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家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五一”期间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房山区和丰台区共3家培训机构被点名批评。市教委表示，已责成两区教委督促整改，汇报整改情况。 　　“五一”期间，市教委组织检查组对东城区、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依据通报，房山区北京优尚优学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情形下，违法开展线下一对一教学活动。市教委已责成房山区教委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查处，进一步加强对擅自开展学科类教学活动的培训机构的日常巡查。 　　丰台区上学堂文化培训学校未按要求使用安全设备，办学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丰台区杰睿培训学校合同使用不规范。市教委已责成丰台区教委迅速组织整改，限期复查。 　　北京市教委要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区要高度重视、督促整改，并汇报整改情况。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把脉教育“新痛点” 　　人民视觉供图 　　从今年全国两会到前不久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学生的课外补习、睡眠不足、手机依赖、阅读等社会热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在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刘坚教授、刘红云教授团队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涉及了学生手机依赖、课外补习、睡眠不足等多个教育“新痛点”。 　　据悉，该团队连续7年采集了2638所小学、1322所初中和140所高中的数据，并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分析，对当前区域教育质量面临的挑战进行科学“把脉”，并从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的角度，提出一系列统筹推进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所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比例高于城市学生 　　4月初，河南省信阳市某学校组织学生集体砸手机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里有学生走上升旗台，拿起小锤子砸坏桌上的手机。面对网友的质疑，该校校长向公众回应：因为快中考了，有家长管不住自己孩子玩手机，写了承诺书，允许学校砸手机。 　　学生“手机依赖症”成为教育中的“新痛点”。有人质疑，到底该不该为学生配备手机？也有学者建议，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 　　《报告》的一项调查数据直观地反映了这种“依赖症”：其中有一所学校近七成的学生有手机依赖或手机依赖倾向。《报告》认为，从整体上看来，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比小学生更严重。而团队历年的追踪数据显示，有手机依赖或倾向的学生比例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背后不仅是校园对学生手机管理不力的问题。《报告》还显示，子女手机依赖行为的产生受其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影响较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团队设计了一组调查问卷。他们向孩子提供了4个选项，选择“父母为了玩手机，对我急躁甚至训斥我”“父母由于一直玩手机而不关注我做什么”等内容的学生，手机依赖比例大约是对照组的两倍。 　　刘坚发现，“在调查数据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反映存在‘父母在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拿着手机’的现象，而家庭手机使用规则较差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较高。” 　　家在北京市的芳女士就是一位典型的“手机依赖型”家长。作为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芳女士家里早已习惯不看电视。下班回家，她经常躺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看剧或刷抖音。据她观察，家里小孩也是“机”不离手，常常躲在房间里拿着手机一直打游戏，“怎么管都不听”。 　　《报告》分析，父母有手机依赖行为，其子女手机依赖的比例几乎翻倍；另外，如果教师能更多地关注学生，则会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在学生手机依赖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以小学阶段为例，《报告》调查发现，城市、县镇和农村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分别为42%、35%和37%。虽然城市学生手机拥有率高，但农村地区学生有手机依赖和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最高，为17%，而城市和县镇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和12%。 　　而在中学阶段，即便城市和农村学生手机拥有率相当，但农村地区中学生有手机依赖和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依然更高。《报告》调查发现，超过25%的农村地区寄宿生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原因是“看电视电影、玩手机或网络游戏等消遣活动”，而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寄宿生。 　　“农村地区父母共育的欠缺可能是造成手机依赖情况较为严重的原因之一。”刘坚分析，父母共育程度较低的孩子更容易手机依赖。城市父母能做到“养育子女过程中共同合作、与配偶合理分配育儿任务”的比例，均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父母。 　　今年年初，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细化管理措施，有限制地让学生带手机入校园。做好家校沟通，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家长，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要求家长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在刘坚看来，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言传与身教是重要的：从言传角度出发，父母应与孩子就手机使用时长、手机使用方式等制订“家庭手机使用规则”；从身教角度出发，父母应认识到，通常若父母自身手机依赖较高，那么其孩子手机依赖程度也高。