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贵州的农村何等贫困，而那时的我怀揣梦想，在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下走出了大山，当时的艰难情景还历历在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见证了贵州甩掉贫困落后这顶帽子，并十分荣幸地和很多年轻人一起在贵州大地上见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缩影”。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们倍感自豪也备受鼓舞，并深感历史机遇与责任之重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作为绿色农药创造科研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开展基于天然产物、含氟杂环为主导的绿色农药创制研究工作。现已发现新农药先导10余个，候选农药2个，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4项，专利转让经费1000万元，发展并产业化农药绿色合成新工艺1条，经济效益显著。 作为团队核心成员，我初心未改，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始终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践行学科带头人宋宝安院士提出和构建的“生态为根、农艺为本、生防为先”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为贵州“干净茶”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持，并带动10多万农民脱贫增收。团队荣获贵州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个人获得2021年贵州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并助力团队入选“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青年怀揣新梦想，不断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走下去。作为一名农药科技工作者、一名青年教师和一名老党员，我将努力作好创新表率、争当育人标兵，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扎根教学科研基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农药创新和新农科人才培养当中，在教学科研实践中践行“科教融合、科教相长”理念，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多彩贵州新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讲述人：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吴剑 （记者吕慎、陈冠合采访整理） (责编：何淼、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以基础性和战略性视角 看中国特色科研伦理建设 【沿着党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教育笔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重要论断，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从基础性、战略性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目标与要求。当前，科研发展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不仅传统科学技术稳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5G、AR和VR等新兴科学技术更是迅猛突进。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伦理问题，如生殖性克隆、基因编辑婴儿、信息泄露、生态污染、虐待实验对象、滥用实验资源等。因此，亟待从基础性和战略性高度构建完善的相关制度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科研伦理建设，以更好地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自立自强。 科研伦理建设是科研向善的必然选择 科研伦理是指科研人员与合作者、受试者及生态环境之间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科研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其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学技术活动必须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健康发展的基础性重要保障。 其一，科研伦理建设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中的内在要求。科研成果产生的力量与后果是巨大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成果及其技术开发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力量，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现代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现代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科研在本质上必须求真求实。然而，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研成果及其技术产品越来越深入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人类的同时，如果认识或使用不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良后果。因此，科学研究必须向善，否则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破坏性影响，甚或导致毁灭性灾难。科研求真与科研向善并非总是具有一致性，有时会出现偏差，从而影响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的正向整体效应。因而必须通过加强科研伦理建设予以调适，使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始终运行在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 其二，科研伦理建设是应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中诸多伦理风险与挑战的关键要素。在科学研究与科技发展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众多科研伦理问题，如克隆研究中的生命伦理问题，基因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中的生态伦理问题，纳米技术等新材料伦理问题，以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核武器、基因武器等军事伦理问题，转基因技术等科技成果使用的基本伦理问题，等等。