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学生数量锐减，澳大利亚多所高校陷入财务困境。日前，澳大利亚“八校联盟”成员悉尼大学以及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科廷大学双双宣布裁员，以求度过严峻危机。此前，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也宣布了类似裁员计划。澳大利亚教育部8月指出，除临时工外，各大学公告的裁员总数约为4000人。澳大利亚大学协会预测，今年澳高校将失去2.1万个工作岗位。 　　据调查，澳大利亚高校收入约有1/4来自国际学生。大批海外留学生无法就学，对澳高校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新南威尔士大学2020年的预算缺口高达6亿澳元（1澳元约合4.97元人民币），明后年可能继续亏损4.5亿澳元。澳大利亚大学协会此前估计，未来4年，澳高校将面临160亿澳元的损失。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分析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联邦政府都削减了对高校的资金投入，高校只能求助于国际学生，这也导致高校财务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今年6月，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38所澳大学的财务状况进行分级，包括“八校联盟”之一莫纳什大学在内的7所大学被认为有很高的破产风险。该中心名誉教授拉金斯认为，由于一半以上的研究经费来自留学生学费，澳大利亚高校可能需要长达5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澳高校普遍采取降薪或裁员等措施来缩减开支。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和高校工会提议削减教职工5%―15%的工资，以留住更多岗位。但许多高校拒绝了这一提议，希望保留进一步裁员的空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和斯威本科技大学还宣布出售在墨尔本市区的房产。 　　这次危机对澳高校产生了多层面深远影响。疫情发生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长时间停办国际学生签证，拒绝对滞留国际学生给予补贴，显著影响了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国际声誉。澳大利亚高校的整体竞争力也受到削弱。“八校联盟”近日警告说，除非联邦政府将有限的研究经费用于高质量项目，否则将有近1万名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优秀研究人员流向海外。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霍尼伍德警告称，澳大利亚将面临留学生流失风险，他们可能流向其他国家。为了减少损失，目前澳大利亚高校正在游说政府在各州边境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优先放宽国际学生入境条件。南澳大利亚州、北领地等地方政府正酝酿分批接回国际学生的计划，但联邦政府迟迟未予批准。澳高校的财务危机恐将持续。 　　（本报堪培拉电）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9日 18 版） (责编：郝孟佳、熊旭)

长期以来，教研被认为是中小学学科教学研究的工作，主要业务是进行学科教学研究与指导以及学科教学业务管理。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工作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并提出要在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建立教学管理组织，具体部署和主持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这个教学管理组织的设想，就是日后演化为的中小学教研室，其职能是开展教学研究，并对教学工作进行管理。 但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研发展的历史表明，学科教学研究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教研工作的重心，而非教研工作的全部。总体来说，自教研机构成立以来，教研工作基本上是围绕国家教育政策展开的，其职能是研究并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 基于新时期教研发展的实际情况，教研工作应适时转变观念，从“学科本位”中走出来。 新时代赋予教研工作新任务 20世纪末，教师学历及教学经验普遍提升，加之广大学科教研人员的努力，我国教师队伍教学素质与水平提高很快，步入了基本胜任教学工作的良性轨道。教研工作也面临转型，由培养教师基本教学能力转向其他方面。由于教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原有的教研目标与方式渐渐老套，教研工作遇到发展瓶颈，受到了一些质疑，教研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问题。也就在这时，我国疾风骤雨式的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育改革拉开序幕，相关部门也及时调整教学研究的方向与内容，教研工作由此进入一片新天地。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改革、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中小学生减负等一系列政策出台。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发布。此前，教学研究机构一直以教学研究，特别是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随着课程改革，教研工作的重心由教学研究转向课程研究。这种重心转移要求教研工作不应将教学行为孤立地理解为知识与技能单纯的传授，而应关注课程这个上位概念，从课程角度，宏观且系统地研究课堂教学。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落实这个根本任务，教育部于2014年下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对深化课程改革做出安排。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出台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义务教育格局做了系统部署。这样，一个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教育体系的新格局渐趋清晰，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新形势也赋予了教研新的任务。2019年，教育部专门下发《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要求教研工作要突出全面育人的研究，聚集构建五育并举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在关键环节上，要加强对课程、教学、作业和考试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这个意见指示教研工作，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扎实有效地抓住这个系统的关键环节，力戒繁复，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因应教育的新形势，教研工作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注重价值观教育的研究，突出德育的首要位置。