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就业公平 　　近几年，互联网公司都不太招人了，更多人出于稳定性考虑向体制内“进击”。我发现，虽然官方已没有“985”“211”一说，但不少单位还是以此为标准，将应聘者划分为“三六九等”，不满足条件者连参加笔试的资格都没有。我希望两会多关注应届生向体制内“内卷”的问题，还希望拥有覆盖面更广、信息更全面的就业信息聚合平台。 　　李晓鹏（高校教师）： 　　人才供需双方确实存在结构性矛盾，市场上在喊缺人，毕业生在喊找不到工作。从需求侧来说，有的用人单位不愿意做培养人的工作，人才与岗位要达到比较丝滑的匹配度，需要投入的成本比较大。从供给侧来说，有的大学生除了缺少工作经验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就业观不清晰，对社会现实认知模糊，找工作带有盲目性。 　　学校要解决教学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在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环节，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分流，考研、考公、考编、出国、创业，等等，都是出路，要精准施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建议。教师可以尝试利用自身影响力主动对接用人单位，收集用人信息，定向推荐学生。我认为，高校教师有责任把学生推向市场，并且根据市场反馈来决定如何教学。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资源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鉴于有的企业不太愿意承担育人成本，可以采取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录用多少毕业生，就给予多少税收减免。另外如果考公考编能够带头降低学历门槛的话，或者可以缓解考研热，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就业。 　　林心（人力资源专员）： 　　企业确实有难言之隐。拿招聘女性员工来说，目前，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回到岗位后有一年的哺乳假。在孩子3岁以前，还有育儿假。对此，一方面，企业要尽力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有必要给企业“减负”，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比如，针对产后女性的税收、保险等成本，给予一定程度减免。 　　对“学历鄙视链”而言，负责招聘的HR每天面对的简历量动辄上千份，有时不得不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初筛，看第一学历就成了常见的衡量标准。我认为，企业要尝试建立更为合理的简历评估体系，避免让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应聘者成为“遗珠”。例如，在报名系统中，让应聘者的实习经历、研究成果等得到更多展现，而不仅是学历、成绩等量化指标。 　　赵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审查就业歧视类案件时，法院往往需要劳动者证明：用人单位设定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招录条件；不予录用的决定与该条件存在时间、因果上的密切联系。求职者在维权过程中，要注重对“用人单位的不平等要求不是职业所必须的”这一情况的阐述，籍贯、性别等与工作岗位内在要求无必然联系的因素，都不能成为用人单位的合理区分标准。 　　在维权时，劳动者要注意证据的留存，如对不合理的招聘信息进行拍照、截图并予以公证，在面试环节录音录像，取得其他应聘者的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还需要注重证据的收集，如多与用人单位沟通，获得更明确的招聘条件信息。 　　一方面，可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和投诉窗口，畅通投诉渠道，切实严查就业歧视类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对检察院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就曾在就业性别歧视领域，赋予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从而减轻劳动者自身诉累。 　　刘昌松（律师）： 　　如何降低就业歧视发生率？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做好政策引导。拿招收残障员工为例，若每招收一名残障员工都有补贴，且补贴额还比较可观，招收残障员工比不招收残障员工更划算，则对残障人的就业歧视自然烟消云散，招收女性员工等也一样。否则，只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招收特定员工的不利后果都由企业承担，企业就会找各种借口继续歧视。 　　至于在求职或履职中的就业歧视情形，例如直接写明歧视条款，或者女工怀孕即要求离职等，求职者维权相对来说并不难。我的建议是，首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而不是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前者处理快且不收费，后者则程序繁琐，且维权成本很高。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考研高考化，高等教育如何“上岸” 找工作，研究生学历成了“标配”。一方面，有些人似乎读了个“假大学”，另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不少专业在毕业找工作时变成了“天坑”？真有必要所有人都去考研、考博吗？研究生做科研，如何避免无偿给导师“打工”？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两会有没有新建议？ 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大家经常批评高校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与专业设置相比，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的转变。 如今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需要丰富的实习经历。目前广泛存在于大企业的“管培生”模式给了我们启发。管培生的盛行，从需求端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目前它只是民间行为，我们能否把这种培养模式制度化？ 在国际上实际是有参照物的，这就是以德雷塞尔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为代表的实习与学习合作办学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半工半读。德雷塞尔大学与同在费城的研究型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同，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大一准备好学术课程后，大二就要开始进入实习项目，毕业前要完成1到3个实习项目。据统计，因为实践技能突出，55%的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找工作，多数毕业生早早就被预定。与之相关，这类大学的学制偏长，与我们曾经的5年制医生培养类似。 与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相比，“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将事实上已经普遍存在的“管培生”模式制度化，或许能让毕业生在就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范星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我认为优质的课程教学仍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石。相比本科课程注重基础知识输出，研究生课程更加聚焦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但目前一些课程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分组讨论、学生上台讲授的同时，缺少了教师对学生的基础性讲授和指导，专业教学体系不完备、要求不严格，学生的获得感不强，能力提升有限。研究生阶段本应是搭建完整专业知识体系和形成系统专业理论认知的关键时期，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培养过程中，仍需强调专业课程教学的计划性和逻辑性，给予学生高质量的教学和指导，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工作要更注重因材施教，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支持。