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教育局发出《关于开展杜绝“家长作业”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其主要减负政策和规定包括：1、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90分钟；2、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3、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个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个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个小时；4、除高中毕业年级，一律禁止利用寒暑假、法定节假日进行补课。 该通知规定之严要求之细，足以看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值得为之点赞。但是，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好监督，怎样处置教师作业布置中所出现的跑冒滴漏现象。 近年来，各地纷纷晒出了自己的“高招”，比如，禁止教师布置家长作业，或者尽量少布置家庭作业，切实为中小学减负。可以看出说这些“高招”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但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学生的作业量不仅未见减少，反而，逐渐往线上方向发展，家长需要协助的地方也是有增无减。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说的说，听的听。对于这样的严规厉矩，真正在意的学校和老师并不多，在很多学校和老师看来，这些规定不过是“纸老虎”“橡皮泥”。 原因何在？ 成绩是硬的。学校的主管部门要成绩，家长也要成绩。素质教育无论怎样抓，短时间内是看不出端倪的，但成绩好不好却是能即时体现出来的。在排名大赛中，学校一次考不好可能没什么，如果连续几次考不好，校长的位置可能就保不住。抓素质教育，学生的成绩不一定不好，但是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因此，学校用成绩评价教师的导向不会变。教师自然也不敢大意。即使是明面上不能布置，也会想方设法从其它方面弥补。校外培训班也会乘虚而入。学生的作业量不减反增。至于家长更是不敢冒这个险。作业布置少了，很多家长都不满意，直接向学校反映，认为教师不负责任。教师更是不敢不布置作业，或者少布置作业。 作业的布置情况，也不好监督。区域内学校数量众多，各学校学科众多，而教育主管部门人手有限，即便是想查，也往往是无从下手。问学生？学校和教师早就交代好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问家长？家长都希望孩子多做题，好提高一下成绩，主动反映问题的不多。因此，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查无可查，只能是不了了之。作业布置的情况依然是涛声依旧。年年减负，年年如此，这早已成了常态。 减负的做法是对的，也是教育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解决问题必须从“根”上发力。“负”的根就是教育评价问题，这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国务院近日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因此，各地各学校当从评价改革这个“本”发力，本立方能道生，空喊口号的减负，即便声音再响，作用和意义恐怕都大不到哪里去。 （作者为一线教师） 张学炬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何淼、熊旭)

人民网北京11月18日电 （熊旭 实习生寇雅楠） 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2020湖北省“37个贫困县幼儿骨干教师省外访学”国培项目活动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举行。 南平市建阳区副区长郑顺莲在开班仪式上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她表示，建阳位于福建省南平市中部，建溪上游，武夷山南麓，另称潭城，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宋代曾以”图书之府”和”理学名邦”闻名于世。本土特色文化包括：朱子文化、建盏文化、建本文化等，希望学员们与本地幼儿园相互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据了解，此次国培项目以“如何更新贫困县幼儿园教育理念、在实践中改进保教行为、提升保教能力”为主题，依据按需施训原则，秉承实用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更新其教育理念，开阔视野，提升科学保教能力开展的一次培训。在历时半个月的培训中，来自湖北省37个贫困县的100多位幼儿园骨干教师通过专家讲座、示范课教学、跟岗交流等方式，促进提升自我学习能力 、反思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接受此次培训的湖北省谷城县紫金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陈厚杰感受很深。他谈到，在面对园中有百分之六十的留守儿童，最大的困难是与儿童监护人的交流：老人行动不便、无智能手机、无先进的育儿理念、无科学的育儿方法等，都制约了家园合作共育的开展。在此次学习中，他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更新了“生活即课程”、“游戏皆课程”保教的理念。 湖北省麻城市福田河中心幼儿园教师王雅谈到，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师资薄弱，一所公办园只有一两个公办老师，其他都是聘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流失严重，通过此次培训，她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如何强化自身能力和利用周边资源对孩子们进行生活和游戏教育。 “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将‘建盏’这个传统工艺融入到课程中，作为他们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王雅说。在受到建阳幼儿园的启发后，她表示，他们也应该将眼界打开、思路打开，不能局限于课堂上，要去思考怎样真正让结合本地的特色课程走进幼儿的心里。 如何解决幼升小衔接是幼儿园面临的新问题，通过此次培训，湖北省崇阳县第二幼儿园教师黄琼认为，首先要在学期前向家长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家长的聚焦问题；其次在孩童入园一开始要召开家长会，主要以改变家长育儿观念为出发点，向家长阐述学前年龄段的年龄特点及发展规律，以及小学化的危害，并向家长公布幼小衔接班的教学安排及计划，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建阳区教育局局长陈尧明在与培训老师交流时表示，想要把幼儿教育抓好，首先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在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也要做好软件建设，在做好寓教于乐的情况下，要把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中去；其次幼儿园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评价机制，把好每一个环节；最后政府的落脚点应该放到强师资的上面，要对老师的师德师风进行阶段性考核，不断“走出去，引进来”。 (责编：李依环、申亚欣)

以普及奥数、选拔人才为名办班敛财的把戏被明令禁止后，当下一些培训机构可能自认风头已过，又开始以各种名义规避相关规定，为奥数换上马甲，操起敛财的旧业来了。这些培训机构以“老师”名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信息，谎称奥数成绩仍在中考录取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外大学录取也看重相关成绩等，试图让奥数借机还魂。 以往人们对各地奥数班的厌恶和恐惧，并非对奥数本身有什么成见，更不是否认或嫉妒数学天才的存在，而是人们迫于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升小的现实，不得不将奥数列为自费“必学”项目而产生的焦虑的一种表达。普及奥数、遍地办班给数学科目带来的效果、为那些有数学天赋的人带来的增益究竟几何，有目共睹。同样，这些名义繁多、花样翻新的奥数班，给那些操办者带来的效益几何，也是有目共睹。 奥数班不办了，会不会埋没数学天才？具备数学天赋者，不通过奥数班是否就发现不了自己所具有的数学天赋？实际上，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以如此规模的兴学奥数来发掘凤毛麟角的几个天才，是否值得、是否公平，也是大可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题更在于，上述这些问题，在奥数班鼓吹者和操办者那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不能以奥数的名义赚到钱。一个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以“研学营”马甲开办、以“迎春杯”名义进行招生的数学班，为期3天，费用每人9800元……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奥数班、收费却一点也不逊于奥数班的“研学营”，却告诫报名者及其参与者：“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请您不要在网上过度议论，不要拍照。” 由此可见，被马甲包裹着的奥数培训班，目的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有以“老师”名义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大力举荐这种“研学营”。“老师”声称：“重点学校每年网报那么多孩子，凭什么给你考试机会不给别人？简历的差异才是核心。”而所谓“简历”就是上没上奥数班、有没有五花八门的奥数比赛成绩单。也是在这个所谓“老师”的社交媒体上，上述“研学营”的“升学含金量”被标注为5星，“推荐指数”也被标注为5星，而适龄人群则被标注为3、4、5年级，且“牛校认可度相当高”“是在小升初阶段确实能帮上忙的比赛”，强调“这些活动是小升初务必要参加的”。 这种明目张胆地曲解相关升学规定的说法，究竟会打动多少家长，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会在部分家长中造成影响。对这种“不要在网上过度议论，不要拍照”的活动，相关主管部门知道不知道，知道以后如何处理，值得关注。 （作者：沙紫亮，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何淼、孙竞)

　　“优秀人才是可以扎堆出现的。”提到南京大学国家实验室实验班（以下简称“国家实验班”）对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意义，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主任邢定钰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扎实的数据支持。 　　自2009年创建以来，“国家实验班”已经培养出近百名优秀博士。据统计，第一届“国家实验班”中物理学院的27名学生，近一半只用4年就取得博士学位，超10%的学生获得了南大优秀博士生毕业论文，远高于普通培养模式的数据。目前，从“国家实验班”毕业的大部分学生均在从事与学科相关工作。以第一届“国家实验班”为例，41名毕业生中有近一半在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慕尼黑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大学从事教学以及研发工作。 　　