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欠账”该如何补 　　7月19日，北京市正式启动暑期托管服务。学校开展托管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辅导学生完成暑假作业、阅读和锻炼身体等。多位司法人员及法学专家表示，法治教育亟须从青少年抓起，通过培养提升法治意识，让青少年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学校暑期托管班不组织补课、不讲新课，恰可以对学生开展法治教育，补上法治教育这堂课。（《法治日报》7月26日） 　　青少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规则意识生成、巩固和强化的黄金时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作出规定，对未成年人应当开展预防犯罪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 　　借举办暑期托管班这股“东风”，强化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不过，托管班毕竟只有区区十几天、二十几天，并且不是所有学生都参加，因此，开展法治教育，依然功在日常。 　　在现实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还有不少阙如：师资力量欠缺，许多学校没有专职“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师，多为学科任课教师兼任；重视程度不够，很多学校虽然设置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却存在被其他“重要”科目占用的现象；讲授技巧偏弱，一些老师讲道德多，讲法律少；教材是什么，讲授就是什么，缺乏生动活泼的经典案例，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暑期托管班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被“占用”的问题，利用这个时期把欠下的法治教育“账”补回来，但并不能解决师资力量、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先天不足”。 　　强化法治教育，对于主管职能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督引导，及时纠正各种“占用”法治教育时间的不良倾向；对于育人主阵地的学校，需要有的放矢，加强队伍建设，培育引进法治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各类主体也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新鲜的教育路径。 　　比如，把法治教育嵌入其他课程，设置互动性质的法治游戏，排练法治情景剧，组织模拟法庭等，于无形间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树立“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人才理念，多邀请校外司法工作者、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授课，让专业人士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刘婷婷) (责编：熊旭、薄晨棣)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排查学校从业人员 把“大灰狼”拦在校外 　　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6月，江西检察机关共联合教育、公安部门对19万余名教职员工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排查出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186人，均得到相应处置。 　　近年来，随着校园内侵害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频发，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成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面临的紧迫问题。各地各学校虽能坚持“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教育一批，警示一批”等原则，也在惩罚告诫、警醒示范、严肃追责等层面不断强化保护工作，但对此类事件还缺乏有效的排查管控措施，无法及时清退“潜在危险人群”。此类教师待在未成年人身边，危险性可想而知。 　　开展教职工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是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心前移，具有防微杜渐之效。一来，对存在违法犯罪记录的教职工开展排查有备无患，对早期招聘时存在简历造假或隐瞒犯罪事实的情况要严肃处理；二来，排查也应该涵盖多个范围，比如医务人员、保安、门卫等与学校工作密切相关人员，这些人与学生日常接触较多，且招聘门槛相对较低，不能成为监管死角；三来，排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不排除一些人痛改前非，既要集中排查也要分类处理。在排查中可以广泛征求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评价意见，视情况决定人员去留。 　　江西检察机关此举也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2020年8月20日，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要求学校拟聘用人员应当在入职前进行查询，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不得录用。在职教职员工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其工作，按照规定及时解除聘用合同。此政策一出，全国各地都在教师招聘环节加强审查力度，但对于已入职教职工的“回头看”审查却未全面铺开。但从法律要求看，保护未成年人，需要一场合理合法的拉网式排查。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在预防，要从源头入手，多做准备工作。既要开展排查整治，在客观上减少潜在威胁，也要加强法律教育，强化未成年人自我防范意识。从长远来看，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应该紧随江西之后，展开精准排查，对地区所辖范围内的学校教职工进行犯罪记录集中审查，加强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面构筑起未成年人保护的坚固防线。（强德平） (责编：熊旭、薄晨棣)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给电动自行车配备“充电宝”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的楼振罡是一名在校研究生，也是一名创业者。他带领团队历经3年多的探索和实践，通过“30秒站点换电”替代“8小时直充系统”的思路，解决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痛点，用“飞喵换电”项目重新定义电动自行车出行。