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校心理咨询，敲开这扇门难吗 近段时间，又有多起大学生轻生事件登上热搜榜。在为这些戛然而止的青春长叹一声时，许多人疑惑，行至崩溃的边缘，他们有没有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求助？而高校的心理咨询又该如何为学生提供更切实有效的帮助？连日来，记者深入学校，采访了部分学生和相关专家。 不愿求助专业机构，抗抑郁“靠自己”的情况不在少数 袁梦在研二的时候时常“情绪起伏很大，动不动就发火，一点事就哭”，结果去医院检查出患有重度抑郁症。尽管医生开了很多药，但她“一个都没吃，（因为）药物有依赖性”。袁梦说她主要靠自己。 像袁梦这样“靠自己”的情况不在少数。今年5月，有媒体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一项名为“当你觉得心理压力大时，会怎样缓解”的小调查，两天时间里共有2.3万人参与调查，其中1.1万人选择“硬撑着，正常生活”，仅有543人选择了“求助于专业机构”。袁梦说：“抗抑郁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任何人都没办法帮忙，不添乱就很好了。” 北京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科普专家张驰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总结，抑郁症患者的一个主要症状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评价降低，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最差劲的，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张驰曾咨询过这样一个学生，他基本不与别人交往，封闭在自我世界里。面对这样的情况，张驰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是学生抗挫能力差，这其实是有心理问题的表现，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无法缓解，需要求助于专业机构。 青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米振宏给出的抵抗抑郁“药方”是：开放的性格，要学会寻求帮助，学会倾诉。“咨询师、精神科医生，以及家人的帮助都很重要，整个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如果光靠一个人的话，疗效肯定不是很明显。因为本身患者的自我认知就出现了问题，没有旁人帮助，恢复得就比较慢。” 记者采访发现，在面对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时，许多学生担心自己的心理问题会被告知学校，进而被告知家长。在某高校校园论坛上，有学生提问：心理咨询之后，会不会通知辅导员和导师说这个学生有心理问题。另一位学生回答道：“讲实话，对保密性不要有期待，亲身经历。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受到挺大的打击。但是心理咨询还是可以做的，只看你更想恢复心理健康，还是更注重私密。” 在2007年编制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中明确规定，咨询师应清楚了解保密原则的应用及限度，在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作为保密原则的例外，咨询师有预警责任。米振宏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咨询之前，学生要签知情同意书，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保密原则，这是心理咨询的职业伦理。但有三个保密例外，这也是必须让学生知晓的。第一是出现了自伤自杀的行为；第二是需要转介给精神科医生；第三是触犯了法律。” 选择心理咨询的学生数量逐年上升，需预约排队 大四学生白鹿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实习了两个月，她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精神疾病、有精神困扰的人会如此之多。我们每天都会接到来访者的电话，因为来访的人太多，我们都不能及时回应他什么时候能排上。”实际上白鹿所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有20个心理咨询师轮流值班，每天五六个人，都排得满满的。而来预约咨询的同学，“大概排个两周才能排到。” 米振宏比较了近5年学校新生开学心理普测的数据，发现筛查出有抑郁倾向的学生数逐年上升，一学年的咨询量变成5年前的3倍，从500多人次增长到1600人次左右。张驰认为，心理咨询预约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发病率有所升高，另一方面是通过科普等工作使得学生和社会的知晓率高了。“病耻感”降低，愿意主动寻求帮助，实现了认知转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12亿10至19岁青少年群体中，约20%存在心理健康问题，10至19岁青少年群体遭受的疾病和伤害中，约16%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米振宏说，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生自杀率是十万分之七，日本是十万分之十四，中国是十万分之一至三。张驰认为：“我国高校除了心理咨询中心会做科普、讲座、培训以外，辅导员也会对学生主动帮助、主动关心，这种机制能起到预防和保护的作用。心理问题就是要早发现、早评估、早治疗。”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要求，加大对重点人群如青少年的干预力度，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米振宏认为，抑郁症筛查很有必要，“像有些抑郁症很难通过观察来判定，所以依靠抑郁量表的筛查是很重要的。但光靠量表也不行，还要通过咨询师一对一面谈，排除假阳性。有的学生虽然量表上得分高，但实际上并没有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注意，”张驰说，“第一，学校有没有资质来进行抑郁症筛查，在保护学生的前提下，如何去做好筛查服务还需要具体的落实措施；其次，最核心的是筛查之后必须要有应对方式，如何在生命权、知情权和保密性之间做出平衡，如何给学生做下一步的治疗，这些都需要再做细节化的研讨。” 