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职教江苏方案助高技能人才喷涌 　　“原本我以为来职业学校就是混日子，后来才发现职校生活也多姿多彩，也能让我实现人生价值。”江苏省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马宇感慨地说。他在老师的鼓励和队友的陪伴下，曾获得2019年中职国赛一等奖。 　　像马宇一样，在职业院校的学习中实现逆转，学得一技之长，开启精彩职业生涯的学生还有很多。 　　据悉，江苏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实现“十一连冠”，参加全国教学能力比赛实现“八连冠”。在2020年首次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比赛和首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中，江苏获奖数均位居全国第一。 　　“十三五”以来，江苏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达36亿元，持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现代职教体系构建、推动产教融合、推进“三教”改革等方面出台多项举措，探索出职业教育的江苏方案，每年向社会输送约5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全省现有高技能人才455万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 　　苏锡常都市圈整体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打着旗语和信号灯，中控室监控指挥车辆进站出站……4月8日，在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轨道交通实践教学模拟站厅内，学生正在模拟地铁工作场景。这是该校与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的人才培养基地。 　　“我们校内的所有教学课程都与市场无缝对接，和社会企业生产的全过程配套，积极推进产教融合，保障学生毕业后即可上岗。”该校党委书记、校长郝云亮说。该校牵头成立的苏州汽车、轨道交通职教集团，直接服务沪苏同城交通一体化发展战略。 　　2020年9月，全国首个以城市群为载体的职业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在苏锡常都市圈启动，改革目标是服务先进制造业发展，探索形成以城市群为载体、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和对外输出实力的职教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教新高地和样板。 　　以苏州为例，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项春雷介绍，职业教育将聚焦苏州产业链、创新链与职业教育专业链、人才链的对接融合，同步规划调整职业教育资源布局，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职教产业园”。重点围绕10个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产教融合联合体，为苏州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全面赋能。 　　常州每年培养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达1212人，连续多年位居江苏省第一，形成了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的“常州现象”。 　　常州市教育局局长杭永宝介绍，常州首创了“城市职教中心”“高等职业教育集约化发展”“职业教育特色小镇”三类发展模式，成为国家首批“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综合实验区”；推进职业院校向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集聚，建起4座“职教综合体”。 　　目前，在苏锡常都市圈已全面推行“1+X”证书制度并同步实质性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形成可复制的“学分银行”应用模式和典型案例。无锡入选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无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经验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 　　开启全国首家本科职业教育试点 　　李文书是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的第一发明人，还有9个共有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大四学生，他还获得了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前后共参与实验室6个科研项目，与导师共同研制新型转速测量仪，参赛作品达13项。 　　“我有幸遇到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并在他们指导帮助下取得了这些成绩。”李文书骄傲地说，他的指导老师来头“不小”：宋增禄，留学日本的工学博士，研究电磁传感器10余年，曾主持过日本国家级项目；雷建明，南京大学博士，10年高频硬件电路设计工作经验，有14项发明专利。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排头兵。2012年开始，该校与南京工程学院联办本科专业。2019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首个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院校。近年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有40%的毕业生专升本继续深造。 　　“本科职业教育不是专科职业教育的加长版，也不是普通本科教育的翻版，是职业教育类型的本科层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谢永华表示。 　　2020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专门出台《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职业教育试点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试点12条”），推进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加快建成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本科职业学校。 　　“试点12条”提出，支持学校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深度融合，按照省属普通本科高校标准核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基准定额，省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支持学校举办黄炎培师范教育学院、职教师资培训学院和职业院校校长培训基地。 　　产教融合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学院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与无锡一科技公司合作联合研制出的‘铝膜成型机’项目入选江苏首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为企业提升综合效益达2800万元。”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中心副主任徐安林介绍。 　　2020年12月，江苏出台全国首部省级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该条例公布以来，江苏全省重点支持建设高职院校36个产教融合集成平台项目和14个培养项目，覆盖13个专业大类，涉及20多个产业领域，总投入超过15亿元，并已认定144家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统筹下，江苏省教育厅牵头制定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平台建设方案，由江苏吴江、上海青浦和浙江嘉善共同推进示范区内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和更加务实的合作，并实现了示范区内职业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初步构建了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省市县协调机制。