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邓晖）我科学家在类脑计算体系结构领域再获突破性进展。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张悠慧团队、精密仪器系施路平团队与合作者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备性”以及软硬件去耦合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填补了类脑研究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系统层次结构方面的空白，利于自主掌握新型计算机系统核心技术。该成果于10月14日以《一种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为题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类脑计算是借鉴生物神经系统信息处理模式和结构的计算理论、体系结构、芯片设计以及应用模型与算法的总称。近年来，类脑计算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人脑旗舰研究计划项目指出：“在未来10到20年内，谁要引领世界经济，谁就必须在这个领域领先。” 张悠慧介绍，在通用计算机领域，图灵完备性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是其能够飞速发展并持续繁荣的关键因素，前者用来判断计算系统能否用来解决任何计算性问题，后者则是通用计算机应用运作的体系结构：“两者使通用计算领域在软件层、编译层和硬件层有了统一范式，使不同层次各自发展而又可以无缝兼容。” 但现有类脑计算系统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具体芯片、工具链、应用和算法的创新实现，对系统基础性问题，如计算完备性、系统层次结构等思考不足，没有形成公认的技术标准和方案，导致软硬件紧耦合、应用范围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上述研究团队提出了“类脑计算完备性”概念。相对于通用计算机，这一定义放松了对系统计算过程和精度的约束，并提出了相应的系统层次结构：图灵完备的软件模型，类脑计算完备的硬件体系结构，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编译层。通过构造性转化算法，任意图灵可计算函数都可以转换为类脑计算完备硬件上的模型，这意味着类脑计算系统也可以支持通用计算，极大地扩展了类脑计算系统的应用领域，使类脑计算软硬件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可能。 “通俗来讲，‘完备性’可以回答系统能够完成什么、功能边界在哪里等问题。”张悠慧介绍，如果说“图灵完备性”是通用计算机领域的“圭臬”，“类脑计算完备性”则希望能为类脑计算系统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个“准绳”。 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新颖的观点，并可能被证明是神经形态计算领域以及对人工智能的追求的重大发展”。 据悉，未来在理论层面，团队将更关注类脑应用的“神经形态特性”；在系统层面，团队将研发受脑启发的支持通用计算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结构与芯片。 (责编：何淼、熊旭)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理解智能、理解我们的大脑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追逐的梦想；而自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何创造一个“大脑”，如何自己创造出智能更是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竞相比拼。用机器模拟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和信息加工的潜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类脑计算，也叫神经形态计算。 目前的类脑计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技术标准与方案。清华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备性”以及软硬件去耦合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填补了类脑研究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系统层次结构方面的空白。10月15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一类脑计算体系结构领域的重要突破。而在成果背后，这一场源自于新兴研究领域的科技成果发布会也为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新兴研究也许并不“新”，要学会从科学进程中寻找方向 近年来，从AlphaGo战胜人类顶级围棋选手，到人工智能系统预测、缓解人流拥堵，人工智能不再是一个新鲜词语。但在清华大学精仪系教授施路平看来，这些突破大多是从智能的某个领域接近或超过人类智能，是一种“窄化的人工智能”：“这些系统无法将这种能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作为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通用人工智能’应该是一种可以执行人类能够完成的所有任务的人工智能，即‘类脑’。” 在施路平看来，与外界对新兴研究领域的某些认知不同，发展人工通用智能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而是随着科技发展需要紧紧把握住的“关口”：“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图灵、冯诺依曼这些大科学家早期的文章，会发现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为什么是发展人工通用智能最好的时机呢？因为随着精密仪器的发展，我们对脑知道得越来越多，我们似乎到了一个理解脑的关口。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可以使我们进行很好的模拟仿真，省钱、省力、省时间。大数据、云计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像脑一样复杂的系统，和脑交相呼应，我们可以共同研究、互相促进。另外，纳米器件已经可以使我们去发展像人脑能耗水平一样的神经元和突触这样的电子器件。科学家要学会借助时代发展寻找课题。” 新兴研究不要过度逐“新”，更不能放松对基础问题的关注 这场发布会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某些时候，新兴研究不要过度逐“新”，更不能放松对基础问题的关注。 