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看照片的话，就读于北京市某中学初一年级的轩轩与其他孩子并没有差异。 轩轩的爸爸杭一鸣（化名）甚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儿子的智商高达129，理工科成绩优异，对交通格外感兴趣。 但这些都不是轩轩能够融入正常教学活动――也就是融合教育的“加分项”。因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的一种，简称AS），轩轩常常不听指令，做出一些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此外，由于没有和异性同学相处的距离观念，他的部分举动会被看作“耍流氓”。因此，入学两周后，他就面临“父母随班陪读”或是“在家上网课”的选择。 其间，轩轩的姥姥姥爷提出去学校陪读，但校方以曾经有老人在学校陪读被推搡受伤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父母都是上班族，轩轩只好在家上课，重回传统的特殊教育模式――在“正常”与“特殊”之间有着严格界限的“隔离式教育”。 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79.46万人，其中，39万余人随班就读。据介绍，其余孩子主要依托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儿童福利机构特教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教育安置方式，力争做到一个都不少。 将近一半的特殊教育在校生正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接受融合教育。有网友这样形容普校融合教育的推行现状：“似乎是看得见的曙光，却又是摸不着的未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真正实现“融而合”教育的理想状态，相关部门还需建立多方支持体系，为轩轩这样的孩子提供人际关系场所，提供正确的行为模仿榜样，逐步打破隔阂。 一波三折的求学路 自轩轩3岁被诊断为“疑似AS”后，杭一鸣就为儿子的读书问题操碎了心。 他曾先后将轩轩送往北京某医院下设的康复中心、东北老家一所有熟人任教的幼儿园以及河北邯郸一所民办融合幼儿园。读小学前，又让儿子在北京一家课外培训机构多上了一年的学前班。 据轩轩的家人观察，10多年前，医生、教师对AS的认知水平有限，只是将一些孤独症孩子聚集在一起开展教学活动，轩轩症状较轻，反而容易受到其他孩子的影响。 入读普通学校后，轩轩时不时地“出乱子”，老师也多次向家人反映，孩子太难管，需要陪读。 轩轩的姥姥姥爷是陪读主力，但是当孩子确实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他们也束手无策。为此，轩轩的家人多次向老师、家长表达歉意，如实反映轩轩的情况，但还是有不少家长联合起来，向学校、教育部门反映问题。 杭一鸣记得，轩轩小学二年级时，在一次解决他与别的孩子冲突的家长座谈会上，对方的姥姥闹腾着“要以命夺命”。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针对轩轩的教育问题，学校又尝试了一种“折中”方案：孩子每周去学校两天，由主要科目老师集中授课，其余时间在家自学。轩轩的姥姥姥爷是老中专生，基本能配合老师辅导功课。他的成绩保持在中上水平，但社会性发展有所欠缺。 按照原计划，今年前半年，即将小升初的轩轩要去学校适应一阵子，受疫情影响，只能作罢，这对他升入初中后的表现造成了影响。 轩轩身上的教育难题并非个案。网友“大狼”组建了一个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线上讨论群。作为一名成年AS患者，大狼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青少年时期，AS特质的孩子会有情绪不稳定，多动、抽动、强迫等表现。例如，最简单的写字，很多孩子就会因为下笔轻重、笔不顺手、力度多少、起笔思路等无法做到。 点点滴滴的小问题层出不穷，成为横亘在家长、老师面前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因为他们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但AS的算法显然不同。”大狼说，家长和老师的认识、精力有限，最多只能保证孩子随班跟读。 不止阿斯伯格综合征，其他特殊儿童家庭同样都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头疼。 一位80后母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的儿子既有多动症、又有自闭症。她曾抱着侥幸的心理给孩子报名了普通幼儿园，觉得孩子处于两个极端，不容易被察觉。然而，直到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她才在不经意间看到，不少孩子推搡自己的儿子，还骂他小笨蛋。过去，孩子却因为表达能力的欠缺，一直没有反映过相关问题。为了不让孩子再承受这种压力，她最终联系了辅读学校。 还有一名脑瘫孩子的家长说，几年前，因为没有公立学校愿意接收自己的孩子，她跑遍了所在城市全部的私立学校和康复机构，且不说花了多少钱，“孩子也成了各种教育实验的‘小白鼠’”。最后通过买房、变迁户口，她联系到一家公立学校同意孩子试读，但孩子还是没融进去，“学生、家长都在做面子工程”。 根深蒂固的“隔离网” 一位母亲曾向全国自强模范、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特殊教育学校名誉校长倪岩求助，希望患有智力障碍的两个孩子能在他开办的残疾人文化就业创业培训基地锻炼一阵子。但那对年仅16岁的双胞胎姊妹还没在基地待够一天，孩子的妈妈就因不忍心，带走了孩子，“这让我们爱莫能助”。 倪岩认为，阻碍特殊儿童发展的关键“症结”之一，是孩子家长自我设置的“心理障碍”。不少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特殊情况心生愧疚，对孩子加倍弥补、过度呵护，这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此外，不少特殊儿童的家长还会有“隐藏”“逃避”的表示，无法完全接受自己孩子的真实状况。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福兴小学资源教室的专职老师刘乐在刚刚从事这份职业时，心里常常会很“难受”：一方面，总会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不一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配合自己的工作。 有一名自闭症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异常，失控发脾气。刘乐和家长沟通，想让孩子到专门的资源教室进行调节，对方却坚称，孩子没有任何问题。 一名特殊儿童的妈妈说，自己用了5年时间，才敢向别人坦白孩子的病情，但心里仍然觉得这是“上天的惩罚”。在对待孩子时，她既心疼孩子、恨自己，不想让孩子被别人偷偷打量，又希望他能融入社会。 事实上，不仅是一些特殊儿童的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一些教师在面对特殊儿童时也会因为专业知识的欠缺，茫然无措，更有甚者会产生“恐惧”心理。 一位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自己班上有个叫球球的孩子，有“行为障碍”。在校期间，球球有时会故意推倒其他学生，有时还会用笔扎别人，甚至撕坏、乱踩其他学生的课本。“因为老师们知道球球的情况，对球球的要求相对宽松，其他小朋友不明事理，也会跟着模仿捣乱。”这位老师举例，有时球球会突然从后门跑出去，上课铃声响了也不进教室，任课老师只能暂停授课出门找人。“确实影响了班里其他同学”。 然而，这位老师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十分有限。每次球球有反常行为，她只能尝试安抚其他家长，以“孩子还小”“男孩子比较调皮”等理由来调解矛盾。但随着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她也只能根据学校的要求，给球球安排了单人单桌，并要求家长到校陪读。 