位技能教学团队。 在产业学院的支持下，团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建设项目化教学资源，建设专业实训室、技术中心和校外实训基地，促进教学团队的教学能力、“双创”教学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微电子技术专业获得教育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赛一等奖4项、获省级技能大赛奖项24项。 芯片人才培养之痛 作为国民经济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和国民经济战略性保障性行业，集成电路产业正在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人才的短缺，正在成为全行业的痛点。 丘聪告诉记者，高职院校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是培养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础。但是，当前大部分专任教师都是直接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虽然理论基础好，但缺乏实际工程项目经验，特别是芯片设计流片、工艺制备和封测经验。少部分师资从行业招聘，又受制于薪酬待遇，难以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教师队伍。 另一方面，集成电路产业链由IC设计、IC制造、IC封测和IC应用等四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均有不同种类的技术岗位，其岗位技能需求、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均不同，专任教师不可能成为精通上述所有部分的专家。IC技术迭代周期短，专任教师只有不断更新技术水平，才能紧跟IC行业主流技术教授好岗位技能。但实际情况是，由于缺少新技术的学习条件，专任教师的项目研发经验少，项目案例转化为教学案例能力弱，导致团队技能教学水平滞后于业界主流技术水平。 就在几天前，余菲接到了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希望他能出一本集成电路方面的教学教材。余菲回答说，“我现在当然可以写出这本教材，但是学生学完以后，企业真的需要吗？企业面试学生的时候，只会问一件事，你做过啥芯片？”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芯片教学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学生任何芯片都没做过。 “目前中国的芯片教学，缺的就是真实的案例”，因为真实的案例，企业不可能随便拿出来让学生随便看、随便用，这是不可能的。 深职院推出的这款“丽湖一号”教学芯片，就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局面――市场上从事芯片相关工作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高校又没有资源，没办法培养出急需的人才，同时企业出于成本等原因的考虑，人才培养投入又比较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余菲表示，“‘丽湖一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呈现出来后，又自己开发了若干的应用，让它能够跑起来，再做出一系列芯片以后，就能够成为学生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真实案例”。 “我们的学生非常抢手。”余菲告诉记者，“几乎天天都有企业和用人单位来找我，希望能解决目前企业的人才困境，一张口就是年薪30万元，只要是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就行”。(记者 刘芳)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为学习宣传党史知识，引导帮助广大青年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在实践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百年及建校百年，2021年暑假期间，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组织开展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和宣讲活动。       建党百年之际，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组织同学们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在“红色展馆”中到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进行“云参观”，从“影像纪实”中观看文献片、记录片，跟着党史专家学习党史理论知识，通过阅读丰富的学习资料，同学们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入脑入心。此外，各班团支部通过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组建学习团队，全院2100多名同学参与党史知识问答，在学习中加深对党史的认识，为党史宣讲活动的开展储备知识，打好基础。      暑假期间，结合河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与“返家乡学生”进行党史学习宣讲。社会实践小分队通过党史课堂、红色故事、游戏互动、村民拜访等形式，广泛宣讲党的光辉历史，引导广大学生、群众凝聚共识、坚定信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学生个人返乡后，开展“探访家乡、传承文化”主题活动，走进当地红色教育基地，创作家乡红色文化作品，反映家乡美好生活，表达爱党爱国的情感。       同学们纷纷表示，在学习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了奋进力量，在实践中增强了成才报国的使命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更加明白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身上的使命和担当，要以青春之行献礼建党百年，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王建慧）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让暑期托管惠及更多家庭 在教育部相继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后，这个暑假怎么度过，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其实，暑期托管在有些地方已不是新鲜事。