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3名首都职工获聘“职工匠师”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总工会举办首批职工匠师聘任仪式。仪式上，33名首都职工获聘“职工匠师”。据悉，首批获聘的职工匠师来自于首都各行业的劳动模范、大工匠、创新工作室领军人、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和企业首席技师。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市总工会全面启动职工匠师建设工程，面向全市公开招募职工匠师。首批通过遴选产生的33名职工匠师参加了首期专题研修班。研修班通过总时长超过一个月的线下专题研修和线上针对性辅导，从课程设计、课件制作、课堂讲授等方面对匠师教学综合能力进行培养，指导每位匠师深度打磨主题示范课。最终，所有匠师均顺利通过试讲评审，实现了由“匠”到“师”的华丽蜕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珍惜每一次讲课的机会，认真备课、悉心准备，不断完善自己的课程内容，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与水平。”职工匠师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环卫集团职工温莹莹说。 　　市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匠师自身广泛的社会高度认同，决定了他们是最有力的“三种精神”弘扬者和精湛技艺传承人。未来，市总工会将充分发挥职工匠师的引领带动和示范效应，贯通匠师队伍建设、培训、管理机制，打造匠师讲堂、匠师进校园、送教入企等教学展示平台，助力企业发展和职工学习，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为首都社会新时期发展注入正能量，汇聚新动能。 　　活动现场，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潘建新为新成立的职工匠师培训与发展中心揭牌。中心依托工会教育平台，构建职工匠师能力培训体系和职工匠师成长发展体系，逐步培育形成一支具有工会特色的职工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助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记者 王薇）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什么样的人能从事校外培训？ 两部门设门槛划红线 　　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定科学的招聘、过程监测与退出机制是新阶段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的关键环节。而从业人员的科学管理，是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优质发展的抓手。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从业人员条件做出明确规定。 　　《管理办法》指出，校外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指的是按规定面向中小学生及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其共分3种不同的类型，包括教学人员、教研人员和其他人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郅庭瑾说，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政府行文的方式，清晰表述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身份角色和队伍构成。 　　《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进行了清晰规定。其指出，从事学科类培训的教学、教研人员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从事非学科类培训的教学、教研人员须具备相应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而且，从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的角度，从业人员还必须思想政治过关、守法意识过关、品德行为过关以及职业身份过关。 　　不仅如此，《管理办法》强化校外培训机构在从业人员管理上的法律责任，进而保证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它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对拟招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单位拟派遣至机构场所工作的人员进行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格外强调培训，不仅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对初次招用人员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政策文件要求的岗位培训，而且要求机构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包括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各方面，以便提高从业人员的教育教研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说，这对解决校外培训机构鱼龙混杂、机构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培训质量难以保障、违法违纪行为时有发生等问题，开出了管用的“药方”，扎紧了制度的“笼子”。 　　为保证监管落地落严落实，《管理办法》划定了从业人员行为“红线”或底线规则，详细列举了零容忍的11类行为。如“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歧视、侮辱学生，存在虐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行为”等，要求机构应当依法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在全国统一监管平台同步更新人员信息，并报告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若触碰行为红线且情节严重，经查实审核后，统一列入“黑名单”，其他校外培训机构均不得招用。 　　