在某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小学校长就坦言，“正常的孩子如果被这个孩子（特殊孩子）伤害了，这样的教育让她无法保证其他学生的安全”“给老师带来的工作和精神压力是难以言表的”。 已在特教行业深耕20余年的鄂尔多斯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晓红分析，融合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学生入学评估，到教育安置，再到课程调整，需要老师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但囿于当前家长对孩子教育期望值的增加以及一些重点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优生比例的做法，普通学校老师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 先天不足的“软硬件” 除了对特殊儿童缺乏了解等主观原因外，“起步晚、底子薄、欠账多”的客观现实同样是制约融合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位西部地区的村小校长表示，由于办学条件有限，他们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去教育特殊孩子，但譬如遇到一些聋哑儿童、盲童，学校便没办法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没有对口老师、没有专用教材，也不能提供康复训练或者特长教育。” 一位中部地区重点实验小学的校长也说，“自己很惭愧”，因为学校没有充分的资源和支持系统，自己的任期内还没有接收过特殊儿童。 刘乐所在的福兴小学，目前有15名残障学生随班就读，类型和病状比较复杂。为架起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的桥梁，该校特意开设了资源教室，划分出家长接待区、档案管理区、感觉康复区等多个功能区，软硬件配备相对齐全。 但这名科班出身的90后特教老师认为，普通学校能为特殊儿童提供的额外的支持性服务和各类资源仍然存在欠缺。她说，福兴小学资源教室有两名专职老师，负责给15个残障学生上感觉统合课、语言训练康复课、生活适应课。“每个学生每周至少安排一节课，这样的课时量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刘乐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节课学生上课效果特别好，下一节课学生又把上课内容都忘了，需要重头再教。她说，“特殊孩子的记忆力、学习能力相对差一些，需要连贯、集中的训练”。 作为甘肃省融合教育“样本”，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幼儿园也存在办学经费吃紧、人才流失等问题。中心幼儿园负责人王元芬告诉记者，由于编制限制，该园专业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往往是刚刚培养好一个既具备学前教育背景、又具备康复医疗相关任职资格的教师，他们就会因为身份、收入等原因选择离职。 王元芬还说，幼小衔接阶段，孩子们的听力环境会发生改变，周围的噪音变多，加之孩子们自我意识萌发，在新环境中不被待见，而及时的心理辅导又有所欠缺，难免会产生“回炉”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专业人士指出：当前国内只有60多所高等院校设有特殊教育专业，且开设时间相对较晚，大多处于摸索、模仿、借鉴阶段。既不利于特教队伍专、精、深建设，也不能适应当下“普校成为融合教育主战场”的时代背景。 此外，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近些年，儿童疾病谱系已发生较大变化。即便是特教专业毕业的老师也会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遇到各式各样的“盲点”，而很多时候，特教工作又必须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逐步探索实现“融而合” 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从多个方面为融合教育提供充足资源。 作为牵头部门，教育部先后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作出解读，并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确定了“随班就读”“普校优先”大方向，提出“一人一案”“一地一案”等具体措施。 很多普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教师也争取在能力范围内，探索出“融而合”的理想模式。 甘肃省灵台县宁子小学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目前，该校34名学生中（含6名幼儿园学生），有两名特殊儿童小娟、小斌就读于二年级，为了让他们融入集体，学校专门选派有着12年教龄的茹杰担任班主任，每周两次的例会上，老师们也会在“一生一规划”的表格中，针对小娟、小斌近期的成长状况，写下引导措施。 而学校在制定各项管理制度时，也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在日常考核以及一些常规检查中，设定了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对孩子的评价内容也更加多元。小娟行动不便，父母有些不放心，学校便同意家长陪读。小斌学习吃力，老师就将教学目标定为“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遵守社会规则”。 在随班就读一年后，小娟有了不小的进步。即便她患有脑瘫并伴有肢体残疾，写字很慢，写得也“七扭八拐”，但她每天都会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完成所有科目的作业。课间休息时，她也会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去操场锻炼身体，“刚开始不让人扶只能走一两步，现在已经能连续走5步了”。 妈妈范风玲觉得，女儿性格变得开朗了。如今，这位识字不多的农村母亲决定，孩子能读到啥程度，她就供到啥程度，“不种庄稼可以，娃娃念书可千万不能撂荒了”。 工作3年多来，刘乐同样为特殊孩子付出大量心血。初次接触，她会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语言水平、适应能力进行测试，然后向家长询问孩子的病史、教育史、治疗史和家庭情况，最后再和任课老师了解残障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能力等。整个评估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随后，刘乐便会依据每名学生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 五年级的平平有听力障碍，平时都是依靠佩戴助听器来获取外界的声音。此外，由于听不清，平平的发音也存在问题，这导致平平在班级里一直都是“隐形人”的角色，几乎很少和同学交流、玩耍。 于是，在发音构音训练课程结束后，刘乐便会给平平安排一些传递信息的“小任务”。有一次，她让平平告诉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红领巾落在了办公室。平平在手上写下了对方的名字、班级等信息，做了充分准备。后来，单靠对话，这名三年级的同学就明白了平平的意思。这大大增加了平平的信心。 从不敢说话，到辅助肢体语言、文字表达，再到通过嘴巴表达想法，渐渐地，平平愿意主动开口和班里同学交流。 […]