基础学科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源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仰望星空的“领跑者”。南京大学国家实验室实验班在十余年的探索中，不断积累可推广的经验模式。针对目前创新型领军人才选育的症结，“国家实验班”是如何精准高效选拔和培育创新型人才？“国家实验班”何以能让青年优秀人才“扎堆出现”？ 　　研究型领军人才的培养基地 　　时间回到2009年。 　　彼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机遇期――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正式吹响“建设人才强国”总号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通过，更勾勒出了未来教育改革的路线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现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但在面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问题时，总体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存在着成才率低、流失率高、教育资源浪费大等问题。 　　为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邢定钰等国家实验室相关人员于2009年提出创建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实验班的设想――以国家实验室的名义，面向物理、化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三院招生。按照设想，“国家实验班”将利用正在筹建的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为实体，定位为物理学、化学和材料学等学科，选拔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验技能过硬、思维能力出众和对前沿科学敏感度高的研究型后备领军人才。 　　在学校领导及相关部处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实验班于2009年获批并启动。“国家实验班”采用本科―硕士―博士八年一贯制培养方式，科研资源集中、师资力量丰厚、培养模式先进。之后，赶上教育部“2011计划”的协同创新机遇期，南京大学又正值研究生创新教育的调整档口，“国家实验班”迎来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由此，领军人才培养的“探索之旅”正式启程。 　　助力科研的革新之路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创新型领军人才的选拔培养仍存在着育人导向模糊不清、选拔形式单一僵化、培养过程缺乏连贯等现实问题。 　　南京大学针对人才培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其中包括以“国家实验班”为载体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新模式，由院士、“长江学者”组成的导师“天团”，不拘一格地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形成了一个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新模式和平台。综合评价学生，选拔早；不唯学分绩，着重考查学生综合素质；试行导师流动机制，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科研计划；专项津贴解决学生后顾之忧……一项项创新举措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回忆起自己进入“国家实验班”的经历，首届毕业生、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雎长城坦言自己“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考试成绩不算很好”。最终，他在面试环节脱颖而出，顺利入选。 　　事实上，在第一届进入实验班的同学中，有很多像雎长城一样自推意向强、学术积极性高的同学。“国家实验班”以“学分绩+专业面试”为选拔标准，把综合素质作为主要选拔因素，注重学生自主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有志于投身基础研究的优秀人才。这种大胆的选拔模式打破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局限，从一开始，就为综合水平高、自主能力强的同学提供了后续科研的培养资格与配套资源。 　　“国家实验班”充分尊重学生意愿，从学生兴趣点出发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科研计划。秉持“对导师负责，对学生负责”的双向选择机制，试行导师流动机制。这样一来，不仅学生的潜能得以激发，导师在培养过程中也能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第一届入选“国家实验班”的唐峰就在这种自由轻松的学术氛围中找到了最适合的研究方向。“理论、实验、计算等，我先后换了4个课题组。”唐峰表示，实验班不仅拥有大量具有过硬学术资历的优秀导师，而且这些“大咖”级老师还是“共享”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更换导师，甚至是研究方向。2019年，唐峰以第一作者身份先后在《自然》《自然・物理》《科学・进展》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三篇学术论文，成为青年科研新星。 　　为了让同学们全心投入科研学习中，“国家实验班”在本科期间每月发放专项津贴，并通过入学一次性奖励和“英才计划”等方式，尽可能提高学生待遇。“我是农村出来的小孩儿，当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出去做兼职，进入实验班后，专项津贴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可以专心做科研。”