今年“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班不再是家长们的选择，那么，孩子们能送去哪里，这个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 暑期教育需求加大，怎么应对？从上海、四川、浙江、海南逐渐成熟的托管服务中，我们看到，从教育部到各个学校，每一级部门都迅速行动起来，因地制宜采取了能最大程度满足需求的各种措施。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受新一拨疫情影响，各地部分暑期托管班按下“暂停键”，但绝大部分地区通过有关部门专业评估，在符合安全条件的情况下，都在想方设法持续着这一惠民政策。比如上海的“小学生爱心暑托班”还在正常开展第二期；成都16个城区，有7个区都正常开展暑期托管，等等。让暑期托管惠及更多家庭，是这个暑假，最温馨的话语。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花钱买高分 刷课的致命诱惑？ 编者按 这段时间，“付费刷课”突然成为了网络热词，“便宜高效”“X元一门”的朋友圈小广告让不少大学生尝到了“不学而过”的“甜头”，更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在线课程产生了质疑。近日，中国青年报社教育科学部收到了一份来自在校大学生的来信，信中谈到了大学生目睹的刷课乱象，“刷”与“不刷”之间的矛盾……为此，教育科学部派记者采访了相关的大学生、大学老师、有关专家，试图揭开“付费刷课”背后的乱象。 ————— 如今，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线上课程成为大学生们学习任务中常见的一部分，一些课程甚至全部要求在线上完成。然而，越来越多的“付费刷课”产业链也随之产生。流传在朋友圈与QQ群中的“人工刷课”“5元一门”“不学而过”……让不少线上课程沦为形式。 在这样一个缺乏监管的地带里，各种博弈正在校园里上演：一些大学生为了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最省事的办法轻松获得高分而走入了付费刷课的歧途，另一些正在观望的大学生看着自己的同学们用几块钱就高分通过了课程测试，心中既不平又动摇。另一方面，一些大学老师也没能因网课而减轻自己的教学任务，反而开始了“刷课”与“反刷课”的斗智斗勇。 “付费刷课”已成公开的秘密 如今，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会在课程学习中遇到需要线上完成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是线上口语练习，有的是教师的慕课课程，有的是线上答题……在“线上任务”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付费刷课”成为了一些大学生群体中公开的秘密。 2020年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中国相关平台上线慕课数量已增至3.2万门，学习人数达4.9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1.4亿人次。疫情期间，慕课助力高校应对居家学习常态，也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 然而，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大趋势，却被一些不法之徒嗅到了中间的“商机”。近日有媒体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罪抓获了5家刷课平台犯罪嫌疑人57人。据警方通报，刷课平台数据显示，仅2019至2020年，全国范围购买刷课服务的学生超过790万人，刷课数量超过7900万科次。此外，初步统计5个刷课平台的下线各级代理人数已超10万，而且绝大多数也是在校大学生。 刘秀是北京市某高校物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付费刷课的广告，于是用5元一门课的价格刷了几门网课。“我主要刷些公共基础课，与自己专业关系不大。我希望在大一就把通识选修课的学分修满，为接下来学习专业课减轻负担。” 刘秀坦言，刚开始还是自己刷网课，用电脑播放，许多网课在播放到1/3、1/2、2/3的时候会有答题，必须答完题才能继续播放，但很多时候，自己干着其他事情忘了答题，网课就进行不下去了。“这些网课主要是为了拿学分，其实并不想学，而且大一作业多，只能在午餐或者晚自修的时候刷，如果特意去刷网课就觉得很麻烦。” “我们选修课用的是慕课，当时在付费刷选修课期间，我登陆自己的账号，可以明显的看到课时进度条在前进，一门课大约2-3天就刷完了。”刘秀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发现，提供刷课服务的平台多存在于几大主流社交平台上，学生通过提供给工作人员平台账号、密码、学校名称，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平台及课程。刷课内容包括视频、课件、作业、考试等，刷课形式也分为“秒刷”、“慢刷”、视频加作业、仅考试等，其中慢刷价格最高。刷课的平台涵盖了不少当下主流的线上教育平台。一般网课付费按照门数算，价格较低，每门在4-6元。 此外，一些平台甚至利用在校大学生作为“代理”扩大黑色链条，通过同学之间的朋友圈、QQ群、QQ空间等各种社交媒体发布付费刷课广告，“代理”的学生赚取代理费用和提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某刷课平台将“代理”分为普通代理和顶级代理，相关介绍为“一门网课下单即可赚钱，卖给同学原价自己赚差价，代理满10元即可提现”。 在西部某高校就读大四的张佳的同学正是负责推送付费刷课广告的“代理”。在同学的影响下，张佳也开始了付费刷课。 张佳表示，刷课的费用一般是每门课3到5元，通过微信红包的形式付费，刷不同的课一般会加不同的微信好友，给对方提供“大学名称+账号为学号+密码+课程名称”即可。 “剩下的事情他们全包。付费刷课分数都能达到80多分。”张佳说。 不仅如此，一些技术相关专业的学生，甚至自己做起了“小买卖”：帮同学刷课。 王宇所学的正是计算机专业，如今他“经营”付费刷课已经快一年了。“我很少发送广告信息，主要是通过同学之间的口口相传，在刷课的质量、时效性和服务态度上都做得很好，所以有不少‘回头客’，平均一年能刷500-700单。”