从教20多年，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主任包丽珍不止一次见识过300多所幼儿园来“抢”1000多名学前教育毕业生的“盛况”，对幼师行业的人才缺口有着切身体会。 包丽珍告诉记者，仅学校所在地鄂尔多斯市就有353所幼儿园，在园幼儿89340名，但幼儿园教职工仅有14728名，“学校每年培养的学生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一组数据印证了包丽珍的感受。2019年，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258万人，按每班“两教一保”标准测算，尚缺52万人。 2019年9月，“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的首批适龄儿童陆续开始进入幼儿园。根据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19年学前教育阶段将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适龄幼儿接近600万人，预计到2021年，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人。 幼师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幼师的需求。缺口当前，包丽珍认为高职院校需要有更多作为，应是培养幼儿教师的主阵地，其培养学前教育人才质量也影响学前教育行业的整体质量。 面对幼师这一缺口，教育部在行动。据悉，教育部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2020年新设学前教育专业点155个，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布点总数超过700个。专科层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俨然成为我国幼儿园教师的主要供给源。但面向市场，作为育人源头的高职院校还需主动作为、持续发力。 实践实操解决“水土不服” 丰富的见习、实习经历，成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们入园前的必要准备。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梁佳宇坦言，尽管在校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做过无数次模拟训练，但一想到要真正上手，自己还是会感觉手足无措。 在鄂尔多斯东胜区康和丽舍幼儿园见习的经历，减轻了梁佳宇的慌张感。“以前看到小朋友拉链开了，总是习惯性地想帮他拉上，但是现在我懂得要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如果小朋友打闹，要先试着让他们独立解决，实在解决不了，老师再出面调节。”她细数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设计区域角、比赛讲故事、画板报做剪纸……梁佳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的上课内容，“这让理论知识变得活了起来，每个我都感兴趣”。现在，梁佳宇正思考着今后要到哪所幼儿园当老师。此外，她还在认真准备“十项全能毕业考试”，将讲故事、自弹自唱、即兴舞蹈、讲课等内容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二次夯实，以便将所学更好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在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像梁佳宇一样从校外实习中获益的学生不在少数。为此，该校不仅与鄂尔多斯市70多所幼儿园达成合作，设置了长达半年的校外实习期，实施“双导师制”，实操实践课程占比达一半以上。 有30年幼教工作经验的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李峥坦言，此举加强了院校与幼儿园的合作、沟通，能有效弥合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的人才与幼儿园实际需要之间的偏差。 “有的幼儿园缺乏先进理念指导，而院校缺乏对真实实践场域的了解，如果在理想化的环境和背景下培养学生，等真正入职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李峥说，当前，部分幼儿园与高职院校合作比较浅层：幼儿园作为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接收学校的学生进行见习和实习。在这种合作中，幼儿园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没有办法深度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来。 要破解这一瓶颈，就要鼓励高职院校教师多与幼儿教师进行岗位互换合作。李峥建议，一定时期内，幼儿园的骨干教师走入高校课堂，用生动形象的鲜活案例，将实际问题呈现，让学生对幼儿园有更深入的认识；高校教师深入到幼儿园，实时了解幼儿园的发展动态，了解幼儿园教学理念与情况，将先进理念应用到幼儿园实际的生活和教学中。 安徽省政协委员、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蔡荷芳也呼吁，政府、学校、幼儿园须“三位一体”协同培养幼教人才。 蔡荷芳建议，可成立由教研机构的学前教育专家、专业带头人、学校和幼儿园骨干教师组成的工作机构，来调研人才需求、修订培养方案、组织教学团队、建立实训基地、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此外，定期召开由教育主管部门、学前教育专家、学校教育教学负责人、幼儿园园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幼儿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进行研讨，设计课程标准、优化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开展教学研究、评价培养质量等。 订单培养解决“接地气” 除了在日常教学、实习实践中加强合作，“订单班”也成为一些高职院校的破题之道。 就读于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的高嘉璐从中获益匪浅。2019年入学后，经过遴选，她进入该校与北京大爱幼教集团合作办学的“大爱班”。 在这里，这名00后的专业知识、实操技能得到不断提升，在今年9月举办的讲故事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有了信心，前不久，她又主动策划了一场律动比赛，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在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院长李建成看来，这是学院在探索“现代学徒制”上的一次创新――企业深度参与到学生的培养工作中，跟校方一起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选派员工在校担任班主任、承担企业方教学工作；双方合力在全国范围内对接一些优质教学资源。 两年里，高嘉璐就学习了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爱创思3.0课程，并在一名资深幼儿园园长的指导下，对家园互动与沟通课程有了了解。此外，她还能免费在公司研发的“星火学堂”系统中，获取不少新理念、新知识。“学到本领，心也踏实了。”如今，高嘉璐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有了更多底气。 然而，伴随学前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记者发现，在设有学前教育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里，不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像高嘉璐一样“自信”。 李建成坦言，近10年高职院校作为主力，培养了大量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就业专业对口率相对较高，但学生入职后，不时会有离职行为，学校的就业跟踪服务系统中，对此就有所反应。 他认为，这与高职学生达不到公办园入门条件，民办园工资待遇较低相关。