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育部：免试就近入学等规定同样适用于民办学校 　　新华网北京4月28日电　近日，教育部在回应网友咨询《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相关问题时表示，该指导意见中的“幼小”包括民办小学和幼儿园。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号），强调“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这些要求适用于公办和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郭亚丽）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青少年睡眠情况呈现明显国别差异 　　青少年睡眠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使用不同测量方法、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国别研究，在全球进行直接的跨国比较研究面临缺乏数据的困难。目前，学龄儿童健康行为研究（HBSC）是相关量化研究中规模较大的，其中有关青少年睡眠的数据共涉及24个欧洲和北美的国家和地区。 　　该调研显示，24个国家和地区165793名青少年的数据显示，青少年上课日睡眠不足的问题在各国普遍存在，约25%的青少年每周至少有一天入睡困难。上课日达到建议睡眠时长（5-13岁为9-11小时；14-17岁为8-10小时）的青少年比率在32%（波兰）和86%（比利时弗莱芒区）之间，非上课日期间的这一比率在79%（希腊）和92%（比利时弗莱芒区）之间。 　　青少年睡眠时长的国别差异显著。比利时弗莱芒区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长最长，且平均就寝时间最早（上课日为21:42、非上课日为23:14）。波兰（7小时47分）与希腊（9小时31分）青少年分别在上课日和非上课日睡眠时长最短。希腊（23:18）和西班牙（0:54）青少年分别在上课日和非上课日的平均就寝时间最晚。匈牙利青少年平均起床时间在上课日（6:18）和非上课日（9:11）都是最早的；西班牙青少年相应时间在上课日（7:23）和非上课日（10:36）都是最晚的。 　　15个国家男生在上课日的平均睡眠时长超过女生（但差异较小，少于10分钟）；非上课日，所有调研国家的女生平均睡眠时长都超过男生。男生平均就寝时间普遍较晚，上课日比女生晚2-10分钟，非上课日晚1-27分钟。相比性别差异，青少年睡眠模式差异与年龄关联度更高，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在上课日睡的时间更短、睡得更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比利时弗莱芒区青少年在睡眠时长、就寝时间、不同年龄青少年睡眠时长差异和就寝时间差异方面，在所有调查国家和地区中表现优秀；希腊青少年非上课日睡眠时长最短、上课日平均就寝时间最晚；波兰青少年上课日平均睡眠时长最短，达到建议睡眠时长的比率最低；无论是否上课日，匈牙利青少年平均起床时间都最早，西班牙青少年平均起床时间都最晚；摩尔多瓦、苏格兰青少年睡眠状况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度较高。这些结论意味着，国家层面的因素与青少年睡眠情况相关度高。 　　然而，该研究并未涉及影响睡眠的其他因素。另外一些研究则对其他因素与学生睡眠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学院高级讲师伍兹等学者在2016年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特别是夜间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在社交媒体上的情感投入与睡眠质量相关。意大利博科尼大学人口学教授比拉利等学者在2018年的研究表明，玩电脑游戏和睡眠不足有明显的关联性，每多玩30分钟电脑游戏就让睡眠不足的可能性增长50%。挪威卑尔根公共健康研究所研究员西弗森等人在2017年对挪威青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历过了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青少年面临更为普遍的睡眠困难。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弗格里斯等人基于对美国高中学生的研究显示，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存在相关性：通勤时间每多1分钟，睡眠时间减少1.3分钟。通勤工具的选择也影响睡眠。还有研究发现，各国的健康文化（如运动和饮食）、地理位置、季节也是影响睡眠的因素。 　　（作者：张力玮，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主编）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离开西藏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2月12日，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西藏班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喝藏式甜茶庆祝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丹臻群佩用了1年时间，寻找35名学生在内地西藏班求学的故事。 　　