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都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它已和人类纠缠数万年。考古学家曾在古埃及木乃伊里发现过它的痕迹。肖邦、契诃夫、卡夫卡、鲁迅、萧红都被它夺去生命。为了对付它，细菌学家花费13年研制疫苗。如今，这款疫苗是中国新生婴儿的“出生后第一针”。 它是一种叫结核分枝杆菌的古老病原体，简称结核杆菌。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它已经被有效控制。但事实上，它带来的结核病仍然是全世界十大死因之一。2017年，全球有1000万人患有结核病，其中，估计有100万名儿童。 近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发生的校园肺结核疫情，又把它带回公众视野。2020年10月14日，该校发布情况说明称，最近一年，陆续发现在校学生肺结核病例22例。近期，该校对师生进行筛查后，发现43名学生胸部CT影像异常。 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根据估算，2019年，中国新发结核病患者约83.3万人，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1 肺结核一度被叫做“穷病”，很难将它和年轻健康的学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校园也是肺结核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2020年3月发布的论文里，2017年，我国肺结核报告发病患者83万例，学生肺结核患者有4万多例，学生新发患者例数占全国4.87%。 高谦解释，从数据上看，校园不是肺结核的高发地，但学校发生结核病疫情影响面大，容易构成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社会重视，学生又是结核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之一，因此，学校结核病防控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主任医师初乃惠解释，在过去，贫穷的患者往往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从而感染肺结核。但对于学生、年轻白领等青年患者，他们营养充足，却有熬夜、失眠等习惯。 初乃惠接触的肺结核病人，以高中及大学阶段的学生和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居多。 她接诊过一个年轻的肺结核患者。这位患者确诊前和朋友泡在网吧里，连续几天熬夜打游戏，直至晕厥在网吧里。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同教育部联合下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一所学校在同一学期内发生10例及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结核病病例，或出现结核病死亡病例时，学校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现场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结果，判断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是，从各个角度看，结核杆菌筛查并不容易。肺结核的主要检查项目有痰涂片和X光胸片检查，必要时可进行痰培养检查和药敏检查。根据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官网信息，目前，痰涂片结核菌检查是发现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的主要方法。痰中查出结核菌，就能确诊患了肺结核病。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丽娟介绍，相比其他细菌，技术手段很难捕捉结核杆菌，它潜伏多年，在人体内慢慢生长。吴丽娟认为，部分医院诊断肺结核的能力较弱，广泛应用的痰涂片检查法敏感性低，只能筛查出约10%的患者。由于检测条件有限，一些外地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疾病，辗转较长时间才确诊肺结核。 出现22名学生确诊病例后，江苏师大一名老师告诉记者，至今他们未从学校处了解到确诊病例的具体情况，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密接人群。这个老师不清楚学院感染人数、排查人数，就连未来教学模式是否转为线上也没有被告知。 该校科文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虽然陆续收到了当地疾控部门的病例告知书，掌握确切病例数和病患情况，但按照相关规定，学校无权发布通报。” 由于结核病不易诊断，高谦认为，当一个学校出现肺结核病例的时候，公布有多少病例、其中多少是真正的确诊病人，多少是临床诊断病人，多少是疑似病人或在潜伏感染期的病人，很有必要。 诊断结核病有病原学确诊和临床诊断之分。在临床诊断上，患者体内没有发现结核杆菌，属“菌阴患者”。高谦认为，一般来说，临床诊断的菌阴结核病患者是处于早期还未排菌的状态。结核病的传染源，不是“菌阴患者”，而是在患者体内发现结核杆菌的“菌阳患者”，后者更需要公共卫生重点关注。 2 为宣传防控肺结核知识，一些相关讲座会不时出现在校园里。初乃惠就曾参加北京防痨协会组织的讲座，到北京的大学讲解结核病的相关知识。但是，她发现有学生对结核病讲座的热情度不高，不愿参加，“大家普遍认为这东西跟自己没关系”。为此，初乃惠不得不请辅导员多组织学生参与。 每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许多医生在电台、电视、报纸上讲解结核病的知识。初乃惠收到的听众反馈，大多来自结核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同事。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谭守勇记得，有个学校出现结核病例后，他跟着疾控部门去学校筛查。学校管理者询问医生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影响学校升学率？ 