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于5月下旬举行，主题为“技能：让生活更美好”，预计全国超过1200万职业院校师生参加，各类活动超4万场次，吸引约1500万人次参与。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自2015年以来，教育部联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九部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据了解，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于5月20日在济南举行，集成大赛、论坛、展览、观摩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交流研讨活动、技能型社会教育研讨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成就展、黄河流域产教联盟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等。 本届活动周重点突出“技能成就出彩人生”“技能服务美好生活”“技能支撑强国战略”等内容，集中宣传全国职教大会精神、职业教育宏观政策、改革发展成果和典型集体和人物，向全社会展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有力营造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氛围。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明年起北京中招特长生招生比例下降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昨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从2022年起，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每一类特长生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4%以内，科技特长生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3%以内，各类特长生招生计划不可通用。 　　2021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总体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9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京教体艺〔2019〕14号）执行。其中招生资格、招生比例、报考资格、工作程序、工作要求等不变，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三个区原则上不互相跨区招生，其他区招生范围不变。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政策，招收体育、艺术、科技其中一类特长生的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5%，招收其中两类特长生的学校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10%，招收全部三类特长生的学校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15%。其中，具有全市招生资格的城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学校，须按照本校可面向全市招收特长生计划15%的比例，面向郊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进行名额分配。 　　从2022年起，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每一类特长生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4%以内，科技特长生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3%以内，各类特长生招生计划不可通用。体育、艺术及科技特长生每类招生计划总数不能超过上一年计划数。 　　根据安排，今年，全市高中特长生测试时间为5月17日至30日。各区要在全市规定的测试时限内组织测试。6月4日前，各区将测试合格学生名单进行公示。6月7日前，各区将测试合格学生名单报送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教育考试院汇总后及时报送市教委备案。7月底前，各区将本区高中特长生考试招生工作情况报市教委。 　　市教委要求，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发现违反政策规定、经查处属实的，取消违规学校当年招生资格。各区和学校要建立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广泛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考”上个碗就有了未来吗 　　可以理解有些年轻人一门心思“考编”，在他们看来，进入编制内就意味着有保障、稳定，未来可期。这种想法可能是受他们的祖辈父辈的影响，源于对“大锅饭”年代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的既有印象。 　　但当“考编热”成为一种现象，甚至出现了一批逢考必上的“考碗族”时，祖辈父辈的影响似乎不再是最主要的。年轻人受同辈影响大，他们的想法经常来自他们的同龄人――同学、朋友。特别是去年疫情突然来临，有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小公司在风浪中被击败，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下子失去经济来源，有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租房都遇到了困难。 　　这时候，同辈之间相互打望，“稳定”一下子成了排名第一的需求。 　　其实这只是暂时。进入编制内，或者进入大企业，端上所谓的“铁饭碗”，就一定稳定了吗？答案是结结实实的否定。无论什么性质的单位，都有各自的管理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大都有严格的月度、季度、年度考核，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拼了力气应试，考个编制，但是实际工作能力欠佳，肯定会被淘汰；有能力不敬业，不思进取，也是同样的结果。 　　此外，寻找一份工作，很大程度上像找一位爱人。如果情投意合，两心相悦，双方真心付出，今后的生活会顺意甜蜜；如果只是找一个人结婚，不管脾气性格是否相投，不管三观是否一致，今后的磕磕绊绊可想而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如果能够先搞清楚这一点，在求职的时候或许会少一些迷惑和“跟风”。年轻人冲着自己想做的、能做的事去，假以时日，肯定没错。 　　另外，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有自己的专业，有些专业门槛高，不可替代性强，为了得到一个铁饭碗，放弃学了几年打下的专业本领，实在可惜。当然，有些科研院所，就是需要专业性强的人才，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再做决定。金、银、铜、铁，用金属做饭碗，太沉，有的人端得动，有的人端起来吃力，总之不适合每个人。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哪个时代都是这样。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总在衍生出新的增长点，新的机会，新的岗位，新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第一条就是在年轻时，别自缚手脚。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金银铜铁“考碗族”逢考必上 　　“公务员是金饭碗，事业编制是银饭碗，大型国企是铜饭碗，考上都是铁饭碗。”在考编圈，流行着这样一个“鄙视链”。近年来，随着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考编”（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成为在编人员――记者注）持续发热，“考碗族”随之出现。 　　