刘向兵指出，《管理办法》的出台是基于校外培训供给端推出的重要改革措施，通过对症下药、辨证施治，规范机构用工管理，提高机构设立和准入门槛，加大违法违规成本，不仅可以淘汰一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还可以促进从业人员规范化和职业化，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最终能够有力促进校外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等“双减”目标的达成。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高强度育儿，让我们面临什么 　　甘肃省昆仑幼儿园在儿童节成为一片热闹欢腾的海洋。侯崇慧摄/光明图片 　　2021年5月28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一家书店，家长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图书。殷潮摄/光明图片摄 　　【专家视角】 　　编者按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至8月，中央和各地方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相继出台。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放开“三孩”的消息出来后，话题热度数月不减。参与讨论的年轻人都在问，到底“生不生”呢？生几个呢？ 　　低生育率让多国面临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年轻父母们肯定还是生少了，统计显示,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总数的指标为1.3，而一般来讲，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不过，这在全球并不是个别现象。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回应――有效性如何？》的工作论文指出，全球的年轻人都生得比较少：在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越来越多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南欧、东南欧、东欧以及东亚的部分国家，生育率则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为韩国（0.9），有八个国家或地区这一指标在1.2及以下，其中四个国家或地区在亚洲――除韩国外，还有我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新加坡。 　　研究人员指出总和生育率的极低（低于1.5）或超低（低于1.3）现象是全球生育率转型进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担心其会给公共财政、养老金体系、社会保障和卫生事业带来巨大压力。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低的挑战，但“生不生”的确不只是个人“偏好”。年轻的父母们做出生育决定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例如：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程度：个体往往视经济方面的安全、工作上的稳定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 　　社会危机：危机容易导致个体选择推迟婚育，导致生育率下降； 　　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 　　性别不平等：妇女仍然承担着大量家务，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容易导致低生育意愿； 　　买不起房：房价和供应情况影响着生育能力和意愿； 　　年青一代的家庭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观和微观因素有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但为何会在当代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深刻影响呢？这就牵涉年轻人在育儿观念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父辈们不同，现在的年轻人追求高质量育儿，而落实具体行动，就演化成一场高强度育儿。高质量与高强度的叠加，使育儿成为为人父母者的一件“艰巨任务”，使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父母决定论”与高强度育儿 　　在当代，“做父母”的社会意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这代家长在观念层面大约比此前任何年代的家长都更加坚信“父母决定论”的观点――孩子所接受的养育的质量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面貌。各类家庭教育政策文本、无处不在的商业营销、耳提面命的老师和同样焦虑的其他家长也好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怎么养育孩子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一项数据更是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在美国，父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增长了两倍，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当然多了更多――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仍是父亲的两倍。但请不要忘了，从世界范围看，女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刚刚获得稍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短短40年，新的育儿精神又在重新召唤着她们重返家庭的“战场”。研究指出，而今全职工作的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与上世纪70年代的全职妈妈几乎一样。另一项针对西方十一个富裕国家的比较研究甚至显示，2012年时，母亲们教孩子的平均时间较1965年长了一个小时。两项研究的共同指向是――全职工作的老母亲，既要主外又要主内。 　　高强度育儿已是我们这个年代主导的育儿模式。在过去，对于孩子能否在学业上获得成功，我们要么信奉个体决定论要么相信社会经济地位的力量。但在父母决定论的话语体系之下，一切转向子女的养育质量这一关键变量。养育质量意味着什么呢？