2017年，湖南桃江四中暴发一场结核病聚集性疫情，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感染结核病的学生经历了少达3个月，多达半年时长的休学，一些学生复课后，被安排在专门用来做实验的科技楼，远离原来的教学楼，依然会担忧受到其他班级学生的“侧目而视”。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规定，菌阳肺结核患者和重症菌阴肺结核患者完成全疗程治疗后，学校凭复学诊断证明为其办理复学手续。 这给学业压力较重的青年患者带来压力。初乃惠遇到过一个正读高三的肺结核患者，担心休学会耽误高考，初乃惠安慰他，结核病治愈率很高，要先治病，“没有好的身体，即使考上大学，也没法上学”。 吴丽娟曾诊治过一个即将就业的毕业生，在入职体检时发现患上肺结核。相比起治病，这个年轻人更担心前途。 高谦曾发表论文，表示目前我国对结核病管理要求过于严格，尤其是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学生，确诊结核病后，学生压力变大。这可能会造成学校或学生家长怕休学影响学业，出现瞒报的情况。 他根据我国的规定推算，患病学生至少需要休学5个月，但目前我国诊断的学生病例绝大多数是菌阴患者，不存在传染性。 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结核病指南里，没有对于学生结核病患者的休学时间作明确规定，菌阳患者经过2-3周，菌阴患者5-7天治疗，经医生同意后就可以复学。 “消除患者的传染性与治愈患者是不同的概念。”高谦解释，治愈结核病患者需要数个月，包括细菌学检查(涂片或培养)结果转为阴性所需的数周时间，而消除患者的传染性只需近2周。他建议，患病学生消除传染性后，理应复学。 谭守勇发现，学生患上肺结核后，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沉默寡言，情绪低落，担心受到歧视，从而易怒、急躁。即使复学后，“我们也不能单纯说这个病人已经好了，可以复学了（就行了）。怎样管理，包括复发、心理辅导，都很重要。” 他举例，一个因病休学留级一年的同学，回校后原班级已经换了一拨儿新同学，新同学议论他过往的病历，加剧这个男孩内向孤独的性格，以至于放弃学业，经常去喝酒。也有一些学生因为复学感觉功课落下太多，埋头苦读，反而容易复发。 谭守勇认为，学校老师需要学习结核病的知识，向学生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并减少患病的学生与其他学生的心理隔阂，确保不产生歧视的心理。 从结核病的大环境看，社会对结核病人的歧视依然存在。高谦举例，有工作的雇员不愿被雇主知晓病情，以防被辞退；学生患者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他呼吁，社会应对结核病人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校园暴发结核病疫情时，找到菌阳患者并及时治疗，避免引起恐慌。 见习记者 魏�� 记者 江山 (责编：何淼、马昌)

2020年，“低龄留学”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外通航障碍重重，留学生回国成了一大难题。其中未成年的“小留学生”因为年龄尚小，自理能力难与成年学生相比，面对的风险也更高。在各国纷纷施行边境管制后，家长们焦急万分，联名请求政府包机接“小留学生”回国的新闻屡见报端，引发了社会热议。 参与讨论的声音高低不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家长担忧孩子无可厚非，疫情是全社会都要面临的风险；有人觉得从高风险地区接回留学生是增加国内抗疫压力……从国际教育这一单独领域延伸出更广泛的讨论空间。 随着近期许多国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际航班正慢慢恢复，这一话题的热度也逐渐冷却，但沉淀之后问题仍然存在，“低龄留学”的未来趋势如何成了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重点。 催生“低龄留学”的因素 2000年前后，中国本科留学生数量还相对较少，2005年之后，本科留学生开始增加，2010年以后虽然未成年出国学习的学生明显增加，但是数量不及本科留学生，尚未形成规模，学生整体发展的大数据也难与成年学生相比。但是近年来，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热度逐步上升，“低龄留学”的利与弊也越来越被广泛讨论。“小留学生”是当前时代背景的产物，讨论这个问题要看到它产生背后的各种因素，从主观与客观分析家长选择送未成年孩子出国的动机。 从主观角度讲，由于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在新时代发展中产生了变化。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学生想接受国外的教育，喜欢国外的学习方式。家长也觉得国外的文凭和语言能增强学生未来的竞争力。 而谈到客观因素，除经济因素推动教育信息传播，学生与家长借由开阔的视野了解到更多接受教育的渠道外，目前国内教育还存在一些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一部分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到国外。 虽然现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高中入学率在自愿情况下还达不到100%。实际上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00%，除非学生自己不想读大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此外，户口问题限制了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流动，不少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父母，面临着孩子在初中毕业后要返回家乡上高中的难题，这也促使家长将孩子送入工作地的民办学校以便让孩子在接受教育时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这也产生了另一些问题，很多民办学校成立之后，使用国外课程教学，被称为国际学校，这些学生一旦进入此类学校，很难在高考中竞争过普通高中的学生，最后也只能选择出国。目前国内存在的各类客观因素促使家长送孩子出国，在分析时应当注意到这些实际存在的条件限制。 