“考碗族”顾名思义，是指当下到处参加编制考试，不考到“铁饭碗”不罢休的一群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1年度公务员招考数据显示，2020年共有157.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1:1。 　　为端铁饭碗，现代“范进”逢考必上 　　“百二秦关终属楚”，招聘录取名单公布这天，李双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总结自己的考编历程。备考这半年来，秉持着逢考必上的原则，李双参加了大大小小13场考试，“省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岗位都报了。当时只想广泛撒网，也没有具体的目标。” 　　然而考试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李双的想象，“第一次参加考试，10个岗位一共来了1000多人，最后结果出来每个人只相差零点几分。” 　　备考期间，为了能够有人督促自己，交流学习进度，李双在社交平台上加入了考编互助群。“在群里不乏多年奋战的‘考碗族’，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谈及考编的原因，李双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很多传统的家庭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其实一直存在，上一辈人希望下一代能有个稳定且体面的工作，“稳定是为什么大多人坚持考试的原因。” 　　湖南邵阳的小文也是考编大军中的一员。2018年毕业之后，小文选择留在大城市打拼，兜兜转转几年仍然一事无成。“在外工作压力很大，定居成本高，有些企业对员工的保障也很差。再加上女朋友父母希望我工作稳定些，所以最后还是选择考公。” 　　回到家乡的县城后，小文报班开始学习，发现摆在眼前的第一座大山是高昂的费用。“考公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培训机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小文告诉记者，他所报的辅导班第一年价格是32800元，到了第二年，相同的课程内容价格已经涨到5万元。此外一旦通过笔试还有面试班，价格又是几千到几万元不等。可哪怕是这样，父母仍旧支持他报班学习。 　　中公教育的工作人员张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年来报名参加编制考试的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学历普遍提高，本科以上学历的人目前占绝大多数；二是年龄普遍偏低，很多是还没毕业或刚毕业的学生。”此外，坚持两三年一直在培训机构学习的人也不在少数。“受各地经济发展和本身专业市场匹配度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找工作很难找到合适的，所以会坚持一直考。”张琪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考编制已经不再是狭义上的考公务员，很多国企单位，也属于考编的范围之内。 　　和小文一样，杨佳也为端上铁饭碗投资了不少钱。从报名费到交通费、辅导班费，半年以来杨佳已经花费了几万元。但在她看来，只要能端上“铁饭碗”，付出再大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她告诉记者，最忙碌的一次赶考在今年1月份。“当时在北京的线下班学习，收到浙江和上海相邻两天的考试通知。中午11点在上海考完，下午2点的火车去杭州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考试。” 　　由于长期备考杨佳变得越来越焦虑，并长期处于失眠状态。“经常晚上一两点睡觉，早上五六点就醒了。每次都借着见朋友的名义去各地考试，表面上说自己去玩。”杨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一次次考试的失利，让她再也不愿意告诉身边朋友自己的情况，“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考碗族’的压力其实很大。” 　　理想工作不一定在编制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冲上了热搜榜，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有不少人担心年龄限制放开之后，年轻人更难找工作。 　　在一些公司，员工一旦迈进35岁门槛，就会开始担心自己未来的职场生涯。由于很多公司在招聘过程中会设置一个“年龄槛”，“35岁焦虑症”也随之而来。事实上，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年龄早已迈过“35岁门槛”。 　　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公布了我国最新人力资本估算结果。其中，在1985-2018年间，我国（中国大陆）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 　　日前，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 　　在毕业3年的小赵看来，尽管社会在不断发展，但很多公司给予劳动者的保障却依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这是大多数人开始考编的主要原因。他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理想工作不在体制内，也会慢慢认清现实”。 　　小赵也曾一腔热情投入到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去，在传媒公司做了一年多摄影摄像后期，后来换了几家单位，说起频繁换工作的原因，他认为，“有的是因为工资太少，有的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总之都不合适，对身体消耗也很大。” 　　“不要在外面漂了，也挣不到钱，离家那么远，回家考个试稳定点。”小赵说，父母每次打电话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话，2019年他决定放弃理想回到家乡。 　　作为一名非应届毕业生，小赵在报名考试时并不占优势。只能在“矮个里拔将军”，一个一个看岗位表，从年龄限制、专业限制甚至性别限制中筛选掉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从剩下的岗位里挑一个最有可能考上的。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的飞飞在毕业之际选择了全身心投入公务员备考大军中。她身边有很多和她一样的非京籍毕业生都选择了考编，“考公务员是在北京扎根最好的方式，不仅能进入体制内还能解决户口。” 　　飞飞坦言，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体制内的工作适不适合自己，但是在长辈眼中获得这份工作相当于成为人生赢家，因而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我并不觉得进入体制内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现实的出路。” 　　“一眼看到头的工作”没有吸引力 　　去年，影视演员刘昊然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煤矿文工团2020年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中也一度上热搜。网友纷纷表示，“明星都去体制内了，我们更要努力‘上岸’”。 　　考编的火热也带来了年轻人竞争压力的上涨。2020年上半年宁德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宁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内控中心报考比例高达388∶1。 　　但是在IT男裕浩看来，进入体制内等于和一眼可以看到头的未来画上了等号，“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希望能有一些挑战和改变。”因此，他在毕业后义无反顾扎进了“求职大军”。 　　从北京、上海到杭州、深圳，裕浩最终选择了南下广州发展。