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青年员工讲党史 争做最好的自己 近日，国网山东鄄城县供电公司青年员工在鄄南战役纪念馆开展“马扎上的微党课”青年员工讲党史活动。“先烈遗志不能忘，革命传统不能丢，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年轻党员杨海生说。 该公司开展青年讲党史活动，让年轻人读懂先辈们走过的路，忆党史砺初心，争做新时代最好的自己。公司组织青年员工分批次参观革命遗址和英雄故地，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灯塔-党建在线”等新媒体平台，让青年员工特别是一线流动年轻党员能随时随地接受党课教育。通过“线上线下”学习方式，激励青年职工积极参与党史知识竞赛，实现以赛促学，将知识竞赛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激励青年员工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领悟、在领悟中坚定信念。（夏龙臻）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彰显了促进教育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理念 让每一位考上大学的学生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人生梦想，既关系着千家万户，也关系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未来。国家助学贷款正是一项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惠及大量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近年来，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保持稳定增长，2020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378亿元，资助学生506万人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持。与此同时，已经构建起的高等教育阶段“奖、贷、助、勤、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实实在在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助力他们顺利入学、安心求学、学有所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完善。比如，部分高校适当调整了学费和住宿费，大学生基本生活费用也水涨船高；再比如，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健全，助学贷款不良率有了明显降低，风险补偿金的支出持续下降。前不久，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明确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万元提高至不超过1.6万元。除了提高助学贷款额度，《通知》还对完善助学贷款使用范围、降低生源地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比例、加强风险补偿金管理等作出具体规定。相关政策措施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必将为更多家庭困难学子畅通圆梦通道。 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制度上保障每一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接受教育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投入28.88万亿元，年均增幅8%，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连续9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彰显了促进教育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理念。 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把好事办实办好，还需相关部门狠抓落实，在确保应贷尽贷应助尽助、精准有效实施、做好政策衔接等方面下功夫。比如，针对各项资助政策和各类捐资助学项目比较多的现状，各高校应统筹利用好有限的资金，精准认定资助对象，避免重复资助和遗漏资助。针对新旧政策顺畅衔接的问题，有必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力度、优化贷款办理程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受理效率，让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灾害等影响，部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对此，也应尽快开展全面摸排，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聚焦问题、突出实效，凝聚协同推进的合力，才能让资助政策精准对接需求、发挥更大效益。 金秋时节，同学们怀揣着希望和梦想走进大学校园，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必将照亮莘莘学子的求学之路，为他们追梦圆梦提供有力支持。广大青年学子应当与时代同行、勇担时代重任，以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不懈奋斗，以脚踏实地的勤奋学习争做社会栋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 人民日报 》（ 2021年09月24日 07 版）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孙竞）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艺考招生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意见》重点从四个方面明确了改革任务：一是在定位布局方面，将推动高校进一步明晰人才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二是在考试评价方面，将进一步完善“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相结合的考试评价方式；三是在录取办法方面，将根据不同的考试方式，分类制定相应的录取政策，在各考试类别中基本形成招生高校相对统一的录取规则；四是在监督管理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艺考招生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艺考招生全过程的监督。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该负责人强调，高考文化课是所有艺考考生必考的内容。近年来，由于部分高校对艺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偏低，导致部分考生和家长功利性报考，将艺考作为“升学捷径”，既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高校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实行省级统考是规范和加强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省（区、市）不断推进完善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已实现31个省（区、市）省级统考全覆盖。