这是全国跨省域职业教育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 　　江苏职业教育主动对接江苏省智能制造、新材料、能源环保、健康等重点专业集群。全省先进制造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70%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90%以上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江苏省内就业。 　　“我们将加大省级统筹力度，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着力发展贡献度高、认可度高、满足人的终身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曹玉梅说。（记者 李润文 通讯员 夏韵）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是什么让孩子“睡不好觉”？ 小学生每天睡眠应达到10小时；小学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点20分，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点……为了让中小学生“睡好觉”，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场“睡眠保卫战”并不好打：一方面，很多学校的上课铃早上8点就会响起，提前录制的网课晚上9点后依然热闹，手机游戏也可以轻松避开监管；另一方面，在职场拼搏的家长也很苦恼，繁忙的日常工作让自己和孩子很难合拍，甚至疲于奔命。 一早一晚啥课都不能耽误 清晨七点半，丰台马家堡地区的一所小学，随着校门打开，等候在门口的学生一拥而入，不少孩子还揉着眼睛，哈欠连天。该校一名保安说，七点半到7点40分是学生到校的高峰期，因为8点学校就要上课了。 7点59分，一名男生狂奔着冲向校门，连书包里的纸巾掉落在地上都无暇顾及，“快！马上关门了！”保安招呼着男生。一分钟后，校门徐徐关闭。教学楼里，上课铃声响起。 七点半左右学生入校，8点校门关闭。每天，同样的场景都在不少学校上演。“老师说，早起精神好，可是我每晚还有网课，至少晚10点后才能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就读于海淀某小学二年级的小文有些无奈。 对此，不少老师也很无奈，早上8点上课已是教学计划安排的极限，“学生早读训练不可少，下午3点半就得放学，留给我们的课堂时间并不多。”海淀区的一位小学班主任说。 那么，每天下午孩子们回到家就能休息吗？显然不行。晚上9点后，记者打开平板电脑，备受家长和孩子们推崇的斑马、火花AI课，均能顺利进入课程界面。画面里，老师热情地和学生打招呼，播放小视频，带学生玩游戏，讲解课程，要求学生完成课后练习……记者发现，完成整套流程，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 家长直言作息难合拍 早上7点40分，林先生把睡眼惺忪的孩子送到学校门口，随即上车，一脚油门，迅速离开。车上，林先生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还时不时往嘴里塞着面包。 学生不早于8点20分到校，在他看来绝对脱离现实，“我在望京上班，送完孩子还需要赶1个小时的路，如果8点20分才送孩子到校，我就得天天迟到。”他说。 不少家长认为，保障孩子睡眠的一大障碍是大人的作息时间和孩子很难合拍。许女士和丈夫曾经数次发起“睡眠保卫战”，最终都以妥协告终。“我们曾下定决心每晚8点半就让孩子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让孩子睡够10个小时。”她说，可实施第一天就出了问题。当天许女士稍微加了会儿班，回到家已经晚上8点。妈妈回家，孩子很兴奋，嚷嚷着要分享学校的新鲜事儿，怎么说都不肯睡，结果等洗漱完爬上床就已经晚上10点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晚上8点半睡觉的梦想从未实现。“大人晚上7点下班到家是常态，吃饭、洗漱，在客厅活动，很难给孩子一个适宜睡眠的环境。”许女士无奈道。 专家：应量体裁衣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此次印发的通知虽然明确了小学上课的时间，但也提出，对于个别因家庭特殊情况提前到校的学生，学校应提前开门、妥善安置，因此家长不必过分担忧。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童睡眠障碍诊治中心主任江帆看来，充足睡眠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和学业至关重要；但每个孩子的睡眠时间有个体差异，家长和学生要找到自己最需要的睡眠时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不同的孩子生活习惯不一样，家庭所在的城市环境、生活状况也不一样，不能简单地用全国一刀切的几点入睡、几点起床去套。保障孩子的睡眠，应当量体裁衣。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对睡眠的需求也不同，只要孩子白天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学业，可以开展丰富的课余生活，那就说明睡眠时间是足够的。 究竟孩子睡多久才算够？江帆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找一个假期，有规律地给三天时间让孩子睡好睡足，第四天基本上就能够呈现出他的睡眠生理需求了。（记者 张航）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生物安全教育 从娃娃抓起     　　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上海海关联合自然博物馆举办国门生物安全展区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学校开放日活动。 　　图为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的150名师生走进自然博物馆，参观国门生物安全展厅，聆听国门生物安全知识讲堂，现场制作标本。 　　徐程摄 本报记者 陈瑜文 (责编：熊旭、陈羽)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揭榜挂帅”破解了哪些人才“痛点” 　　【强国密码】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何在“聚与用”的精准对接上找问题、寻规律？人才评价破“四唯”后，“立”什么？“英雄不问出处”，那对青年人才来说，问什么？ 　　以上人才“痛点”，如何破解？其实，党中央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作出专门部署。 　　如何深刻认识“揭榜挂帅”的时代意义，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这将是“十四五”时期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实现“聚与用”的精准对接 　　“揭榜挂帅”是中国自古以来招贤纳士的治国安邦之策。从大禹临危挂帅印、治水攻关十三载，到昭王礼贤士、将起黄金台，都传承出中华文明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才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对海外学子就采取了以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为动力的招贤纳士政策，掀起了大批海外学子回国热潮。十年间，有3000多名海外学子应邀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中许多科学家回国就是来“揭榜挂帅”的。比如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专门吸收李四光、钱三强等海归专家挂帅科研攻关，由此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 　　由此可见，“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国治国兴邦的基本经验。当前，在科技创新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的新形势下，中央提出探索“揭榜挂帅”的科研管理新体制新机制，具有特殊的改革意义。 　　“揭榜挂帅”是以自主创新为引领的科技领军人才集聚攻坚行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交叉、融合、渗透、扩散的鲜明特征，新一轮全球人才竞争将集中体现为以创新攻关为导向的优质人才资源集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仅是全球化的人才开放战略，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攻坚战略。