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您想去哪里？ 　　暑假期间，河北省石家庄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河北博物院，学习当地历史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充实暑期生活。图为一位小朋友在非遗展厅参观戏曲道具。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来了 　　【来自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之后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2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和民政部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社会关切，围绕《决定》内容进行了解读。 　　政策调整突出优化、包容和保障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2013年以来，党和国家立足人口基本国情，根据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那么本次政策调整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决定》不仅是一项生育政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综合性大政策和系统工程。”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说，总体来看，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优化。《决定》部署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提出了系列优化组合政策。本次优化生育政策不仅仅是简单地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聚焦群众关切，坚持问题导向，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二是包容。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决定》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这是顺应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要求，对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一次重大改革。 　　三是保障。即是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保障制度做了充实和完善。《决定》要求，对计划生育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特别是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建立健全全方位的帮扶保障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心和重视。”于学军说。 　　一揽子政策支持覆盖全生命周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已有所变化。相关调查显示，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我们也了解到，网上关于‘生不起’‘养不起’的反映比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期盼。”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说。 　　他介绍，针对这一问题，《决定》明确了将配套支持措施和三孩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组合提出，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比如，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决定》提出，将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供给；实施母婴安全提升行动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在社会高度关注的减轻教育负担方面，《决定》提出，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改进校内教学质量和教育评价，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等。此外，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也都将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瞄准痛点合力破解“养育”难题 　　在诸多制约生育的因素中，婴幼儿无人照料、托育难等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坦言，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而全国0至3岁的婴幼儿现有4200万人左右。据调查，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供给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确实还很大”。 　　因此，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决定》强调，将制定托育服务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开展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推动城市制定整体解决方案，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我们将实施‘十四五’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和托育建设专项工程，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同时，调动国企、社会资本等各类主体积极投入托育行业。”杨文庄说。 　　同时，将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的资助力度。 　　此外，在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上，《决定》也有所发力。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张贞德表示，将鼓励有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为开展优生优育和婚前体检咨询提供必要场所，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开展婚俗改革试点，治理婚嫁陈规陋习。 　　于学军透露，后续，相关部门还会根据《决定》的总体要求，出台一系列配套支持实施措施，“目前已经作了初步分工，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后续会陆续推出，以确保我们的优化生育政策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记者 杨舒）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如何让更多乡村“大先生”扎根泥土、助力振兴 　　山西省柳林县高家沟乡中心校杨家洼小学教师王福平带着学生们在学校院子里玩游戏。新华社发 　　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奔跑在校园跑道上。新华社发 　　图为江西省乐安县湖坪乡村里小学教师黄兴来送学生回家。新华社发 　　调研样本中乡村教师职称结构比例图 　　编者按 　　2019年4月，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习近平总书记遇到了一位曾经毕业于这所小学又回到这里任教的乡村教师。总书记动情地说：“我就希望看到有这样扎根这里的一批乡村教师，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乡培养这些优秀的后代。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近年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乡村教师的育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此外，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在第三章“人才支撑”中重点强调了乡村教师群体。 　　