跨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研究生课程选择上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些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完备专业知识框架。在原专业读研的学生，或许更需要交叉性、跨学科的专业课程。因此，教学管理机构应当在培养计划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化培养需求，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给予师生一定自主空间，助力前沿创新人才培养。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园“学生工”也是一种劳动形式，学生跟学校和导师之间事实上发生着某种劳动关系。其中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劳动环境的问题。校园实验室是导师“雇佣”“学生工”最主要的场所。校园实验室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严格的环保措施。第二，是劳动安全的问题。有的导师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时并不系统和严格，甚至可能只是把实验室安全当作学生天然应该知道的东西，不予重视。有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安全操作手册，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第三，是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学生工”没日没夜地给导师干活，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报酬极低。由于在与导师关系结构中，学生一般都处于弱势，所以对导师的无偿或低偿“盘剥”，只能忍气吞声。第四，是劳动保障的问题。校园“学生工”应该被看成是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必须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傅湘辉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采访对象供图 　　从湖南乡村到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从医学博士生到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傅湘辉坦言，想做出好的科研成果是他从未忘记的初心，也是他一路前行的动力。 　　傅湘辉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的一个乡村，勤学苦读的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南大学，并在学校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彼时，傅湘辉在老师带领下开始接触科研工作。硕士毕业后，傅湘辉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上下求索。 　　“我很幸运，总是遇上学识渊博、有责任心的好老师。”傅湘辉说，“在海南大学我师从陈守才研究员，他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领军人才，是他教会我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做好科研。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我的老师刘德培院士告诫我要‘永远当好学生’，不要停下求知的脚步，我一直铭记在心。” 　　恩师的谆谆教导时刻在傅湘辉耳边响起，激励他奋勇前进。2004年，傅湘辉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启程海外，这一去便是10年。 　　“在挪威的日子里，我深刻体会到目标感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傅湘辉回忆说：“北欧的工作节奏较慢，上级管理相对宽松，如果不靠自我督促，很容易陷入‘躺平’的状态。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度过每一天，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都不愿降低自我要求。” 　　3年后，傅湘辉得到了在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工作的机会。美国的工作节奏更快，压力不小，这对傅湘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紧锣密鼓的科研工作中，傅湘辉愿意比别人多下功夫、多花时间，勤奋认真，不仅工作得到了实验室上级的称赞，个人成长也在不断突破。 　　“海外漂泊多年，我始终想回到祖国，为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出一份力。”2014年，傅湘辉来到四川大学，开启了新的征程。在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傅湘辉建立了“代谢与疾病”研究室，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 　　“糖脂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和生物合成原料，是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其紊乱是糖尿病、脂肪肝、肝癌等重大疾病的重要驱动力，致病机理复杂且远未完全清楚。”傅湘辉说，“我们的研究聚焦在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肝癌等糖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致力于从非编码RNA角度发现致病新机制和临床新靶点，推动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最终提升临床诊疗水平和人民健康，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傅湘辉认为，糖尿病和肿瘤是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日益严重的威胁，两者的发病机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且关联密切。“代谢在糖尿病和肿瘤等人类重大疾病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当前生物医学的重要突破方向。”傅湘辉说。 　　在科研工作的推进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湘辉的团队发现了一种RNA高级结构通过非编码RNA等靶点调节糖脂代谢及其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和机制，并将相关成果发表在了Journal of Hepatology、Hepatology等国际期刊上，这为糖脂代谢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外，傅湘辉也在四川大学任教。“作为一名基础研究工作者，我想把积累的研究经验向后辈分享，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取得创新突破。此外，科研工作并不轻松，需要踏实刻苦的工作态度、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我想凭微薄之力，立足三尺讲台，鼓励年轻人践行和发扬科学家精神。”傅湘辉一席真诚话语，道出了一名师者的初心。 　　教育的硕果已挂满枝头。傅湘辉的多名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荣获国家奖学金、义翘神州奖学金等荣誉，多名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傅湘辉指导的博士后获得多项国家基金委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等。 　　“在科研道路上追梦，在科研过程中育才。”傅湘辉说，这是始终激励他的箴言，也是他不懈奋斗的方向。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官网消息，从2023年7月1日起，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毕业的具有合格高等教育资格的国际学生将获得延期2年的毕业后工作权利。 　　澳大利亚最新出台的留学签证政策规定，从2023年7月1日起，指定的短缺技术专业的本科学位国际毕业生工作签证有效期从2年延长至4年，硕士学位国际毕业生从3年延长至5年；所有博士学位的国际毕业生从4年延长至6年。