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等待上岸的公考生 在培训班，有人在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邵真/摄 于智慧和正在做饭的母亲。邵真/摄 考生们正在排队等待面试入场。邵真/摄 在公务员考试圈子里，考生最终被录取称为“上岸”。 今年6月，100人报名参加了位于济南的一个公考培训班，目的是考上山东省公务员。按照通常的录取比例，他们中最终“上岸”的，将只有两三个人。 据统计，2020年山东省考招录7360人，最终过审人数约41万人，平均竞争比约为56∶1。 培训班的教室是济南章丘一间酒店的会议室。这里没有窗户，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被几近均匀地分割成了6块，每一块都包含一堂时长90分钟的课程。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粉笔教育在山东开办的第一个为期30天的培训班，包食宿。 分数在选拔中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公务员招收的名额有限，且各地考情不同，有人考了120分就“上岸”了，有人考了180分，依然落榜。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信自己通过考试。 对于“你为什么想考公务员？”的追问，培训班多数人回答：“爸妈想让我考。” 这间教室承载的希望远远超出了100个。公务员考试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每一场公考的考场外都有许多陪考父母，他们中有人会在考前特意回乡祭祖，为孩子求神拜佛。 培训结束时，距离7月19日的山东省考笔试只有十几天。在“上岸”之前，他们要经过最后的沉潜。教室的桌子上摆着咖啡、药片、零食，也有人在用过的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供在纸杯里――那是他们在“水下的氧气”。 孩子 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教室里的空调老是坏，隔几天就有人站在桌子上修理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调。酒店老板精明，不愿意花钱换个新空调，说人太多，换了也没用。 坐在教室后排的王辰叉开腿，不停地摇着扇子，扇子正面是毛泽东、周恩来头像，背面是十大元帅头像。前几日，他在楼下小卖部特意挑了这把扇子。 只有晚上11点以后，人少了，屋里才慢慢凉快下来。为了这次考试，王辰跟单位请了长假，想“争口气”。他29岁，老家在山东一个地级市，已经在体制内工作了7年。出于某些原因，他是现单位里最后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如果不参加公务员考试，他就失去了晋升空间。 大学毕业后，王辰想当律师，父母不同意。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公务员和老师是正经工作”。班上多数同学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说父母不让自己找别的工作，因为“找了也会后悔”。还有人说父母让自己回老家，方便互相照顾。对于那些去了国外的孩子，父母觉得“就跟丢了一样”。 班里同学报名时，最抢手的岗位之一是狱警，因为可以倒班，上三休二，假期多。由于疫情，渴望“稳定”的人越来越多。班上有人毕了业找不到工作，有人被辞退了，还有人原本所在的公司突然倒闭。考公务员有无数种理由，有的人想“为人民服务”，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和生活的工作。 学员们的年龄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不等，但都是父母口中的“孩子”。“孝顺是第一位的。”王辰缓缓地说，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就连自己的婚姻，也是在两家父母的期望和催促下仓忙完成。 他父母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写着“家”的字画。有的同学家里挂着全家福，有的贴着“百孝图”。7年前，王辰走出事业编制考试现场，对等在外边的父母比了个成功的手势。他觉得那是父母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可能在想，这儿子20多年没白养”。 在培训班所在的酒店房间里，藏着许多未竟的梦想。有人床边铺着瑜伽垫，有人在桌上摆着相机，有的墙角放着吉他。但是在父母看来，瑜伽教练、视频博主或歌手都不如做一个公务员来得体面、稳当。 山东分校是粉笔教育规模最大的地方分校，也是今年粉笔教育进行线下班扩张的第一站。在粉笔教育北京总部，CEO张小龙在几个高管的建议下，把疫情以来他的第一次出差地点选在了济南。他曾经在公开课上讲过《论语》，说孔子就是“一个做公务员培训班的”。 有圈内人说，很多公考培训机构都是从山东起家的，有的推销电话直接拨打给考生的家长，电视广告也倾向于在地方电视台播放――因为这些电视台的受众很多都是考生家长。 有的应届生毕业之后不好意思回家，一些培训机构就开设了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培训班，条件简陋，收费便宜，让学员有地方学习。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地方吃饭睡觉，不用回家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 王辰想快点长大。他从小被父母带着参加酒局，每个座位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冲着大门的是主陪，是这个酒桌上最核心的人。