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今天，我国乡村教师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今后如何更好发挥作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对广西、贵州、山西等五省份10区县乡村教师展开了问卷调查；同时，光明日报记者对广西、湖南、河北等地部分乡村教师进行了深度采访，形成本报告。报告从助力乡村振兴的高度就乡村教师现状、诉求与未来发展进行梳理，并提出了提升该群体队伍水平、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在无数次家访中，看着一个个山区女孩因贫困失学，我心痛到无法呼吸。我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6月29日，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在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时感慨地说。自2008年建校以来，已有近2000名女孩从这里迈向山那头的大学校园。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数百万名像张桂梅一样的乡村教师在坚守。他们仿佛一条条乡间小路，在中国大地星辰般分布的万千乡校中，以“传道授业”和“身体力行”指引着一代代农村学生走向梦想。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学校是改造乡村的中心”“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1.画像：重学习有情怀，半数以上从教前拥有乡村经历 　　“教师是我的一个梦想。” 　　“90后”大学生李佳佳2018年通过教师招聘回到家乡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大峪镇大峪中学，成为这里的美术老师。“这些年，乡村教师的育人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对音体美等学科也越来越重视。”李佳佳说。 　　七成毕业于师范院校或专业，整体学历不断提升,是典型的“学习型”群体。调研组发现，有71.30%乡村教师初始学历为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通过不断进修，该群体中有64.80%的最高学历已是大学本科，相较于初始学历提高了36.23%，同样，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乡村教师也从0.39%提升到了0.73%。大学专科、中师或中专、高中的比例分别下降至30.67%、3.13%和0.43%。乡村教师队伍努力提升自身学历，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知识和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群体。 　　八成以上是正式在编教师，来源渠道呈现多样化。在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凤山镇第四初级中学担任体育老师的曾富好大学毕业后成为“特岗计划”教师中的一员。公开招聘、定向培养、国培计划、特岗计划……如今，多元化的乡村教师培养和培训提升机制，有效补充了乡村教师队伍。调查数据显示，84.20%的乡村教师是本校在编教师，此外，有4.61%是国家特岗计划教师，0.66%是地方特岗计划教师，4.24%是合同制教师，还有少部分为交流（轮岗）和退休返聘教师。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06年我国实施“特岗计划”以来，累计招聘95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 　　半数以上从教前拥有乡村经历，本土化特征明显。调研发现，八成以上乡村教师来自本校附近及所在城乡，有14.68%来自本省非本县其他城镇、乡村。此外，任职乡村教师之前，有过乡村生活经历（如乡村实习、支教等）的占58.61%，有过乡村读书经历的占49.73%，可见有过乡村经历是绝大多数乡村教师的突出特征，这有助于该群体在入职前就深刻地认知理解乡村与乡村教育。 　　个人教育理想与乡村教育情怀是选择在乡村执教的重要因素。“只要娃娃们能读书，我不要工资都可以”“山里的孩子需要走出大山，乡村教师要给孩子打好基础，把他们送得更远”……在访谈中，当问及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选择担任乡村教师时，“个人教育理想”和“乡村教育情怀”是被提及最多的答案。此外，同事关系融洽、家长认可等因素也是他们选择该职业的原因。 　　2.新貌：条件改善、待遇提升，成为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评职称曾是我们最烦心的事。现在，教师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在边远地区和乡村工作时间越长越容易获得高级职称。镇上以前每年只有1个高级职称名额，今年有7个。”湖南省安化县平口镇完全小学教师刘习聪说，对于高学历乡村教师县里还有专项补贴，“我妻子是硕士研究生学历的乡村教师，县里每年发放1万元高级人才津贴和3000元住房补贴”。 　　自2015年6月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以来，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境遇的改善拓展了乡村教师的作为空间、提高了他们贡献乡土发展的积极性，使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更加丰富、更为凸显。 　　年均职称晋升率显著提高，近七成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调研发现，针对乡村教师最关注的职称问题，自计划颁布六年来，该群体年均职称晋升率逐年提升，显著高于此前年份。2020年乡村教师职称晋升率已达17.71%，远高于2015年―2019年五年间的7.47%、2010年―2014年间的4.39%。 　　在收入水平上，乡村教师全年平均月收入集中在3000-4000元（含4000元）的比例最高，达到34.55%，2500-3000元、4000-5000元、5000-6000元、6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0.57%、19.43%、9.45%、4.84%。 　　乡村交通、学校环境等硬件条件改善显著，八成花在上班路上（单程）的时长为半小时以内。“以前每天放学后还要坐船护送学生们回家，往往下午一点半出发再返回学校都已是晚上六七点钟了。现在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班车，最边远的学生乘车基本也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到校，我也不用一一送到家了。”有着13年从教经历的刘习聪提到乡村环境的变化时非常感慨。如今，多数乡村教师认为日常从家到学校所用时长较为适宜，近八成乡村教师日常到校时长在半个小时以内（76.83%），其中，六成以上（65.60%）乡村教师日常到校时长在15分钟以内。 　　除了教师通勤时间的缩短外，乡校还接通宽带网、配备数字化教学设备、修建标准化跑道和篮球场……“如今我们很多乡村学校的变化翻天覆地，硬件不比城里学校差。”李佳佳感叹，“教室里配备了最先进的一体机，可以让学生们更直观、更方便地看到优秀的美术作品。” 　　将乡村振兴战略融入教学、相当一部分教师担任多重角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调研显示，一方面，今天的乡村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将乡村未来发展、“三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融入课堂内外，引导学生不止立志“走出大山”，更树立起“学好知识，建设家乡”的志向，为乡村振兴培养未来人才；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多出生于所在学校附近地域，具有较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和乡土经验优势，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在地化教育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支撑力量。有相当比例的乡村教师作为扶贫帮扶人员参与了脱贫攻坚的社会实践，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脱贫攻坚的结对帮扶中通过“结亲”“交友”等多种方式真正走入贫困家庭内心世界；通过建档立卡、项目帮扶等多渠道摸清贫困户贫困实状、本质原因、现有资源，再充分发挥个体能力和组织力量，实现贫困家庭与组织、社会的匹配对接，帮助其获取个人发展性资源与共享性机会。此外，为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教师还肩负了控辍保学、教育扶贫、农业指导等多项社会职能，实现多角色担当，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我们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和帮扶户在一起，就像在自己的父母和乡亲们身边一样。