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八成受访大学生愿意支持国货 今年刚毕业的方楠自称是某国产品牌的忠实拥趸，从家居用品到电子产品，小到一只签字笔，大到一台液晶电视机，该品牌的商品都是他的第一选择。 作为00后的“排头兵”，今年大四的黄佩鸣同样是国货的忠实粉丝，她用“使用频率特别高”形容自己对国货的态度。“我用的护肤品、化妆品、衣服、鞋子、家电、日常生活用品……很多都是国货。”说起自己用过的国货品牌，黄佩鸣停不下来，“服装品牌有太平鸟、飞跃；家电有美的电磁炉、电饭煲、海尔的冰箱；家里的调料、日用品，还有我自己的化妆品几乎都是国产的。” 如今在我国消费市场，80后、90后已成为主力军，Z世代（1995―2012年出生的人――记者注）人群正在大踏步进入。2017年，国务院批准5月10日为中国品牌日，一大批“国货之光”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在强大的内需驱动与国人日渐强大的自信下，更多中国产品成为国民好货，获得国人、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认可。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998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9.83%受访大学生愿意支持国货，对国产品牌发展怀有期待，9.36%热衷于购买国货，10.81%认为相较国外产品，国货质量有待提高。在使用体验上，83.75%被调查者满意国货现状，质量优秀（52.60%）、性价比高（48.65%）、性能好（45.74%）以及颜值高（31.7%）是他们选择购买国货的原因，支持本土企业发展和升级（48.65%）和支持国货产品、有亲切感（50.83%）亦是促进了大学生们支持国产品牌的源动力。 国货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 “如果我想换个新手机，一定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在出生于“千禧年”的林尧看来，国产电子产品性价比更高。在手机功能相似的情况下，国产品牌的价格往往更具优势，“购买电子产品时，我会选择自己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所以往往会把范围锁定在国产品牌。” 在留学生张琦的消费观里，国别曾经一度是她购买产品的重要考虑因素。“以前买东西的第一反应常常是产地。比如，想买家电可能会先考虑德国产的，购买相机会想到看看日本产的，如果购买保健品可能会优先看看澳洲的。”后来，在好友与同学的推荐下，曾一度以为“购买外国商品才是时髦、上档次”的张琦逐渐摆脱了广告营销带来的刻板印象。从化妆品、运动鞋开始，她越来越多地尝试不同种类的国产商品。“曾经提到一些国货就会觉得‘土气’‘过时’，但其实，现在许多国货都非常值得购买。”“双11”就要到了，张琦早早备好了自己的购物清单，衣服、小家电、日用品满满当当，“希望我能抢到江南布衣的那个外套。” “中国品牌提质增速效应明显，成为用户的首要选择。”京东发布的《2020中国品牌消费趋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京东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品牌商品及品牌数量、下单人次、订单量的同比增幅均高出进口品牌增速，两者差值超过20%。在这条国产品牌与国外品牌的PK赛道中，更多国产商品正通过“沉淀品质、提升性价比”“占领电商平台沃土”等方式，获得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消费主力青睐，逐步实现弯道超车。 为了选到一台自己真正满意的新手机，中国地质大学的大二学生修子桐花了不少功夫。她将有好感的6个来自国内外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列成表格，逐一对比功能、参数、价格、性比价等指标。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货比三家”，再结合自己平时的使用习惯，某国产品牌的一款新品在修子桐的考验中胜出。拿到新手机的当天，她迅速修改好自己喜欢的主题、字体，还设置了喜欢的起床闹铃，将功能区按照自己的心意排版。一个星期下来，修子桐对自己的新手机非常满意，“特别是续航能力，我再也不用带着充电宝出门了。” 黄佩鸣对于国产化妆品的认知几乎和国产美妆品牌的成长发迹同频。大学初期，她对国货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当时的国产品牌可能也没有现在的热度高。”当时黄佩鸣选择化妆品的标准是“时尚、符合流行趋势”，日韩化妆品承载了她大学初期的护肤日常。随着国产化妆品市场的发展，黄佩鸣的化妆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货。“对于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国货的性价比就很高。”在黄佩鸣看来，性价比高的国产化妆品不仅价格符合学生的消费水平，产品功效、份量也能满足她的护肤需求。 近年来，国货的口碑不断提升，新鲜有趣的促销手段与“内外兼修”的优秀品质，抓住了许多年轻消费者的心。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大学生们往往会在电子产品（71.21%）、服饰（75.16%）、家具家电（50.94%）、护肤彩妆（42.2%）等领域购买、使用国货。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人购物车里的商品超八成是国货；购买新锐国货品牌的消费者中，超过半数是95后。 青年自愿为国货代言 “我觉得近几年国产商品的进步非常明显，特别是一些智能家居产品，有许多让人惊喜的功能。”在修子桐看来，这种变化都是潜移默化的。