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0个专业学位类别如何接受个性化“体检” 　　11月27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全面启动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重点对金融等30个专业学位类别开展评估。 　　此次评估有哪些重点？评估对推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产教融合、高校特色发展有哪些具体举措？ 　　重点评估金融等30个专业学位类别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自1991年开展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目前已设置专业学位类别4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专业学位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是按专业学位类别开展的水平性评估。2016年4月，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在法律等8个专业学位类别试点开展，全国符合条件的293个单位、650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全部参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试点工作在体系设计、专家评价、声誉调查和结果公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全面开展评估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次评估的原则包括：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职业道德；聚焦培养质量，强化特色定位；聚焦行业需求，强调职业胜任。评估对象为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审计、社会工作等30个专业学位类别。 　　“这次评估对象具有限定性，不是所有的培养单位和授权点都必须参评。具有时间限定，尤其要求必须已通过专项评估或合格评估的专业学位授权点方可参加，强调了基本标准和质量是基础和底线，体现了逐步发展持续改进的思想，不求一蹴而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永红分析，这次评估仍具有试点探索意义，并反映出对专业共同体的充分尊重。例如，规模最大的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考虑到复杂性，本次并未要求参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是为各行各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当前，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生占比近六成，主要集中于硕士研究生阶段。统计显示，2009年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在硕士招生总人数中占比仅15.9%，而2020年我国专业学位硕士招生占比达到60%左右，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专业硕士招生目标。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雷生表示：“目前我国的专业学位博士占比仍然极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资助体制尚不理想，很多高校甚至还在套用学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方案》的出台，将有效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质量，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按专业类别设置36套指标体系，开放性“留白” 　　《方案》提出，此次评估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围绕“教、学、做”三个层面，构建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三维度评价体系。指标体系共包括3项一级指标、9项二级指标、15~16项三级指标，重点考查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 　　在教学质量方面，《方案》把思政教育特色与成效摆在了首位。重点考查“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情况。同时强调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评价，考查学生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培养成效。同时考查课程与实践教学质量。强调课程教学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专业实践质量评价、师资队伍质量评价。对学生满意度和培养方案与特色，均有具体评价细则。 　　在学习质量评价方面，《方案》分别对在学成果和学生获得感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在学成果的实践创新性，同时，强调学生的实际获得感和成长度，通过问卷调查，考查学生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提升和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获得感和成长情况，特别考查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提升情况。此外，职业发展质量包括毕业生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服务贡献与社会声誉。 　　在马永红看来，本次评估体系重视以学生成长为视角，尽量体现结构的简洁性，由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等三大部分构成，且三级指标不多；以评估中心直接采集的量化指标和参评点提供典型案例等文本和声誉调查相结合，从信息不同方式可以较好展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体和整体质量。 　　“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行业专家等多元主体问卷调查，从四个维度看人才培养实绩。”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从在校生角度看满意度，从毕业生角度看成长度，从用人单位角度看匹配度，从行业专家角度看声誉度。”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还介绍，分类设置指标体系，在统一指标体系框架下，根据每个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的培养特点，分别设置36套指标体系，如艺术专业学位类别按照舞蹈、电影等领域分设7套指标体系。采用代表性成果、典型案例和开放性“留白”，由高校自选、自述，充分体现特色与贡献，最大限度展现不同高校的办学优势与亮点。 　　增加研究生教育改革灵活性和专业性 　　《方案》介绍，评估程序包括参评确认、信息采集、信息核查、专家评价、问卷调查、权重确定、结果形成与发布、持续改进等八个环节。同时，实施“全程无纸化”报送，所有材料均通过评估系统提交电子文件，不再报送任何纸质材料。 　　《方案》提出，按照“随机、保密、回避”原则，遴选思政教育专家、各专业学位专家、行业专家等对定性评价部分进行分项评价；建立专业学位专家库、扩展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资源，制定专家评价标准和指南；采用基于定量数据、证据的专家“融合评价”，提高专家评议质量。 　　此外，对于评估体检和诊断作用，按需为各相关单位提供分析服务报告，各学位授予单位依据评估结果或分析服务报告，排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持续改进举措，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张雷生表示，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有47种专业学位类别，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实际上各地人才市场对专业人才需求旺盛的局面短时期内不会衰减，而且很多产业领域所急缺和稀缺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尚未纳入到现有的专业学位目录中来，与此同时，现有的专业学位类别过于笼统和宽泛，和人才市场实际需求的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相去甚远。他说：“简而言之，现有的专业学位类别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完全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和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 　　张雷生建议，借助本次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主管部门应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实际，允许专业学位各培养单位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办学自主权，根据社会需求自主设立专业类别，从而增加研究生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灵活性和专业性。 (责编：李依环、宋鹤立)