“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希望能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裕浩知道自己身边的不少同学也都选择了进入互联网大厂发展。一方面，这些同学非常热爱IT行业，对技术有追求，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的待遇相较于体制内更为优厚。 　　“工作不到3年，我已经攒了30多万元，这让很多体制内的同学羡慕。”说起这个“小秘密”裕浩很开心。 　　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考编热”现象，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李宁认为，择业还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来规划，不能盲目跟风。“择业时，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个人性格以及多方面综合考虑评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考编热”现象的出现对于企业招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社会企业的需求和年轻人的就业诉求有时不对等。年轻人追求更优越的就业机会、就业环境，包括地域、工资待遇、成长前景等因素，很多年轻人一门心思‘考编’。”李宁觉得这种“跟风”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对于学校来说，需要帮助年轻人做好职业规划，做好择业引导。” 　　针对目前高校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课程培养，李宁还建议，可以运用“优势教育”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包括认识自身优势，“学生在认识到自身的性格特点后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应受访者要求，李双、小文、杨佳、小赵、飞飞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荣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校外培训应当何去何从 　　视觉中国供图 　　学生校外培训时间分布 　　学生校外培训内容及方式分布 　　编者按 　　为什么校外培训愈演愈烈？为什么课后服务三点半“爱你不容易”？为什么学校减负家长却增负？为什么学生总是那么忙？…… 　　这些教育的热点话题，折射的是当前教育治理的两难困境。中国正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与以往相比，教育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教育理念和方式受到多方位的冲击。 　　要破解这些新衍生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课题组对上述热点话题进行专门研究，探索教育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编辑部特地约来这组文章，希望能帮助有关部门早日找到对策。 　　―――――――――― 　　近年来，我国校外培训市场井喷式增长，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应试”导向严重，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及家长的负担。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实际上，近几年，国家相关部门频频出手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比如，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环节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措施；2019年，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颁布的第一个专门针对校外线上培训活动的规范性文件…… 　　近期，多家校外培训机构更是屡屡接到各种“罚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相关部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决心。这校外培训究竟应当何去何从？为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2019-2020年间在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对校外培训有关内容进行了专项调查。课题组分别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及县级市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样本涵盖东中西部地区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余名学生。 　　校外培训发展不能听之任之 　　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虽为学生个性化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教育选择，但其背后的乱象给学生、家长及学校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一）收费奇高，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扩大了教育“内卷”现象 　　校外培训多按小时计费，根据不同的内容、方式，可收取50-500元/小时不等，在“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维导向下，家长往往会根据需要为子女选择一定的校外培训课程。 　　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表明，47.8%的学生表示每月用于校外培训的费用超过1600元，近20%的学生表示每月培训费用超过3200元。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五年级学生家长张先生告诉课题组，把孩子从小到大报过的辅导班都算起来，大概有四五十个之多，“如果要算报辅导班的花费，数字应该比较大，实在不好计算”。 　　然而，在学生培训内容覆盖面不断扩大的情形下，这一数字仍在不断上涨。在目睹了身边其他家庭的校外培训投入不断增长时，家长往往会选择“盲从”。有的家长告诉课题组，自己的孩子只报了3个培训课程，是班级内最少的，“尽管孩子目前在班里成绩处于中上游，但了解其他孩子报班的情况后，我感到心里很不踏实”。即使家长清楚孩子是否能够成才主要靠自己，但在这一氛围的裹挟下，也只好“被卷入”到这一场无形的竞争中，而报班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此外，调查数据表明，是否参与校外培训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其子女参与培训的机会更多，而离异、再婚、丧偶等特殊家庭结构的子女参与校外培训的机会较少，留守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机会显著低于普通学生。 　　课题组分析，在这一背景之下，极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竞争的“内卷”现象，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二）安排极满，给学生带来了严重的学习负担，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的怪象 　　近年来，国家愈发重视学生减负，力争为青少年成长创设良好氛围。比如，2018年年底，教育部等9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提出严格管控校外培训。在30条减负举措中，明确规定了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标培训、学科知识培训需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杜绝机械训练等具体举措。 　　