在现实中，有些科研伦理问题是明确的、可预知并可鉴定，而有些科研伦理问题则相对隐性或因存在模糊边界而难以判断。科研个体及其共同体有时还会出现明知故犯的情况，从而导致违反科研伦理的不理性行为。因此，在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活动中，理性看待和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以正确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准则，引导和规范科研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恪守应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具体行为。换言之，需要通过科研伦理制度建设来预防、规避和化解相应的伦理风险与挑战。 制度建设是规范科研伦理的重要保障 人们常说，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可见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制度理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从老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历程。新制度主义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无论是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的“算计路径”，还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文化路径”，抑或历史新制度主义的“结构路径”，都在强调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科研伦理制度建设过程中，相关制度能发挥重要作用，亦体现了制度与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伦理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实践中，一方面，我国科研伦理制度体系仍有待完善。制度体系可以是部门性的、层次性的，也可以是类别性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包含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文化-认知性制度等要素，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体系。例如，我国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制度已渐成体系，既有规制性方面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等，也有规范性方面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等，同时，这些制度在实践中也广为人知并被接受，逐步形成一定的科研诚信文化观念与氛围。科研诚信与科研伦理是科研规范的一体两面，相比较而言，我国科研伦理相关制度还需加强建设、不断完善。我国已有《科技进步法》等科研伦理相关法律，党的十八大以来，陆续制定颁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近来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等。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我国在科研伦理建设方面已形成一定的规制性制度，但相关规范性制度还不够完善，要想切实做到“涵养优良学风”，还需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来使科研伦理价值观深入人心，形成中国特色科研伦理的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不科学的教育、科研机构评价机制以及不科学的科研人员评价制度等导致“五唯”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引发科研伦理问题的一个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评价制度更多地强调效率，使得“五唯”现象严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在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教育评价如同一个杠杆，对教育发展以及学校办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如果学科评估和大学排名等都要看洋帽子、人才称号帽子，都以规定的项目与固定的期刊刊文作为重要评价标准，势必导致竞争压力从评价方到科研机构、学校，再到科研人员层层传递甚至递加，从而成为引发科研伦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加强科研伦理建设，亟须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 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科研伦理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研伦理问题并多次强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总书记强调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目前，科学完备的科研伦理制度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需要通过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科研伦理相关制度，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科研伦理治理，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相应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效能。 其一，将科研伦理的普适性与特色性规范相结合，彰显中国特色。科研伦理问题是全球科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对此需要建立全球性的普遍共识，制定普适性的相关科研伦理规则。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农业、生物医学、生态、工程、受试者保护等领域规制性层面的伦理审查制度，规范性层面的伦理要求、标准及合理的手段方式等。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存在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环境，所以，科研伦理制度建设在文化-认知层面同样面临着文化环境、理解、认同以及意义建构等问题。我国科研伦理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既应遵循人类社会关于科研伦理治理的共同价值观和共性标准，还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伦理要求，构建和完善中国式科研伦理制度体系。 其二，相关政策、法规与规则并重，加强科研伦理制度体系建设。