同时，留学生法定打工时间上限从每周40小时增至48小时。 　　对于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来说，这种延期将被添加到临时毕业生签证（子类485）中；对于已经持有TGV（临时毕业生签证）并将寻求延期2年的特定学生来说，能够进行新的签证申请。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考虑了工作小组的建议，并宣布有关该措施的更多细节，包括职业的指示性清单和合格资质。接下来，澳大利亚内政部和教育部网站将提供进一步信息。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资格清单是通过将技能优先清单上需要的职业与相关资格进行对比而制定的，相关部门每年将监测和审查职业和资格清单，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风险。 　　（来源：中国侨网）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戴天方：要“跨界”培养使用技能工匠 　　 【代表委员履职记】 　　 19岁开铣床，如今已在车间一线干了34年的“机械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首席技师、航天三院239厂特级技师戴天方，近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新生代”一线工人的情况。 　　 对于调研中遇到的“招不到学技术的徒弟，年轻人不愿意学技术”等情况，他很着急。“制造强国离不开技术工人，而且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当前，各行各业中技术工人十分缺乏，主要是有人觉得当工人收入低、地位低、没发展、没面子。”戴天方说，他建议国家要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让更多的人愿意学技术当工人，激发企业人才创新活力，不断壮大技术工人队伍，使技能水平越来越过硬。 　　 身在一线，心系技能人才。戴天方调研走访发现，高技能人才培养也有一些新情况。“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到的基本操作技能，与生产一线所需技能不适配，‘新生代’工人就业后，难以适应企业需求，还要再进行培训，不能即就业即产出。”戴天方说，现在我国装备制造业迎来了新时期，数字孪生、虚拟场景、智能制造、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正逐步应用到生产中，这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更高了。 　　 “就说我们中国航天科工三院239厂吧！现在都使用高度集成的数字化、自动化总装生产线了，还在建设5G+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车间。”戴天方说，“这些变化，需要更多掌握专业知识、更高科技水平的技能工匠。” 　　 戴天方自己就是这样的“高手”。他提出的“镗铣结合”减重“绝技”，能够将近百公斤航天舱段的重量精度控制在0.1kg以内，他总结出的“八字真言”，能够实现数米长舱体的微米级加工。 　　 身为大国工匠，戴天方最关心的问题是高技能人才如何源源不断涌现。他提出，要关注高技能人才，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技能水平，让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后继有人。 　　 “将来，技能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业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技能与技术会深度融合，原来单一的作业方式也将发生很大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戴天方认为应该积极探索现场工程师使用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将部分专业技能人才纳入技术师体系，推进技能人才‘跨界’培养使用，促进技能与技术人才融合发展，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精操作、懂技术、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戴天方说。 　　 而这样的现场工程师，需要从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入手，在教育的不同阶段融入不同的教育内容，灌输终身学习理念。“正确引导从业人员的就业认知、职业认知，要系统规划从业人员自身职业生涯。”戴天方说，“还要培养主动融入、主动接轨行业发展的意识，要培养不断学习的理念与行为，从而让‘新生代’工人成长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制造业所需复合型人才。” 　　 （记者 詹媛）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理论研究者和一线工作者，应准确把握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所带来的三个向度上的变化。        研究内容向度，从“点”到“线”的贯通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是学段的有效衔接，而学段衔接的核心是相邻学段的相邻的两个年级之间的衔接。当前的办学体制总体上分为大学和中小学两个阶段。中小学又分高中、初中和小学三个学段。每个学段都能以学校为单位，在学段内部一体化地备课、教研、评价，实现教学和育人的层层递进。但在学段与学段之间，情况就相对复杂，因为不同学段分属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可能又归不同的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所以，学段与学段之间在衔接中存在不少障碍性因素。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就是要打通学段与学段之间的壁垒，通过小学六年级与初中一年级、初中三年级与高中一年级、高中三年级与大学一年级之间在点上的有机结合，实现学段与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着眼点不仅是学段与学段之间的点，而且要求将大学、中学与小学的课程、育人目标、育人方式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设计，宏观架构，不仅要实现点上的结合，而且，在教学设计上，既要体现差异又要突出整体；在育人目标上，既要体现出阶段性特征又要围绕总体目标，也就是要在点的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线上的贯通。        工作对象向度，由“课”及“人”的延伸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工作对象和重心是课程。课程是育人的主渠道，青少年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设计不同的课程，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的一体化建设需要系统地设计各个学段的课程标准、内容结构、授课方式等，又要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年级编制有针对性的教材，还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与思政课相配套的课程体系和资源体系。        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对象和重心是人。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要通过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方法，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典型示范、榜样引领等，提升工作对象的政治素质、认知水平。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就是要锚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对不同学段的学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使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能够健康生活、自主学习，能够担当责任、开拓创新，能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必备的品格和能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实践范围向度，自“内”而“外”的互联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场域在教育系统内。