至于赚了多少钱，王宇表示，每月的生活费是够的。 “自己上课还不如付费刷课得到的分数高” 刷还是不刷？不少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都曾陷入时间和分数的两难抉择中。各种权衡后，一些大学生踏上了刷课的歧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发现，成本低，收效高，这是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大学生总结出付费刷课的特点。 在湖北武汉某高校就读大三的池禾禾在学长的介绍下关注了一个刷课的微信公众号，用来刷英语网课。 “一学期的英语课只需要18元。主要是服务量大，感觉全校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放在明面上说罢了。平台甚至可以加急服务，比如临近期末的时候可以加5块钱24小时内完成任务、加10块钱12小时内完成任务等等。”池禾禾说。 除了省事，池禾禾表示，由于网课系统的问题，这个平台直接让付费刷课的自己和那些自己上网课的同学的成绩拉开了差距。“口语评分是电脑打分，而不是老师打分，我们一起试验过，说的再好也很难拿满分。然而，用了这个刷课网站口语能得满分。” 来自海南某高校的大四学生符亮从一开始一直坚持自己完成网络课程的内容，但他发现，自己答题耗费了很多时间，却总是不如同学的分数高。渐渐地，符亮也开始付费刷课。 “比如自己答的题可能会错误率比较高，但是付费刷课后都能刷到90分以上。”符亮说，自己是通过QQ群了解的消息，这个群有400多人，里面大多是需要刷课的同学。管理员会发送付费刷课的广告。和他们加好友之后，对方会把支付码发过来，扫码支付即可。一般是一门课8元，刷课数量达3门及以上为5元。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报名，刷了4门，我们给对方提供网课平台的账号和密码，他们包过，成绩接近满分。”符亮说。 刘秀也表示，使用付费刷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接近满分。“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们学校把网课的分数也纳入综合绩点，有些同学有出国的需求，他们会付费刷很多选修课，以此来提高绩点。” 对付费刷课行为，刘秀也知道不对，但刘秀认为，学校管理不严也助长了刷课的风气。“我们学校不怎么管在慕课上的选修课，学分也是按完成进度给。”在她看来，“慕课应该作为一个课外知识的补充，作为课外参考资料，不应该当作获得学分的一种途径”。 然而，付费刷课并不是一直那么“靠谱”。在东北某高校就读的赵玉还记得自己本科时曾被网课平台给出过一条不良刷课记录，幸好学校并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读研后，尽管老师三令五申不准刷课，甚至申明一旦发现学校会给予记过处分，但班里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刷课。 一开始，赵玉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把自己的账号和密码交给了刷课群中负责刷课的人。“一共就花了十几块，相比自己刷课流量费便宜多了”，可是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赵玉发现自己的网课答题错误率特别高，等期末准备自己答题时发现考试时间早已被刷课软件自动耗光了。 “刷课软件开始刷课时，会自动刷课以及自动搜索题，所以当期末试题第一时间出来后就被软件提前‘抢答’了，剩余的答题时间也会被自动耗光”，赵玉表示那一门考试他最后险些不及格，只拿到了63分，而班里很多人的分数都在八九十分。 赵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在老师组建的网课群里很多同学都和老师反映没法参加期末考试。“我想老师其实知道，这些出问题的学生都是因为刷课软件把考试时间耗光了。后来，老师把这些同学的答题记录一一贴了出来，这些同学才谎称自己忘记了答过题。” 大学教师：与“反刷课”斗智斗勇 让学生完成网课，看似减轻了大学教师的教学任务，但事实上，不少高校教师不得不开始“反刷课”的应对行动。 在北京市某高校就读的李维表示，自己选修的一门《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公共选修课上，老师留给大家一份作业，并且明确表示，这份作业就是为了防刷课准备的。 “那就是手抄课文。”李维表示，这位老师采取了不同的评分方式：抄写课文占40%、期末论文占60%。结合课堂所讲知识，教师遴选《苦寒行》《朔风诗》《离骚》等古代名篇，以及古汉语知识的科普性小论文，以繁体字的形式呈现，要求学生工整抄写完毕后上交作为平时成绩。 “课文删去标点后在每页400字的方格纸上抄写，就像抄字帖一样。许多字特别难写，比如‘忧郁’两个字的繁体‘�n�d’，笔划将近五十划。”李维说，这份特殊的“字帖”共有8888字，因为平时很少接触繁体字，全部抄完总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如今，不少高校已经开始行动，通过和网课平台合作的方式，严查有刷课行为的学生。 2019年，成都大学接到智慧树和超星尔雅在线课程平台公司反馈，部分同学有使用第三方软件进行挂机刷课等不良学习记录，学校要求，不良学习记录较多，超过总学时50%以上的，本学期学习记录及成绩清零；2021年3月，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发布通知指出，超星公司向学校提供了公选课网修课程学习中的不良行为，涉及416人次，学校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全院通报，对应课程学习进度做清零处理。 针对于学生刷课的问题，哈尔滨工程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凌焕章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除了在课前对学生纪律督促，给学生敲响警钟，也会在学期网课教学中，时不时查看后台的播放数据，发现有相对集中的刷课数据就会找到学生询问情况及时提醒。 “有时在后台会发现个别学生的播放数据集中在某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遇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学生在刷课。”凌焕章说。 就学生个体而言，这种蒙混过关的学习，不仅荒废学业，还会严重助长投机取巧的思想。此外，刷课行为也严重影响网课教学公信力，对高等教育质量造成巨大冲击。 凌焕章认为，刷课行为直接影响了教育公平。“近年来高校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来管理。