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医学生为老人提供暖心服务 【图说教育】 10月10日，2024年北京月坛街道重阳节为老服务市集活动在月坛体育馆举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志愿者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市集上为老年人服务。图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志愿者在月坛体育馆为老人服务。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让工程硕博士培养对接产业需求 图为北京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2022级工程硕士研究生邹璇，在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科研工作。受访单位供图 9月27日，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关键领域工程硕博士核心课程》《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标准汇编（第二卷）》等在会上发布，旨在加强工程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随着工程行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高质量科技工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2022年，中组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工作，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力培养卓越工程师。明年夏天，改革后的第一届工程硕士毕业生，将在各方的关注和期待下正式走上工作岗位。 工程硕博士培养情况如何？高校与企业如何携手培养工程类高层次人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探访。 深化校企协同 加强实践教学 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的学位类别设立已久。北京科技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张海君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的培养模式与学术型硕博士大致相同，并未充分突出校企联合培养的专业特色。 近年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提出，为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带来了良好契机。因此，现阶段的工程硕博士培养与卓越工程师培养在实践层面融合较为紧密。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学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介绍，与本科阶段的工程教育相比，工程硕博士培养有几个突出特点。比如在科研实践方面，工程硕博士主要围绕企业工程技术项目，深入企业开展研究工作；在导师配置方面，实施学校和企业双导师协同指导模式；在毕业要求方面，工程硕士的研究成果可以是专项研究论文、案例分析报告或者方案设计等，工程博士既可以提交学位论文，也可以提交实践成果。 如今，校企双方正积极探索工程硕博士培养的新模式、新路径。高校方面，北京科技大学构建“一生双师百企千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联合、产教融合、双师结合，引导学生“研究做在工程中、论文写在产品上、成果转化在企业里”；北京理工大学引导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和研究生低年级课程学习期间进入导师实验室、工程师技术中心开展实践，进入企业后全流程参与工程项目、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研究。这种校企协同、本研一体的递阶式科研实践培养模式，不仅发挥了校企协同优势，培养学生实际工程技术创新能力，还有效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企业方面，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建设企业特色课程库，参与高校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设计，提升课程体系的先进性、工程性、交叉性，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质量；矿冶集团搭建校企交流互动桥梁，优先选择校企合作项目、在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作为工程硕博士培养项目，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克服多重阻力 解决关键问题 目前，改革后的第一届工程硕博士研究生已进入企业实践1年多，后续几届工程硕博士的招生和培养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然而，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王军政认为，由于改革后培养的第一届工程硕博士目前尚未毕业，这可能使学生和家长对新的培养模式缺乏信心。同时，部分本科生对校企联合培养的认可度不高，不愿长时间离开校园进入企业实践。此外，校企双方对于工程硕博士培养各有侧重：高校希望学生更多参与科研项目，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而企业更关注学生能否取得实际的科研创新成果并产生收益，以及学生毕业后是否能留企工作。 “校企导师联合培养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王军政介绍，企业导师通常由科技专家、型号总师或项目负责人担任。他们由于工作任务繁重等诸多因素，在指导学生方面投入精力有限。另外，由于学生的学习与科研实践分别在学校和企业进行，且部分校企导师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存在差异，导致校企导师在指导学生时可能存在沟通不畅、协同指导效果不足等问题。 张海君认为，工程硕博士培养关键要解决三个环节的问题：招生（入口）、毕业与就业（出口）以及中间的培养过程。在招生方面，工程硕博士大部分以推免为主，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把关，保障生源质量。在毕业与就业方面，学校需要进一步明确工程硕博士的毕业标准，参与联合培养的企业也需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双向选择的机会。在中间的培养过程中，校企双方可进一步探索项目制等培养模式，确保导师有经费支持，学生有具体目标，企业能解决需求，通过加强协同合作，共同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学习和创新平台。 聚焦能力提升 完善培养体系 教育部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为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2022年起已专门支持30所高校增设41个工程硕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目前，承担任务的59所高校，共有680个工程硕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全面铺开。 