他建议，“父母自身也应做好表率，养成较好的手机使用习惯”。 　　补课时间越长学业成绩反而下降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关注到，为了“赢在起跑线上”，不少家长给孩子报了大量的课后补习班，导致学生疲于应付、睡眠不足，同时家长也苦不堪言，一些家庭甚至出现了“散尽一半家财报班”的现象。 　　《报告》显示，在小学，有22.2%的学生每周至少参加3小时以上的校外补课，而在初中学段，这一比例上升至32.8%，甚至在部分区县，每周校外补课6个小时以上学生的比例超过35%。 　　补习时间越长，对学生的成绩提高是否更有益？ 　　刘坚带领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说，参与校外补课反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每周参与校外补课时间越长，他们的学业成绩出现了不增反降的现象。 　　刘坚解释，作业时间与学业表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学生投入过多的时间做作业时，其学业进步的程度反而降低了。 　　以初中阶段为例，有34.9%的成绩优秀初中生每周补课超过3小时。而在成绩优秀的学生群体中，每周参与校外补课的时间越多，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主观幸福感越低。在成绩中等的学生群体中，也是如此。 　　近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曾表示，要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招生入学秩序，坚决剪断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与校外培训挂钩的行为。他认为，“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提高中小学校的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校学得更好、学得更足，不至于在学校里解决不了学习的问题，还要到校外去搞补偿性培训。” 　　课外补习和课内作业是导致学生睡眠不足的最主要原因 　　《报告》也注意到，“手机依赖症”、课外补习班泛滥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报告》显示，小学生睡眠时间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比例是88.8%，而初中生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5.7%，有34.2%的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 　　团队成员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县学生睡眠不足的原因，发现“家长安排的补习”和“学校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是排在前两位的最主要的原因。 　　“牺牲睡眠时间不一定能带来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刘坚提醒，“通常我们仅仅关注‘布置作业’‘补课’所代表的时间投入对学生学业的作用，而忽略了一些间接因素。如过多布置作业、过多补课、强调牺牲睡眠时间来学习，事实上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也会产生负向影响。” 　　团队通过更直观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小学阶段每天睡眠时间在9-10小时的学生，根据专业量尺分数转化，他们每个学科的平均学业成绩为588.2分，而睡眠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的学生平均成绩下降了66.6分，初中阶段数据也有同样的趋势。 　　参照国际同类大规模测试的分数转换方式，“这相当于每天少睡1-2个小时的学生，比充足睡眠者少接受约1.7学年的学校教育。”刘坚解释。 　　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不同学年段的学生反映，当自己的睡眠不足时，第二天上课会出现精神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 　　“研究报告表明，通过‘奋战到半夜’来提高学习成绩是得不偿失的。”刘坚说。 　　在前不久举办的“世界睡眠日”的一次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也曾提到青少年的“缺觉”问题。他认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及脑智力的发育，严重的或可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陆林建议，高中生要睡够8个小时以上，初中生要睡够9个小时以上，小学生则要达到10个小时左右睡眠。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的通知》也提出了明确学生睡眠时间的要求，要统筹安排学校作息时间，防止学业过重挤占睡眠时间，合理安排学生就寝时间，切实保障学生良好睡眠，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报告》也在为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找方向、找方法。综合分析了学生睡眠、早餐、体育锻炼、阅读习惯及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关注程度等影响因素后，团队建议，若能基本保障睡眠、规律早餐、保证每天体育活动时间、每天阅读半小时、父母关注子女生活，则有91.5%的小学生和84.1%的中学生会感到“幸福”。而每缺乏其中一项“保障”，中小学生幸福感的比例则下降10%左右。 　　更多的教育问题还要进行深入研究。 　　“如今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正迈向3.0时代。”刘坚说，劳动教育、班额问题、校园欺凌等社会热点，已被纳入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数据结果分析为基础教育发展共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挥棒”。 　　如何用好数据结果，找到教育“新痛点”的有效解决途径？刘红云认为，不仅要基于大数据“自下而上”的探索，也应“自上而下”地对教育政策和成长规律深入分析，建立高效的区域教育监督和反馈机制，完善评价方法，促使问题早日解决。 　　针对未来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发展趋势，刘红云建议，可以利用计算机、移动App等，改进数据收集的方式，还可以尝试应用多种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更深入探讨多种因素对学生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进一步挖掘教育问题背后的“冰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成都49中一名16岁学生近日坠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11日晚，记者连夜采访学校、教育局、公安部门、家属等多方关键人士，试着还原事件来龙去脉。