学校是开展思政课的主战场，教师是实施思政课的主力军，无论是大学的思政课还是中小学校的思政课，都聚焦于课程，所有的研究行为和教育行为都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        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则不仅要调动系统内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且需要整合家庭、社会、政府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中。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学生本质上是社会人，来自于社会还要再回归社会，完全置身校园与外界绝缘，很难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教师，学生的思政教育离不开家庭的配合；学校在对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协助和支持，需要政府托底。所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        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到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体现了对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认识的深化，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对这三个向度的把握中，采取更切实有效的举措，以进一步增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作者简介：        曾志伟，北京市朝阳区思想政治教育指导评价中心副主任       […]

       重视思政课、办好思政课、讲好思政课，关键就在思政课教师。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新时代要求政治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        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也是思政课教师的必修课。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思政课教师，要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为思政课教师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校园。只有心系“国之大者”，才能达到忘我、才能不跑偏，理想信念会产生于理论自信，前进道路需要蕴含思想的光芒，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这样才能更加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突出立德树人中心环节，坚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牢牢掌控思政教学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坚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的本质是成长，青少年的培养要坚持五育并举，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方针和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作为高中思政课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形成的以知识为中心的固定授课模式，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2016年高考评价体系也指出，新高考命题范式由能力本位转变为素养本位，这意味着高考命题由考查做题能力转向注重考查做事能力。做事能力是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素养本位时代紧紧围绕“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主题，这也引导教学要向“实践性教学”转变。        因此，高中思政课要着力打造“活动型学科课堂”，在参与朝阳区思想政治教师教学改进项目过程中，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团队共同打造的“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课中，通过与各位专家说课修改、试讲、正讲三个环节，组织同学结合京津冀真问题进行分组调研，登录国务院工信部等官方网站查找资料，小组合作共同完成模拟产品企划会，并设置了“模拟企业+投资提问”双活动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教育方式方法，在课程教学中自然、恰当、准确地融入思政元素。笔者体悟到思政教师要做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利用者、做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师要以学立研、以学立教，只有深入研究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与文献著作，才有将思政课上好的勇气。同时，作为教师决不能成为教书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课上流露的是真情实感，教师一定要抓住这些契机用合适的方式去教育，也就是“成事更要成人”。        坚持用榜样的故事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榜样是激励人不懈前进的巨大动力。榜样示范教育是通过弘扬先进人物的崇高品行、光辉事迹等，使受教育者受到某种程度、合乎一定目的的影响，从而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比于传统的“说教”教育,榜样示范法更加真实、鲜活,能够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涌动的热血与最赤诚的力量。从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烈士,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感动中国人物,大批的榜样先后涌现。他们的事迹感动了亿万人民,成为无数青年学习、奋斗的目标。在新媒体时代开展年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作用,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多种渠道与平台,加强榜样宣传,使之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榜样人物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卫国戍边的军人、献身国家事业的科学家、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等等。要充分发挥各行各业英模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学习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等先进典型的精神。发挥榜样示范教育的重要意义是在人们的精神层面树立起精神榜样，让榜样和典型身上体现的精神成为人们的价值引领和精神追求。        作者简介：        张晓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望京学校党总支书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高中主管校长        赵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高中政治教师，北京市朝阳区高中政治兼职教研员，清华大学教育博士在读 (责编：白炅、崔�文)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3月2日电 近日，“飞翔汉语・向北航行”线上冬令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落下帷幕。该项目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汉语桥”的线上团组项目，自2022年以来已举办两届，共吸引来自英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等29个国家的1300余名国际学生相聚云端，感受中国航空航天的魅力。 “云参观”航空航天博物馆、讲授“月宫一号”生命保障人工闭合生态系统地基综合实验项目、讲解小卫星研发背后的故事……“飞翔汉语”系列项目基于北航学科优势，在汉语学习与文化体验的基础上，依托线上平台丰富的教学方式，突出航空航天特色，向国际学生展示中国航空航天成就。 