在王军政看来，工程硕博士培养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阶段，对学生未来成长为优秀科技人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工程硕博士毕业后，要将他们输送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以发挥学生在工程技术和实践方面的优势。 “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的目标是让学生、企业、高校和导师都满意，更重要的是，要让培养出来的人才得到社会的认可，满足国家的需求。”张海君说，工程硕博士培养的核心在于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当前，工程硕博士培养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深入探讨和优化，需要继续加强校企协同和产教融合，建立更加完善的工程硕博士培养体系。 王军政建议，企业也应建立长效机制，对参与工程硕博士指导的企业导师给予认可，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企业专家参与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从更具体的层面，企业还应提供良好的研究课题和生活保障，确保企业导师能投入更多精力培养学生，使学生在企期间产出更多科研成果。“企业可在工程师职称晋升、工资薪酬待遇、企业工龄计算等方面，给予留企工作的工程硕博士特殊支持，吸引更多优秀生源进入企业进行创新研究，营造校企协同开展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王军政说。 （记者 沈 唯）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的老爪箐创业村落。　　卢 磊摄 　　近年来，随着“归雁”行动的开展，劳务输出大省云南创新构建多方联动的创业帮扶模式，完善创业就业服务体系，推动“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发展，掀起一场由返乡人才引领的家乡建设热潮。 　　在以茶马古道和茶叶闻名的普洱市，“创业之城”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新标签。走进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的老爪箐创业村落，一家家装修别致的民宿、茶室、咖啡馆建在茶山前，昔日的传统村落焕发新生。 　　老爪箐创业村落创业带头人王霞从上海学习了民宿运营的经验，2018年返乡后将自家的老宅改造成了一家名为“风雨桥”的民宿，开启创业之路。 　　“我想带领村民一起建设家乡，把乡间田野变成‘诗与远方’。”2021年，王霞牵头成立了普洱市思茅区老爪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带领村民们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乡村咖啡馆、茶文化空间、研学基地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将创业与绿美乡村建设等项目结合，让更多群众回到家乡创业就业。截至目前，老爪箐创业村落共有16家创业主体，已带动100余名当地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老爪箐创业村落是云南人社部门探索“绿美乡村+创业”新模式的缩影。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变，离不开精准的创业指导和各类帮扶激励政策。在地处乌蒙山区的昭通市，返乡就业创业平台为“归雁”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服务。 　　在昭通市彝良县的锦琴天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里，负责人李锦琴正通过手机直播销售新鲜采挖出的天麻。“感谢创业园的支持，帮我们解决销售难题。”李锦琴说，合作社在入驻彝良县小草坝镇宝藏村乡村返乡创业园后，园区和人社部门为其搭建了电商销售平台，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和“一对一”专家指导。目前，合作社已通过直播销售天麻200多吨。 　　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罗以鑫介绍，昭通市、县级人社部门通过整合资源搭建返乡创业孵化平台，为有意返乡创业的“归雁”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管家服务等“一站式”创业服务，为创业项目保驾护航。 　　结合高原特色农业，云南积极推动鲜花、咖啡、茶叶、中药材等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发展，以创业助力产业，以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章保社区小河边居民小组，以玫瑰为特色“村品”，通过引入墨红、滇红等优质鲜食玫瑰品种，整合人才技术等要素，鼓励群众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村子里创业氛围浓厚，大家都可以依托玫瑰花产业来创业。”返乡大学生邢海旭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去年毕业后投身玫瑰产业，在父母支持下建设厂房，添置了2套冻干设备，今年第一批玫瑰花加工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弥勒市人社局副局长陈艳芬介绍，居民小组内目前有139家入驻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2023年全村玫瑰花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9800万元，提供了超过700个就业岗位，95%的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介绍，云南将深入实施“创业云南”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探索“绿美乡村+创业”“高原特色农业+创业”“文旅康养+创业”等新模式，持续优化创业环境，完善全链条创业帮扶服务，助力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据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熊轩昂） (责编：李�P、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破解“35岁焦虑” 让更多青年人才“冒头” 韩启德，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十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分子药理学与心血管基础研究，在α1肾上腺受体亚型研究领域获重要成果。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建设事业。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长期关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问题。当前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之下的选才面临哪些新挑战？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选才方式应如何创新？科技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韩启德院士。 