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河南一学校非法招生致近百名学生成“黑户” 官方通报 　　中国政府网4日晚发布《关于河南省周口市天立学校虚假宣传非法招生违规收费致近百名高中生成“黑户”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通报指出，近日，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八督查组派员前往河南省周口市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周口市天立学校(以下简称“天立学校”)存在虚假宣传、非法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周口市、区两级相关政府部门不履职不尽责、监管缺失，导致近百名学生无学籍，成了“黑户”。 　　通报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办教育，强调民办学校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但是，一些地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到位，发展民办教育不规范，急功近利、监管缺位，扰乱了正常教育秩序，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一、虚假宣传、非法招生致学生无学籍。天立学校由神州天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为周口市川汇区2018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督查发现，天立学校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前已开展招生工作。2019年5月23日天立学校在《周口日报》上刊登“周口天立学校，许孩子一所充满爱与智慧的学校”招生广告，并于2019年9月1日招收89名高中学生，期间有进有出，总数达103人。实际上，2019年11月6日，周口市川汇区教育体育局向天立学校颁发小学、初中办学许可证；2020年4月7日，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向其颁发高中办学许可证；2020年4月16日，周口市市场监管局川汇分局向其颁发营业执照。由于这些学生在学校获得高中办学许可证之前入学，导致无法办理学籍，成了“黑户”。学生家长发现孩子学籍问题后，曾与校方多次交涉，并向市教育体育局反映问题，至督查组开展核查前没有任何实质进展。由于无法建立学籍，这批已经高二的学生将面临着今年 12 月即使参加高中毕业会考也不能取得高中毕业证的窘境，而且高考只能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后续还将产生升学、就业、参军等一系列问题。天立学校无证无照招生和虚假宣传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中“民办学校应持有办学许可证后开展相关活动”等规定。 　　二、违规收取高额费用。督查发现，天立学校在尚未取得办学许可的情况下，于 2019年9月1日招生开学，并一次性预收2019-2020学年费用总计2143.5万元，2020-2021学年度依然向无学籍的“黑户”学生收取约200万元的费用。同时发现，学校还以学生周六在校托管为由，收取学生住宿费、管理费、生活费每人1800元。天立学校在未取得办学许可和政府部门核发的收费标准批文情况下向学生收取费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三、部门监管缺失，办学性质审批混乱。督查发现，2019年10月，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关于筹设周口天立学校高中部的批复》中学校性质为“全日制民办非营利性学校”；2020年4月7日，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举办周口市神州天立高级中学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学校性质却为“营利性民办学校”，前后不一致。市、区两级教育部门未对天立学校非法招生办学行为进行查处，市场监管等部门未对该校非法收费、违规发布招生广告等行为进行制止、处理。2019年9月，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以“花高价给孩子报‘名校’，入学后迟迟办不了学籍，家长们提出质疑”为题进行了曝光，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及时跟踪、督促解决。上述情况暴露出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缺失、履职不到位，省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对舆情反映问题未及时解决。 　　通报称，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河南省教育厅、周口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整改，截至10月19日已为67名学生注册学籍，并正在对其他学生逐一排查，确保不落一人，并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国办督查室将密切跟踪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推动问题整改。