花更长时间给孩子以高质量陪伴，最好能够与他们一起游戏、一起学习；还要把握机会系统地引导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要花时间与孩子讲道理，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投入金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必不可少，目的是创造机会学习课外知识；在学业的重要阶段，购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购买专家咨询则是上佳选择。研究人员测算，在美国，从2000年至2010年，每个家庭花在孩子上的平均成本上升了40%之多；2015年，从呱呱坠地到17岁，每个美国家庭养育单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33610美元――这还没有加上大学学费。按照澎湃新闻的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发布的一份关于上海市中小学成绩变化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该市静安区，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每个家庭的总投入接近84万元，其中教育投入超过51万元，在闵行区，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6万元和52万元。 　　大约可以把当代父母育儿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做得好，那就做到了“高强度育儿”，做不好，那就是低强度育儿。父母都需立志成为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哪怕需要自学儿童心理发展知识，抑或再学一遍数理化。 　　目前的总体趋势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接受父母决定论，这是对儿童发展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转变――从社会学的解释过渡到道德的解释。道德解释的内在含义使我们认定，父母是否称职的依据变成了孩子发展得好与不好，对养育行为有了道德审判的意味。力争做全能的父母和为孩子创造美好的童年成了“好父母”的标准。英国广播公司曾援引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标题耸动：《坏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扩大》。言下之意，父母质量如何影响着孩子的学习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儿童发展的道德解释和父母决定论显然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儿童福祉和生活机会的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发展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例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制约。 　　生还是不生？竞争性养育与低生育意愿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提及，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对育儿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它影响着父母们定义什么才是合适的养育方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亦指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并加剧。而在赢者通吃的社会，父母总是担心子女落后于人，希望孩子在很小时便赢得人生的主动权，为在社会上立足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研究指出，父母尤其是中上产阶层父母已然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社会学家埃伦瑞奇在《担心失败》一书中指出，中产的立身之本在于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其不同于金钱和资产的占有，无法构成有效且有力社会排斥手段，除了投资教育，不断加码外，似乎别无他途。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后果之一便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过度关注，对他们的教育机会和成功变得高度紧张。 　　一言以蔽之，经济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群体的养育文化，正是逐步加深的经济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以及学业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代的养育实践为何更加“高强度”。假如教育系统高度分层且选拔性强，那么这个系统就更容易引发“育儿战争”。在一个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中，父母会更侧重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个人提升、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功用，他们往往视子女教育为自己不可避免的责任，尽力想办法提供给子女适当的教育资源和支持，以帮助他们获取竞争力――即便资源投入和竞争力远超实际所需。 　　韩国的“教育热”现象曾被美国宾州大学的安德森（Anderson）和康乐（Konler）深入研究。他们指出由于韩国年轻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在总体上竞争更加激烈，要获得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进入韩国最负盛名的精英“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变得至关重要。为了将孩子送进这三所高校，韩国的父母们也是百般武艺都用上，一般都会在孩子们正常上课时间后再安排他们参加课外补习，接受数学、写作、音乐、科学、英语等科目的额外培训。按照赛思（Seth）在《教育热：韩国的社会、政治以及教育追求》一书中的提法，送孩子参加课外培训已经成为韩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按照统计，到2009年时，就已经有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未能送子女上这些额外课程的父母甚至要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据说在韩国，说英语不单是一个别致的地位象征，更是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因此，“英语热”现象一直困扰着韩国，越来越多的韩国父亲将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送到英语国家学习，而自己则留在韩国工作，通常选择每年拜访妻子和儿女，自己则被称为候鸟父亲（goose father），按照有关资料的统计，目前韩国总共有大约20万候鸟父亲。 　　