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下选才新挑战 记者：近年来我国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注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希望他们挑大梁、当主角。您认为什么样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挑大梁、当主角？ 韩启德：回顾历史上那些曾经在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发挥引领作用的科学家，从二战期间美国的万尼瓦尔・布什，到新中国重要科技发展期的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周光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兼具科学性与战略性，即他们是我们所说的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有什么特质？归纳起来是视野开阔，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精神，对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把握，能够为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提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见。 而如果考察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规律会发现，一般只有科技领军人才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由科技领军人才孕育而来。 记者：何为科技领军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是怎么产生的？ 韩启德：我想有四条是比较明确的：第一，有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第二，有团队领导力；第三，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思考能力；第四，有德行，理解科学精神，富有人文情怀。 探讨科技领军人才是怎么产生的，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冒”出来的还是“选”出来的，是“生”出来的还是“育”出来的。良好的创新土壤似乎能够自然产生优质人才，但仅仅产生优质人才还不够，还要对他们进行培育。 怎么育？这就会牵扯一系列问题，所谓“不拘一格选人才”，是否能够精准选才，是否会拔苗助长。此外，如果只有准入而没有审核与淘汰机制，我们选的时候就难免战战兢兢，担心选出来的人不行，还阻断了后来者的进入。 再比如我们常说的“双肩挑”。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不给战略人才管理者的位置，怎么才能让他给出好的建议，体现他的战略思想？所以要把他放在一定的领导岗位上。理想的情况下，他既是好的科学家，又能在领导岗位上得到锻炼，成为更优质的领军人才，甚至是战略科学家。但是，如果他是好的科学家却不适合做领军人才，我们又把他放到了领导岗位上，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更糟糕的情况是，他可能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还被放在了领导岗位上。所以，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记者：您认为，是否要更有针对性地选拔战略科技人才？ 韩启德：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生”和“育”的关系。一个孩子首先要生出来，但是生出来之后，各自的禀赋并不相同。所以我们的“育”要“因材施教”，首先要先分辨这个人是适合当科学家，还是当音乐家，不应该只有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当然要选出禀赋卓著、最能坚持做科研的人；但选拔也要有多样性的标准，不能只瞄准一个方向。 记者：近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探索和实践，您怎么看？ 韩启德：现在很多单位在开展创新选拔的试点工作，我认为这是好的尝试。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一些方向的青年科技人才重点支持。但是，如果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们也要警惕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我觉得任何选拔都要通盘考虑，在层级、范围等方面要有所区分。 反思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底层逻辑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韩启德：目前的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研究对科技人才定量评估已经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它不符合学术评价的底层逻辑，而是行政管理的产物。但问题是，如果不采取定量评估的方式，我们还能怎么做？同行评议会是一种方式，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说是“最不坏”的办法。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新旧学术范式对抗带来的局限性。评审者们自身的科学成就固然很突出，甚至已经开宗立派。但当下科技发展太快，评审者自身的学术范式反而会对评审造成无意识的“遮蔽”，往往导致一些颠覆性的思想不被肯定，所以要尤其强调对跨学科研究和颠覆性研究的支持。 其次，无论是“大同行”还是“小同行”的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同行评议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为现在学科分化程度很高，隔行如隔山，让“不懂”的人来评确实会造成很多困难。小同行对于学术领域的认知程度虽然更高，但是互相之间因为门户之见、人情关系所引发的冲突会更加突出。人非圣贤，都会有主观性的思虑和情感。但我想，有一些底线必须要坚持，比如不要形成圈子、“江湖”，“打招呼”更是绝对不允许的。这都是同行评议必须应对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改进同行评议？ 韩启德：第一，小同行与大同行评议分层结合。举例来说，“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是这么做的，实践表明还是比较成功的。 潘建伟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成员。在去年的“青年科学家502论坛”上，他说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评议的过程中，他们所在的领域，小同行、大同行的评议不交叉。这些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小同行评议结束后，应该把结果全面地呈现，供大同行参考；同理，大同行的评议结果也应该反馈给小同行来审核，尤其是在根据专业领域知识对人才进行判断时。流程上多一轮评议循环可能会好一点。 第二，需要更加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对于“打招呼”这类行为要严肃处理，逐渐形成一种威慑。 第三，适当增加青年科学家申辩的机会。比如申请基金没通过，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申辩的渠道？ 记者：评审单位会不会抱怨，“如果人人都来申辩，哪能应付得了”？ 