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扩大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量。该负责人表示，到2024年，要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对于生源极少或考试组织确有困难的个别专业，可通过省际间联合组织或“考评分离”等方式实施。推动各专业制定统一的考务规范和考试说明等，提高省级统考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关于高校校考，该负责人谈到，当前，由于省级统考覆盖范围有限，全国组织校考的高校数量和校考考生规模依然偏大，目前校考高校有300多所，参加校考考生约160多万人次，校考组考和规范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一是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省级统考已经覆盖的专业，原则上高校不再组织校考。二是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积极采取线上考试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人数。现场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6-8倍。三是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考虑改革后省级统考范围不断扩大，现场校考规模不断缩小，《指导意见》明确，从2024年起，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该负责人介绍，从2024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将分三类进行录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二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都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在计划管理方面，除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外，其他各艺术类招生专业均安排分省招生计划。 (责编：郝孟佳、黄子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 　　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月1日至7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1.5%，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7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890.61亿元，同比减少4.7%，恢复至疫前同期的59.9%；游客满意度达85.5。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各地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纷纷推出系列活动，为游客奉上一场场红色文化盛宴。游客重温红色记忆、参访革命遗址、聆听红色故事，在旅游中感受家国情怀。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为祖国庆生，看旅游巨变”宣传活动，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重要节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场馆是国庆假期热门红色地标。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十一”大型全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从塞罕坝出发，带领观众体验“红色旅游、金色文化、绿色生态、蓝色海滨、银色冰雪”。 　　假日旅游近程化。受天气和局部疫情反弹影响，中远程旅游需求未能充分释放，假日旅游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本地游、周边游、近郊游是主流。以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微度假”“宅酒店”受到游客青睐。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店、高品质乡村民宿及主题乐园周边酒店预定火热，房车露营、周边自驾成为出游热点。专项调查数据显示，49.1%的游客选择省内跨市游，比去年提升4.1个百分点；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300公里以内；选择自驾出行游客达55.8%，比去年提升10个百分点；游览城市周边乡村、郊区公园的游客比例分别为28.9%、25.8%，分别比去年提升4.6、5.7个百分点。天津、浙江、海南、广西、云南等地，停留在酒店和民宿的“沉浸式度假”深受游客喜爱。北京、安徽、四川、河南、山东等地，游客出行以周边短程、近郊自驾为主。 　　亲子游和研学游成市场热门。此次国庆假期是“双减”政策实施之后首个长假，亲子旅游、研学旅游需求集中释放。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精心组织各类文旅公共教育活动，取得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成效。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特色农庄、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深受青睐。专项调查数据显示，43.3%的游客选择和家人出行，从出游动机看，亲近自然和亲子研学的比例分别为37.2%、19.8%，分别比去年提高4.7、1.7个百分点。江苏钟山风景区内博物馆群推出四大研学活动、四大专题展览。上海推出“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打造“观光车+微旅游”的全新体验方式，为亲子游家庭提供了漫步上海、阅读城市的研学旅游体验。山东省东营市推出金秋秘境研学之旅精品线路。 　　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和民俗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不断涌现，外地游客旅游和本地居民休闲融合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国内各地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推出线上线下展览活动。多地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现代创意，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重庆忠州老街、南京夫子庙等街区，景点融合非遗手工、文创产品、动漫卡通、快闪、汉服表演等文化元素，打造生活化的文创消费场景。上海、广东、湖南、重庆、贵州等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联动活动，民众可以足不出户“云旅游”“云看展”“云赏剧”。 　　国庆节假期期间，各地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河北指导旅游景区和文旅公共场所依托“乐游冀”“畅游冀”“乐享冀”及自有分时段预约平台实行预约制。