2020年是内地西藏班政策实行35周年，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藏族大学生想保存一份对内地西藏班真实而珍贵的口述史料。 　　在他寻访到的故事里，第一批走出西藏到内地求学的学生，最年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30多年来，他们中有人回到西藏成为乡村教师，有人在家乡做了基层公务员，有人返乡创业，也有人出国深造……尽管选择殊异，但用丹臻群佩的话来说，“内地西藏班的意义更像是一把火炬，赋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 　　对这些少小离家的学子来说，即使远离父母和家乡，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拉远他们心灵间的距离，许多人依然惦记着西藏，渴望学成归来为家乡建设出一分力，甚至可以说，越是走出去，这种渴望越是强烈。 　　“你要到内地去学习了” 　　平措罗布是丹臻群佩访谈到的第一届内地西藏班学生。1985年，当14岁的平措罗布收到录取通知时，比他更兴奋的是父母。他们激动地告诉他：“你要到内地去学习了！” 　　对于去内地读书，平措罗布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认知。对这个西藏当雄县的藏族孩子而言，内地是杂志和画报上的美好梦想，是有着高楼大厦、火车飞机的异域他乡。最早一批出藏读书的孩子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那时内地西藏班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但平措罗布的父亲明白儿子离开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一场终身的改变。他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内地学习的西藏学生，曾就读于咸阳公学院。为教育好两个孩子，他还把家门背面涂成黑板，教孩子认识汉字。 　　平措罗布出发去重庆西藏中学那天，父母、弟弟和姨妈去机场送他。第一次和家人离别，让他内心升起一股“就像从此以后跟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的悲壮之情，他没敢回头，强忍泪水。 　　这种忧虑并非毫无来由。很长一段时间里，通信是赴内地读书的学生最犯难的问题，许多人一走4年，只能靠书信与家人沟通，邮件最久需半年才能抵达家乡。 　　令丹臻群佩最为震惊的是，一个来自西藏偏远地区的学生，当他初中毕业回到家时，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此前家人为了让他安心读书，没有写信告诉他，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事实上，许多孩子的父母都不识字，只能请他人代笔，收到信再找人念。 　　从当雄到重庆，少年平措罗布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坐火车，虽然忐忑，但他眼中更多的是好奇和兴奋。他这段路程并不算太曲折，在最早开办内地西藏班的十几所学校中，距离最远的是辽阳一中，学生需要坐飞机到成都，再连坐几天几夜火车，从西南奔向东北。 　　当时，来到内地，许多学生首先需要过的是语言关和学习关。为更好地使西藏学生适应内地的学习，内地西藏初中班最初设置的学制为4年，包括1年补习相关小学课程，3年正常的初中学习，教学用语以普通话教学为主，同时开设相应的藏语文课程。即便如此，要让所有学生达到同一学习进度并非易事。平措罗布记得，为了跟上学习进度，宿舍早上6点半开灯，他们常常5点半左右就偷偷起来，到路灯下晨读。 　　“无论去了哪个学校、选择了怎样的道路，在访谈时这些内地西藏班的学生都谈到同一个改变：变得更加独立。”丹臻群佩说，这种独立性一直贯穿选择大学、专业和未来的就业方向中。 　　事实上，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独立。有人去内地读书的头一个月，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但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平措罗布曾在初中时因病住院，害怕父母担心，他就和同学串通好，将听来的学校新闻写信回家，营造还在学校的假象。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学能不能上完”。 　　谈起在内地求学的经历，大家更多的是怀念，比如，他们往往会浓墨重彩地描述所到城市的美食，有人回忆第一次喝可乐感觉“像喝中药一样”，有人爱上了天津狗不理包子和麻花。 　　教育的传承 　　丹臻群佩发现，到内地求学，给这些西藏学生带来的冲击不只是都市的繁华，影响他们更多的是教育环境和理念。 　　1990年，巴桑卓玛跨越大半个中国，从西藏山南来到辽宁，就读于辽阳一中，那时她常常掉眼泪。后来回到西藏当老师，巴桑卓玛深刻地认识到内地西藏班老师对自己的影响，让她笃信，老师对学生的尽心尽责是所有成功教育的基石。 　　如今，巴桑卓玛已是拉萨中学校长，学校里农牧区的学生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很多，且长期住校，平时家长也很少探望，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往往要靠自己解决。这也一度让巴桑卓玛感到压力很大。 　　她想起了自己母校的老师。内地西藏班的老师常自称是“24365部队”，即手机24小时开机、365天待命，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开联欢会。为了更好地照顾学生，他们常常舍小家为大家。 　　