韩启德：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如何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在前面三点的基础上，同行评议与“决定权”适当分离。同行评议只是同行专家提供参考意见，他们的评议权和决定权是否应该适当有所分离？这值得讨论。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韩启德：比如说，我是美国国家医学院的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在评院士时，先是几轮同行评议，但由十几个人的委员会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综合多方面考量来做出最后决定。再比如，“求是奖”也是由顾问委员会的6―7人来做终评；曾经的“周光召奖”的理事会有9个人，他们只负责提出一个名单，周光召先生本人会一一谈话来最终认定。 此外，同行评议尤其应该向学科交叉、“冷门绝学”倾斜，这有利于部分抵消同行评议固有的一些认知局限。 记者：总的来说，您认为要多方汲取国内外高水平同行评议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 韩启德：是的，但说到底还是科学土壤、科学文化的问题。即使对机制做出很多调整，但如果文化不改善，任何好的机制都有“钻空子”的空间。改善科学文化土壤方为根本。 对创新选才路径的建议 记者：对于当前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您最担心什么？ 韩启德：现在有不少博士、博士后越来越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即使找到了岗位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要争“帽子”、发论文，“抢”项目，还有“非升即走”问题，很难潜下心来搞研究。 他们还要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承担太多非学术方面的工作，时间永远不够用，还有养老、成家、育儿等等一系列的负担。于是产生了一种“35岁焦虑”的说法。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确实是现在青年人才成长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 记者：您怎么看“35岁焦虑”？ 韩启德：怎么会形成这样的困境呢？我想“35岁焦虑”可能是学术成长当中一个自然的阶段特征，一个博士生，哪怕是有一定独立工作经历的博士后，要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期，会因成长过程中强烈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这是无法避免的普遍规律。 但我想，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比如说“僧多粥少”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我们的“僧”的数量已经过多了吗？近年来，我国培养的博士生的规模确实在迅速扩大，但中国如此之大，仍然长期需才孔亟。那么我们的工作岗位为什么容纳不了那么多博士？是不是给的经费、项目少了，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岗位？好像也不是。 记者：如果既不是“僧多”，也不是“粥少”，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韩启德：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给的“粥”种类太少。比如，博士后人才能够胜任各种岗位，但我们提供的岗位不外乎那么几种，使得大家都集中在少数几条狭窄的赛道上，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才造成了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往往要应对很多无关的杂事，你问问他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应对上级、项目主管交给他的与科研无关的事情上？再比如，现在我们提倡“有组织的科研”，大科学、大型攻关项目越来越多。但近来也有研究表明，大项目可能存在不利于青年科学家“冒头”的因素。此外，我们的评价体制也需要改进，让青年科学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现在干活的往往都是年轻人，最后荣誉往往归属于“大咖”，而且收入差距不小。虽然现在我国科研人员收入水平整体提升了，但如果贡献和收入不平衡，只会加重“35岁焦虑”。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破解“35岁焦虑”？ 韩启德：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要准确定位有组织的科研，完善科技战略布局。比如说国家觉得某个问题非常重要，不管它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我们都要集中力量来攻关、形成大项目。但是，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完善的战略规划，把大项目视为一种“事业”予以系统管理？比如将其拆解为多个“比较大”的项目，让更多领军人才能够发光发热、各尽其用。这可能会产生“1+1＞2”的效果。 第二，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的比例。 记者：这一点在很多政策中已经有所反映了。 韩启德：是的，但我觉得需要更加有效的落实。 第三，要创造更多让青年科学家展示才华的机会。比如“青年科学家502论坛”就是一个青年科学家自我展示的平台。但是，我想在参会青年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我们应该想各种办法让他们能有所展示、能够“冒头”。 第四，要规范科研成果归属机制，严格规定没有实质贡献者不得列入论文作者或者获奖成员。现在发表的一些好的论文都有“责任作者”，但责任作者是否真的能负起责任？我们应该完善相关机制，让不负责任的人不敢署名。 第五，继续增加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的份额。最近中国科协搞了一个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我觉得非常好，尽管资助金额不大，但这是在给更年轻的人创造机会。 第六，设立专门的基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参加国际交流合作。 […]

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电 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将于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近40个国家的千余名中外嘉宾将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发展，共话人类文明。记者从16日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论坛将发布《人类 2050：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报告。 据悉，本届论坛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深入研究阐释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议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共进。 