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浙大管院的“四十不惑”：无创新 不创业 　　2018年浙大双创周之世界青年创业论坛。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供图 　　98位校友掌控70多家上市公司。2020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发布这一“最牛”官宣。在大众惊叹于创业是否有秘籍之时，院长魏江给出了回答：无创新，不创业。 　　11月1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建院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暨商学院院长论坛将在浙江杭州开幕。创新，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始终践行的“准则”，也是本次活动的“议题”。 　　自1986年获批科技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其在推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上下功夫，通过构建实战课堂、打造交叉科研团队、创立“商学+”教育生态系统等方式，打造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教育，培养“有思想”的商人。 　　王重鸣给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全球领导力硕士专业留学生授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供图 　　先试先行：改变从学科开始 　　浙江大学被誉为“中国创业率最高的大学”，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下称“浙大管院”)则是创新驱动创业教育的忠实拥趸。而这样的基因始于一次先试先行的学科变革。 　　1998年四校合并之后，新浙大管院亟需整合资源，以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彼时，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刚刚萌芽“创业型大学”概念，提倡以科技创新驱动创业。 　　这一转变，让探索中的浙大管院看到了方向。于是，其在中国率先设立了创业管理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与传统的办企业、做生意不同，我们更聚焦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通俗一点，就是培养‘有思想’的商人。”魏江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创业课堂。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供图 　　自此，创新创业在浙大管院扎下了根，并逐步走向枝繁叶茂。 　　1999年管理学院与竺可桢学院在中国大学中率先成立浙江大学创新创业强化班；2006年浙大管院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创业管理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办学单位；2009年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创业管理硕士项目在浙大管院启动……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在浙大管院课堂上，创新创业唱起了“主角”。 　　据悉，目前浙大管院是该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最多的学院。一开始，创业课堂里讲的是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等管理知识要点，后来培养方案进行了升级。 　　在创业管理的课堂中，学生们被分成一个个创业团队，从市场研究、创业机会识别，到前期的立项，再到设计投融资方案，每个环节都有学术教授和实践导师进行评估、指导。 　　“我们要培养的学生，是具备创新意识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创业者是可以培养的，浙江大学MBA创业管理方向学术主任邬爱其对此深信不疑。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魏江眼里，这并非终极目标。“我们不主张学生一毕业就创业。创业教育培养的是创新者和领导者。”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创业计划学生。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供图 　　独树一帜：构建双创生态 　　创新创业风潮，已席卷中国高校，一场创业教育变革已经到来。在浙大管院，双创风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先试先行的学科变革，更重要的是其独树一帜的创业教育生态。 　　生态的基础是多学科融合。 　　在魏江看来，科技、人文、数学、艺术等学科都能与商学结合。创业者不能只懂经济，还要懂得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 　　基于这样的理念，2017年浙大管院启动专业“瘦身”并做起课程“加减法”，对本、硕、博专业学位项目培养方案进行优化，推动全人培育。 　　魏江认为，未来的商学院应当是一个“开放式、平台型生态体系”。在这个生态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不仅要跨越学科和院系的藩篱，还要与国际创业教育展开互动。 　　1999年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牵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创业教育项目。七年后，时任常务副院长王重鸣成立了浙大管院创业管理精英班，开启了对国际化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学院副教授王颂就是精英班的首届毕业生之一。她说，精英班聘的是最优质的国际化师资，用的是全英文授课。当时欧洲、亚洲、北美洲顶尖商学院的教授都会出现在课堂上。 　　这样的培养模式和生态系统在浙大管院传承下来，并不断升级。 　　除了课堂创业生态的构建，浙大管院还于2016年成立科技创业中心(ZTVP)。该中心牵头发起浙大创业周，并联合其它单位每年举办世界青年创业论坛、浙大MBA众创音乐节等活动。 　　“在浙大管院，课堂内外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创业者。”