“个人生活现状、社会地位、收入，和自己的付出有一定差距，从而导致了一些幼教老师的身份认同感较低，职业价值难以实现。”李建成说。 为了提前化解这一问题，目前，除了订单培养外，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精准对接市场，不断细化专业分类，提升课程质量。目前，已设立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应用英语、表演艺术等方向。 除此之外，该校加强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力度，举办校园招聘会，邀请专家解读就业风向，由一线幼儿园园长来指导岗前培训工作，让学生毕业之后，跟市场的适应更快一些，距离更小一些。 2019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甘肃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加强产教、校企、校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经过一年发展，已有83家单位参与其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当前，该集团主动作为，对已经入职的幼教老师进行培训，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 “订单班”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企业用人的燃眉之急。天津民进务实幼教集团总园长祁由园告诉记者，为保障集团内7所幼儿园的师资力量，当前，她们已经和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高职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校园招聘、订单培养等方式选拔优质师资。 祁由园认为，幼教老师留不住的部分原因在于短暂的岗前培训并不能让每位求职者都能充分了解企业的课程体系，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也不够不深入。此外，学校的学习大都以学习理论为主，等真正到了实操单位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准幼师”无论是情绪上还是技能上，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针对于此，不少成熟幼儿园开始关注专业教师培养工作。天津民进务实幼教集团就有一套自己的培训体系，以“线上课程＋线下课程”的形式，让接受订单培养的高职学子早日了解企业的课程体系、管理模式、薪酬构成、晋升通道，师风师德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强化。 “无缝对接，将适应的过程省略掉了，这就是校企合作的核心。”祁由园说，通过提早学习，能让企业培养一名合格幼教的时间从过去的两年左右压缩到半年甚至几个月。为此，务实幼教集团还为一些订单班学子提供了奖学金，期待与学校形成合力，做好优质教育。 “高职院校最终是要解决职业化的问题。”祁由园建议，高职院校在办学时要落地落地再落地。“校企合作越深度、越全面，就越有利，对我们办园，对他们的学科建构、课程设置、学生管理都有推动作用”。 幼师行业如何吸引更优秀人才 对接市场是提升学前教育人才质与量的一种做法。但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主任孙诚直言，要彻底化解该专业存在的同质化倾向严重、培养目标雷同、定位不明等痛点，依旧任重道远。 孙诚坦言，当前，部分职业院校办学理念有误区，一方面过度重视艺术课程，对师德方面教育不多，师范属性不突出；另一方面，专科学前教育专业受到高考招生制度的限制，缺少面试环节，教师所需的基本素养无法考核，且因幼儿园教师收入低、社会认同感低，导致学前教育专业在生源上也从以往的“掐尖”向“托底”转变。 “生源质量影响培养质量，也就影响未来岗位能力。”孙诚呼吁，相关部门要完善考试招生制度和政策，优先录取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鼓励、吸引更多喜欢幼教的学生前来；制定定向招生和公费资助制度，并针对农村地区幼儿教师进行专项培养，扩大免费师范生规模和范围；加大对独立设置的师范专科学校，特别是幼儿师专的扶持力度，提升师范教育保障水平。 与此同时，政府需及时补充公办园教职工，严禁“有编不补”。在没有编制的情况下，以‘同工同酬’为原则，按照在编教师的待遇，采取“购买岗位”的办法来补充教师，真正实现“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董刚也注意到，目前一些区、县、市在组织幼师事业编制招考时，将门槛设置为“本科学历”，这对高职高专学生就业以及相关院校人才培养造成一定“冲击”。 为此，他呼吁，招聘幼师要人尽其才、不唯学历，社会大众也应转变观念，给予优秀的学前专业专科毕业生更多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 采访中，包丽珍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认为用人单位聘用幼师要慎重，不要一味地强调高学历。她观察到，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师在幼儿园任教后流失率高，职业幸福感较低。而专科层次的学生稳定，流失率低，“我们培养出来的专业学生，能够当好孩子王，深受家长和小朋友喜欢。” 此外，包丽珍特别强调师德教育在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中至关重要。她介绍说，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聘用了30多人的心理咨询团队，并且对心理咨询团队进行系统的3年心理成长培训。还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普查、辅导员团体心理培训、危机干预和追踪、个别咨询、朋辈辅导、沙盘游戏治疗等活动。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同样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该校推行“思政一分钟”活动，要求老师结合所教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在每一节课当中设置相应的思政内容，提升学生职业道德信念。 兰州市红古区水榭花都幼儿园园长苏秀山在教育行业摸爬滚打数十年，经历了从公办小学教师到民办幼儿园园长的身份转换。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苏秀山坦言，唯有提升民办园教师待遇，补齐一些管理短板，才能让真正懂行的教育工作者、民办园得到长远发展。 她认为，作为幼教培养源头的高职院校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培养既有开阔眼界又能胜任最基础的保育工作的综合人才，要求学生均衡发展，对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都要有所涉猎。而步入工作岗位后，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也要做好“回炉重造”的准备，通过师徒结对“传帮教”的形式，淬炼自己的职业技能。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强对于园长、办学者的培训。 记者 王豪 石佳 王海涵 (责编：何淼、熊旭)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丰富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为建成教育强国打下坚实基础，需要破解教育评价改革这个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以破除“五唯”为导向，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提升办学成效。