小时候的王辰通常坐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经常被安排些倒水、敬酒的活儿。他那会儿心想，什么时候能坐在主陪的位置上，主导一场酒局，自己就长大了。 为了让父母不再操心，这一次王辰 “拼了命也要考上”。每晚9点下课后，他喜欢去路边喝酒、吃烧烤，释放压力。几个月下来，以前的衬衣已经快系不上扣子了。吃完夜宵，他会回到教室，继续自习到零点后。 女孩子 于智慧的座位在王辰前面。她今年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经历了考研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她把这次山东公务员省考当作自己为数不多的求职机会。 她跟家里借钱报了这个培训班。父母不同意她去外地工作：“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干什么。”她从小就被告知，公务员或老师是“最适合女孩子的工作”，收入稳定，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照顾家庭。 于智慧很早就知道，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母亲怀孕时检测是女孩，爷爷奶奶不相信，直到她出生，才叹了口气。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让小孩子多吃，会有人特意告诉她别吃太多，因为“女孩胖了不好看”。 于智慧圆脸，戴眼镜，齐到下巴的短发是参加培训班之前刚剪的。她觉得剪得很丑，在被窝里偷偷哭了好几次。前男友经常说她“又矮又胖”，他把于智慧的照片给自己母亲看，得到的评价是“皮肤黑，眼睛小”。有一次她在火车上被人偷拍，照片被对方发到了“真实偷拍群”，她很害怕。前男友知道了，说“就你这样的还有人偷拍”。小学时，老师让她回答问题，她无意识地用手缠着头发，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她，真臭美。” 分手之后，于智慧的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是他在医院的同事，比她高，比她瘦。于智慧决定减肥。她开始每晚跑步，睡前量腰围和腿围。她觉得分手是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不够好看，也没有体面的工作。 化妆会让于智慧感觉自信一点。高中同学和她一起报了公考培训班，住在一个房间。两个女孩会赶在上课前化好妆，互相交换新买的口红，分享哪个牌子的眼影便宜又好用。她们抱怨课桌的间距太小，需要跨过椅子才能坐下，不能穿好看的短裙。同学想做美妆博主，家里的口红已经积攒了80支，可父母不同意，觉得“不稳定”。 在家里，厨房是母亲的领地，她让于智慧学做饭、收拾房间，说女孩子必须会做这些，不然结婚之后“会被婆婆打死”。父亲几乎不管家务，身旁的女性长辈也说“他一个男的会干什么”。母亲会掐着父亲下班点做好饭，尽管父亲回来后会先洗个澡，玩会儿手机，等坐在桌边时，饭已经凉了。于智慧觉得这很不尊重母亲的劳动。有时她跟父亲吵架，母亲说她“大学白上了，这么跟你爸说话”。她转头也跟母亲吵，说父亲不帮家里干活儿，是母亲“活该”。 于智慧的母亲小时候上不起学，早早就去服装厂工作了。母亲的弟弟上到了大专，当了医生。40多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个男孩，终于弥补了自己的遗憾，帮家庭完成了“传宗接代”。弟弟今年5岁，家里人都觉得于智慧要找个离家近的工作，方便照顾弟弟。 “女孩子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要，还是得嫁个好人家，别太辛苦。” 母亲一边把切好的肉糜捏成肉丸，一个个下到锅里，一边说。 弟弟说以后想做厨师，因为“想帮妈妈”。母亲听了，轻轻打了几下儿子的屁股。“厨师多辛苦啊，要给别人做饭的。你以后要当大官，让别人给你做饭，知道了吗？”她抱着儿子说。 为了保险，于智慧一共报名了3个考试，都是体制内的岗位。她觉得所有的过往都在将自己往同一个方向推。备考焦虑的时候，她会拉扯手腕上扎头发的皮筋，小臂被打出一片红色的印记。 班上有两个同学报了同一个岗位，但招录名额只有一人，成绩稍差的那个会在做题的时候突然大哭。教室在3楼，旁边有一个通往室外楼梯的小门，原本为了安全，封上了。开班后，封条很快被想要透气的学员们扯掉，他们三三两两地倚在楼梯栏杆上，地上一片烟头。 这也许是于智慧最后一次报名公考的培训班了，将近7000元的学费对她来说并非小数目。从小，父亲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她把不用的灯关掉。她会给前男友买零食，却不舍得给自己买，有时会因为错过了几包瓜子的优惠价气得在床上蹬腿。高中那会儿，她攒了1万元，父母拿走的时候跟她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没找她要过房租。有一次，大姑嘱咐她要“过日子”，意思是要节俭。她突然觉得委屈，大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过日子呢！” 王辰告诉身边的女同学，如果她们考上了，“能找到更好的对象”，“会被人撕碎了似地抢”。他的妻子也在体制内工作，职级比他高。刚结婚时，他在县里工作，妻子在市里。岳父岳母觉得他不如自己的女儿优秀。后来他努力考回了市里。这一次，他想着如果考上了公务员，岳父岳母对自己总该“高看一眼”了。 共生 王辰在培训班的室友总叫他“领导”，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室友在县里，王辰在市里。采访时，室友会不断推辞说，不想抢了“领导”的风头。 在老家，王辰的工作和生活集中在新修的市政府大楼周边。这是整个城市环境最好的区域。大楼背后的山坡是新垒的，在当地，好的风水要有“靠山”。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王辰都要提着公文包，踏上17级台阶，进入那座从正面看像“黄”字的大楼――据说因为修建大楼时，市领导姓黄。根据公开资料，该黄姓领导在2011年因贪污受贿被调查，并免去职务。 