在科研伦理规范及价值观指引下，加强科研伦理建设需要系统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应构建和完善规制性、规范性制度要素，努力增强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具有顶层设计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宜陆续出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加强科研伦理建设的意见”“科研伦理基本准则”“科研伦理审查办法”等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促进科研伦理建设。另一方面，还应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科研伦理建设已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者的自律问题，也并非只是科学界的内部问题，而是全社会和全人类都关心的治理问题。应着力构建和完善科研伦理建设的主体制度体系，同时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例如科研评价制度、教育评价制度等等，坚决“破五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产生科研伦理问题的诱因，切实扭转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制度理念与导向，昌明制度之善，达到善治境界。同时，还应加强科研伦理制度宣传、教育、执行等方面的相关机制和措施建设，促进制度有效落实。 其三，完善中国式科研伦理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重要论述，给加强科研伦理建设、完善中国式科研伦理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是决定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应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遵循其战略部署切实完善中国式科研伦理治理体系。总体来说，中国式科研伦理治理应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科研伦理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与战略性作用，提升科研伦理制度执行能力，优化制度运行效能，形成中国特色科研伦理的结构性治理模式。 （作者：秦惠民、周湘林，分别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编：郝孟佳、何淼)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因应香港特区政府于28日公布进一步调整本地防疫抗疫措施，教育局30日向全港学校发信，全港中小学及幼稚园全日面授课堂将由明年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 教育局表示，不论学生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如何，教育局决定全港中学(包括特殊学校的中学部)由明年2月1日起首先全面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小学(包括特殊学校的小学部)和幼稚园则于明年2月15日起全面恢复全日面授课堂。 学校“疫苗通行证”要求已由12月29日起撤销，所有教职员及其他人士进入学校时无须持有效“疫苗通行证”。课后活动安排亦会放宽，现时进行半日面授课堂的学校，所有学生在另一个半天均可留校进行课后活动，家中乏人照顾而须安排回校的学生亦可留校活动。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考虑到校园内师生密集交流互动，活动频繁，传播风险较高，加上学生(特别是年幼的学生)是重点保护群组之一，教育局会维持中、小学和幼稚园(包括特殊学校)学生及教职员每天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安排，暂至明年1月31日。教育局会持续检视情况并适时公布往后的安排。 (责编：何淼、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父母该怎样表扬孩子 近年来，在积极性评价教育理念的影响下，表扬作为一种积极性评价在家庭教育中备受重视。对于学业成绩的好坏而言，能力和努力是两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能力表扬（如“你真聪明”）和努力表扬（如“你很努力”）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常使用的表扬方式。那么，表扬究竟应该指向孩子的聪明还是努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育问题。 一项针对美国母亲的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85%的母亲认为，能力表扬更能增加儿童的动机水平和自我效能感。但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越表扬孩子聪明，孩子越害怕挑战性任务，面对失败时越容易放弃？ 在过去的20余年里，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罗尔・德韦克教授（Carol S. Dweck）做了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能力表扬对儿童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笔者和课题组也进一步验证了能力表扬对儿童心理和行为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能力表扬会降低儿童对任务本身的兴趣。心理学家兰迪・西兹和埃米・德莱斯科尔表示，孩子生来就有学习的渴望，能力表扬所起的作用只能窒息其天生的内驱力，促使他们盲从于机械的学习方式，或是产生对权威的公然反抗和蔑视。当父母运用能力表扬来诱导儿童参与某项活动或发展某项技能时，表扬会变成一种外显的行为原因，出现所谓的过度理由效应，即当行为的外部原因非常明显时，内部原因所起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能力表扬会促使儿童形成不良的归因风格。能力表扬引导孩子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力因素，如“我取得好成绩是因为我聪明”。但是，当这些孩子遇到失败时，也会进行能力的反向归因，如“我没有取得好成绩是因为我很笨”。心理学实证研究发现，对失败进行能力归因的儿童会表现出消极的自我认知、消极的情感、后续任务中较低水平的坚持性，并伴随成绩的不断下降，引发习得性无助反应。 能力表扬会塑造儿童的智力固存观。内隐智力观是指儿童对“智力是否可以改变”这一问题的内在观念，分为智力固存观和智力发展观。其中，持有智力固存观的儿童认为智力是先天的、固定的，持有智力发展观的儿童认为智力通过自身努力是可发展的。内隐智力观是儿童十分重要的信念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表现。心理学研究发现，持续的能力表扬易于使儿童持有智力固存观，他们会特别关注对自己能力的判断，以显示自己“聪明”。 能力表扬会增加儿童的自我设限。自我价值理论认为，人类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失败之后不得不将失败归因于自己的低能力。为了避免将可能的失败归因于自己的低能力，人们会采用事先准备的一些理由，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设限”。