用好医教结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需要全员育人模式 今年疫情期间，青岛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团队轮流24小时在线值守。一天晚上，一位同学留言说家人不关心自己，每天晚上都失眠，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还不如早点死去”，当天咨询师看到后立即与这位学生联系，进行危机干预，并持续跟进，为学生解开心结。之后，这个学生再次留言说：“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和别人讨论我的痛苦，我感觉有一束光照进了我内心的那片黑，感谢老师。” 米振宏说：“每个人生命可能都伴有创伤，分享和陪伴，会让人感受到温暖，更会让人获得力量。当学生遇到困扰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去寻求帮助，是很必要的。” 《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也作出要求，中学、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等。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不只是心理咨询中心的事情，需要形成合力。从心理中心到院系辅导员，再到班级的心理委员，至少有三级网络体系。心理中心除了跟各个学院保持联系，还要跟学校的各个部门密切联动，即使是楼管也需要懂得如何跟学生们相处，保护学生们的健康安全。这其实是一个全员育人的模式。”张驰坦言。 在张驰看来，医教结合将是未来更好应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模式。用“医学+教育”的方式，实现提前干预，具体干预方案需要学校和医院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共同商讨，学校提供教育帮助和辅导，医院则提供医学资源和治疗。“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心理辅导和专业治疗，形成联动模式，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健康需求，减少悲剧发生，助力整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本报记者 杨飒）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我与空碗合张照 “天地‘粮’心，珍食莫蚀。”“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吃多吃少，光盘正好。”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堂里，精炼而醒目的提示语，让人不由得自省：今天，我“光盘”了吗？ 一到午餐和晚餐时间，武铁职院的食堂就会出现一支“监督队”，他们不厌其烦地提醒师生们既要做好防疫期间的安全就餐，也要注意珍惜每一餐饭、节约每一粒粮。 “只有学校人人都成为我们‘光盘行动’的宣传员，才能营造良好的‘光盘’氛围，最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武铁职院学工部部长谢刚介绍：“学校通过召开主题团日、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身边小事谈起，深入剖析有哪些浪费行为，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推动‘光盘行动’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 武铁职院团委副书记柯婷说，学子们通过参加防汛、抢种抢收等志愿活动，采菜、耕地等劳动教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在武铁职院，“我与空碗合张照”、“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演讲比赛等主题活动，得到学子们的踊跃参与。看到一张张捧着空碗空盘的照片，有学生留言说，“我顿顿都是加饭，不剩一粒米。是不是也能上镜？”“安同学差点就成吃盘行动了”。 不仅如此，学校在突出对师生“光盘行动”宣传的同时，更在优化餐厨流程上发力，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规范校内餐饮服务企业，优化采购、仓储、加工、厨余处置等环节，杜绝各种形式的浪费。 按需取餐、科学点餐，珍惜粮食，不负好“食”光，已然成为武铁职院师生的自觉。 本报记者 夏静 张锐 本报通讯员 刘莉琳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小孩陪“老孩” 养老行业来了年轻人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在2019年达到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5%。不仅如此，老年抚养比（即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从2005年的10.7%上升至2019年的17.8%。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养老不仅关乎我们的长辈，更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 　　————— 　　养老行业，每天和老人打交道，听起来好像“暮气沉沉”，其实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朝阳产业。清晰的发展前景、巨大的人才需求，吸引着人们投身其中。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又会给这缕夕阳红，添上怎样的色彩？ 　　朝阳产业夕阳红 　　1999年出生的谭萌，早就决定投身养老行业了。这个行业较高的就业率、相对较好的待遇以及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处处显示着朝阳气质。 　　北京国投健康长者公寓护理主管沈小姣曾在医院工作过十几年，2018年5月正式投身养老行业。在沈小姣离职转行的前同事看来，养老一直是朝阳产业。 　　