雎长城说。 　　培育有归属感的创新力量 　　“‘出口决定进口’，最好的生源绝不能放跑。”“国家实验班”导师吕笑梅认为，除了创新的机制、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等，如何更好地结合政策吸引优秀学生的加入，并将优秀学生留在国内发展是我们人才培养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谈及在“国家实验班”的经历，胡逢睿印象最深的，还是8年生活积累下来的集体归属感。“‘国家实验班’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读研期间同学们交流很多，一起发表文章，平常私下关于实验的想法也多有交流。” 　　不仅是胡逢睿，雎长城的8年科研生活也深深受益于“国家实验班”的建制。“我们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进入‘国家实验班’的，同学间通过合作解决了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毕业后的雎长城和同学蒋尚池继续合作，共同创办了高新科技公司――南京迈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精密仪器研发和制造，在半导体高新行业为国家卡脖子问题努力探索研发。同时，他们还为南京大学PT实验室的建设出谋划策。 　　据了解，“国家实验班”专门配备一名教师作为班主任，尽力为学生营造思想碰撞和合作交流的氛围，组织各类班级活动，如班级座谈会、迎新年聚会、暑假参访校友企业等。这种协同创新的班集体模式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打破了研究生通常只在课题组内交流的壁垒，有利于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成果产出。 　　这样的集体归属感也慢慢升华为学生们对祖国的一种认同。 　　“国家实验班”绝大部分同学出国深造后，仍选择回国发展。“我的导师于扬老师在国外学成后，毅然选择回国。”第一届“国家实验班”学生龚明现就职于中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他追随导师的科研步伐，前往海外进行联合培养交流，博士毕业后同样选择回国。 　　“回望南京大学‘国家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探索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的反思。例如，由于超前意识导致经验不足；在实际执行时，硕博学制衔接、延期期间的博士待遇解决不很顺畅，研究生培养阶段班集体建设、使命感培养还需加强等等。”邢定钰表示，今年，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本硕博阶段的贯通培养。“国家实验班”将不断进行创新与教学改革的探索，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 　　（本报记者 苏雁 本报通讯员 齐琦 于�晗） (责编：何淼、孙竞)

　　本报南京11月19日电  （记者李晓晴）“十三五”以来，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整体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2254万人，占主体的高素质农民超过1700万人。 　　第三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日前在江苏南京举办。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达到500万人，直接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11万人，涉农高等职业教育首次面向农民扩招达3.5万人。 　　农民教育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增强现代农业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部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农民受教育渠道大幅拓展。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农民的素质结构持续改善。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20日 07 版） (责编：孙竞、何淼)

人民网广州11月20日电 （记者熊旭 实习生张玉）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举办的第二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典礼今天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获得教学大师奖。北京大学李晓明、清华大学朱邦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华明、吉林大学孙正聿、复旦大学李大潜、中国矿业大学于洪珍、华南理工大学朱长江、四川大学冯小明、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9位教师获得杰出教学奖。清华大学李京阳、北京大学陈方平、吉林动画学院陈忠发、浙江大学王旭龙琦、山东大学刘培超、华中科技大学李淼、中山大学马朔、华南农业大学林子森、四川大学王仕锐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旺10名同学获得创新创业英才奖。 相比于去年，本届评选工作更加关注医学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应对全球疫情常态化新形势下的世界命题，回应社会大变革和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关切。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希望广大高校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各位青年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让教育事业成为阳光下最受尊敬的伟大事业，让敢闯会创成为阳光下最富生机的青春力量。 据悉，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创新创业英才奖由深圳市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于2019年共同发起设立。 (责编：实习生（张玉）、熊旭)