贵州、云南、内蒙古、吉林、辽宁等地景区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广播等途径公布景区剩余门票和景区实时在园游客量信息，景区景点一线工作人员全部佩戴口罩，严格执行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1米线外排队等管控措施，并安排专人疏导客流。文化和旅游部通过综合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每天对全国300余家5A级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安全生产进行实时监测，“点对点”指导地方及时处置各类问题和隐患，确保假期旅游安全有序。（记者姚亚奇） (责编：熊旭、马昌)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出台《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以下简称《问责办法》），问责及时拿出实招、硬招，对于推进教育督导改革意义重大。 体现“于法有据”，将问责制度化。《问责办法》首次针对教育督导工作的重要环节进行专门、系统设计，并以规章制度方式加以固化，是教育督导制度完善和法治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问责办法》严格依照中国教育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等要求设计条款，明确了问责主体、对象、情形、程序、组织实施等内容，使教育督导问责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都有章可循。《问责办法》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名义印发，充分联动各成员单位，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做到“五个全面”，将问责系统化。《问责办法》不是对原有问责工作的小修小补，而是将问责置于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中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设计，体现了“五个全面”：一是主体全面，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全覆盖，形成了一级督一级的问责模式。二是对象全面，政府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督导工作人员全覆盖，包含了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三是内容全面，问责情形涵盖法律法规党纪主要方面以及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主要内容，同时也设计“原则性”问责情形，为今后教育改革发展新需要和教育督导工作新要求留有空间。四是方式全面，按照不同问责对象分别设计问责方式，涉及约谈整改、资源调整、组织处理等方面，注重与教育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联动，同时列出了从重问责情形。五是程序全面，在督导问题定性、处罚措施确定、问责决定作出等方面设计了一整套流程，明确了9项问责程序，规范有序，并给被问责对象表达意见的机会。 作为国家督学，我体会，《问责办法》也为全国各级督学履职提供了行动指南。 进一步明确使命担当。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强化问责。督学是教育督导的核心力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问责办法》出台后，督导工作情况将直接与问责紧密衔接，督学面临着新的使命和挑战，要本着对国家负责、对被督导对象负责的态度，以《教育督导条例》《督学管理暂行办法》《督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为遵循，认真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严格标准不放松，确保教育督导工作不出错、不走偏。 进一步明确督导重点。哪里有教育问题，哪里就有教育督导，哪里就有督学。《问责办法》按照督导工作和督导对象特点，分别对地方各级政府、各级各类学校、督学和教育督导机构工作人员等细化问责情形。例如，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教师师德失范、教育群体性事件高发、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或卫生防疫不力等，这些方面都是今后督学开展教育督导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因此，身为督学，要朝着《问责办法》指引的方向去努力，坚决守住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的底线。 进一步明确履职纪律。《问责办法》是教育督导组织实施问责的尺子。督学不能只拿尺子量别人，也要量自己。《问责办法》的问责情形不仅涵盖了地方各级政府、各类学校及其相关负责人等被督导对象，也涵盖了督学和教育督导机构工作人员，为督学划出一道道清晰可见的高压线，对其履职纪律提出了严格要求。身为督学，更要以《问责办法》为镜，联系督导实际、时时对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恪守职业操守，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碰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维护教育督导的良好形象。 （作者为国家督学、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山东威海环翠区教育局学前科、环翠区妇幼保健院及环翠区疾病防控中心等部门组成的教育督导组进入该区所辖的学校进行督导检查。 　　资料图片   这些教育成就彰显了综合施策和多方合力治理的实效，教育督导在其中功不可没。在教育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荫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特别是今年9月开始实施的《教育督导问责办法》进行了专题解读。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扩大有计划的划片就近入学比例”……中央和地方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保障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权益，调动和激发了他们敬业爱岗奉献的精神，同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优化了教育生态，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开启“教育督导2.0” 教育督导也称“教育视导”，是我国教育法确立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肩负为教育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的职责和使命。在田祖荫看来，教育督导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教育法律法规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更好地推动解决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2020年2月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继教育督导全面恢复、教育督导推动实现“双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教育督导条例》出台后，中国在此领域制定的一部纲领性文件。