关键监控到底有无缺失？救护车有没有及时赶到？坠楼是如何发生的？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坠亡是如何发生的？关键监控有无缺失？ 针对网络上“坠亡是如何发生的”“关键时间段的监控视频有无缺失”的疑问，成都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5月9日19时08分，成都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报警称：在成都49中学校内有人从楼上摔下。成都成华区公安分局跳蹬河派出所、刑警大队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处置，并在该校实验楼与体育馆之间的人行道上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遗体北侧绿化带内发现一副眼镜，在遗体右臂处有一把美工刀。 警方告诉记者，经公安机关勘验，小林（化名）坠楼起点位于该校实验楼4楼与体育馆之间的连接平台。在坠楼起点南侧的平台地面上，发现1处鞋印，在坠楼起点处护栏上发现1处踩踏痕迹，在护栏防护玻璃上发现1处踩踏痕迹，在护栏防护玻璃外侧，提取到3枚指纹。经比对，平台地面足迹、护栏及玻璃上的踩踏痕迹与死者所穿帆布鞋足底花纹类型相同，护栏玻璃上指纹为死者所留。 事发后，公安机关法医对小林的遗体进行了体表检验，遗体损伤主要为全身多处擦伤及骨折，鉴定损伤均为高坠伤。警方还介绍，根据理化检验结果，死者血液中未检出农药、鼠药、安眠药等毒药物，可排除死者中毒死亡。 针对网络质疑的“关键监控视频缺失”，记者12日凌晨在成华区公安分局看到了警方调取的全部监控视频。从9日18时16分小林从所在班级教室后门离开，至18时39分44秒小林出现在实验楼5楼走廊尽头，整个过程视频监控连续完整。18时49分28秒监控上出现小林的坠楼身影。“由于死者生前攀爬进入的连接平台属于无人活动区域，未安装监控，所以从18时39分至18时49分，小林没有出现在监控视频里，但是根据现场脚印、攀爬痕迹等证据证明，此前没有其他人进入该平台。”办案民警说。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看到，小林还在18时24分53秒时进入学校负一楼水泵房，并在水泵房内手持一把疑似刀具数次割左手腕，中间表现出垂头、摇脑、情绪低落。在水泵房，小林共计停留约12分钟，记者留意到其手腕上当时已出现明显伤口。 针对学校不让家属看监控视频的网络质疑，警方告诉记者，因为相关监控是涉案（事）件证据，案发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进行了调取封存，所以家属向学校申请查看，未能在当晚看到。5月10日11时许，小林父亲、亲友及律师等一行3人到公安机关查看了全部监控视频。 救护车何时到达？遗体被擅自火化？学校处置是否失当？ 小林出事后，家属约两个小时才接到校方通知，网络上出现“学校故意拖延隐瞒”“救护车没有及时赶到救治”“孩子遗体被火化了”等舆情。 成都49中学食堂的丁经理告诉记者，最早是一名食堂的员工发现有人躺在地上，该员工于18时56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9时08分拨打了110报警。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张杰介绍，该院于18时56分接到出诊指令，之后一车4人于19时06分到达坠楼现场紧急施救，发现小林已无生命体征。之后救护车于19时31分回到医院，结束出诊。 为何事发两个小时才通知家长？学校安全中心主任米平回应说，学校报案后，组织班主任对学生身份进行辨认，但因学生头部受伤严重导致辨认困难，直到19时54分才确认死亡学生身份。班主任在辨认学生时受到很大惊吓，处于情绪失控状态。“这位女班主任当天上班匆忙，手机落在家里了，后来通过翻阅手册才找到了家长的联系方式。”米平说，“后来由我代为通知家长到学校旁边的跳蹬河派出所会面。考虑到家长情绪的问题，在电话里我没有直说学生已经去世了。” 成都49中学副校长余光玲告诉记者，学校有3000余名学生、近千名住校学生，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5月9日20时44分，学校通知小林家长到学校旁边的跳蹬河派出所沟通协商。当天晚上9点多，他带着相关老师与小林父母见了面，小林的班主任由于情绪激动没有参与见面沟通。 随后，公安机关按照非正常死亡案（事）件处置流程，将小林的遗体运送至殡仪馆法医检验室保存。记者从殡仪馆获悉，小林遗体至今仍在殡仪馆保存，不存在网传遗体被擅自火化的情况。 12日上午，班主任和小林母亲一见面，双方就抱着跪在一起痛哭。“事发后，我都不敢去看现场，还是通过照片才辨认出来是小林，整个人都崩溃了，连路都走不动了。自己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班主任对小林的父母说。 网络还流传“学校化学老师为留学名额实施迫害”的质疑，记者了解到，网传的化学老师姓名实际上是该校一名语文老师的姓名，且该语文老师的孩子在读高三，不存在与就读高二的小林一起竞争出国留学名额的事情。警方称，该质疑纯属谣言。 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12日上午，记者在成都49中学附近的一家酒店见到了小林的父母，房间内有十多名亲友陪伴着他们，房间内笼罩着悲伤的情绪。 成都49中学对外交流中心主任汤小林告诉记者，小林是49中（枫林校区）高二年级的住校生，学习成绩优异，高考估计可以上一本线。 事发后至今，小林的父母仍然无法面对儿子已经离世的事实。“我上周末去接孩子，孩子还主动跟我说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我问他考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没休息好，其实题目他都会做，还让我放心，这又不是高考，高考他会考好的。”小林的妈妈鲁女士哭着对记者说，她跟小林说妈妈相信你，不会给你压力的。 “出事当天，我和孩子还讨论了暑假去哪里旅游，我从学校离开的时候，孩子笑着跟我说‘拜拜’，怎么才两个多小时就出事了。”鲁女士说，孩子成绩不错，性格开朗，平时住校，周末她接回家时一般都是有说有笑的，孩子对学习也很自信，有自己的规划，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事发后，警方走访调查数十名学校师生后了解到，小林在学校与他人关系不错，未发现其在学校内与老师、同学存在矛盾或受到体罚、辱骂、校园欺凌的情况。事后，警方在小林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一张写给一位女生的纸条，通过技术比对查明系小林本人书写。 汤小林说，枫林校区建有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两名专职心理老师。初、高中新生入校时，学校会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小林“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但警方通过调取小林生前使用过的手机数据发现，去年6月，小林和好友在QQ聊天中写道“天天想着四十九中楼，一跃解千愁”，今年5月，他用QQ号转发给朋友的聊天记录中有自我贬低的言论，表现出自我否定、多虑的情况。一些学生在警方调查中反映小林平时性格相对内向。 