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时不我待，一份急需落地执行的文件 最近，中国东部某地方教育局副局长的案头增加了一份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他说：“《意见》内容很好，关键在落实。” 一份文件从出台到落地执行，中间往往需要打通诸多关节，跨越层层障碍。其中任何一处出现阻塞，都会影响落地效果。 《意见》对于贯彻落实有明确的规定：将学校体育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纳入教育督导评估范围；对政策落实不到位，依规依法予以问责。 如何保证《意见》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官员、地方教育局官员、专家学者、校长、体育老师和家长等相关人士，发现文件在执行层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地方教育局副局长说，文件落地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校长。 成都沙河源小学的季志彬就是这样一位校长。他把体育课列为学校最重要的学科，开始实行体育课走班制等新型教课形式。他认为，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才能促进文件落地执行。他说：“光教育局重视还不够，体育、财政等政府机构通力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北京师范大学前任体育学院院长毛振明认为，为了文件执行，教育部和相关机构还需要围绕这份文件进一步出台具有实操性的各类文件。他说：“第一，教育部等要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出台。第二，各省市落实措施和目标要具体明确。” 对此，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意见》刚刚印发，现在做任务分工，做完任务分工，我们就开始一项一项地去推进。有些是教育部牵头，有些是其他部门牵头。” 《意见》规定：到2022年，要取得“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育课……”等目标。 如果把2022年全年算入，现在距离实现这个目标也仅有两年多，时间紧，任务重。王登峰说，时间节点设定2022年，是为了激励大家“跳起来够苹果”，努力实现这个“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目标”，虽然存在困难，“但是也可以做到”。 新时代阳光体育行动执行主任陈智勇对实现2022年目标前景提出建议：结合落实之前出台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见》，开放学校体育业务边界，引入社会力量。 他说：“除教育部门外，在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部门内有大量的高水平教练、高水平退役运动员等，以及大量的体育设施、物力、财力和管理资源等，把这些力量有序地引导，补充到学校体育中来，使这些资源为教育事业所用，就有可能取得新突破。这需要各级教育部门有开放心态和改革意识，主动作为，积极吸收和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　（新华社记者马邦杰 王镜宇 卢星吉）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管好“小饭桌”不是小事 　　提起“小饭桌”，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城市的“双职工”，“小饭桌”解决了“孩子已放学，自己尚未下班”的难题。可是，由于开设门槛低、缺乏相关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参照，一些“小饭桌”食品质量、卫生条件甚至危害儿童安全的问题，不时挑动着家长们敏感的神经。“去，还是不去？”家长犯了难；“不能关、管不了”，也让监管部门头疼，甚至陷入了治理拉锯战。 　　据报道，近日，围绕校外“小饭桌”治理，有的地方将校外“小饭桌”一关了之。但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关停“一刀切”不仅引发社会矛盾，更让不合格的“小饭桌”趁“需”而入。 　　2016年6月，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6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家庭托餐食品安全监管。2017年9月，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4部门印发《关于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的意见》，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小饭桌和家庭托餐等备案登记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201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农村托幼机构食堂、小饭桌规范指导。 　　