在竞争性的养育文化下，父母通常认为孩子的成功反映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努力程度，所以争相投入，让他们参加最好的补习班、英语课程或日托中心，对每个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毕竟，孩子越多，能够给每个孩子的经济资源就越少，如此，孩子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安德森和康乐也留意到东亚剧烈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现象，并指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与欧洲地区不太一样，欧洲地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育率下降多是由青年人推迟婚育的行为所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其在他们婚育后还可得到部分弥补，但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下降一般无法挽回。在研究韩国个案时，他们使用韩国私立教育调查数据开展分析并验证了父母的教育负担与生育愿望，发现课外补习上的教育支出的确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关联，亦即前者的增加与后者的减少有关，花费更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报告也指出，在双职工家庭模式不断扩张，经济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强度育儿”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此，深入推进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统的选拔和竞争性，通过减税等形式教育补贴，建设均衡高质量的公立教育系统支持儿童发展便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 　　（作者：谢爱磊，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编：温璐、薄晨棣)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10月15日电 （记者孙竞）近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进行部署。 《办法》明确，民族文字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根据《办法》，民族文字教材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分级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一规划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统一组织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及其他学科翻译（编译）版教材的审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民族文字教材管理，纳入本地区中小学教材管理体系，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进行严格管理；组织编写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并进行初审；负责对国家课程教材民族文字翻译（编译）进行初审。学校使用民族文字教材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教材管理的规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用好民族文字教材。 《办法》要求，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编写修订和翻译（编译）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注重教材编写的系统性。在选用使用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教材选用使用进行跟踪调查，定期对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并通报结果。 记者注意到，《办法》对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的编写与审核提出明确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国家统编语文教材选篇的主题和方法，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需要和习得规律，组织编写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少数民族语文教材要根据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决策部署和统编语文教材修订周期及时进行修订。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修订完成后，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课程教材的程序进行初审，审核通过后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国家教材委员会终审。 《办法》明确，有关省（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和国家关于教材建设的总体要求，安排民族文字教材相关经费，纳入省（区）年度财政预算，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提供经费保障。中央财政对有关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工作予以支持。 (责编：李依环、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南昌10月16日电 （记者熊旭）15日晚，“建行杯”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争夺赛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白帆运动场举行。