官方通报中称，成都49中学在学生心理关爱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呈上升趋势，类似此事件的自杀、自残等悲剧时有出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邓红认为，当前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总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些学校虽然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针对性不强，难以起到实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快补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短板”。 而针对性不强也体现在对这起事件的舆情回应当中。有关人士指出，在此类广受关注的事件当中，过程的披露与结果的通报同样重要。相关部门应正视舆情关切，及时披露更多事实，主动回应，避免由个体事件酿成严重舆情事件。 （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记者董小红、李倩薇、吴晓颖、余里、高健钧） 《 人民日报 》（ 2021年05月13日 15 版）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5月13日电 11日，由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主办的“百校百剧安全教育进课堂”活动在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正式启动。该活动通过师生真人情景剧和动画视频的系列课程，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沉浸式与体验式安全教育于一体，开展校园安全知识普及和教育。 “百校百剧安全教育进课堂”活动启动。主办方供图 教育部体卫艺司一级巡视员郝风林说，希望这些创新成果及经验能够向全市乃至全国推广。他建议，要结合学校地域实际和学生特点，增加区域要素。推广形式除“百校百剧进课堂”现有的舞台剧、卡通片外，可以增加电影、微电影、VR等，还可以与学校定期开展的应急疏散演练、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让孩子掌握得更全面更扎实。 海淀区委教工委书记尹丽君介绍，“百校百剧”已成功举办了五个赛季，选拔的情景短剧对标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覆盖多个灾害知识点，成为海淀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抓手。此次，海淀区教委又对“百校百剧”的剧目进行二次课程开发，让剧目走入课堂，让更多中小学生更好地学习安全知识。 据悉，“百校百剧”的剧目聚焦于意外伤害、欺凌暴力、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校园安全事件，通过师生参演，直观呈现突发安全事故情景，并示范正确的应急处理措施。首批转化后的5门安全教育课程已经推出。未来，海淀区教委将进一步推动“百校百剧”与课堂教育教学相融合，将安全教育的情景剧目进行课程转化。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一个西部县中开启教研实践探索 　　舟曲一中老师们在开展教研活动。舟曲一中供图 　　直面层层掐尖困境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所远近闻名的中学――舟曲一中，这是甘南州舟曲县唯一的一所高中。曾几何时，舟曲一中人才济济，不少学生考入知名学府，它也成为山大沟深、自然环境艰苦的舟曲县的一张亮丽名片。 　　可现如今，舟曲人都知道，舟曲一中失去了往日的荣光，“没以前那么火了”。 　　在高中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县中曾经的优势在消减，而舟曲一中则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经历了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的特大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后，舟曲被“撕裂”了。舟曲教育的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灾后重建总体安排，在距离舟曲县500公里开外的兰州新区建成了舟曲中学，舟曲一中大批骨干教师被调往兰州新区舟曲中学任教。此外，每年舟曲中考成绩前500名的学生前往兰州新区舟曲中学就读高中。 　　“多年积累的优质师资和相当比例的优质生源外流，是影响学校发展的重大挑战。”舟曲一中校长刘庆祝说。2010年，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舟曲一中有46名骨干教师流失，占全校教师的1/5。“现有一线教师大都是灾后入校的，平均年龄只有34岁，普遍教龄短，虽然工作敬业，但经验方法还是有欠缺。” 　　而高中优质生源被掐尖，“直接导致高考考入好大学的学生明显减少，高考成绩确实不如10年前。”刘庆祝说。 　　办学环境明显变化，高中教育面临塌陷危机，这是去年8月参加天津援助舟曲教育团队、来到1600公里之外的舟曲县工作的刘庆祝面临的舟曲一中的现状。 　　在舟曲，刘庆祝被安排到舟曲一中工作。很快，他被任命为舟曲一中校长，同他一起进驻舟曲一中的，还有3名从天津来的教育工作者。 　　“承担这份工作，我是有压力的。”这位曾经的高中教师说。 　　授人以渔抓教研 　　面对师资和生源的现实情况，刘庆祝经过一番调研，提出了“育穗工程”，要通过加强教研活动，提高年轻教师教学能力，切实提升学校教学效益。 　　“同一类题讲了五六遍，学生遇到还是不会，这是谁的问题，这是老师的问题！”在舟曲一中高二数学教研组日前开展的教研活动中，教研组长郭建辉针对同事们的困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郭建辉看来，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老师关注的不是解题的思维和方法，而仅仅展示了解题的过程和结果，“这显然还没有到位”。 　　“教研活动十分重要，是学校教育教学提质增效的关键，要通过机制化建设，形成人人参与教研的良好氛围。”去年以来，以教研为抓手，促进教师能力提升，成为新任校长刘庆祝办学的主攻方向。 　　舟曲一中的教研活动有两个支撑点，刘庆祝将其总结为“外引”“内塑”。所谓外引，指的是引入外部资源，参与舟曲一中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内塑则指学校通过创建教研工作内部机制，强化教师能力塑造。 　　去年以来，作为“名师教学舟曲行活动”12名师之一，全国教学名师、北京八十八中学数学教师王贵军两次来到舟曲一中，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在几何课上，郭建辉和王贵军前后同上一堂课，教研组老师们现场观摩，两人上完课后现场做比较点评，大伙儿举一反三，寻找自身不足，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王老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数字技术，通过构建代数几何模型，让学生理解几何知识更加直观。”在教研交流中，最令郭建辉印象深刻的是，外来的教学名师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抽象的几何图形活了起来，学生们也更加有兴趣”。 　　自从结识了王贵军，郭建辉就“拉住他没放手”，教研组每次开展教研活动，都要邀请王贵军远程指导，王贵军也会将自己学校数学教研组同课异构的成果发过来，供舟曲一中的老师们借鉴参考。 　　除了像王贵军这样短期引入的教学名师，借助外部帮扶的东风，舟曲一中的教师们和来自兰州市的骨干教师有了更加密切的交流学习。 　　