“大部分时候还是首先考虑实用性和性价比，不经意间才发现用了这么多的国货。还是非常惊喜的。” 面对种类繁多、性价比高的国产品牌，黄佩鸣通常会毫不吝啬地推荐给身边人。“很多时候不是我刻意地向别人推荐，更多的时候是别人觉得我用着不错，主动来问。”在不断“种草”和“被种草”的过程中，黄佩鸣觉得国货越来越像自己身边的朋友，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疫情期间，黄佩鸣购买了一支国产品牌的口红。拆开包装后，她发现包装盒里除了自己购买的口红，还附赠了消毒湿巾，一张卡片上写着：请大家保护好自己。“当你拆开盒子的时候，可能还没看到自己购买的产品，但是看到这张卡片就瞬间好感动，觉得很贴心，像是来自远方朋友的关心。” 除了性价比高，黄佩鸣对国产化妆品爱不释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意和潮流。在黄佩鸣看来，苗寨民族风情、国宝大熊猫、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等带有中国元素和中国情结的创意产品，总能瞬间征服她。而联名合作款产品的出现，则更贴近黄佩鸣的消费心理。“之前我常用的国产化妆品和一个流行的奶茶品牌合作，生产了和奶茶同款配色、同款名字的眼影盘。”面对这样价格合适、质量过关的国货潮流产品，黄佩鸣也总是忍不住“心动”，每逢推荐时，也忍不住多夸几句。 作为某社交平台的原创视频博主，林思每每遇上好用的产品，都会发帖推荐。为了让自己的帖子更具有真实性与说服力，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她都会进行多次对比，将产品的优缺点认真地记录下来，而在她的“种草”清单中，平价又好用的国产品牌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推荐国货的时候总是莫名涌上一股底气与兴奋，有种‘自家的孩子终于出息了’的感觉。”而用户的反馈也往往体现，一些拥有一定底蕴的国产品牌通常极少“翻车”，“国货之光”在年轻人新形式的“口口相传”下，展现出更多魅力。调查显示，97.69%受访大学生愿意主动推荐国货。 除了护肤品，吴亚坤接触最多的国货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们全家都用国产手机，我现在的手机用了一年半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在吴亚坤看来，家中父辈对国产商品的支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我爸妈从很早就开始用国产电子产品了，现在的国产手机不光宣传好，性能、性价比都很高。”吴亚坤坦言，支持国货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国产电子产品的“争气”。“我觉得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越来越理性了，做得好的国货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是情感流露，更是理性选择 麦肯锡《2020年消费者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不再着眼于生产低价产品，而是努力升级产品的品质、性能和价值。该调查显示，乳制品、数码产品等品类中，近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在高端产品上选择中国品牌。 林尧期待国货能够遵循自主创新的道路继续发展。“期待国产的智能类产品、电子产品核心技术，化妆品等日用品的核心功能、效果继续提升。”在林尧的生活里，儿时用的护肤油、每年夏天必不可少的花露水都是国产品牌，这里有的不仅是记忆和习惯，也是林尧和朋友们成长路上挥之不去的情怀。“一提到花露水，总会想到国产的六神花露水。” 他对国产品牌寄予厚望。“期待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不论是从质量、性能、性价比，还是颜值、价格上来说都能更具市场竞争力。” 张琦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她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美国导师穿了一双“飞跃”小白鞋来上课。她非常惊喜，顿时觉得非常骄傲，也暗暗觉得“这个美国教授真的非常了解中国文化，还很有品味。”下课后，张琦还特意跑去称赞导师的小白鞋好看，问她为什么选择这双鞋子。“教授说她是来中国交流的时候购买的，非常喜欢这双鞋子的设计。”这让张琦非常兴奋，似乎找到了同道中人，“我后来还给她推荐了好多国产的运动品牌，那个学期结束之后，还送了她一双我非常喜欢的李宁运动鞋。” 吴亚坤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走向世界，“不局限于某些地区、或者某些群体，而要更广适，让更多人接受和认可。”同时，吴亚坤觉得真正的国货不仅仅是将中国的特有元素运用在包装上，更应该在产品内容上钻研。“记得之前有一款巧克力，不只是包装有明显的中国风特色，就连味道也选用了中国特有的植物的气味，我觉得这样的创意才真正做到了融合中国元素”，吴亚坤说。 《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分析：“国货崛起正当时，在‘数字赋能、绿色发展、国货创新、扶贫助农、助力实体’政策引领下，中国消费品牌和品质共举。” “如果我们的国货能够推广到国外，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吴亚坤看来，国货代表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多元，经济的发展，更是融入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精神力量。 在某问答平台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购买国货”的问题曾引发热议。一条高赞回答至今仍占据着评论区顶部，上面写着：“我当下愿意支持国货，这既是我的理性选择，亦是我的感情流露。”（罗希 程思 刘开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吴亚坤、黄佩鸣均为化名） (责编：孙竞、熊旭)