但是，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采取各类措施规避有关政策规定，机构多将学科名称重新包装，赋予其素质教育的“外衣”但实际内容依旧是超出课程标准的学科知识，或是通过双线转换，将原本线下讲授的内容转为线上，进而规避部分监管。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忽视教育规律，只用较短的假期就教完三四门学科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不仅没学到知识，反而磨灭了兴趣。此外，部分家长并非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培训项目，而是盲目跟风，海量的兴趣班充斥着学生的假期及课余时间，学生的学习兴趣一再削减，直至对学习完全失去兴趣。 　　课题组调查数据表明，36.5%的学生表明每周校外培训时长在4小时以上，16.1%的家长表示每周校外培训时间在6小时以上；82.5%的学生表示周末会参加校外培训，63.7%的学生表示寒暑假会参与校外培训，30.4%的学生节假日会参与培训；21.6%的学生表示会参与4-6个学科的培训，4.9%的学生培训科目在7个及以上。存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培训时间较长，参培学科较多，将中高考改革给学生减轻的负担化为泡影，造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线下减负线上加压的怪象。 　　（三）势头正猛，资本大量涌入，行业内商业氛围过于浓厚 　　当前校外培训被诸多企业视为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尤其在疫情期间，在线培训机构发展迅猛，其市场价值暴涨，引来了诸多资本的关注，但资本的最终目标不外乎逐利。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采用互联网商业营销模式，将大量资金用于广告宣传、同行竞价，甚至利用学费做投资，致使整个行业内商业氛围浓厚，而教育氛围微乎其微。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不计成本地大肆营销，在网络平台、电视节目、综艺晚会上，都不乏其充满噱头的赞助广告，这一举措势必挤占了教学投入，最终为其埋单的还是学生。 　　课题组认为，教育培训行业绝不能过度逐利，而当前各大校外培训机构跑马圈地、无序竞争，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堪设想，近年来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倒闭跑路，家长投诉无门，均是过度逐利的后果。 　　此外，课题组了解到，校外培训机构在招收教师时往往以“讲师”名义招聘，而其考核的重要标准为“续费率”，相当一部分教师成为了名义上的教师、实际上的销售员，何以潜心育人？ 　　（四）认知太浅，以应试分数为导向，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 　　当下的校外培训市场对教育及学生成长认知不足，为了迎合部分家长的诉求，违背教育规律，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应试、超纲、超前等问题。以唯分数论为导向，将系统的知识缩减为零散的考点，将科学的学习方法简化为投机的套路，将以生为本的观念转变为“以分为本”的态度，囿于眼前的一时之得，却忽视了学生的长远发展。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中，答题、考试、套路已然成为了他们相互比拼的“制胜法宝”，各类广告语通过分数的提升来吸引生源。采用“以考代练，以练代教”，找解题套路作为主要目标，学生的学习思维完全被训练成了套路化、程序化、呆板化。 　　进而造成教育功利化，学生及家长虽然焦虑，但在竞争的洪流之中，也只能参与其中，导致“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向前冲”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了素质教育的发展生态，造成很多学生“高分低能”，善于考试但难出大师。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2%的学生表示，参加校外培训是为了提高成绩，长此以往，难免在学生心中埋下成绩至上的错误观念。 　　如何引导校外培训健康发展 　　（一）标本兼治，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智理”平台。 　　课题组建议，在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亟须提高校外培训治理效能，建立省域或市域的校外培训智慧管理平台，集政府部门、校外培训机构、学校、家长等主体，整合准入、备案公示及审批等制度。 　　比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将其师资状况、班级开设情况予以公示，每个班次的学生名单、任课教师、上课时段等信息都应录入平台。能够公示的信息予以公示，不能公示的信息如实备案，以便政府部门核查。校外培训资金的收取及使用同样也应纳入平台管控，家长在缴纳培训费用时，必须使用系统进行缴费，否则不予认可，教育培训资金纳入银行监管，并与平台打通，培训费先放银行，有争议家长可申请退回；而资金的使用情况按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备，一旦发现机构存在较大的资金漏洞，优先退还家长缴纳的学费。并设置专门的举报受理专线，家长可通过平台对违规收费、额外收费等行为进行即时举报。 　　此外，平台应当整合线上及线下的监管，长期以来“属地化”管理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举措，已经不适用于互联网教育形态，必须根据线上培训的特征进行优化和完善。 　　（二）加强监管，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 　　在校外培训机构“智”理平台的基础之上，课题组建议，应当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首先，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师资力量的监管，开展常态化的线上核查及线下抽查，杜绝教师无证上岗现象，一旦发现，即刻对机构予以关停，并严查教师宣传，杜绝过度包装，确保师资力量能够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补充。并充分利用在线治理平台加大对于资金的监管。 　　其次，加大对于地下培训市场的监管，在“一对一”兴起、非学科培训需求旺盛的当下，被监管对象变得越来越多头，不仅有大机构、小机构，更有很多“单枪匹马”的“单师单科培训”，教师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私下“开班”给校外培训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甚至出现“家长打掩护、上课‘对暗号’、培训转‘地下’”的怪现象。应加强常规检查、多途径搜寻信息，提高家长认知水平、劝告家长选择正规注册机构，提高违规办学成本，对于违规办学者，处以一定返款并吊销其教师资格证书，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教。 　　最后，加强对于机器人、跆拳道、滑冰等非学科校外培训监管，当前诸多机构以各种噱头贩卖焦虑，家长跟风选择各色各样的技能培训。有关部门应当出台科学培育儿童兴趣爱好指南，引导家长在正确的年龄段为学生选择非学科类培训，杜绝过度培训。 　　（三）多措并举，有效提升学校课内课后服务质量 　　从校外培训产生的原因来看，其本质是诸多家庭的“刚需”，孩子需要补课，家长没有精力和能力辅导，孩子放学家长却还未下班，只有转而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在课题组的调查中，诸多家长表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又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补习呢”。课题组认为，校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影子，不应将二者割裂而论，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校内与校外融合协调的教育生态，是校外培训治理的最终目标。