自去年秋季开学，郭建辉身边多了一名师傅，每周他和师傅都要互相听课，一起探讨如何上好数学课，此外，还经常和师傅一起备课，研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郭建辉的师傅李志琴来自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是一名有着23年教龄的资深中学数学教师，去年8月，她参加了甘肃省教育厅和兰州市教育局组织的赴舟曲支教工作，来到舟曲一中开展为期一年的教育帮扶。 　　“课堂教学满堂都是教师讲，学生参与少，学习主动性不高。“自从来到舟曲一中，李志琴在教学中也逐渐发现了该校教学多年形成的固有模式。她进一步和老师们探讨得知，课堂缺少互动，一方面是学生互动少，缺乏表达意愿，还有部分学生基础薄弱，互动有困难。 　　支教一年时间不长，真正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这是李志琴经常思考的问题。“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让她们能认识自我，实现自主管理、自主学习。”李志琴决心从自己的课堂开始，让孩子们动起来。 　　每次上课，她将全班同学分成学习小组，每个组布置任务，由各组同学共同完成，并选出代表向全班展示，在展示中若存在问题，其他小组同学可现场指正。对于各小组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李志琴会及时做点评，并对知识进行系统梳理。 　　郭建辉会经常到李志琴的课堂听课，他发现师傅的课堂气氛明显活跃、课堂教学效果好，就改变了多年养成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课堂。他欣喜地发现，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学生上课自主学习的意识强了很多。 　　“学生要思考，老师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课堂中学生会提问题了。” 郭建辉越来越感受到，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把老师和学生都调动了起来，教学双方都在朝一个方向努力。 　　县中质量有了新希望 　　和李志琴一起来到舟曲一中开展支教的，还有9名来自兰州市部分中学的骨干教师，他们也仅仅是帮扶舟曲教育质量提升的其中一支力量。 　　舟曲特大泥石流发生后，各方加大了对舟曲的帮扶。 　　甘肃省教育厅承担了帮扶舟曲教育的重任，由办公室牵头协调，多个处室协同深入参与，建立了统一的帮扶机制。甘肃省教科院成为其中一支重要的教研力量参与其中。可作为一个教研机构，一无优质的硬件优势，二无充裕的资金支撑，又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靠什么帮扶舟曲县教育发展？ 　　在充分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甘肃省教科院立足自身实际和舟曲所需，确定了助力舟曲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揽子活动，组织研制了“关于提升舟曲县中小学教师教研能力水平的工作方案”从校园长领导力建设、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和学生综合素养培育3个方面着手努力。 　　绘就蓝图，关键在如何执行。秉承做中学的思想，以提升校长、教师能力为主线，甘肃省教科院将集中培训学习、现场指导性学习、分组研讨性学习、以及远程指导学习有机结合，丰富学习方式，将专家引领、实践对话、情景学习、跟岗实训、工作坊支持等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引入项目，通过外力引导促进舟曲教育人的内在改变。 　　在甘肃省教科院和舟曲教育部门的合力组织下，舟曲教研帮扶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仅去年一年，先后组织省内中小学教研员、名师和学科带头人赴舟曲多次开展省级教研小分队、集体备课、同课异构等活动；相关高校和教学研究机构专家赴舟曲县开展校长队伍建设调研，并组织了全县校长培训；组织全省10名学科专家在舟曲一中举办高考备考培训活动；协调链接甘肃省榆中第一中学和舟曲一中开展高中英语联校教研活动…… 　　外部力量实打实的帮扶，给刘庆祝正在实施的“育穗工程”以极大的支持。“没有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仅凭我们一所西部小县的中学，很难邀请到优质的教育专家资源，这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刘庆祝说。 　　甘肃省教科院院长、党委书记靳建设表示，教科院组织开展的系列培训活动，看似寻常，内涵却很深刻，是多“力”之合，指向课堂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这个根本。 　　“解决教育教学理念、方法的问题很重要，与此同时，激发师生的内生动力也十分关键。”刘庆祝说。在全力推进教学质量提升同时，近期，他启动了全体师生参与的德育年会，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德育教育，激发师生奋斗的内生动力。 　　令郭建辉高兴的是，在各方帮扶下，自己的探索有了初步成果：在这学期每次月考中，他带的班数学成绩比之前有了明显提高；对于全校正在全面开展的教研实践，郭建辉也充满信心。“毕竟我们还年轻，只要不断学习和探索，就一定能有进步。”他说。 　　“要让大家看到希望。”刘庆祝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通讯员 漆治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一段时间以来，“家庭作业”成为“家长作业”的现象引起了很多讨论。有的学校，一些老师会在微信群要求家长批改学生作业；还有布置的作业学生单独无法完成，需要家长配合共同完成，成了变相的“家长作业”。如何让家庭作业回归育人本位，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治理问题。 针对个别地方和学校存在的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提出“十条要求”，明确提出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让作业回归到学校育人环节中来。《通知》的出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对变了味的家庭作业的一次纠偏，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给家长“松绑”，让作业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家庭作业的本意在于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教育责任以作业的形式转嫁给家长，则是一种关系错位。这种错位的表现，是家庭作业太多、太难。家庭作业如果太多，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负担就会加重，其间还需要家长帮忙批作业、录作业、视频打卡，这既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负担；家庭作业如果太复杂，部分新型创意类作业还需家长与孩子共同完成，不少家长为了帮孩子获评“优秀”直接请人“代工”，导致一些由孩子自主完成的作品反而难以脱颖而出。只有科学设计家庭作业，才能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实现家庭和学校的良性互动。 