《意见》提出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到2022年，构建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在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在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策、指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田祖荫认为，通过确立上述改革目标，中国开启了“教育督导2.0”，其最大亮点是教育督导“长牙齿”。为此，《意见》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责机制、督学聘用管理和保障机制5大方面提出了24条改革举措，出真招、出实招。比如，在督导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突出确保督导机构独立性，全面落实教育督导职能， 提出了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充分发挥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作用、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等改革举措，特别提出各省（区、市）要结合实际，比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架构，完善教育督导体系。在督导运行机制改革方面，从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出发，提出落实督导职能的“品牌”业务。在督导问责机制改革方面，丰富了督导结果运用和问责手段，从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报、问责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教育督导“长牙齿”的关键举措，明确问责主体，规范问责方式，建立以问题为中心、以整改为目的、以公开为“利剑”的督导问责流程，推动树立督导权威。 多方合力狠抓落实 《意见》至今实施近两个年度，取得了哪些成效？对此，田祖荫介绍说，围绕《意见》贯彻落实，有关方面着力推进多项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强化部门职责，形成教育督导“长牙齿”的政策合力。教育督导涉及组织、编制、人事、财政、发改、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职责，必须建立高效的分工合作机制。 根据《意见》部署，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进一步充实加强，成员增加了中组部、中宣部、体育总局、团中央、中国残联等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制定了贯彻落实《意见》的分工方案，将任务逐一分解。各相关部门主动履责，积极推动。比如，中组部明确要求地方各级组织部门，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管理工作中用好督导结果。财政部明确要求各地财政部门支持教育督导工作，在预算安排中保障教育督导经费支出。比照中央做法，各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成立了教育督导委员会，由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省级领导干部担任主任，切实提高了教育督导的层级，形成了齐抓共管格局。 教育督导工作紧盯中央重大教育决策部署，充分体现出威慑力。 2020年，督促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被作为年度教育督导“一号工程”。全国2846个区县正式承诺实现“不低于”目标，根据最新的督导情况，迄今为止，各地兑现了这一承诺，教师工资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正式建立。2021年，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即“双减”）和“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即“五项管理”）督导被作为年度“一号工程”，通过责任督学日常督导、组织国家督学开展交叉检查、启动问责程序等，促进相关工作深入开展。 推动督学队伍聘用和管理模式创新。通过分类选聘的方式，组建了多层次的国家督学队伍体系。包括总督学顾问20人、国家督学顾问82人、国家督学200人、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300人。目前，全国共有各级督学14.7万名，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他们承担相应的教育督导任务，成为“长牙齿”的重要支撑。 探索“督导+问责”模式 十次督导，不如一次问责。田祖荫强调，教育督导要敢于“亮剑”，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为此，有关部门于今年7月出台了《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以下简称《问责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对约谈整改、资源调整、组织处理等作出规定，明确了督导问责的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实现督导问责的规范化。具体来说，《问责办法》从4个方面对教育督导问责作出了系统制度设计。 一是明确了问责对象为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有关工作人员。二是明确了问责主体。《问责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本地区教育督导问责工作，依法追究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的责任。同时，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有关部门依法落实问责职责。三是明确了问责内容的具体情形，包括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等。四是明确了问责方式。比如，针对被督导单位，主要采取公开批评、约谈、督导通报、资源调整、行政处罚等问责方式；针对责任人，主要采取责令检查、约谈、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处分、移交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问责方式。 《问责办法》已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其实施效果，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郭杰充满信心，认为以《问责办法》实施为契机，教育督导问责制度必将全面发力，教育督导的“铁齿钢牙”必将紧紧“咬”住那些履职不力、违规违法的被督导对象，并让他们产生切肤之痛，督促他们依法依规全面整改和完善提高。从长远看，中国教育发展改革过程中探索的“督导+问责”模式，将成为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为其他诸多领域、行业发展改革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超四成职业院校学生倾向于选择灵活自由的职业 　　毕业前3个月，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英语专业的陈彦章和朋友合伙创业，开了一家人力资源的公司，刚起步不久，公司运营遇到了困难，短视频推广和百度推广引流受阻，吸引不到客源，创业失败。