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南昌大学的“中科光芯――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产业化应用”项目以1380分领先，斩获大赛冠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中发天信――万米高空无人守护者”项目获得亚军，斯坦福大学的“非夕科技――新一代自适应机器人定义者”项目、浙江大学的“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者”项目、牛津大学的“面向未来可再生能源存储的绿色氨技术”项目、哥伦比亚大学的“呼吸氧疗新力量”项目获得季军。 冠军争夺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赛为主、以演为辅、赛演一体的方式，国际项目全程线上参赛，参赛团队直接交锋。冠军争夺赛上篇《未来已来》为6支参赛队伍路演环节，邀请业界和教育界的大咖担任点评嘉宾，国内外专业评委团打分。下篇《未来我来》含颁奖、主题表演、会旗交接仪式等环节。 主题表演环节融入了青花瓷、中国古典民族器乐和民族音乐等元素，舞美造型突出天圆地方的寓意，圆弧形的主屏幕是地球的造型，进一步提升国际化，两侧绵延的群山造型，象征着双创高峰，体现出“我敢闯・我会创”的大赛精神。 教育部为中国建设银行、南昌市人民政府颁发感谢状。同时，为南昌大学颁发“特别贡献奖”，表彰这个为创客追梦保驾护航、搭建璀璨舞台的团队。争夺赛最后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据了解，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于明年在重庆大学举办。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共青团中央、江西省人民政府、南昌大学、南昌市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大赛专家委员会与监督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教育厅（教委）、各有关高校负责人，企业家和投资人，支持、参与大赛的各有关方面代表，以及各参赛高校的师生和来自全国的各大媒体参加冠军争夺赛，见证青春盛典。 (责编：温璐、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长三角高校学子在红色寻访中忆初心长才干 “最美人物”“最美日记”“最美瞬间”“最美视频”四个维度，话题浏览量达4560.2万余次，点赞量达8万余次，评论量达3万余次……连日来，在团安徽省委官方微博，“四个最美”主题风采展示活动“火”了。活动记录了团安徽省委、省学联牵头，联合上海、江苏、浙江共青团、学联举办的“红色江山红色路 青春力量青春行”长三角高校大学生重走革命路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以下简称“‘红色专项’活动”）的情况。一串串数字背后，是青年学子对这项活动的认可。 “活动开展以来，长三角地区大学生踊跃报名组队，共有225所高校，组建专项团队310支，4148名大学生直接参与。活动包括重走红色道路、学习红色历史、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等内容，路线分为‘红色革命路线’和‘新中国建设成就路线’两大板块。”团安徽省委学校部负责同志介绍。 今年的盛夏，对于合肥师范学院学生陈瑾琨来说，是充满力量和感动的。经过筹备，7月，作为学校“知信行”党史理论宣讲团团长，陈瑾琨和同学前往新四军军部旧址所在地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20天里，她和小伙伴们每天沿着新四军走过的路，前往给孩子开展党史教育宣讲的村部学堂。 每天的路上，她时常会思考，没有切身感受过革命战争的我们，是否还能知晓、感受到新四军的革命精神和信仰？云岭的孩子们是否能理解新四军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的光辉战绩？ 参观军部旧址、走过叶挺桥、给当地的孩子们讲新四军在云岭的红色故事，陈瑾琨的实践生活忙碌且充实。活动结束后，她感慨：“当孩子们背诵着‘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的诗句，用稚嫩的嗓音向爸爸妈妈介绍课堂上学到的新四军抗日故事时，我每天思考的问题有了答案――云岭的红色故事一定会代代传承，而高校大学生将是红色血脉传承最有力的生力军。” “作为一名师范类院校大学生，参加红色主题社会实践，也是一次个人党性修养的提升，为我们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她说。 “红色专项”活动中，学生们的实践足迹遍布中共一大旧址、嘉兴南湖、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毛泽东旧居、金寨革命老区等红色地标，以及安徽“初心映江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江苏省博物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新中国成就展示区。 8月，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走长征路”团队6名00后学生沿红色足迹感悟先辈精神。厚重破旧的羊皮袄、霉烂断裂的小藤篮、带枪眼的行军锅，在中央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队员们被一件件展品吸引。看到一件满是破洞的黄色羊皮袄时，团队队长张子龙拿出手机默默拍下照片。“当年，很多战士和我们一样年轻，我很佩服这种红色精神。”他说。 安徽工程大学“定格倒流时光，重忆改革之路”团队则前往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同学们走进“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等人家中，畅聊村中发展变化。他们注意到，村里街道宽阔整洁，两旁除了绿化景观、彩灯装饰、文化雕塑，还有农家乐、农产品、纪念品销售商店。“我们还欣赏了非遗文化传承人表演的凤阳花鼓。昔日一穷二白的小岗村发展成了美丽乡村！”团队成员王然说。 据统计，“红色专项”活动共收集调研报告145篇，各团队在基层开展专题宣讲2000余场。在微博展示的最美瞬间里，有安徽大学学子在重温入党誓词时的初心满怀；最美视频里，有巢湖学院学子重走红色道路时的满满收获；最美人物里，能看见浙江工商大学学子走访老党员的感人故事；最美日记里，有南京工程学院支教小队与安庆桐城市情系爱心联合会携手传递爱心的师生情谊…… “活动见闻和故事片段也将成为各高校开展党课、团课等思政教育的生动素材。”团安徽省委副书记胡靖表示，红色专项活动是一次创新探索，将大中专学生党史学习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青年学生接受生动的思政教育，加深对党史故事、国情社情、所学专业的理解。