在上海市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做志愿工作的徐芬曾以为，养老院还是她印象中的样子：入住的多为卧床、生病甚至孤寡老人。没想到，现在活动自如、头脑清楚的老人占据了很大比例。甚至他们比自己更时尚：有的做美甲，有的学跳舞，绘画，写字，做操……日程很满，学到新东西还会跟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介绍。以至于她进来前设想的诸多“攻略”，许多没有派上用场。 　　陪伴老人给年轻的志愿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位奶奶慢悠悠的一段话，带走了同在彩虹湾福利院做志愿工作的罗清生活中的大烦恼。“人的一生很漫长，有时候着急找到不正确的人，不如把自己培养好，对的人总会出现的。这种事情，急不来。”罗清说，工作有时候不开心，跟爷爷奶奶待在一起，就立刻进入到另一种比较轻松的状态，把这些不开心的东西忘掉。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0月2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我国养老金结余金额达到4.5万亿元，养老产业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和开发潜力。 　　去年4月，当时88岁的鲍梦洲老人和老伴经过多方考察，住进了北京国投健康长者公寓。医护人员陪同看病、帮忙拿药；24小时值守，一按铃随叫随到；疫情期间公寓封闭，工作人员拿小推车，把家属给老人送来的物品亲手送到老人手里…… 　　在老人手写的日记和信件中，细细记下了“小孩”的工作，“如果给30位（长者）拿药，挂号、交费然后到医生那里处方再逐一交费，然后取药，一人平均拿5种药，就是150种。药拿到后总要逐一核实一下吧，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繁重的任务。” 　　据悉，国投旗下的健康养老产业布局包括全资子公司独立开发运营的北京国投健康长者公寓，也包括中日合资的广州国投健康嘉栖长者公寓，还包括由上海市虹口区政府投资、国投健康控股子公司运营管理的上海市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 　　上海市第五中学同上海市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开展合作，“用志愿服务换住宿”，为彩虹湾青年志愿者入住计划输送了首批三名志愿者。徐芬和罗清均为首批志愿者。彩虹湾老年福利院综合考虑了工作、学历背景特长和身体状况，与他们签订了志愿服务协议书。 　　今年1月，志愿者入驻福利院后，每月助老志愿服务总时间不少于20小时。包括亲情陪伴、护理员工培训讲座以及周末的老年大学堂。目前，还针对国家开放大学的老年人课程制订了针对性内容。 　　“小孩”去哄老小孩 　　“医院是治疗为主，养老是稳定为主。”不少入住养老院的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维持健康稳定是养老的重点。 　　在沈小姣看来，与医院工作最不同的是，自己的工作很多是与老人及托管老人的家属沟通。“比如换个常用药，或者老人今天怎么样，我们会在家属所在的微信群里沟通。而在医院，医生往往会根据病情需要直接调换。” 　　北京国投健康长者公寓康乐专员吴亚楠是专职带爷爷奶奶搞活动的。从放电影到做手工，从外出郊游到一起做月饼，老人并不比小孩更容易哄，一段时间活动没有新鲜感了，得赶紧想个新的。 　　一天下午3点多，一位爷爷气呼呼地找到吴亚楠：“为什么3点半的电影，我提前10分钟到，却已经开场了？”但其实当天的活动是两点半开始，可这位爷爷说，“我的时间表跟别人的不一样。” 　　“爷爷，您回到房间后再确认一下，如果真是3点半呀，以后我每次都到您屋子里专门通知您时间，您看成不？”吴亚楠笑着哄爷爷，得想办法顺着来。 　　还有一位患中度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性格本来就内向，回应大家说话基本只有点头、摇头和摆手。吴亚楠每天都去找他聊天下棋，爷爷记得了她的臭棋，也记得小吴这个名字。现在，会主动唱歌给吴亚楠听。 　　吴亚楠是电话最繁忙的人，从清晨到夜里。下午的手工课结束了，奶奶还没做完。晚上9点做完了，赶紧打个电话过来：“亚楠啊，我做好了，明天你早上上班记得过来看一下。” 　　“我应该不会离开这一行。”吴亚楠刚加入这行时，因为待遇而萌生的退意，已经随着收入的上升和对工作内容的喜欢而消散了。 　　老人和家属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入院前，不少老人都以各种各样理由想继续待在家里。背后的担忧往往只有一条：如果没有进养老院，就证明自己还能自理；进了养老院，可能这辈子就在这儿了。 　　客户主管李园园就碰到一对已94岁高龄的夫妇。奶奶入住前摔了一跤，已经处于全护理状态，爷爷属高龄自理。孩子都在国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爷爷奶奶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来公寓试一试，却在第一天凌晨就想回家：这里跟家里不一样，不适应。待上几天，才能慢慢接受新的居住环境。 　　李园园前后接待了24位老人入住公寓。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半自理和更高照料等级，这些人居家养老的难度比较大。她说，老人和家属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就是费用、居住条件和医疗护理。 　　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今年上半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公寓处于封闭状态。老人想儿女，儿女担心老人。老人会一遍遍地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让我出去？有的老人夜里按服务铃十几次，仅仅想发泄一下情绪。 　　老人情绪最常出现波动的时候，往往是邻居生活出现变化时――子女来探望了；老伴入住了。这时候，有的老人会跟谭萌不经意地提起：“你看，人家就是老两口入住的，互相有个照应。” 　　唯有时间与陪伴能熨平这些波动。推老人上顶楼晒太阳、做手工、看电影，聊家长里短，聊国际形势。 　　老年服务专业毕业的护理师谭萌在心里有本日记，楼层老人的情况，都熟稔于心：有三四位老人有洁癖，记住千万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东西；有的老人喜欢关门，出门时一定记得把门带上关严实；有位老人喜欢9点到11点学习，这时间别进去打扰。还有位奶奶会在她值夜班前叮嘱她，多穿点儿，看你穿这么少，冷了去我柜里拿衣裳。 　　