其二，将各门课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切实将五育并举落到实处。其三，深入调研，找出阻碍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教研工作需准确定位深入开展 教研工作始终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而展开的，教研作为政策执行的角色也是明确的。因此，教研人员应对教研工作进行准确定位，并深入开展下去。 认清教研工作的目的。教研是一种在课程、教材、教法领域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工作，有关教育的重要文件、重要会议应时时给予关注，深入领会精神实质，把国家对教育教学的政策要求，作为教研的主要课题。因此，教研不能以研究教育教学规律为终极目的，而应将教育政策落实于课程、教材、教法的实践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 将服务作为教研的宗旨。服务即满足需求，包括学校、教师、学生、行政机构等方面的需求。教研要根据各方面需求，多角度、多渠道地提供政策指导、政策研究等服务。因此，教研工作者应做好调查研究，提炼问题，深入研讨，充实服务资质。 重视政策向教育教学行为标准的转化。协同基层学校、高校及专业研究机构，共同研究，将国家的教育政策科学地转化为课程、教材、教学的实施标准，为广大教师提供教育教学的行为指南，这是教研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确立了标准，评价才有可能，教研工作也才有尺度。 夯实课堂教学指导基本功。教研人员评课、导课等教学指导，为教师胜任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教研的目标任务在不断深化，但任何教育政策的落地，都必须转化为教学行为。因此，教学指导的基本功在教研工作中仍然起到基础性作用。唯有教学指导基本功扎实，政策理解与执行才更有的放矢。 克服学科本位的思想。中小学的每一门课程，都是一门专业的学科。因此，学科教研员必须重视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但是，仅仅重视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也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却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教研员。教研工作只有清楚本学科在整个国家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清楚课程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才可能正确引导课程与教学朝着国家所期望的方向迈进。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9日 14版）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小学教学研究》主编）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大学食堂自选称重 节俭已成新风尚 “有热菜、小菜、水果等近40个品种，我们可选余地大，根据自身食量就能更好做到光盘。”辽东学院2017级管理学院学生刘雅男表示，自助选餐、自选称重模式在食堂全面推广后，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这种模式为“每次少取、多次取餐”提供了便利，让节约粮食更加容易操作。 学生们进入自选区，按照指示标识在入口拿好餐具，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食品。选餐结束后，在出口处通过公平秤称重结算，重量精确到克。其中副食1.4元/50g的价格结算，主食0.3元/50g的价格结算。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传统窗口出售主食时，工作人员也会根据学生的要求调整分量，不够吃还可以再次免费添加。 学校还建立了学生代表定期与后勤人员交流制度。根据学生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在制作馒头、切配水果时缩小单品重量，制作100g和50g两种馒头，切配小块的水果，从每一个细节避免浪费。同时，邀请学生们到食堂制作间参观，推出“妈妈的味道”等家乡菜制作互动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学校第一食堂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餐余垃圾大概四大桶，改成自选之后变成了一桶，且大多是麻辣烫、砂锅、拉面的汤汤水水，基本做到了光盘。 秋季开学后，辽东学院掀起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热潮。学校第一时间向全校发出倡议，各个食堂竖立起“倡导节约生活，共建绿色校园”签名板。该校还制作了节约粮食公益视频在全校播放，并组织开展线上勤俭节约美德课，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入手，鼓励大家积极践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餐桌文明是校园文明的重要体现，学校在教育宣传和机制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辽东学院党委书记周立说，学校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从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到勤俭节约办教育，把节约资源的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学校办学的各个环节。（刘勇） (责编：薄晨棣、马昌)

作为大学专业成绩、推免测试的“双料第一”，南开大学大四学生林悦依将“毫无悬念”地拿下本校推免保研资格。北大、厦大、中科大、暨大的推免报名资料，在她的电脑文件夹中依次排列。 推免保研，即推荐少数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 9月，各高校研究生推免工作启动。10月8日，国家推免系统正式开放，推免生可注册并填报信息，跟踪录取情况。 目前，考研人数持续上升，2020年达341万。作为研究生遴选的另一条重要通道，高校的推免比例在日益扩大。面对猛增的考研学生，推免生是否抢了他们的“奶酪”？推免和统考，哪种制度更有利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 推免比例普遍提高，推免生“赢在起跑线” 这个推免季，最抢眼的是新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宣布：2021级全日制仅招收推免生源，统考阶段仅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生源。 这意味着，考研生将无缘就读这所国内顶尖新闻学院的全日制学位。这次“放大招”，并不是突然袭击。近些年，一些高校部分专业逐步提高推免生招生比例，仅招推免生的例子也不鲜见。 