当年，巴桑卓玛曾和同学集体写信给学校，希望能换掉管理过于严格的班主任。但班主任知道这件事情后，一宿没睡着，回复了一封长信，情真意切地表示自己管得可能过严了，但希望学生可以进步得更多更快些。从那次交流后，巴桑卓玛明白了老师的不易。 　　2016年她特地去了辽阳一中，现任校长正是她当年的老师。她发现，30年过去，这里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程度没有一丝减弱。 　　她问自己的老师，如何能把这种传统一直继承下来？老师的回答是，大家以做好工作为重，不要带过多个人情绪和喜好。 　　回去后，她常对新来的教师说，人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不要觉得从大学出来进入单位，一抬头就看到了天花板。在她的带领下，班主任对班里孩子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学生遇到困难，老师会默默帮助学生直到毕业。学校还会提供奖学金和德育基金支持，推出贫困月捐的计划。 　　如今，她更有信心将拉萨中学越办越好，“这种信心跟我在内地西藏班的学习经历是分不开的”。 　　2001年，当格桑德吉回到故乡西藏墨脱帮辛乡看到当地惨淡的教育环境时，她决定留下来，成为村里第一名大学生乡村教师。 　　当年，这个门巴族女生得知自己考上湖南岳阳一中的内地西藏班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以此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改变墨脱父老乡亲的困境。 　　初中毕业时，她曾回过一次家，专门去就读过的小学看看。刚从内地回来眼界大开的她，在家乡小学看到的只有一间木板房、两间教室和疯长的杂草。更令她难过的是，还有许多小孩没上过学。她劝他们要出去读书，而他们的回答是“不敢，不去”。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初中毕业后，她改去师范学院学习，但是她也从未后悔过。“我一个人出来了，但更多的人没有出来。”她希望回到家乡，让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 　　去师范学校读书后，曾有老师问过格桑德吉：“如果以后是去偏远的地方教书，你愿意吗？”她说：“我就是从偏远山区出来的。”有朋友说她傻，劝她“难得从墨脱走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去”。但是她没有犹豫，去当地教育局，明确表示希望回到家乡执教。 　　改变乡村教育之路并不轻松。格桑德吉刚到帮辛乡小学时，村里不通公路，没水、没电。5个班只有4名教师，其中两位还是年纪较长的老教师。面对艰苦的教学环境，外地年轻教师来了又走，只有她咬牙坚持下来了。 　　最艰难的还不是环境，而是当地家长对教育的漠视。每年一到开学前，每个老师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动员村里年满7岁的小孩来读书。但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上学路上会遇到泥石流，还有的忧心孩子去读书没人在家照顾更小的孩子，甚至会有人直接拒绝：“家里条件苦，我们供不起。” 　　但格桑德吉坚持劝说：“墨脱的小孩如果不上学，将来就跟你们一样辛苦，继续过穷日子，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读书上学，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付出换来了回报。格桑德吉告诉记者，如今，帮辛乡已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她也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小学校长，并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奖”“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 　　她荣获“最美乡村教师奖”的消息在电视上播出时，岳阳一中的老师通过同学问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专门打电话来表示祝贺。这让格桑德吉感动极了。 　　为了更好地回来 　　从不懂一句汉语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只能一笔一画写家书到接通视频即可远程连线；从固定的文化课到有音乐、计算机、体育兴趣班等多种选择……一届届内地西藏班学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在丹臻群佩看来，随着时代发展，内地西藏班学生的择业也更加多元。但无论选择了什么，他们都在诠释着内地西藏班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离开西藏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90后藏族女生马艾乃大学毕业后，一度执意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2005年离家去上海读书的她，在浙江大学就读期间曾出国交流过。临近毕业，她没有像许多西藏同学那样直接回去，而是继续在内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直到有足够的能力为建设家乡添砖加瓦。 　　她先尝试了一家企业的新媒体工作，后来又加入西安一个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创业公司，也慢慢开始关注自己家乡的环境保护情况。 　　