（记者 王海涵 王磊） (责编：迟翔宇(实习生)、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三无文具滥竽充数，文具盲盒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 开学一个月以来，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张戒发觉，自己刚上初二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爱学习”了――向家长要了好几次零花钱买文具。张戒后来才知道，孩子买的是现在流行的文具盲盒，周边不少学生都在购买和收集。 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商场和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有各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售，它们有些是印有各种图案的盲盒笔单品，有些是以本子、尺子、笔袋等不同文具组合起来的文具盲盒袋，价格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等。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店主告诉记者，盲袋中单品加起来的价格要比自己去一一购买便宜得多。但也有家长反映，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所售价格，有的是“三无”产品质量很差，而且重复率高，买来完全是浪费钱。对于文具盲盒的态度，社会上也是褒贬不一。 文具盲盒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 为隐藏款重复购买 价格未必物超所值 “我买了好多次，这个系列都还没有集齐”“老板，我要第五行最后一支笔，这回一定能抽到隐藏款”“我还要右下角那一支，之前买已经抽中两次隐藏款了”……9月29日，在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上的一家文具店里，几名刚放学的学生正在热烈讨论着。 记者发现，这里的文具店门口都在显眼位置摆上了琳琅满目的文具盲盒，名侦探柯南、航海王、奥特曼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动漫角色，被印在了文具盲盒的包装上。此外，上面还印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和“拆开有惊喜”等字样。1支盲盒笔的价格为5元至10元，1个文具盲袋的价格为10元至35元。 “当然卖得好啦，卖得不好谁会进那么多货。”在问及文具盲盒销量时，一家文具店店主王女士告诉记者，“每天来店里的学生络绎不绝，一盒36支装的盲盒笔拆开后立马就卖完了。30元的盲袋就剩下1个，你要的话我25元卖给你。” 除了校门口，大大小小的商店和网店中也不乏文具盲盒的身影。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以“文具盲盒”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平台显示多家店铺月销量都已经过千。同时，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博主的文具盲盒开箱视频。各处的盲盒价格差别不大，也有大几十元至100元以上的“高价”文具盲袋。 凭借着不高的价格、热门IP图案，文具盲盒一跃成为今年开学季的新宠。这些盲盒真像许多店家宣传的那样“物超所值”吗？记者购买了一款30元的盲袋，拆开后里面有1个笔袋、1本笔记本、1份套尺、2份便利贴和小玩具，而这些产品如果在店里以非盲盒的形式分别购买，实际上只要20元左右。 安徽宿州初一年级学生家长王女士向记者抱怨，她的孩子知道买一整盒盲盒笔一定能凑齐一整套后，开学一个月不到已经买了两整盒共50支笔，根本用不完，而且说等商家出新款后还要接着买。王女士不得不对孩子的零花钱严格管控。 在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看来，文具盲盒吸引孩子并不是因为其价格低廉，更何况它们的价格往往还虚高。孩子们购买盲盒笔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凑齐一整套，很多孩子往往会多次重复购买同一种文具盲盒，从而出现不理性消费的情况。 采取盲盒营销形式 三无文具滥竽充数 抽中隐藏款，需要购买多少盲盒？对于这个问题，不仅经常购买盲盒的人说不清，连卖家自己也并不清楚。 记者在网上咨询某品牌文具盲盒的客服得知，一般来说，如果购买一整盒的话，一定能够集齐一套，但有没有隐藏款要靠运气，有些顾客买了几支就抽中了隐藏款，有的顾客买3盒都不一定能抽中。而记者咨询的这款盲盒笔，网上折后价为24支150多元。 那么，文具盲盒应该公布凑齐一套或抽出隐藏款的概率吗？ 杜乐其认为，当前商家采取的盲盒营销形式虽然以保密性为卖点，但文具盲盒、宠物盲盒、玩具盲盒等本质上还是商品。因此，经营者采用盲盒这一抽奖式有奖销售手段销售商品的，应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中有关有奖销售规定，公布相应抽中的概率。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盲盒的销售应当被认定为有奖销售，参考有奖销售规范。“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明确，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销售商品或者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奖金、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包括抽奖式和附赠式等有奖销售。抽奖式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抽签、摇号、游戏等带有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的方法，决定消费者是否中奖的有奖销售行为，盲盒销售的方式与之相似。”任超说。 任超认为，以套装形式售卖的文具盲盒，应当遵守上述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促销、销售行为规范，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准确地告知消费者盲盒玩偶的材质信息，标准款和隐藏款的种类、数量或者概率，不得存在欺骗性销售行为等。 在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的一家文具店内，记者看到有一款盲袋上面只印有“盲盒文具”四个字。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摸起来好像有1个笔袋、1本线圈本，剩下还有什么就靠运气了。”文具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是他从正规渠道进来的，至于上面为什么没有其他标识他也不清楚。 当记者在该店购买了两支10元的盲盒笔后，老板说：“10元的盲盒笔质量不错。