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问题 随着留学行业在近20年的迅猛发展，家长与学生在进行选择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往往是千头万绪。而留学机构也是鱼龙混杂，提供的服务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与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人认为国外教育环境相对宽松，但这主要是由于国外教师常常扮演的是“引导者”角色。其实，国外教学中，教师以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团队的合作能力，这让在国内习惯了按部就班学习，较少提出问题的学生可能短时间内难以适应。 在课程上，国外实行选修课与走班制，在考核方面则是从课堂表现、课外活动、出勤率和考试成绩多方面综合评价，与国内中学阶段教学方式很不相同。很多学生和家长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导致学生出国后难以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其实国外学生之间竞争压力也很大，只是实践方面更多一些，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不同就认为国外的基础教育不如国内，考不过中国孩子。 除了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的差异，小留学生出国后还会遇到几方面的“水土不服”，对尚未成年的孩子们而言，成长阶段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往往影响更大。 第一就是生活方面。由于尚未成年，学生们只能选择学校住宿或家庭寄宿的方式，这是给他们的第一重考验，学校住宿让学生们体验到很多‘第一次’，如果在国内家长帮学生做得太多，孩子学会自立的适应期会很长；而家庭住宿的也因为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很多学生中途更换寄宿家庭，毕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国际化视野，大多寄宿家庭还是按照本国思维在照顾这些小留学生。 基本生活解决之后，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还要面临开拓社交圈的问题。很多孩子留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没有建立起新的朋友圈，宅男宅女到国外还是宅男宅女，业余生活没有丰富起来。 而这些表层问题进一步发展，造成的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适应度与价值观、人生观塑造的问题。近几年来，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国内外的巨大差异，学生容易从心理失衡到心理孤独，容易出现焦虑和忧郁等问题。现在已经有不少英美企业针对留学生心理辅导推出了业务，这也侧面警示我们应当重视留学生心理问题。我们不要一谈到心理问题就认为是“有病”，这可能是短时期形成的可调整的心理落差。 第二是文化的差异方面。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深深影响着这些尚处于人格塑造期的孩子。近几年，“香蕉人”的说法流传甚广，“外黄内白”的出国学习的未成年学生们往往在国内外都处境尴尬。一个人即便在国外读高中、大学直到工作，多少还是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思维和意识形态，但他形成人生观、价值观时又受到外国的影响。他们可能与父母渐行渐远，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处理问题的思路也不尽相同。然而这次疫情又让我们看出，尽管大部分人在国外有了归属感，仍然无法避免遭遇种族歧视，特别是前段时间，我国针对澳大利亚发出留学警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低龄留学”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容易形成不够全面的认知，学生太小，对中国的事情不了解，只了解国外的情况，抵御能力和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比较弱，这方面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树立科学理性的教育观 这里希望现在所有留学行业从业者都能保持教育的初心，从教育本质出发，而非只看到经济效益。不提倡也不鼓励未成年学生过早出国学习，要踏踏实实地对出国学习的学生作好评估。学生一定要具备相当的综合能力，才能让留学成为人生的助力――独立生活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理财能力，以及活跃的思想和善于交流的性格，这些对未成年学生在国外的生活都至关重要。 至于“如何避免低龄孩子留学后成为‘香蕉人’”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控制不了。如果家长将年龄过小的孩子送出国门，那么孩子势必会受到国外文化的深刻影响。为此，也希望家长能够杜绝攀比心理，真正为了孩子的前途投入心力。我们认为留学是可以一生受益的高回报投资，但家长的教育投资不是乱花钱，是为了将孩子塑造成真正的人才，如果仅仅为了攀比、跟风，就把年龄很小的孩子送到国外，这样的做法未免有些自私。 其实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出国学习，只要怀揣梦想，希望自己成为国际化人才，在求学层面上，早去晚去都一样。而从思想层面上，面对外界不同的诱惑以及良莠不齐的信息，本科阶段的留学生有更好的辨别是非能力，去粗取精，但是恶劣的东西如果被他们吸收，养成不好的习惯，也同样失去了出国学习的意义。出国学习的目的在于学到优秀的东西为我所用。所以出国学习“好饭不怕晚”，没有必要过早出国。 （作者：印凯，为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责编：何淼、熊旭)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理解智能、理解我们的大脑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追逐的梦想；而自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何创造一个“大脑”，如何自己创造出智能更是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竞相比拼。