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针对学校评价，提出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就是为了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重大问题。高校的使命越多，越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评价高校的因素越复杂，越要聚焦在育人成效上。高校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持续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坚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把立德树人成效这一根本标准内化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不断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深化教师评价制度改革，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教师队伍素质决定着高校的办学能力和水平，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教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应该成为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高校要把教书育人的投入与成效作为教师评价的重中之重，在职务晋升、工作考评中把师德师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情况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进而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此外，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尤其要突出质量导向，坚持以能力、质量、贡献评价人才，正确把握教师学术评价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强调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突出代表性成果在学术评价中的重要性。 　　健全学生评价制度，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校是青年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高校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对于学生成长成才发挥着“指挥棒”作用。高校要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强化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要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严格学业标准，完善各类学生的学业要求，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进一步完善学生学位评价制度，强化学位论文质量把控，培养学生学术志趣、科学精神和学术能力。坚持“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强化体育评价，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享受乐趣。改进美育评价，探索大学美育新方案，创新开展美育的形式方法，着力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激发学生创新创造活力。加强劳动教育评价，强化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2日 09 版）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做照亮贫困地区孩子未来的烛光” 　　“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40%的全国海拔最高县――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恶劣的自然环境令许多人望而却步。然而，对双湖县中心小学教师杜安东、曹晓花这对80后夫妇而言，这里却是实现理想的天堂。 　　“我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教师，教书育人。”杜安东和曹晓花是同乡，在新疆大学就读期间相识相恋。2008年大学毕业后，他俩看到西藏公开招聘教师的信息，虽然对远离家乡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心有顾虑，但初心和梦想最终还是让两人一致报考了那曲市的教师公招。2009年3月，两人来到双湖县中心小学任教，一扎就是整整11个年头。 　　从那曲镇出发，驱车一路向西北整整一天后，在一处仿佛被风刮出的平原上，终于有了些许人间烟火，这里便是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双湖县，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县中心小学，是附近4个乡镇里唯一一所完小，方圆100多公里范围内的数百名孩子大都在这里念书。 　　“缺氧严重、到了晚上才有电、手机经常没信号……经过整整一个学期，我们才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回忆起刚到双湖时的情景，曹晓花感叹一心向往的高原竟与内地气候环境、生活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她说：“高反经常让人头疼，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在双湖的每一天对身体都是极大的考验。” 　　牧区藏族孩子汉语水平普遍较低，师生间的沟通存在很大障碍。“不能总是讲，还要配合着用手势比画，直到同学们听明白、看明白为止。” 　　双湖县中心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由于学校离家路途遥远，不少学生一个学期才能回家一次。于是，杜安东、曹晓花夫妇既当老师，又当父母。夜里陪生病的学生去医院看病、周末带学生外出购置生活用品，帮学生洗头、洗衣服……“这里冬天气温常常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看着学生洗衣服的小手冻得红通通的，就忍不住自己动手。”曹晓花说。 　　爱的付出，也收获到更多的爱。“干妈，你快回来，我想你了！”这是2017年9月，学生们在杜安东的车后窗玻璃上写下的话。当时，曹晓花正在山东老家休产假，看到杜安东通过微信传过来的照片，感到鼻子酸酸的，她没想到，自己虽在几千里之外，却一直被学生们牵挂着。 　　“做照亮贫困地区孩子未来的烛光，是我们在双湖教学最大的动力。”杜安东说。在他任教的第一个学期，二年级学生汉语课平均分只有7.8分。“每次到课堂门口，心头就像被压了块石头。” 　　10多年来，杜安东和曹晓花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牺牲了无数休息时间，终于使他们的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在一次期末考试中，我带的五年级（3）班汉语课平均分是82.3分。这个成绩创造了双湖县教育局有成绩统计以来的最高分。”杜安东自豪地说。 　　“洛桑卓玛、扎西旺姆、央金拉姆……那一届学生我从三年级开始带起，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曹晓花记得，2014年上半年，正面临着小升初的压力，夫妇俩坚持利用100多天的午休时间为学生补课，最终全班大部分学生都顺利考入了内地西藏班。 　　2015年，杜安东被诊出室性心律失常，医生建议他尽快离开高海拔地区生活。现在，杜安东晚上必须靠吸氧才能入睡，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坚守双湖的信念。 　　11年来，远离故土与亲人的杜安东和曹晓花，因材施教，努力构建高效课堂，为推进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县和学校“骨干教师”“优秀教师”“教学能手”。为勉励他俩在教育扶贫工作中作出的贡献，今年年初，两人被列入了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专项奖励个人名单。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杜安东将心里话写在日记中。他说，送越来越多牧民孩子走出双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正是他们在海拔5000米高处坚守、奉献的价值和意义。（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本报通讯员 张宇 谢伟） (责编：郝孟佳、熊旭)