沈小姣见多了生离死别，却在养老院工作时掉了眼泪。那是一位90多岁、一直卧床插管的老奶奶。这位老人反流性食管炎严重，家属在了解到这种病的风险后，最终决定去医院积极治疗。她帮老奶奶拿医保卡的时候，看到了医保卡上面的照片，“很精神、很精致的一个老太太”，和在床上肌肉软缩的样子，判若两人，沈小姣简直无法相信二者是同一个人，那一刻，她流了泪。 　　她说，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更多老人安享幸福的晚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灵活就业的年轻人:努力活成想要的样子 　　“5年前我一定想不到，自己会把拍摄Vlog当成职业。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热爱记录这件事。”11月20日，抖音优质内容创作者@ItsRae在她最新发表的Vlog里喊出，“现在的我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 　　这几年，伴随新经济形态快速崛起，越来越多和Rae一样的90后、95后们选择灵活就业，一边享受工作自由，一边坚持内心热爱，“铁饭碗”已不再是择业的唯一标准。 　　美团研究院近期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显示，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从业者以20-35岁的青年人为主，该年龄段从业者的占比高达82.2%，其中90后灵活就业从业者超六成。 　　“努力活成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哈喽，我是Rae”，每一条视频开头，Rae总会先露出阳光般笑容。不过最初她要辞职专心做视频时，却受到了许多不认可：你会养不活自己，没有人会看你的视频等。就像在视频中打破写满“不可能”的玻璃，她在相机前一遍遍练习说话，自学技巧，策划选题。为了专心剪辑，她曾憋在北京一间宾馆房间里几天不出门；旅行路上，停车后坐在后备箱上，打开电脑就开始工作。 　　如今，她获得抖音平台1200多万粉丝，还登上2019年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有网友留言说她“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她则开心地说，“在做视频这件事情上我也在积攒能量。” 　　近几年，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释放出的旺盛活力，让90后更加青睐灵活自由的新就业形态。今年7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一批新职业。其中以“互联网营销师”为代表的新职业备受关注，95后江苏女生杨笑便是其中一名。 　　几年前，在大学读表演专业的杨笑还在剧组跑龙套、接拍广告，月入四五千元。搭上淘宝直播的发展快车，杨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刚起步时，不会推销产品的她只能从百货商品卖起，“摸不透大起大落的流量”着实让她焦虑很久。 　　不过，让她最自豪的是父母的支持。他们逢人便打开手机直播页面说，“这是我女儿在直播卖东西”“这就是电商”，他们还在直播时帮助杨笑做整理产品、整理优惠券等辅助工作。杨笑回忆说，直播间第一次迎来流量破10万时，妈妈陪她直播了9个小时。 　　如今，每天上播4个多小时成了杨笑的生活常态，她也拥有了9人小团队进行选品、招商和运营，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以上。杨笑很享受这种自由切换工作和休息的状态：直播时认真推介产品、和粉丝互动；直播之余，她和其他小姐妹一起组织了女性商学院，参与直播培训教学；想休息时，就给自己放个假。 　　很多人好奇，做自由职业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90后自由职业女青年”吴百万在知乎平台分享了她的答案：曾经一想到“明天要上班打卡就头皮发麻、脑袋一空”，现在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饭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没有计算一天的工作时长，但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读书、看电影和健身，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偶尔偷个懒，还被危机感抓个正着，便立刻正襟危坐起来。这份职业成就了我的生活态度。我所追求的生活，大致如此了”。 　　灵活就业蓄水池仍需精心维护 　　10月底，“滴滴出行打造灵活就业蓄水池”的新闻，让90后专车司机黄传祥激动了一把。在这个“蓄水池”里，他是最先“尝到甜头”的年轻人之一。 　　高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考取驾照后和朋友一起兼职滴滴代驾；借款买小轿车开始接单快车业务，“一咬牙一跺脚”又贷款买了新车，成为专车司机。这几年，黄传祥的滴滴产品体验实现了“大满贯”，收入从一两千元到现在每月稳定在两万元左右，他喜不自禁。 　　每当夜幕降临，黄传祥便会换上滴滴专车司机“标配”的白衬衣和黑外套，设置好接单方向，从北京顺义出发，精神抖擞地开启工作，直到第二天早高峰到来，他才收车回家休息。父母在顺义经营着一小片种植园，白天，他偶尔也会去帮帮忙。 　　黄传祥给这份“自由”加了两个限定词：多劳多得，天道酬勤。疫情期间，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同时，他几乎没有停止接单。“年轻就应该多奋斗”，对于未来生活，他充满了希望。 　　今年年初以来，灵活就业在疫情下优势逐渐凸显，人力资源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出行服务、快递物流、外卖、直播等行业成为灵活用工高地。拥抱市场变化，小微企业也在不断入局。 　　在广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王锐旭看来，如何高效、合理用工成为企业关注的大问题，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自由工作，“灵活就业模式可以很好满足双方的需求，这次疫情，也提高了企业和求职者对灵活用工的接受度。” 　　与王锐旭想法类似，张震北创办“全球云端”零工创客共享服务平台，自由撰稿人、设计师、财务人员等自由职业者可以在平台上“接单”，并获得短期入职、合同签约、成果验收、工资发放等一站式服务。