记者了解到，现有类脑计算系统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的芯片、工具链、应用和算法的创新实现，而忽略了从宏观和抽象层面上对计算完备性和体系结构的思考。类脑计算软硬件间的高度耦合阻碍了它们在独立发展的同时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如何突破这一局面，扩展类脑计算系统的应用场景？这成了上述团队下决心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通用计算领域的图灵完备性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都是非常基础、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对于新兴的类脑计算系统领域，这是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张悠慧说。 施路平也认为，当前类脑计算的某些研究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关注技术应用，而忽略了对最基础问题的研究。“这是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标准、方案，只追逐最时兴的应用层面的东西，并不足以支持一个领域的发展。”施路平说。 新兴研究要关注新的科学点，还要融合出“新团队” 而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让团队成员感到压力的，不是科学问题上的挑战，而是来自于如何融合出一个“新团队”。这也是当前很多新兴研究领域面对的困境。 “发展类脑计算和人工通用智能，真正的挑战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而是我们的学科分布使得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做这样的研究。而且，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一个探索自然世界，一个更关注应用，它们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多学科融合尤为关键。”施路平告诉记者，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由精仪系、计算机、电子、微电子、自动化、材料系和医学院7个院系组成：“我们7个院系的老师在一起反复讨论，每周半天的时间，最后我们7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叫‘融合、融合再融合’。” 但这位科学家也坦言，当前困扰不少科学研究的关键点也就在于“融合”这两个字：“但在很多时候，跨学科交叉坚持起来很难，因为不同团队有自己各自的诉求，短期或长期的。这时就需要探索一种机制能够将人有效地结合、团结在一起。” (责编：何淼、熊旭)

　　最近，随着脱口秀的大火，我的朋友圈里忽然多了好几位李雪琴的粉丝。她的表演方式松弛且接地气，笑料出其不意又耐人寻味，似乎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名校“精英人设”。不同于其他北大毕业的同学，李雪琴的职业道路有些另类：她没有做过一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拍短视频、做网红，随后又成为脱口秀领域的一匹黑马。 　　人大毕业生弃40万元年薪学做小面、清华毕业生以说相声为业、海归硕士应聘汽车维修工……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新闻报道还是身边案例中，高材生的人生选择正越来越多元，“不走寻常路”的情况更加常见，指责这是“误入歧途”“人才错配”的观点也逐渐失去市场。 　　其实，高材生开拓新的职业方向，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站在大学的平台上，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被铺展开来，职业驴友、区块链工程师、脱口秀演员等新型职业的出现，也让更多人找到了真正的志趣所在。 　　与此同时，不少人在本专业摸索和学习后，会发现既定的单一人生轨道并不适合自己。比如，我身边就有朋友在金融领域实习后，毅然选择离开这一外表光鲜的行业，因为天天熬夜与数字打交道的日子，实在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状态。社会愈加开放包容的就业观念，大学培养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都赋予了这些高材生不随波逐流、敢于遵从内心的勇气。 　　高材生选择另类职业道路，也能给这些行业本身带来革新性力量。他们完全可以像一条条有力的“鲶鱼”，带着异质化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所在领域开拓新的发展思路。 　　在北大学习广告专业的李雪琴，就以“非典型”的表演方式，刷新了人们对脱口秀和网红的认知。无论是讲述与老板的相处日常，还是展现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心理状态，她的脱口秀都不只是廉价笑料的堆叠，而是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植入思考、传达观点，进而推动了脱口秀乃至整个喜剧行业的自我迭代。这样的选择是人尽其用而非人才错配。 　　高材生丰饶的知识背景和视野，甚至具有重新定义行业的强大力量。在许多人眼中，时尚往往与外表、消费主义相挂钩，与思想性关联甚少。而某位政治学博士出身的知名品牌掌门人，则通过她的尝试颠覆了人们对时尚的固有认知。她用服装设计传达反潮流的生活态度，将建筑、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内容融入秀场中，让人不由陷入哲学思考的兔子洞里。从政治学到时尚业，没有人能说她的这一另类选择是种“浪费”。 　　因此，社会乐见高材生的多元职业选择，这既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基本尊重，也能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更新提供更多可能性。当年，北大毕业生陆步轩选择卖猪肉，不仅实现了个人事业的成功，也为行业探索出了具有实效的经营和营销理念；不久前，中科院博士后当“辅警”从事DNA物证检验，无疑能为破解疑难案件、提高办案效率添砖加瓦。 　　在许多基础性行业亟待转型升级的当下，需要的正是这些新鲜血液的跨界融入。打破传统的职业偏见，尊重高材生看起来比较另类的职业选择，或将实现个人发展和行业进步的共赢。 　　任冠青 (责编：何淼、熊旭)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指出：要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规依法问责追责。 近年来，纠正片面追究升学率倾向，树立科学教育观、正确政绩观，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不过，在现实中，攀比升学率的情形依然十分严重。