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接近3亿辆，堪称“国民级出行工具”，却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充电。“充电桩着实难找！”“放在楼道充电太危险了！”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统计，全国每年平均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约2000起。 　　“安全意识不能总是靠一次次火灾和悲剧来唤醒，创新才是最有效的‘灭火器’。”楼振罡说。2018年开始，他和团队成员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上海、浙江两地的20余所高校，拍摄收集了大量真实场景，并着手分类研究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电动自行车用户需求。 　　经过近一年的深入调研后，他们发现，电动自行车的充电难题主要表现为充电时间长、充电空间拥挤、“拉飞线”存在安全隐患等，归根结底是充电桩不足以及充电效率过低的问题。 　　他们的初步构想是：能不能像加油站一样，设立站点提供秒换电池服务，提高出行效率？ 　　2018年9月，在学校组织的创业培训活动启发下，团队规划了从人工换电小规模试点、自动换电系统研发，再到扩大市场路径的落地时间节奏。 　　他们开始与厂商合作，进行了小成本的人工换电试验，以快速掌握用户接受度――开设实体店售卖具有换电功能的电动自行车，通过人工手动进行换电。这次试点，14天卖出了300辆换电车。过程中，既验证了用户需求，也发现了亟需降低人工运营成本的问题。 　　下一步，团队开始尝试“自助换电柜”。3个月后，热插拔万能接口、换电柜、换电车、XPower电池芯和寻站小程序等成果出炉。作为核心技术，热插拔万用接口打通了铅酸和锂电池的接口，仅需两分钟，就能够将传统电动自行车改成“飞喵换电车”。用这种技术，可改装市面上80%的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 　　两个月内，他们就布置了线下4个站点，日均换电近百次。用户无需购买电池，按次付费，省钱；30秒换电，里程翻倍，更便捷；充电智能监控，更安全。 　　经过多轮沟通谈判，“飞喵换电”与社区充电龙头企业、园区、外卖物流方顺利达成合作，现已在华东地区落地换电站点10个、拥有用户近1300余名、保障11万次换电0安全事故、节省88万小时充电时长、助力1000余组铅酸电池规范回收。 　　2020年12月，“飞喵换电”项目在第12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荣获全国银奖。 　　潘聪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80后女教师辞职回大山“玩转”木制品 　　方红（右三）和工厂工人们一起展示产品。受访者供图 　　“用18年时间走出了这片大山，决定回来，只用了几天时间。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奋斗，已经有7年。”这是安徽省岳西县响肠镇返乡创业青年方红的真实经历。 　　一身休闲装、常年扎着马尾辫的方红不爱化妆，但对工艺品的“打扮”却精益求精。 　　老家响肠镇不仅有柳条，还有茶枝、桑枝、瓜蒌藤、秸秆等作物，方红回乡创业，将这些原材料变为精美的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 　　“利用好家乡的天然资源，不仅能圆自己的创业梦，还能帮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方红说。 　　从大城市的教师到山里的篾匠 　　学商务英语专业的方红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从事英语教学。2013年，她因公差前往广州，此时正值第114届广交会举办期间，出于好奇，方红入场参观。她发现，木制工艺品在国际上有广阔市场，大到柜子、家具，小到垃圾桶、花篮，精巧实用。方红也发现，这些工艺品大多都用柳条、藤条制成，她家里祖辈就是篾匠。从小看着长辈编筐、编篓、编农具的她内心就嘀咕：“这材料也未免太单一了吧，我老家的原材料可比这个丰富多了。” 　　2014年年初，方红回乡创立了安徽红方工艺品有限公司，初次创业的艰辛让方红记忆尤深。“哪些原材料量大，哪些种类适合编织，取材如何实现差异化？烘干、脱脂的火候、温度如何把握？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她坦言，原材料的选择和手艺的打磨是重中之重，也是最大难点。 　　为了寻找最独特的适合原材料，方红翻山越岭，请教林木专家，亲手收集试验。最终她发现木姜子的枝条韧性好，是用来编织工艺品的好材料，山合欢树心呈深褐色，可用作工艺品装饰。 　　“在我眼里，稻草秸秆、茭白秸秆、泡桐、玉米包衣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原材料。”方红发现，响肠镇每年新生林抚育、茶桑修剪所遗留的梢头枝丫、枯桩烂蔸，都可以变废为宝。 　　创业之初，她跟随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木匠、篾匠学技术，学习他们的韧劲，也把年轻人的想法和思维传递给他们，分解产品工艺，互相“磨合”。 　　她从安徽省阜阳市请来柳编老师傅，从设计、用料到原材料脱脂、制作、风干，陪着老师傅一点一点打磨精细。 　　发力国际市场，每一份订单都来之不易 　　工艺品成品做好后，就要考虑如何销售。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的她，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工艺品在海外更受欢迎的实际情况，于是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的工艺品，方红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广交会平台。 　　“开了十几小时车带了100多款产品去广州，前三天都没人来问询。”方红当时有些焦急，便硬着头皮主动询问参会的外国客商，这才知道自己的产品样式在国外都已经“过时”了。经过一番交谈后，那位客商表示：“如果你的公司能做出我们企业网站上的产品，且能保证质量，下一季订单就给你做。” 　　于是，方红带着她的设计团队根据图纸打样，历经40多天的13次改版，终于拿到了那家公司的订单。 　　赚到第一桶金，也让方红逐渐摸清了外贸出口的一整套流程。她学习、了解产品渠道和消费需求，专门成立设计和销售团队，根据国外市场需求，引进时尚的设计理念。 　　2014年秋季，她又拿下247万美金的订单。 　　工艺品外贸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一些细节问题也随之暴露。2015年下半年开始，方红的公司产品订单超负荷，有时为了赶工期、节约成本，一味求快，公司在质量把控上出了问题。 　　木质手工艺品最怕淋雨、发霉、生虫，因此，在加工中，对脱脂等处理工序要求严格，再加上国际贸易路途远、时间长，带有诸多不可控因素，工艺品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一次，由于集装箱顶破洞漏雨水，导致一箱产品大部分发霉发潮，运到德国时，已不能销售。“为了把货补上，我们所有人吃住在厂30多天，终于把货重新补齐。”这也给方红上了一课。她汲取经验教训，严把质量关，对于工艺品的选择、脱脂、晒干等工序严格要求，全面监控、检查。 　　近年来，方红团队已研发出近3000款不同风格的草编、竹、木、藤类等产品系列，销往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韩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业蒸蒸日上，她始终挂念家乡 　　“我创业后始终难忘家乡，是社会和家乡帮助了我，回馈家乡是应尽的本分。”近年来，方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遗余力地协助解决贫困群众实际困难。