对此，《通知》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回答。针对作业数量过多的问题，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并区别不同学段和年级作出了具体时间要求；为了提高作业质量，要求针对学生不同情况，精准设计作业，根据实际学情，精选作业内容；同时还要创新作业类型方式，合理布置书面作业、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作业。这些具体举措，体现了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减少了作业管理的随意性，体现了作业设计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同时，以家庭作业回归育人功能为契机，还可以从更大层面来思考教育减负与提质的关系，思考家庭和学校在教育上的分工协作。从家庭作业的设计来看，不是不要家庭作业，而是要避免其功能异化，在为学生合理减负的同时提升家庭作业的质量，从而切实发挥好作业的育人功能。从家校协同来看，严禁“家长作业”是为了厘清家长与学校的责任，不等于家长放弃对孩子学习的监护责任。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督促孩子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和责任感，培养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实现家校协同育人，是家长的教育责任。在厘清家校职责的前提下，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让家长合理参与孩子的学习、成长，才能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总之，对家庭作业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对家庭和学校进行合理分工，才能让家庭作业回归育人本位，学生才能获得更优质的义务教育。 《 人民日报 》（ 2021年05月20日 05 版）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5月24日电 23日，“听党话，跟党走”――第二届青少年美育云端课堂暨第三届中央音乐学院5.23艺术节在北京开幕，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率领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合唱团以一堂生动的“音乐党课”开启本届艺术节。 第二届青少年美育云端课堂暨第三届中央音乐学院5.23艺术节开幕。中央音乐学院供图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自5月23日开幕，将持续到6月30日闭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将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青少年推出百部红色经典优秀剧目展播、百所高校音乐党史系列活动展演、百所中小学音乐美育教育成果展播、百名小小志愿者音乐党史讲解。 百部红色经典优秀剧目展播，将用100部歌剧、舞剧、话剧、儿童剧、戏曲、音乐史诗，致敬百年奋斗史，礼赞百年辉煌路。 百所高校音乐党史教育展播，以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联合全国11家音乐学院和百所综合大学艺术学院推出“音乐党史系列活动”。 百所中小学音乐美育教育成果展演，以“美育在中国”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所中小学，以专题讲解、音乐演出、公开课等特色形式，展示“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探索和成果；同时展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育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百名小小音乐党史讲解员则是组织全国100名小小志愿者，从100首经典红色歌曲欣赏切入，结合音乐作品涉及的革命历史和人物故事等，讲述革命奋斗历程和改革创新发展故事。 【1】【2】【3】【4】【5】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科技至简，智慧为学” 你是否想象过，一个“有智慧”的教学空间 在这里，通过智能化的教学设备和创新的交互平台 学生能够做到“做中学”、“学中做”，课堂充满了趣味 和设备一起变“活”的还有学习知识的方式 一张大屏出现在面前，抬手一划，丰富的学习资料就能清晰呈现 学习之后，通过完善的产教融合路径，满腹的专业知识，也有了用武之地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下迷茫，看着纸质的课本，想象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场景，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5月21日，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青岛启幕。借助智慧教育推动人才高质量培养已成为“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会上，各种前沿高能科技让人大呼过瘾。记者走进高博会现场，抢先体验了不少智慧教育的高能科技！ 以上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高能黑科技，来自联想展位。作为深耕教育信息化20年的科技企业，联想在本届高博会上发布了旨在全方位助力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 “1+1+1+N”高校智慧教育战略。在“1+1+1+N”战略中，第一个“1”指是创新的基础设施环境，建设智慧教育时代的新型教育基础设施；第二个“1”指的是教学交互平台，通过智慧学习空间带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创新教学体验。第三个“1”指的是产教融合模式, “N”指的是专业共建方案，创新新时代人才培养路径。 秉承着“科技至简，智慧为学”的理念，联想还将继续以科技赋能教育，为高校教育建设作出积极改变。 面向明天，我们还能有怎样的畅想？这一次，想的大一点，也没关系。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科学布置作业的要诀有哪些 　　【一线笔谈】 　　青少年的学业负担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综合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作业治理问题已然成为青少年学业负担的关键要因，义务教育学校严格治理作业问题迫在眉睫。在社会舆论不断热议青少年学校作业问题的背景下，教育部日前专门下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作业的总量、类型、设计、指导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为切实纾解青少年学业负担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对义务教育学校的作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严格落实《通知》要求，不折不扣地治理好青少年作业问题，正成为考量义务教育学校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 　　一是锚定作业治理的育人导向。