从去年4月上线至今，1000多家企业已在零工创客共享服务平台上完成注册审核，并为两万多人次提供零工岗位。 　　在为企业和自由职业者进行对接时，“针对灵活用工的保险还不成熟”成为他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他发现，“很多公司为短期工购买‘雇主责任险’，按月投保，但如果只是三五天的工期，又应该怎样精准投保？”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从5方面提出了14条措施，专门提到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随后，北京、山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这让他有了信心，“未来两三年，灵活用工供应链趋于健全时，行业市场将会有更大发展”。 　　最近，九尾科技旗下“兼职猫”又有了新动向。王锐旭介绍说，他们也在尝试与各地政府沟通，打通和链接各个政府平台，让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兼职猫平台即可购买社保。 　　不过，他也发现，灵活用工市场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网上寻找兼职，如果没有经验容易受骗；如何高效、完美匹配企业需求和求职者，仍是平台需要突破的重要方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新课标来了 学好数学还能靠刷题吗 数学，作为“最能拉开区分度”的学科，总是家长、老师最重视的科目之一。它更是课外培训班中的“重中之重”，是各种选拔考试中的必选项。早年间轰轰烈烈的“奥数班”曾热闹一时，直到今天，“数学作业拍照能检测正确答案”仍是各课外辅导软件最大的卖点。 数学课改牵一发动全身，它的每一点变化都备受关注。随着新高考逐步推进，取消文理分科，今年6月，高中数学新课程标准的颁布，中小学数学课堂正在发生哪些变化？由此，教师教学面临怎样的挑战，学生学习应该做出何种调整？记者采访了教育部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副组长、修订组组长王尚志。 1.数学，从知识走向能力，从能力走向素养 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思考数学想要让孩子学会什么？走向社会之后，哪怕一些数学知识遗忘了，还能给孩子留下什么？在新课程标准制定和修订过程中，我们希望数学给孩子留下的核心素养是：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记者：作为亲历者，您能不能分析一下数学学科经历过的几次变革？不少家长反映，缓解择校压力之后，取消各种加分和杯赛，唯一不敢放弃的还是数学。如果问问班里同学什么培训班最受欢迎，答案一定是“数学”，对此，您怎么看？ 王尚志：新课标研制的指导思想就是落实中央为教育制定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如何落实这个任务？换句话来说，数学想要让孩子学会什么？走向社会之后，数学能给孩子留下什么，那就是核心素养。目前，在新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的数学素养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实际上，这是很多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从20世纪到21世纪，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本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自然要随之发生改变。举个例子，有一个调查结论，在20世纪，每个人一生要经历一到两个职业，到了21世纪，根据数据预测，每人可能要经历十个职业左右。 应对一个职业和应对多个职业所需要的本领是不同的，在社会发展中，数学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姜伯驹有这样一个论述“数学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的数学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并经历三个步骤。从以知识为核心，逐步发展成以能力为核心，现在则是以素养为核心。 20世纪60年代，数学教学大纲围绕着如何学到知识展开。之后一批数学家提出，数学教育的目标在于提升三大能力，即数学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三大能力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数学界、数学教育界和一线老师的广泛认可，到了2002年左右，我们开始研制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稿，一些专家谈到要应对新变化，于是三大能力变成五大能力：即抽象概括、运算求解、逻辑推理、空间想象、数据处理。直到今天变为六大核心素养，简单说，提出素养是希望把知识技能、思想方法、关键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起来，留给学生更多东西。 我想说的是，希望学生在数学教育氛围里，通过学习数学的知识技能、思想方法等，促进学生在这六个方面能够得到发展和提升，这样就能通过教育，通过每一个学科的学习，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过去以知识为本的教育，通过这次课标研究，逐步在向“以人为本”的教育改变，提出核心素养也是立足于学生的发展。 如果换一个词来说，过去我们重视的是学会数学知识，现在我们应该不仅要学会，而且希望学生会学数学。 除此之外，有一点很重要。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数学要学习的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内容“变少”了。我们的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再进行文理分科。 对数学有兴趣，有能力的孩子，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选修课程。选修的课程又分成了五类，有适用于向理科发展的数学课程，适用于向文科发展的数学课程，还有适用于体育、音乐、美术的数学课程、适用于特殊人才发展的数学课程，比如说大学选修课程。