　　这是一堂八年级数学课，讲的是“幂的乘方”。开始上课时，班主任刘欣和老师打开希沃教学平台，给学生播放了从《流浪地球》影片中截取的片段。视频中宇航员驾驶空间站冲向木星的“风暴眼”，通过爆炸的推力把地球推离木星的轨道。3分钟后，刘老师根据视频中的情境给学生出了一道思考题：已知木星的半径，如何求解木星的体积？成功地把“幂的乘方”这个数学概念引了出来。 　　这一课，师生双方都上得很轻松、顺畅。老师的手在触控板上轻轻触摸一下，空白处就会“冒”出知识点。学生做好的课堂作业放在黑板前的“黑盒子”中一扫，就会自动出现在触控板上，老师可以边讲边改。 　　轻松的课堂氛围，先进的教学仪器，这不是在教育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而是记者在西北内陆的宁夏石嘴山市第八中学体验的普通一课。在这里，教师通过人工智能多种教学辅助软件进行自我“充电”、备课上课、与学生互动交流，已经探索实践了两年。 　　2018年8月，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部结合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启动了“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和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宁夏获批全国首个“互联网+教育”示范区，石嘴山市成为首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城市之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仅作为“手段和工具”在情境化学习、教师培养、帮扶贫困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还作为“知识和内容”推进了管理方式重构、教学流程再造，确保了教学的有效性与及时性。 　　人工智能让精准教学成为现实 　　“备课更轻松了，随时更新优质教学资源，知识点讲解更精准了，精准教学成为现实”，这是“互联网＋教育”给教师们带来的最大感受。 　　今年是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物理教师赵虎工作的第七年，从最早用黑板粉笔，到今天电子化备课，效率“提升了一倍”。“以前备课需要四五个小时，现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课后，课堂上的学生习题会自动生成一个报告，我把易错题再迅速组成一张卷子发给同学们。课堂的效率更高了，同学们的精气神调动起来了。”赵虎告诉记者。 　　在石嘴山市第15小学，数学老师李然也经历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变。“2012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每天都抱个小黑板给同学们抄口算题，还要带着教案、大尺子，手里总是拎一大堆东西跑来跑去。2015年，学校安装了电子触控教学终端，很多学科工具替代了传统的教学工具，随调随用。翻转课堂变得很容易，我可以更深度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究竟要让学生学到什么？我可以对教学内容再深挖。”李然说。 　　年轻老师掌握新技术很快，在老教师那里，运用新技术也让他们感觉到课堂教学的点滴变化。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朱国东工作33年了，近几年，他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教育”助推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我虽然55岁了，却是学校软件用得最多的老师之一。历史课有的内容相对概括，学生不太感兴趣，在讲中国古代手工业一节的时候，讲到制瓷业，我会给同学们下载一些拍卖会上的瓷器照片，让他们直观感受历史的馈赠，让知识点活起来。” 　　让电子产品“为我所用”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徐翠霞感受到的是师生关系的明显变化。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以前她最担心孩子们“玩手机”，上课前还会让同学们把手机关掉甚至“锁在班级前面的柜子里”。现在利用新技术教学，“自己不带手机课程都无法开展，还要通过微课等多种手段请同学们看视频学习。现在，同学们和电子产品之间产生了正向的循环。学习效率的提升让处于青春期容易紧张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都融洽了起来。”徐翠霞说。 　　让电子产品“为我所用”，产生“正面效应”，正是石嘴山市教育部门在试点成立之初考虑到的问题。电子产品多，如何衔接？一节课看屏幕的时间有多少，看书本的时间有多少，都经历过一次次实验。“既立足于网内，又跳出互联网。我们要求青年教师集体备课，入职不满五年的教师手写教案，既迅速提升教学水平，又不能失掉独立思考的能力。”路月玲说。 　　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刘金星告诉记者：“相对于教育，信息技术企业更擅长做大数据分析，我们的目标是让教师用先进技术武装自己，既是教育家，又当科学家。” 　　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下，教学相长成为现实。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数学教师张海玲告诉记者，她的数学课上，有时会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让学生做课件完成一节微课。