据悉，冬令营今年增加了“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北斗‘智领’交通”等新内容，紧随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步伐，邀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专家讲解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北斗国际交流培训中心专家等，系统阐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全球的意义。 此外，还有国风十足的体验课，在中国书画和中国剪纸文化课上，学生学习绘制、剪出“天宫”“玉兔”“嫦娥”“祝融”等中国航天飞行器、探测车，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漫情怀，以及现代科技的魅力。 北航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飞翔汉语”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已成为北航开展中文国际教育的特色品牌。未来，学校将继续探索高质量中文国际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坚持开放办学，将汉语教学、社会实践等贯穿于国际学生培养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各国青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李依环、实习生余睿婕）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如何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密码” 　　全国政协委员、数学家袁亚湘在国内的科研之路是从一笔1.3万元的经费起步的。 　　1988年，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的袁亚湘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28岁的他得到一笔1.3万元的科研经费。 　　对从事基础研究的袁亚湘来说，当时这笔“不少的费用”足够开展一些研究。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 　　深知科技人才起步之艰难、培养之不易的袁亚湘，只要有机会就会为年轻科研人员鼓与呼。哪怕他做了所长、院士，乃至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从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袁亚湘的提案总离不开青年，离不开人才，只因他深知“国家兴盛，人才为本，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进行专章部署、集中表达，意义深远。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高松认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不可阻挡的复兴进程、不可避免的大国竞争，对创新型人才的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而创新型人才的战略内涵在于能够引领未来。 　　“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高松说。 　　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一道必答题 　　80后刘争是一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精心调研准备的两个提案都和创新型人才有关。在这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看来，科技创新最终还是靠人才。 　　他梳理航天制造技术发展现状发现，距离应对未来航天重大工程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高校的实验室重点解决“0到1”的突破，离工程应用还有差距，而航天制造企业长期依赖型号牵引……说到底，还是缺乏专门的工艺研发体系和相应的人才。他提交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聚焦以航天制造龙头企业为核心组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强强联合。 　　他的另一个提案直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据人社部测算，2020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为750万人，人才缺口达300万人。到2025年，人才需求将达900万人，人才缺口达450万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刘争认为，响应这一精神，要从培养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技能人才做起。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前科技事业用人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企业用人体系未能跟上技术发展速度；另一方面，院校培养相关专业人才需要建设专业、招收学生、培养输出，又滞后企业需求2-4年；而随着智能制造技术发展，大量劳动者的经验和技术被集成到机器设备中，下一代从业者需“吃透”技术才有可能创新发展，从业要求不断提高。 　　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命题，隐藏着一道必答题：如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刘争建议，构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评价标准；进一步提升薪酬待遇，增加科技创新领域对高素质青年吸引力。 　　来自农业科技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邓干春对此感触颇深。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对我国特色油料产业的发展如数家珍：葵花籽、芝麻、亚麻籽等特色油料资源丰富，年产量达到1200万吨，且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但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该产业存在价值挖掘不够、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等诸多难题，产业韧性亟待提升。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邓干春认为，相比大宗油料，特色油料种类多、差异大、特异性强，围绕全产业链布局特色的价值链、人才链、平台链设计不足，领军人才、顶端人才数量有限，构建特色油料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集聚不足。 　　他建议，加强对特色油料全产业链人才培养和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形成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专业性强的平台集群，打造提升特色油料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 　　打牢科技大厦“地基”需要教育发力 　　在不少人看来，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事业大厦的“地基”。袁亚湘认为，基础研究需要一大批真正热爱科学、甘于寂寞、执着钻研的人，需要一批创新型高水平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好奇心总是不足？有的学生高考成绩非常好，但为什么创新点不足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溯人才培养的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一条线，需要统筹考虑。 　　他说，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研究一样，“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做不好，根基打不牢，再往上也很难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李鸿彬今年带来一份建议――加快建立健全拔尖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的实践探索，打通中小学贯通培养渠道，并建立层层选拔、集中培养的有效机制。