人民网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 孙竞）日前，教育部推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共计5118门，包括1875门线上一流课程、728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463门线下一流课程、868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184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这是教育部在2018年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 “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启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以来，国家级五大“金课”首次一并亮相。 此次推出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主要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课程质量高。一大批两院院士、资深教授踊跃参与一流课程建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伯礼等知名学者领衔建设的课程也出现在名单中。二是课程类型多样。既有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也有公共基础课、通识课、思想政治课；既有理论课，也有实验课、社会实践课。三是参与范围广。首批一流课程来自于639所本科院校，既有“双一流”高校课程，也有大量地方高校的特色课程，实现了所有本科专业类全覆盖，积极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教师广泛参与一流课程建设，主动对接国家、行业、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四是示范效应强。课程突出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课程建设新理念与各学科专业的结合，有效推动优质资源和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共享。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坚持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标准，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大力推进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加快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推进“学习革命”向“质量革命”纵深发展。 (责编：孙竞、熊旭)

人民网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孙竞）“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应急管理”研讨会暨北京邮电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揭牌仪式日前举行。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乔建永表示，学校将致力于打造以5G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为主要特色的应急管理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及国际合作“五位一体”的应急安全产教融合大平台。 “在新冠疫情给各国应急体系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北邮依托在应急管理和信息科技交叉融合方面优势，以及独具学校特色的天地一体化应急技术体系筹备成立应急管理学院。”乔建永介绍。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指出，要按照应急管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整合优势资源，探索信息技术与应急管理的融合创新；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急管理人才；做好应急管理专业知识的普及，更好地服务区域的发展；主动对接国家的重大需求，整合学术资源，不断地推进应急管理实践创新。 “北邮成立应急管理学院是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培养应急管理人才的具体行动。”应急管理部总工程师吴鑫谈到，信息化建设、科学教育、人才培养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力支撑，希望北邮应急管理学院办出特色，为我国应急管理事业作出贡献。 “新一代信息科技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能力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谢清顺建议，北邮依托学科和专业优势，在应急管理学院和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中推进学科深度交叉，走出信息科技加公共管理的特色发展道路。 (责编：孙竞、申亚欣)

当今世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固有的知识传授方式、获取方式已制约了人类破解未知世界的能力，如何满足社会需求、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是这个时代为教育事业提出的全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2日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笔者认为，传统在线式教育已不能适应当前需求，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以智能技术为牵引变革教育学的关系，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及“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个教学单位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要求，通过MOOC、SPOC等途径进行云端授课，成功在“危机”前孕育出教育现代化的“新机”。然而作为新兴教育模式，智慧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巩固教育成果、拓展育人成效，是亟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即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紧紧依靠师生推进智慧教育，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真正实现学生有价值的全面成长。 首先，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传统式教育侧重统一化、标准式教学，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在其中往往不被重视。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受教育者的个性化诉求逐步强烈，他们希望得到既有特色，又能满足其求知欲的知识。智慧教育的出现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它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收集并分析受教育者的偏好及诉求，在此基础上，教育者可根据数据反馈，对每名受教育者的特长、优势等作出判断，并据此深度挖掘他们的发展潜力，形成个性化发展，实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诉求。 其次，注重学生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云平台、云数据等“外力”的支撑下，智慧教育表现为物联化、智能化的教育形态，可将师生从面对面、点对面的教育关系中解脱出来，不仅扩大了教育主体范围，同时也拓宽了受教育者追求自由选择的渠道。