科技创业中心主任郑刚说，学生们能在校园里与创业大咖不期而遇，也在一次次分享、讨论和实践中，对创新创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百花齐放：创新才是硬道理 　　从大学实验室到产业界，成果转化一直是难题。但浙大管院利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撑起了创新创业的一片天，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势。 　　自2005年入职浙大管院以来，邬爱其对创业教育始终秉持一个态度：创业不是简单的做生意，要以创新驱动。在他看来，建设创新型企业才是浙大学生创业的方向。 　　邬爱其所言的创新，包含三个方面：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兼顾社会与经济的创业。而在浙大管院近40年的创业教育探索中，也涌现了一批创新型企业。 　　白云峰自本科起便就读于浙大管院，他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创业正受益于浙大管院复合交叉的学科体系。“技术是创业的最核心支点，追求创新驱动，才能创业成功。” 　　注重学科交叉和跨界创新，在浙大管院，一大批高精尖项目竞相涌现。 　　据2020年5月发布的《2020浙大校友上市公司榜单》显示，在浙大系上市公司管理者中，来自浙大管院的毕业生高达98人，人数在该校二级学院中高居榜首。其中，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顾家家居董事长顾江生皆为其校友。 　　“从他们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新。”魏江直言，21世纪传统企业会消亡，企业必须要进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做到“不创新，毋宁死”。 　　他也一直告诫学生，要学会思考与创新，而不是只会模仿与拷贝别人的商业模式。“浙大的学生更应当具有创新精神，去突破技术难点。我想，这是每一位浙大人都应该承担起的责任。”(童笑雨)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学校体育的春天来了――业界热议《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体育学科和语、数、外同等级，再正常不过，在我心目中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学科。”谈到不久前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关于体育要在中考中逐步达到与语、数、外同分值的表态，在重庆市南开中学当了37年体育老师的肖素华如是说。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在肖老师看来，随着课业负担的不断加重，现在的孩子健康素质在下降，而心理问题出现的频率在增长，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是应对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手段。 “体育不光是锻炼身体，还有心理成长和年轻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体验，这是现在很多孩子缺乏的。”肖素华说，“体育不仅仅是像语、数、外这样的一个学科，而是德智体美劳的一个方面。体育的教育功能不仅要通过体育课程来完成，也要通过体育活动、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来完成。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无论生理、心理还有智力的发展，在体育的教学、锻炼、竞赛中，都能给予他们不同的机会，这不仅仅是课堂和分数能完成的。” 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毛振明研究学校体育政策多年。他注意到，新的文件提到体育教学改革，明确指出要在义务教育阶段教会学生一到两项专项运动技能，提出“教会、勤练、常赛”的目标，还强调要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这样实质性的内容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值得大书特书。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意见》中另一处让毛振明眼前一亮的内容，是“试行学生体育活动安全事故第三方调解机制”。他说：“出了问题后，不能校长和体育教师直接去谈，一定要引进第三方权威。第三方权威应该由四种人组成：应该有一位老校长，了解学校教育方面的规定；应该有一位特级体育老师，知道所有体育课的规范，运动安全的规范；应该有个医学专家，可能是个骨科大夫，也可能是个心内科专家，能够判断什么原因引起的事故；另外还一定要有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他知道在法律层面如何鉴定法律责任。如果建立了第三方调节机制，将来学校体育开展起来就会减少后顾之忧，校闹冲突会少很多。”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认为，这次的《意见》和不久前关于体教融合的文件都很有针对性，它看到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在想办法，有些举措也比较具体。 刘波注意到中考体育逐步提高分值和启动高考体育研究的提法。他说，中考体育分数可以逐渐提高，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体育进高考则需要深入研究，不能凭感觉，因为体育课学习涉及场地、师资条件等，体育教育资源不均等、不平衡的情况比文化课更加明显。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表示，做加法的同时也必须做减法，否则很难实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目标。“体育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素质不达标不能总是怪体育，首先要落实其他课程的减负。如果在现有考评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每天体育加一小时，美育再加一小时，可能对于身体健康适得其反。” 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理事、新时代阳光体育行动执行主任陈智勇说，《意见》最大的价值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层面，把学校体育作为增强青少年体质的作用，拓展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的教育功能。