除了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也积极地和网课第三方平台合作，采取了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弹出问题检验学生播放状态等办法，但是效果仍然差强人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网络课程平台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凌焕章提醒，安排过量的网络课程对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目前高校布置网课学习有一拥而上的趋势，也直接导致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凌焕章认为，近些年来高校网课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在为学生增加一条学习途径的同时，包括体育、音乐一些适宜线下学习的课程也存在转为线上的趋势。 “我见过一些学生在上课时拿着两部手机同时刷网课，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在凌焕章看来，解决学生“付费刷课”的问题，除了在司法上应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还需要从第三方平台、学校全方位着手，标本兼治。 “在第三方平台层面，应当加强技术支持，弥补技术漏洞，此外高校在课程设置时应当精简优质课程，调整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考核机制，不能简单的用后台的播放数据量化”，凌焕章表示，在学校层面，应当从唯“数据”转变为考核学生知识内容的掌握，不拿第三方的数据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在网课课程设置上为学生适当“减负”，把学生吸引到线下的课堂教育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高校教师要提升课程质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

　　水下机器人、消毒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走进上海的张江科学城，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从疫情防控到最近的河南水灾，张江研制的机器人大展身手，成为科学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一个缩影。 　　“不久前，刚刚送一批水下机器人到郑州去，用于各支应急救援队伍的防汛救灾。”电话那头，是上海查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付斌博士。查湃智能科技创立于张江科学城，在把水下机器人紧急交付给前方救援队伍后，付斌和她的小伙伴又回到制造基地继续奋战。 　　查湃研制的机器人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水下工程、水下安全检查、水下搜救、水下科考等多个领域。创业之前，付斌曾在日本东京海洋大学留学。看到国外先进的深海装备后，付斌萌生了一个想法：“中国从海洋大国成为海洋强国，高端智能海洋装备是重要支撑。我们要开发自己的水下机器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 　　此次用于郑州抗洪一线的“海峡号”便携式水下机器人，是查湃创立之初推出的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之后，这款水下机器人变得越发智能，可以像无人机一样在地面操控，精准定位水下的堵点漏点，大大提高了危险水下环境中的作业效率，有效减少了潜水施工的风险。 　　从“桑吉号”沉船的打捞作业，到杭州湾跨海大桥水下基础部分的专业检测服务，再到如今的各种水域救援，随着技术的进步，水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张江科学城，付斌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生产，付斌要突破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难题，还有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国产化。“像电机、特种电缆、水密接插件，都是需要一步步攻克的。只有把国内的供应链体系建立起来，水下机器人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在实战硬战中突破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这是张江科学城众多创新创业企业的本色。 　　最新公布的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围绕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的目标方向，服务于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为主线，把张江科学城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城。 　　上海市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目前的张江，已成为全国创新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除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张江科学城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在现有300米水下机器人产品的基础上，我们还将自主研发1000米以下的水下机器人。”依托张江科学城这个大平台，付斌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探查水下世界的征程中，向着澎湃的未来不断进发。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丁玫、何欣荣、殷家捷）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近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何要研制《指南》？如何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国家教材委办公室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1.