　　讲台上，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讲述着脱贫攻坚给自己家乡带来的改变；讲台下，老师和学生们认真倾听一个个鲜活的脱贫故事。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小先生”讲扶贫的思政课颇受师生欢迎。学生们积极参与，思政教育入脑又入心。 　　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被授予“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有传承、有特色、有典型的“三讲三有”特色校园文化正逐渐形成。 　　“我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来自贫困地区的船舶工程学院大三学生侯祥雨走上讲台，讲述中几度哽咽。 　　年年都有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如何做到入脑又入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两位“80后”教师金璐璐、刘禹辰了解到学生中有的参加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有的家位于边远贫困地区，本身就是扶贫对象，于是他们大胆创新课堂形式，让学生走上讲台，用亲身经历讲述脱贫攻坚成果，让政策理论“沾泥土”“带露珠”。 　　就这样，超过1000名的哈工程学生，主动走上讲台，在形势与政策课上分享自己亲身经历的“扶贫故事”，讲述自己家乡的变化。 　　为加强思政工作主力军建设，哈工程还坚持职称评聘“三单”政策，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职称评聘实行单独标准、单独指标、单独评审，辅导员中产生了3名正教授、17名副教授，近3年有3人入选全国和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哈尔滨工程大学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 　　哈工程校园共走出杨士莪、杨德森、徐玉如等多位院士。近3年来，学校涌现出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一批典型。 　　“一项技术在理论上再完美，不能实际应用就等于零。工程问题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水声工程专家杨德森院士的治学理念，也是哈工程师德师风的生动诠释。 　　建校以来，“治学严谨、组织严密、要求严格”的教风和“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被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如今，哈工程进一步严把教师入口关，增加思政面试环节；建立两谈三审一承诺制度；实行师德师风考评一票否决制，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贯穿教师评价全过程。 　　“学校鼓励师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行动，聚焦核心技术，解决多项‘卡脖子’难题。”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高岩介绍，全校师生传承创新理念，哈工程学生代表队连续两年捧起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冠军奖杯。 　　蛟龙号潜水员唐嘉陵带领学生遨游深海；南极中山站5名队员揭秘科考生活；第九次北极科考队成员韩笑与学生们探索冰川奥秘……这群行业精英、学术专家都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课《海洋中国》的主讲人，课程因疫情原因改为线上开讲，效果却丝毫不减。只有145个选修名额的网课，每次开播都挤进200多名学生。 　　“紧扣学校办学特色，以有情有爱、有温度的课程，树立同学们热爱、投身专业领域的信念。”该课程主要负责人严汝建说。 　　为传承红色基因，哈尔滨工程大学着力打造哈军工文化园，其中哈军工纪念馆开办的“军工往事”专栏，大力弘扬哈军工前辈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服务国防的忠诚报国情怀。 　　“学校坚持建设特色文化校园，发挥实践育人功能，将思政教育与学生活动结合、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参与感、增强自豪感。”机电学院辅导员房帅说。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8日 06 版） (责编：孙竞、熊旭)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陈席元）全国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的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八省市29日公布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排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八省市新高考将采用“3+1+2”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使用全国卷，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7日至8日；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6门由各省市组织命题，考试时间为2021年6月8日至9日。 记者发现，新高考将为考生带来更多选择。以本科批次为例，广东省普通类本科院校（含地方专项计划、少数民族班、各类预科班）设45个平行志愿；江苏省本科批次设置4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河北省普通类考生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 据了解，为确保2021年新高考平稳落地，部分省市将于2021年1月至4月举行新高考适应性演练，具体考试时间安排为2021年1月23日至25日，演练将从考试组织、评卷到招生计划编制、志愿填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模拟，帮助考生了解新高考的试题风格，熟悉录取规则。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30日 06 版） (责编：牛镛、熊旭)