“他们略显稚嫩的讲述往往给我带来启发，我们互相学习影响，我发现同学们的信息技术水平非常高。” 　　石嘴山第三中学高二学生段宇航对化学很感兴趣，课堂上，老师用AI软件把分子构型全都展现出来，“化学不再是一串化学式，而是3D模型，从抽象的理念到直观的概念，效果提升不少。” 　　用信息技术提高“造血”功能 　　当前，在广大地区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师结构性短缺成为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教育扶贫，不能单纯依靠优质教师输送这一“输血”模式，还要通过开展教学智能帮扶，提高教师培养的“造血”功能。 　　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师资培训中心主任邸彦春说，在石嘴山，一些学校因编制限制导致学科教师结构失衡，教师队伍整体科学素养、创新素养不高，尤其是35岁至45岁的成熟型教师缺失情况严重，加之女性教师因婚育休假造成短暂的结构性缺失，影响了正常教学工作开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结构性短缺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一大短板，这也是我们坚持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要教学生产力的重要原因。”邸彦春说。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石嘴山市33所初高中推行了数理化生教学工具、人机对话英语训练、智慧阅读和电子触控屏教学工具为主的学科智能教学助手应用；28所小学和初高中实施以大数据驱动教研、智能化课堂观察、课堂行为观察智能化分析应用，分析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情况，为教师改进教学方式、教学策略提供依据。 　　在未来教师的培养上，石嘴山市将积极加强与区内外师范院校的合作，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养教师方面主动探索。“我们已经与浙江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合作建立了石嘴山教师研修中心、教师教育创新基地、专家工作室等，形成依托高校培育本地教师成长的新机制，最终打破了教育资源的跨时空传递瓶颈，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在东西部之间的互通共享。”邸彦春说。 　　未来，以石嘴山为试点的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将全面落地，遍地开花。人工智能将为教师队伍带来哪些改变？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这项工作蕴含着助力教育精准扶贫、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需求。“一是多样化满足贫困地区和乡村学校开课需求。通过实现教学工具、设施，教育装备、资源的信息化，大力构建同步智能课堂，通过专门开课、同步上课、录播课堂等方式，让贫困地区学校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二是多维度提升贫困地区和乡村教师教学能力。利用智能研修平台，围绕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实现教育发达地区骨干教师引领贫困地区教师协同研修。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帮助贫困地区教师跨越数字鸿沟，分享智能教育成果。三是多层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通过优质学校开设网络课堂、网络学校等形式，组织教师共享配套学习资料、在线答疑辅导，全方位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工作，满足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任友群说。 　　（本报记者 姚晓丹 张文攀） (责编：何淼、孙竞)

　　这学期，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每周二晚上的敦煌壁画临摹选修课成了众多学子热捧的“网红课”，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门网红课是如何产生的？在西北师大有什么样的“土壤”？又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近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访了这座黄河之滨的百年学府。 　　载体：教学活动融入艺术体验 　　走进西北师大校园，冬日的水塔山多了几分宁静，少了些许喧嚣。水塔山下，“敦煌画派”研究与创作中心在美术学院的落地，让该院传承和发扬敦煌文化的担子又重了一分。 　　美术学院院长王玉芳告诉记者，西北师范大学始终将美育教育作为教育方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德育引领美育、以美育赋能德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要求，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对美育作出重要部署，为高校做好美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西北师大的美育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作为距离敦煌石窟最近的百年学府，西北师范大学在敦煌艺术研究、教学、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有着坚实的基础，在培养敦煌艺术教学与创作专门人才的同时，不断推进敦煌艺术品牌建设。 　　这学期，每周二晚的敦煌壁画临摹选修课吸引了众多学子，《飞天》《九色鹿》等以往只能在壁画上见到的场景，如今也出现在了学生的笔下。