王辰清楚，在老家的环境里，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考到城市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体制内工作。家里的房子从平房换到了单位宿舍，再换到现在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家具是红木雕花的，客厅里摆着一口一米多长的封闭鱼缸。 在王辰整个童年时期，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为了到城里读书，会陆续住进他家，跟他挤在一张床上。他很小就知道，父母是对整个家族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地位最高的人。他觉得，在一个家庭里，谁付出多就该听谁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辰的孩子今年两岁。父母早就帮他在老家买好了房子，就在自己住的小区旁边。他和妻子上班忙，没时间做饭，就每天带着孩子去父母家吃。在当地，王辰是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典型，是外人挑不出毛病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他觉得，“每作一个决定都需要牺牲很多别的东西”。大学同学中有人做了律师，王辰很羡慕，觉得对方始终在提升自己，而他长的“只有体重”。天天在办公室写材料让他觉得厌烦，“来来回回就是那些话”。 在公考面试培训班，王辰学到了很多“规矩”：面试时，身体要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双手平放。不能染发，不能文身，不能戴饰物，最好不要谈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不能说人类控制不了人工智能，不能有“不正确的价值观”。不能大笑。面试是公务员考试的最后一关。 代价 在一门事业编制考试的前一晚，于智慧突然决定不去了。她觉得自己考不上，也不想做这份工作。她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被母亲打了几下屁股。但她“就是不想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父母把她所有的志愿都填报成教育或师范类的，但最终被调剂到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她觉得4年的大学生活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也很难有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毕业后，除了进入体制内工作，班上许多同学去做了互联网公司的内容审查员。 周围的朋友几乎都进入体制内工作了，有时于智慧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就坐在一起教育她，仿佛这是一场赛跑，她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冲过终点线的。考上的朋友也替她着急，特意把她约出来，要“骂醒她”。舅妈想给她介绍周围同在备考的人交流经验，她躲在厕所里，直到舅妈离开。有一次，于智慧和父亲在大姑家吃饭，她烦躁地对大姑说“你想考自己去考”。气得父亲饭都没吃完，拉着她回家了。 […]

　　唐韧竹在演出准备中。 　　初见唐韧竹时，他刚刚结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排练，手边放着他心爱的中提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回国的这些年里，一边是演出的音乐厅，一边是教琴的教室，他乐此不疲地穿梭于二者之间，帮助更多喜爱古典音乐的孩子找到他们的音乐梦想。 　　 　　让孩子感受古典音乐背后的深刻内涵 　　小学三年级时，唐韧竹的小提琴老师建议他离开沈阳去上海学琴，去更广阔的的世界看看，去看看“那里的孩子是怎样拉琴的。” 　　他听了老师的话，在上海一待就是10年。刚到上海时，这里的孩子拉琴的水平让唐韧竹惊讶不已。“我在沈阳的时候觉得自己拉得很好，到上海之后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这么强。我不想走了，我想在这里拉琴。” 　　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唐韧竹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全额奖学金，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大四那年，他收到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录取通知，回国7年，他如今的另一个身份是铭琴室内乐团、北京中科启元学校管弦乐团艺术总监。 　　一首曲子背后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在唐韧竹看来，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真正理解音乐、融入音乐，去感受古典音乐背后更深刻的内涵。 　　“有些孩子拉琴的时候，可能会一支曲子拉半年，最后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但同时，作曲家是谁、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艺术家创作这支乐曲时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却并不知道。他只是把音符拉出来了。”给孩子上课的过程中，唐韧竹希望他们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去挖掘音乐的深层价值。