为什么要研制《指南》？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 二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课程教材是育人载体，集中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要进一步提升课程教材铸魂育人价值，必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课程教材中，进行统筹设计、系统安排。 2.《指南》研制过程中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指南》的研制，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委托有关高校专业机构组织专家、教研员和中小学一线教师等成立研制组。 二是组织研制组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相关著作，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课程教材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情况，分析学情，把握要求，研究起草《指南》初稿。 三是广泛征求中央有关部门，有关高校，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相关学科课标修订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并进行修改完善。 四是提请有关部门审议审查，确保《指南》准确性、科学性、权威性。 3.《指南》研制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一是明确“进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要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进行体系化凝练，明确学习内容范畴。 二是规划“如何进”，要坚持学段全覆盖，强化纵向一体化设计；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按关键课程、主干课程和其他课程分类提出落实要求，加强学科横向关联配合。 三是引导“怎么教”，要把握学生认知发展特点，体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小学重在启蒙，初中重在感性体验和知识学习相结合，高中重在实践体认和理论学习相结合，大学重在形成理论思维，研究生阶段重在深度探究。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指南》规定进课程教材的内容有哪些？ 《指南》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论与实践贡献、方法论、理论品格和历史地位等作为主要学习内容。 《指南》特别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的创新理念、重大实践和视察地方、学校发表的重要论述等也作为主要学习内容。 5.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指南》怎样体现学段的差异性和进阶性？ 《指南》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体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阶段分别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不同学段的学习要求。 小学阶段重在启蒙引导，在幼小心灵里埋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 初中阶段重在感性体验和知识学习相结合，促进形成基本政治判断和政治观点，打牢思想基础。 高中阶段重在实践体认和理论学习相结合，促进理性认同，提升政治素质。 大学阶段重在形成理论思维，实现从学理认知到信念生成的转化，增强使命担当。 研究生阶段重在深度探究，形成宣传、阐释、研究新思想的素质和能力，做到融会贯通。 6.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涉及到学科领域众多，《指南》是如何安排的？ 《指南》加强学科横向关联配合，按关键课程、主干课程和其他课程分类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的落实要求。 思政课程是进课程教材的主渠道和关键课程，集中讲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是进课程教材的重要渠道和主干课程，按照学科门类分别提炼了需要重点融入的主要学习内容与要求，分专题讲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工农医等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相关内容，强化育人立意和价值导向。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毕业生初入职场 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技能你掌握了吗？ 　　法官 田璐 　　随着各大高校毕业典礼结束，毕业生们纷纷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初入职场，内心一定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一定也要熟悉和掌握劳动权益保障的基本技能。本版邀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的田璐法官，通过实际案例，讲一讲职场新人应该避开哪些“坑”。 　　案例一 　　填写入职登记表就不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小武于2018年6月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于2018年7月27日入职北京某商贸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小武的月工资标准为9000元，最后出勤至2019年4月30日。小武主张北京某商贸公司法人代表张某某通过支付宝向其转账支付2018年7月至12月的工资，北京某商贸公司监事马某某通过微信向其转账支付2019年1月至4月工资。