之前我给孩子拆了两个5元的盲盒笔根本没法用，写了半天就坏了。” 但就是这种被店家称为质量好的盲盒笔，记者在拆开后发现，其中一支上面印的动漫图案和包装上的完全不符，原本可爱的动漫人物因印刷问题面目全非。 任超说，隐藏于盲盒内的“三无”文具既没有厂家名称，也没有标注材料成分，消费者选购时根本无法辨别产品中所含成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这些产品里更容易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情况。此外，文具盲盒还存在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商品与宣传不符、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 杜乐其说，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获知盲盒内商品具体情况，这给生产经营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比如用盲盒来清库存、处理残次品等。 “尽管盲盒销售中关于产品款式等存在一定的保密性，但关系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信息，如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等，生产经营者均应充分告知，保证真实全面，不得作出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杜乐其说，滥竽充数的做法不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定义务，也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经营者通过盲盒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文具，还可能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亟须规范市场秩序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为了进一步规范盲盒的市场经营秩序，打击违法经营文具盲盒行为，维护未成年人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自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开展了文具盲盒专项整治活动。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州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销售文具盲盒开展专项整治。广州市场监管部门与相关销售者签订《销售文具盲盒承诺书》，进一步规范文具盲盒经营行为。承诺书中提到，商家将对购买“文具盲盒”的孩子进行消费提醒，引导孩子购买正常文具。 9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展文具盲盒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文具盲盒市场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文具盲盒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销售文具盲盒行为，并建立联合惩戒机制，从多角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及时发布文具盲盒消费风险。 杜乐其说，盲盒实质上是商品的新营销方式，有关部门监管重点应是内置商品的生产、安全等产品质量信息的标示，监督盲盒经营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依法合规经营。盲盒中奖率或其他对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应当在盲盒介绍和宣传中明示，公布盲盒中奖率的最低标准。行业协会与监管部门应共同治理，对于浑水摸鱼的盲盒所带来的售后难题，相关部门、消保维权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作为。 和一些家长对盲盒的态度不同，上海市浦东区家长崔辉对于自己孩子喜欢文具盲盒并不感到头疼。“这就和小时候收集小浣熊卡片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形式。我和孩子约定好，当她完成了一项学习任务，或者帮父母做家务后可以换取买文具盲盒的机会，但不能多买。孩子也知道文具盲盒卖的就是包装和样式，用起来和普通文具没什么区别。孩子的妈妈平时也比较喜欢盲盒娃娃，她们娘俩对此都能够理性对待，还增进了彼此的关系。” 购买盲盒应如何挑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今年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用盲盒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勿盲目跟风购买。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文具盲盒时应当谨慎，注意查看商品上是否标明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价格、“三包”等关键信息，并且保留好消费凭证，以便后续出现质量问题时维权。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明确文具并非玩具，购买文具应当以满足学习实用为主，不和同学攀比。 杜乐其说，不可否认的是，文具盲盒和其他盲盒一样，已经形成了热潮。解决文具盲盒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除了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须强化监管外，家长的教育和引导也尤为重要。 原标题：文具盲盒是惊喜还是陷阱、记者调查文具盲盒营销套路 (责编：郝孟佳、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2021年的秋天，对于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院长谭焱良来说，既有收获，也是播种。 　　在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来自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7名运动员共斩获了2金5银1铜，创造了“七人出征，全员获奖”的佳绩，湖南“奥运冠军摇篮”的美誉，再次在奥运赛场上擦亮； 　　金秋九月，校园里丹桂醉人，新生迈入学校，从“热烈欢迎2021级新同学”的横幅下走过，他们将在这里开启人生的新阶段，重新播下对于未来的期许。 　　