密集出台的文件给了监管“小饭桌”的底气，大部分地区定期公布的合格“小饭桌”名单，也让家长在选择上稍稍松了一口气。笔者之前生活的城市，把“小饭桌”列为每年的惠民实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们的焦虑。 但“坑”并没有消失。正如报道提到的，“开办地点隐蔽，全面摸清楚校外‘小饭桌’底数相当困难”。再加上教育、食药监、卫健等多部门“九龙治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以至于治标不治本。 　　“小饭桌”问题已然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不仅关系到学生、家长，同样关系到许多以此为生计的人的民生问题。不能一关了之、一罚了之，而应着眼长远，疏堵结合，取缔不规范的，保留规范的，促进“小饭桌”市场健康发展。 　　从更深层次来看，“小饭桌”市场之所以如此火爆，以至于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分一杯羹”，关键是因为“3点半放学”问题的困扰。除了托管，“分身乏术”的家长想不到更好办法来安置孩子。 　　2018年教育部长陈宝生曾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对此，这些年各地以学校为主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比如有的学校推出课后延时服务，暂时不能回家的孩子由学校统一管理，学校老师可以进行课业辅导；有的学校举办课后兴趣班，由孩子自愿参加；还有的建立常态化的校园社工（义工）服务和社区托管免费服务，或者建立校企联合的托管免费服务等。 　　从各地实践结果来看，效果还不错，既消除了家长的担忧，也给火爆的“小饭桌”市场降了温。但这又涉及学校教职工劳动付出的问题，课后延时服务当然不能一味靠志愿者、靠教师自觉来做，否则就缺乏可持续性。 　　管好“小饭桌”，不仅是“小饭桌”自身的问题，其背后是涉及学校、家长等各方利益的整个链条，只有“小饭桌”不再是放学后的孩子唯一选择，才能大大缓解“小饭桌”“僧多粥少”的局面。在长效监管机制下，市场趋向理性与良性发展，家长才可以有更多选择，从而让孩子得到更好的保护。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福建商学院一老师被指猥亵女大学生 涉事教师已被开除 　　11月2日，一则举报福建商学院王姓副教授猥亵女大学生的信息引发关注。福建省商学院5日通报，近日，针对网络反映该校教师王盛恩师德师风问题的新情况，学校高度重视，认真开展调查工作。经查，网络反映王盛恩的新情况基本属实，王盛恩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 　　福建省商学院称，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王盛恩开除处分，并按程序报请主管教育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福建省商学院表示，该校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学校将以此为鉴，筑牢师德师风防线，维护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 　　福建商学院坐落于福州市，是福建省唯一一所以“商”为名的百年省属高等学府，现有鼓楼、连江、马尾三个校区，占地面积1500余亩。 　　11月2日，一则举报福建商学院王姓副教授猥亵女大学生的信息引发广泛关注。举报者称，自己因作业原因加了任课教师王某恩的微信后，对方经常向她发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片和文字，还在去年11月对她进行了猥亵。因害怕影响期末成绩，举报者说自己选择放过王某恩，但事后仍遭对方持续“骚扰”。 　　据媒体公开报道称，举报者向学校反映了此事，最终王某恩仅暂时被调离教师岗位，举报者却只能转学。举报者称，“希望相关部门能再次介入调查，敦促福建商学院开除王某恩副教授教职。”(记者 龙敏)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微信群”能否将家与校拧成一股绳 　　本该成为家长和老师之间融合沟通好帮手的微信群，怎么变成了“压力群”“冲突群”―― 　　“微信群”能否将家与校拧成一股绳 　　本该成为家长和学校之间融合沟通好帮手的微信群，每次出现在与家校合作有关的新闻里时，却总是与“压力”“冲突”有关。 　　近日，江苏一位家长痛陈老师在微信群中让家长批改作业，继而愤然退群的新闻似推倒了家校间的又一副多米诺骨牌，视频甫一发出，“家校矛盾”迅速登上各社交软件的热搜位置。不少家长谈到自己对学校教育的不解：“科技作业、PPT、演讲稿、剪贴报，这些都是给家长的任务”；“除了改作业，还要改卷子，甚至还要轮流批改同桌的作业”；“早上7点到校指挥交通”；“午餐时间到校帮忙打饭”；“课余给班级出黑板报”；“课后轮流打扫教室卫生”，如江苏这位家长一样，不少家长甚至发出诘问：“除了不能替老师上讲台，还有哪些教学任务是我没做到的？” 　　家长不满，教师也有委屈。微信群的一点一滴都有被放大的危险，上海市杨浦区某小学二年级班主任李黎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她告诉记者：“每天发通知、发作业之前都要想好措辞，很担心一不留神就被截图发出去”。 　　本该团结在一起的家长和教师，本来有同一个目标的双方，忽然之间变成了“拉锯”的两端，“大家勉力维持着表面的和平。无事则已，一旦有一点点冲突，就有可能酿成很大的矛盾，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改作业’这件事一样，一个导火索引爆的可能是爆竹，也可能是炸弹。