(责编：李依环、孙竞)

上海市和田路小学学生进行生活小调查探究学习。上海市和田路小学供图 上海市卢湾中学项目化学习现场。卢湾中学供图 如果学校上课的黑板有弹幕，课堂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外星球高级文明想要把地球改造成立方体星球，你能评估和预测这将对地球生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吗？如何将苍蝇的一生描述得荡气回肠？如何改造矿泉水瓶，让手部残疾人群可以轻松拧开盖子？ 这些刁钻而又有趣的话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会在未来3年里成为上海100所中小学校课堂上需要学生完成的“项目”。 根据上海市教委日前出台的《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一种以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为导向，以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和研究为着力点，以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目为载体的全新教学方式变革，将在100所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动申请的中小学校里开展。 “消灭小偷的，是数字支付；让自行车修理工变少的，是共享单车。”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告诉记者，在这个崇尚创新、不断发生颠覆变革的新时代，以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项目化学习”将会成为教育的“新常态”。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上海是全国首个在省级层面提出全面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项目化”学习的城市。 花6周时间“设计大山”值不值 项目化学习，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热词”。此前，芬兰赫尔辛基教育局下发通知称，要在2020年正式“废除”小学和中学阶段的课程式教育，转而采取项目化教学法，以生活中的实际场景为主题进行教学。 芬兰教育部长Marjo Kyllonen这样解释这场变革――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这样的分科教育系统已经使用了快200年，我们现在需要更加适合21世纪的教育。 记者注意到，这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上海也有。教育学者和校长们从2016年开始已经默默探索起了项目化教学。 上海市卢湾中学，是一所面临着中考压力但仍能挤出每周1个集中课时、1个分散课时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初级中学。这里的八年级学生，历经6周时间，完成了一项“设计大山”的任务。这一过程中，学生们要掌握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关系、珍稀植物基本特征、动植物种群分布、人体激素分泌等知识点，还要掌握地理科学领域的植物分布区自然地理特征、分布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城市进化推进、气温降水的时空分布特点等。 该校校长张怡告诉记者，这种指向“创造力”的学习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项目结束时，还开展了师生共同参与的课程评价会，“减少一些学科类的、记忆性的刷题，腾出时间让学生做项目、多思考”。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研究员夏雪梅长期从事“指向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项目化学习”研究。她说，创造性问题不是为了“怪”而“怪”，其背后有逻辑和知识能力的综合深化内涵。对这类问题的探究，能对学生知识学习成就、知识深度、知识获取速度、知识留存度等都带来极大的好处，“项目化学习对知识获取的贡献度非常高。” 你没见过的“神奇”小学课堂 小学阶段，被众多教育学者认为是最适合引入项目化教学的课堂。这个年龄段，是孩子们的教学启蒙阶段，知识吸收快、学生好奇心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上海要培养具有红色基因、国际视野、创新意识的孩子。而小学正是介入创新教育的最佳阶段。 在“项目化学习”驱动下，上海的小学课堂呈现出一番“神奇”景象。不仅是理工科教学，就连语文教学，也一样可以具备“创造力”。 上海浦东新区浦师附小是一所以语文作文教学出名的小学。前不久，学校语文老师给三年级的孩子们列出一个“项目”――自己办一个出版社，出一份学生爱看的报纸。孩子们组成了不同的出版小组，他们自制问卷，抽样调查全校学生喜欢什么。又根据调查结果，分工协作，做出了一份份A3纸大小的报纸。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经受问卷设计、问卷发放、报纸内容设计、版式设计、成本核算、定价策略、报纸销售、数字化收款等种种考验。