帮扶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委屈，但更多的是成就感和被需要感，尤其是作为教师的受尊敬感。”40多岁的张洋就是这样一位承担本校结对帮扶任务、助力脱贫攻坚的乡村男教师。他几乎每两周都要和同校教师拼车去40多公里外的帮扶贫困户家里。张洋坦言，帮扶初期因缺乏经验和信心，只能了解一些表层的家庭基本情况，有的帮扶户也存在抵触情绪。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帮助他们从点滴小事做起，比如填表、争取项目等，让他们看到真心实意的帮扶和实实在在的效果，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融洽了。 　　3.痛点：流动率较高、“教非所学”现象有待改善，助力乡村振兴的职责尚不清晰 　　每天清晨到操场带学生跑早操，白天负责整个初中三个年级的体育课，一周大概要上18节课……担任班主任及体育老师的曾富好对于日常工作倍感忙碌。谈及“特岗计划”3年期满后的发展，“想考到县里的学校当老师”，一直生活在乡村的他认为这样平台视野会更加开阔。 　　事实流动率高于观念流动率。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历来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调研中发现，乡村教师观念层面留任本校意愿较强，其未来个人规划中愿意留在现任学校工作的占63.06%，但在事实层面，乡村教师未发生流动的比例仅占37.10%。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地方为乡村学校补给教师的招聘制度有待纠偏和完善：有的县新招聘来的教师，往往首先被分配至乡村学校，随后几年再以教育教学成绩作为筛选手段，将优秀教师调入城镇学校。这种做法表面上有效解决了乡村教师缺口等问题，激活了其内部的竞争动力，但长远来看，有可能在无形中造成新一轮乡村教师的人员缺口，加剧乡村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和乡村优秀教师的城镇化流动倾向。 　　“教非所学”现象仍较为常见。因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大量农村学校逐渐从村落合并到乡镇。调研中，18.36%的乡村教师所在学校是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25.89%的教师所在学校规模为100-500人，55.56%的教师所在学校规模为500人以上。在所任教学科的数量方面，有39.27%的乡村教师所教学科为1门，39.63%所教学科为2-4门，20.13%的教师所教学科为4门及以上。从专业匹配度来看，乡村教师“教非所学”现象较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职责尚不清晰，自感非教学负担依然较重。在课堂之外，很多乡村教师愿意基于自身优势为乡村振兴发挥能量、作出贡献。然而，在当下多地的乡村发展规划中，乡村教师助力乡村振兴的职能、渠道、方式、回馈等未得到清晰设定，一些此方面职责与其他非教学负担混同在一起，显得碎片化、随机性、低效化，制约了教师们的积极性。调研中，被乡村教师认为是非教学负担的内容主要为三类：一类是以“控辍保学”“教育扶贫”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类事务；第二类是以“竞赛”“研讨”“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类事务；第三类是以“填表”“考核”“评估”“行政会议”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行政类事务。 　　分析可见，乡村教师所认定的“非教学负担”中，相当比例的社会教育类及教育活动类事务其实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如果能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科学设定教师在此领域的主要职责、贡献方式，并将其纳入评价考核标准之中，能有效激发教师主动性，减轻甚至消除教师们视其为“额外负担”的感受；对其他不必要的教育行政类事务理应尽快压缩、删减与规范，帮助乡村教师们从烦冗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教书育人、振兴乡村。 　　4.未来：打好组合拳，从“外生支持”向“内涵支持”转变 　　在调查中，调研组发现了大批拥有浓厚乡村教育情怀、甘愿扎根乡土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他们是支撑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最坚强的保障，是帮助农家子弟走向精彩人生的希望。对此，调研组建议从以下四个层面进一步加快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应有作用。 　　在理念转变层面，应充分重视教育、人才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更加全面深刻地重新认识乡村教师队伍的时代作用，进而为其在振兴乡村中所应肩负的职责、发挥的效能、得到的支撑、获取的回报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帮助其切实提高认识、履行职责，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提升水平。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荀子的典故，强调尊师重教对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新时代乡村教育应发挥“在地化”和“人民性”的真正优势，通过为乡村振兴培养新型人才、营造文化环境、改善道德风尚、提供社会服务等，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急需的乡村“大先生”。 　　在政策支持层面，建议颁布并实施第二轮乡村教师专项支持政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21-2025年）》。在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下，通过国家财政分区分类补贴的驱动方式，调动地方展开针对性的有效行动是化解困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顽症的有力手段。专项政策设计应在客观总结上一阶段计划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乡村教师的旧短板和新难点，由重点对乡村教师实施基础性保障的“外生支持”转向促进乡村教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支持”。如：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升乡村教师开展乡村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的原创能力；建立乡村教师队伍有效引流与合理分流的新机制；提高乡村教师队伍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能力等。为了给长期任教的乡村教师提供更为开放、公平的晋升渠道和机会，建议研制并出台专项政策，例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 　　在社会支持层面，构建全社会尊重支持乡村教师的社会生态系统。改变乡校封闭办学的观念，明确乡校是服务乡村振兴的“在地化”公共文化中心，而不是片面追求升学的应试堡垒，更不能扮演乡村人才“抽水机”的角色。树立乡村教师的“大教育”观，以“帮扶”和“家访”等为纽带，建立健全乡村教师与村落农家之间更为经常性和开放性的积极互动渠道。这一方面需要乡村教师以专业的教育能力全心育人，另一方面需要其以“专业能力”和“乡土情怀”成为乡土社会中有口皆碑的“新乡贤”，深度参与到移风易俗和社会发展的乡村振兴大局中，引领乡村新风尚与新境界。陶行知先生曾说：“教师的人格影响于学生和乡村人民很大。”为此，需以乡村教育为纽带，将乡村教师的公共教化行为与乡村公共事务有机整合，让其发挥重要作用。建议在全国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综合试验区，为乡村教师发展与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探路。 　　在个体支持层面，激发乡村教师自主开展乡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实践的内在活力。实施乡村教师在地教学原创计划，尊重与肯定他们激活乡村教育变革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重心下移的专家在地化培训和参与式跟岗指导，建立乡村薄弱学校和城镇优质学校的一对一教师帮扶制度，真正让培训主体到田间地头、教学现场，解决乡村教师面临的现实教学问题，破解乡村振兴困境。对于那些真正有思想、有情怀、有能力的乡村教育家，未来应通过“工作坊”“线上课堂”等多种形式让其成为更有行动力和话语权的本土化乡村教育带头人。