课题组建议，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是从根本上解决家长校外培训需求的良策。 　　其一，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力争做到学科知识的学习不出校，引导机构与学校错位发展。适当提升学校办学自主权，扩大学校经费投入，鼓励学校引入竞争机制，提升教师忧患意识，定期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核，引导他们走出“舒适区”，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严肃查处教师“课上不讲课外讲”以及参与课外有偿补课的行为。 　　其二，改善课外服务，增加校外培训可替代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学校应当加强课后服务工作，由市财政拨款，家长只需承担极少费用，若家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同等质量的课后服务，势必会转向学校。 　　（四）多元协同，形成内外相济的治理体系 　　针对校外培训隐蔽化、盲目化发展， 课题组建议，要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共治、强化校外培训自治, 引导市场有序发展。 　　在政府层面，应当厘清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改委等不同部门责任分工，细化机构设置标准、监管内容、培训人员资质等一系列细则，各部门联合设置专职人员，提高校外培训治理的连续性。加强对于社会群众的引导，克服唯分数的顽疾，培育家长正确的教育理念，转变“抢跑”心态，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宣传的监管，杜绝分数导向的宣传标语及虚假的承诺，培植良好的校外培训生态。 　　此外，实施行业协会认证评估，通过信用积分、星级评定、行业黑名单曝光、行业禁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环境，引领行业质量提升。 　　（付卫东为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副教授，郑宁为该校政研室副主任，周威和杨玺为该校硕士研究生） […]

原标题：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 　　5月20日，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济南护理职业学院学生进行耳穴压豆技能展示。 　　当日，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据悉，本次活动以职业院校学生为主体，重点突出“技能成就出彩人生”“技能服务美好生活”“技能支撑强国战略”等内容。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1】【2】【3】【4】【5】【6】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吃饱容易吃好难？――中小学“校园餐”槽点何来 新华社天津5月20日电（记者邵香云、张建新、刘惟真）“你现在学习任务重，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饭好吃不好吃都要吃饱。”这是不少家长常常挂在嘴边的“唠叨”。然而，有时换来的却是孩子“学校饭真的不好吃”的回应。 “食材单调，味道不好……”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关于中小学“校园餐”不好吃不愿吃的“吐槽”声不绝于耳，因不好吃造成的浪费也屡见不鲜。学生时常抱怨、家长忧心忡忡，中小学“校园餐”为何槽点不断？ “不好吃，扔一半” “校园餐”难跨几道坎？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曾显示，有的地区中小学生盒饭食物浪费量约占供应量的1/3。记者实地走访也发现，“校园餐”“不好吃、扔一半”的情况并非个例。不少家长和孩子却大倒苦水，不是因为“太挑食”，而是餐食确实“不好吃”。记者了解，多地中小学“校园餐”主要由学校食堂或校外企业提供，不少家长和学生对“校园餐”不是很满意。 ――餐食不合口。“学校的午餐口味很差，班里的孩子们都不想吃，但学校不允许家长给孩子带零食。”贵阳一位学生家长抱怨道。记者走访一家中学时发现，午餐后，不少饭箱里都有剩饭，“油盐特别重，孩子反映不好吃。”家长田楚楚说。有的家长因为孩子不满意学校的餐食，又没时间做饭，不得不把孩子送往周边的“小饭桌”。 ――营养很难判。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学校的“校园餐”食材种类比较单调，基本没有粗粮、水果。从一些学校的食谱来看，孩子午餐鸡丁、鸡排吃得多，鱼虾吃得少。“我所在的学校以寄宿生为主，学生们一般三餐都在学校吃。然而食堂餐品种类有限，经常提供的只有番茄炒蛋、小炒肉、炒土豆丝、包菜等几种。食堂平时不给高中部的学生供应水果牛奶，只给初中部的学生每天发一小杯酸奶。”湖北省某中学教师任胜说。 “目前来看，‘校园餐’食物多样性不足、孩子水果粗粮等摄入量较低是普遍问题，中小学生营养状况仍需要关注。”天津市疾控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制室营养科主任辛鹏介绍。 ――食材不可控。一位供餐企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由于有人力、物流、房租等开支，部分提供‘校园餐’的企业的食材成本仅占餐费五成甚至更低。此外，有限的餐标更使食材成本受限。记者调查发现，在有的大城市，部分学校餐标只有六七元，费用较高的在十五元左右。“饭费就这点钱，算算用在食材上的成本，能够孩子吃点啥？”家长黄晶叹了口气。 有的“校园餐”为啥“吃着不香”？ 除了家长、学生吐槽不止，不少学校、供餐企业也时常感到左右为难。“校园餐”不合中小学生的胃口，原因究竟为何？ ――配送矛盾难解。正在经营一家供餐企业的卢先生表示，自己所在的企业一般6点到8点之间开始制作午餐，11点前将餐食配送到各个学校。出于成本考虑，不少供餐企业选择在城郊租厂房，配送路途远、时间长，难以保障餐食的味道和温度。“从制作到装盒、装箱、运送，最后分发到每个孩子手里，需要好几个小时，口味怎么能好，孩子总说学校的午餐已经被闷出了‘饭盒味’。”一位学生家长说。 “在盒饭内放置时间过长，饭菜的口味口感会受到影响，此外，维生素B族、C族等稳定性不强，如果反复加热，还容易导致营养的损失。”辛鹏说。 ――营养标准推广执行难。多位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一些地方推出了较为细致的“校园餐”营养指南和地方标准，但多地仍存在难推广、不细化等问题，制定行业标准的相关机构对于供餐企业也无强制推动执行力。 此外，不少供餐机构缺乏专业营养师指导。“据我们了解，目前全国60%以上的供餐企业都没有配备专职营养师，部分企业连兼职营养师也没有聘请，孩子们的营养餐很难做到真正营养。”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长王清霞说。 ――成本上涨，餐标难涨。卢先生表示，该公司本有员工40余名，疫情暴发后，出于防疫考虑，企业多个环节需要增派人手。“食材、物流费用上涨，疫情期间企业还得购买防疫物资，每个月就要多支出几万元。”北方某市一家供餐企业负责人李先生直言，目前员工工资就占到企业营业额的三成左右，厂房租金每年也要支出约四十万元，“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力、物流等成本不断上涨，食材成本肯定会受到影响。”然而，很多学校的餐标却多年未变。一位校长向记者表示，该校餐标13年没有调整，主要是因为担心餐费提高引起部分家长反感。 让孩子不仅要吃得饱，更要能吃得好 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健康关系到孩子们成年以后的身体状况，中小学生“校园餐”紧紧牵动着社会的神经。业内人士建议，让孩子们在校吃饱、吃好，需要多方共同发力。 目前看，“中央厨房”模式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据天津市东丽区教育综合保障中心主任杨云塔介绍，天津市东丽区通过公开招标引进3家餐饮企业在8所学校食堂试行“中央厨房”运行模式。“中央厨房”食材集约化采购，集中加工生产半成品，密封冷链配送至学校食堂后由炒菜机器人或现场员工进行标准化加工，学生能及时吃到可口的热饭菜，省去了运送时间，口味也得到了改善。在学生餐标不变的情况下，食材入口率提高了4.5个百分点。 “实行‘中央厨房’以后，食堂工作人员由中央厨房统一调配，工作人员费用由政府补贴，水电费用由学校承担、燃气费用和厨杂用品由‘中央厨房’承担，学生缴纳的餐费七成以上能用到食材上。学校还能及时对企业配送的食材及营养搭配提出意见，不仅降低了成本，也容易追溯问题。”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校长尚俊歆说。 好吃不好吃谁说了算？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可建立完善有关部门、学校、学生、家长对供餐企业的协同评价机制与相关管理规定，对供餐企业制定明确章程和奖惩制度，推动行业良性发展。从长期角度上，可加强对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的食品营养安全教育培训，要求供餐企业配备营养师，提升人才队伍素质。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都必须考虑中小学食堂配餐的公益性。“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为相关企业减免税费、加强监管等方式，保证食材的质量。”王清霞说。 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标准并推动执行。王清霞认为，相关部门可加强跨地域沟通交流，将一些地方推出的较为完善的营养标准推广到更多地区，并进行“本土化改良”。 “建议教育部门以及相关权责机构提高‘校园餐’的营养水平，并确保供餐企业利用好学生餐营养指南这个地方标准。”辛鹏说，“学校、家长和供餐企业需要丰富食材种类，每天至少为孩子提供12种、每周25种食物，保证孩子摄入水果蔬菜、粗粮以及适量的肉禽蛋奶等，同时缩短加工时间，保障孩子的营养健康。”（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湖南一教师让未捐款学生录像发家长群 被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 　　近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一名教师让未参加捐款的学生排队录像，并将视频发至家长群中，请家长支持捐款。该视频随后被传至网上引发热议。 　　19日，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回应确有其事，并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赴事发学校开展全面调查。20日，经调查核实：本次募捐是由永顺县教育基金会发起的一次献爱心活动，该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2月25日，系湖南省民政厅批准的公募基金会。此次募集的款项将全部用于奖励优秀师生和教育工作者、救助有特殊困难的师生以及开展“园丁之家”等公益慈善活动。 　　永顺县教体局通报指出，5月17日，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谢某某在组织募捐活动时，领会执行本次募捐活动精神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态度马虎，让部分学生站成一排，拍摄视频发至班级家长群，动员家长进行募捐，未顾及家长和学生的感受，也未遵循自愿募捐的原则，引起家长和学生反感，造成不良影响。事后，经批评教育，谢某某主动向家长和学生道歉，并取得家长和学生的谅解。 　　有家长称，学校16日组织一场捐款活动，建议每个学生的家长捐6元钱，第二天，有孩子忘记告诉家长就没有捐款。 　　目前，经永顺县教体局局务会研究决定：对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教师谢某某进行行政记过处分，调离该校；对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对永顺县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覃某某进行诫勉谈话；对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在全县进行通报批评。（记者张玉洁）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从“就得了业”到“更高质量就业” 　　“我的求职目标是到国企或者事务所从事财务、税务方面的工作，刚刚向用人单位咨询了未来发展方向、岗位的具体要求等问题。”5月17日，在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的京津冀专场招聘会现场，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小苏一上午已投出十几份简历。 　　“‘十四五’时期，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将持续增加，新的就业形态大量涌现，‘互联网+就业’模式广泛应用，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工作体制机制将进一步健全。要直面机遇和挑战，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此次就业促进周启动仪式上表示。 　　面对新形势，各部门、学校又将如何综合施策，让高校毕业生不仅“就得了业”，还能“更高质量就业”，记者进行了采访。 　　深化校企合作，提高供需匹配度 　　“我们前期已与16所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已招录2021届毕业生1458人。”5月17日教育部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重点领域校企供需对接会现场，中国商飞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徐春夏与部分装备制造行业代表高校进行了洽谈。对接会上，能源动力、材料化工、装备制造等18个重点领域行业的120多家企业，与近60所高校代表围绕人才联合培养、就业实习实训、毕业生招聘等展开深度洽谈。多所高校和用人单位初步达成人才招聘、共建大学生实习基地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协议。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对接大会，为重点领域校企双方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建立起校企对接合作的长效机制。“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促进高校和重点领域用人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开展对接活动，推动高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就业育人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重点领域就业。” 　　值得关注的是，和此次就业促进周同步成立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就指委”）也为推动校企合作和学职衔接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契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水利与生态环保行业就指委主任委员屈文谦说：“水利与生态行业是相对传统的行业，我们希望能够跟相关企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想，就指委的成立搭建了一个桥梁和纽带，把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岗位对接起来，学生能找到合适的单位，用人单位也能找到心仪的人才，实现二者更加匹配。” 　　“校企深入合作，打通需求与供给，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有力提升了人才培养的适应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陈峰说。 　　加强校地合作，让学生了解一线、基层岗位情况 　　“读本科时，我常常能听到西部计划青年讲师团的感人事迹，尤其在大二那年跟随学院去湖北恩施开展扶贫调研，让我意识到自己还要在基层接受更多磨砺，所以在毕业时，我选择加入西部计划，去新疆做一名支教老师。”华中师范大学2019届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一苇介绍自己选择支教之路的缘起。 　　