让她下定决心回到西藏的，是她亲眼目睹的一个景象――在她的家乡林芝，垃圾填埋场建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白色的塑料袋映衬着蓝天，刺痛了她的眼睛。 　　后来，她在西藏开了一家环保科技公司，专门做垃圾分类工作。 　　创业的第一步是艰难的。她一个人租门店、招员工，跑政府谈合作，还要将环保理念掰开揉碎讲给身边的人听。相关园区建成后，她又开放给中小学生，让他们免费参观，增强环保意识。 　　目前，该项目已被列入当地的“十四五”规划中，“哪怕这个事情只进展到这儿，我都觉得很成功了。”马艾乃说。 　　90后青年白玛次巴也选择了一条同龄人少走的路――做一名西藏偏远地区基层公务员。 　　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带他去乡政府办事，上班时间却找不到办事的人，等了很久才见到，对方还是一副嫌弃的表情，“办件事来回要跑好几趟”，这让他印象深刻，他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高考后，他如愿进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大学期间，他曾去南京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实习，看到社区阿姨对待居民热情的工作态度，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毕业后，面对南京、拉萨的工作机会，他虽然心里有落差，但依然来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之一――那曲市申扎县工作，即使那时当地“连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冬天需要生火取暖，供电也时有时无”。 　　2019年，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他到海拔4788米的卡乡德朗村驻村，帮助原来信号不佳的村子争取到一座信号基站，让村民不用再爬上屋顶打电话；还替村民解决水患问题。尽管条件艰苦，但他苦中作乐，还自己打趣说：“我是申扎县驻德朗村的电信营业中心、农行营业所、纠纷调解中心。” 　　2019年10月，德朗村顺利脱贫摘帽。“来这儿真的值了。”得知这一消息，白玛次巴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把我们选派到内地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回到西藏也应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哪怕微不足道。” […]

原标题：快乐减压 迎接高考 　　5月18日，湖南省资兴市立中学的高三学生在进行乒乓球趣味游戏。 　　高考临近，湖南省资兴市立中学开展形式多样的趣味减压活动，帮助学生释放身心压力，以轻松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 　　新华社发（李科 摄） 【1】【2】【3】【4】【5】【6】【7】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从“北大附中vlog”想到高考状元熊轩昂 　　这几天，一个记录北大附中校园生活的vlog引起网友热议，“在北大附中上学有多幸福”这一话题也登上热搜。vlog展示了北大附中学生宽松自由的校园生活以及丰富多彩的各种课余活动，10时击剑课、18时看戏剧社表演、语文课是用线装本手抄《论语》、午休有专门的午休室。从评论区多元的感慨，能看到视角的差别，有人感叹“这应该就是教育该有的样子”“比我的大学都好”，有人叹息“看到了世界的参差”，有人看到的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别，批评称“你们吃肉的能不能别吧唧嘴”，别刺激那些寒门苦读的人。 　　其实这不是学校的宣传片，而是已毕业的校友在校园开放日回母校时剪辑的片段，一种校园怀旧方式，无意中火了，也在无意中引起一些争议。从“美好”到“争议”，一边是眼前的苟且，一边是诗和远方，照见的是当下舆论对教育公平的渴求。 　　从这个展现教育“理想模样”的vlog，想到几年前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他的一段话引起舆论盛赞。他出生于外交官家庭，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是否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时，他说了一段让人充满敬意的话：“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一个生在北京的中等收入家庭孩子，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他在学习时可以走一些捷径，能看到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所以有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我当时在评论中也盛赞过熊轩昂：他是高考的受益者，却在反思着高考如何更加公平；他处于优越位置，却没有觉得自己享受优势资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考虑到身处劣势者的境地；他生在中等收入家庭，却没陷入这个阶层的鄙视链。有一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说的是所处的身份、阶层和利益决定立场，而从这个高考状元身上，人们看到了令人尊敬的“用脑袋思考”――身处优越位置，作为受益者，却去正视和反思让他受益的环境和机制所隐含的问题，去理解那些身处不利境地的人。 　　