用机器模拟生物神经网络的结构和信息加工的潜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类脑计算，也叫神经形态计算。 目前的类脑计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技术标准与方案。清华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提出“类脑计算完备性”以及软硬件去耦合的类脑计算系统层次结构，填补了类脑研究完备性理论与相应系统层次结构方面的空白。10月15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一类脑计算体系结构领域的重要突破。而在成果背后，这一场源自于新兴研究领域的科技成果发布会也为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新兴研究也许并不“新”，要学会从科学进程中寻找方向 近年来，从AlphaGo战胜人类顶级围棋选手，到人工智能系统预测、缓解人流拥堵，人工智能不再是一个新鲜词语。但在清华大学精仪系教授施路平看来，这些突破大多是从智能的某个领域接近或超过人类智能，是一种“窄化的人工智能”：“这些系统无法将这种能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作为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通用人工智能’应该是一种可以执行人类能够完成的所有任务的人工智能，即‘类脑’。” 在施路平看来，与外界对新兴研究领域的某些认知不同，发展人工通用智能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而是随着科技发展需要紧紧把握住的“关口”：“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图灵、冯诺依曼这些大科学家早期的文章，会发现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为什么是发展人工通用智能最好的时机呢？因为随着精密仪器的发展，我们对脑知道得越来越多，我们似乎到了一个理解脑的关口。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可以使我们进行很好的模拟仿真，省钱、省力、省时间。大数据、云计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像脑一样复杂的系统，和脑交相呼应，我们可以共同研究、互相促进。另外，纳米器件已经可以使我们去发展像人脑能耗水平一样的神经元和突触这样的电子器件。科学家要学会借助时代发展寻找课题。” 新兴研究不要过度逐“新”，更不能放松对基础问题的关注 这场发布会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某些时候，新兴研究不要过度逐“新”，更不能放松对基础问题的关注。 记者了解到，现有类脑计算系统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的芯片、工具链、应用和算法的创新实现，而忽略了从宏观和抽象层面上对计算完备性和体系结构的思考。类脑计算软硬件间的高度耦合阻碍了它们在独立发展的同时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如何突破这一局面，扩展类脑计算系统的应用场景？这成了上述团队下决心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通用计算领域的图灵完备性和冯・诺依曼体系结构都是非常基础、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对于新兴的类脑计算系统领域，这是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张悠慧说。 施路平也认为，当前类脑计算的某些研究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关注技术应用，而忽略了对最基础问题的研究。“这是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标准、方案，只追逐最时兴的应用层面的东西，并不足以支持一个领域的发展。”施路平说。 新兴研究要关注新的科学点，还要融合出“新团队” 而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让团队成员感到压力的，不是科学问题上的挑战，而是来自于如何融合出一个“新团队”。这也是当前很多新兴研究领域面对的困境。 “发展类脑计算和人工通用智能，真正的挑战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而是我们的学科分布使得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做这样的研究。而且，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一个探索自然世界，一个更关注应用，它们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多学科融合尤为关键。”施路平告诉记者，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由精仪系、计算机、电子、微电子、自动化、材料系和医学院7个院系组成：“我们7个院系的老师在一起反复讨论，每周半天的时间，最后我们7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叫‘融合、融合再融合’。” 但这位科学家也坦言，当前困扰不少科学研究的关键点也就在于“融合”这两个字：“但在很多时候，跨学科交叉坚持起来很难，因为不同团队有自己各自的诉求，短期或长期的。这时就需要探索一种机制能够将人有效地结合、团结在一起。” (责编：何淼、熊旭)