要让学生下决心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就要让他们真正知道基层工作是啥样。在此次就业周活动中，记者了解到，通过越来越紧密的校地合作，学生在就学期间去基层体验的机会越来越多。 　　陕西省就组建了师范类、民办类高校就业联盟，赴新疆、西藏开拓市场，与新疆、西藏地区市（地）、县教育部门、中小学建立就业战略联盟，组织毕业生赴新疆、西藏等地实习，还深入挖掘重点行业、地区，重大项目以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就业机会，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帮助毕业生熟悉赴西部基层就业创业政策。近年来每年为新疆、西藏输送毕业生近4000人。 　　高校也在为学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创造机会。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了多样的职业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在形势与政策课、职业生涯规划课等课堂教育环节中加强“三农”就业主题、丰富基层和“农业及相关产业”就业教育案例。人文与发展学院还按照“六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全国建立乡村振兴研究院和社会实践基地，通过院地合作培养学生扎根基层的情怀。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玉梅介绍，学校从政策宣传、平台搭建、技能培训、薪火相传四个方面，全面引导帮助毕业生前往基层就业，通过校地合作方式举办定向选调生人才培养实验班。截至目前，已与30个省份开展定向选调专项人才合作。五年来，累计已有千余名毕业生参加选调生项目，选调生数量实现8年连增。 　　以就业促培养，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屈文谦观察到，近年来水利、生态相关专业学生求职除了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几大设计公司、设计院、工程局等央企和事业单位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业态企业，旅游、地产等行业也成了部分毕业生的选择。在屈文谦看来，就业市场的反馈可以充分为学校招生、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调整提供依据。“我们会通过调研对未来就业岗位需求进行统计，将来学校确定相关专业招生规模时可提供参考，各专业也可以及时、灵活调整课程设置，将前沿生产技术和相对交叉的学科知识纳入课程中，让学生更适应新经济、新兴业态的发展。” 　　“就业是一种市场行为，能力强、素质高的毕业生，更容易在求职中胜出。当下，各高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专业设置不科学、培养方案与市场脱节、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毕业生的胜任能力与用人单位的期待存在差距，成为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思想政治教育中心教授王占仁这样分析，“未来，高校要以市场为准，紧跟行业发展，实时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以出口决定入口为专业设置杠杆，在体制机制、评价方式、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上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增强高校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开放性、实效性、创新性，不断培养出符合新行业、新兴领域要求的新型人才。” 　　屈文谦也表示，就学生个体而言，要做好未来就业准备，在校期间不应只局限于学习本专业知识，更要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能力。“水利、生态行业的岗位原来只要学好专业知识，从事设计、制造、施工建设都没有问题，但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上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工具，就需要对计算机、人工智能、数据库、搜索引擎、软件等有知识储备，工作中还需要融入和了解社会，因此也需要涉猎管理、社会学社会调查等知识，具备团队合作、沟通等能力，所以要从知识结构、综合素养上全面提高。” 　　（本报记者 周世祥）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编者按：近年来，北京市教育系统聚焦学生的实际获得，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探索了重要经验。近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做客人民网，围绕北京市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新高考改革等基础教育领域的探索经验，以及如何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分享。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接受人民网专访。 中小学生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应以牺牲学业质量和效率为代价 人民网：教育部日前发文强调，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在落实这项工作方面，北京市目前主要有哪些举措？ 李奕：中小学生如何减负，一直是教育改革当中探索的重要话题。特别是今年以来，从中央到教育部对减负的问题高度关注，特别关注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实际感受，也出台了相应的措施。 北京市在这方面积极地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的整体部署上，我们实际上是多措并举，共同发力。 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着力让课堂内、校内的教育供给效率更高，尽量压缩作业，提高作业的质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另一方面，在校外培训机构如何去选择、如何去治理、如何去引导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现在正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资质问题、预付费问题，还有超纲、超标准教学等问题进行规范化治理。在这方面我们也出台了一些实验性的举措，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实际上，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负担减轻，并不是以牺牲学生的学业质量、效率为代价，而应该是在减负的同时还要增效。这需要我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调整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提高老师的教学效率。 人民网：在提高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效率等方面，北京市今后一段时间将如何继续发力？ 李奕：在完成、巩固好现有的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上，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把研究的重点、落实的重点放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上。比如如何评价学校、如何评价老师、如何评价学生，这里涉及到对老师教学的绩效、效率和成果的评价，对一所学校的办学成果的评价，对一个学生五育并举、各个方面发展评价的方法、手段和标准等问题。 