从“北大附中vlog”想到高考状元熊轩昂，是为了批评“北大附中vlog”吗？不是！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形成拉踩，熊轩昂同学反身性思考的善意，很让人敬佩，不过我一样能接受“北大附中vlog”所展示和追求的教育理想。我不认为这是身处教育优越位置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夸耀，而把这当成一种对教育理想模样的追求。公平是一种理想，素质教育的追求，同样是一种理想，两者并不排斥，不能用“公平”去泯灭素质教育的内涵。 　　其实，vlog展示的可能只是一个侧面，越是在像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教育竞争越激烈，家长越有焦虑和内卷倾向，“你不送孩子来我这培训，我培训你孩子的竞争对手”的焦虑营销越能刺痛家长。怎么办？一起轰油门渲染焦虑吗？一起展示让人觉得苦哈哈、过度竞争的拼命模样吗？这不是教育的方向，我们教育改革和追求，就是应该向素质教育迈进，舒缓焦虑和内卷，让人们能慢下来去仰望知识的星空，给快乐和好奇心留一席之地。 　　我特别能理解很多人看到“北大附中vlog”时的不舒服，从小县城乡村走出来的我，看到的也是“世界的参差”，是艳羡和心酸。但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应该是追求的目标，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个大问题，教育不公需要解决，但这些问题不是“素养教育”或“快乐教育”带来的，美好的教育没有原罪。我们没有理由让学校保持沉默，不去展示素质教育的成果，不去表达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不去尝试仰望星空。我们应该去努力让更多中学拥有这些资源，靠近素养教育，而不是尝试让他们闭嘴，或者用平均主义的思维去看待。 　　高考状元熊轩昂式的反身思考，特别可贵，北大附中式教育尝试，一样可贵。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提升师德是教育工作者的必修课 近日，湖南湘西某小学老师将班上未捐款的学生叫上讲台排成一列，发录像到家长群，要求“必须完成捐款任务”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据悉，此次捐款是当地教育基金会发起的一次捐款活动，所捐款项将全部用于奖励优秀师生和教育工作者、救助有特殊困难的师生以及开展“园丁之家”等公益慈善活动。事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决定：对教师谢某某进行行政记过处分，调离该校；对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 在热议中，许多人回忆起自己曾经遭遇的种种校园捐赠，并援引最近教育部对外征求意见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不得强制要求或者设置条件要求学生及家长捐款捐物、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或者要求家长提供物质帮助、需支付费用的服务等”，呼吁让学生捐款的行为彻底从校园中消失，这无疑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习以为常的校园捐款的某种“拨乱反正”。 教育基金会虽然是带有官方性质的基金会，但其发起的劝募活动仍不能脱离自愿的原则。基金会到学校开展劝募活动，似乎并无不妥，但其流程不能因为学校的层层传导而加入命令的成分，把劝募活动变成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交钱。实际上，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智识水平完全可以判断这一活动方式的正当性，从而避免出现上述“罚站”并“示众”的行为。 提升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活动的价值判断意识是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必修课。捐款不能强制，这是一种常识的价值判断；强制让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捐款是不合理的，则是一个老师应有的价值判断。在学校管理分工越来越细，教育行政管理科层制越发明显的情况下，提升学校的师德水平，首先需要提升校长、教师的价值判断意识和能力。唯有激发校长、教师的主体性，提升校长、教师的道德判断水平，才能确保师德如中流砥柱一般，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以不变应万变，为教育的正常进行奠定基础。 学校除了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还应传递社会价值，而传递价值的工作要靠教师来完成。但教师也同样面临着提升价值判断意识，同样需要学习经典，了解历史，亲近榜样，切磋琢磨，见贤思齐，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中国古人讲“明明德”，西方哲人探索“道德两难问题”，这都是提升价值判断水平、增强价值判断意识的有效途径。显然，将劝募变为强制，即使其目的在于奖励教师，此类行为也同样不具有正当性，甚至违反相关政策乃至法律。 2018年，教育部出台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为教师设立了行为规范，为教师行为划定了红线。对这个规范和红线，学校及教师不能以任何借口越过。 （作者：谷泽，系教育研究者）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应届生“就业难” 为何还有人选择“慢就业” 　　随着毕业季临近，应届毕业生求职就业问题再度引发舆论关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与3月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16岁至24岁年轻人调查失业率依然维持在13.6%的高位。离校不久的年轻人失业率较高，当然是“就业难”的直观体现。然而，公众眼中的“就业难”，在应届毕业生看来，却可能有另一重面目。 　　部分大学生找工作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与日益流行的“慢就业”“缓就业”潮流，是当前大学生择业就业特征的一体两面。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决定了其事业的起点，第一份工作顺不顺心，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影响至深。究竟是“先就业再择业”，还是不将就、不苟且，对求职结果坚持“完美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就业观念。 　　相比过去，当下不少大学毕业生拥有更富足的家庭条件，这使得他们在求职时趋向于“不妥协”。家庭的后盾让他们拥有更长的求职期，有的毕业生在离开校园以后仍然能够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找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迫在眉睫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人生方向的选择。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帮助更多学生找到工作，“扶上马送一程”，是教育者责任的体现。与此同时，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是高校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指标。高校有动力也有压力做好就业工作――但是，这里所说的“好”，在许多高校眼中，其实就是就业率统计数值的提升。 　　对高校和负有促进就业职责的部门来说，就业是一项宏观的社会工程；但对个体求职者而言，就业对应的是非常具体的个人生活，这既包括“有没有找到工作”的焦虑，也包括“工作岗位是否舒心”的考量。因此，观察大学生“就业难”，关注统计数字的同时，也要更多注意求职者意愿与实际就业的匹配程度。 　　目前，支持自主创业、多渠道灵活就业已成为国家政策导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日益丰富。对此，社会还应清醒认识到：接纳和鼓励灵活就业，是为了尊重求职者的就业意愿，为不同形式的就业者提供充分保障，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就业率。随着社会发展，年轻人择业期延长已成为一种趋势，从校园到职场“无缝对接”的情况或成为过去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部门顺应呼吁，出台延长“应届生”身份时效的政策。只有理解这些变化的内在规律，才能行之有效地做好就业服务。 　　就业情况事关国计民生，而个体的求职选择，则与生活的满足感与幸福感休戚相关。扩大就业率、控制失业率非常重要，做好面向不同个体的就业服务与支持同样重要。只有把对就业岗位的整体调控与对个体求职者的具体支持“拧成一股绳”，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出正向力量。（王钟的）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6月1日，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学生宣誓加入少先队。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5月31日，北京市密云区高岭学校学生正在奥金达蜜蜂生态科普馆体验VR设备。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6月1日，小朋友和家长在北京建投书局阅读儿童读物。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5月31日，浙江省湖州市新风实验小学举行绘画活动。　　王洁涵摄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孩子们的节日。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福利院里，一群姓“党”的人 　　在山西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吴贞男在介绍他的画作（5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1】【2】【3】【4】 (责编：温璐、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上海：用党史“教科书”构建“大思政”格局 来自上海市教育系统的不完全统计显示，面向高中生的“抗疫思政课”引发高三毕业生“从医热”，2020年上海考生报考医学类相关专业人次大幅提升，较2019年上涨21.49%。 上海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说，抗疫精神不仅是医务工作者的精神财富，也是对青少年开展党史教育的宝贵资源。