虽然作业是学校课堂教学活动的拓展和延伸，但却直接关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建设，更关系到青少年能否主动达成教育教学效益、实现全面成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义务教育学校提高作业治理能力的首要前提，就是需要明确作业治理的育人导向。作业不是学校教育的目的，不能将作业完成度、合格率等指标作为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而是理应明确作业所独有的育人功能，即作业不仅仅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种手段，而是实现从课堂育人到课后育人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是促进青少年长时段成长的基本过程。通过作业，教师能够教育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内所学到的知识，不断形成自主学习的基本能力，并切实养成独立思考、善于解决问题的行为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义务教育学校理应科学谋划作业治理的顶层设计，引导教师深刻认识到作业治理的本质与价值，认真开展作业治理的系统性校本调查，不断明晰作业在育人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查摆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对标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任务要求，切实解决好作业设计、布置、反馈等多个环节中的问题。同时，切实扭转唯分数论的作业评价标准，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绝对性评价与相对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结合起来，理性辨识学生在作业完成过程中的潜能，深刻认识到作业所独具的育人功能，并在与学生、家长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同中进一步锚定作业治理的育人导向。 　　二是建构作业总量的调控机制。学生作业之所以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与学生作业总量过大有关。对于义务教育学校而言，切实提升自身的作业治理能力，必须科学建构作业总量的调控机制。在教育实践中，不同学段、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学业要求，所产生的作业容量各不相同。然而，青少年却需要同时面对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业要求，这就很容易造成作业总量的失控，存在加剧学业负担的潜在可能。因此，如何协调好不同学科的作业要求，实现作业容量的总体控制，成为作业治理的重要过程。一方面，建立作业时长报告制度，各学科教师在布置作业前需报备学校相关部门，由专人负责记录、统筹当日的作业总量以及学生可能完成的学习时间，从总量、总时长两个角度加以调控，并作为教师教学能力考核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建立学科作业协调制度，由班主任等主要责任人协调不同学科的作业量，从总量控制的角度为本班级学生妥善协调不同学科的当日作业，精准匹配学科作业数量，同时兼顾不同学科对学生的课外学习要求，防止出现偏科现象，并由班主任等主要责任人为学生系统发布当日作业清单。 　　三是强化作业质量的预警机制。质量是作业治理的生命线，切实提高作业质量是彰显作业治理成效的重要标识。虽然社会舆论热议中小学生作业时，大多关注的是作业数量、时长等显性信息，但实际上作为隐性要素的作业质量更为重要。那种重复性、机械性的作业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训练，那种目标较高、完成过程较为复杂的作业只能加剧青少年和家长的对作业的焦虑感，而那些具有惩罚性特征的作业则让青少年倍感压力的同时也无益于作业育人本质的最终实现。因此，切实提高作业质量，需要义务教育学校建构作业质量的预警机制。一是形成作业类型的预警，处理好纸质作业、口头作业等不同作业类型之间的关系，当学科教师仅仅关注某一个单一类型的作业时，应及时提示教师调整作业类型，优化作业结构，以此减少作业对青少年的压力感。二是形成作业内容的预警，处理好不同学科作业内容所占用的时间，推动不同学科教师建构“作业共同体”，在为学生布置作业时合理确定不同学科的所占比重，以此实现作业内容的最优化治理。三是形成作业难度的预警，处理好难易程度不同的作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学生、家长等相关主体对作业难度形成不良反馈时，需要及时关注学科作业难度对学生带来的影响，以此降低作业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 　　四是改进作业设计的监控机制。《通知》明确指出，“学校要将作业设计作为校本教研重点”。作业设计是教师的一项基本功，也是作业治理过程中务必关注的核心环节。表面上，义务教育学校中的教师能够主动开展作业设计，但作业设计是否符合教育教学规律，是否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些问题都充分反映出作业设计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在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作业治理过程中，亟须改进当前学校作业设计的监控机制。一是推动教师明确作业设计的深刻意义，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精心设计高质量的课后作业，在作业设计理念上进行监督和引导。二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平台，采用电子书包等丰富作业的实现形式，创新作业的类型和方式，逐步实现“智慧作业”，提高作业治理的监控水平。三是根据本校学情实际，在数量、内容、难度等多个角度精心开展作业设计，面对学有所长、学有所困等不同特征的学生，着力强化作业设计的针对性、个性化，真正实现作业监控的生本化特征。 　　五是增强作业治理的法理认知。强有力的法律系统是保障学校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保障。面对一些作业治理方面所出现的现实问题，义务教育学校真正实现作业治理，必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照章理事，按规行事。反之，如果学校没有充分认识到法理的重要价值，那么在作业治理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干扰教师的教育权、学生的受教育权、家长的知情权等实践误区。为此，义务教育学校提升自身的作业治理能力，迫切需要增强对作业治理的法理认知。一是认真学习有关作业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深度研讨《通知》对于当前作业治理的总体要求，将相关规定转化为本校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二是严格遵守相关政策制度，精心安排作业设计的校本实操过程，为青少年建构高质量的作业。三是对有关违法违规的作业设计、布置、评价等开展有针对性地治理，以事实为依据，增强作业治理的法理认知。 　　