论坛共设立11个分论坛，中外嘉宾将围绕“全球智慧治理与人类发展新形态”“‘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构建全球经贸新秩序”“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政党治理能力与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新能源与全球气候议程”“全球粮食体系与安全”“聚焦全球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世界”“多元文明历程与全球文明发展”“青年创新活力与全球发展未来”“百年理论反思：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全球挑战与全球治理：中国青年的政策设计”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论坛举办期间，还将成立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1+N”全球合作联盟，北京通州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也将正式上线。 据悉，通州・全球发展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于2023年10月创办。论坛以“关注全球发展、关怀人类命运”为宗旨，从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个维度产出原创性、前瞻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智力支撑。（郝孟佳、实习生黄劭光） (责编：李�P、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0月16日电 日前，“G20教育对话：数字时代的教育、技术与高质量发展”在北京召开。来自27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官员、学者及青年代表围绕“数字时代的教育转型”“数字化转型中的跨界合作”“教育促进高质量发展”“数字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机制、途径与策略”等多个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G20教育对话”大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指出，在21世纪的数字革命中，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相结合，对改进学生学习、优化学校课程、支撑教育进程具有无穷潜力。中国愿与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致力于用好数字工具，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包容优质公平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目标。他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携手推动全球教育合作，为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繁荣持续贡献力量。 本次对话特别设置了青年对话环节，来自不同国家的的青年学者、企业家与学生围绕“教育科技创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深入研讨，分享了各自在气候变化教育、清洁能源制造等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见解。 配套活动方面，在以“数字技术赋能未来学校”为主题“G20基础教育对话”上，与会代表围绕“数字化学习重塑未来学校”“学校转型赋能学习发展”“合作伙伴助力教育创新”进行了深度对话。在以“数字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机制、途径与策略”为主题“G20职业技术教育对话”上，与会代表围绕“重构职教体系：数字赋能与治理模式创新”“解锁未来职场：数字技能与职业需求演变”“展望全球趋势：能力建设与合作模式转型”进行了专题交流。 (责编：孙竞、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提升人才竞争力要找准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何为人才竞争力，如何提升人才竞争力？围绕这一主题，本期特邀三位教育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展开探讨。 石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 陈如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胡 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人才竞争力的内涵 记者：何为人才竞争力？人才竞争力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陈如平：基础教育领域的人才竞争力，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在基本学术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方面的效能。 人才竞争力涉及很多方面。具体到基础教育，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公平，即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状况的学生，在基础教育资源分配、高质量课程和教学、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普及程度等方面享有的优质公平。二是学习成果，即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等基本学科的成绩，以及这些成绩与国际标准的比较。三是技能培养，即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如语言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21世纪技能（如协作、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的效果。四是教育创新，即教育体系在采用和推广新的教学方法、技术应用和课程设计方面的能力。五是教育体系适应性，即其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的需求变化，并为个体未来教育路径和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胡娟：教育的两大重要主体是学生和教师。因此，高等教育人才竞争力既包括所培养人才的竞争力，也包括教师队伍的竞争力；既包括高校拥有和培养的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也包括人才培养、人力开发的科学过程和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制度环境。理解高等教育的人才竞争力，关键在于把握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即所培养的人才应具备为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能力。 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人才竞争力，有两点在认识上尤为重要：一是不同于商业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应是人才在竞争时显示出的能力，而非在竞争中形成的能力。