2020年，南京大学部分学院招收推免人数占比超过60%；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等专业只招收推免生；兰州大学推免生录取人数较2015年翻了一倍。2015年开始，教育部施行推免生招生改革，此后，高校推免计划猛增，“抢夺”优质生源。 考研学生邓然“不关心”这些话题，对于她来说，“想获得推免资格，困难重重”。 邓然来自江西一所“双非校”（非一流大学、非一流学科建设）。“在理工科学校里读文科，是弱势中的弱势”。在她所在的文科学院里，推免资格“比黄金还珍贵”――新闻类专业每年只有一个推免资格，新闻班和播音班学生轮流获得。 按照惯例，学院今年的推免资格在播音班。邓然自嘲，“可以心无旁骛地埋头复习，参加12月的研究生统考”。从3月开始复习，邓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习室度过。即便是暑假，也基本没离开过学校。 从邓然身上，记者看到了考研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高考失利后“再拼一次”，期待提高就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得不挤上考研这条路。 2020年，考研人数首次超过300万，达到341万。尽管扩招18.9万研究生，仍有200余万人不能通过考试，被研究生教育拒之门外。然而，有些人因为推免，提前拿到了入场券，“赢在了起跑线”。 “学分绩点3.57”，清华大学大四学生陈艺坦言，“这个成绩并不算高，班上一半左右的同学准备着手填报推免系统。”她向记者提供一张印有该院系公章的《推免办法》，上面显示，直硕、外推的成绩排名要求是前80%。 “硬性规定只有这一条，其他约束条件可以忽略不计。大部分同学可获得推免资格，区别在于内推和外推而已。”陈艺说。 目前，各校对考研推免资格的认定，有的使用学分绩点，有的提出在专业排名前25%，甚至是10%以内。 林悦依告诉记者，学分绩点反映的是整个大学前三年的成绩，绩点要在一定范围内，才有资格入围推免。“接着还要不停地笔试、面试，比起考研生来说，也不轻松。”此前，她参加的带有推免预录取性质的夏令营，“十个都不止”。 推免生多来自“双一流”，学校层次是决定因素 没有人能否认，在推免的赛道上，本科高校的层次决定了学生的优势。 截至2020年，我国拥有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仅有366所高校具有推免资格。有专家指出，有推免资格的二本院校数量几乎为零。 在推免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即使是同样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由于其本科院校“出身”不同，也可能面临不同的“待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张琳发现，在考研复试中，考官还是习惯看考生的“出身”，“十分介意考生的本科学校层次”。 “这么一来，学生通过高考考入高校之时，就注定了其可能的硕士推免概率，教育代际不公平效应仍旧存在”。张琳说。 “获得推免资格之后，学生进入名校的概率会大大高于统考生。同时，推免并非与统考同台竞技，而是两条不同的渠道获得研究生录取资格。”在张琳看来，这是推免生受到质疑的症结。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目前，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拥有绝大多数的推免名额，也是各大名校推免生的主要来源。 2019年，北京大学共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生2174名，其中有2061人本科来自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高达94.8%。中山大学该比例也达到91%。 2013年，教育部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招生单位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50%，各专业必须留出一定比例招生计划用于招收统考考生。 “推免生在该校招生总量中的占比不能超过50%，这是教育部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专业、各类型研究生招生都遵循这一条红线，只要总量满足要求即可。换言之，有可能相对冷门的专业、专业学位有更多的比例招收统考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说，从近些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名校推免生数量占比逐渐接近50%。 推免生增多，是否挤压了考研生录取机会？ 武汉一所211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2020年该校推免生比2019年有所增长，占录取总数12.6%。“我校推免生录取比例不高，不存在指标挤占的问题。但部分985高校可能会有50%，这样就会挤占考研生指标。” 对此，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持不同意见，“推免生总量虽然持续增长，实际占总招生量的比例却在下降。”他介绍，近年来，推免比例基本维持在12%至14%之间。前些年，这一比例最高曾达到15%左右。无论从占比还是招生总量上来说，并不存在挤占考研机会之说。 因为缺乏官方的数据支撑，该说法记者还无法证实。 质量谁高，个体感知差异明显，缺乏权威解答 当推免比例日益扩大作为一种政策导向出现时，人们不禁要问，推免生和考研生哪个质量更高？哪种制度更有利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 《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披露，超过九成的招生单位认为推免生的质量普遍高于统考生，超过六成招生单位认为推免政策对考生来说比较公平。该《报告》来自中国教育在线，其调查样本量未能公布。 但在记者的调查中，对于研究生生源的质量差异，不同地域、学校、专业的教授却给出了完全相左的结论。在回答哪个质量更高的问题时，有人选择推免生，也有人回答是考研生。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教师的个体感知差异表现得十分明显。 记者试图查询教育部门权威数据，以建立研究生质量高低与推免生、考研生之间的某种联系。截至目前，由于教育部门从未公布推免生整体招生数据及质量跟踪报告，“推免生质量更高”这一说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是否适用，无从印证。 从2012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每年都会对全国研究生开展满意度调查。记者得到了一份2020年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样本数量超过10万。该项调查显示，研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中，公开招考生人均发表1篇学术论文，推免生人均发表1.69篇学术论文。若仅限于SCI/SSCI/EI论文，则公开招考生人均发表0.35篇，推免生人均发表0.99篇。 “发表论文只是考量研究生质量的一个方面，但一定程度体现出学生在研究领域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免生的质量更优。”王传毅给出这样的判断。他解释说，推免是一个“掐尖”的制度，排名靠前的学生才能获得推免资格，且除了考察学习成绩以外，更加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因此平均水平上，推免生较统考生有显著优势。 王传毅提醒：“必须看到的是，考研生中有非常优秀的，推免生群体里也有不太出色的。如果，对于拥有同样学术潜质和能力水平的本科生来说，因其是否获得推免资格，而导致读研概率有所不同，则一定程度上有违公平。” 