这些评价标准的调整，也会对当前进行的“负担减轻”，包括课内课外整体教育的协调等，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实际上，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供给。教育供给的达标程度也需要看实现的途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发挥一线党员作用 更多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 人民网：我们了解到，北京市近两年启动了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请您介绍一下有什么特点？目前相关的推进情况如何？ 李奕：一直以来，我们虽然在基础教育阶段谈的是校长负责制，但在整个教育的管理和发展方向上，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定落实党对教育工作各方面的具体要求。 在当前这个新的阶段，为什么进一步强化这个要求？在教育的目标上，教育不仅仅是民生，更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不仅要为孩子的学习成长和“各得其所”服务，更要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需求服务。因此，我们必须要强化党对教育改革、对教育发展的全面推进和领导。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在全市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现在有四个试点区。我们强调的是，在基层学校的党组织如何更好发挥作用？除了“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建设和保障外，在当前教育改革面临的最突出、最热点、最难点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最急需的问题上，党组织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按照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我们推进落实“双带头人”制度，既要让优秀的党员成为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也要让业务当中的骨干老师在基层党支部当中发挥更坚实的作用。 通过将近两年的建设，我们看到，在减负过程中，在新的中、高考所带来的教育教学难点的挑战中，一线党员教师和基层党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党组织的强力推进，许多难题得到了很好的化解，让学生有更多的实际获得。 新高考命题总体平稳过渡 答题更加注重对知识运用的考察 人民网：我们知道从2020年开始，北京市正式实行新高考改革，有一个制度叫等级赋分制，划分为五个等级――从A到E的等级。当前已经进入2021年全国高考的倒计时阶段，在北京市新高考实行一年以来，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李奕：北京市新的高考方案是完全落实国家教育部总体部署的高考方案。去年虽然高考、中考延期举行，但是考试试题的命制和录取招生组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从目前来看，有几个点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整体的考试录取平稳有序。实行等级赋分制之后，学生可以选择最优势的学科参与录取和竞争。对于每个孩子来讲，不仅平行录取当中每一分都得到有效运用，学生选科的方向和特长，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去年，新高考在方案的落实和录取的结果上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认同。 再一点，北京新高考在命题上也很好体现了平稳过渡的性质，命题的分数和技术的把握也非常好。 另一方面，在命题的情境和创设、素材的选用和价值观的引导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各科试卷的命题广泛结合国家、民族的发展趋势，和所在城市的发展需求相结合。素材的选用和情境的创设，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让孩子们在答题过程当中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而是在新的问题、新的情境当中学以致用，在考试过程中也能够深化对国家、对地方、对家乡的理解和情感。 2021年的中高考将如期举行。各个学校对初三和高三，特别是高三的毕业年级也有特殊的复习设计和整体引领。可能每个孩子的复习进度都做了相应的调整，这和去年是不一样的。今年仍然会保持命题考试各个方面规范化建设的平稳性，发挥去年优势，继续积累经验。 主动对接国家、民族对未来人才的需求 以首善标准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人民网：提到北京会经常提到四个字“首善标准”。就北京而言，您觉得如何以“首善标准”来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李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规划提出来的总体要求，从北京市的教育发展规划来谈，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上、提高“四个服务”的水平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北京城市建设未来主要围绕“四个中心”来进行。从教育行业来讲，“四个中心”的建设要以教育为基础，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才来支撑和守护。所以，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要认真研究“四个中心”的功能建设和服务的水平。 第二，在满足北京市市民更充分、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围绕着“七有”“五性”，北京市建立了“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的管理体系。我们要知道家长、孩子对教育的需求，更要知道国家、民族对未来人才的需求，把这两个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合力。 第三，在适应科技发展、促进育人方式变革上实现更大的突破。现在社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特别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育场景和教育的形式加速发生转变。比如在线教育中，学生更广阔地集纳教育资源、学习知识。所以，在构建整体的教育体系当中，更要关注校内和校外的结合、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以及更广义的教育资源观和环境观的构建问题。可能传统学校的围墙、教师的身份、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已经不能再限制学生的认知和学习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集纳更多的资源，为孩子提供适合且高效的教育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第四，在构建开放融通充满活力的发展局面上实现更大的突破。特别是系统内和系统外资源的融通，包括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向新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也要有特殊的设计。 第五，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教育治理体系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在评价改革当中，要系统地梳理大中小幼不同学段和不同类型的评价指向，思考在方式和指标上应该怎么进行有机整合，为孩子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责编：李依环、何晶茹)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