过于强调竞争，会导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目的性过强，从而引发视野狭隘、能力单一等问题。而且，过于强调竞争，也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养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人的竞争力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展现的全面人格、智识和能力等，是非纯粹功用性的，是不同于物的竞争力的。二是整体人才竞争力不是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多元人才类型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不仅要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也要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石伟平：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主要指技能型人才的竞争力。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时刻回应劳动力市场之变。可以说，被市场认可的人才，才称得上有竞争力的人才。 技能型人才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优势。一是技能匹配度，即人才所具备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之间的匹配程度。匹配度高，意味着人才能够胜任该岗位的工作要求。二是技能熟练度，即人才在特定技能方面的娴熟程度，这能够反映出其是否具备高效完成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与操作技巧。三是技能稀缺度，即人才所拥有的特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能否获得更优质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机会等。四是技能复杂度，即人才掌握技能内在架构与组合的多样程度，决定着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所从事工作岗位被替代的可能性。五是技能迁移度，即人才将所学技能应用于不同情境的能力，决定着其能否自如应对瞬息万变的工作世界。六是技能钻研度，即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更新技能、追求卓越的专注度，直接影响着其能否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提升人才竞争力，成就之下亦有挑战 记者：目前，提升我国人才竞争力的难点何在？ 胡娟：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成效显著。2023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4763.19万人。目前，为进一步提升人才竞争力提供良好的结构性保障，关键在于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实现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重视发展高职教育。这既直接回应社会需要，实现起来也相对容易。二是“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发达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平均时间是30至50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左右，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的快速增加，必然是“什么条件具备上什么”。三是发展的产业结构背景是以第二产业为主。我国2002年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才超过第二产业。发达国家在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前，一般就已进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状态。 综上，第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国家在教育大众化阶段都存在的，而第二、第三个特点为中国独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要适应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任务较为艰巨。以类型结构和学科结构为例展开来说―― 在类型结构上，与发达国家常见的“纺锤形结构”不同，我国形成的是“金字塔形”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高职院校，无论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比均超50%；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和招生规模占比则较小，机构数量占比不到5%，招生规模占比不到6.5%。这种底部沉重、顶部陡峭的类型结构，不利于人才竞争力和国家创新力的提升。 在学科结构上，目前呈现“应用导向强、层次结构趋同”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基础科学薄弱，本科和硕士教育阶段理学类毕业生规模占比仅为毕业生总数的6%多，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本科阶段学科设置集中度高、应用导向强，工学和管理学两个应用类学科本科毕业生占比达51.23%；不同层次学科结构趋同，同一学科若在本科层次体量大，在硕士和博士层次往往体量也大。这种学科结构，没有很好地回应社会对不同学科人才、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还不能有效支撑“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人才培养理念，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陈如平：我国基础教育成效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国家政策环境支持有力，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普及水平较高。然而，成就之下亦有挑战，提升人才竞争力面临的主要难点是： 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教师队伍素质和专业持续发展等方面有一定差距。在实践中，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忽视学生个性化发展、兴趣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功利性做法时有发生。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有待深入，部分教育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对学生创新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待提升，缺乏相应课程、教学和专业支持；对于有特殊才能和潜力的学生，缺乏更加个性、灵活和一体化的培养机制。 石伟平：技能型人才竞争力的提升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前端、中端、后端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存在有待突破的难点。 