一份报纸做下来，孩子们的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最近的消息是，孩子们经过讨论，准备把卖报所得捐给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过程几乎没有占用多余的课时，全都利用语文课程教学节约出来的时间进行。 在另一头，上海市静安区和田路小学校园里，600多个孩子组成了101个项目小组，孩子们自己设计的项目包括“最美的手”“快递怎样送到我们手中”“不同职业为什么有不同的帽子”等。有一个项目小组，专门探究了不同类型水龙头在不同情况下的节水功效，还就此给学校出具了一份改造水龙头的建议报告。 “过去，我们是一个学生有想法，多个老师来帮忙实现。但这种做法不可持续。”上海市和田路小学校长张军瑾告诉记者，这所学校的学生曾经拿过全国发明创造大奖，但这只是“个例”，“新时代了，我们要培养有创造力的孩子，不是说培养一个两个，而是应该有一个普遍性的教育模式。” 记者注意到，这样“神奇”的小学课堂，如今正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各所小学里崛起。上海市徐汇区的高安路一小，最早开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质疑，现在又开设了跨学科课程；康健外国语小学，采取了“4+1”教学法，每周4天上学科课程，1天全天进行综合主题式活动课。 “我们的老师，要跳出舒适圈，来适应学生、学校的新变化。”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钱佩红说。 教学颠覆，教师受得了吗 师资力量，是“项目化学习”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谁都知道项目化学习有效、有益，但一个项目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老师们受得了这样的颠覆吗？ “最需要改变的，是老师，而不是学生。低年级学生天生就是好奇驱动，关键看老师会不会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张军瑾告诉记者，项目化学习要求教师本身进行3个方面的“大变革”――一是提问能力，教师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爱提问、会提问的人，“老师过去拿本书照着往下教，这样不行了”；二是教研形式变革，教师历来是“师傅带徒弟”式培训，一些教师比较“短视”，只看到眼前每节课的知识点，却并未注意如何培养人；三是整合学科教学的能力，教师未来可能不是只能教一门学科的老师，而应成为一个具备多项交叉学科能力的人。 这种对教师的要求，堪称“史上最难”，但也绝非“不可实现”。 上海浦东，浦师附小的老师们，就利用暑假4周的时间，集中学习了“如何进行项目化学习”。16名以90后为主的老师在网课平台上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由2名老师领读、1名专家点评，他们重点学习了《项目化学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的国际与本土实践》一书。 每个章节，16名来自语文、数学、英语、自然、音乐、美术等全部学科的青年教师都要发表观点，并设计话题和教案。最终，教师们要各自完成一份与自己学科相关的项目作业。而这项作业，在开学后，则成为校园里的16个项目化学习课堂实践。 “交叉学科的项目，最终需要把老师们聚集在一起做课件、做方案，费时费力。但这是必经之路。”该校副校长孙静全程主持了这次学习，“老师们也都意识到，要改变了”。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介绍，针对项目化学习，上海市级、区级教育科学院都组织专门的在职在岗教师培训，今后会推出“种子教师”“种子学校”。此外，他也鼓励学校纳入专家、家长、校外机构等力量，让“教师队伍”来自各行各业。 在评价方面，贾炜说，今后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评价改革也会把项目化学习纳入考量。比如，在中考综合评价、高中自主录取等环节中，适当增加“项目化学习”的考量；在小学生成长手册中，也适当体现“项目化学习”。 记者 王烨捷 (责编：何淼、熊旭)

“同济给我们修好桥铺好路，我们再也不用为出门担心了！”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诺邓镇永安村的杨奶奶，拉着同济大学校长陈杰的手激动地说。 “虽然公路就在江对面，但是因为没有桥，我们到镇上去赶街、办事要绕远，趟着河床走过去，来回要多走两三个小时，一到雨季四五个月出不了山。现在有了新桥，几分钟就到了对面公路上。”你一言，我一语，望着远处刚刚通车的永济新桥，陈杰一行同乡亲们围坐在杨奶奶的屋里唠起了家常，窗外天高云淡，院子里绿油油的青葡萄坠满了架子，门口的石榴树长得正好。 永济新桥开通仪式现场，同济大学校长一行和村民们合影。江平 摄 说起同济大学，云龙县上到耄耋老人、下到童稚小儿几乎无人不知。自2013年以来，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同济大学定点帮扶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在校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云龙县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1%降至2019年的1.35%。