如果像高考一样，研究生录取单纯依据分数，也不能解决问题。“研究生的招生逻辑不等同于本科生的招生逻辑。”按照陈志文的解释，从某种角度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科研人员，要把有研究能力与意愿的人筛选出来。 “由于种种原因，高校已经严重分层，在研究生推免过程中，相对应的推免比例与人数不同是合理的。”陈志文坦言，是否应该给予所有学校推免资格，或者按照层次，给予某些学校更多的推免资格，都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前提是把推免这个蛋糕做大，更大范围推广推免制度”。 “推免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王传毅建议，可考虑在既定质量标准的条件下，放宽更多的高校具有推免权及推免名额；严守录取高校的推免比例，且密切关注不同专业、不同类型之间的推免比例差异，确保所有专业都能给统考生留出机会；将推免复试和统考复试并轨，“推免的是初试而非复试，‘免检产品’要和‘普通产品’一同接受录取单位的最后检验”。（记者 陈鹏）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采用化名） (责编：实习生（谢怡君）、孙竞)

　　本报北京9月29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根据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计划》），今后将鼓励中职毕业生通过高职分类考试报考高职学校。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报考高职学校，可免文化素质考试，只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 　　《计划》明确，各级教育部门要完善高职分类考试内容和形式，推进“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引导不同阶段教育合理分流、协调发展，为学生接受高职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 　　根据《计划》，职业技能测试分值不低于总分值的50%，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专业大类统一制定职业适应性测试标准、规定测试方式。支持有条件的省份建立中职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制度。鼓励高职学校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招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牛镛、孙竞)

人民网北京9月29日电（孙竞）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九个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其中提到，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建立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 《行动计划》指出，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制定学时学分记录规则，引导在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存储、积累学习成果和技能财富。支持学校按照相关规则研制具体的学习成果转换办法，按程序受理学分兑换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免修部分课程或模块。支持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行动加护》提出，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支持职业学校承担更多培训任务，实现优质职业学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在校生规模的2倍以上。推动更多职业学校参与1+X证书制度实施，服务学生成长和高质量就业。引导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学校参与企业大学建设。根据军队需要保证职业学校定向培养士官质量。支持国家开放大学办好面向军队军士的学历继续教育。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面向“三农”提供全产业链技术培训服务及技术支持，为脱贫致富提供持续动力。引导职业学校和龙头企业联合建设500个左右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行动计划》还要求，面向在职员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转岗人员、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市民、城乡待业人员、残疾人、农村实用人才等社会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鼓励职业学校积极参与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与普通高校、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各类继续教育机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形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发展合力。实施“职业教育服务终身学习质量提升行动”，遴选200个左右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2000门左右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在老年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卫生护理、文化艺术等领域，遴选500个左右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老年大学示范校。 (责编：孙竞、王政淇)

人民网北京9月29日电（孙竞）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九个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深化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引导不同阶段教育协调发展、合理分流，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 《行动计划》要求，建立健全省级统筹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完善高职教育招生计划分配和考试招生办法，每年春季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开展以高职学校招生为主的分类考试。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普通高考。保留高职学校通过普通高考招生的渠道，保持分类考试招生为高职学校招生的主渠道。 《行动计划》提出，规范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形式，鼓励中职毕业生通过高职分类考试报考高职学校。