原标题：辽东学院：大学食堂自选称重 节俭已成新风尚 　　“有热菜、小菜、水果等近40个品种，我们可选余地大，根据自身食量就能更好做到光盘。”辽东学院2017级管理学院学生刘雅男表示，自助选餐、自选称重模式在食堂全面推广后，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这种模式为“每次少取、多次取餐”提供了便利，让节约粮食更加容易操作。 　　学生们进入自选区，按照指示标识在入口拿好餐具，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食品。选餐结束后，在出口处通过公平秤称重结算，重量精确到克。其中副食1.4元/50g的价格结算，主食0.3元/50g的价格结算。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传统窗口出售主食时，工作人员也会根据学生的要求调整分量，不够吃还可以再次免费添加。 　　学校还建立了学生代表定期与后勤人员交流制度。根据学生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在制作馒头、切配水果时缩小单品重量，制作100g和50g两种馒头，切配小块的水果，从每一个细节避免浪费。同时，邀请学生们到食堂制作间参观，推出“妈妈的味道”等家乡菜制作互动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学校第一食堂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餐余垃圾大概四大桶，改成自选之后变成了一桶，且大多是麻辣烫、砂锅、拉面的汤汤水水，基本做到了光盘。 　　秋季开学后，辽东学院掀起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热潮。学校第一时间向全校发出倡议，各个食堂竖立起“倡导节约生活，共建绿色校园”签名板。该校还制作了节约粮食公益视频在全校播放，并组织开展线上勤俭节约美德课，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入手，鼓励大家积极践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餐桌文明是校园文明的重要体现，学校在教育宣传和机制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辽东学院党委书记周立说，学校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从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到勤俭节约办教育，把节约资源的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学校办学的各个环节。（记者 刘勇） 　　 (责编：李依环、杨光宇)

　　什么是在线学习服务师？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9个新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位列其中。这一运用数字化学习平台提供学习服务的群体，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关注。 　　今年教师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联合K12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共同发布《2020年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调研报告》，对这一职业工作现状、群体特征、行业前景进行解析。 　　及时答疑解惑 　　今年开春，全国大中小学延期开学，实行线上教学。如何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学习质量？北京市朝阳区初三学生小刘说，“线上学习期间，经同学推荐，我在作业帮上报了名。” 　　当前，在线教育迅速发展，促使辅导老师群体扩大。《报告》称，目前，仅K12头部10余家在线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数量已近10万人。如何依托平台，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成为在线教育机构发力重点。 　　近年来，作业帮采取多项措施，推出“直播大班课”，让辅导老师在课堂内外负责班级管理、答疑解惑等，有效提高了师生互动频率、教学质量及学习效果。疫情防控期间，作业帮推出“春季免费直播课”，课程内容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等阶段；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精准教育”系统平台，辅导老师可清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 　　“辅导老师们的陪伴与坚持，让在线教育有了更多温度。作业帮将继续借助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让更加高效普惠便捷的教育服务，惠及更多学生。”谈及在线教育发展前景，作业帮创始人、CEO侯建彬说。 　　疏导学生情绪 　　开课前的家访电话，开课后的督学伴学，结课后的复习巩固……25岁的作业帮辅导老师谢义秘每天都在忙碌着。 　　“每当收到学生或家长的正面反馈，我就感觉那些给学生解答问题、安抚陪伴的日日夜夜都是值得的。”谢义秘感慨良多。像她这样年纪轻、干劲足的辅导老师，作业帮还有很多。据《报告》显示，95后是在线辅导老师从业人员的主力军，占比75.39%；在学历分布上，九成以上从业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我从小是个成绩中等的乖孩子，太清楚被忽略的感受啦。”作业帮辅导老师闫本琼说，她愿意多鼓励那些成绩中等的孩子。作业帮辅导老师蒋守爽把手机调成声音加震动双模式，哪怕晚上12点，也能尽快解答学生的问题；辅导老师吴承翰的微信置顶了十几个学生；辅导老师李榕经常用微信电话与学生谈心，安抚学生备考的焦虑情绪…… 　　这些守护在屏幕面前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育人初心。 　　拓宽就业选择 　　“老师是一个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唐梦林说。2019年，来自四川的唐梦林在上海读完研究生回到家乡工作，成为作业帮成都分校的一名辅导老师。 　　新兴职业的出现，往往能拉动就业，进而影响人才的流动格局。《报告》显示，85.68%的辅导老师选择回到本省或者相邻省份就业。北师大课题组专家认为，当前在线教育平台正成为新型人才培养的摇篮，通过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为行业输出大量既有深厚学科功底，又能体察学生需求的新型互联网教育人才。 　　出于招聘需求和成本考量，多家K12在线教育公司在各省会城市设立分校。这些城市的高校资源较多，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而优秀辅导老师的薪酬也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对毕业生有较大的吸引力。 　　2019年，作业帮已在多个城市开设分校。今年，作业帮积极参与“千校万岗”青年线上招聘会，在稳就业、保用工中，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更多人融入社会并成就自我，是教育行业的责任，也是时代对我们的召唤。”侯建彬信心满怀。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8日 12 版） (责编：牛镛、熊旭)