前端难点在于人才生源基础薄弱。与学术型人才相似，技能型人才同样需要一定的先天禀赋，生源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技能型人才的成才率与成才高度。回顾历史，在生源基础有保障的情况下，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为社会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技能型人才成长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生源基础未及预期，技能型人才培养难度不断增大，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 中端难点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亟需提高。不同于学术型人才的成长规律，技能型人才成长过程与产业、行业、企业等具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在现实层面，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而不深的现象依旧存在，突出表现为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存在一定脱节，课程结构与岗位所需完成的任务结构存在一定脱节，教材内容与岗位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体系存在一定脱节，教师素养与“双师型”教师胜任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等。 后端难点在于人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相较于学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往往在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面临较大差距，这无形中削弱了个人主动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意愿与决心。 优化结构，在关键环节下功夫 记者：提升人才竞争力，您有何建议？ 胡娟：提升高等教育人才竞争力，关键在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其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重要抓手，也是当务之急。 在类型结构上，可考虑扩大本科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扩大拔尖创新人才“蓄水池”。在学科结构上，提高基础学科尤其是理学在本科教育阶段比例，注重学科布局层次差异，改变当前不同层次学科结构趋同现象，提高高等教育结构整体效能。更重要的是，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结合起来进行优化调整，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力量，激发地方和高校的办学积极性。 石伟平：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需在关键环节下功夫：要探索改革以单一分数为取向的普职分流制度。普职分流基本原则，应以学生兴趣、潜能为基础，对其进行系统的生涯指导与测评，帮助学生了解在不同领域成才的可能性，引导其在学术与技能成才道路之间作出理性选择。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关键在于深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方面，整合人社与教育部门优势办学力量、公办与民办学校优势办学力量，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协力面向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鼓励办学机制创新，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健全技能型人才评价制度，构建以技能水平为核心标准的人才评价等级体系，并完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健全技能型人才激励制度，鼓励企业将技能等级水平作为职务职级晋升、薪酬待遇提高的重要标准，从而增强全社会对技能成才的信心。 陈如平：提高基础教育人才竞争力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应确保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资源分配应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更新课程内容适应时代需求，采用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等方式改进课堂教学。 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提供充足的图书、实验室和信息技术设备等学习资源，改善学校基础设施，鼓励使用新技术手段增强学生学习体验，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重视技能培养，保障学生全面发展。推进跨学科学习，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STEM（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积极运用多教育场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加强评估反馈，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定期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建立有效反馈机制，鼓励家庭和社区参与学校教育和改进过程，共同支持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加强宏观政策引导，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确保教育发展战略政策的前瞻性、一致性和连续性，建立更加公平、包容、有活力的教育环境，健全教育政策落实保障机制，加强与国际教育机构交流与合作，拓宽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记者 晋浩天） (责编：李�P、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0月15日电 “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是一次盛会，千千万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线下或线上参与其中。”2024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WAFI）期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贝丝・贝克多（Beth Bechdol）接受人民网专访，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及参加大会的感受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当前，气候变化等因素正在加剧全球粮食危机，这些问题值得密切关注。在本次WAFI大会中，中国高校提出了富有实践性意义的农业创新方案。”贝丝・贝克多说。 对于如何应对粮食危机，贝丝・贝克多告诉记者，对于农业领域来说，要通过创新来应对当前形势下的多种挑战，需要进行包括政策、体制机制、技术、金融等在内的多种层面创新。