后小武以北京某商贸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小武与北京某商贸公司自2018年7月27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商贸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北京某商贸公司否认与小武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并认为即便公司与小武存在劳动关系，小武在入职时已经填写了《新员工入职登记表》，该表中载有小武的个人信息、家庭成员信息、学习经历，以及小武的工作岗位、工作期限、工资发放标准等内容，最后一栏还打印有：“个人声明：入职后完全服从公司工作安排，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该登记表相当于劳动合同，因此公司不应支付小武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最终，经过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判决支持了小武的全部请求。 　　【法官说法】 　　签订劳动合同一定要具有必备条款 　　田璐法官表示，确定员工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明确员工依法享有各项劳动权益的前提。此案中，虽然北京某商贸公司主张其与小武之间系合作关系，但是公司并未就其主张的合作关系提交有效证据佐证。而从小武提交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和监事马某某向其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这些款项的支付时间具有周期性、支付金额亦相对稳定，符合工资支付的一般特点。 　　其次，小武填写的《新员工入职登记表》中明确载明了“入职后完全服从公司工作安排，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等内容，说明公司对小武进行了用工管理行为，因此双方应构成劳动关系。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劳动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未能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同时，《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还对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进行了明确规定。北京某商贸公司虽主张小武入职时填写了《新员工入职登记表》，但该《新员工入职登记表》并未约定小武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劳动保护、劳动条件等事项，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因此不能视为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北京某商贸公司应依法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法官提示】 　　签劳动合同时一定注意权益条款 　　田璐法官提醒职场新人，在进入职场时一定要与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也是双方发生纠纷时保护劳动者权益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往往是格式文本，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职场新人应格外注意其中关于劳动期限、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与劳动权益直接相关的条款内容，以确保自己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案例二 　　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能否想辞退就辞退？ 　　小刘研究生毕业后于2017年7月31日入职某体育用品公司，担任运营经理职务，月工资1万元，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7月31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雇员开始工作之日起6个月为试用期。在试用期内，公司和雇员均可按有关法律规定的方式解除本合同。若试用期结束并且合同在试用期内未被终止，雇员将自动成为公司的正式雇员。” 　　某体育用品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向小刘发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载明：“因小刘在试用期内的工作能力差，执行力差，没有责任心，故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与小刘解除劳动关系。” 　　小刘认为某体育用品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体育用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万元。某体育用品公司则认为，小刘尚在试用期内，公司有权依据小刘的工作能力好坏决定是否正式录用，因小刘在试用期内工作能力较差，不符合录用条件，因此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最终，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后均认为，因某体育用品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具体的录用条件及小刘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事实依据，其解除与小刘之间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尽到举证责任 　　