六是压实作业治理的主体责任。义务教育学校是青少年学业负担产生的直接主体，也是作业治理的关键主体。深入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务必压实义务教育学校作为作业治理主体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作业这样的教育细节上，更是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为此，义务教育学校应切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主动推动教师开展以作业为主题的校本研修，将学校对作业治理的总体要求落实到每一位教师，不断强化教师团队主动开展作业反思、研修的治理自觉，从而形成作业治理的中坚力量。二是切实形成作业治理的校本方案，在对作业整体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学校作业所出现的核心问题，逐渐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作业治理方案。三是积极针对作业治理开展教育督导，维护义务教育学校作业治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对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惩戒，督促检查教师的作业布置、设计、评价等相关环节，真正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的作业治理能力。四是及时与学生、教师等相关主体进行有效沟通，倾听来自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声音，在开放办学、协同治教的理念下合作开展学校作业治理，在多主体间逐渐压实义务教育学校作业治理的主体责任。 　　 （作者：张聪，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85.4%受访未成年人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 主要渠道是学校家庭 　　小学阶段是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得到家长、学校的重点关注和教育。网络隐私保护是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较为基础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网络安全教育还包括不良信息甄别、网络交易安全意识、网络危机应对等多方面。“未成年人短视频青少年模式使用研究”显示，大多数未成年人对个人网络隐私有所了解，但表示很清楚的比例还不够高。应发挥家庭和学校网络安全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与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多方共治。 　　七成受访未成年人认为自己清楚个人网络隐私情况 　　调查显示，四成多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对个人网络隐私了解得很清楚，近三成认为比较清楚。认为自己一般清楚或不太清楚的，分别占了一成多，还有3.8%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很不清楚。可以说，大多数未成年人对个人网络隐私有所了解，但很清楚的比例还不够高。 　　女生中认为自己清楚的比例比男生高近6个百分点，认为不清楚的比例比男生低近5个百分点。可以说，整体上女生认为自己对网络隐私的了解程度更高，这可能与女生更细致敏感、具备更高的防范意识有关。 　　学段比较发现，高中生自评对个人网络隐私的了解程度最高，小学生最低。小学生对个人网络隐私等网络安全知识了解尚少，这提示家长、学校要更加重视对小学生群体的网络安全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安全并不等于单纯限制使用，家长应对孩子上网进行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教育和引导，同时家长自身也要注意提升网络素养，以身作则才是有助于孩子形成安全用网观念的正确方式。学校需要开设网络安全课程，认真打磨课程内容，不能让网络安全教育浮于概念、流于形式。 　　85.4%受访未成年人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教育来源主要是学校和家庭 　　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是更好地实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基石。调查发现，未成年人中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的比例为85.4%，14.6%的未成年人表示没有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 　　性别比较发现，男生中有83.7%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比例略低于女生（87.1%）。对不同学段学生进行比较发现，初中生表示接受过网络安全教育的比例最高（89.5%），其次是高中生（86.3%），小学生比例最低（78.9%）。 　　本次研究还发现，学校是未成年人接受网络安全教育的第一渠道，占比90.3%。位列第二的是家庭（61.7%）。此外，还有35.8%的学生在网上学习网络安全教育知识，26.4%自己学，14.0%跟朋友学，9.0%的未成年人通过其他方式接受网络安全教育。可见，学校和家长对普及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4条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我国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学校和家庭应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实现自我保护的同时，还应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从网络言论、网络行为、网络伦理等层面，引导和规范未成年人文明、健康用网。 　　国家层面应尽快设计完善科学合理的网络素养框架和标准，学校层面应加强师资培训和教师能力建设，使教师能够胜任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和网络素养教育工作。同时，家庭是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家长也应积极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监护能力，在生活细节里、在亲子陪伴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家庭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保护，辅助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提升，除了发挥家庭、学校的主体作用，还需全社会形成合力，多方协同共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孙宏艳 北京林业大学 马铭阳）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