让乡村教育成为探索中国教育原创思想和实践的真正田野，让乡村教师为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贡献。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与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执笔人：李涛、白雪蕾、杨桐彤） 　　 （调研组成员：李涛、白雪蕾、杨桐彤、刘丽云、冉淑玲、张海燕）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 　　7月21日，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称，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其中特别提及，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 　　近期，针对快手、腾讯QQ、淘宝、新浪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等问题，网信部门依法约谈平台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全面清理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并对平台实施罚款处罚。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专项行动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处罚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露头就打、从严从重，大力整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乱象。 　　各网站平台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发声、深入自查、堵塞漏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为未成年人营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关注 　　7类问题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解决7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 　　一是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打赏行为，防止炫富拜金、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现象对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导向。 　　二是未成年人在线教育平台问题。全面清理在线课程中色情低俗、血腥暴力及其他导向不良内容，严禁推送网络游戏、低俗小说、娱乐直播等与学习无关的广告信息，及时处置互动评论区攻击谩骂、教唆不良交友等内容。 　　三是儿童不良动漫动画作品问题。坚决清理散布暴力血腥、暗黑恐怖、教唆犯罪等内容的“邪典”视频，认真核处存在角色着装暴露、情节色情低俗、场面血腥恐怖以及其他易引发未成年人模仿的危险行为等问题的儿童动漫动画作品。 　　四是论坛社区、群圈等环节危害未成年人问题。深入清理利用儿童形象制作的软色情表情包，严查教唆诱导未成年人自杀约死、拍摄交易色情低俗视频的群组账号。 　　五是网络“饭圈”乱象问题。持续推进“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深入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等行为。 　　六是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题。严防网上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现象形成不良导向、扭曲青少年价值观，坚决查处人肉搜索、人身攻击、恶意举报等网络欺凌和暴力行为。 　　七是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重点排查解决网站平台防沉迷系统问题漏洞，解决“青少年模式”入口不显著、识别不精准、专属内容不够丰富、应用效果不佳等问题，进一步优化模式效能，着力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记者 熊颖琪）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北京高校探索驻楼辅导员制度 　　近日，北京高校驻楼辅导员工作现场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据介绍，北京各高校正在积极探索开展驻楼辅导员工作，辅导员在宿舍一线及时发现解决学生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导，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政工作模式。 　　“去年6月，我作为新上岗的驻楼辅导员，敲开一扇扇宿舍门，逐一作自我介绍，告诉同学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找我……”在座谈交流会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团委书记、专职辅导员谭卓立分享了自己任驻楼辅导员的感悟。 　　一年多来，无论是学生忘带钥匙、办理证件、生病买药，还是遇到情感困惑、咨询职业生涯规划，谭卓立都及时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闲暇时还与学生一起观看《觉醒年代》，为学生讲解其中的党史知识和故事。“只有敲开学生房门，才能打开学生心门。”谭卓立说，辅导员从学生的“大家长”变成了学生的“知心人”，再从“知心人”变为学生思想的“领航员”，才能真正发挥驻楼辅导员的作用，引领学生实现思想的蜕变和成长。 　　为了更好引领青年学生，不少学校扩大了“驻楼”队伍。首都体育学院坚持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和学生“零距离”“面对面”接触交流，全面了解学生生活状态和思想动态。北京林业大学学工部部长王艳洁介绍，该校的辅导员、机关青年干部、一线专业教师、物业服务人员均纳入学生公寓“全员育人”工作体系，壮大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驻楼辅导员制度改变了以往学生工作‘条块管理’的模式，将学生工作拓展至宿舍，实现思政引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北京大学学工部长王逸鸣说。 　　目前，北京各高校正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进行创新，不断提升“精准思政”工作水平。 　　北京大学创建了22个特色主题工作室。其中，本科生居住的楼层多围绕思政引领、本科适应与生涯规划、兴趣拓展与技能培训主题搭建工作室；毕业年级居住的楼层则多围绕求职就业、心理疏导主题搭建工作室。 　　北京林业大学推动公寓辅导员在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过程中，“用面对面代替键对键”，深入学生宿舍进行“一对一”谈心谈话；用聊家常代替讲大道理，把思想政治教育做在日常、做到个人、做进心里。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校驻楼辅导员工作的开展，作为“精准思政”的重要抓手，有效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辅导员能够在宿舍一线及时发现解决学生问题，切实打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有力推动了“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记者 樊未晨）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7月22日电 “海外高校校友会中心”成立仪式18日举行，该中心旨在搭建集聚整合各方资源的“新平台”，探索务实高效服务校友的“新机制”，加强各校友会间的交流合作，形成有效服务校友创业创新的工作合力，以广泛联系校友、切实服务校友，打造“海归之家”。 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赵新良表示，留创园将会通过校友会为大家提供创新创业机会及就业帮助，也会提供联谊、交流和合作的机会。未来，校友会中心还将吸纳更多校友会加入，逐步扩大影响力，提高服务力，增强凝聚力，积极整合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各类资源，为广大校友提供更为专业而务实的服务和帮助。 伦敦大学学院校友会主席张劲草宣读《海外高校校友会中心发起书》。她表示，校友会中心的成立将打破校友之间的沟通壁垒，实现更好地交流、沟通、合作。 活动中，各方还围绕“新时代如何更好服务校友发展”话题进行讨论，结合校友的新需求、新发展，探讨服务校友的新思路、新举措。