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奉行升学率第一的原则，进行各种“隐形排名”，并把这种排名作为学校获取资源、利益多少的依据。一些地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让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就改成补贴；不让宣传中高考“状元”，就宣传“优胜者”“高分考生”……各种花样的操作，传递出的，依然是“唯升学率”的偏差教育理念。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这些年来，不少地方党政有关负责人、教育管理者将升学率作为地方政绩，致力于把各种优质资源堆到某些名校。这种罔顾教育资源均衡化原则的做法，导致学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时下一些地方涌现出来的“超级中学”现象。这些超级中学不仅对地方优质生源形成了“虹吸效应”，损害了教育公平，也未必有利于优质生源的个人成长。 另一方面，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也与社会上弥漫的“比拼名校、比拼职业”的风气有关。一个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往往必须出身于名牌大学。如何才能进入名牌大学？向上追溯，自然要沿着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中学的路子一路“攀登”。在很多地方，基础教育已经演变为升学与非升学两条路径，这种分裂情形，本身就是适应选拔、淘汰而产生并加剧的。 当下，职场招聘中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十分严重，一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求职就业上往往备受歧视，这也传导给社会一种暗示――学校没有升学率，不能让孩子考上好大学，自然也就没法让人在未来找到好工作、获取好生活。尽管有人一直在讲“英雄不问出处”，但现实屡屡碰壁的遭遇，无疑是最有用的宣传和动员。 如今，中央决心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仅仅就教育论教育。教育问题从来不仅是校园之内的问题。培育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让人才涌流，以满足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需要，是一个大命题。唯有扩大社会参与，从源头治理教育问题，找到其社会病灶，才能标本兼治，取得更好的实效。 其一，各地要把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当做一项硬性任务来完成，从教育投入、教师队伍、教育生态等多方面发力，普遍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减轻家长的焦虑心理，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攀比升学率的情形。学校与学校的竞争，应该是多维度的，而不仅仅聚焦在分数、升学率上。 其二，各界还应共同扭转“名校崇拜”的社会风气。具体讲，举凡在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还是企业选人，都应该唯才是举，而不是将985、211或者双一流等等作为必要条件。读书成才，并不是只有名校毕业的才是人才，人才的评价体系丰富了，多样了，则必然会传递给中小学阶段以更积极、更正向的信号。学生也好，家长也好，相应地也会更加追求成人成才，而不是名校和升学率。 斯远 (责编：何淼、熊旭)

过勇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探索“十四五”时期的青年发展问题，不仅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谋划青年发展，对我国青少年研究工作也是极大推进。编制《中国青年发展统计年鉴》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能够缓解长期以来青少年研究缺乏权威数据库支撑的短板，为更好深化青少年研究奠定了长远基础。建议在做好数据搬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据的生产发掘工作，一方面要靠推动建立青年发展规划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来获得基础数据，另一方面要靠基于科学抽样的调查工作来获取数据，增强数据的可及性和可靠性。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个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除了中央团校、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团属研究阵地外，可以适当延伸一些“外脑”，发掘其他的青少年发展研究力量，提高有工作基础、有研究成果、有核心骨干的科研团队参与度，定向定时获取“外脑”支持，加大相关决策咨询力度。不同于五六年前编制青年发展规划时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建议着眼国家发展重大问题，从青年发展角度回应重大变化，定向委托智库机构做些深层次研究，为中央的发展战略布局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田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治理与志愿服务研究室主任 现有的青少年研究课题中，青年相关的学术基础支撑还有待加强，分析研究也有待加深。我们需要更多用青年视角去做课题，重点关注青年的感受感知，只有从青年视角出发才能引起整个青年群体的共鸣。建议把青年群体进一步细分，做青年小群体的大调研，只有把青年中的小群体做明白了，大群体画像才能精准。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青年规划既要有宏观性、战略性，也要具备可操作性、实施性，要根据设计好的目标不断进行调整，做到长短衔接、虚实结合。推动规划实施要始终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我们要落实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教育方面，特别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 骆郁廷 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 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大，科技竞争、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加剧，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要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提升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强化青年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把握实施青年发展规划和编制国家“十四五”规划这个历史契机，加强对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青年创新发展指数，培育高科技青年人才。