由此，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要聚焦在创新攻关上，必须要在“聚与用”的精准对接上找问题、寻规律，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衡量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成效。 　　中国航天事业能够蒸蒸日上，航天人能够快速成长成才，一个基本经验就是遵循科研活动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实现“榜与帅”的精准对接。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搭建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选拔培养体系，成功造就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过硬、富有创新精神、置身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科研队伍。 　　打破“榜与帅”之间的潜规则 　　“揭榜挂帅”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新治理模式。“有大楼无大师”的“钱学森之问”，是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的痛点所在。我国人才总体上创新能力不强，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活力不足。 　　今天，在我们的科研管理、人才管理中看到的往往是“英雄只问出处，谁有帽子谁就揭榜”，“榜”“帅”背离现象相当普遍。比如，“榜”“帅”的管理严重脱节。管事与管人的分立体制，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分割，科研任务与人才管理两张皮，不讲科研为上，只论帽子大小，甚至是管理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如重大、重点课题只能由正高职称的科研人员担任，体制外科研人员无缘申报国家课题，“四唯”现象也越来越盛行。 　　再比如，“榜”“帅”的责权利不统一问题。科研课题负责人有责无权、有责无利是常态，课题组长负责制形同虚设。政府的科研管理职能放不下来，单位的科研管理绳索越绑越紧。科研人员疲于应付各种检查考核、报表评审，申报课题的精力甚至超过研究精力。科研政绩工程导向，急功近利盛行，追求论文数量、课题进度，严重影响研究质量，“十年磨一剑”已经变成了“一年磨十剑”，甚至导致学术不端、抄袭造假的风气盛行。 　　还比如，“榜”“帅”之间的潜规则问题。科研项目的评审机制封闭落后，内部人控制严重，分指标、划范围、搞平衡、讲关系已经是课题申报的潜规则。虽然科技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改革阻力也在强化，改革往往形式大于内容。 　　如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根本上说要靠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持续改变这种管理生态。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需要从解放科技人才的管理体制入手，着力破解揭榜的评价发现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培养支持机制、流动配置机制等问题。 　　在深化改革中，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由科技部等7部委和北京市联合建所“张榜”，由国际知名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王晓东领衔“挂帅”的现代科研机构。在王晓东的带领下，北生所的科研团队15年来一直潜心原创性基础研究，不仅取得诸多原创性突破，成为生命科学多个领域的世界引领者，在成果转化上也迈出了可喜步伐，有望为治疗癌症、乙肝、肺纤维化、生殖系统衰老等重大疾病作出中国贡献。 　　培养高素质青年人才的加速器 　　“揭榜挂帅”是培养高素质青年人才的加速器。青年是科研创新的主力军，科研实践是造就高素质科研人才的主战场，“揭榜挂帅”的核心命题就是激励人才在国家最需要的科研第一线建功立业。 　　科学发展规律证明，赢得青年才能赢得科学的未来。要想在科学事业上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实现从“0到1”的突破，就要通过“揭榜挂帅”的机制不拘一格发现和使用优秀青年人才。 　　“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坚持四个面向的科研方向，这就需要广大青年科研人员不辱使命、勇于去“揭榜挂帅”创新攻关，这也是冲破“四唯”羁绊，让科研回归初心、使青年科技人才健康成长的正确选择。 　　要树立“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的理念，敢于给青年人才压担子，积极举荐他们承担重大课题，营造挑战未知、潜心钻研、宽容失败的“空气”和“土壤”。要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推动原始创新源源不断地储备并输送优秀人才。还要建立符合不同学科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在一些研究周期比较长的学科领域，要建立相应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厚植创新发展沃土，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作者：吴江，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责编：熊旭、陈羽)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当中学生遭遇社交障碍 编者按 “我的骨髓里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孤独。我的心是结冰的江面，我像孤舟中的老翁，在江面上独钓，其中的滋味，只有我自己能懂。” 这是不久前，本报中学生版收到的一位初中女生的投稿。性格内向、沉默的作者，渴望被集体接纳，却不知如何主动与同学交往。直到在一次月考中取得年级第一的成绩，她才找到了这个突破口。 曾任中国心理协会副理事长的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卢家楣表示，青少年群体之间的社交是人社会化的重要过程，关系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今后学业、事业发展。 本报编辑部派出记者去采访部分中学生和相关的专家，希望能为遇到人际交往方面压力和困惑的中学生们提供建议，让他们更顺畅地迈出人际交往的第一步。 别让网络交流削弱现实社交的能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中学生遇到了人际交往方面的压力和困惑。 初二学生小邱注意到，身边不少同学在线上、线下好像两个人。高三学生平平说，有的同学现实中不太主动，但在网上会更“真实”一点，“感觉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QQ空间出现的评论很多都来自网友。” 高二学生世同也感觉到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大家在“二次元”里更容易找到兴趣相投的人，有的甚至光是追星的粉丝讨论群就有七八个。他觉得，网络社交比起日常交集轻松很多，在社交网络已经可以满足社交需求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可能不愿主动迈出舒适区，尤其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有点像恶性循环，越封闭就越找不到话题。与其难以融入，不如选择自己一个人。” 全民上网的时代，中学生的社交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团中央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 《报告》显示，初中是未成年人网络社会属性形成的关键期。初中生在网上聊天、使用社交网站、逛微博、逛论坛、看新闻、购物等各类社会化活动的比例相比小学生显著增长。如初中生上网聊天、使用社交网站查看或回复好友状态的比例，分别比小学生高31.5%和29.8%。 网络社交意味着什么？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心理教师蔡丹艺分析，网络社交一方面能拉近人际交往的距离，尤其有利于日常生活中不善言辞的人；但人在网络交流时难以注意到别人的感受，如果无所顾忌，还会伤害到他人。 “网络再方便，也不能只通过网络交流。”蔡丹艺说，网络交流只能通过语言文字，而现实交流传递的情感是连贯的，话语、表情和身体语言都能传递情绪，“两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哪怕不说话，依然感觉状态是美好的。” 曾任中国心理协会副理事长的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卢家楣表示，青少年产生社交焦虑（或称社交恐惧）可能由内部、外部多个因素导致，网络是外部因素之一。