不过，他也担心，仅靠一个文件，可能难以改变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在教育中的位置。 新华社发（范晖 摄） 虽然对《意见》落实过程中的种种挑战有思想准备，但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相信这份文件能够改变学校体育工作的面貌。他说，文件出台之后，教育部会要求各地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并采用督导的方式督促各地抓好落实工作。对于加强体育工作会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的担忧，他认为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恰恰可以对冲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他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的中小学在学校体育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经验，教育部会对他们的做法进行总结和推广。 “新时代的教育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体育是教育的基石。从人的全面发展，从教育的全面培养来讲，我们过去对体育是严重忽视，没有看到它的育人价值。我们只看到了应试教育和对体育不重视带来的学生体质健康下滑的代价，但是并没有把它上升到提高国民素质这个高度，新时代需要我们对体育有更高的认识。”王登峰说。（记者王镜宇、马邦杰、卢星吉） (责编：郝孟佳、何淼)

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媒体与教育专业的宫宏宇近照。 　　负笈海外求学，身在异国他乡，如何在差异中适应，在融通处共鸣，每个海外学子都有自己的应对之道。就此，笔者采访了5位海外学子，请他们分享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以及如何解锁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 留学美国：“你做得不错” 今年年底即将毕业的宫宏宇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媒体与教育专业，因为疫情无法返校，只能在国内以网课形式继续完成学业。让她头疼的是时差问题，在纽约白天的课程，宫宏宇不得不在北京时间夜里起来上课，以至线上学习质量有所下降。 回想自己留学期间的文化交流经历，让宫宏宇印象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鼓励式交流，这也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她告诉笔者，如果一个人走在路上，可能会有人对其说“我喜欢你的鞋子”。老师在学生英文表达出现障碍、说不下去的时候，会猜学生接下来想要说什么，并帮助学生完成表达。“老师的口头禅多是‘你的工作很优秀’‘你做得不错’。就是有一种不管你做得怎么样，老师总会找到一个夸你的点的感觉。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美国人也多是这样，大家很乐于赞美别人。” 除此之外，陌生人之间随时随地的互动也让宫宏宇印象深刻。类似“度过美好的一天”这些问候语她每天都会在各种场合听到很多遍，自己也会说很多遍。“适应一段时间后，我也变得想说就说，想做就做。” 但也有一些经历让宫宏宇感到不太愉快。“有一次，我去麦当劳点餐，女店员对着前面的顾客态度友好，微笑着沟通，到我时，店员的脸上露出的是一种嫌弃的表情。当时我觉得很是伤心，觉得店员对中国人不是很友好。”宫宏宇说，“其实双方只有积极地了解，才能真正地沟通交流。” 让宫宏宇不适应的还有夜间出门。在国内晚上出门不会担心安全问题，但在国外，宫宏宇说除非不得已，不会在夜间出门，因为“还是不太安全”。 留学法国：对待疫情态度不同 苏超越在法国一所高等商学院的巴黎校区读书。说到文化差异，苏超越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她的一些法国同学认为，新冠肺炎并不可怕，而且只有老年人群体感染后才会有危险。“同时，对有些崇尚自由的法国人来说，即使认为有风险，也不能放弃聚会。”苏超越说。 苏超越还记得，在疫情暴发初期，她需要每天到教室上课，那时巴黎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真的是一边担心一边上课，一直到今年3月中旬学校才停课，改为上网课。”苏超越说。 留学加拿大：文化多元互相包容 今年24岁的闫京坤曾在加拿大留学，虽然已经毕业，但对留学期间的跨文化交流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在她的印象中，整体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包容友好的国家，无论是书店、购物场所还是美术馆等都体现出文化多元的特点。 留学期间，学校管理人员和学生之间的平等交往让她深有体会。有一次，闫京坤遇到了选课问题，但当时只能通过邮件来沟通。邮件发出之后，闫京坤一直没收到教授的回复，于是就向学校相关负责人反映了该问题，并希望得到解决。当天，她就收到了教授希望见面的邮件，并很耐心友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复邮件，在后续的选课过程中也全程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不少留学生来说，留学期间租房是必选项。让闫京坤欣慰的是，她所租住的房屋的保安及物业管理人员很是尽职尽责，大家相处融洽。她记得，租住的地方隔段时间就会进行抽油烟机警报测试、水管测试等；保安也会保管好每个住户的快递，并且在住户回家的第一时间将快递送上，如果快递的物品是大件还会帮住户送上楼。 留学澳大利亚：感受友好适应新节奏 先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留学的经历让秀秀（化名）对跨文化交流感受颇深，那些故事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她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读的是机械工程专业。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对文化多元包容度高。在澳大利亚留学生活的3年，秀秀遇到的人大多友善礼貌，只有一次在墨尔本旅游时，有位青少年曾称呼秀秀和她的朋友“中国佬”。 秀秀说，在澳大利亚，走在街上，不管彼此是否熟识，都会微笑示意或者打个招呼；坐公交车下车时每个乘客都会向司机说谢谢，司机也会帮助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这些都让她感受到友好。 