能力表扬会增加儿童的自我设限，往往采取“低努力”的自我防御策略。 既然被父母广泛推崇的“能力表扬”可能对儿童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那么，父母应该如何恰当地实施表扬呢？ 表扬应适“量”适“度”。当表扬过多时，它的价值便会降低，对孩子的强化作用也会减弱，所以父母给予孩子的表扬要适量。同时，父母也不应夸大表扬。如果孩子明明表现得不好，父母却要给予他们表扬，那么，这样的表扬一方面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觉得自己不值得被表扬，产生不安心理；另一方面，也会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以至于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自己。 表扬应对“事”不对“人”。表扬和批评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均应对“事”不对“人”。在表扬过程中，父母应指向孩子的努力程度或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等，而不是孩子自身的能力和个性特质。表扬应尽可能具体，具体化的表扬与孩子的自我评价和信念之间出现差距与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并且对孩子的发展更具指导性。 表扬要避免设置竞争性的情境。我国父母常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边，试图以朋辈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励自家孩子做得更好。随着我国二孩和三孩政策的放开，多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父母在家庭中实施表扬时也常常在多个子女之间进行比较。在比较性和竞争性的情境中，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抵触情绪，甚至无法接受兄弟姐妹比自己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表扬要避免产生“低能力”的推论。父母在表扬中要强调孩子的努力，但努力表扬并非总是适用的，以下情境中父母要慎用表扬，包括努力表扬：其一，当儿童在简单任务上取得成功时。其二，当儿童付出很大努力却依然失败时。在此类情境下，努力表扬对儿童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10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清晰认知到努力与能力并非正相关，这时努力表扬反而会成为孩子推断自己低能力的线索。 （作者：邢淑芬，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不久前，在安徽师范大学第51届校运会开幕式上，一幅幅活灵活现的鱼灯“国画”惊艳全场。伴随着悦耳动听的《大鱼海棠》旋律，一条约5米长的大鱼灯领着80只小鱼灯，时而聚拢，时而嬉戏，宛在画中游。这就是徽州特色民俗体育形式――舞鱼灯，原型来自安徽歙县汪满田村的民俗鱼灯，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当晚，#高校师生做非遗鱼灯演绎奇幻梦境#话题冲上网络热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00后’行动起来了”等评论全网刷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决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随时代变迁而没落。”安徽师大2021级体育学专业研究生李娟激动地说。 今年9月开学以来，李娟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体育馆，从了解鱼灯历史到动手制作鱼灯，再到创意编排节目，“第一次在一项体育运动中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方位深度教育”。 为了制作出原汁原味的鱼灯，安徽师大专程组织师生求教非遗传承人，开展鱼灯制作专业教学。体育学院、美术学院学生通力合作，历时一个多月，最终制作出81只鱼灯。 编制骨架、糊纸上色、关节组装……鱼灯的制作并不简单，尤其是为鱼鳍糊纸这一环节。“这个环节需要将一整张纸贴上去，然后用手一点点进行调整，保证灵活且纸不能破，十分考验耐心。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了非遗手艺人的匠心和非遗传承的不易。”2021级体育学专业研究生展大亨深有感触。 为81只鱼灯上色也是“功夫活儿”，“每一笔都有讲究，每一笔都是故事”，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丝毫不敢马虎，结合传统与实际舞美效果，小心翼翼地为鱼灯勾勒线条、上色添彩。 让学生亲身参与到非遗创新性传承发展中，是学校在体育教育中探索落实“五育并举”的一次全新尝试。“不少非遗民俗体育都面临着失传的窘境，我想，如果青年学子能够参与其中，一定能够唤醒乃至激活非遗文化。对青年学子来说，这不仅是一堂体育课，也是一堂历史课，还是一堂提升青年一代文化自信的思政课。”10余年来，安徽师大体育学院副院长余涛始终致力于推动非遗民俗体育进校园，他组建团队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不断挖掘非遗民俗体育与高校体育教育的结合点，终于让非遗鱼灯结结实实“火”了一把。 在鱼灯的动作设计上，区别于传统鱼灯固定的线路游行，余涛充分调动起参演同学专业特性，指导学生观察真实鱼群在水下的游动形态，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鱼尾摆动”“小鱼绕圈”“小鱼尾随大鱼”等动作，确保把静态的非遗鱼灯演“活”。 为了更好呈现非遗民俗体育，余涛邀请开幕式文艺展演负责人、舞蹈表演专业教师王云辰一起前往歙县进行调研。“为了增加鱼灯节目的观赏性，我们把传统鱼灯与声光电技术进行了充分融合。”王云辰介绍，节目前半部分保留“非遗鱼灯”的年俗特性，使用了鞭炮声等元素，同时使用“黄河红”的灯光特效投射在小鱼上，呈现非遗鱼灯的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后半部分融合现代音乐《大鱼海棠》，同时在背景音效中融入鲲的叫声和海浪声效，搭配“海蓝色”的水波纹灯光特效，为“游活”非遗鱼灯打造身临其境的立体观感体验。 “这里面还有个‘彩蛋’。”余涛介绍，图案各异的小鱼象征着各个学院，在中央洄游的大鱼象征着安徽师范大学，小鱼攒聚着大鱼，象征着安徽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向着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加速迈进。 近年来，安徽师范大学立足安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团”。学校设置了毽球、蹴球、舞龙、射艺、龙舟、鱼灯、太极拳、武术、秧歌等一批民俗体育课程，组建了武术、龙舟、高脚竞速、板鞋、陀螺等一批民俗体育运动队，并在去年成为首批省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 “咱给大孩子教会了，大孩子就能教小孩子。”余涛说，目前学校已和安徽省芜湖市12个社区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开起了周末课堂，手把手教授中小学生学习非遗技艺。 （记者 丁一鸣 常河 通讯员 田超） (责编：何淼、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