“现在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家庭聚会时孩子们都在低头看手机，不愿意和长辈沟通，甚至吃饭还要催着。这是因为青少年习惯于沉浸在网络空间，不自觉地减少了实际交流的兴趣，社交能力在萎缩”。 由卢家楣主编、国内百名心理学专家撰写的《青少年心理十万个为什么》就该问题给出建议：教育者要引导孩子认清网络交友的利弊，关注孩子在现实交往中是否遇到困难。可以鼓励孩子从简单表达内心感受开始，试着渐渐向家人朋友敞开心扉；主动组织家庭间聚会等活动；引导孩子在旅行、兴趣班、社会实践活动中拓展交友圈。 孩子自信心的源泉，是父母发自内心的悦纳 小邱在和同学交流时惊讶地发现，有的成绩非常优秀、被大家所“敬仰”的“学霸”，竟然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难以融入集体，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自信。“他们渴望被集体接纳，却不会跟父母或老师说，连跟同学倾诉都很少，好像只能沉浸在网络世界或者学习的海洋中，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在心理咨询中，蔡丹艺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孩子。她认为，这与孩子本身性格有关，也与家庭教育情况密不可分。“家长总是期待孩子开朗、外向，比如孩子最好从小就能主动和人打招呼。但人的性格难以彻底改头换面，越是让孩子做违反本性的事，孩子内心越是紧张、有压力，或者即使勉强做了也达不到家长的要求。长此以往，孩子人际交往的自信和底气削弱，更不容易往开朗、外向的方向发展。” 蔡丹艺说，自信是人对自己的肯定和接纳，小学、初中阶段的孩子，自信心建立根本上来自家庭；长大一些以后，可以通过思考自我改善。曾有位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在心理咨询室告诉她：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弹琴、画画，总有别人超过我，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样的话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在班上说，一定会被认为是在“凡尔赛”式炫耀。 “有这样的思路，就是因为孩子从小总被父母提要求。家长也会鼓励、肯定，但总是悬一个很高的目标，孩子永远都达不成，需要更努力。”蔡丹艺用近期的热门电影《你好，李焕英》打比方：女主角从小成绩不好，也不漂亮，但妈妈只希望她健康、快乐、能过得好，这就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接纳。“发自内心的悦纳是很难伪装的，而孩子往往敏感，能在父母的评价中觉察到微妙的态度不同。” 卢家楣分析，除了网络因素，学校、家庭教育对孩子分数的过度关注、忽视社交能力培养也是导致其社交障碍的外部原因。同时，这与青少年的经历、认知、情感等内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调查显示，社交上不愉快的经历，往往成为青少年社交障碍的诱因和起点；他们也因此容易在认知上产生负性思维，倾向于捕捉到他人言行举止中的负性信息，或作出负面解释。在情感上，有社交障碍的孩子往往自信心不足、有自卑感，或者自尊感过强。 “青少年还有一些特有的思维特点，比如总觉得别人在关注他/她，脸上长了痘痘都很紧张，这是‘聚光灯效应’；还有‘闭锁性’，有什么事情总是埋在心里，或者自我强化负性情感体验，久而久之就越来越不自信。”卢家楣说，教育者可以用一些小技巧帮助孩子培养自信，比如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回答有把握的简单问题，多一些口头鼓励，让孩子获得成功体验，并帮助他们不断强化这种正向情感。 卸下压力，允许自己当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 中学生应该怎样迈出人际交往的第一步？ 小邱说，她向往的社交状态是大家各抒己见，没必要强行跟着某一方的思路走，平等而舒适地交流。两位高中生分享了自己在社交中从不自信到自信的经历，共同点是加强“钝感力”。平平说，她曾经很担心自己说错话，后来读了《被讨厌的勇气》，尝试“假装自己是个很自信的人”，结果真的变自信了。 世同则建议，可以在团体中试试做一些意见输出，不必太介意别人的不同看法，“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认为，从习惯性附和到主动输出意见，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转变，“比如我，一开始都是别人约着出去玩，慢慢也学会自己组织活动了，就像游戏里的小辅助一下子变成输出了。” 卢家楣告诉记者，过分注意周围人的评价，是青少年在认知方面的特点。在中学阶段，孩子在意同伴的看法，甚至超过父母和老师。“比如父母希望孩子多吃一点、身体健壮一些，孩子却追求苗条、要节食，就是因为同伴群体中的外貌评判标准和家长不一样”。 卢家楣说，青少年要走出社交障碍并不困难，可以学习一些普遍性的人际交往技巧。比如，与人交谈态度要大方；对他人善意的表示要积极呼应；在讨论场合不要总是畏缩，找到机会就讲出来，哪怕只讲一小点，也会让人印象“加分”。而教育者可以创造机会，让孩子循序渐进地暴露在让他们害怕的社交场合，比如让上课发言容易紧张的孩子在课堂上讲一两句话，让孩子跟害怕交往的人远距离接触，等等。 蔡丹艺提醒，青少年固然需要培养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家长、教师和社会也应该接纳不同性格的人，青少年则要学会探寻内心、接纳自己。“现代生活节奏快、社会竞争激烈，家长从自己的生活工作体验出发，觉得孩子只有热情外向才能被人看见、才能占优势，但其实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内向性格的人，他们内心丰富、善于思考，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在心理咨询中，蔡丹艺遇到不少对自己社交状态不满的孩子，他们人缘没那么好，羡慕那些落落大方、受欢迎的核心人物，向往受人瞩目的“高光”时刻，自己的性格却是封闭、内向的，所以总有压力。她曾帮一位低年级孩子做沙盘演练，让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向往的舒适状态，其实是独处的、安静的，只需要一两个朋友。 “其实，要维持有很多朋友的状态，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独处思考的时间就少了，那不一定是你内心真正向往的。要找到让自己放松、舒服的状态，允许自己在人群中当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非要当跑道上的第一名。”蔡丹艺说。（记者 魏其�）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九千封书信架起一座“连心桥” 西藏山南乃东区中学学生在集体写信。 受访者供图 “糌粑、藏面、风干牛肉、酥油茶……姐姐，有机会我带你吃遍藏族美食。”不久前，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刘颖如期收到了一封3200多公里外的信。 写信的少年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中学的九年级学生旦增刚旦。得知这个小笔友用上自己的学习秘笈后，成绩从班级第24名升至前6名，刘颖高兴极了。刚开始通信时，旦增刚旦还曾为学习成绩不理想苦恼不已。 “看似是我在帮助他，其实我也在被他治愈。”刘颖说，虽然素未谋面，小笔友的关心却一次次翻山越岭而来。“有一回武汉天气转凉，他还专门提醒我添衣服。” 5年来，有1600名中南民大志愿者与4000多名山南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铜仁市的孩子，像刘颖和旦增刚旦这对笔友一样，因中南民大研究生支教团的“笔友计划”结缘。他们用9000多封跨越千里的书信见证彼此成长。 旦增刚旦就读的乃东区中学，是“笔友计划”的发源地。这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农牧民子女，也有很多留守儿童、孤儿。 2015年，作为湖北省首批进藏服务的高校支教团，中南民族大学第17届研究生支教团赴乃东区中学支教。研支团成员通过家访调研发现，这里的学生在学习、生活方面的很多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 当年年底，研支团成员在微信朋友圈发起“庇佑计划之心愿卡认领活动”，短短两天，45份孩子的心愿卡被45名社会爱心人士认领。图书、棉衣……一波波简单的心愿礼物来到了乃东区中学。 陈熙的高中同学、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的邓宸听说这一故事后，深受触动，主动认领了七年级（2）班的藏族女孩平措央珍的心愿。她在礼物里放入一张亲手写的卡片：“虽然你们现在没有较为充足的学习、生活条件，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 收到这张卡片时，平常寡言少语的平措央珍喜极而泣。“没想到，在遥远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人在关心自己。” 多数藏族学生普通话水平低、表达意愿差、学习动力不足，相较于面对面沟通，他们更乐意在心愿卡上表达自我。