作为教师，我们真的很难。”李黎说。 　　这场风波表面的焦点，是家长该不该批改作业，而此后引发的，则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和底线问题。哪些应该学校传授，哪些应该家长指导？边界是否应该厘清？又如何厘清？在教育漩涡中载沉载浮的双方，应该如何携手出发，新时代的家校合作，有范本吗？ 　　1 家长困惑：“一旦上学，永不下课” 　　新闻事件发生后，李黎曾在某调查网站就教师和家长孰是孰非随机做了一个小小的投票，共收到3585份有效投票，其中认为“教师问题大”的为2600票，超过总票数的7成。 　　个中感受，家长体察最深。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小学生家长刘�~�~是一位“二孩妈妈”，大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小女儿读小学二年级。谈到新闻中家长对学校的“抱怨”，她表示“十分能理解”。“我们学校没有出现过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的事情，但是家长每天都要签字、监督背诵等等，而且轮流为学校站岗、打扫卫生都是有的。大女儿已经上了高年级，主课作业很多。科技作业、小实验又占据了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我应付一个孩子学业都很难，小女儿目前完全放养。因此我特别理解家长的‘吐槽’。”刘�~�~告诉记者。 　　刘�~�~希望的家庭教育是这样的，饭后散步，回家有读书时光，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我觉得，学业以学校为主，家庭教育应该以德育为先，大家各有侧重，各司其职。”刘�~�~告诉记者。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刘�~�~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心声。在北京市西城区另一所小学，二年级学生王峥成绩不够突出，他的妈妈总是很担心接到老师的微信。“这次数学测验班里98分以上的同学有20位，以下几位同学未达到平均分”。数一数名单，王峥总是在列。家长群里的信息，老师的每一条都以感叹号结尾。“请没有达标的同学家长分析原因，明天私信发给我！”“孩子是家长的影子，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有什么样的家长！” 　　王铮的母亲说，每一个感叹号都像在自己心里敲了一下，孩子没考好，自己无形中被贴上了“失职家长”的标签。“这次没考好，能不能改正错误下次继续努力？为什么家长要和孩子一起背负这个压力？难道老师就没有责任吗？” 　　学校教育的时间挤占了家庭教育的时间，家庭教育做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了学校学习的效率。王铮母亲认为，从孩子入学开始，每一位家长似乎都变成了老师的“助手”，孩子从学校放学，就在家庭中继续“上学”。“一旦上学，‘小夹板’就套上了，永不下课。”王铮母亲这样说。 　　2 家校双方：焦虑与期待下的“紧螺丝”状态 　　无论是教育法，还是地方教育法规，都对中小学作业管理有着详细的规定，如浙江省规定“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山东省规定“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成”。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教师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对于家长“批改作业”“批改试卷”等说法，李黎认为，这并不是教师推卸责任。“我了解到周边有的教师会留部分作业请家长批改，对此很多家长不理解，认为‘家长批改作业无法让老师了解学情’。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一些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分层教学，他们要求学生做好课后复习，并把作业分为‘一号本’和‘二号本’，‘一号本’是学校完成的，由教师批改，‘二号本’是家长负责，着重课后复习，这样才是完整的学习链条。”李黎说。 　　李黎认为，如果真的推卸责任，完全可以“照章办事”，“讲完下课，不留作业，效果如何不做核算，而不是现在对学生学习效果如此看重。”对于家长们提到的“到校站岗”“打扫卫生”“出黑板报”等现象，李黎认为，这也是家校之间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据我了解，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家校共育’的目标。希望孩子们通过看到家长充分参与学校的工作，会对学校产生更强的认同感。” 　　无论如何，在压力的裹挟之下，家校之间走入了“一个导火索就能点着的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教师于晓冰用“紧螺丝”形容家校双方目前的焦灼之态。“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学业存在相当强的期待，而且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反过来会推动老师在学业方面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当老师做不过来的时候，总会希望家长能够做得更好，于是在双方的焦虑与期待下，这个压力变成了一种‘紧螺丝’的状态，对孩子的学业，越压越紧。” 　　