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 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 慢悠悠地走在街头，10米开外看见熟人，于是慌张躲避视线，心里默念“别发现我别发现我”，紧接着把眼神藏匿在早已没电了的手机屏幕上……这一幕，你可曾熟悉？近年来，“社恐”一词屡屡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的标签。 日前，本报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交平台探探发起调研，就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情况展开分析。调研针对探探平台18至35岁的用户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超4000份，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 数据里潜藏着这一代年轻人在社交方面的爱与怕。“社恐”是病吗？还是青年借“社恐”自嘲来释放的某种信号？ “社恐让我脱单都成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自称“社恐”，认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社恐”压身的年轻人，肩上还有“脱单”的重担。 在遇到心仪的异性时，62.4%的男生和78.8%的女生呈现被动态度。其中，21.2%的男生及30.2%的女生表示“等待对方先开口”。往往爱在心口难开，有23.1%的男生及33.6%的女生无奈选择“低调暗恋”。 这或许也是近年来青年婚恋问题上升到“国家关注”层面的原因之一，“婚恋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是社交的一种高级形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表示，“社恐”很可能会对社交渠道、社交能力、社交效果等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由此使青年自身在婚恋竞争中处于劣势，增加婚恋成功的难度。 “社恐”背后：过半人“缺乏沟通技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文华认为，医学概念中的“社恐”与社会学层面的“社恐”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需要进行严密的临床诊断，后者更多指一种生存状态，当下大多数青年口中的“社恐”均非病理性的。 虽然多数青年“社恐”在专业人士眼中，只是个人精神上的自嘲或幽默，但其造成的影响，却肉眼可见。 调研发现，34.3%的人表示社交障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其中14.2%的受访者表示其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社恐”们偶尔的“被迫营业”也是实在没躲过去的不得已为之，他们在有意识地回避社交。 然而，回避的背后是什么？ 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看来，“社恐”一词被泛化的现象，潜藏着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它可以解读为年轻人个性化态度的彰显：聊得来的人就疯狂地聊，聊不来的就索性贴一个“社恐”标签避而远之。其次，它也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对“社交泛化”的“反制”。“他们似乎被困在当下的社交系统里了，社交已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一个‘盾牌’”助其逃离。” 当然，社交技巧学习不足、经验不够、缺乏社交自信，也是“社恐”存在的原因。调研中，52.7%的受访者表示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55.6%的人表示不够自信，而38.3%的人则归咎于自身性格内向。 与此同时，当代人生活节奏较快，社交关系并不牢固，圈内圈外的社交关系薄弱，所以“悬浮感”也成为导致其社交障碍乃至“社恐”的原因之一。 青年恐惧的不是社交，而是“社交距离” “社恐”是否只是一时的现象，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吗？ 《2020独居青年生活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高达38.56%的受访者表示独居是因为“享受独处，喜欢自由”，而独居之中疏于社交也导致社交技能的弱化，独居与“社恐”似乎互为因果，螺旋向下的趋势让青年“画地为牢”。随着“社恐”及相关社交焦虑话题在年轻人之间愈受关注，其所造成的影响短期内并没有明显消解的趋势。 然而，“社恐”真的猛于虎？大可不必如此慌张，青年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文华告诉记者，“社恐”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独与否的命题，更多是一种对于距离感的焦虑。而本次调研数据也在某种层面上呼应了她的观点：人们并非完全恐惧社交，43.6％的受访者倾向于社交软件的非接触交流方式。 尤其在今年上半年疫情的影响下，“云上生活”更被凸显。但与此同时，虚拟社交又为“社恐”青年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他们在网络上分享着自己的新式“社交礼仪”，如能打字说就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要视频，能视频就不要线下见面等等，期待用这种方式守护自己内心能接受的社交距离。 除此之外，文华还提供了一种思路：身处网络时代，“社恐”作为当下不少人生活状态的衍生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尚未达到病理性的严重程度时，年轻人可以学着与之和平共处，学着从线上交往走入现实生活。 不过，这种改变仍需多方合力。 “首先，社交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在家庭、学校的支持、教育、引导和创设好的同辈交流环境下才能得到培养和提升。其次，社会需要为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提供场所、路径、空间，改变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和消极心态。”邓希泉表示，最重要的是青年群体要对社会交往在自身发展中的重要性有更科学的认知，摆脱社交的自卑心理或恐惧情绪，通过亲缘、学缘、业缘、地缘等逐渐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更主动、自信地进行社会交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丹玮 记者 王帝 实习生 闫宇琪 (责编：郝孟佳、熊旭)

近年来，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了保障教育发展、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增强教育内涵、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导向作用，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既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保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也要立足基本国情，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久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突破4万亿元，年均增长8.2%；占GDP比例为4.04%，连续8年保持在4%以上。 “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坚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有效带动了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首次超过5万亿元，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广的学生资助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尤其要看到，这一成就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决心。 这笔经费，花得暖心。从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义务教育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占比最高，2019年占到52.7%，体现了“保基本”；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年均增长15.4%，在各级教育中增长最快，体现了“补短板”；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10.9%，高出全国年均增幅2.7个百分点，体现了“促公平”；教职工人员支出占到62%，比2015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支出重点逐步从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转变，体现了“提质量”。更让人欣慰的是，寒门学子再不愁上学难，用于学生资助的财政资金累计支出超过5000亿元（不含免费教科书和营养膳食补助），年均增长8.35%。 近年来，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了保障教育发展、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增强教育内涵、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导向作用，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落实这一要求，要充分认识教育投入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提高教育财务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教育财务战略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看到，当前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经费多渠道筹集的体制不健全，一些地方经费使用“重硬件轻软件、重支出轻绩效”，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强化等。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结构、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建立健全适应现代财税制度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求的教育财务治理体系，“好钢用在刀刃上”。 切实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应做到统筹兼顾。既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保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也要立足基本国情，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同时，要区分“轻重缓急”。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要突出“重点”，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具体支出项目之间要突出“优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在地区和群体之间要突出“倾斜”，着力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等贫困学生倾斜，推动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也需着力补齐教育发展短板，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投入等。 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到“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到“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教育既是国计，又是民生。把教育经费的每一分钱用好，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1日 05 版） (责编：何淼、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