2020年5月16日，云龙县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同济大学积极发挥人才智力与学科优势，着力在规划编制、教育扶智、医疗服务、产业支持等方面精准施策，用实际行动在滇西大地上书写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 精准规划 改善公共服务帮到心坎上 云龙县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最西部，地处横断山脉南段“三江并流”纵谷区腹地，总面积4400平方公里，其中98%以上为山地，人们世代生活在高山峡谷之中，曾是集“民族、山区、贫困、偏远”为一体的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大理州考察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如何为云龙县规划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城镇化道路？同济大学首先想到了自家的传统强势学科――城乡规划。学校率先选派规划、环境、材料和新农村建设领域的专家赴云龙实地考察，厘清了云龙县扶贫开发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障碍和瓶颈问题，并与云龙县协商明确了“规划引领、重点突出、整合推进、精准帮扶”的扶贫方针，以城乡规划统筹各项扶贫工作。 2013年7月，同济大学组织开展《云龙县县城总体规划》和《云龙县漕涧镇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将其县城定位为县域的服务中心，不发展大规模工业，集中打造美丽宜居白族特色小城，以旅游、文化等服务设施建设带动县城周边区域的发展。这种城镇化路径避免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核心带动地区和民生项目。 在明晰的规划指引下，校地两方发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八年间日拱一卒，以滴水石穿的韧劲改变了昔日云龙县的落后面貌。 云龙县辖下的永安村分布在�a江峡谷两岸，江水阻隔给两岸群众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2019年陈杰带队考察到此后，决定把解决交通出行、改善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帮扶的重点，募集资金260多万元建设永济新桥。今年六月份正式落成通车，这座桥解决了云安旧宅、罗坝山等4个村民小组500人的出行困难。 时隔一年，陈杰再次带队来到永安村，这里的变化有多大？ “去年五月份，我第一次来到永安村，山上全部都是土路，路旁就是悬崖。只能乘坐越野车上山，其他车根本上不了路。我们的车在后面行驶，只能看到前面车扬起漫天尘土，看不见车的影子，路况非常危险。今年我们再次拜访永安村，是乘坐面包车上山的，道路全部硬化。去年老乡们驾着毛驴驼着农产品去赶街，今年我们看到村民院子里停着小汽车……这些都是我们同舟共济、携手相助的有力见证。”陈杰感慨地说。 同济大学校长一行在西罗坪隧道施工现场 江平 摄 永济新桥让永安村村民走向了小康生活，而即将贯通的4条高速公路则为云龙县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没有高等级公路一直是云龙县各项事业尤其是产业发展的瓶颈。《云龙县县城总体规划》从促进城镇布局出发，修正了云南全省高速路网云龙段方案，精心设计了县域高等级公路网。2016年11月，大理―漾濞―兰坪段高速公路正式开工，将云龙县段包含在内，云龙县实现了高速公路“从0到1”的突破。在同济大学的推动下，云龙县2022年将实现4条高速公路贯通，成为滇西交通枢纽，彻底改变云龙交通困阻的现状。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一行在西罗坪隧道监控中心了解工作 江平 摄 六月的云龙县人民医院，一年两次的“同济・云龙医疗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医师通过手术演示、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专科义诊等多种形式开展医疗服务。7年来，附属同济医院、东方医院、肺科医院、口腔医院累计选派专家17批次170余人次赴云龙举办医疗帮扶活动，培训当地医生3200余人次，为云龙县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现在到云龙县，可以看到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和医院。在同济大学的帮扶下，我们县人民医院硬件设施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从基础较弱的‘差生’变成了排得上号、拿得出手的‘新名片’。从高速公路到教育医疗再到我们的文化场所，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提升。”云龙县县委书记段冬梅说。 陈杰校长一行在云龙县人民医院现场听取学校对医院的帮扶情况 江平 摄 产业造血 因地制宜拔穷根 隐匿在云龙县城以北深山里的诺邓，曾经是盐马古道的中心，这片风水宝地拥有“太极锁水”的震撼奇景。近2000年历史的盐井是大自然的馈赠，盐与火腿的完美结合让诺邓火腿因《舌尖上的中国》而名扬四海。除了“千年一味”的诺邓火腿，云龙县的麦地湾梨、云龙茶、诺邓黑猪、云龙矮脚鸡等特色有机产品也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还有核桃、黑木耳、蜂蜜等众多原生态绿色农产品……这些特色农产品只要加以利用和推广，便可蜕变成云龙人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然而，云龙县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的步伐。山鸡肉质鲜嫩，但过高的运输成本让合作社与饲养农户无法承受；大栗树茶浓重醇厚，但推广力度不够难以带动茶农增收致富……为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手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云龙优化完善产业规划方案，厘清产业发展重点，突出发展高原生态农业，用“互联网+”和品牌推广等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增值。 