让秀秀印象深刻的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人性化措施，比如周六日一般员工不会加班，有的超市里会给小朋友提供免费水果，大学配有免费的心理辅导老师，留学生如果遇到心理问题，也可以求助。 在秀秀的眼中，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讲究规则的国家，有时候会因为规则感过强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比如，在澳大利亚办理银行卡程序较多，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有时候到银行存入数额较大的现金，工作人员会给办理者一个信封，放进现金后，再人工点钞；租房办理网络，至少得等一至两周，才会有人上门安装……“这样的办事节奏，都需要留学生慢慢适应。要说慢节奏，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快递，感觉更像是慢递，而且还可能会遇到收不到的情况。”秀秀说。 留学新西兰：当地人会说简单的中文 正在奥克兰攻读硕士的丹尼到新西兰已近两年半。在他的眼中，一些当地人会下载微信，会说简单的中文，也会到中餐馆就餐……“新西兰人大多比较友善，对中国人的印象也比较好。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还交到了毛利朋友。”在丹尼看来，这跟新西兰是移民国家、文化多元分不开。 但丹尼还是感受到了差异。比如，新西兰人的规则感很强。丹尼注意到，在安装有红绿灯的路口，即使有两条相同的车道可以走，但大家通常会排在自己走的那条车道，并不会随意变道。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商场，如果到商场买东西，顾客不会随意变化正在排的队，而是耐心等待。 留学生说：如何增进了解、突破跨文化交流障碍直接关系到留学生涯能否顺利继续…… (责编：郝孟佳、何淼)

　　一名钟表技师正在位于瑞士布拉苏丝的爱彼钟表博物馆工作。 　　影像中国 　　一名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的学生正在课堂学习。　　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供图 　　3名参加职业培训的西班牙学生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实习。　　资料图片 　　经过长期以来的发展，一些国家已建立起一套机制成熟、覆盖全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在提升民众整体竞争力的同时，也缓解了就业难题。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职业需求的变化，就业市场对职业技术人才也提出新的要求。各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整方向，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瑞士 　　约2/3中学毕业生选择职业教育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朋辉 　　精工细作的钟表、汇集数十种功能的军刀、享誉世界的酒店管理……这些都是瑞士的标志性“名片”。这些闪亮的“名片”背后，一套运行成熟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功不可没。 　　瑞士的职业教育起源于中世纪的师徒制。1884年，瑞士颁布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对职业培训学校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1930年，瑞士颁布首部《联邦职业教育法》。经过多次修改，2004年，《联邦职业教育法》再次修订，正式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划分为两个系统，为该国进一步发展完善职业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一个健全的人必须掌握一技之长，并获得一份工作。”在瑞士，人们从小就受到这一理念的耳濡目染。瑞士联邦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的数据显示，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约2/3的中学毕业生选择职业教育。据统计，瑞士每年约有7万名学生获得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学位。多年来，职业教育为瑞士各领域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实用型人才。 　　覆盖全年龄人群的终身教育制度，让瑞士职业教育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瑞士，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校就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指导，以便他们逐步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决定未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获得职业高中文凭后，学生可以选择继续接受高等职业教育。面向社会人士，相关部门也开设了企业内短期培训、转业培训等各种形式的职业继续教育。 　　瑞士职业教育体系主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各专业机构共同制定内容和相关标准。针对学生的职业选择问题，瑞士各州设有职业信息中心；联邦政府还提供经费，支持各州设立“职业教育指导顾问”。学生还可参加联邦政府组织的共计400多种项目的职业培训项目统一考试，为就业提供有效途径。成熟的职教体系大大促进了瑞士民众的就业。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统计显示，2019年，瑞士失业率仅为2.3%，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 　　在瑞士的职业教育中，学徒制是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学徒制主要以企业为主导，与学校进行密切合作。每年，约有40%的瑞士企业主动为学生提供学徒岗位，包括机械制造、厨师、信息技术、销售等各个领域。