当前智慧教育虽取得不小成效，但仍存在网络授课内容单一、课堂沉浸感不足等现象。究其原因，除授课理念陈旧，更多的是源于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的僵化，而这正是智慧教育需要着重解决的。智慧教育要把落脚点放在“人”，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由性、主体性，灵活运用并将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强调教与学的“双向”输送，促进受教育者有价值的成长、教育者有价值的成材。 最后，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教育主体的双方都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只有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成长目标，明晰正确教育方向，才能真正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智慧教育正是以人的社会属性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诉求的新型教育模式。智慧教育借助信息平台进行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探索，推动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通过强化信念教育和素质教育，为受教育者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避免将信息技术沦为传统式教学的工具，从根本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真正实现学生有价值的全面成长。 （作者：周迨琛，为北京理工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何淼、熊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切实肩负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高校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家国情怀教育，全面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健全学科支撑体系、推动各类课程协同合力、促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深度融合上下功夫，着重锤炼学生的品德修为，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化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建设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一方面，强化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坚守初心、强基固本，牢牢把握师范大学办学定位，真正把教师教育做优做强，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四有”好老师；另一方面，勇于变革，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时”，吸引更多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选择师范专业，培养更多卓越教师，让优秀学生成长为能教善育的大国良师。 　　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高校应以责任担当和切实行动投入到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特别是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创新教育“扶智”路径，促进区域人才均衡发展。针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优秀师资“下不去、留不住”等突出问题，积极探索新时代“强师”计划，为贫困地区“量身定制”师范生政策，强化与地方的办学合作和对口支援，以教育帮扶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重点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集中力量突破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性环节，特别是重点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和各方资源，推动教育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变革创新，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增量提质。激发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活力，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考试评价制度，健全教师职称、岗位和考核评价制度。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3日 09 版） (责编：郝孟佳、熊旭)

原标题：重拾“戒尺”是为了更好地育人 　　学生们犯了错，管还是不管、罚还是不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讨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尘埃落定，明年3月起正式实施。家校间长期争持、困扰的相关具体问题终于有了刚性准绳。 　　对于惩戒这一教育中最容易出现矛盾的地方，北京某小学教师高玲（化名）坦言：“学生犯错应该受到惩戒，但惩戒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被家长反对，我们心里很没底。” 　　高玲的困境，反映了教育惩戒权在实施中的界定问题。重拾“戒尺”，哪些惩戒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明令禁止的，记者注意到，这曾经让人倍感模糊的问题在《规则》中都有回应。更重要的是，《规则》把“育人”放在了首位，惩戒只是方式，育人才是目标。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则》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作出规定，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 明确区分惩戒和惩罚 　　《规则》出台后，那些曾经存在争议的教育新闻一瞬间有了分明的判断标准：此前有媒体报道，江西省一名15岁女生，因听写不出单词被英语老师罚做200个深蹲，随后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湖南某中学教师为制止学生就餐浪费，推出了“浪费粮食罚做作业”制度；北京某小学班主任让未及格的孩子举着自己的成绩单站讲台拍照。 　　现在，这些全都是不适当的教育惩戒方式，或者说是以“惩罚”替代“惩戒”。记者注意到，《规则》对此专章论述，成为此次《规则》最大的亮点之一。 　　“那些模糊的边界，那些易忽视的角落，都被照亮了。”《规则》的颁布意味着教育惩戒进入了法治轨道。这对于保障和规范学校、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金木表示。 　　此版《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定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在教学过程中，用“惩罚”代替“惩戒”，正是激化师生、家校矛盾的原因之一。胡金木表示，与惩罚不同，惩戒重在“警戒”，有惩治过错、警戒将来之意，是学校或教师针对学生的违规违纪或过错行为，施加某些痛苦或不愉快体验，旨在告诫或唤醒学生，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什么情况下老师可以使用教育惩戒？《规则》明确，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同时，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 　　――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 　　――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者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 　　――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划定红线，这些惩戒方式不能碰 　　教育惩戒权之所以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还有体罚、变相体罚的“红线”划定问题。《规则》明确提出，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是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为，划定教师行为红线，规定了对越界教师的处罚方式，方便各方监督。 　　