大家一致认为，“海外高校校友会中心”的设立，将持续延展服务校友、创造价值的广度和深度，搭建更落地、更实际、更高效的服务平台，借助党委、政府、统战、园区和校友会的力量，发挥组织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帮助校友融入海淀良好的“创新雨林”生态体系，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和国际人才社区建设。 据了解，“海外高校校友会中心”由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北京市海淀区侨联、北京海归驿站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16家在京的海外高校校友会联合发起设立，将为广大校友提供创业服务、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场地服务四大类服务，通过联合举办校友联谊、政策解读、专题培训、主题分享、行业沙龙、名企参访六大类活动，帮助校友解决回国发展中自主创业、求职就业、教职科研三个方向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张先翱：北大才子为少先队奉献一辈子 　　张先翱在青岛市参加“雏鹰假日小队”现场会。 　　张先翱在西藏灵芝为辅导员讲授出队旗时执旗姿势。 　　张先翱在浙江指导“红领巾小种植”实验基地。 　　张先翱在安阳人民大道小学升旗仪式上讲话。 　　坐在书桌前，张先翱要半摘下眼镜，把书凑得很近很近，才能够看清上面的字。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只有0.3，每天定时定量注射两次胰岛素……即便这样，87岁的张先翱依然没停下干了一辈子的少先队工作。 　　因为热爱，从学生时代到退休后27年，张先翱都在为热爱的红旗一角的教育事业奋斗。 　　被先烈事迹激励 学生时代就当少先队辅导员 　　1949年，15岁的张先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就被推选担任浙江省宁波效实中学团支部副书记兼少年儿童委员。 　　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旗、队歌、队员标志、队礼、誓词及口号等。 　　正是那次会议，确定了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1950年5月，宁波市首批建队，张先翱负责效实中学少年儿童队建队工作，任副大队辅导员（正职由教师担任），也成为全国很早佩戴红领巾的辅导员。 　　1950年到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少先队工作主要围绕抗美援朝开展。在张先翱年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每天晚自习前半小时的少先队活动，他都会带着大家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故事。 　　黄继光、邱少云……每当张先翱讲起那些英雄的事迹，学校可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小礼堂总会坐满学生。“我也就比同学们大两三岁，英雄先烈的事迹教育了少先队员，也教育了我本人。”从那会儿开始，张先翱就感受到少先队辅导员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中学时期当辅导员的日子，张先翱因工作出色受到表彰。1952年宁波市表彰40个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他是唯一一个学生身份的辅导员受到表彰的。1953年，宁波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张先翱还被选为人代会代表。 　　在张先翱的高考志愿表上，他填了9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还填了1个北京大学儿童文学专业。 　　1953年9月，张先翱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前两年在系里当文艺委员，组织大家搞文艺活动。但他始终放不下心心念念的少先队工作。第三年，张先翱憋不住了，主动找到学校团委，申请要到北大附小当辅导员。 　　至今张先翱还很感谢当年北大团委很支持他作为学生的这一想法，不但委派张先翱去附小当总辅导员，同时还从各个院系选拔了10多名优秀团员，担任中队辅导员。回想起来，张先翱不禁感慨，“可见北大团委当时对全团带队的重视”。 　　在张先翱担任总辅导员的3年，北大附小的少先队活动很是活跃。最让张先翱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利用一个半月时间辅导五年级一个中队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李大钊的主题队日活动。 　　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革命烈士李大钊牺牲30周年。张先翱也在为毕业论文忙碌着。他的毕业论文主要研究李大钊，理论结合实践，他带着少先队员们开启了一次丰富而意义深远的主题队日活动。 　　到北大红楼参观、前往景山东街任弼时故居绞杀李大钊等20位烈士的绞刑架前凭吊、到万安公墓祭扫李大钊，邀请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讲述先烈的革命故事……活动后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将此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在北大任教时，李大钊的工资是120块银圆，同期还有在别的大学讲课的报酬，加起来能有300块，可他把大部分钱都资助革命、帮助青年学生了……”李大钊这些事迹，让张先翱印象深刻，“对我教育很大，也是我学习的楷模”。 　　“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成为北大才子的座右铭 　　学生时期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让张先翱深深地爱上了红领巾教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优秀人才”建队初心铭刻在心。 　　1957年，尚未大学毕业的张先翱还担任了海淀区少年之家故事辅导员，利用星期天向少先队员们讲先锋故事、少年英雄故事。 　　当年，在北京市第二次辅导员代表会议上，张先翱作为受表彰的辅导员发言。他当场表了决心：“明年我要大学毕业了，如果可以填写100个分配志愿，我要从第1个到100个都写上少先队工作。” 　　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张先翱立下了“愿红领巾与银发齐舞”的座右铭。 　　次年毕业填写分配志愿，张先翱第一志愿就是小学老师。五年制北大历史系是培养大学师资和历史科研人才的，张先翱为此还专门找党支部书记表示希望能照顾自己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初中老师；第三志愿：中国少年报；第四志愿：哪里有少先队工作可干的哪儿都去。“不挑地点，不光北京，外省市、农村、山区，哪儿都去”。正值青春的张先翱铁了心要干少先队工作。 　　让张先翱意外的是，自己被破例分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年部工作。自此，少先队工作成了张先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62年春，张先翱被借调到团中央少年部工作3个月，和时任《辅导员》杂志副总编朱音一起编写《少年先锋队工作问答》一书。 　　为了更好完成辅导员资料的编辑工作，张先翱和同事经常要到郊区去总结典型经验。虽然张先翱与夫人已于1959年结婚，但是夫人长期在上海工作，实际上在北京的张先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他经常承担了到北京远郊调研的任务。“有时候骑着自行车行程几百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到农村调研”。 　　15岁入团，由于“祖上72亩地”，家庭成分地主的张先翱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直到1964年7月9日，30岁的时候，张先翱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团员到党员，他始终积极奋斗在少先队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 　　在团北京市委工作的那些日子，张先翱心里印着100万和两万这两个数字。这是当时北京市少先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的人数。借调到团中央、后来又在团中央系统其他岗位工作的时候，张先翱的视野更开阔了，他心里记挂着的，是全国1.3亿少先队员和370万少先队辅导员。“我在少先队的领导机关工作，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全队”。直到今天，张先翱还说，这4个数字给了他巨大的动力，“我们的工作意义很大，责任很重”。 　　人生选择再多 他都不忘初心 　　1978年以后，少先队工作全面恢复，张先翱最开心的是可以接着干少先队工作了。 　　1979年，他面临两个不错的选择，到中国少年报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或者到《辅导员》杂志社担任少先队工作组组长。