学生可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跟随熟练技工接受“传帮带”式的学习。一般而言，学徒每周有3―4天在企业实习，1―2天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企业向学生支付约为全职工资25%的津贴。 　　学徒制的最大优势是紧贴市场需求。在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所有新生必须先进行为期一年的准备阶段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要在酒店的帮厨、打扫等基层岗位学习实践，之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这种实践型的学习方式比单纯的校园学习更有针对性。为保证学徒制与时俱进，瑞士教育部门还定期分析最新职业趋势，适时调整学徒岗位设置。 　　当然，瑞士的职业教育并非“一选定终身”。如果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后难以作出决定，可以在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试读一年作为过渡。不论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学生都可根据自身兴趣，在毕业时选择另一体系的高等教育。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对一些传统职业形成了冲击，也对从业者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为国际学生提供职业培训，成为瑞士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课题。面对新的形势，瑞士于2018年发布了《2030职业教育发展使命宣言》，提出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面向未来的综合职业能力、加强职业教育的垂直和水平融通、完善学位国际认证制度等原则，力求不断完善该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本报布鲁塞尔电）  　 　　新加坡 　　创建独特的“教学工厂” 　　本报驻泰国记者 林 芮 　　今年9月，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高级讲师胡志杰获得了“卓越教师总统奖”。工艺教育学院是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机构，胡志杰曾在此就读电子工程专业，现在学校担任网络与网络安全专业的讲师。多年的职教体系工作经历，让胡志杰感慨万千：“过去，人们将技术工人视为低端工作。随着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认同了职业技能的重要性。” 　　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开端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当时，新加坡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培养熟练技术工人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体系初现端倪。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加坡逐步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职业教育也逐步向高端发展。 　　几十年来，新政府逐步建立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职教体系。其中，非全日制的职业培训面向社会全年龄层民众；全日制职业教育则隶属于新加坡教育系统，分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前者由工艺教育学院负责，后者由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等5所理工学院及私立教育机构提供。 　　新加坡的全日制职业教育注重实践，借鉴了欧洲国家的“双轨制”模式，强调校企合作。学生在课堂时间之外，都可在企业实习。由于新加坡企业大多规模较小，难以完全满足学生需求，该国在“双轨制”基础上创建了独特的“教学工厂”模式，即学校从生产企业承揽工业项目，企业将设备以提供或借用的方式，在学校设置一个和工厂完全一样的生产车间。学生在企业技工和学校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在这一“车间”里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产操作。该模式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产学结合，在减轻政府和学校成本投入压力的同时，培养了大量具有适用技能的劳动力，促进了学生就业。根据新加坡5所理工学院今年1月联合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调查，2019年，这5所学校的职教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的就业率高达90.7%。 　　新加坡政府规定，在接受职业教育后，毕业生也有机会申请进入普通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根据工艺教育学院一项针对2007年―2017年的毕业生调查，5%的毕业生获得了本地公立大学学位，10%获得私立或海外大学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表示，“学生可先通过职业教育找到兴趣所在，再对自己的教育路径进行二次选择。从长远看，这种方式可能更有利于个人发展。” 　　除校园教育外，新加坡还着力推广非全日制的职业培训，提高民众终身就业能力。2016年，新政府实施“技能创前程”补助计划，鼓励25岁以上的公民接受经国家认证的职业培训课程，并为他们提供每人500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的补助。其中，如果企业自行开展的职业培训项目获得国家批准认可，也可获得项目补助。据统计，2019年有约50万名民众和1.4万家企业受惠于该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加坡就业市场遭受了较大冲击。为此，今年6月，新政府提出“技能创前程”中年转业援助配套，企业通过职业培训项目每聘用一名年逾40岁的员工，可获得一份为期6个月、最高金额为1.2万新元的补助。 　　为鼓励民众不断提升职业技能，新加坡还设立了全民适用的新技能资格系统。该系统共设有7个技能资格级别，不设学历要求，提供零售业、餐饮业、创意行业等数十个行业的技能升级培训。