公司采取“扶贫工厂+居家就业示范基地”模式，为贫困户提供生产工具、原材料，将订单分散到农户家中，统一组织培训和生产标准，由农户代加工。县里也向企业下发用工补助和资金补贴。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方红也不断吸纳周边劳动力就业。每年6月到8月的农闲，也是红方工艺品有限公司最忙碌的时候。 　　“要让贫困乡亲们活出自己的价值，凭手艺吃饭。”方红介绍，自2014年以来，公司从大别山区农民处收购茶枝、桑枝、玉米、茭白、瓜蒌、瓜果等原材料，并雇佣留守妇女、贫困人口、残疾人士等600余人，每户年均增收两万元左右。同时，公司组织开展来料加工技能培训班，帮助更多人熟练掌握技能。“很多村民在家门口有了工作，可以照顾家庭，经济收入增加了，家庭矛盾少了。”方红说。 　　谈到未来发展，方红表示，公司开始瞄准国内市场。“最近一直忙内销，白天跑市场，晚上聊订单。只要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一切辛苦都值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实习生 汪涛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形成教育合力 缓解教育焦虑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着力解决学生放学后、寒暑期“看护难”问题，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小学生校内托管服、爱心公益服务等工作。新华社发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着力解决学生放学后、寒暑期“看护难”问题，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小学生校内托管服、爱心公益服务等工作。新华社发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着力解决学生放学后、寒暑期“看护难”问题，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小学生校内托管服、爱心公益服务等工作。新华社发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龙腾社区暑期托管班，开展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新华社发 　　【专家视角】 　　编者按 　　大江南北，暑假模式陆续开启。然而，对于今年这个暑假该怎么过，学生、家长、老师都有些不知所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双减负”治理下，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基本退出暑假市场。双职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即使有老人或保姆帮忙在家管孩子又担心孩子的学习没人管。此时，教育部门伸出校园托管的援手，但目前来看，参加者并没有想象的踊跃，而部分老师还缩短了假期，效果有待评估。此情此景，也让我们有机会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视角,以切身体会来审视长久以来的家长教育焦虑，理解这种焦虑，并举全社会之力解决它。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缺乏有机联系和互动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民众普遍享有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然而，与教育发展相伴而来的教育焦虑却与日俱增，其中家长的教育焦虑最甚。当下家长教育焦虑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长的教育需求“水涨船高”、教育发展的“内卷化”趋势以及“应试主义教育”依然大行其道等解释之外，笔者认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构成的“大教育体系”是理解家长教育焦虑现象的重要背景，家校社关系现状是审视家长教育焦虑的重要出发点。当前，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关系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家庭教育：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夹缝中生存。 　　我国家庭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伴随现代社会对学校教育价值的推崇，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学校教育的挤压，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不少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学校交代的任务上，诸如检查孩子的学校作业、督促孩子学习以及完成学校布置给家长的任务。家庭教育呈现出“学校化”，成为学校学科教育的延长、家长异化为应试教育的陪练等现象。此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界限也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当前，社会培训/课外辅导/课后托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家庭中一个比较普遍的教育选择。在家长热衷选择这些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的倾向。在竞相追逐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内容逐渐被“接送孩子上培训班”“陪孩子一起上课”“培养孩子兴趣特长”等活动所代替。总之，家庭教育的空间一定程度被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所充斥，家庭教育被挤压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如果去除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当前的家庭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呈“空心化”。 　　学校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挑战中无所适从。 　　近现代以来，教育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长们在教育方式上逐渐经历了由“放任自流”向“精心栽培”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家长也开始追求“精心栽培”教育。秉承精心栽培教育的父母竭尽所能地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择校热、学区房等社会现象背后体现了广大父母对优质学校价值的高度期望。另一方面，社会教育的发展对学校教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应以“非学历教育培训”为主业，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在“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的校外培训机构，却逐渐背离初心，偏离既定轨道，甚至成为学校教育的干扰者。