父母建议他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但他觉得那种日子“太过平淡，索然无味，接受不了。” 　　因为“有一颗不甘平凡的心”，陈彦章想一直迎着风口去跑，“这样是最快的”。20岁出头，他喜欢接触社交，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相比80后、70后在一个岗位上做了几十年的日子，“太苦了”，他接受不了这样慢慢熬的生活。他入职了一家企业，打算做一个缓冲期，等自己准备好了，“还是要出去创业”。 　　近日，《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研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共收到有效问卷26596份。追求工作的自由度成为00后职业院校学生的新要求。根据问卷显示，45.21%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希望倾向于选择灵活自由的职业，44.36%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会因为工作很自由而选择该工作。 　　追求自由工作之中，学生的就业心态也“飘起来”。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校企合作处负责人卢文澈曾去一家单位回访，临走前，老板告诉他，从学校里招聘的一个孩子技术不错，学习能力很强。但没过多久，老板打来电话说这小孩离职了。卢文澈询问这个学生离职的原因，学生告诉他，“心情不好”，他继续追问是不是想家了。学生说，就是心情不好想离职了。卢文澈发现，现在的学生“没有沉下心来去钻研的这个心气儿了，整体感觉到学生在就业时心态很浮躁。” 　　还有一个毕业生私下跟他聊天，抱怨自己在企业工作薪酬低，每天都是在流水线上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玩不了手机”。干了3年后，“崇尚自由”的学生辞职，因为自己爱养猫，便去当地开了一家猫舍。“现在00后的就业观念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他们可选择的空间太大了。”卢文澈说道。 　　如今，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13万所，在校生3088万人，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据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晓、钱鉴楠的调研发现，从结构看，“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才1000万人，但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工人队伍质量看，《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948.41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5，日本的1/3，德国的1/3。“在当前的新竞争格局中，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效益仍旧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短板弱项。” 　　要让职业院校学生沉下心来磨炼技能，成为高技能水平人才。卢文澈建议，得吸引职业院校毕业生自主选择制造行业就业，一方面要加强劳动精神教育，把就业教育纳入思政教育的体系之中，从思想引领上让学生有吃苦精神、奋斗精神。 　　另一方面企业要提高岗位酬劳，做好企业文化教育。卢文澈认为，“学生从工作中不仅是获得了物质上的收获，同时在精神上也要获得极大的满足。” 　　几年前一个场景让卢文澈印象深刻：他曾去陕西一家航空航天企业调研，那里十分之一的技术一线员工都来源于他所在的学校，几乎没有学生就业后选择离职。谈起工作中的细节，他发现，在那里工作的学生会自豪地提到：自己生产的零部件也跟着火箭上了天，神州载人飞船也有自己的一份付出，“他们内心有极高的职业成就感，就愿意踏实钻研技能技术。”(见习记者 杨洁)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教师轮岗要做好顶层设计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从教师队伍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教师科学合理轮岗，对于破解教师个体职业倦怠，提升组织内部动力，营建充满活力的教育生态，为学生全面个性成长提供优质教育资源，都是有益且必要之举。 　　早在2015年，山东潍坊市就开展了以“按需设岗、分层聘任、合同管理、绩效激励”为主要内容的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县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编制总量，人社部门核定岗位总量，教育部门在编制、岗位总量内统筹调配教师，学校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县域跨校竞聘、定期交流的管理机制。改革以来，共实施了6轮聘任交流，累计完成校内聘任24.46万人次，跨校竞聘16702人，城区向农村流动5616人，优化了师资配置，激发了教师队伍活力，促进了全市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部确定的首批教师队伍“县管校聘”改革示范区。 　　当然，在现实中，教师轮岗也存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是主观意愿上，教师不想离开自己熟悉的教育环境与圈子。二是路途遥远、生活交通不便、父母子女需要照顾等原因，也是导致教师不愿意动的原因。从校长的角度看，教师的轮岗打破了原有的教育教学秩序。派谁去？学科空缺如何填补？教学质量能否保障等不确定因素都是现实困扰。三是区域层面，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教师轮岗中的制度设计、资金投入、实际操作等推动要素方面尚不完善、不成熟。基于基层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做好教师轮岗工作，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通盘考虑。 　　一是要做好制度设计。将教师轮岗工作统筹规划，拉长时间轴，在更长的时间内实现有序流动、按需流动、优质流动。制度设计的初衷不是为了流动而流动，而是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人民对教育的迫切期望。区域层面，要积极推动教师队伍变革，促进教师由“单位人”到“系统人”的改变，彻底改变不管干的好坏、都要在一个单位退休的现状。学校层面，要确定教师轮岗的结构比例，摸清每个教职工的思想动向，做到有的放矢。在具体实践层面，学校会根据老师的不同情况，设立不同的“库”。老师按照年龄、任职年限、学历等情况分入不同“库”中，汇总到区县，再由区县统一制定计划。 　　二是以人为本，调动教师轮岗的积极性。制度框架有了，必须要解决人的问题。各学校要制定基于教师成长和发展的轮岗机制，要在评优树先、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等方面确定一定的框架，让老师们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下去轮岗交流，让老师们能够看得到轮岗的意义和自己的成长是相匹配的，而不是被动应付，带着情绪下去交流。区域层面，要建立轮岗详细预案，在生活、交通、教师成长等方面一定要有实招，加大教师关爱力度，建设轮岗教师周转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将轮岗老师的后顾之忧解决在前面，让教师享受到关爱，感受到尊严，体验到价值。在潍坊，所有教师轮岗的学校都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班交通最多是一小时，如果天气不好，随时可以选择在周转宿舍休息。 　　