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国乐团成立音乐会”于21日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音乐会选取中国经典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及器乐协奏作品，内容翔实、主题丰富。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国乐团成立音乐会” 校方供图 音乐会以作曲家施万春创作的民族管弦乐《节日序曲》开场，该作品于1959年初创，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国上下热烈欢腾的喜庆之景。乐曲的主部主题来自于河北吹歌曲牌“淘金令”，常用于表现热闹喜庆的生活场景。演奏家们用精湛的艺术水平演绎出迎接建党百年的喜悦心情。 这是中国乐派国乐团的首次公开亮相。该乐团是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核心建设项目。依托“全球音乐教育联盟”的优势资源，乐团面向海内外招收、吸纳高水平职业演奏家，建设了一支具有引领国际顶尖艺术水准的国乐管弦乐团。中国乐派国乐团的将探索中国乐派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创新发展方向；诠释中国乐派经典作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国乐团成立音乐会为首都听众带来了一场国乐视听盛宴。乐团将致力于推动“中国乐派”建设，传承弘扬中国音乐文化，用音符书写时代精神，用旋律描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音乐新时代发展注入朝气蓬勃的新生血液，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国音力量。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编者按：高考志愿填报专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会出现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或者先开始申请某一个专业，到了大学后发现又不喜欢这个专业而想要申请换专业。那么，大学转专业需要什么条件呢？哪些大学转专业比较容易？大学转专业都会遇到哪些困难？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下这些高校的转专业政策吧！ 首都师范大学：遵循“申请无门槛，准入有审核”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首都师范大学：针对可能出现录取后对专业不感兴趣、不适应等现象，学校致力于入校后为学生提供一个选择专业的二次机会（入学后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除个别专业外，我们遵循“申请无门槛，准入有审核”的转专业政策。此外，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特长，增强就业竞争力，学校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多个辅修专业，实行“一本一辅”的人才培养形式；现有辅修专业涵盖了文学、教育学、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形成了独特的培养特色。 复旦大学：学生两次转专业机会 各转出专业对转出的人数和学习成绩排名不做限制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转专业门槛持续降低，除俄语、朝鲜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入学后不实行校内转专业政策以外，包括护理学、法医学、核工程与核技术在内的其它专业均给予学生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各转出专业对转出的人数和学习成绩排名均不做限制，给考生更多重新认识自我、专业选择的空间。 北京中医药大学：入学后转专业比例由5%增加至10%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对学生的转专业需求，今年学校将入学后转专业比例由5%增加至10%。部分专业不允许转入，比如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华佗班、中医学“5+3一体化”专业、中医学（实验班）等专业是不允许转入的，护理学单列专业组的专业不允许转出。具体转专业政策以教务部门当年发布最终通知为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结合学生大学期间成绩与面试表现综合评价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入校后有2次转专业机会。学生可以在大一和大二末分别在全校范围内和相近学科范围内申请转专业。申请转专业无笔试，由转入专业或学院自行组织面试，结合学生大学期间成绩与面试表现综合评价，在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学生的转专业需求。 东南大学：学校当前转专业方式为考试转专业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东南大学：学校当前转专业方式为考试转专业。每年上半年教务处会发布转专业的通知，学生自主选择是否参加转专业考试。主要针对本专业教学计划中一年级的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和学分满足一定要求，无纪律处分记录的大一在籍学生。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无资格报名：（1）艺术类专业与非艺术类专业之间不能互报。（2）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录取的学生不能报名转入非外语类专业。（3）同一个大类包含的专业之间不能互报。（4）当学年招生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能转专业的学生不能报名。 西安交通大学：在校期间有三次转专业机会 实行“申请不设限，转入需考核”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西安交通大学：学校转专业实行“申请不设限，转入需考核”，在校期间最多有三次转专业机会。第一次是新生入学报到后，工科试验班（钱学森班）、理科试验班（数学H、物理H、计算机H、化学生物H、力学H）、人工智能（AIH）、建筑学等将在全校新生中选拔部分学生，学生可根据学校公布的选拔专业和条件自愿申请，经选拔专业所在学院考核录取后转入新的专业学习。第二次和第三次转专业的时间是在主修专业选择后的大一末及大二末所有学生可申请转专业。具体转专业规定以学校当年的转专业通知为准。 浙江树人大学：每位学生在校期间有一次转专业机会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浙江树人大学：每位学生在校期间有一次转专业机会。一年级学生可以跨学院转，二年级学生原则上在本学院内转，审批通过后于新学年初转入新专业就读。 西南医科大学：按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录取 人民网：请介绍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有哪些？ 西南医科大学：很多高考生在进行报考时，其实对于大学专业的了解和认知相对较少。他们需要进入高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探索后，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些专业是究竟学什么的。学校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了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按照学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本科学生在大一第二学期可申请重新选择专业。转专业条件是按照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从高到低按接收专业名额进行排序录取。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山东即墨：校园“菜园”田管忙 　　6月22日，青岛蓝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学生在“责任田”里收获马铃薯。 　　