然而，面对家长和社会培训机构带来的挑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学校的应对相对被动：一方面，在学校管理者和学校教师看来，家长们“精心栽培”教育目标不应诉诸学校，家长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不能对学校抱不切实际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教育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感到无力去改变现状。 　　社会教育：深陷“影子教育”的定位而难以自拔。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生态环境中，校外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然而当前校外社会教育的真实价值未能充分展现。首先，社会教育从属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应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当代社会，社会教育仅是作为学校教育的影子而存在。“影子教育”概念即强调了各类社会教育对于学校教育的依附性，社会教育只对学校教育强调的、重视的内容产生回应。其次，家长对校外社会教育作用评价远远低于其对社会教育的投入热情。由于秉承精心栽培教育观念，当代家长普遍重视校外社会教育的投入。但是，评价家校社三者对孩子个体发展作用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年的调查表明：家长们仍然认为学校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在兴趣特长的培养上，校外培训机构的作用也排在学校和家庭之后。由此可见，以社会培训班为代表的社会教育尽管为学校所催生、受家长追捧，但是其实际作用并未被学校和家长所认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吊诡的现象：对社会教育作用评价不高的家长们却乐此不疲彼地追逐着各类社会教育；同时，对社会教育作用负面评价的学校无形中却助长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家长教育焦虑从不确定性中产生 　　无论是家庭教育的学校化、还是在社会教育中“随大流”地追逐、抑或是在学校教育选择上的极端化（“择校热”），其背后共同的关键词是家长的“教育焦虑”。从社会心理学上来看，焦虑源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感受。上述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关系现状的描述表明，当前我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虽然彼此渗透、交织，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存在诸多不良互动关系，编织出的是一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身处其中的家长感受到教育焦虑不言而喻。 　　家庭教育中家长的主体性不足造成家庭教育空间被挤压，为家长盲目的教育焦虑埋下伏笔。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以促进其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引导和影响。其内容和形式有别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然而，从家庭教育“夹缝中生存”的状况来看，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和实践还未脱离“学校中心主义”，大多数家长依照学校的标准去开展家庭教育、选择社会教育。归根结底，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性”不明确，未意识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也未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被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裹挟的家长，其教育焦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学校教育的强势地位和“不作为”强化了社会教育的发展，间接助长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学校教育在三类教育中目前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家庭教育的内容还是社会教育的形式都因学校教育而起。然而，如何引导家庭教育、如何看待社会教育，学校基本上处于“隐身”状态。家长是否应该选择社会培训、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培训内容？对此学校很少给予正面回答。当学校三缄其口，不表明其对社会教育态度时，广大家长只能“随大流”地跟风去报班，社会教育机构则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去开展营销，赚得盆满钵满。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社会教育的野蛮生长与学校教育的“退出”有一定关系，这同样凸显了学校教育的“不作为”。在“减负”“治理教育乱收费”“校园安全”等一系列教育改革过程中，学校的教育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弱化。例如，不少校长、教师认为学生兴趣的培养、个性化教育是家长的责任，家长对学校抱有的相关预期不切实际。其实个性化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学校的重要功能，也是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需要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当前教育改革中，赋予学校更多职能的同时，也弱化了学校不少必要的职能；在教育改革中，学校的教育职能不能因改革的名义而弱化，更不能成为学校不作为的借口。 　　社会教育在野蛮生长中偏离了教育属性，催生、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成为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 　　社会培训机构遵从市场法则，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监管不充分的背景下，社会培训机构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其成功经营的基础，“贩卖教育焦虑”甚至成为一些社会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培训机构的“教育属性”日趋淡化，作为教育服务的重要主体始终不能摆脱“影子教育”的附属地位，其独特的价值难以发挥。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社会教育逐利的市场行为使其丧失独立性，在淡化“教育属性”的过程中，家长的教育焦虑则成为其巨大的“商机”。 　　家校社良性互动才能破解家长教育焦虑 　　在当前整个教育生态体系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的地位和功能缺乏清晰的定位，当三者发生交互影响时，家庭教育空间被挤压、社会教育偏离教育属性、学校教育的不作为等一系列现象随之发生。