大学选修课有6个学分，有三个科目：微积分、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概率论。 总之，数学在“削枝强干”，对于不同的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 2.数学“更简单”了吗？ 之前的数学试题，题目干练，非常简洁，缺一个字、多一个字意思就不对了。对数学试题来说，有些题仍然保持这样的风格，但是会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另外，随着对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的提高，有些试题增加了背景，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应用能力。这就是数学建模的素养。这样的试题需要拥有好的数学核心素养、好的阅读理解能力、好的应用能力，我们希望老师、家长看到这个变化趋势，并循序渐进地实现。 记者：家长都很关心少了哪部分内容？考察的知识少了，高考数学是不是更简单了？ 王尚志：2020年10月13日，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其中第20条指出：“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原来是理科要完成16个学分的容量，文科14个学分。目前文理不分科了，我们的要求统一变成14个学分。必修课程8个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6个学分，一共14个学分。 一个学分相当于18个课时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要从中减掉36个课时的内容。这36个课时分给了其他的选修内容，给音体美考生，给特殊人才考生。此次课程标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对于高考命题有评价和指导作用。过去的课程标准主要解决“学什么、教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学”这六个问题。这一次课标增加了学业质量标准，而学业质量标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指导考试命题，例如，增加试题的开放性等，这是很大的变化。 总之，参加高考的学生需要了解到，学习数学不能满足于记忆、模仿，尽管需要准备的“知识性”内容少了，但是，试题的开放性增加了。 记者：改革之后，老师的教学怎样改变？学生的学习应该怎样调整？家长们最关心的是，还需要刷题吗？ 王尚志：课程标准的改革还有一点，就是在内容上强化了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把它作为提升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载体。 其实，题目的“难易”很难直观表现，因为我们强调的不再是“知识”而是“能力”。比如今年山东省高考数学试卷，试题里带有应用背景、具体情境的题目大概有七八道。 此前我们的数学试题，题目干练、简洁，缺一个字意思就不对了。现在的试题增加了应用背景，考察的是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刷题还有用吗？情境变化很多，再“押题”“刷题”基本上不可能了。 从数学本身说，传统的套路能应对实际的情境吗？能应对大量的试题阅读吗？师生必须想明白的是，我们要求的是学生能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 3.数学基础应该“打”在哪儿？ 好的数学课其实界限是有一些模糊的，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又快又准”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把数学割裂成一个一个小的知识点，而应该从题目的理解中，一点一点建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记者：情境的变换，需要老师怎么适应？数学课怎样教才更高效？数学应不应该提前学？ 王尚志：我说一个老师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老师现在讲解问题时很少认真读题。哪怕是优质课都是这样，出来一道题，老师直接问同学：“这题大家会不会？看谁算得快！”我每次发现，都问，你们怎么不读一读题？ 我们总是说，数学要重基础，向课本要效率，但是很多基础恰恰没有打好。我们就以最经典的数学题“鸡兔同笼”举例子，大概小学三年级会学到这个题目。一般题目中会标明鸡和兔子共有多少只，两种动物共有多少“腿”，问鸡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老师们讲解一般都是这样的：假设笼子里都是鸡或都是兔子，然后进行运算。我听到一些小朋友会提问题，“为什么这样假设？明明兔子4条腿，它不是鸡，怎么能假设是鸡呢？”老师一般不会解释，只会说，“记下来，就这样算就行”。这样孩子没有理解，只是记住了，题目再变，还是不会。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刷题”。这样一来，学生的负担就重了。 这是我们最希望老师做出改变的，改变教学方法，不要“教知识”而是“教能力”。例如，在上面的“鸡兔同笼”问题中，让学生考虑“鸡腿和兔子前腿的数量”，比“假设都是鸡”要容易理解，差异在于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用他们（大部分）理解水平讲道理，奠定好基础。一道题出来，老师应该先读题，如何理解题意，有逻辑地思考。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老师们甚至可以让学生重复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以后再遇到相似的问题，他们自然就懂了。比如除法，要让学生理解，除法就是“等分”，平均分为几份。再比如，一些包含“0”的乘除，老师明明知道结果还是“0”，但是不能省略步骤，这是帮助“位数”不出问题的。 我们说的重视基础，就是在这里。好的数学课其实界限是有一些模糊的，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又快又准”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把数学割裂成一个一个小的知识点，而应该从题目的理解中，一点一点建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学习是要建立在一定生活经验和理解能力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不要提前学。