三是要做到持之以恒，保证制度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将教师轮岗工作提到政府负责的层面，以项目的形式固定下来，有专项资金，有专人负责。不会因为教育局、学校领导的更换而改变轮岗的政策和相关待遇。要以项目、课题等方式定向研究推动教师轮岗工作，做好困难研判，做到顺利推进。同时，为了保证学生受教育的连续性，最好以学段为单位作为轮岗的时间节点。 　　四是双向轮岗，提升队伍活力。城区的老师交流到农村，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同时，也要保证城区学校的质量不能下滑，还要做到队伍的稳定性。因此，也可以定向选取农村学校老师到城区挂职、跟岗，成熟之后到原单位就能够起到骨干作用。同时，建立后续的跟进反馈、携手共进机制，轮岗的城区和农村学校建立教育教学共同体，拓展、固化轮岗的成果，通过定期的同课异构、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名师工作室等举措，保证农村学校不因城区优秀教师的返校，造成新的教育贫困与师资“缺血”。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笔者有一些建议：一要在组织架构上成立教师轮岗工作专班，定期调研，整合相关资源，提升工作效率。二要在政策大致成熟之下，以试点方式予以推进，可在区域内、集团内等进行试点，通过点的实践，发现面的问题，以此积累经验，改进短板，科学有效推进轮岗。三要广泛征集意见，组织多个层面的论证会，在制度设计上既要保证科学性、可操作性，更要体现人文性、普适性。 　　（作者：刘剑锋，系山东潍坊市坊子区实验小学校长） (责编：温璐、薄晨棣)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强度育儿，让我们面临什么 　　甘肃省昆仑幼儿园在儿童节成为一片热闹欢腾的海洋。侯崇慧摄/光明图片 　　2021年5月28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一家书店，家长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图书。殷潮摄/光明图片摄 　　【专家视角】 　　编者按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至8月，中央和各地方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相继出台。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放开“三孩”的消息出来后，话题热度数月不减。参与讨论的年轻人都在问，到底“生不生”呢？生几个呢？ 　　低生育率让多国面临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年轻父母们肯定还是生少了，统计显示,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总数的指标为1.3，而一般来讲，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不过，这在全球并不是个别现象。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回应――有效性如何？》的工作论文指出，全球的年轻人都生得比较少：在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越来越多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南欧、东南欧、东欧以及东亚的部分国家，生育率则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为韩国（0.9），有八个国家或地区这一指标在1.2及以下，其中四个国家或地区在亚洲――除韩国外，还有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新加坡。 　　研究人员指出总和生育率的极低（低于1.5）或超低（低于1.3）现象是全球生育率转型进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担心其会给公共财政、养老金体系、社会保障和卫生事业带来巨大压力。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低的挑战，但“生不生”的确不只是个人“偏好”。年轻的父母们做出生育决定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程度：个体往往视经济方面的安全、工作上的稳定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 　　社会危机：危机容易导致个体选择推迟婚育，导致生育率下降； 　　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 　　性别不平等：妇女仍然承担着大量家务，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容易导致低生育意愿； 　　买不起房：房价和供应情况影响着生育能力和意愿； 　　年青一代的家庭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观和微观因素有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但为何会在当代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深刻影响呢？这就牵涉年轻人在育儿观念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父辈们不同，现在的年轻人追求高质量育儿，而落实具体行动，就演化成一场高强度育儿。高质量与高强度的叠加，使育儿成为为人父母者的一件“艰巨任务”，使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父母决定论”与高强度育儿 　　在当代，“做父母”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这代家长在观念层面大约比此前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的观点――孩子所接受的养育的质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面貌。各类家庭教育政策文本、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耳提面命的老师和同样焦虑的其他家长也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一项数据更是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在美国，父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增长了两倍，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当然多了更多――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仍是父亲的两倍。但请不要忘了，从世界范围看，女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刚刚获得稍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短短40年，新的育儿精神又在重新召唤着她们重返家庭的“战场”。研究指出，而今全职工作的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与上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几乎一样。另一项针对西方十一个富裕国家的比较研究甚至显示，2012年时，母亲们教孩子的平均时间较1965年长了一个小时。两项研究的共同指向是――全职工作的老母亲，既要主外又要主内。 　　高强度育儿已是我们这个年代主导的育儿模式。在过去，对于孩子能否在学业上获得成功，我们要么信奉个体决定论要么相信社会经济地位的力量。