田璐法官表示，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也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实践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时，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向劳动者明确告知录用条件，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存在“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用人单位未尽到上述举证责任的，就很有可能被认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此案中，某体育用品公司虽主张小刘工作能力差、执行力差、没有责任心，不符合录用条件，但是某体育用品公司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因此劳动仲裁和法院均认定某体育用品公司的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 　　【法官提示】 　　试用期的期限和次数都有严格规定 　　田璐法官提醒一下各位职场新人，在初入职场时很多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对试用期期间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严格限制了试用期的期限和次数、明确了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标准、严格限制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的解除权等。职场新人要不断提高法律意识，知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在试用期期间的合法劳动权益。 　　案例三 　　服务期未满跳槽是否需支付违约金？ 　　小郑毕业后于2018年7月16日入职北京某公司，双方签订了三年期的劳动合同。2019年2月25日，公司与小郑签订《培训协议书》，约定公司派送小郑前往韩国某机构进行业务培训，培训期为六个月；培训结束后，小郑需继续为公司服务5年以上；如小郑工作不满5年即离开公司，在办理有关手续前必须需要支付相当于培训费用十万元的违约金。后小郑被公司派往韩国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公司为小郑报销机票、签证、保险、培训、住宿等费用。培训期满后，小郑回国。在回国后两个月，小郑因个人原因向北京某公司提出辞职。 　　后北京某公司提起仲裁申请，主张小郑违反了《培训协议书》中5年服务期的约定，故要求小郑支付10万元违约金。 　　小郑则主张公司实际报销的费用并未达到10万元，且是由于公司领导在工作过程中故意刁难小郑，其被迫提出辞职。小郑未能就其主张的被迫辞职的事实提交相应证据。经过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最终结合公司实际报销费用的情况以及小郑的在职时间酌情判令小郑向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依约享有违约金请求权 　　田璐法官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可以看出，法律认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但同时也对服务期规定得比较严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是主张违约金的基础。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费用，并支付一定的待遇，实际上是对劳动者进行了投入，使劳动者从中获得利益，学到了专项技能知识与本领。但用人单位这一做法并不是无偿的，其目的就是在劳动者学成之后可以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因此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这样能极大调动用人单位提供培训的积极性，加大对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一旦劳动者如小郑一样，在服务期未满时便离职，就会让用人单位的期望落空。此时，法律赋予用人单位根据约定享有违约金请求权，但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法律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也进行了限制，即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应分摊的费用。 　　【法官提示】 　　如约定有服务期限应善意履约 　　田璐法官提醒各位职场新人，在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要注意用人单位是否提供了专项培训，以及是否明确约定有服务期限。如果存在此类约定，劳动者就应当充分考虑服务期的问题，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约；如果劳动者违反了服务期约定，用人单位有权依法要求劳动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案例四 　　单位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能要赔偿吗？ 　　小杨研究生毕业后，于2017年7月18日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职务。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小杨的月工资标准为1.3万元。2018年8月10日，小杨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后小杨主张，因北京某科技公司一直拒绝为小杨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小杨无法入职新的单位，故小杨申请仲裁，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赔偿其因为出具离职证明造成的损失20万元。 　　小杨为证明其损失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录用通知书》，载明“小杨先生……报到需向人力资源部提供如下资料：离职证明原件、复印件1张（必备）……深圳某技术公司，2018年9月3日”；《录用通知作废协议》，载明“兹因我公司拟录用人员小杨先生无法提供其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文件，因此无法办理入职手续。