走进当地龙头企业――云龙县丰农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调研团察看了新建的粗粮加工生产线，了解疫情期间农特产品销售情况。2016年起，同济大学以销售扶贫为牵引，在原料加工生产、线上线下销售、后期管理服务各环节开展精准帮扶，推动丰农公司整合带动当地70多家企业、合作社和上千户贫困群众，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上下游贯通，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壮大。2020年，同济大学将继续加大帮扶力度，投入90万元支持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并将于8月组织当地管理干部和农村产业带头人赴同济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黄岩）开展专项培训。 云龙县因“澜沧江夜覆云雾，晨则渐升如龙”而得名，其奇丽壮阔的高山峡谷风貌令人流连忘返。县内有13个古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其中，诺邓村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之一，有千年白族村的美誉。 2016年，云南省提出三年行动计划发展全域旅游。在利好政策的引领下，同济规划团队编制了《云龙县全域旅游规划》，深挖人文资源价值，重新整合自然资源优势，盘活旅游产业资源。重点打造县城旅游服务中心、天然太极景区和诺邓火腿小镇。同时加快盐马古道国家步道的基础建设和宣传推广，建立特色村庄旅游引导体系。目前诺邓古村、天然太极、虎头山等景区基础设施正逐步建设完善，累计投资达2.29亿元。旅游从业人员大幅增加，年均游客增长30%左右， 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126.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8亿元，同比增长63.5%，占GDP的13.8%，旅游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陈杰校长一行与同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云龙分团的合影 江平 摄 教育扶智 留住乡愁播种梦想 2019年7月18日，一封来自云龙县第一中学的喜报在县里炸开了锅。 “云龙县关坪乡自新村宅后登组的农家学子杨敬笔，历经三年苦读，在沪滇帮扶、国家高校专项计划的助力下，被同济大学工科实验班录取，圆了云龙一中人多年的同济大学梦。” 这个消息给云龙县百姓们带了极大的鼓励和震撼，因为大家对同济大学、同济师生太熟悉了。支教老师、学生夏令营、驻村干部、调研专家……同济人在云龙县用真心换真情，形成了一个响亮的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2014年和2016年，同济大学先后在云龙县团结中学、长新初级中学设立支教点。6年来，已有30名同济研究生在当地开展支教服务，持续接力，补齐当地师资短板，促进了当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建设，教育扶贫更应关注文化传承。早在2013年，同济大学学生彭婧，因暑期社会实践第一次来到诺邓古村，在开展村落调研时发现诺邓乡土文化资源丰富，但当地青少年对家乡文化知之甚少、对家乡发展不甚关心。虽然当地教育硬件设施在多方努力下已得到较大改善，但素质类课程，特别是乡土文化教育课程极度匮乏。于是彭婧组建起美丽乡愁公益团队，以乡土文化教育为切入点开展了持续6年的系列教育活动，出版《诺邓乡土文化读本》，并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操作工具包。在2018年夏天，美丽乡愁公益团队还引导村里22名儿童办了一场《我的未来我的家》线上线下展览，孩子们化身诺邓形象大使为观众讲解家乡文化，吸引了300余名观众到场、线上关注达到6万人。 2019年春天，在千里之外的同济一・二九大楼中，一座梦想教室主基地落成，将服务于向乡村输送优质教育资源，以教育扶贫推动乡村振兴。第一堂三地互联的梦想课堂从同济发射，走进江西瑞金叶坪中学和云南云龙团结中学，同步开展授课。梦想课堂融合乡村基础教育与当地特色文化，开展“寻乡”“知乡”“守乡”三个阶段课程，通过问题导向式课程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为孩子讲述乡村故事，陪伴孩子做乡村守望者。一年来，梦想课堂开展授课百余场，覆盖学生5000余人次。 同济大学校长一行与梦想课堂的学生们交流 江平 摄 教育精准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核心举措。2020年，同济将继续为云龙一中建设2间智慧教室，让网络技术走进课堂，开启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使云龙学子得到更优质的教育。 一间间梦想教室在云龙县中小学落成、投入使用，一门门带有同济烙印和同济温度的特色梦想课程，跨越千里，传输到当地中小学生眼前。云龙孩子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长大了要到同济去上学。同济大学不但让孩子们有了可供追逐的梦想，更为云龙县注入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教育脱贫攻坚也到了最后冲刺时刻，高校正在扶贫与扶智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责编：杨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