这让研支团队员们意识到，可以在纸笔间打开孩子的内心世界，搭建一座爱的桥梁。 中南民大第17届、18届研支团交接之际，正式发起了“庇佑呵护笔友计划”，结合民族高校大学生志愿者“从民族地区中来”的相似成长经历，专门组织学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与乃东区中学的孩子进行书信结对。 孩子们在信中纷纷吐露心声，介绍自己的家乡风俗、学校环境，倾诉学习生活中的烦恼，表达对未来的向往。 收到来自雪域高原的172封沉甸甸的书信后，中南民大团委在两天内招募到190余名志愿者。志愿者在回信中为孩子答疑解惑，帮助他们解决成长中的实际困难，并在交流中拓展汉语知识。 “离开支教岗位后还能与学生进行书信往来，我非常激动，就像老朋友相见。”在回信中，第17届研支团支教老师侯凤超回忆了和学生平措玉珍一年来的点点滴滴，鼓励她努力学习，自己有机会再去西藏看望他们。 当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近10公斤的回信和礼物寄往西藏山南，有文具、教材、文学名著…… 性格内向的藏族小姑娘仓决吉巴从小失去亲人，在福利院长大。一年的书信交流以及支教团的帮助，让仓决吉巴变得活泼起来。 一次书信往来后，仓决吉巴递给第18届研支团团长马万玲一张小纸条：“你为我们做的事我会记在心上，我一定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孩子们的成长给了研支团坚持做好“笔友计划”的决心。马万玲说：“书信在当下看起来或许是一种很笨拙的交流方式，但恰恰能让远方的人感受到真情流露。” 第21届研支团团长蓝珊华曾于2019年至2020年在恩施来凤县接龙中学支教，是七年级（7）班班主任，并负责语文教学工作。 “老师，我们的回信来了吗？”“哥哥姐姐的来信什么时候发给我们呀？”等待回信的日子，孩子们常常兴奋地追问蓝珊华。“每次拆信封的那一刻，孩子们的眼睛里都有光，围坐成一圈交流分享。” 经过5年发展，“笔友计划”已覆盖西藏山南、湖北恩施、贵州铜仁、广西三江4个民族地区的9所中小学校。 希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改变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发生。 来自乃东区昌珠镇玉莎社区的次仁白玛，得益于志愿者“数学小窍门”的帮助，上学期期中考试成绩班级排名第一。“笔友计划”实施期间，乃东区中学中考成绩在2019年从全区第六名跃升为第一名。 乃东区中学九年级学生扎西旺姆考入武汉西藏中学，实现了“看看大江大河、大武汉”的愿望。她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分享了自己被中南民族大学志愿者影响的故事，“是他们的无私付出和悉心指导，让我有机会到内地读高中。” “书信交流是陪伴与了解，更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也让我坚定了对支教服务的信念。”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杨花说，“笔友计划”让许多大学生志愿者感悟到教育扶贫的力量。 杨花的家乡在宁夏西海固贫困山区，读初中时，她曾接受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帮扶。进入大学后，她因“笔友计划”结识了来自西藏山南的桑吉梅朵。彼时，桑吉梅朵在信中经常出现书写、语法错误。杨花就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利用往来书信帮助小笔友学习汉语。去年，杨花报名研究生支教团，奔赴西藏支教，让爱继续传递。 如今已是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的马万玲一直保留着仓决吉巴给她写的信。“无数次遇到困难时，那些稚嫩的笔迹都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去年10月，马万玲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第九期“笔友计划”志愿者公示名单中。作为曾经的项目负责人、组织者，她以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再度参与其中。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支团组织“笔友计划”志愿者制作H5信件，云端投递到孩子们手中；同时推出“笔友电台”线上项目，制作了“英雄故事”“为你读诗”“名著伴读”等40余期音频节目。“笔友计划”也因良好的育人成效收获了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关于温暖与梦想的故事正在不断续写。 藏族女孩措吉成功考入中南民族大学，与曾经的支教老师李骏、梁好在学校迎新晚会上重逢，和帮助过自己的“笔友计划”志愿者成为校友。 “毕业后我想回到西藏，助力家乡教育事业。”措吉说。（杨歆曼  雷宇）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30年追寻“大月氏” 　　2017年，拉巴特墓地发掘现场，中乌学者配合工作。 西北大学供图 　　对30年前的一场学术报告会，王建新记忆犹新。 　　那是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口隆康来到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 　　报告过程中，�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口隆康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之后几经变迁建立大月氏王国。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楚一个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把持和主导……�口隆康之问，深深刺痛了王建新。痛心之余，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 　　时光荏苒，2021年2月，王建新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当选陕西省第七批“三秦楷模”。 　　过去的30年间，这支考古队以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直面科研难关，取得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从而构建起丝绸之路考古的中国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并将中国游牧文化考古理论和实践带到国际领先水平。 　　早在1999年，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就积极向同行阐述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我们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能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声音’！” 　　正是在这一年，做足学术准备的考古队走进茫茫戈壁，探寻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10年间，他们数百次往返于我国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在实践中提出“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 　　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王建新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否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配合？能否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支持？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2009年，王建新成为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南部小城拜松，考古队发现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可能就是寻找已久、西迁中亚的大月氏！这意味着：考古队用中国话语为阐释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走出去”12年，中亚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 　　考古队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如今，当他得知中亚考古队在他调查过的地方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新的突破性发现后，对中国考古队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不仅邀请考古队喝酒，还要商谈研究合作。