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区的青岛蓝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在校园里开辟了占地4亩的小菜园，给每个班级划分一块“责任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马铃薯等农作物，通过种植和收获，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1】【2】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职教发展破解中国发展的教育密码 不久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杨勇患了病，家里筹钱给他做手术，找亲戚借了不少钱。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试试。 自此，杨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了今日计划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高耸的大厦、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大山，来深圳求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杨勇一样，通过插上“技能”的翅膀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扫盲运动开始，教育就在为提高中国人口综合素质作出各种努力。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运，因为读书而发生改变。 ―――――――――― 白手起家，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洋火、洋布、洋灰……这些带有“洋”字的词语记录着中国曾经薄弱的工业基础，也展示出那时我国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人，缺口达15万人；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1.6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于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努力初见成果，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1978年，就在改革开放之年，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体系还未有雏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未明确建立。 经济发展迅猛，社会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改革发展需求。要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中国职业教育该不该办？如何办？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公布实施，我国职业教育从此驶入依法治教的航道。职教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规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系框架、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集中反映了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一种基本教育制度的地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 历史证明，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200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刚当部长的时候，到贵州考察，农村房子的墙上写的标语是‘读完初中，外出打工’，现在那里的标语已换成‘读完初中读职中，打工致富路路通’。” “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周济说。 从1.6到10.8，职业教育将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2020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0.8年，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离不开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2011年，我们就超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年到7.5年，中国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周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16岁-60岁的男子和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P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的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特别是针对现有农民工等劳动群体的职业教育，应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教育学校。 职业教育人才有可为，也有所为。 10年前，青年晏斌从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数控0602班毕业，进入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基建部实习工作。刚进入厂房，不懂机器操作，他常带着一个小本子跟在师傅身后学习，遇到不懂的原理就记下来，不会的实操程序就图文并茂地画出来，下班回到宿舍后边看边琢磨，有时为弄明白一个问题，甚至深夜跑回车间，在机器上操练一遍。 凭着一股子冲劲，晏斌掌握了华中、广州数控等系统的应用与调试技术，攻克了大型进口数控设备大修、改造难题。34岁的他身上已有诸多光环：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省“技术能手”…… 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 “借助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公司聘请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教学名师担任总工程师，领导企业技术改革，一年实现扭亏为盈，产值3年翻番。”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身说法，他表示，企业与学校互相依赖、互相成就，已成为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设了1200余个专业和10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上，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在服务国家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上，在海外建立17个“鲁班工坊”，发起成立全国“鲁班工坊”建设联盟，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涉及高铁、经贸、旅游、航空等领域。 