身处其间的家长们无所适从、感受到一系列不确定性，家长的教育焦虑由此而生。因此，构建家校社良性互动关系是破解家长焦虑的重要途径。 　　构建家校社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是确立“大教育观”的发展理念。长期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主要围绕学校教育展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学校教育。这一狭义的教育发展观已经不适应我国教育生态结构的变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独立价值，它们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成全，共同营造出个体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即是一种“大教育观”。只有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筑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形成教育合力，教育领域中的不确定性才能减少，家长的教育焦虑也才能得到根本缓解。 　　（作者：王东，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大学生喜欢的党史课该是啥样子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觉醒年代》《大决战》等一批党史题材电视剧热播，主旋律大片圈粉青少年，取得良好教育效果。与此同时，在大学内，党史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2021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提出，高校思政课必修课要进一步深化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有条件的高校要开设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思政课程。党史课的设计编排需要注意什么，大学生喜爱的党史课是什么样的，记者进行了采访。 1.主线清晰思想引领 “历史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未来。”站在讲台上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孙新，他正在为该校士谔书院学生讲授“四史导学”专题思政课的第一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到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视，再到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个个生动的党史故事和鲜活素材支撑起理论视角，将台下的学生深深吸引。 “孙老师精心准备的课程，史料十分翔实，线索非常清晰。”士谔书院学生魏少杭印象最深的是孙新对上甘岭、长津湖等抗美援朝战事的讲述。“战士们坚守阵地，视死如归。作为信息类新生，我也要坚定空天报国的信念，为国家未来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今年春季学期，北航开设了“党史导学”“四史导学”专题思政课。谈及开设这两门课的初衷，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高宁说：“导论课就是要解决学党史、读党史的方法论问题，让学生知道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学。” 重庆邮电大学的“中共历史人物与重大党史事件”选择了以人带事、以人带史的设计思路。“教研室首先要根据党史的主流主线，确定人物，再商量哪些重要事件可以融入这些人物，每个老师负责一个人物，找到相关资料备课写成文稿。”重邮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郑洁介绍，教师依据专长选择人物，可以确保资料足、有研究、讲深刻。 在思政历史类课程中，已经有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党史课的特点在哪里？“党史课不同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要突出党史本身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党史导读’‘四史导读’没有按照历史阶段划分，而是按照专题的方式，从学生身边触手可及的案例出发，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高宁表示。 在郑洁看来，讲好党史课，关键是讲出故事之外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为了革命不惜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比如故事是这样的，人物是怎么做的，这些故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未来的学习生活意味什么，学生不会概括的情况下，老师要分析出来，讲了人物后要升华提炼，要点题。” 2.跨界破圈聚合资源 一曲曲学堂乐歌、革命歌曲声音悠扬，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勇带着同学们演唱、沉浸在音符的世界。每曲奏罢，上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晓英则为同学讲述曲子背后的党史故事，讲述音乐在传播反帝爱国思想发挥作用的历史，这是上海大学思政选修课“时代音画”的课堂。思政老师与专业老师破圈合作，打造出艺术性和时代性兼备的党史课。 “音乐固有一种魅力、感染力，我们可以先从艺术价值入手让学生去聆听这种固有的价值。当他理解这个价值之后，再去讲述背后的故事或许他们就更容易理解了。”王勇说。 “我感悟最深的是一节‘国歌如何走来’，老师带领我们演唱最新版的国歌谱子，比较不同年代《义勇军进行曲》的异同，我才知道国歌的配器、音调、节拍等也经历了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老师的讲解使得我们既加深了对乐理的理解，也学习了党史背景知识。”上大学生林晓说。 “时代音画”是上海大学“项链教学”模式打造的精品课，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课程“项链”的基础，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党政领导走进课堂作为“珍珠”，以学科交叉和专家互动打造高质量思政课堂。 专门史中蕴藏着丰富的四史教育养料。从“东亚病夫”的历史、到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从申奥成功到健康中国的提出，再到2035体育强国的目标，这是上大“体育中国”课程的设计思路。而在“光影中国”课程中，从《青春之歌》到《我和我的祖国》，上大电影学院教师用经典影视作品串联起时代和党史知识。“我们还会邀请影评家为学生解读电影手法，方框、条线、明暗这些不为注意的细节如何表现思想，音乐、构图如何体现了人民性的理念。学生感到了趣味，通过专业知识更好地理解党史，达到知信交融的效果。”顾晓英说。 回到历史现场，让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和学生“对话”是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基地虚拟仿真课堂的一幕。“曾联松是温大校友，运用VR和AR技术让前辈穿越回来和年轻对话，学生们感觉很奇妙，也为母校的红色传统感到自豪。”