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戈壁，考古队员们常常是在忍受着太阳暴晒、蚊虫叮咬的同时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加上没有成熟经验借鉴、没有充足条件保障，要面对的是来自国内的误解、当地学者的疑虑，还有陌生环境和语言的隔阂……但在队员们看来，“只要每天都在努力，就会每天都有进步。” 　　克服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 　　谈及20年的艰苦历程，头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满怀激情：“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2013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亚考古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自从10年前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考古队就创立和推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的工作模式，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他们推动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共同寻求丝路考古的新突破。 　　“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从进入中亚发掘第一天起，中亚考古队就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这是一件花钱又费力的事，在多年来的各国中亚考古队中并不多见。 　　2019年，中亚考古队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王建新教授先后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记者 孙海华 通讯员 李琛）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我们这一届家长，是不是被PUA了 这两年，PUA这个词很火，但我突然发现，作为一名小学生家长，如今，我和我的“同类”好像也被PUA了。 今年，我的女儿在北京上小学一年级。初入教育体系，作为“小白”的我和同为“小白”的孩子爸爸，就已经感受到了同班同学带来的内卷大潮。经历过去年的疫情，我们这一届“小豆包”被网络称为“唯一一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孩子”――因为受疫情影响，谁都没有机会在去年上半年上幼小衔接班。 作为成长在独生子女时代、被家长一路教育“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一代，在父母的高压下，我和孩子爸爸一路进入了所谓名校，读完了研究生。经历过兴趣班、辅导班、先修班、补习班的我们，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于是掏空了6个人的钱包在北京置办了一套学区房，希望通过我们能做的最大努力，给孩子一个没有压力的童年。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当孩子进入小学以后，一直坚持要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快乐”了。平均一两周一次小考，孩子的成绩从优变成了良，甚至不可思议地拿过一个“合格”。面对这样赤裸裸的成绩单，我们终于踏上了“鸡娃”的不归路。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就这样踏上了“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的道路，我是不是被PUA了？ 今年全国两会，教育成为了最大的热词，从校外培训到在线教育，家长的苦水倒了一桶又一桶，媒体的大炮轰炸了一轮又一轮，好像依然说不尽、道不完教育里的焦虑和问题。 我渐渐发现，我们这些家长好像都被PUA了。 PUA的全称是Pick-up Artist，这是起源于美国的“搭讪艺术”，原本是用于男女两性交往的一套方法。但是后来这个东西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变成了用洗脑、诱骗、心理暗示等一系列精神控制手段，来欺骗对方的感情和钱财，甚至掌控对方的人生。 不久前，一些说要关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传言在网络上流传，一下子家长们就急了。这让我十分意外：关停是好事啊！这个传言听起来虽然有点“一刀切”的感觉，但可能真的会缓解目前孩子们的学习压力。 看到网上家长的一片反对声，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大型的PUA现场：上层想办法给孩子和家长们减负，家长们却是一片“不行，不能不上课外班”的哀嚎。家长们一边骂着校外培训，真的要取消了，反对的也是家长们。 就像PUA中的情感操纵一样，一方面让你痛苦、让你质疑自己；另一方面，你越来越离不开操纵方。 网友的评论道出了真相：“学校里能学好，谁愿意花钱在外面学啊”“不让上校外培训，家里有钱有条件的还是会给孩子报家教班，这是进一步断了普通孩子出头的机会”“不让上课外班，说是为了公平，其实更拉大了差距”…… 不久前的另一条新闻也被网友骂上了热搜――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取消英语课的必修课地位。 作为一个“减负派”的家长，我以为这个建议说得句句在理：如今不少高科技手段都能实现外语翻译，未来的一代可能只需要一个小设备，就能跟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如今出国并不是唯一的深造途径，大多数的普通人只要学会基本的英语就足够了呀。更何况，英语不作为必修课并不代表不学，可以稍稍降低它的地位吧？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不少家长朋友也表达了和我一样的想法。我以为，大多数家长都会和我想的一样。 可是在陌生的网络环境中，这个建议却引来一片骂声，好像是又一轮的PUA现场：这边说，别学了孩子压力太大了；那边家长说：“凭什么不让我们学？” 一个好友是中学生的妈妈，她的一番话让“天真”的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取消了各种奥数的竞赛后，英语几乎逐渐成了中小学生唯一的抓手。学生们想要上更好的学校，除了拼学区，如今几乎只剩下英语这一个敲门砖。这才是家长们强烈反对的真相。” 我只能无奈地说一句：“好吧。” 在各种小测验中，连我的女儿都像是被PUA了。 连着两次数学考了七八十分，捧着“合格”和“良”的她上演了真实版的“弱小可怜又无助”。她跟我说：“我的语文、英语学得都挺好的，就是数学不好，数学是我的弱点。” 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哪里看得出哪个学科是弱项呢？我一边给孩子做心理建设，一边给她买各种辅导书，帮她补习数学。了解后我才发现，因为孩子没有上过课外班，不认识数学题中的一些文字，这才导致了很多题不会做。别的孩子提前认识了不少生字，自然分数考得高。 老师虽然没有强制要求我们提前学额外的知识，也没有要求我们上课外班，但成绩赤裸裸地摆在那里，逼着家长不得不走进了校外培训机构，走上了内卷的道路。 被PUA总是痛苦的，究竟是什么让这一届家长陷入两难的泥潭，想走也走不出来，最终甚至放弃了走出来的意愿呢？ 在PUA与被PUA的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施行PUA的一方通过一系列精神控制方法，让被PUA的一方丧失自我，最终唯命是从…… 这个结果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初，每个家长都是理性而冷静的，但是，只要你接触过任何其他人――学校老师、课外班老师、其他家长，真的是任何其他人，你的精神就会被某种东西牵着走。 我现在想想，这个东西是对比。 学校老师的对比来得最直接，也最猛烈。只要在家长群里贴上一次“不合格”的名字，家长立刻就会缴械投降，自觉自愿地向别人看齐；其他家长会源源不断地向你介绍“别人家的孩子”，时时提醒你要看到差距，也找到赶超的目标。 很多人觉得校外培训班的影响总可以自己控制吧，殊不知，这里是最有套路的。 比如，你第一次带着“试试看，不行就走”的心态走入培训班时，会发现那里的老师没有不亲切的，那里的课程没有不活跃的，那里的课堂没有不关注每个孩子的，你会不自觉地想象如果自己的孩子进入这里的场景，而这时你如果“理性尚存”，表示要“考虑考虑”时，老师们会面带微笑地告诉你：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 极有杀伤力！ 只要你“缴械投降”开始“鸡娃”，就开始身不由己，你一边被别人拱着往前走，一边成为“后来者”比较的对象。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努力，总有人比你更能“鸡”，无论你的娃怎么努力，前面总有“别人家的娃”在领跑，后面也总有奋力追赶的娃。 到最后，你既被PUA，同时又成了PUA别人的因素，分也分不清了。