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部长尚达曼表示，“国民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民众在各个阶段不断精进和积累职业技能。新加坡希望通过‘技能创前程’计划，建立以技能为基础的唯才制度，打造新型社会流动性。” 　　近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体，职业教育体系也加快转型。“新加坡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覆盖全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此打下坚实基础。”顾清扬表示，未来新加坡职业教育将更加注重技术领域的变化，提高人们的综合能力和创新理念。 　　（本报曼谷电）  　 　　西班牙 　　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很高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姜 波 　　米盖尔・佩雷斯居住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拉科鲁尼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他曾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后来，他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化工高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课程与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合作，在课堂学习的同时，学员还能前往该公司实习。培训结束后，佩雷斯由于实习期表现优秀，顺利入职了雷普索尔石油公司拉科鲁尼亚分公司。 　　根据西班牙教育和职业培训部近日公布的2018―2019学年数据，在西全国，有近84万人正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西班牙有职业教育的传统。早在1911年，该国就颁布了产业学徒法，开创了职业教育的雏形。1928年，西政府公布职业教育规章，设立专门的职教培训中心，将职业教育体系化、制度化。1990年，西班牙颁布《教育制度总合整备组织法》，顺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需求，对职教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为激发年轻人对职业教育的兴趣，引导社会和雇主重视职业技能培训，西班牙还联合葡萄牙于1950年成立了世界技能组织的前身――“国际职业技能训练组织”，并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技能大赛。 　　经过多年的发展变革，目前，西班牙已形成涵盖26个专业领域、150多个培训项目的职业教育体系。每个专业领域都有基础、中等和高等3个不同等级的培训周期，培训方式既有面授，也有远程在线教育。 　　西班牙的职业教育旨在促进劳动者和就业需求间的匹配度，保证他们能更好融入就业市场。2002年，西政府建立国家职业资格制度，通过对劳动者的职业资格进行评估和认证，提升他们的就业层次。2004年，该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根据该制度，完成中等和高等职业培训的学生将分别获得技师和高级技师资格证书，企业可根据资格证书协调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就业需求。职业资格证书由全国各地主管部门颁发，不仅在西班牙全国范围内有效，也得到欧盟范围内的认可，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就业市场受到较大冲击，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谋生技能成为政府亟须解决的难题。2013年，西班牙政府颁布了《提高教育质量组织法》，将提高就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强调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西政府推出双轨培训模式：即职业教育中心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学生在接受相关课程培训外可前往企业实习。在这一机制下，实习企业获得了更多符合岗位需求的劳动力，学生也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据统计，70%参加双轨培训项目的毕业生都能在其专业领域实现就业。 　　此外，西班牙政府还着力提升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联通性和流动性，给青年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选择攻读大学预科，或直接接受职业培训。西政府规定，大学预科毕业生可申请接受高等职业培训；完成高等职业培训的学生也可在通过相关认证后，免除大学入学考试，直接接受高等学术教育。一些高校还计划推出“2+2”计划，允许高等职业培训毕业生直接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读。 　　随着职业教育在就业领域的作用不断凸显，近5年来，西班牙注册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数增长了19.8%，接受远程职业教育的人数增长了66.4%。然而，与欧盟和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相比，西班牙民众的职业教育参与率仍相对较低。今年7月，西政府提出一项职业教育现代化计划，将在未来4年内增设20万个中高等职业教育名额，让更多劳动者，尤其是青年劳动者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为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西班牙还将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新增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数字化维护、网络安全与通信技术等课程，以更好适应未来的就业市场。 　　（本报马德里电）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06日 17 版） (责编：郝孟佳、何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