经由我公司与小杨先生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对小杨先生本人的录用通知作废，且责任在小杨先生一方；本公司孙经理友情报销小杨先生差旅费1000元；此事已友好解决，双方再无任何异议；此协议一式两份。2018年10月8日”。 　　小杨面试通知的邮件，载明“小杨先生你好，你的面试已通过，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请你于2019年1月7日到我公司办理入职手续。职位：技术副总。月薪：2.2万元。合同期限：3年。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上家供职公司离职证明原件”。 　　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上述《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作废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面试通知邮件的真实性，也不认可其给小杨造成了损失。北京某科技公司主张其与小杨解除劳动关系后，因小杨未到公司交接工作，导致公司无法向其开具离职证明，故责任不在公司，小杨未及时取得离职证明，系其故意造成。 　　小杨对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其多次联系北京某科技公司，公司均拒绝出具离职证明。仲裁委、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故小杨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的请求能够成立；同时，小杨提供的证据显示，因北京某科技公司未能提供离职证明使得小杨错失了工作机会，并造成其经济损失，因此参照小杨的工资水平、未入职时间、行业待遇等实际情况，酌定北京某科技公司赔偿小杨损失5万元。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 15天内应出具离职证明 […]

原标题：港澳台大学生实习见闻：内地发展历历可见 　　因为一项特殊的实习计划，今年暑假，四川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三学生黄冰敏有了一次深度接触成都的机会。她来自香港，在成都求学的大多数时间身处校园，与外界接触不多。 　　今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省港澳办、省台办、省教育厅、团省委、省青联等联合主办了“相聚四川・携手同行”港澳台大学生天府实习计划（以下简称“实习计划”），从企业、园区、基地、社会组织等募集了一批实习岗位，面向港澳台大学生开放。 　　黄冰敏偶然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这个消息，便报了名。从今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包括她在内的35名港澳台大学生参加了这项为期1个月的实习计划。 　　黄冰敏被分配在成都亿盟恒信科技公司的数据分析岗位实习。在这家科技公司，她感受到了内地同事的热情和对她的悉心照顾，更重要的是，同事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她体会到了内地青年创业者的认真精神。 　　来自澳门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谢奕淳也在这家公司实习，这是她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所以她热情很高。她表示，实习期间，公司给了她很大的发挥空间，让她有机会参与解决问题，而不是“打杂”。 　　内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创新应用的普及程度让这两位年轻人印象深刻。黄冰敏实习公司的产品可应用在汽车上，通过对司机的预警降低事故发生率和保险赔付率，同时保障车辆道路安全及司乘人身安全。 　　有一次，黄冰敏看到自己乘坐的网约车上安装的正是实习公司的产品，顿感亲切。她留意了设备的灵敏程度：从公司到居住地的13公里，设备发出1次警报，原因是司机在转弯时超速了。“有了我们公司的设备，司机的驾驶行为真的有所改善，我有点骄傲。”黄冰敏说。 　　35名港澳台大学生中，不少人在内地读书。在内地城市和大学校园，他们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比如，相比香港的快节奏生活，以及工作时间长、压力大，黄冰敏觉得成都给自己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和澳门比起来，谢奕淳也觉得成都的生活节奏更舒服，“蛮巴适的”。 　　因为还是在校大学生，他们走出校园、深入接触内地社会的机会并不算多，此次实习计划让他们和内地社会有了一次深度交流。 　　黄冰敏说，成都很包容、开放，这种城市精神与氛围在校园里也有所体现，在这里，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分子，是14亿中国人中的一员。 　　来自澳门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学生陈思敏亦有同感。她在澳门长大，粤语是她的母语，到成都上学前，她一度担心自己说不好普通话，会影响和同学的交流。不过，现实恰好相反，同学不仅没有疏远她，反而觉得这名澳门同学很有趣。在和内地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大家的友善。 　　在这次实习计划中，陈思敏留下了一个小遗憾。她原本报了名，但是没有物色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只好退出。不过，她仍在实习计划的微信群里，关注着伙伴们的实习动态。 　　她后来参加了由澳门高教局举办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交流活动，还在核酸检测站当过志愿者。她说，内地同学很优秀，和他们在一起让她有一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 　　陈思敏计划未来要考研，也乐意继续在川大深造。她说，在内地读书，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人生，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宝贵的经历。 　　黄冰敏还没有决定未来在哪里发展，她也想考研，而且考虑继续在川大。“毕竟，如今内地的发展历历可见，非常迅速，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好。”黄冰敏说。 　　(实习生 李欣怡 记者 王鑫昕)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