站在百年新起点，职业教育再起航 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属品”，“低人一等”的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职”的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全面改善职业教育“被歧视”的环境，让学生、家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一种潮流，才能让职业教育“站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92岁高龄的顾明远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我国的教育曾经有过误区：忽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职业教育不受重视，高中阶段完全按照分数来录取，而不是按照综合素质来录取，这也造成很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中职。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1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开篇便是这一句话。 建党百年，职业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 一个世纪的探索，起伏又加速，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我国职业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对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来说，职业教育已成为改变家庭命运、实现个人理想的重要渠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组亮眼的数据是：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这三大行动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设备价值超过18亿元，共建专业点683个、实训基地338个、分校（教学点）63个，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联盟）99个，就业技能培训14万余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6万余人，创业培训2.3万余人。 近年来，职业教育毕业生同样可以在职场中“扬眉吐气”。95后郑美萍毕业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如今她入职华为，在华为合同履约与交易共享中心工作，她需要实时跟踪拉美地区合作方发过来的合同，对条款进行翻译，信息结构化，核对数据，录入系统。“在学校的几年让我收获很多，如今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我获得明日之星和质量之星等荣誉，作为千千万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一分子，我要用自己的努力为学校争光。” 这一张张由职业院校毕业生交出的成绩单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截至2020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达84.23%，高于普通本科6.5个百分点、高于研究生1个百分点。 如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画出了一张蓝图：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 在探索中，职业教育走出一条技能强国的人才培养之路。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场需求结合，高职百万扩招，技术技能人才规模大幅增长；地方279所高职学校和1257个专业群入选省级“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建设200所以上高水平高职学校和600个以上专业，支持建设一批优秀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 今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习近平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

原标题：育儿中如何让父亲更多地“在场” 　　“三孩”政策出炉后，关于“产假”到底应该多长的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对此，有专家建议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到至少1个月，同时父亲陪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也应由生育保险支付。不少人认为此举有利于减少职场性别歧视，还能增进夫妻感情、培养亲子关系。 　　提到“产假”，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女性权益，却常常忘记我们国家的男性也是有“产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女性的产假从1951年规定的56天，到1988年和2012年两次延长后定为98天，再到2013年后各地普遍延长产假并设立了陪护假。但父亲的陪产假，目前在很多地区都还是仅为7天。很多人表示：相比漫长的育儿过程，这7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但现实中，很多家庭仍然处于“丧偶式育儿”的状态，妈妈在带娃的琐碎日常中忙前忙后，爸爸却成了育儿的“旁观者”。抛开主观因素，父亲角色的缺失，与客观上工作高压、带薪假难以保证、就业性别歧视等原因不无关系。延长父亲陪产假的建议，就是在努力把父亲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参与到育儿中去。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这都是一种进步。 　　从家庭层面来说，生孩子不仅是女性的事情，照顾产妇和孩子本身就是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的建议之所以受到网友欢迎，也是因为它符合这一公序良俗。让男方拥有较长时间的陪产假期，使其有充足时间融入父亲的角色，进而理解和体谅女方的不易。双方共同育儿，不仅可以增进夫妻感情，也有利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家庭和谐。 　　从社会层面来说，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关乎育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鼓励父亲承担起更多养育责任，不仅可以减少女性遭受职场歧视的现象，相关假期和福利的增多还能提高大众的生育意愿。所以，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心理层面，都能对提高生育率起到较好的鼓励作用。 　　当然，这项建议虽好，若要具体落地，也需切实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在产假期间，父亲是否能真正做到全身心地照顾妻子与孩子？再比如，父亲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会不会因为担心“职位不保”“晋升受影响”等原因，而放弃休产假？解决这些问题，有待相关配套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层面上的发力。 　　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看似是个家庭范畴内的小议题，但其背后却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三孩时代，提升生育率需要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配套的生育扶持政策去精准解决问题，也需要在公共政策、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政策再好，能够落实到位才是关键。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跨校选修更精细 学生才能更惊喜 　　近日，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联合印发文件，提出加强教育交流合作，推动三省一区高校开门办教育、开放办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高校学分制改革，完善校际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30万名大学生可跨省跨校修读1000门精品课程。 　　