要用国际眼光研究中国青年发展问题，用国际视角看待“十四五”规划与青年发展之间关系，要引导广大青年认清楚国际、国内形势，看到眼前困难背后的国际因素，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定信念，明确前进方向，帮助青年成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有生力量。 吴向东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要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当前青年学学科建设还有很多短板，很多基本概念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正如科学研究、技术攻关的根子在基础研究一样，也存在“卡脖子”的瓶颈问题。青年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研究的对象，要在青年和社会、青年和经济、青年和文化等一系列交叉性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厚植基础理论的学术根基。从中国青年的实际出发，解析中国的青年问题，探索中国青年的成长规律，从社会结构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开展具体的青年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张丽宾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 研究青年问题，要像调查农民问题一样持续、深入下去，要花更大的力气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在青年的14-35周岁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分阶段的关注和引导，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才能真正掌握青年的相关数据，有了大数据才有政策建议的发言权。“十四五”时期应该更加重视青年的人力资源价值。青年作为最有劳动力、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将成为国家越来越宝贵的人力资源。“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人口预计减少3000万人，无论总量还是占总人口比重，预计都是下降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合理开发利用青年人力资源的问题变得愈发重要。我们还要警惕劳动参与率下降、粗放利用人力资源和过度教育问题，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国家发展没有人力资源就会不可持续。“十四五”期间要把劳动力开发作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青年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战略提出来，构建青年友好型社会，推动全方位的深化改革。 刘精明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职业教育一直都是中国教育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4-18岁的初中升高中阶段，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基本对等。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实施，我国职业教育进入爬坡过坎、提质培优的历史关键期。现有的职业教育中，选拔和分流方式是通过考试进行，考不上普通高中就被分到职业教育高中，这种分流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前分化。我们要借鉴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加强在考试分流之前的测评工作，提高学生在动手能力、心理健康、思维认知、逻辑结构等方面的测评科学性，综合各个学科的基础力量，细化普通教育序列和职业教育序列之间的筛选标准，从入口处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开展规划监测评估是检查、督促、促进规划实施的重要保证。要做好各级规划的评估工作，关键在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要加大对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除了收集政府统计公报、互联网大数据、调查评估报告、行业分析报告中的青年数据外，要扩大青年发展的核心指标数据，更多的做数据的生产者而不是搬运工。要培养青年群体和青年政策专业研究队伍，做好青年群体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除“青少年发展”省部级课题外，还应委托国家社科基金或专业团队对青年群体和青年政策作深入研究，发布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成果。 廉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首席代表 开展青年研究工作要既能“入”也能“出”，“入”就是研究透彻不同青年群体，“出”就是站在宏观层面考察青年和社会的关系，既要开展小群体研究，也要进行青年的整体研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是顶层设计和制度的保障。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应当以社会群体的视野切入，从工作上升到制度，从局部上升到全局，从更高的维度审视已有的制度的范式，在各个层面建立青年群体风险研判机构，形成新时代基层治理新视角。通过指标监测，提升青年工作水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升青年工作对党政中心工作的贡献度。在逐步完善青年群体数据库方面，除了目前采用的统计监测、抽样调查等方式，建议每年进行一些追踪调查，对新兴青年采用“1+N”模式调研，能得到更精准群体画像。 岳昌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中央各种经济发展文件都提出了“六稳”和“六保”，“六稳”中的第一个“稳”是稳就业，“六保”中的第一个“保”是保就业，大学生就业成为推动规划实施的重中之重。