推动各地将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高素质农民等群体报考高职学校，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只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逐步取消现行的注册入学招生。规范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逐步取消中职本科贯通，适度扩大中职专科贯通，贯通专业以始读年龄小、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为主。严格执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条件。 《行动计划》强调，完善高职分类考试内容和形式，推进“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文化素质考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统一组织。职业技能测试分值不低于总分值的50%，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专业大类统一制定职业适应性测试标准、规定测试方式。支持有条件的省份建立中职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制度。鼓励高职学校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招生。 (责编：孙竞、王政淇)

人民网北京9月30日电 在第七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带来了主题为“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的分享。杨斌指出，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和贡献。与企业创新相比，大学创新有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强人文性这五个特征。 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杨斌也提出了期望，创新创业教育的初心是培育对学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品格品性。相比瞬间的“赛果”，学生们在“赛程”中所接受的指导和挑战更重要。我们要不忘初心，关注育人。 以下为杨斌题为《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的发言全文：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杯”的第七届的决赛，我特别代表学校来表示祝贺和支持！也来感谢各位企业的支持和校友的帮忙。祝我们的大赛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 刚才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开了清华x-lab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会议，讨论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形势是好的。以前的几届校长杯，场地特别大，媒体特别多，灯光特别炫，热热闹闹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朴素简单直奔主题就最好。一段时间里，双创变成社会上媒体的焦点，各界的殷切期望很急迫，其实反而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构成某种扰动。我们的初心是通过大学当中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出来一些创业家或者说创新人才，而是更多的学生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心里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不论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一种挑战现状、动手改变的意愿、勇气和能力。我们希望通过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培育对同学们一生有长久影响的价值观、品格品性，这比短期内提高学生身上的某些能力以及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成果，长期看更重要得多。 大学里面学生比赛的特点是，任何时候“赛果”都是瞬间的，是一种当时状态的反映，不是什么光环，远称不上是什么成就。我们更看重的，我们也希望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更看重的，是在“赛程”中所接受到的包括在座的评委在内所给予的指导、挑战、拉伸，打磨每个计划，深化创新感觉；这些带有手把手色彩的培育过程要比什么“赛果”重要得多。所以我今天还是特别要代表学校来表示支持，不仅是支持比赛，更是支持你们一以贯之的投入。学校里以“校长”命名的活动恐怕只有这一个“校长杯”，足见清华大学对以创新创业教育来育人这件事儿的看重，这不是某个阶段的政策，而是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咬定青山不放松。 利用给决赛致辞这个机会，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供各位老师、同学、也包括企业家、投资家批评，以促进我们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化。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文化传承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自己思考的一个角度，就是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清华讲科研做贡献的时候，经常说三条，顶天（面向全球科技前沿突破）、立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树人（以科研来培养人才），我有时候也想，三者之外，是否还可以加上一个“新风”，就是大学的创新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其实有一种“新风”的贡献。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的科研创新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和企业界都为创新而不竭地努力，这二者当然不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或者上下游关系，其创新模式也不太一致。这里的“不一致”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创新的张力结构，支撑起更具长期竞争力、更有韧性、也更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大学的创新文化，有五个与企业界不太一样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是持续地丰富着整个社会创新的文化和价值的。 第一条，就是大学创新的低功利性。倒不是说大学的学者们有这个自觉性，也不是说企业界的创新者们太功利。