温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卓高生表示，新技术运用可以极大增强党史学习的互动性和浸润感。 “现在党史有关的资源很丰富，很多公共资源也可以利用起来。”郑洁介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里有大量的视频资源，我们在讲到相关章节时指导学生同步观看参与、打卡计分，还可以参加测验、挑战，新形式一下子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3.知行结合守正创新 受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影响，有一些大学生热衷于野史段子，爱听小道消息。“也有一些老师迎合学生的猎奇心理，在课上靠离奇出位的言论吸引学生，这种做法十分低级，是在害学生。”顾晓英说，“党史课吸引学生，依赖的是确凿的史料和严谨的推论，决不能信口编排，守正才能创新，守正对老师能力要求更高，而学生将收获思维能力、格局和站位的提升。” “一些学生看历史，喜欢看犄角旮旯的细节。”高宁打了个比方，请人到家里吃饭，把客人领进餐厅还是带到厨房？“厨房里都是细节，那些厨余都是细节。你不会把客人带到厨房，不会把厨余端上餐桌的，给餐桌上的客人呈现的是最精致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党史沉淀下的主题主流主线。个人可以关注那些，但不是重点，我们学的是最重要的东西。” “理论层面的东西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同学们讲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通过文本的细读，背景的分析，帮他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高宁说。 学史力行，知行合一。走进现场让学生感受历史真实，北航思政老师和学生辅导员团队带着同学们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这里是国共谈判、渡江战役、民主协商建国的决策中枢。“这里收藏有毛主席很多电报，学生需要挑一两封，去读一读，了解一下陈设为什么是这样，通过一手资料走进真实，坚定信仰。”高宁介绍。 “学校四史教育也要善用社会实践的大教材，把学到的四史融合思政理论，融合专业结合一起，把党史学习的内容和老百姓的实践结合起来。”卓高生介绍，温州大学今年的学生暑期实践与新时代的社情与最新实践相结合，包括了理论宣讲、科技支农、教育关爱等众多内容。“比如我们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去到浙江省一大会址、浙南一大会址做讲解员，志愿服务的同时，也可以检验学习成果，真学真懂真信才能讲好讲扎实，实现知行的有机融合。” （本报记者 刘博超） (责编：郝孟佳、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用服装给中国青少年绘像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什么是当代中国青少年的精神？ 　　是自信？是朝气？是活泼？一开始，北京服装学院老师们也没有具体的设计概念。2021年2月9日，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北京服装学院接到庆祝大会指挥部的任务，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合唱团和献词团设计服装及配饰。 　　一个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设计团队在北京服装学院成立，以“百年耀万川”为主题开始创作。 　　这个年轻的设计团队开启了高速运转模式。从2月18日开始，每人每天要画出几十套服装设计图。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师孙宁宁记得，那时自己从下午7点开始待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8点交稿，一次能画出50套的设计图。 　　起初，中国青少年的形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模糊的。2月26日，在元宵佳节这天，在第一版设计稿上，每个设计师交出了80多套的服装设计稿件，其中，有红色的小礼服，也有浅色的小蓬裙。各式设计多偏喜庆风格。 　　“这是一个大会，不是一个喜剧演出，对尺度感的把握尤为重要。”设计团队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教授邹游记得，在第一轮筛选中，上百张设计图全被一一否定了。 　　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在一张张服装设计图上被不断地具象化。“一开始纠结如何为青少年设计服装，当真正下笔的时候，思维开始兴奋起来了。”孙宁宁看着设计图，觉得心一下子静了下来，去深度地思考中国青少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孙宁宁看来，从历史的角度看，青少年服装的变化是和时代的发展同频共振的。如今，在很多大场合，中国孩子和任何国家孩子站在一起，从服装面貌上，“觉得很自信，很打眼。”孙宁宁说。 　　一个蓬勃、有担当的中国青少年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历时128天，设计团队从超过1000款的设计图稿中确定了14款服装和2款雨衣的基本样式、色彩体系和穿搭方式。 　　“我们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可以从服装中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孙宁宁说道。 　　更多的细节被这个青年设计团队所注意到。邹游记得，在团队讨论时，什么是中国色彩一直没有被确定下来。“如果把服装放置在一个大环境下去远距离呈现，整个色系搭配显得尤为重要。”在设计中，邹游发现，天安门广场周围有大量红黄颜色的花团，“那这个服装颜色就一定要从中跳出来。” 　　在彩排的时候，广场的设计像一艘不断前行的巨轮，穿着蓝色服饰的少年就像一片片浪花推动着船帆的前行。整个色系最终确定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色系，4个主献词人站立在红毯上，汉白玉白色和清水蓝置于其上，跟鲜红大会现场，天地之间形成了平和的过渡。 　　在服装设计中，小到一个不起眼的红领巾，背后藏有很多的奥秘。团队发现如果用学校分发的红领巾，色泽太过艳丽光泽容易起皱，精气神儿一下子就弱了。他们对红领巾的设计进一步地精细化，尺寸采用标准1.2米长，面料采用16姆米真丝斜纹绸。从红领巾的折叠方法、折叠宽度、系扎方式、领结的形态、位置与衬衫领子的关系，都设定了统一的范例。“后来的红领巾光泽感含蓄，让人感觉青春而不张扬。”孙宁宁解释。 　　为了保证红领巾的统一，设计师团队跟孩子们打交道的时间多了起来。邹游记得，团队的一个青年教师，在预演准备过程中，走到上百个孩子中间，一个个地帮孩子们打好红领巾。 　　让孙宁宁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排练结束，合唱团和献词团的孩子们挨个地把衣服交给老师，临走前，一个个地对他们说，“老师们辛苦啦。”这让孙宁宁觉得特别感动，以前看网络评论，说现在中国青年流行佛系文化，自己有时候会疑惑，现在的90后00后是怎么了？但真的和孩子们接触了，才感受到中国青年是蓬勃、充满生命力的。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活动结束后，她会仔细地阅读社交平台的评论，文字间都是满满的青春力量。“我能体会到，生在中国，青年人的未来是可期的，是有担当的。”孙宁宁说。 　　