比如说，学生如果不积累足够的语文“反义词”“近义词”，让他们学“正负数”就缺乏理解基础，从“反义词”到“具有相反意义的量”是一个提升，再结合“给定0点的情境”。比如海拔这个单位，一定有一个“0点”，有海拔以上，也有以下。进而再去思考“需要设置0点”的情境，例如，描述道路中建筑物的位置，循序渐进，使学生学会思考。 数学需要做题，但是做题的时候要去理解题目，这就叫基础，而这种基础就是管用的基础。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的一个新要求，总之，我们希望学生要会学习，更会想问题，以应对未来更多的改变。（本报记者 姚晓丹）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教育帮扶：“扶智”又“扶志” 教育脱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浙江省杭州市将教育领域作为对口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扶贫协作的重要方面，尽其所能提供资金、物力、人才等支持，全面推进教育帮扶工作，切实发挥好教育扶贫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 集结资源助力教育脱贫。扶贫工作是一项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助力的系统工程。杭州市先后选派50名校长、403名教师组成帮扶团队到黔东南州送教、支教，492所学校与黔东南州16个县市805所学校实现结对，实现从幼儿园到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全链条全覆盖。杭州市各帮扶团队入驻黔东南州各幼儿园、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积极搭建平台实现资源互补，使优秀校长和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不断注入帮扶地区，积极助力教育脱贫工作。 改进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台江县教育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在黔东南州处于低位，杭州市投入4000万元财政资金实施台江县教育综合提升工程和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余杭区130余名校长、教师30余次送教台江，引入先进学校管理经验。实施对口帮扶后，台江县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台江民族中学本科上线率从2016年的22.8%上升到2020年的79.3%；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连续五年呈上升趋势。组团帮扶黔东南州的“台江模式”已扩展至全州，有效促进当地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提升师生队伍发展能力。对口帮扶既要把人才和资源请进来“传经”，又要选拔优秀人才送出去“取经”，以培养“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本土人才队伍。黔东南州选派了2960名校长、教师到杭州跟岗培训；杭州市选派80名校长、393名教师开展上门培训，为黔东南州培训教师3万余名，帮助贫困地区的校长、老师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优秀的办学理念，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能力。同时，对口帮扶学校间建立起广泛合作关系，实现教育资源流动与共享，共同培养优质人才。杭州师范大学每年接收凯里学院优秀贫困本科生学习交流一年；杭州、黔东南州各职业学校开展校际人才培养合作，实行联合招生或委托办学，共同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杭州市还在黔东南州设立了普通高中及职业学校“杭黔班”“西湖励志班”“甘霖班”等，帮扶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通过专家讲座、主题研讨、专业指引及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在思想观念、专业知识、教学技术等方面不断更新和提高，指导他们提升教育教学素质，增强“自我造血”功能；通过感恩奋进、自信自强等思想教育，引导受帮扶学生克服“等靠要”等思想，激发脱贫攻坚主体内生动力。同时通过“爱在黔方”“苗岭民间助学会”“山凤凰公益基金”等捐资助学活动，对特殊困难学生开展学业资助与扶志扶智并重的精准帮扶，确保教育脱贫工作发挥实效。 （作者系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教授）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五老”工作室精准服务青少年 在广东省深圳市，有3万多名登记在册的“五老”（老干部、老专家、老战士、老教师、老劳模），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支持。 近年来，深圳市龙岗区关工委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创建专业化“五老”工作室活动，组织动员专家型、工匠型“五老”，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公益场所，为青少年提供专业化的精准关爱服务，打通了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 特殊青年画师梦的起点 9月，深圳市龙岗区大芬美术馆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画展。从远方帕皮提的海到我国北方初冬的小院，从乡村风貌到身边的农闲时光，一幅幅油画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抒发着对自然的热爱，在场观众无不为之触动。这些画作的创作者们都来自“壹贰・叁”画室，是身残志坚的特殊青年画者。 “壹贰・叁”画室由大芬知名画家蒋庆北在布吉街道党工委、大芬美术馆和大芬美协的大力支持下，于2007年创办，并以此名称（12・3国际残疾人日）纪念和鼓励身残志坚的青年画者。 2007年，蒋庆北偶然得知大芬有七八十位残疾画工，他们大多数没上过正规院校、绘画功底较差，靠接单临摹油画为生，基本生活很难保障。