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经济由实变虚，数字经济的波动性、偶然性、复杂性加大，带来的非标准就业（或灵活就业）比例增加，个人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未来大学生就业能力更多的应该向非认证能力、创新能力方面转化。此外，要加大蓝皮书编制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完善抽样方式方法，规范数据来源，横向对比互联网公司相关数据，持续扩大蓝皮书影响力。 赵联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室主任 不能把青年当作同质性群体进行研究，而要在青年的读书、工作、成家的各个阶段中进行分类研究，要在国家社会的大视野下观察青年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去思考“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在数据方面，要加大数据的生产收集，除开展大数据调查之外，要建立大数据媒体监测等动态监测系统，形成完整的数据生态系统。在蓝皮书方面，建议采用小切口、大纵深研究方式，把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内容讲深讲透，这样更有助于扩大蓝皮书影响力。要注重学术成果的转换，向社会发布研究成果，要用青年人的视角和语言，讲述青年群体关注的事情，激发青年的兴趣，引起青年的关注。 张良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青年发展规划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来的基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青年工作，要把青年发展规划提高到综合性、战略性的高度，提高青年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加强青年研究学科建设。要从青年学、青年工作学、青年公共政策学三个视角开展青年发展规划研究，在“十四五”时期切实加强青年学研究、青年工作学建设和青年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工作，推动政府部门实实在在地为青年服务，真正体现“青年优先发展”理念。 吴鲁平 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建设青年评估监测体系一定要围绕“中国特色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2020年初步形成、2025年更加完善”这个总体目标。要单独建立青年思想道德领域的指标体系，开展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进行数据收集。要关注“十四五”规划的结构导向要求，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做好项目社会效益的评估工作，助力青年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 邢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社会事业研究室主任 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青年发展的影响，全面把握青年发展对推进社会现代化作用的生力军作用和战略性意义，关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要重视人口老龄化与青年发展的关系，保障青年合法权益，应对老龄社会的风险与挑战。青年发展是综合性工作，科学编制实施规划对更好促进青年发展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青年发展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将青年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要系统谋划好推进青年发展的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找准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有力抓手。 祖力亚提・司马义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十四五”期间的青年发展工作要更加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年发展问题，要解决边疆青年和内地青年共性的发展需求，也要关注个体性、差异性问题，铸牢中华文化共同体，推进中华文化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在构建青年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中，建议加入区域性或民族性数据内容，不断增强边疆地区青年相关数据建立和研究分析工作，为国际舆论斗争中的青年发展问题提供权威数据和理论支持。 张雪黎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要更加注重新时代年轻人的综合需求，充分重视新时代的成长环境，考虑新一代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愿景的迫切需求，有效引导新青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从青年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出发，用青年的思维方式和新发展的视角来考虑规划的制定工作。一是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共同参与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青年发展相关内容。二是要加强对青年群体基础调查研究的工作，加强青年研究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三是建立健全青年发展数据库，细化与青年发展规划统计监测体系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数据统计项目，将14-35岁青年群体的数据列入到必须统计的内容之中。四是推动青年发展民生项目纳入规划编制，比如青年教育、就业创业政策保障等内容。 孙莹 中央团校党的群众工作教研部教授 找准青年发展“十四五”规划定位，构建发展愿景，激励青年工作人才，真正从青年人的角度作“十四五”规划设计。落实保障机制，丰富和完善承接规划实施的事业实体，提供人员经费保障，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参与度。在社区治理方面，应当加强团的基层力量建设，加强部门合作。 邓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