“孩子可以自己去寻找、探索曲子背后的故事。我布置的这些课后作业，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孩子对音乐的兴趣，让他们知道，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有五线谱，乐谱后面有更广博的世界。” 　　公众艺术审美迅速提高 　　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孩子手中的乐器就是一张通行证，让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拥有了一种优雅的交流方式。“当孩子们走出国门的时候，就可以用手中的琴弦、音符跟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交流。两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可以共同演奏同一首乐曲，这支乐曲就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把人的心连在一起。”唐韧竹说。 　　“这些乐器从发明之初并非以独奏乐器的形式存在，而是要合在一起才好听。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要逐渐习惯耳中并不是只有自己乐器的声音，而是要考虑大家一起能演奏出怎样的音色。从小培养整体声音的概念，这对于他们的自我成长来说是一种学习阶段的飞跃。” 　　回国加入国家大剧院这些年来，唐韧竹也对国内观众古典音乐鉴赏水平的提高有切身感受。与此同时，得益于一系列文化惠民政策，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走进音乐厅，享受不同音乐类型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体验。 　　“国家大剧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很大努力，在艺术文化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细枝末节的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韧竹说。 　　“听众现在不只是‘听’，而且开始听音色、听指挥、听细节，听其中的不同之处，艺术审美水平在快速提高。就像是一道菜，食客如今不仅是为了吃饱，而且在吃的过程中细细回味和评价菜品不同层次的口感。”对演奏者来说，这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听众听懂了，我们的音符就不只‘入耳’，更走进了大家心里。” (责编：郝孟佳、马昌)

　　郑辰雨在美国时与自己的房东伊莎成了好友。 　　尘有心将自己租住的房子设计成了理想的工作室。 　　住在舒适的环境里，做些热爱的事，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愿景。忙碌的生活中，一些海归也在寻找着将理想生活与创业方向相结合的途径。 　　郑辰雨与尘有心的生活便是这样。前者拖着行李箱一共走过了26个城市，体验了606天的民宿生活；后者租了一栋400平方米的房子用来调香，使用白、灰、木、绿四色，让空间回归本真，又养了25只加菲猫。在摸索与适应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地向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靠近。 　　 　　郑辰雨：城市游牧606天 　　每周一到周四住在公司附近的民宿，周末前往不同的街区去探索城市。从2015年开始，郑辰雨拖着行李箱一共住过了26个城市，认识了99位房东，体验了606天的民宿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把当地的人文风情画下来，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手账本里。 　　因为面颊两侧有红扑扑的可爱苹果肌，又特别喜欢吃苹果，郑辰雨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苹果姐姐”。2006年，在“留学热”渐渐兴起的时候，“苹果姐姐”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的高中就读。还未成年便离开家乡，身处完全陌生的环境，需要独自面对孤独、语言、文化差异等难题。这段经历，让她快速学会了独立。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郑辰雨先在华尔街工作，后又加入一家公司。2015年，她只身来到洛杉矶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都市，两点一线的工作经常让她感到枯燥与迷茫。一天，朋友的一句话忽然让她陷入了思考――“人生只有30000天左右，要怎样度过剩下的时光？” 　　她意识到，甚至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60多个街区很多都没去过。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更好地了解这里？她决定找回生活中的新鲜感，由此启动了自己的“民宿计划”。 　　工作之余每天住民宿，不长租房，辗转于不同家庭之间。在做这件事之前，“苹果姐姐”认真思考了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她决心“断舍离”，开始了一个行李箱就是全部家当的极简生活。“我舍弃的可能是每个女孩都想拥有的漂亮衣柜、同朋友的社交聚会、看电视的休闲娱乐，甚至是相对稳定的生活，但与此同时，我收获的宛如是爱丽丝梦游的仙境、是世界各地的朋友、是许多原本看不到的风景。” 　　郑辰雨认为，智能手机时代人们或许与机器接触更多，人像是一座座“孤岛”，交往能力在逐渐退化。