而这时候家长再想回到最初，已经基本不可能。（叶小满）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培育更多“大国工匠” 　　4月14日，江西工程学院新余市仙女湖校区科技园内，老师带领学生在智能制造实训车间进行实际操作。该学院通过创办青年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设立实验实训中心，健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等举措，实现了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不少地区的职业教育还远未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类型教育，而是成为学历教育的补充；职业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中面临“校热企冷”的现象，我们的职业教育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应该遵循的发展方向。对于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职业教育不失为另一种受教育的方式，让千千万万年轻人在不同岗位上都能发挥人生光彩。尤其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职业教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力抓手。 　　“因为从小喜欢旅游，2010年9月，中考失利的我来到井冈山旅游中专，从此开启了人生的新征程。”现在井冈山茨坪景区做导游的林娟说。在学校的3年，她不仅受到专业训练和指导，还获得许多外出学习实践的机会。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她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成为落落大方、在游客面前侃侃而谈的资深导游。留在家乡工作的林娟，年薪近10万元，家里条件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原来家里住的是时不时会漏水的小土房，现在已经是三层楼房了！”林娟补充说，她要更加努力，做一名井冈山优秀导游。 　　与林娟情况类似，家住江西省遂川县南江乡石鼓村的叶娇兰也来自贫困家庭，2017年从遂川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后，她应聘入职上海一家保险公司，任电销客户经理，月均工资达到6000元左右。而在建档立卡的2014年，她全家年人均收入才2315元。 　　“学生看似起点低，但可塑性强。”遂川县职业教育中心负责人肖昭铖说，学校始终相信，人人皆可成才，“我们尽全力在软硬件上提供条件，开设电子商务、学前教育、高级饭店管理与运营、高铁乘务、智能制造等专业，此后又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茶艺和护理专业。”肖昭铖还强调，学校在学生毕业前夕会积极推荐实习岗位，让他们有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职业院校不仅有助于贫困学生及其原生家庭实现脱贫，培养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实现脱贫增收。贵州工商职业学院负责人曹昌海兴奋地跟记者提起，他们学院电商专业学生在去年疫情期间，用自己所学知识在学校开设直播间，帮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卖当地土特产。 　　高职连年扩招、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扩大高职院校奖助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不断赋能，一大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让人生更加出彩。 　　让更多有志青年成为能工巧匠 　　在促进个人成长成才的同时，职业教育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为实体经济输出大量优质劳动力。图纸设计得再好，也需要能工巧匠把它变成现实。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职业教育承担起了更重大的责任。 　　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许多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都与当地的产业发展、就业需求息息相关。“学校为适应北京电气行业能效管理智能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与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施耐德电气能效管理应用工程师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冯海明介绍，通过探索模块化教学模式改革，该学院主要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智能配电与物联网结合型应用人才、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综合型应用人才和能效管理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由于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布局中，尤其要具有前瞻性，不但要适应眼下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要面向市场，提前谋划，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需求提供充足“供给”。 　　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这是职业院校的育人优势，也是育人特色。冯海明指出，“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配套政策与评价体系不足，企业方面缺少动力、产教供需的双向对接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让校企融合成为关键抓手 　　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就在于能够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稳定的就业渠道和发展空间。要想达到这一要求，校企深度融合至关重要。然而让不少职业教育从业者感到困惑的是，在校企融合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校热企冷”的尴尬局面。 　　“我们除了与企业合作打造校外实训基地外，还在校内以工作室的方式引进企业工坊入驻，学校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办公设施，采取项目制方式，让学生真正投入到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去。”曹昌海表示，在训练过程中，学校可以发现学生还存在哪些短板，以便相应调整教学方式，用人单位也可以在实操过程中挑“好苗子”，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和用工风险。校企合作对于学校、学生和企业三方都是颇有裨益的。 　　既然一举三得，为什么企业还会“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在学校的课程、实习等安排中缺乏话语权。“现在政府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柔弱的孩子，总想把他抱在怀里，不让他下地走路。”储朝晖说，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名义上是职业学校，但实际上开着普通高中的课，拿着政府经费、用着职业学校的招生名额，但学生最后还是只能参加高考，成为学历教育的附庸。 　　“企业在职业院校开课需要成本，如果职业学校与之无关的必修课太多，针对实操的训练课安排得又太少，那企业就得在成本核算上有所顾虑。”储朝晖提出，未来发展职业教育应该注意两大关键点，一是充足的经费投入；二是职业教育要与市场亲和，依法保障其市场的主体权利，而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本报记者 李 丹）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融合教育：特教老师培养不可忽视 　　在天津市北辰区特需中心，教师周鹏程给患有自闭症的学生进行康复训练。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张喜连是天津市中慧未来幼儿园的院长，过去的一年，她招收过2名自闭症儿童入园与其他孩子一起接受融合教育，因为家长的反对，今年她决定取消这个试点班。 　　