同时，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金融机构等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农业科技领域以及其他非技术层面的创新路径。 针对有志于从事农业农村事业的青年群体，贝丝・贝克多表示，希望更多青年人认识到农业领域具有令人振奋的就业前景。当前，全球有太多问题需要通过农业领域的方案来解决，需要更多富于创新、有创造力和大胆的思维融入，而这些新的元素只有年轻人才能带来更多。 “农业发展这个行业又酷又有趣。未来，也希望更多年轻人从事农业和食品科学事业，加入到我们行列中来，我相信一定会有所作为。”贝丝・贝克多呼吁道。（李依环、实习生田怡婷） (责编：李�P、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当地时间10月12日，在巴西圣保罗，中国高校羽毛球代表团和巴西羽毛球协会运动员切磋球技。（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 摄）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学者有“南陈北冯”之说。“北冯”指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史》影响很大。但“南陈”的影响似乎只在学术圈，一般读者所知不多。“南陈”指陈荣捷，他是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一位重要推手。其实，西方人对古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真正重视和深入就是从研究“新儒学”开始的。“新儒学”属西文硬译，中国人称之为宋明理学，是影响中国人思想和意识形态1000多年的一大学派。 　　美国新儒学研究最著名的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狄百瑞教授。但说起狄百瑞的成就，离不开陈荣捷。狄百瑞曾经深情地评价称，“陈荣捷将其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求道和授道。作为早期在美国开拓亚洲研究的领袖人物，陈荣捷在去世之前不久，被亚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服务奖’。” 　　对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陈荣捷的名字有点生疏，但在西方汉学界特别是新儒学研究领域，他是独当一面的大师。陈荣捷和狄百瑞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二人无私向学、通力合作，完成了很多学术著作和资料书，并在美国大学汉学课程设置上贡献杰出。他们二人的友谊和合作成就了中美学者交往和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陈荣捷出生于广东开平，早年就读于岭南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回母校任岭南大学教务长，后去夏威夷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高校任教。陈荣捷在美国研究和推广中国古典哲学方面成就卓著，1980年曾担任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跟狄百瑞教授合作培养了美国汉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人才。 　　陈荣捷是最早在美国高校开展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并因其提倡通过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来理解中国社会而闻名。他还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及朱熹学派的著作，在美国高校作巡回讲演。 　　陈荣捷与狄百瑞于1948年在广东相识。此前，他在美国学界已经较有名气。陈荣捷曾经担任过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的人文学院院长。当年，陈荣捷跟年轻的狄百瑞一见如故，互相启发。陈荣捷和狄百瑞还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们因此惺惺相惜，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荣捷与狄百瑞的合作，是文人相亲的典范。他们二人互通有无、交融互补，把二人的学术潜能发挥到最大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狄百瑞对中国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杰出。他早年师从汉学家富路特，也学习过日语，并曾到燕京大学留学。他的汉学研究最终落脚在新儒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与陈荣捷的合作是狄百瑞获得学术成就的基石之一。 　　陈荣捷自幼受过非常扎实的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他大学和博士都研究哲学，尤为钟情宋明理学，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中这方面的翘楚。其后，他开始著书立说，并翻译了《六祖坛经》《老子道德经》《传习录》《近思录》《北溪字义》等大量中国典籍。可贵的是，陈荣捷不止于翻译，还由译及释，对这些经典进行诠释和解读。陈荣捷与狄百瑞合作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中国传统根源》《东亚传统根源》《东亚经典的智慧》等大量教科书，其成就至今无人超越。 　　狄百瑞一生强调要进行通才教育以及树立学生“放眼全球”的眼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美国学界最早创设了“核心课程”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要让美国学生学习和了解全球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从人类文明精华中汲取营养，做一个与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人才。在狄百瑞创设的这个理念中，陈荣捷也贡献了很多力量：首先，陈荣捷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献功底，精通中国古代哲学，是狄百瑞的有力合作者；其次，陈荣捷也熟知西方哲学，能够用西方人读得懂的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易于在美国高校传播；第三，陈荣捷接受过良好的中英双语训练，他的中英文写作和演说能力俱佳。他在美国多所高校授课、出版大量译著和理论著作，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间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免费做过2000多场讲演，有力宣传了中华文化。 　　陈荣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新儒学，他当年在哥大执教时被聘为访问教授，学术地位备受尊崇。陈荣捷与狄百瑞的合作长达40年，从狄百瑞任哥大系主任到教务长、副校长，二人一直互相砥砺、相互成就。陈荣捷在哥大任教至近90岁，而狄百瑞一直工作到97岁，可谓鞠躬尽瘁。 　　如今，回顾西方汉学史和在美国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史，陈荣捷的成就值得一记。 (责编：李�P、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