但在父母决定论的话语体系之下，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养育质量意味着什么呢？花更长时间给孩子以高质量陪伴，最好能够与他们一起游戏、一起学习；还要把握机会系统地引导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要花时间与孩子讲道理，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投入金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必不可少，目的是创造机会学习课外知识；在学业的重要阶段，购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购买专家咨询则是上佳选择。研究人员测算，在美国，从2000年至2010年，每个家庭花在孩子上的平均成本上升了40%之多；2015年，从呱呱坠地到17岁，每个美国家庭养育单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33610美元――这还没有加上大学学费。按照澎湃新闻的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发布的一份关于上海市中小学成绩变化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该市静安区，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每个家庭的总投入接近84万元，其中教育投入超过51万元，在闵行区，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6万元和52万元。 　　大约可以把当代父母育儿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做得好，那就做到了“高强度育儿”，做不好，那就是低强度育儿。父母都需立志成为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哪怕需要自学儿童心理发展知识，抑或再学一遍数理化。 　　目前的总体趋势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接受父母决定论，这是对儿童发展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转变――从社会学的解释过渡到道德的解释。道德解释的内在含义使我们认定，父母是否称职的依据变成了孩子发展得好与不好，对养育行为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力争做全能的父母和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成了“好父母”的标准。英国广播公司曾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标题耸动：《坏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扩大》。言下之意，父母质量如何影响着孩子的学习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儿童发展的道德解释和父母决定论显然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儿童福祉和生活机会的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发展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例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制约。 　　生还是不生？竞争性养育与低生育意愿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提及，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对育儿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它影响着父母们定义什么才是合适的养育方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亦指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并加剧。而在赢者通吃的社会，父母总是担心子女落后于人，希望孩子在很小时便赢得人生的主动权，为在社会上立足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研究指出，父母尤其是中上产阶层父母已然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社会学家埃伦瑞奇在《担心失败》一书中指出，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其不同于金钱和资产的占有，无法构成有效且有力社会排斥手段，除了投资教育，不断加码外，似乎别无他途。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后果之一便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过度关注，对他们的教育机会和成功变得高度紧张。 　　一言以蔽之，经济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群体的养育文化，正是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为何更加“高强度”。假如教育系统高度分层且选拔性强，那么这个系统就更容易引发“育儿战争”。在一个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中，父母会更侧重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个人提升、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功用，他们往往视子女教育为自己不可避免的责任，尽力想办法提供给子女适当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即便资源投入和竞争力远超实际所需。 　　韩国的“教育热”现象曾被美国宾州大学的安德森（Anderson）和康乐（Konler）深入研究。他们指出由于韩国年轻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在总体上竞争更加激烈，要获得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进入韩国最负盛名的精英“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变得至关重要。为了将孩子送进这三所高校，韩国的父母们也是百般武艺都用上，一般都会在孩子们正常上课时间后再安排他们参加课外补习，接受数学、写作、音乐、科学、英语等科目的额外培训。按照赛思（Seth）在《教育热：韩国的社会、政治以及教育追求》一书中的提法，送孩子参加课外培训已经成为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按照统计，到2009年时，就已经有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未能送子女上这些额外课程的父母甚至要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据说在韩国，说英语不单是一个别致的地位象征，更是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因此，“英语热”现象一直困扰着韩国，越来越多的韩国父亲将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送到英语国家学习，而自己则留在韩国工作，通常选择每年拜访妻子和儿女，自己则被称为候鸟父亲（goose father），按照有关资料的统计，目前韩国总共有大约20万候鸟父亲。 　　