前者级别高，“组长”一职是正处级，房子可以多分一居；而后者的“组长”只是科级，但张先翱还是选择了到《辅导员》杂志社工作。 　　“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少先队辅导员，研究的学问要广一些，深一些。”在面临人生选择时，张先翱总是铭记最初的想法。在他看来，哪里更有利于开展少先队工作就去哪里，待遇、名利都要靠边站。 　　《辅导员》杂志曾经报道，张先翱在《辅导员》做编辑的4年里，以平均每年4个月的时间，到外省市出差，进行少先队工作“采风”。4年中，他收获了20多个采访笔记本，积累了诸多少先队辅导员智慧的结晶。 　　这也是在张先翱看来，充实而难忘的一段时光，“这4年，是我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历史上，见到最广、学到最多、收获最大的4年”。也正是那段时间，他帮助少先队工作探寻出一条条发展之路。中学少先队工作薄弱时期，有人提议取消中学少先队，是他三下无锡，探寻、总结无锡中学少先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用事实发声：中学少先队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应是少先队工作的黄金时代。农村少先队工作困难多，他辗转山东掖县（莱州市）、四川什邡、江苏武进、山西运城等地，寻找农村少先队工作希望的火种。 　　从当一名最基层的辅导员，到为《辅导员》杂志投稿，再到成为《辅导员》杂志一名工作人员，张先翱与辅导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张先翱年近五十之时，根据工作需要被输送到全国妇联系统的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在新的岗位，张先翱创办了第一份以指导孩子玩为宗旨的刊物《学与玩》杂志，设置两个少先队的专栏，组织6名少先队工作专家赴西北五省培训辅导员；还在4年里为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场辅导员培训讲座。 　　张先翱称自己这一时期是“身在妇联系统，心在少先队”。 　　1986年年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张先翱调任少年工作系主任，一开始，全国妇联不肯放，专门派一名书记和他谈话，但是张先翱态度坚决：“我太喜欢少先队工作了，你放了我吧。” 　　离开当时发行量28万的《学与玩》杂志总编辑岗位，回到共青团系统研究少先队工作，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个很难的选择，但张先翱毫不犹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块全新的沃土，张先翱创办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以研究少先队为重点的学术刊物《少年儿童研究》，任主编7年，组织发表了全国少先队工作者几百篇论文，为创立少先队教育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 　　199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立，他任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工作以来，张先翱辗转多个岗位，但始终不忘少先队工作，不论在哪，他总是在寻找能够让自己在少先队工作中发光发热的岗位。 　　将一生都致力于少先队工作研究，张先翱创建了第一个少先队组织教育新兴学科，构建了第一套高校少先队教育学的教学体系。他提出了完整有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评价组成的教学要素和知识框架，将少先队理论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将教育原则与工作方法有机融合，将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训相互联合，从而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少先队学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工作系主任的岗位，张先翱组织了少先队学科大学教材的编写和课程实施，创立了少先队学科。 　　他主编的我国少先队学科第一本大学教材《少先队工作方法论》，通过方法论的五原则、“管理教育”“阵地教育”等十大方法，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少先队教育活动的方法论，将学术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相结合，对全国少先队活动的蓬勃开展，起了理论先导、实践促进的作用。 　　而在这之前，他已被称为少先队教育系统化理论提出第一人。 　　那是1979年的一次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交流中一些老辅导员期待改变30多年来少先队工作随意性、运动式的弊端，提出少先队工作系统化的愿望。张先翱得到启发，撰写了《浅谈少先队工作系统化》论文。 　　1989年，全国少工委委托他主笔起草《中国少年先锋队教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历时9个月，四易其稿，于1990年第二次全国少代会前夕，张先翱不仅交上了答卷，《纲要》颁布实行，还完成了附加题，《系统论与少先队教育系统化》一文发表，用系统论阐述了《纲要》的必要性、《纲要》具有的少先队特色等内容。 […]

原标题：多部门多措并举 解群众生育后顾之忧 　　“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是简单地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7月21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在解读《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时指出，这些政策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200万，总和生育率为1.3。我国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在此背景下，《决定》出台，要求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于学军说，现阶段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主要考量，一方面是为了平缓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带来的风险，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巩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在发布会上说，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国家在宣布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后，网上关于“生不起”“养不起”的反映也比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期盼。 　　婴幼儿无人照料是制约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有0-3岁婴幼儿4200万左右，调查显示，其中1/3的婴幼儿家庭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是实际现在的供给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确实还很大。”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发布会上说。 　　《决定》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服务，并加强综合监管。 　　杨文庄表示，《决定》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调动国企、社会、资本等各类主体积极投入托育行业。同时，将建立托育服务登记备案、信息公示和质量评估制度，完善综合监管、动态监管，坚决守住托育服务安全和健康的底线。 　　此外，《决定》还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相关规定。 　　“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实现幼有善育，是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三孩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发布会上说，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的幼儿园毛入园率已达85.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7%，有效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此外，教育部还充分考虑出生人口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县（区）为单位，科学布局普惠性幼儿园。