北京西城区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林琳告诉记者，看到《规则》出台，自己作为家长第一反应是“放心”。她的孩子成绩一般，几次测验没考出理想成绩，一次，老师忽然把孩子叫上讲台，严肃地问他属哪个属相。“孩子懵懵懂懂，答‘属龙’，老师冷笑，‘你不是属龙，你是属笨的！看看你考这点分，配不配属龙？’孩子回家就哭了，作为家长，老师说两句我们也不好干涉，但是这种言行的侮辱贬损，以成绩下降为由让孩子罚站都是明令禁止的。看到《规则》我们也有底气了。”林琳说。 　　《规则》划定的红线非常细，北京市101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认为，这也是其中的亮点之一。“规则能细则细，越细越好。道理很简单，一是它指向未成年人，稍有粗放或模棱两可，都有可能导致‘惩戒问题’甚至‘惩戒后果’的出现，进而造成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伤害。” 　　让老师有底气，也让学生、家长有底气，也许这就是《规则》备受期待的原因，也让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家校矛盾从源头上得到遏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在征求意见阶段，他们收回了123820份有效问卷，赞同出台的家长达到84.13%。 　　对于一些可能产生纠纷的事件，《规则》也强调学校应当支持、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惩戒之后怎么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谈到惩戒权，不少教师想的是“惩戒之后怎么办”。正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于晓冰说的那样：“‘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心悦诚服’，这样才会有更好的育人效果。” 　　“《规则》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强调了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是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惩戒之后形成“育人合力”，也是此次《规则》的亮点。《规则》指出，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职责，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是学校、教师正常实施教育管理的重要方面。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合理的惩戒规则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才能，能培养学生抵制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教育惩戒与表扬、鼓励、批评一样，都是教育的手段，手段本身无好坏，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慎重和适度。”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副校长陈庆艳说。 　　“惩戒的运用也需要与家长进行充分沟通，如对轻微问题行为的惩戒，需要事后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对于较为严重或者严重的问题行为的惩戒需要事前与家长沟通。”胡金木表示。 　　《规则》要求实施教育惩戒前后，学校、教师应当要根据情况告知家长，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委员会时要吸收家长代表参加，学生申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受理范围及处理程序等要向家长公布。《规则》还强调，学校、教师应当重视家校协作，积极与家长沟通，争取家长理解、支持和配合实施教育惩戒；家长应当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配合学校、教师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教。“所有的惩戒措施实施以后，都需要家长参与到违规学生后续问题行为的矫正中来，不能一惩了之。”胡金木最后指出。（姚晓丹 唐芊尔） (责编：李依环、熊旭)

　　记得多年前，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冠以这样标题的励志故事：“走出大山”。读罢，在深受感动之余，也颇感几分沉重与无奈――大山，那时在人们眼里总是与困难和苦难并列，是通往幸福生活道路上的障碍。 　　近些年，我在采访中走了不少山区，也跟大山里的年轻人有过一些交流。不经意间发现，“大山”这个词，在年轻一代的眼里似乎不再那么沉重。与彼时对“走出大山”的渴望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却喜欢谈论“走进大山”，聊起这些话题时，他们眼里闪着光，心中有憧憬。 　　不久前，我来到西藏昌都横断山区，遇到一对本地创业的80后兄妹，他们告诉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走出家乡的大山，再也不回来。他们的母亲是澜沧江畔的盐民，儿时记忆里，母亲每天从江边背水晒盐，很是辛苦，他们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后来，兄妹俩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但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年后，最终又决定回到家乡，在澜沧江河谷搞起葡萄园，生产特色红酒，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他们的决定让我颇为惊讶――毕竟横亘在这里的可不是一般的大山，而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 　　是什么吸引他们回来？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先决条件。过去，这里的人们靠制贩井盐为生，运输基本靠肩挑马驮，出门一趟，至少十天半个月；而如今，崭新的水泥路修到了镇里、通到了村里，不出一天就能到达四川、云南。这几年，当地的特色井盐制作工艺成了国家级非遗，游客成群涌入，昔日闭塞的小镇，一下子风光起来。当地政府推行优惠政策，鼓励年轻人回家乡发展。头脑灵活的兄妹俩也想借着这股东风，把当地有上百年历史的红酒酿造工艺重新发展起来。这一切让兄妹俩的回归变得顺理成章。 　　像这对兄妹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拘泥于在城市里寻找事业的方向。“进山”，似乎成了一股新的潮流。这些年轻人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知识、有想法，思路灵活，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大山里深藏的资源和机遇。在云南普洱，有人在大山里搞起了新型农业，一名海归青年看准消费趋势，联合农户在山里种起牛油果，收获颇丰；在浙江湖州，一群年轻人在大山钻研传统紫笋茶工艺，希望用心做出好茶；在青海三江源，有人在皑皑雪山中搞起生态保护，年轻的巡护队员、科研工作者选择在大山里燃烧青春……大山里不仅藏着无尽的宝贝，还藏着他们热爱的事业。 　　国家各项政策也在为年轻人“进山”铺路。近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好政策为不少年轻人“进山”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更有一批年轻的驻村干部选择来到大山，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致力改善大山里的落后面貌。他们的到来，为沉寂的山村带来激情与活力，也吸引着那些走出山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对敢于追梦、勇于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山”不再让人畏惧，而是让人向往，让人更容易联想到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从“走出大山”到“走进大山”，不仅折射着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也意味着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更预示着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在“走进大山”的新潮流中，年轻人已冲锋在前。当下，“十四五”规划建议已为乡村振兴擘画出更加宏伟的蓝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千千万万高山大川，都能成为年轻人施展抱负的壮阔舞台。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13日 05 版）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