原标题：疫情之下的考研季 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报名参加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们迎来了大考。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377万。 与以往不同的是，2021年研考是研招战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首次组织的大规模笔试，面临着疫情防控和考试安全的双重挑战。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张，2020年研究生扩招18.9万人，招生人数超过110万。专业硕士目前招生规模已经超过硕士研究生招生总量的60%，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博士每年招生已超过10万人。 对300多万考生来说，考研，不仅是为了离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更近一步，也是为了提高就业竞争力等现实问题。 超半数考生读研是为了提升自己 北京交通大学英语专业的彭佳报考了经济管理方向的研究生。在本科阶段修读了会计双学位的彭佳，发现相较于本专业，自己的兴趣和思维模式更加倾向于经济管理方向，也想从事与经管相关的职业，遂决定“挑战”难度较高的跨专业考研。 在考研路上，彭佳克服了不少困难。本科期间，她只学过半学期的数学，仅有的数学知识储备与将要参加的“数学三”的考试要求相去甚远，于是，彭佳把备考复习的重心放在数学上。从今年7月下旬决定考研开始，到9月中下旬之前，她一直在学习数学。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报告》显示，2021年考研报名人数继续呈递增趋势，较2020年341人万增加36万人，增幅10.6%，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近5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迅速增长。2017年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200万人大关，达到201万人。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377万人，5年间，考研报名人数增长87.6%，翻了近一番。 对于考研的动机，《报告》指出，通过对考研动机的调查分析，超过半数考生读研目的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以及提高就业竞争力；认为毕业学校不好，想提升学校层次为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不少往届生也加入了考研的队伍。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谭小林今年要“二战”考研，而她坚持考研的初衷，是为了进入高校当辅导员。她说，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辅导员岗位，都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 《报告》显示，考生构成中，往届生占比上升较快，主要原因是往届生对目前的职业状况不满意，想通过读研来提升自我竞争力，获取更好的就业回报。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分析指出，就业的压力不改变，考研热就会一直存在。相对而言，读书是最好的避险方式。 专业硕士比例上升明显 今年，教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这也是考研队伍日益庞大的原因之一。《报告》指出，2020年研究生扩招18.9万人，招生人数超过110万人，2021年预计将继续延续这一扩张趋势。 如今，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我国博士生规模不断扩大，有意向读博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 清华大学心理学，这是来自天津市某高校工科专业的张帅（化名）的考研目标。这一看似不相关的志向，实际却来源于张帅从初中时起就积累起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就希望能够报考心理学，但却因为高考分数的局限，只能选择一所心理学突出的普通师范院校，最后因为父母希望他上个更好的大学的压力，而选择了工科。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读博，当在学校里待到觉得“自己的武器库没办法再进一步丰富了”，就开始做咨询工作。 《报告》显示，198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为302人，1999年至200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年均增幅23.8%，但总体招生规模较小。2004年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年均增幅为3.2%。直至2017年，博士招生规模再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博士招生人数为95502人，较2017年增幅13.9%，2019年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05169人，增幅为10.1%。 如今，专业硕士也成为考研的主要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小唐（化名）报考本校法学院的专业硕士。从高考时报了法学专业，到入学后希望转专业到法学，考研是他又一次向着这个方向作出的努力。“好早就想考研了，当时转专业没转上，就想考了”。在4年之中，小唐选修过一些法学院的课程，这让他从觉得学习法律有意思，到确定了法学“的确挺不错，适合我”。 《报告》指出，专业硕士从2009年全面开始招生以来，目前招生规模已经超过硕士研究生招生总量的60%。今年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的规模占比明显上升。目前我国设置专业学位类别47个，其中硕士专业学位达到40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 此外，《报告》显示，近年来，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显著增长。自2017年起，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始终高于学术学位硕士。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81.1万人，专硕招生规模达47.4万人，占比为58.5%。2019年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生147.4万人，占比60.4%。 今年7月，全国研究生工作会召开。陈志文认为，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召开的研究生工作会，此次会议对于基于国内内循环为主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总体设计与定位，稳定硕士，扩张博士规模，未来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将主要以博士教育为主，硕士未来将主要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即专硕为主。 陈志文表示：“如今，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传统的学术性硕士会相对萎缩，硕士更强调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不让一个考生因疫情“掉队” 在考研初试的前几天，多地接连出现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这对研考准备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12月24日，教育部再次召开视频调度会，部署全国各省（区、市）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密的措施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要靠前指挥，落实好研考组织管理和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确保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对此，教育部门、各地高校积极响应，保证每一个考生不会因为疫情而“掉队”。 