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近几年，教育部回收了两万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个学位，有效支撑了普及普惠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教育部将积极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孩子放学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也是众多家庭的痛点。对此，吕玉刚表示，教育部推出的“5+2”模式，将保证工作日每天都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课后服务时间不少于两小时。“要求每个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要做好课后服务工作，每个学校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记者 刘昶荣）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职创业学院期待告别边缘化 “双创”浪潮下，高职院校纷纷成立了创业学院或部门，统筹负责“双创”人才培养工作。就在7月9日，来自高职院校的30支队伍奔赴北京，参加2021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创新创业”赛项）全国总决赛。而这场比赛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特设赛项，今年首次开赛。在学生参赛的同时，同期举行了以“赛创融合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为主题的全国高职创业学院院长研讨会。 高职“双创”教育发展如火如荼，“大有前景”，但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不少高职院校创业学院院长表达出了热潮下的“近忧”。有院长透露，创业学院其实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课程体系设计在“摸着石头过河”，师资力量还很薄弱。 不少创业导师和院长认为，要扭转双创学院边缘化趋势，需要高职院校真正重视“双创”教育，在推进产教融合中深化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 高职双创学院有自我认知困境 从2003年起，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开始专注做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据该校创业学院院长陈旭华观察，起初社会上对大学生创业一事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让学生去赚钱，铜臭味太足，不适合学校教育。随着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从国家层面开始提倡“双创”，让更多学生提前从象牙塔走出来，开始接触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加速了有创新创业潜力学生的成长，在校园里形成了创新创业的氛围。 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双高计划”被誉为职教版的“双一流”，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其中，创新创业教育是“双高计划”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多年以来，高职创业学院始终面临自我认知的困境。在与其他高职创业学院老师沟通中，湖南某高职双创学院院长李朝（化名）发现，到底什么是创新创业，学生不知道，高职的老师也不知道。 她观察到，有学生想要创业，但创业项目与所学专业并不相关，学生就有疑问了，学校的专业学习有什么作用？如何把专业和创业相融合？这些问题实际上学院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自我认知的困境又反映在了课程体系设计的迷茫上。“对于整个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不仅学生有点懵，连老师都有点搞不清楚，找不到路。”创新创业政策一直处于不断前进变化的状态，有时一看授课教案，李朝发现PPT里的政策内容早就过时了，甚至有的老师站在讲台上，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讲错了。 目前，高职院校的双创课程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没有可参考标准”，长此以往，李朝觉得这类课程会打消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让双创教育走偏。 高职双创学院老师大多“半路出家” “双创”老师资源上也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很少有老师愿意专门去持续性地做“双创”研究，或专门参与到“双创”课程体系建设。据李朝观察，不少高职院校的“双创”导师队伍是临时搭建，大多由年轻的老师来担任指导老师，他们在这方面经验少，而且流动性又高，很难留住。留在创业学院的老师大多觉得没有专业垂直度，又很难全职参与。 创业学院的老师平时需要负责带着学生打比赛，还要做专业教学，另外又有各种项目。“老师们都很忙很累，”但李朝发现创业导师们“忙得有点找不着北”。 湖北一高职院校副校长对记者透露，该校从事“双创”教育的老师大多是刚进校不久的年轻老师，“他们时间充裕，愿意来创业学院锻炼”。 师资资源分配不均、课程体系建设不完善，导致创业学院越来越边缘化。一个让李朝至今回忆起来仍气愤的事情是：有一年学校教务处考虑到办学成本、师资情况，把一门“双创”课程由线下全部调到线上。 “那不就变成了慕课了吗？学生跟老师见不了面，怎么去点亮学生创业的光芒，怎么去触动学生？”她得知后，立马跑到学校教务处商量，最后，学校将课程改为一半课时线下教学，一半课时线上教学。 “双创学院在有的学校确实比较边缘化，很多事情需要靠老师自己去争取。”李朝坦言。 陕西某高职学院副院长张威（化名）也有同样的感受，创业学院相比其他学院而言存在“头重脚轻”的现象，资源会自然而然地向专业学院倾斜。如果把创业学院独立出来，涉及到一个课程管理权限的问题，比如课程时间权限、实践活动的权限等。在调度权、分配上，创业学院未必会占据优势。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职创业学院院长对记者分析，因为专业教师进入创业学院后没有原专业支撑，创业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又没有办法去评原专业职称，另外学校给予的资源和政策留不住人，部分专业老师进来后发现了这些问题，在创业学院呆了几年后只好选择离开。 他建议，为鼓励实战型创业导师，学校可以减少课时量和繁琐的日常工作要求，而对项目实战业绩、指导学生创业、教学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任务标准可定高一点，对年度考核和职称评定可以给予合适的上升空间。 高职创业学院的归属之困 近年来，一个苗头越来越明显了，一所高职创业学院院长对记者透露，“高职创业学院的创业教育可能正在慢慢地往边缘靠了。” 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开始合并创业学院，归于学生处、就业处、团委或者校企合作处等职能部门，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学院了，之前的创业学院院长人选也发生了调整。 “一方面看，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说明创业教育慢慢融入到日常工作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创业精神可以整合到正常的教学和校园生活之中。”这个创业学院院长对记者说，但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也担心这是不是给高职的创业学院敲响了一个警钟：“双创”教育是不是开始被边缘化了？ 据他观察，目前在高职院校里，双创学院的归属问题各有不同。起初，最流行的一种归属模式是将创业学院作为一个职能部门，来统筹整个学校的“双创”工作。 这种模式可以整合全校的资源，但“它就像一个没有根的树”。这种模式中“双创”部门下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人手也有限，很难与专业建设等中心工作结合，很难推进下去。 另外一种模式是将创业学院与现有的职能部门合并，多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模式的一个很明显的弊端是，一旦职能部门的管辖内容多了，很多“双创”教育的变化就顾不上了，“变成了完成对方交代的任务，很可能发展为被动型的创业教育。” 还有第三种模式，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将双创学院与二级学院相结合，下面有电子商务、跨界电商、直播电商、商务数据分析应用等专业。