而孙宁宁有时候和设计师许勃聊起这段经历，感觉从迷茫到激动，再到感恩，自己作为一个80后青年教师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以前总觉得做服装设计是一个持续奔跑、需要跟随变化去改变的工作。后来孙宁宁发现，不变的是对自己热爱职业方向的坚持。未来，她想在讲台上，告诉自己的学生们，要认真地用自己的专业去诠释时代精神，遇到困难也要坚持走下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最高检：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r）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2021年1-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281件，同比上升1.4倍，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切实强化。 　　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102975人，案件总量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表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刑事犯罪发案量重新呈上升趋势。 　　该负责人表示，新修订的“两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开展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坚持宽容不纵容，高度重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特殊程序和特殊制度。 　　全国检察机关今年1-6月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开展社会调查27671次，同比上升92.3%；开展帮教回访、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等形式的特殊预防983次，同比上升27.5%；深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切实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支持个人起诉93件、支持单位起诉63件、撤销监护权124件，切实推动了监护责任的有效落实。 　　今年1-6月，全国检察机关以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对未成年人开展法治讲座13853次，受众4575万人；开展法治巡讲7084次，参观法治教育基地833次。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投资儿童 下一个减贫议题 　　中国已经宣布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一些长期关注儿童福祉的人士建议，下一步加大对儿童的投资力度，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月2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七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在会上建议国家将“儿童贫困”作为重要扶贫议题。他说，2021年，我国开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的转变，缓解儿童相对贫困应是重中之重。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发展机会，有利于冲破贫困代际传递屏障。 　　李实介绍了他们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成人，解决经济贫困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当社会处于收入较低阶段，儿童贫困更多表现在营养方面；随着收入的提高，更多表现在教育、健康、医疗等方面。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即“投资儿童 实现可持续繁荣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是与会者之一。根据他的长期研究，在生命早期投资1美元，可以得到十几倍的回报，年龄越大投资回报率越低。这条“赫克曼曲线”，验证了“投资儿童就是投资未来”的说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指出，关于儿童早期大脑发展的研究成果大都出自国外，国内虽然也有“三岁看大”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在理念上没有真正重视。 　　基于该基金会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探索，卢迈建议国家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国家的乡村振兴规划，具体而言，可在财政上设立支持脱贫地区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专项，为最弱势儿童提供入户照护服务。设立支持脱贫地区村级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就近开设村级幼儿园。提高脱贫地区儿童营养健康保障，提供学校、幼儿园供餐服务等。他还建议财政部、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协同研究儿童发展问题。 　　“我非常同意卢迈提出的把儿童发展纳入乡村振兴规划当中。”李实说，“如果农村的儿童发展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等到过了20年，这些人都是劳动力，肯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问题。新的儿童贫困会产生将来社会的贫困，新的儿童发展的滞后对未来的发展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农村的投资不是简单的物的投资，一定要投在人的身上，重点是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大量研究都表明，儿童早期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为什么很多城市家长拼命在孩子身上投资？” 　　李实说，在此问题上，社会、家庭都承担不同的义务，最重要的是，儿童发展需要很大的公共投入，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最好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委员会来推动。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到过不少欠发达地区。在西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条主要服务3个村庄1000多人口的道路花了3000多万元。他说，这样大的投资肯定是需要的，国家这些年在脱贫攻坚中投资力度很大。 　　他同时指出，要以脱贫攻坚的力度和决心，借鉴精准扶贫中的创新方式，去解决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当资金投在基础设施上，必须要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或者人的活动才有回报，而如果当地人口减少，很多投资就无法充分发挥效应。