蒋庆北萌生了帮助特殊画工的想法。 在街道党委、关工委、残联等多方协调和支持下，蒋庆北在大芬油画村里开办了一个专收残疾学生的培训班，起名“壹贰・叁”画室，由他本人担任培训教师。他不仅分文不收，反而自掏腰包买画笔、颜料给学生用。 10多年来，“壹贰・叁”画室已培育近100名特殊青年画师，成为他们美术梦的起点。 将文化接力棒传给下一代 平湖纸龙舞是深圳平湖居民在春节期间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在年过六旬的平湖社区关工委主任刘旦华的挖掘和发扬下，正成为平湖的一张文化名片。 2015年，刘旦华在平湖凤凰新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成立了纸龙舞专业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刘旦华把传承平湖纸龙舞作为一项重要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在社区展开，不仅带领孩子们了解有关平湖纸龙舞的历史故事，还指导他们近距离接触这项传统文化的手工制作过程。他还组建了平湖社区龙队，其中分设了少年男子、女子龙队，通过组织青少年集训和排练，逐步将这一队伍打造成社区文化品牌。 “要把文化的接力棒传递到青少年手中。”刘旦华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纸龙舞这一平湖传统民俗文化能够代代相传，薪火不熄。 社区青少年的公益心理咨询室 加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教育，培养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的一代新人，是关工委的主要工作任务。在深圳市龙岗区四季花城社区，曾担任中学心理辅导室负责人的李世超，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2008年以来，李世超受社区关工委委派担任花城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顾问。多年的教育经验让他认识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与老师、家长的正确引导密不可分。于是，他积极参与培训教师，建立心理教育骨干队伍，指导开展心理辅导活动课，编写《花城少年心灵成长记录册》和教师培训资料，全面推开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同时义务为海丽达幼儿园家长做“家庭教育和幼儿心理咨询”90多次，参与人数达1200多人次。 2015年年初，他牵头在社区创办了“心益轩”公益心理咨询工作室，通过开展一对一咨询、心理沙龙、父母读书会等特色服务，联通学校、家庭、社区三方，助力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在李世超的努力下，工作室累计接待咨询19900人次，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心理健康沙龙等活动69场，受益民众6000余人次。 2019年10月，深圳市龙岗区关工委授予大芬“壹贰・叁”油画、平湖纸龙舞、“心益轩”心理咨询、吉华“图书阅览”、横岗“书法・绘画”、“朱古石舞麒麟”等6个专业化“五老”工作室为“优秀‘五老’工作室”荣誉称号。一批专家型“五老”正依托深圳市各级关工委平台，成为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育时代新人不可缺少的力量。（记者 李丹阳）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让家长焦虑的是“电子”还是“作业” 学生作业电子化，近来成为一个舆论热点。参与争论的一方大谈便利，另一方则质疑这种方式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和焦虑。深入分析关于“电子作业”的讨论，不难发现，各方表达其实存在比较大的误解空间。 家长与学生的压力来自作业多，那么是学生作业本身就多，还是由于用电子方式布置方便带来作业增多？在教师倾向于给学生多布置作业的情况下，使用一种更便捷的方式确实可能增加作业量，如此，作为布置方式的“电子作业”显然不是主因。按理说，用电子方式布置作业，相对传统方式更方便，也能节省教师与学生、家长的时间，不该一方欢喜一方愁。在这种方式变得普及的过程中，只有那些不会使用或者不善使用的人才会产生压力。 给学生布置作业，为何家长会感到焦虑？问题在于混淆了作业的主体。作业原本是教师布置给学生的练习，学生才是作业的主体，将作业布置到家长群不仅是布置错了地方，也造成作业的责任主体混淆，让不少家长误以为自己是作业的主体，或误以为所有家长都必须成为学校各科任教师的助教，对自己的孩子尽到批阅作业的责任，一如教师对他们所任教的学生那样。这应该才是导致家长倍感压力和焦虑的根源所在。 以电子方式布置作业仅仅是使用工具的差异，作为一种比在黑板上抄写更为便捷灵巧的工具，它只会减轻负担、提高效率。而且，数字化是未来社会生活中将会普遍使用的方式，对它的偏见和一味排斥，会影响到正常教学。当然，也要看到“电子作业”与其他电子产品一样，有利也必有害。因此，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电子作业”的正确使用方式，而不是“一刀切”式的一概不用。 教师可以在班级学生群布置作业，不宜在家长群里布置作业，让包括学生在内的各方明确学生才是作业的主体，才是布置作业的对象，学生有责任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适当方式清楚记录作业题，要从低年级开始锻炼学生的作业自主性。对于教师来说，无论用哪种方式布置作业，作业量的多少都应当视学习学业的需要而定，不能因为电子方式布置方便就增加作业量。 此外，在当下电子产品在城乡普及程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教师要依据所教学生的电子工具实际使用情况，选择是否使用、在什么范围使用电子方式。不宜将对学生布置的作业转发至学生家长的即时通信终端，不宜在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情况提出硬性要求。 关于“电子作业”的讨论，对教育管理者与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醒：要更多地考虑基层和一线教学实际，避免从某种单一方面考虑出发，片面追求单一指标，提出不恰当的要求，从而限制教师依据实际自主选择是否使用“电子作业”。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