“来自一线的抗疫故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感染力。作为一名党员，我有责任把我在抗疫前线最真切的感受告诉学生们。希望更多人能加入到我们‘大思政’的队伍中来，共同为青年学子上好这堂人生大课。”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教育系统牢牢把握课堂主渠道、主阵地，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有机融入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形成各类课和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 今年，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语文教师张铮结合统编教材相关单元，选择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进行课外拓展阅读，引导学生走进上海的红色历史，体会革命人物的崇高精神，并用书信的方式写下最想对李白烈士说的话。“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点亮理想信念之光，传承革命精神，让阅读为学生打好人生底色，让精神的‘电波’永不消逝。”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是一所幼、小、中“十六年一贯制”民办实验学校。地理教师张瑞娟针对《上海市乡土地理》中红色旅游的内容，组织七年级学生绘制《“红色印记”专题图》。当学生们把红色印记图叠加上气温、降水、河湖等一系列图层之后，当他们沿着印记实地走进战役遗址、名人故居、纪念馆时，那些历史故事就由平面变得立体。“要把地理这门学科真正上到学生心里，不能只盯住学科目标，还要带领学生理解和感悟知识以外的延伸。”张瑞娟说。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苏百泉以上海解放的史实为切入点，通过“情境活动化”，引导学生们广泛参与课前调查、建构知识逻辑、查找论据、角色扮演、书写论证提纲。 上海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教师周凯拿出的课程主题是“人民城市”。周凯让学生们思考并讨论，建设人民城市还存在哪些“卡脖子”的问题？请结合自身专业，畅想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人民城市建设。 各种各样的“大思政课”，激发了学子的共情共鸣。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张笑慈、山霁月、何其润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他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已经在纪念馆连续接力讲解16年，讲故事的方式也从普通话版增加了沪语、英语、快板和连环画等多种形式。“在讲解中我们增长着见识、锻炼着能力，更把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的精神与力量融化在志愿服务的行动中。”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晨晖学院学生姚王胤杰介绍，晨晖学院从最开始的“晨晖”党章学习社团发展而来，15年来，成员已经超过550人，其中有百余人光荣入党。学生孙恬然说：“这些帮助我们树立远大理想的‘特殊课堂’，让我们心中有光、脚下有力，脚步坚定去实现复兴梦想。” 上海还有一大批高校教师、专家、学者主动投身党史学习教育，在“上海市委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成员中，超过70%来自上海高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庆松说，自己既是一名高校党委书记，也是一名党史研究者。他不仅在学校讲党史，也在党政机关、企业、社区讲党史。“对我来说，每次基层宣讲都是一次对党史的新认识、新感悟。” 于漪、汪品先、闻玉梅、张文宏、陈尔真……一位位不同年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楷模扎根在党史育人的讲台。 此前，在“学党史 跟党走 做理想信念传人――给00后讲讲共产党暨百名‘五老’讲党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警备区原副政委阮武昌亲临现场。92岁高龄的他婉拒了主办方的座椅，站立了足足38分钟，深情讲述当年新四军的抗日故事。 “他说，给未来的一代讲，就要站着讲！岁月如梭，但我们身上的铁军精神从未远去，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未来一代。”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会长邓玉平介绍。 近年来，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课程思政理念，着力构建“大思政”格局。上海教育系统梳理明确每一门思政课必修课与党史学习教育的结合点、落脚点、知识点，探索形成思政课必修课党史学习教育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实现本科院校全覆盖；中小学探索开设党史学习的“导读”“导学”和主题活动课；研制首批57个专业门类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指南。（记者 王烨捷）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