但对人的投资是跟着人走的，在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作用。 　　此次研讨会上，中国在儿童发展领域的一些成绩引起了讨论。中国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显著提升了儿童健康和教育水平。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快速提高到了85%以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指出，全球学前教育入园率为61.5%，中国经验已经被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指出，提高学前教育的入园率，是全球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共同取向。“行百里者半九十”，接下来应提高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最少拿出10%投入到学前教育。 　　而对3岁以下儿童，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新增了一项指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到2025年，这一指标要由目前的1.8个提高到4.5个。最近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指出，我国的入托率只有5.5%，但有托育需求的家庭占35%左右。当前需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发挥中央财政投入引导作用，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托育服务。 　　她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入托率每提高10%，总和生育率就能提高0.08。国际经验表明，对托育服务的投资能够提高国民生育意愿。 　　对儿童的投资涉及营养、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赵昌文指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早期更多是强调物质资本的投资。当短板逐渐补上，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要充满活力，必须有流动性。“我特别关注的是纵向流动性，就是从底层向上的流动性，儿童的教育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纵向流动性的水平……中国过去这些年反贫困与儿童事业，如果说有什么经验的话，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6年，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在云南省勐腊县的原贫困村河边村从事减贫试验，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根据他的观察，脱贫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属于对“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高度敏感的领域，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能仅仅盯着产业和收入。 　　李小云刚到河边村时，发现村里的孩子光着脚，没有受过学前教育，普通话也讲得不好。当地小学校长告诉他，河边村的孩子素质很差。他的贫困综合治理实践就包括对孩子的投资：在村里建了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儿童早期教育并提供营养餐。几年后，小学教师反映，河边村的孩子素质是“最高的”。 　　“我们现在讲共同富裕，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我个人认为，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应该首先从社会公共服务不均等的角度来入手。”李小云说，“我特别呼吁今天的乡村振兴计划聚焦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这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关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大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整治网络“饭圈”乱象等 7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问题 　　新华社讯 （记者王思北）记者7月21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7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7类突出问题包括：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未成年人在线教育平台问题；儿童不良动漫动画作品问题；论坛社区、群圈等环节危害未成年人问题；网络“饭圈”乱象问题；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题；以及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 　　其中，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打赏行为，防止炫富拜金、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现象对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导向。坚决清理散布暴力血腥、暗黑恐怖、教唆犯罪等内容的“邪典”视频。此外，还将深入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等“饭圈”乱象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期，针对快手、腾讯QQ、淘宝、新浪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等问题，网信部门依法约谈平台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全面清理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并对平台实施罚款处罚。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专项行动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处罚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露头就打、从严从重，大力整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乱象。各网站平台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发声、深入自查、堵塞漏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为未成年人营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责编：郝孟佳、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