比如，在天津，全市各考区均提前准备1所标准化考点作为备用考点（全市统筹使用），各高校另备教学楼作为备用考点，同时提前做好备用考点工作人员的培训管理，以及试卷调配和安全保密等工作；在黑龙江省，由于近期境外输入性病例增多，国内多地疫情反弹，黑龙江省东宁、绥芬河、塔河等地出现本土病例，当地已经进入战时状态。黑龙江要求来自疫区的考生持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结果，可以参加考试。即使是密接隔离考生提出参加考试要求，当地也将按照规定提供保障服务。 在北京不少高校中，“为考生保驾护航”这句标语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总是随处可见。 12月26至28日，清华大学考点共安排344个考场。共有9000余名考生在清华大学考点参加考试，其余报考清华大学的考生分别在京外560余个考点参加考试。 据介绍，清华大学考点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为方便进入考点时的核验，清华大学开通了唯一入校绿色通道――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专用通道，并在考生绿色通道入口设置多部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测温及检测机器人“阿荼”，承担此次所有考生的进校身份识别和体温检测任务。 同时，清华在各个考场大楼设置了人脸识别仪，可对考生的准考数据以及核酸检测结果相关数据进行核验。清华为各考场和考务室均配备了免洗手消、消毒液和防护服、防护眼镜、面罩等防疫物资。 12月26日，北京工商大学共有2083人参加考试，共设75个考场，分布在学校两个校区4个考场楼内。记者了解到，北工商对考点内所有考场、公共区域进行早中晚三次全面消杀，并将每个考场的消杀工作落实责任到人，消杀面精确到每一个门把手、每一张考试桌面。同时，加强了对隔离考场的消杀频率，并指定专人负责引导、监考，其中一人专门负责考场防疫工作。 12月26日，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间隔离病房内，一位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要参加这天举行的硕士研究生考试。这也是全国首个新冠肺炎感染者参加的考试。 这场特殊的考试很快冲上了当天的微博热搜。在一个人的考场的背后，是多位考务人员、医护人员的付出，更是给疫情防控和考试安全双重考验交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答卷。 考研是一个追寻梦想的过程。在社会各界的保驾护航下，即便疫情当前，考生们也没有停止追梦的步伐。不少心怀梦想的考生相信，经过一个寒冬的努力，疫情总会过去，未来就在眼前。（叶雨婷 阳洋 张释珍） (责编：孙竞、熊旭)

原标题：别再让科研工作者承担“项目焦虑”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在读博时期就曾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和导师的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注意到了他桌上厚重的项目申请文本，此后便加入了项目研究组。科研项目有效支持了我的学术研究进展，在临近结题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更是挑灯夜战，核对报告，最终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我也参与了科研项目的设备管理、财务报销、结题答辩等环节，初步体会到在项目研究之外，仍有颇多需要操心的事务性工作。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高校工作，科研项目在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关乎学者的学术研究，也与职称评定、薪酬职位等现实问题息息相关。此时，由于研究方向的调整，我希望在一个较新的领域尝试交叉性研究，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项目申请上缺乏积累和经验，好在经过一些努力，这个工作也算有效完成了。回顾自己这段成功取得科研项目的经历，有不少心得想分享： 首先，在那些项目评审机制中，有一些显性或隐性的职称门槛，申报书中的“既往研究基础”一栏就让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缺乏研究成果积累的我十分为难。看到前辈学者的论文成果多到需要缩小字号、跨页填写，我却连已有的空行都填不满，以至于对项目能够评审成功心怀忐忑。这其实也是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面对的尴尬，没名气没头衔，很容易被挡在项目申报的门外。 其次，项目申报程序较多、手续复杂，如何运筹、规划好“申报体”文字，就是一门大学问。项目申请表中大都要详细填写研究的主要内容、目标和预期结果，我在填表时，便颇费了一番功夫。 在连续几个月的准备和等待后，我终于成功申上了项目，开始进入研究进程。在项目实施中，我也花了不少功夫来配合项目的实施。比如，与项目相关的评估、检查和审计，均有大量的材料、文书需要花费精力撰写；项目经费的报销手续仍比较繁琐，所需的设备、耗材超过一定数额，需要走招标流程。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人近中年的生活负担，还有挥之不去的考核压力，都考验他们的耐力和毅力。而现行的项目报销制度，对科研工作者也有不小的现实压力。 因此，作为置身其中的科研工作者，我十分感谢项目提供的资源和经费，为自己首次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帮助，但我也同时期待科研项目申请工作中能少一些不必要的琐碎流程。在项目申报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质量和创新性的评审导向，突出同行专家学术评价，尤其是对首次申请同类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可否放宽既往研究成果要求，适当扩大“青年项目”在项目总数中的比例。与此同时，应该在制度上鼓励结合自身学科基础和研究兴趣，探索创新性研究领域，鼓励学科交叉，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学者担任首创性课题的负责人，释放科研潜力。 与此同时，可否减少非必要的申报材料板块，推进线上申报、线上审批，加强各主要科研基金管理单位的申报系统兼容和科研基础数据共享，使得基本信息填报尽可能实现“一键导入”，避免反复填报和复杂的纸质表格制作。在申报系统的设置上，应该注重体现不同学科大类的差异性。对于具有“填白性”的研究，提供具有灵活性的专项评审设计方案。 另外，在科研项目的评估和经费使用上，应当尊重研究规律，合理设置评价程序，避免科研时间碎片化。我建议，高校可以适当增加项目负责人的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加快推进财务助理、学术助理在科研过程中的常态化设置。 当前，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对于建设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论述让我备受鼓舞。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科研工作者在职业生涯初期，在经过调整、精进的科研项目制度的支持下，能够更专注、从容地开展研究工作，扎根脚下的土地，做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兴盛） (责编：孙竞、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