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校不仅仅是向国家和社会输出科技成果，还输出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认为，最大程度发挥青年的聪明才智，让青年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是当前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发现，当前在资源分配和评价方面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如资历、年限等，成为青年人才早日脱颖而出的阻碍；用人单位只重引进，不重培养和服务，也无法为青年提供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此外，一些急功近利的不良社会思想也会影响青年人才的成长。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我们要改变‘一刀切’的评价标准，破除年龄、资历的束缚，合理调整职称、绩效等指标与实际贡献的权重，让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能沉下心来做科研。”施卫东建议，建立符合科研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和体现人才价值的评价体系。 　　最大程度释放青年人才活力 　　如何激发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科技委常委袁斌今年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当前青年科技工作者已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主力军，然而青年员工在工作、生活方面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何让青年员工踏实工作、减少后顾之忧，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推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我国急需引用、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高端创新人才，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用好现有的人才资源――释放青年人才的活力，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新生动力。”袁斌说。 　　他以自己所在的单位为例，在人才使用方面，要不断挖掘、发现青年科技人才，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赋予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人才评价方面，可以尝试建立以基本信息、业绩贡献、工作经历及人才培养等为内容的综合积分指标体系，并应用在职称评审、岗位能力等级评定等领域。 　　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施卫东告诉记者，要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初期科研、基础科研经费支持力度，要给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鼓励青年人才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在原创首发上有突破。 　　这和袁亚湘2021年的提案――“禁止对青年学者设定不合理定量考核指标”不谋而合。 　　袁亚湘曾提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续聘、升职等多重压力，过重的学术压力不利于他们安心工作。他认为，有的高校、单位设定了定量考核指标，这种算“工分”的做法显然不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也不符合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规律，会误导青年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将严重影响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良性发展。 　　这份提案在当年引发不小反响。科技部相关司局后来回复称，将针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和发展特点进行一些改革，此前过于注重科研工作数量的做法将逐步矫正。 　　今年2月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情况。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专门就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三大目标统筹部署推进，瞄准的都是现代化强国……重点还是要落在科技人员身上，中国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以人才强、科技强达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 　　会后，王志刚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追问补充道：“未来任何事业，青年是最大的希望，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未来要吸引更多人学科技，还要鼓励他们去干科技。” 　　(记者 邱晨辉 张茜 叶雨婷)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助力高质量发展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并就此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为我国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需之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长达40多年的飞跃发展。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双碳”目标。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将注定不凡和伟大。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安全之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然而逆全球化的思潮打破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平衡，中国产业深受“卡脖子”难题困扰。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只有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条件。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必须改革创新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可考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长期支持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更需长期、稳定、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总量投入的同时，也要优化资源配置。在基础科学研发费用的执行上，可向高等院校适度倾斜，发挥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以2021年为例，我国高等教育部门占研发经费执行的比例为7.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基础研究依赖厚积薄发，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重大的、原始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往往产生于大交叉、大融合的学科交汇处，在此方面高等院校具有优势。对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增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将从源头、从底层解决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作者：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责编：郝孟佳、孙竞)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