调胶矾，刷土、蛤粉，勾线，上色，不再是美术生的“专利”，这已经成为选修课上每个学生都会经历的特殊体验，每一道程序都饱含着学生对敦煌文化的钦羡和认可。 　　优质的课程最直接受益者便是学生，2018级绘画国画班的谈玉香就是其中一位，她选择临摹的作品是《药师佛》，“敦煌壁画表现出的不仅是美学价值，更是他背后的文化信仰和期许。”谈玉香说，“以《药师佛》为例，他要表现的不仅是线条、技法、色彩等艺术方面高超的手法，也是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对健康的向往和期待。” 　　“敦煌壮士抱戈泣，四面胡笳声转急。”曾经布满战乱之殇的荒夷边塞，如今已成为莘莘学子心驰神往的艺术圣地，而将敦煌壁画“搬进”课堂，学生们得到的不仅是艺术的熏陶，更是文化的认同。 　　“一方面，莫高窟的壁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需要有人了解、学习，发扬光大，而且，敦煌莫高窟在甘肃，我们临摹壁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提升民族自信心。”谈及当初开设这门课的初衷，美术学院老师宋丽娜这样说。 　　创新：传统文化迸发商业价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俊宗表示。 　　说起该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就不得不提甘肃�子本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这是由该校创新创业学院成功孵化、学生自己做法人，以打造敦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司，创作的泥板画（又称山河板）将敦煌传统艺术文化复刻，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深受市场欢迎。 　　毕业于该校敦煌学院动画专业的畅东兴就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据他介绍，泥板画制作需经历大概10个工序，主体由五合板、亚麻布、泥土等材质制作而成，泥土取自莫高窟三危山下宕泉河畔的澄板土，运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其绘画基底和莫高窟壁画绘制手法差异不大，产品规格与画面内容也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 　　“学生在创作之前，首先自己要了解这个作品本身的内涵及背后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紧密结合，让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打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作品，用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来，让敦煌艺术更易传播与推广。”该校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慕小军表示。 　　如今，以敦煌传统文化为依托，敦煌泥板壁画、敦煌十二生肖绘画等特色文化产品已经成功走出校门，甚至还作为“校礼”，送到台湾的一些合作高校及国外部分孔子学院。“让全球各地的学者和民众更进一步、更直观、更便捷地了解敦煌文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慕小军说。而这，只是众多创新项目的缩影，敦煌艺术不仅成了创造商业价值的“领头羊”，也让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商业价值的其他创新创业项目看到了希望、有了依托。 　　核心：整合资源以加强美育教育 　　不久前，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学校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主要途径和内容，将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作为促进学校美育教学的核心。而“打铁还需自身硬”，为加强美育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则不断整合各方资源，下大力气增强自身实力。 　　“一方面，创作人员分散，画院、高校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在以敦煌为基础来创作，但是却没有一个平台将这些创作力量整合起来。另一方面，一些画家实践能力强，但理论研究较少；专门的理论研究人才则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出发，集中在敦煌绘画的源流、风格及传播等方面，而对于当下如何创新和发展则涉及较少。”王玉芳表示，这是目前敦煌艺术研究发展的“瓶颈”。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西北师范大学以本校敦煌艺术、敦煌学研究等为基础，充分发挥学校优势，整合历史、人文、哲学等多方面的学科资源，联合全省乃至全国敦煌艺术研究、创作力量。最终，“敦煌画派”研究与创作中心应运而生。该项目将通过“机构开放、分工协作、多元互动、竞争创新”的运行机制，资源共享、分工协作，有序进行学术研究交流和美术创作。 　　而早在2018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艺术”传承基地已在西北师范大学落地，该基地围绕教育部相关要求，以落实“五育”并举和立德树人为宗旨，引领广大师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敦煌画派’研究与创作中心将以此为平台，着眼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互补、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培养具有传统学养、人文情怀、国际视野的敦煌文化传承者、传播者和创新创造人才。”王玉芳表示。 　　（本报记者 宋喜群 本报通讯员 赵媛媛） (责编：何淼、孙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