3 专家：理想的家校之间应该有一定界限 　　每一次家校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于晓冰都忍不住想：“其中，最可怜的是孩子。” 　　“我们经常说，学校和家庭应该拧成一股绳，现在拧成的这股绳，拧成的这股劲儿，都用在了孩子身上，所有的压力都让他们承受了。教学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全系于孩子身上。我认为，理想的家校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界限，如果过于‘亲密无间’，一点风吹草动家校之间就要互相诘问，那么孩子的成长空间就越来越小了。”于晓冰这样说。 　　他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市101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的佐证。严寅贤认为，家校之间应该有一定距离，“无论任何时代，最有效的家校沟通都是面对面”，所以他认为，微信群不该成为家校沟通的主要工具。“尤其是给高年级学生布置作业、通知事情不需要用到微信群，他们已经可以做到自己记录了，不像低年级时候识字水平有限，需要告知家长。而且，高年级同学随时看手机上的作业，反而会引起电子产品的滥用。”严寅贤说。 　　对于家校之间的分工，是否应该各有侧重？不少专家认为，应该有相应界限。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学业主要应有学校和教师负责，家长应该在学习习惯养成和为人处世方面多下功夫。“对于不少学生家长而言，三年级以上的各科作业，在批改和修订上可能就有一定误区了。因此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其实并不科学。” 　　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功能不同，家庭以生活教育为主，注重孩子的社会能力培养；学校以生产教育为主，注重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家庭教育体现亲子关系的感化，学校教育体现师生关系的强化。“学生在校的学习与延伸的家庭作业，教师是主要责任人，但应要求家长关注，鼓励参与和监督。学校工作鼓励家长以志愿者形式参与，不应强迫。有效的家校共育是双方发挥各自的教育优长，实现互补，而不是把教育责任推给对方。” 　　尽管各有侧重，但又一脉相承，相互融合依存，这是家校之间的奥义，如何能发挥最大优势，等待每一朵花开？于晓冰认为，应该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其实，双方都缺少一些耐心等待的心态和能力，更多的时候不断地加压，拔苗助长。” 　　同时，储朝晖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缺少也是家校双方矛盾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解决好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均衡的问题，矛盾就会相应化解。” 　　（记者 姚晓丹）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落实“青少年模式”需家长与平台协同配合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受访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初中学生用过短视频的比例更高。未成年人如何看待短视频的内容？数据显示，29.7%的未成年人认为多数短视频内容低俗，31.4%的未成年人认为短视频采用的青少年模式用处不大，54.9%的未成年人赞同14岁以下使用短视频应征得父母同意或有父母陪伴。 疫情期间，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过度消费等问题更加突出，有关消费纠纷与投诉也急剧增多。在社交平台、网络论坛上，经常能看到家长发帖吐槽自家孩子沉迷游戏。而很多短视频平台、网络游戏平台的“青少年模式”都可能被贪玩的未成年人轻易破解或绕过。严格落实“青少年模式”，既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平台的技术支持和科学监管。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一些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一键禁玩”模式，很容易被青少年破解。现在，不少青少年成了网游控、手机控、直播控，甚至一些七八岁的小学生对手机、网络、电脑的熟练程度远超成年人。特别在节假日期间，一些父母无暇管护孩子，致使一些顽童身陷网游和直播不能自拔，甚至斥巨资购买装备，重金打赏网络主播。 主观上看，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有家长监护不到位甚至有意无意放纵孩子的原因。一些家长忙于工作或其他事务，无暇顾及孩子，导致孩子沉迷于直播、网游。还有一些家长有意将手机作为“哄娃神器”，主动将自己的账号交给小孩使用，或者专门为子女购置手机以“方便学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一些家长对孩子沉湎网络游戏、短视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观上看，“青少年模式”在防沉迷问题上效果有限，与一些网络平台故意“放水”、放松监管密不可分。