原标题：研究生导师既要授学问也要教做人 　　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意义重大。应该说，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决于方方面面的协同努力，但导师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导师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应该履行好角色的双重内涵，兼顾好学业指导与做人引导，做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和未来的国之栋梁。 　　导师群体作为高校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力量，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要取得好的培养效果，使学生健康成长，导师的角色履行至关重要。导师主要职责在于“导”，其具体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要在学业上给予高水平的指导，使研究生能够在学习中开阔视野，迅速了解专业和学科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要兼顾立德树人的使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学生拥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从而成为身心健康、德才兼备、有理想、有追求的高素质人才。 　　《礼记》有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应该说，研究生的学业重要，人生观培养更重要，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中要做到专业与思政相结合。导师不仅要做学生学业的领路人，而且要做学生成长的知心人，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导师不仅会使学生在学习阶段受益匪浅，而且在未来若干年可能都会对学生的人生与事业产生长远影响。 　　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但丁也说：“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永远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这些名言都精准地阐释了一个人才与德之间的关系，在人的成才方面，德育为先，没有过硬的道德品质作为基础和底蕴，人的才能也难以正向发挥作用，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所以，立德树人永远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我国研究生教育70余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949年最初的研究生在学人数620余人，到2020年在学人数预计突破300万人，培养目标也从最初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到目前的培养德才兼备并以德为先的高层次人才。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新课题，要完成好研究生培养的当代任务，必须建设过硬的导师队伍。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进步是导师工作的重中之重。据相关调查显示，学生反映在自身成长成才过程中，导师因素的影响最大。因此，导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拿出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教书育人事业中。对于新时代所赋予研究生教育的新要求，绝大多数导师都认真勤勉地对待，兢兢业业地履责，践行立德树人的初心和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当然，导师在工作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需要在评估考核中健全配套的改革措施，以便导师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人才培养上。近年来，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在职称评定和科研评价方面“破五唯”，这些政策有利于高校教师减轻负担、全心投入人才培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关心，更需要学校和老师投入精力和心血。研究生导师只有履行好教书育人的双重角色内涵，才能培养出有大视野、大格局，能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秀学生，只有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要求，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导师。（作者：于文秀，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责编：郝孟佳、马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