这种模式可以依托专业来创业，做到专创融合。学生一进入学院可以接触到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万一创业失败了，还有其他专业来支持，可以选择原有的专业来就业。 不仅仅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大赛的研讨会上，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双创学院院长刘永超也认为，“创业学院不一定要独立生长，有时候与不同学科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发展的途径。” 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始明确“职业能力+创业能力”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各专业普遍开设《市场营销》《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电商创业》等课程，将《创新创业》作为各专业的选修课，架构起必修与选修结合的课程体系。 同时，一个正在进行的探索性方案是：以财经商贸专业为例，融进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去，校内学生可以将本校财经商贸类课程作为选修课程，还可以建立以专业课教师+财经商贸类教师的双导师团队进行课程改革，充分利用学校实训实践、科研平台，促进学生的创新主动性。 刘永超认为，打造专创融合的体制，是未来创业学院向中心靠拢的一个可行性方案。 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模式也存在不足，比如“双创”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是两条腿在走路，如果“双创”教育抓得紧，那专业教育就会受到影响。如果盯着专业教育的各种指标来做，“双创”教育的力量也受到制约。 一位匿名的高职学院院长对记者提到，如果成立一个单独的学院，既没有垂直专业的参考书目，也没有对接的资源，那么假设完全独立出去后，对“双创”教育的发展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吗？ 高职创业学院边缘化如何破局 陈旭华认为，高职创业学院要走产教融合的发展之路。他介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如开创了电商创业板，从大一入校就组班，边学习边创业，采用“导师+项目+学生”的培养模式。毕业时从创业班走出来的学生自主创业率高达95%。学院针对不同阶段创业的同学采用跨学院、跨专业的方式来组班，以游学、企业考察等方式代替传统课堂。达到规定的同学每学期课替代4门非专业核心课。目前已有天猫纸箱第一买家王佳荥从创业基地孵化，企业获得了千万元风投。 在此次比赛中，刘永超就和多个企业达成了合作，在比赛期间就开始沟通直播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问题。 “创新创业大赛就像一个引流池一样，让校企双方都进入，完成流量之间的互通互助。”刘永超介绍，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湖南工程职业学院拥有各级各类创新实践平台30个，建有5个省级校内实践基地，每年提供创新性实训项目、大师工作室项目等100余项，不断地扩容校企合作的人才池。 也有高职院校在“抱团发展”，打造新型双创教育平台。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校牵头建设中央创新创业职业教育联盟，构建校企对接的国际化平台；在河南，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院校与院校、院校与企业抱团发展，打通产教融合的资源池。 研讨会上，多所高职院校创业学院院长提到了加强专创融合、课赛融通、产教融合、深化校企融合等不同的破局思路。 “目前，还没有哪个学校敢说我校的创业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大家都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一位高职创业学院院长说道。（见习记者 杨洁）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三下乡”学子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 　　连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河流水位上涨，造成洪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正在全国各地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青年学子加入抗洪抢险一线，参与抢险救灾、疏通道路、购买物资、搬运沙袋、修路搭桥、爱心陪伴、教育支援，将青年旗帜插在抗洪大堤上，用青年学子的责任和担当筑起一道冲不垮、冲不散的堤坝。 　　“团队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一接到当地政府办的消息后就立刻出发了。”7月20日清晨，团队指导教师王冬悦一接到“珍珠岩村山体滑坡志愿人手不足”的消息后，便集结正在湖北省十堰市辖丹江口市白杨坪林区进行“三下乡”的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小白杨”实践团成员，迅速赶往事故路段参与救援。 　　据村干部介绍，当地多典型的沉积岩，土质松软偏脆，未被绿植覆盖的地方经雨水冲刷后易发生坍塌。 　　“步行了近30分钟才赶到救援地点。”队员庞宁清解释说，团队居住地在白杨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宿舍，堵塞路段在浪盐路珍珠岩村路段主干道上，前一天他们刚刚到珍珠岩村进行了关于乡村振兴的调研。除有支教任务的4名同学需上课外，团队的3名指导教师、5名女生和7名男生都带上铁锹等工具立即前往现场疏通道路。 　　队员张运鹏回忆说，当时大家利用手中的工具合理分工，与当地村民、村干部和学校校长一起，五六人为一组，分头清理主道路。 　　7月9日晚8点至10日晚8点，四川省仪陇县大寅镇峰岩村出现暴雨，山体出现严重滑坡崩塌，被转移的60多户200余人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 　　团仪陇县委向当时正在附近支教的西华师范大学“未来星”实践团队发出邀请，希望他们为受灾点的孩子们提供教育支援。同学在得知该情况后，立即前往受灾区。 　　“峰岩村比较偏僻，开车去时沿途随处都有落石，道路损毁很严重，房子很少有完整存在的。”有队员回忆道。 　　队员们从团仪陇县委副书记处了解到，灾区的孩子们受到洪水的惊吓，但安置点大部分是老人，很难与孩子们玩到一起，希望队员们能够安抚孩子。 　　针对此情况，支教队员立即制订方案和计划。“准备了音乐课、图画课和他们见面，团委还帮助我们购置了很多玩具，比如象棋、刮蜡纸、橡皮泥等。”队员侯逸飞说。 　　孩子们的教室都是临时用办公室改造的，支教队初到安置点时，孩子们表现得很腼腆，队员们为他们分发了食品物资，为他们吹陶笛、带着大家一起拍手唱歌。 　　“你们来之前，他们还是很不安，玩也放不开，现在他们都玩得很开心，你们作用不小哇，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和他们沟通。”村里的老人向队员们表示感谢。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这里每个人都很可爱，熟悉之后孩子们送我们画儿，还制作七彩小花给我们‘发奖’。”队员罗玲说。 　　连日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各方救援也正在紧张进行中。 　　“不好意思啊，我刚忙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南科技学院2020级学生贺依晴边嚼着东西边说道。从7月14日开始，她便积极投身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向镇龙泉村的抗洪救灾工作中。 　　起初贺依晴请求加入抗洪志愿者队伍时，村委会考虑到她是一名女大学生，便将其安排在宣传岗位。在宣传岗位上的贺依晴总感觉“有劲儿没处使”，她便跟着村里的老党员一起去修路搭桥、搬运沙袋，奔赴抗洪一线。 　　“村子位于两条河床中间，北河床相对于南河床洪水的涨势相对可控，南河床的洪水曾一度越过河床警戒线逼近村子，当时心里除了害怕与恐慌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村民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有所准备，把损失降到最小。”于是，贺依晴便在最接近闸口设有警戒线的地方，从早上8点一直守到晚上8点。 　　贺依晴每隔半小时便向村委汇报水位情况，以便及时提醒村民做好相应防洪措施。尽管腰酸背痛、冷得瑟瑟发抖，但她不敢有丝毫放松。 　　“疫情暴发之际积极抗疫，洪水来临之时带头抗洪，我要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筑起一道冲不垮、冲不散的堤坝。”贺依晴说。（记者 李华锡 实习生 王天宝 宋翎瑞 周康康）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