必须要看到，企业界很多时候是要背负着比较短期就要见分晓的业绩压力，投资者的期待和业内相互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在时间维度上企业界的创新不能做得很从容。企业界的好处是需求也许更明确，但也要警惕这些需求可能是比较浅的、短的，有时候需要挖掘能表达出来的需求背后没说出来的“真需求”。学术界创新的低功利性，就是放飞、包容学者们的好奇心、理想化，所带来的有趣的探索，以及探索失败；并不是为了派上一个即刻的用场，但是却能代复一代地引领人类的发展，深化人类知识的基础，突破着认识的边界。低功利的自由探索，对于企业界是相当地奢侈的，尽管有些企业时不时地也想模仿大学的做法，给创新者们相当的自由度，但内在里还是跟大学的宽松环境不同。低功利性，意味着给创新的耐心更长，更能做也愿做长远的部署，这给整体的社会文化带来一种积极的输出。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就像她的育人成果一样，很多时候不该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加以衡量和评价。这就是低功利性。 第二条，是大学创新的弱层级性。这是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两天参加校友聚会的活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是“序齿不序爵”，反映到学校的创新实践中，也是如此。谁有新主意都会被听取，弟子不必不如师，平等探索，鼓励争鸣。大学的教授阶梯就是相对简单的三层，很多专业服务行业也都是如此，而且梯级高并不代表学术上的权威，资深的老师们要不断地听年轻的博士生、年轻老师讲新发现，这是一种终身学习，让大学当中的每个人都对学术的飞速进步有更强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有“逆龄化”的特征，也就是年纪轻的人反而更敏感更容易上手，更可能是尝鲜者；而弱层级性，对于整个创新文化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当然对于企业到了生产运营中却可能未必。弱层级也许会有利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融合，不必都回到命令链条的顶部，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部门的，这一点也是跟企业创新不同的。 第三条，是大学创新的高公益性。这是大学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不只是公立大学如此，所有大学的创新，比起企业界来，都趋向于高公益性这个基本价值立场。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大学也往往鼓励教师们选择那些对于公共命运、人类福祉有长期影响的题目。终身教授制度，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献身大我。国家对大学，以及大学当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也有其特殊性，既希望保证对其中的具体创新者有足够的激励，同时又适度地促进知识产权更快地流动、扩散，以造福社会，惠及民生。 第四条，是大学创新的科学理性。大学的创新在知其然之外，尤其重视知其所以然，强调可以重复实验，循证说理，科学精神是放在第一位的。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的营造中，科学普及工作是一件大事，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公众在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上的普及。现代社会大众容易被一时之热点和思潮所影响甚至左右，而大学对社会的纷扰喧嚣能保持一定的超然距离，给社会文化贡献着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当中的学科秩序也是如此，不是社会上互联网热，就全都一窝蜂搞互联网，而是保持着她的范式逻辑、科学理性，冷静地、持续地做着独特的学术贡献。企业界的创新成效总会带有不少营销的成分，这也难免，毕竟有产业竞争或是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学术界应该主要是靠创新成果自身说话，经得起时间的反复考验。 第五条，是大学创新的强人文性。大学中的科研创新的选题，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者，都更有充满暖意的人文立场，更有促进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主张，都更愿意关心不被竞争和效率所怜惜的弱者――特别是当这里的弱，很多时候并不是本身不努力，而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技术的交替所带来时，大学创新就更希望帮助他们，并且以创新的力量和方式来做，让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好。强人文性，也意味着大学中的创新会天然地成为“有责任的创新”、“人本的科技创新”。长期来看，这种有人文大爱的创新不仅对社会文化有滋养，本身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 这五条我所体会的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也各有特点。这些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当然对企业创新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和启发，但是企业界所处的情形不同，面临的挑战与大学不同，所以也不可能统统变成大学这样的创新文化。大学的创新文化比起企业来也可能缺少整合性、针对性、有组织性，显得效率低、周期长、太散漫。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应该说，大学能有相对从容宽松的创新环境，也是靠国家社会的关爱支持，包括企业界的慷慨赞助，才做得成，值得感恩，倍加珍惜。 从这个角度来延伸说来，我们这些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也会有意识地突出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和强人文性。我看了一下这次进入十强的团队的题目，除了刚才重恩院长所说的今年硬科技备受青睐之外，我也看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心，包括生态保护、老龄化，这些也都是跟人文有关的。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也许短期内感觉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选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新的需求趋势。评委老师们也可以给予多一些关心和鼓励。 今天与获选十强的同学和费力帮忙的评委，以及各位同事、企业赞助者，来分享大学创新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还是希望我们的比赛和平台，不忘初心，践行使命，持之以恒，关注育人。大学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学习者都在进步，其实没有输家这个概念，只要你参与其中付出努力，你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赢家――显然，赢家不只是最后评委宣布的冠军。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