在认识了很多善良的房东后，郑辰雨觉得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只是缺少相识相知的机会，与其说彼此是陌生人，不如说是还未认识的朋友。每一次突破舒适区都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 　　民宿就像是郑辰雨人生中移动的学校，每个有趣的房子背后，都有一位有趣的主人，通过与房东一起生活，她也体验到了许多不同职业。99位房东拥有99种人生，人生没有模板，她逐渐意识到人生其实有这么多可能性。 　　一次，她住在加州一号公路附近森林里的蘑菇屋，手机没有信号，不能上网也无法与外界联系，“苹果姐姐”便暂时放下网络，加入房东Kitty奶奶的日常农活，这返璞归真的体验令她惊喜，也给了她知足常乐的满足。洛杉矶的房东艾伦，每隔几个月就会把自己的家重新布置一番，郑辰雨每次回家都像是在参加艺术展览，“他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生活品质。”郑辰雨感慨地说。 　　2017年5月，郑辰雨辞去高薪工作回到国内，开始专注于写作和画画，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而“民宿计划”仍在进行。很多时候，她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在住民宿，更像是进行一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像是一场人生的修行――不必每一天都拥有非常理想的生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寻找一种平衡和取舍。 　　这个乐观开朗、想法独立的年轻女孩，也会在“城市游牧”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因为相比更为划算的长租，短租高昂的经济成本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由此，她降低了更换民宿的频率，一些房东也与她成为好朋友。他们有的给出友情价，有的愿意让她用技能换宿，比如为房东的宠物画像来换得一周住宿等等。 　　郑辰雨把这些当做人生课堂的学费。“某些时刻我也想过放弃，但却心有不甘。”在她看来，不管今后做什么，当坚持自己的爱好时，这种努力也定会被赋予更多意义与价值。“也许我们不能每天都在路上，但我们可以不带功利心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寻找更多新鲜感，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尘有心：隐在街巷里的调香师 　　第一次听到尘有心（化名）说话的时候，声音慵懒又淡泊，让人很难猜得出他的真实身份，这个拥有多家公司的海归创业者，同时也是养了25只加菲猫与1只狗的年轻艺术家。商人与艺术家身份的合体是他浓郁的个人特质。 　　从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尘有心跨专业出国留学，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设计艺术学院攻读纯艺术与艺术治疗两个硕士学位。2013年，他在英国创立FLORA&MUSE香氛品牌，并于1年后回国。在先后经历了大学教师、多家公司的美术总监等职位之后，最终决定自己创业。 　　年幼时由于父母工作特殊，尘有心被寄养在别人家，难以拥有自己的空间与宠物。幼年时未被满足的愿望成了长大后的坚持，于是，他回国后租下了一栋4层别墅，建花园、挖水池，在室内开辟出拥有自然生态的中庭。他成了猫咪与狗最亲近的主人，每只小动物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房子的一层是他的调香工作室，南北通透；二层北面为办公区、南面是25只猫咪“撒欢”的场所；三层则是卧室与客房。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空间使用规划，并尽力提高空间使用效率。“房子变成了居家与办公场所二合一，偶尔躺在沙发上办公的感觉的确也很惬意。” 　　有人觉得尘有心对租来的房子如此大费周章并不值得，但在他看来，通过设计与装修也可以积累许多经验，与更多产品和行业接触。房子虽是租住，但美好的生活体验并不该因此而打折扣。 　　当谈及对艺术家的理解时，尘有心说：“人们总觉得艺术家是感性的，但是这种感性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见识在头脑中绽放灵感，追求幸福。”这恰似他的创业初衷，希望通过“香气”来传递快乐，提升幸福感。 　　工作室规模慢慢壮大，从他自己一个人变成如今十多名员工，各种各样的工具堆满屋子，动物和植物也越来越多。为了实现更大发展，尘有心决定走出现在的舒适圈，搬到场地更大、交通更方便的商业中心。他在与门店相隔不及百米的小区里，买下了一套顶层房屋，从那里能看到钱塘江、看到大片大片的绿色山脉，他憧憬着未来生活，想象着继续出发的自己该是什么样子。 　　如今的尘有心生活充实。虽然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会拥有不同想法，但他相信，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创业诸事繁忙，尘有心很少有社交和休息时间，现在的他也想要拥有更合理的时间管理方式，让自己有时间和精力去尝试其它领域与不同风格。“创业路上，开心与烦恼时常并存。向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能将乐趣与喜好变成事业，每天的辛苦就不算什么。不开心常有，把这些不开心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进行调整，自洽并继续出发，这或许也是生活本质的另一种呈现。” (责编：郝孟佳、马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