“跨省选修”让人感觉十分新鲜，却并非首次。早在2012年，湘鄂赣三省就签订教育合作协议书，其中也提到进行类似尝试。同市高校间的“跨校选修”更是日益普及。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就有很多热爱体育的学生会选修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课程。包括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还允许学生跨校修读第二专业甚至双学位。 　　“好想去上这门课啊，可惜是别人家学校的”，类似的感慨与调侃我们常常听到。“跨校选修”的本意，就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往大了说，这还有利于打破校际壁垒，实现校际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升整体教育水平。此次四地教育部门提出高校跨省合作，正是为了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交叉学科，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然而，一项政策想兑现初衷，不能仅有好的出发点，也要有相对应的着力点，即精细化、人性化的配套管理。很多学校的“跨校选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可供选择的科目太少，选不到真正想要的课程；学分的认定和转化很麻烦，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却拿不到学分；学校间距离太远又不开放线上课程；与本校科目考试时间冲突，却没有补考缓考机制；不同学校间的评分尺度不同，成绩换算难且不一致……诸多问题，是不少学生对“跨校选修”的态度由惊喜转为犹豫的直接原因，也检验着学校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 　　从“跨校选修”到“跨省选修”，这些疑问可能被进一步放大。唯有“精细”才能守住“惊喜”，“跨校选修”的风行离不开管理的跟进。“跨校选修”涉及上课、考试、成绩、学分等方方面面，越是复杂，越要精密细致、环环相扣，如此才能让学生们真正修得便利、修得安心。要多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广泛倾听学生的意见与声音，面对学生在修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灵活变通，积极解决，注入人性化的智慧与温度。 　　此外，也要打破刻板思维，为跨校、跨省选修探索更丰富多元的样态，比如开放慕课，建立共同的学习平台；采用更加灵活的课程考核与学分认定方式，有的学校还允许学生用“跨校修读”冲抵实践学分、课外学习任务等，这些都可成为推进“跨校选修”的有益尝试。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学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不早于下班后半小时 　　本报讯（记者 雷嘉）教育部6月22日遴选公布了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同时下发通知要求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时，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教育部表示，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一项“顺民意、暖人心”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教育服务能力、有效减轻家长负担的重要举措。通知对课后服务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各地要强化工作部署落实，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切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 　　二是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时；学校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好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 　　三是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补习辅导，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阅读、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水平； 　　四是强化课后服务保障。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具体政策由各省份制订，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建立健全以学校教师为主、校外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完善参与教师和人员补助政策。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山东即墨：校园“菜园”田管忙 　　6月22日，青岛蓝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学生在“责任田”里收获马铃薯。 　　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区的青岛蓝谷高新区东皋埠小学在校园里开辟了占地4亩的小菜园，给每个班级划分一块“责任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种植茄子、辣椒、西红柿、马铃薯等农作物，通过种植和收获，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1】【2】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红色游览新路线 　　昨天下午，颐和园益寿堂正式挂牌“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益寿堂位于万寿山东麓、谐趣园以西，是1949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抵达北平后的首个落脚点。目前，颐和园已拥有耕织图水操学堂、益寿堂等两个北京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围绕这两个北京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颐和园为游客打造了三条不同特色的“红色游览路线”。其中，路线一是“东宫门―仁寿殿―益寿堂”，路线二是“北宫门―苏州街―澹宁堂―乐农轩―益寿堂”，路线三是“东宫门―益寿堂―北宫门―耕织图水操学堂”。文/本报记者 王斌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所有学生宿舍、教师公寓封闭管理 　　中新网6月22日电 22日，广州新华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发布通知，即日起，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所有学生宿舍、教师公寓实行封闭管理，所有师生员工及家属须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和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做到足不出户。 　　通知中表示，若发现校内任何师生员工及家属，违反疫情防控各项规定，出现私自离开隔离房间，在隔离区域楼层走廊、校道闲逛及逗留，不佩戴口罩等情况的，第一次发现将通报其所在单位予以处理并在全校进行通报批评，第二次发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月20日，东莞市麻涌镇报告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系东莞市6月18日确诊病例李某某的密切接触者，就读于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地处麻涌镇)，为该校住校学生。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