目前，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短信通知、关联监护人、限额充值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任何一个网络平台都有能力做得更好，但在吸纳用户、增加活跃度、提高业绩的利益冲动下，不排除一些平台故意留下“后门”，让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孩子“有空可钻”。一些贪玩的孩子可轻易突破防线尽情玩耍、购买装备、打赏，平台则坐收渔利，未成年人权益和父母的钱包成了最大牺牲品。 在信息时代，使用手机已是大势所趋，不能总苛求父母时时刻刻盯着孩子。拥有强大技术支撑的网络平台不能将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而刻意推卸自己的监管责任。2020年10月17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落实“青少年模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父母理当尽到监护职责，对青少年多些关心和陪伴，不能任由孩子沉湎网游或直播。掌握先进技术的网络平台更应尽到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充分运用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短信通知、关联监护人、一人一号、限额充值等技术，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责任。（史奉楚）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苏州努力打造青年人才“第一落脚”城市 　　“从成都到苏州，1000元交通补贴够吗？”“不够。”“这是一张one way ticket（单程票），我们希望大家在苏州落脚，不要走了。”11月5日，在电子科技大学举行的苏州创新创业环境推介会上，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与台下同学互动。 　　这是2020年“校园苏州日”――走进电子科技大学系列活动的一个场景。当天，来自苏州市的80家企事业单位带着2539个岗位面向大学生开展了专场招聘。 　　为前往苏州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报销车费，只是苏州引才政策的一部分。苏州市为青年人才设计了职业起步“第一桶金”，在落户、安居、生活等方面为青年人才准备了一系列政策“礼包”，通过青年人才驿站、人才优先购房、一次性生活补贴等举措，营造青年人才事业发展的“第一生态”。 　　“苏州要努力成为青年人才‘第一落脚’的优选城市。”苏州市副市长陆春云说，苏州工业对GDP的贡献很大，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同时，苏州创新创业氛围浓厚，适宜相关专业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施展才华。 　　据介绍，苏州市提出了万名高端人才集聚计划，力争在3年内引进1万名高质量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姑苏人才“青春无忧”计划则提出了3年新增参保大学生超200万人的目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责编：郝孟佳、何淼)

原标题：从贫困大学生变为“扶贫人” 　　“伯伯，霜降都过了，天气冷了多穿点！”走进贫困户王有荣的家，赵昌芳便亲热地向两位70多岁的老人打招呼，接着扫地、烧柴火……从2019年6月开始参加重庆市彭水县走马乡金银村基层扶贫工作以来，赵昌芳已经成为贫困户王有荣家里的常客。 　　在参加工作之前，赵昌芳是金银村的贫困大学生，“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帮助家里建房子，以前家里房子很破旧，打雷下雨屋里就漏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特别害怕，房子有一面墙挨着水井，特怕井水把墙泡塌。” 　　2019年7月，赵昌芳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彭水县人社局通过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到她的情况，向她提供了一个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从事扶贫工作。“穷怕了，所以对贫困有更多感同身受，对贫困户有更多怜惜之情”。 　　赵昌芳帮扶的王有荣家，儿子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儿媳改嫁，老夫妇靠干农活儿艰难养育4个孙女，一家人生活很贫困。一年前，读中职幼师专业的大孙女王志琼说“不想读书了，要外出打工”。赵昌芳知道后很着急，赶紧跑到王有荣家，拉住王志琼谈心，“我知道你家生活压力大，但无论如何不要放弃，你是3个妹妹的榜样。我上大学时，也曾经想过要放弃，当时是不了解国家政策。目前你家的低保已经审批下来了，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你上学还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 　　在赵昌芳的帮助下，王志琼顺利申请到3000元国家助学金，最终没有退学。