在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下，父母通常认为孩子的成功反映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努力程度，所以争相投入，让他们参加最好的补习班、英语课程或日托中心，对每个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毕竟，孩子越多，能够给每个孩子的经济资源就越少，如此，孩子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安德森和康乐也留意到东亚剧烈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现象，并指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与欧洲地区不太一样，欧洲地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育率下降多是由青年人推迟婚育的行为所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其在他们婚育后还可得到部分弥补，但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一般无法挽回。在研究韩国个案时，他们使用韩国私立教育调查数据开展分析并验证了父母的教育负担与生育愿望，发现课外补习上的教育支出的确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关联，亦即前者的增加与后者的减少有关，花费更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报告也指出，在双职工家庭模式不断扩张，经济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强度育儿”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此，深入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性，通过减税等形式教育补贴，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便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作者：谢爱磊，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编：温璐、薄晨棣)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六成职校学生不愿当“蓝领”，为什么？ 　　随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发展，蓝领技术岗位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成为“蓝领”。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还应更多考虑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与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我一方面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对将来的职业发展都缺乏明确规划；另一方面也在观察中发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岗位，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校的职业院校学生，年龄普遍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个别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庭中的弟弟或妹妹。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环境中，习惯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动手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看起来“又脏又累”的蓝领岗位对他们自然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着重发展互联网经济，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赚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们如果心思活络，具备一定的学习适应能力，不难为自己找到比成为蓝领技术工人更赚钱的去向。毕竟，对大多数并非顶尖水平的职校学生而言，技术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他们的收入期待，改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对学生有所影响。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录取分数线低。目前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形式多为3+3、3+2。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能够借助职业教育取得大专文凭，在其家庭看来是较有“性价比”的选择。不少将孩子送入职业院校的家长，只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人管、不在社会上闲混惹事。真正让孩子学习专业技术和本领，对这些家长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家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普遍希望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蓝领工作在社会偏见的影响下，常常被家长认为是“不体面”的。很多学生家里条件不差，但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这些孩子在职校拿到大专毕业证后，家里给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上班了。 　　在个人因素上，职业院校学生构成复杂，家庭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学生自身而言，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看法也就不同。有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分数线达不到本科要求，无奈选择了职业教育。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有更好的基础，在学习上也会获得优势。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目标就是学好技术，将来用一技之长成就人生。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专业学习上。对于他们而言，技术岗位往往不是最佳选择。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选择技术蓝领岗位的占比低，是有一定原因的。想要振兴技术工人行业，提高“蓝领”的社会认可度势在必行。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不仅要让学生对自己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事有清楚的认知，也要让家长和社会看到：技术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边丽娟)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