所有特殊儿童都有权与同龄儿童一起在自然的普通环境中生活与学习，这样的教育模式被称为“融合教育”。2020年7月，天津市出台《关于加强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到2020年年底，天津各区至少确定1至2所普通学校和1至2所幼儿园作为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试点学校、幼儿园。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现实的路并不平坦。 　　“支持教师”不可或缺 　　“教师是关键。”谈到融合教育，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特殊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教研室主任戚克敏说，大多数特殊儿童入读普通学校后，总会遇到种种挑战，需要专门的老师提供针对性帮助。不仅需要专业过关的授课教师，还需要负责对特殊儿童进行个别辅导、补救教学，对普通班教师和家长提供咨询与支援服务的教师，他们是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的桥梁，这类教师被称为融合教育支持教师（以下简称“支持教师”）。 　　冯锡莉是天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也是自闭症儿童尘尘（化名）的支持教师。 　　北辰区北仓小学五年级的课堂里，尘尘正在与周围的孩子聊天，看到每个路过的人都友好地微笑。 　　几年前，尘尘因患有自闭症被送到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经过几年的教育干预，他的生活自理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有了较大的进步，评估后顺利转入北仓小学。冯锡莉也从尘尘的教学老师，变成了“影子老师”，陪着他一起到了北仓小学。 　　第一天，尘尘和班主任潘老师都不太适应。“陌生的环境，让尘尘不安。课堂上无意识的喊叫和突如其来的离座，让课堂里其他41名小朋友纷纷模仿，课堂秩序完全失控。”潘老师回忆。 　　教室内是不知所措的潘老师，教室外站着同样紧张的冯锡莉。她迅速地指导潘老师如何与尘尘交流，告诉班级中其他学生的“怪叫”对尘尘来说，就像打喷嚏，是他不可控制的正常行为。同时，她也安抚了适应新环境的尘尘。 　　现在，已经5年级的尘尘有了自己的小伙伴，能正常参与课堂活动、考试测验，成绩也保持得不错。 　　尘尘是幸运的。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已有近40万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有些支持教师一起陪伴就读，如影随形地跟随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但在三四线城市和乡镇，限于特教老师稀缺和经济压力，缺失支持教师的残障儿童“随班就读”面临巨大的挑战。 　　从教学到引导融入社会 　　2017年，国务院出台《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提出“推广融合教育，保障残疾人进入普通幼儿园、学校接受教育”。在此之前，天津市北辰区被确定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之一。 　　走进北辰区特殊教育服务中心，指导中心主任赵明珠长着一张娃娃脸。曾经，她是天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现在，她从校长转变为巡回指导老师（在特教中心工作的支持教师被称作巡回指导教师）。 　　赵明珠清晰地知道工作的重心是“融”。融什么？怎么融？赵明珠发现，特殊学生无论学习成绩优秀与否，毕业后都很难融入社会。为此，她带着十几名教师，把目光从课堂转向了社会。 　　赵明珠介绍，特殊需求服务指导中心里有转介安置专家资源库，为残障儿童和家长提供各种指导和服务，目前对自闭症儿童的支持工作从学龄前一直延伸到就业，领域也从家校延伸到社区。这里的特教老师都身兼二职，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室，有时候在特殊学校教课，更多的时候，他们陪着学生回家、去普通学校。他们不仅仅指导残障学生如何应对社会，他们也指导健康人如何与残障儿童相处。 　　戚克敏介绍，学前阶段的融合教育，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方案，对轻度自闭幼儿实施个别化教育，刺激特殊幼儿的身心发展，改善其感知运动、语言、社会交往等能力。同时，相比特殊教育机构，轻度自闭幼儿在接受融合教育的过程中能获得更多来自同伴的支持。 　　赵明珠与戚克敏的观点一致。天津市北辰区特殊教育服务中心推行学龄前融合教育，探索出自闭症亲子园、特教学校幼儿园（普通班、实验班）、融合幼儿园、独立就近入园（或衔接普通小学）几种安置方案，满足不同程度自闭症儿童的需求。北辰区特殊需求服务指导中心会对融合幼儿园中自闭症幼儿所在班级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做好工作考核，以此保证需要特殊支持的自闭症幼儿所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接纳性。 　　据统计，北辰区北仓小学附属幼儿园接纳的40余名自闭症儿童中，有超过90%可以升入普通小学，近一半儿童可以与普通儿童共同生活学习。 　　培养合格的特殊教师队伍 　　戚克敏与天津东丽明强特殊学校承担教育部“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的实验项目，一年里走访了126家残疾儿童家庭，发现能接受教育的只有48户，其他还需要经济支持、医疗康复支持以及家长的心理健康支持。家长不能及时接纳、正确对待，往往会给残疾儿童正常成长带来巨大阻碍。 　　无论是陪伴尘尘进入普通小学的冯锡莉还是送教上门的戚克敏，她们很多精力都用在指导家长、同学、邻居如何与残疾儿童沟通相处上。 　　张喜连去社会上考察了一些盈利的针对自闭儿童的康复教育机构。她看到，有些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老师用薯片“诱惑”着自闭症孩子遵守秩序，她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对孩子是正激励。 　　引导特殊儿童融入社会，拥有合格的、充足的特教老师队伍是比钱更关键的问题。 　　戚克敏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特殊教育学校2192所，全国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9775个，康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19万人，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从业人员与机构数量极速上升。但另一方面，大量机构的创建时间比较短，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尤其民办机构普遍面临专业师资数量不足且流动性大、学历偏低等问题。提高特教教师及康复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是特殊教育学校及康复机构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特殊儿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和康复服务的必要条件。” 　　怎样才是合格的特教教师？戚克敏认为，合格的特教老师首先要尊重并理解特殊儿童，掌握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发展阶段特点与成长规律；其次要能理解并执行我国特殊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与理论动态；另外还应具备从事特殊教育实践教学、管理、康复和服务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够顺利与特殊教育需要人群沟通并进行相应的社区、家庭服务。 　　天津市体育学院创建特殊教育专业，看上去有点“不务正业”。但该校校长吉承恕介绍，天津体育学院曾经培养残奥会运动员，校园无障碍设施相对完备，师生有健康对待身障人士的态度，学校有教育辅导身障运动员的经验和基础，将其扩展到特殊教育事业中，对学院发挥固有优势，推动交叉学科发展有积极意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副会长邓猛教授呼吁，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培养课程体系中，应该系统、广泛地开设特殊教育知识或学科专业知识的选修课和必修课。各级师范院校、教师培养机构的职前职后教师教育以及各级教育相关的学位、学历教育中应明确包含特殊教育课程模块，将特教知识系统地纳入普教教师培养与教师资格考核制度中来，使之成为教师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必修课程。 　　 （本报记者 刘 茜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杨盛岚）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