2020年毕业后，她在一所幼儿园当上老师，家中的贫困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昌芳经常关心我们，和我们谈心，有什么政策我们都向她咨询。”王有荣说。 　　作为扶贫工作人员，赵昌芳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走访，和贫困户联系，了解他们享受政策的情况，并通过表格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乡里和人社部门上报。她有时一天8个小时都在外面走访，经常帮村民做家务。 　　在重庆市彭水县人社局驻金银村干部蔡材梁眼中，赵昌芳工作细致，从来不叫苦，对于帮助贫困户脱贫特别有耐心，也特别有热情。金银村一共有建卡立档的贫困户86户，赵昌芳都登门走访过不止一次。 　　“贫困使她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感受她所做工作的意义，那就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蔡材梁说。 　　赵昌芳出生后被遗弃，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1997年1月10日，赵昌芳的养父赵寿全――一个患有间歇性癫痫的男人把她从路边捡回家，给她取名赵昌芳，1月10日从此成为赵昌芳的生日。赵昌芳与养父赵寿全和二伯赵寿文相依为命。 　　赵寿全自幼家贫，又因患病，至今未娶，打赵昌芳记事起，他就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家，打零工的收入只够他一个人在外的开销。平时，赵昌芳和二伯相依为命，各种开支由二伯负担。二伯小时候因意外失去一只手，终生未娶，他用一只手苦苦支撑这个家庭。 　　“二伯对我就像亲闺女一样，把什么好的都给了我。”赵昌芳说，二伯用五保金供自己读书和家庭开支，他还用一只手干农活儿，种植玉米、水稻，养一些家禽，增加收入。 　　赵昌芳小时候，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有一次鞋子在烘干时烧坏，她只好穿着二伯的鞋子去上学，山路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赵寿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几天后，赵昌芳发现自己的床头摆着一双新鞋，那一次昌芳悄悄哭了，“二伯对我太好了”。 　　在二伯的鼓励下，赵昌芳从小就努力读书，家里的日子很艰苦，但二伯总是带着笑容，他总是说：“娃，你一定要有志向，要多读书，别像我一样没有文化，一辈子受穷，不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6年，赵昌芳顺利考上大学，当时很多人劝二伯：“女娃子读个高中差不多了，专科读出来没什么用”，二伯没有理会，毅然送赵昌芳念大学，“不管多困难也要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赵昌芳产生了放弃学业的想法。“当时二伯年纪大了，眼看这个家就撑不下去了”。 　　也就是这一年，走马乡开展脱贫攻坚大排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2017年将赵昌芳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因学，从此赵昌芳每年有了3000元国家助学金，她在学校也申请了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 　　赵昌芳说：“如果没有教育扶贫政策，我的求学路会更加坎坷，甚至有可能辍学。我感谢周边人的帮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2017年暑假，走马乡政府驻村工作队员马丹奎推荐赵昌芳到走马乡政府参加大学生暑期见习。赵昌芳很纠结，经过慎重思考放弃了这个岗位。“当时，我二伯还有几亩玉米要收，如果我看着他一个人在地里挥汗如雨，自己却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心里会过意不去”。 　　马丹奎说：“这个女娃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不怕吃苦，懂得感恩。”虽然婉言谢绝马丹奎的好意，但这件事让赵昌芳感受到，除了家人还有人真正关心自己并给予无私帮助，“我心里非常温暖”。 　　尽管有助学金，赵昌芳每月的生活费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勤工俭学，大学期间，赵昌芳发过传单，当过图书管理员，做过洗碗工，把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尽力减轻二伯和父亲的负担。 　　2018年8月，和赵昌芳相依为命的二伯因病去世。父亲电话也联系不上，未经世故的赵昌芳完全不知所措。“我只会使劲地哭，面对二伯渐渐冰冷的身体，又伤心又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在我心中，二伯也是我的父亲”。 　　当晚，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忙前忙后，和左邻右舍一起料理了二伯的后事，一切都按照本地风俗进行。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赵昌芳在悲痛中无比感动，在感动中生出浓浓的敬意。“也就是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身处困境的人”。 　　2018下半年，赵昌芳家享受了D级危房改造政策，从破陋的房子搬入虽不宽敞但是明亮整洁的新家。 　　2019年，赵昌芳面临实习，走马乡党委政府接受她的申请，为她提供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工作看似很简单，走访核实贫困户的基础信息，然后填写到扶贫手册和各类基础信息台账上，这些工作枯燥而繁琐，走访过程中还免不了看人冷脸。 　　村里的贫困户李刚（化名）一个人养育4个孩子，不愿意出去打零工，也不愿意干农活儿吃苦，长期有等靠要的思想。赵昌芳去他家走访时惊呆了，家里可以用清锅冷灶、一贫如洗8个字概括。他家门口就有一片地，可以种一些蔬菜，但他从来都不去种。“叔叔，您和孩子不需要吃蔬菜吗？”“哎呀，我干不了活儿，太阳一晒就头疼。”李刚一脸不高兴。 　　去外地打工，他说照顾不了在家读书的孩子，驻村工作队给他在近处的工地上找了一些工作，他又嫌累。 　　“别整那些没用的事儿，登记半天也见不到钱，给叔叔说说能给我多少钱吧！”李刚对于信息填写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动笔。 　　“叔叔，您家有4个孩子读书，我可以帮您申请低保，因为是因学致贫，全家每个月可以有2000多元，能够解决您家的生活问题。”赵昌芳一脸微笑。 　　李刚一听，眼睛发亮了，“是吗？侄女啊，还有这种好政策，谢谢你想着叔叔一家啊，赶紧帮我填填表。” 　　“叔叔，我听说您有崩爆米花的手艺，我小时候可喜欢吃了，孩子们在学校时，您可以崩好爆米花，走村串乡出去卖，挣点零花钱呗。”赵昌芳说。 　　这次，李刚眼睛一亮，没有拒绝。很快，李刚家的低保申请批准下来了，赵昌芳欣喜地看到李刚挑着担子上街，满街吆喝卖爆米花。 　　后来，李刚又申请了小额贷款，养了几十只羊，家门口种上了蔬菜，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扶贫工作很神奇，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脱胎换骨。”赵昌芳说。 　　“这个孩子懂事得很，学习能力又强，很快就适应了交办的工作。”对于马昌芳的表现，马丹奎很满意。 　　就在赵昌芳为工作的事发愁时，蔡材梁向赵昌芳介绍了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相关政策，彭水县人社局核实了赵昌芳的基本情况和就业意愿后，为赵昌芳发放了500元离校未就业求职创业补贴，并让她回到原来的扶贫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 　　金银村90%的村民都住在一个高高的山岗上，两边是山沟，村民罗东（化名）一家就住在下面的山沟里，地理环境差，罗东夫妇都年近70岁，儿子、媳妇尽管正当壮年，但都没有工作，儿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到路边的小卖部里玩牌。他家的房屋低矮潮湿，窗户透风，灶台只有半边，属于D级危房。 　　扶贫工作队安排赵昌芳去罗东家调研。那一次赶上下雨路滑，赵昌芳来回一趟花了一个半小时，中饭都没来得及吃。 　　蔡材梁问赵昌芳，发现了什么情况。“两个老人的被褥太薄了，根本无法过冬，能否向乡里打报告申请两床被子给他们”。 　　第二次去罗东家，赵昌芳和扶贫工作队的人扛着两床棉被过去。罗东一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手合十：“好孙女，爷爷谢谢你啦！” 　　2019年，赵昌芳通过申请为他们家进行了危房改造，使用什么材料、如何修建布局，都和罗东沟通，最终房屋建成，一家人住上了干净整洁又坚固的新房。赵昌芳不仅成了他们家最受欢迎的人，也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贵人”。后来，扶贫工作队帮罗东的儿媳妇安排了一个扫马路的工作，每个月有1000元收入，老人的儿子也开始勤快起来，外出挣钱，2020年，罗东家宣告脱贫。 　　“通过就业扶贫政策，我从一名贫困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扶贫人’”，现在，赵昌芳每月有1886元的工资收入，也买了五险，家里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并于2019年脱贫。“二伯为我操劳了半辈子，我却没能孝敬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也是我回家工作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希望能多陪伴爸爸。希望二伯在天之灵，能看到我现在的生活工作状态，能为我做的扶贫工作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赵昌芳说，扶贫工作中遇到极个别群众仍然存在“等靠要”思想之类的问题，也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化解。回想自己的经历，她有几点建议：贫困不是苦难，而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要怨天尤人，要努力学习，改变现状。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力所能及帮助其他人，回报社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责编：郝孟佳、何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