“培养工于匠心、专精体育、臻于卓越的高素质体育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谈及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谭焱良动情说道。“我们不仅要培养金牌得主，也要打造社会需要的‘金牌’专业，铸就一大批卓越体育工匠。” 　　奥运金牌 　　光荣之路的延续 　　九月的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学子的欢笑代替夏天的蝉鸣，在校园里飘荡。 　　在学院办公楼，奥运冠军榜正在更新，侯志慧、谌利军的照片张贴上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至此共培育了9名奥运冠军、50余名世界冠军、200多名亚洲和全国冠军。如同从学院走出的熊倪、龚智超、杨霞等前辈一样，成为榜样的力量，也正如冠军榜上的标语：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光荣之路，从上世纪便已开始。 　　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在1958年应运而生，彼时最大的办学理念，便是“金牌战略”。1984年，湖南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也宣告成立，两校于2002年合并成为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学院最初的光芒，便是来源于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熊倪夺得三米跳板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跳水金牌的获得者。 　　四年后，高光时刻来临。在2000悉尼奥运会上，来自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龚智超、杨霞等省内5名运动员摘得7枚金牌，举国皆知。 　　在谭焱良看来，东京奥运会上的8枚奖牌，正是在赓续学院的光荣之路。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强国时代呼唤更多高素质体育技术技能人才。”谭焱良介绍，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学院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谁来培养人以及什么培养人”等根本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 　　校队共育机制，便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校队共育，即学校教学部门与运动队共同培育高水平竞技运动员。多年以来，运动员进队即入校（所有运动队运动员均注册为学院中专部中专或五年制高职运动训练专业学生），运动队负责专业训练，教学部门负责文化教育，两者本着相互支持、紧密配合、倾心育人的准则，为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竞技体育人才而不懈努力。 　　谭焱良解释说，此举一方面运动队除了全力训练提高运动员竞技技能，同时也负有监督督促运动员文化学习的任务完成的职责；另一方面教学部门除了服务运动员文化教学不遗余力，学院师生还积极参与运动员训练成绩提高的相关保障、促进工作。 　　除了工作上的互补与相互支持，双方还积极整合资源，因势利导，发挥最大育人效益；同时，校队协同育人还在于积极开展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高水平教练员做客座教师，高层次教授作兼任教练，既能保证教学质量，也能提升训练水平，使各项资源得到综合利用，促进了竞技体育和体育高职教育的共同发展，取得了双赢局面。 　　日前，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遴选结果中，湖南体育职业学院运动训练专业教师团队入选，成为全国首个体育院校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单位、全国首个体育类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样一支“人文体育素养高、体育教学技能精湛、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奠定了奥运冠军的培养基石。 　　“金牌”专业 　　广阔未来的开拓 　　10余年时间，一名高校毕业生，白手起家，竟能打造出一个在全国多个省市拥有110多个场馆、14个综合体，年营业额过亿元体育公司。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湖南体育职业学院2008级毕业生王亮华的故事。 　　“根植行业，育人为本，服务社会，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谭焱良说，学校有四系两院一部一校，共开设10个专业，全都与体育相关。“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紧跟产业，做到教育、人才、创新、产业链的融合，为学生开拓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未来。” 　　谭焱良表示，2012年，学院以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和省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为契机，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体育高等职业教育思想大研讨，初步凝练了“产、学、研、训、赛”的人才培养内核，并从人才培养过程出发，系统研究了基于目标、机制、过程、活动、评价五环相扣的人才培养路径，形成了卓越体育工匠培养的“五环模式”。 　　“五环模式”的实施闯出了一条大国体育工匠培养的新路径，形成了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这一模式聚焦立德树人，凸显职业核心素养与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向终身发展、全面发展转变；聚焦产教融合，激发多主体活力，实现人才培养机制向多元融入、协同育人转变；聚焦工学结合，完善培养环节，实现人才培养过程向融入产业、学研结合、训赛并重转变；聚焦知行合一，创新活动体系，实现活动教育向价值引领、内外兼修转变；聚焦评价改革，打破单一结果评价，实现人才培养评价向多元参与、系统综合转变。 　　“五环模式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全体教师积极改革创新、勇于担当，坚定目标、执着追求，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也有力促进了广大学子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师生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实现了学习训练的针对性、实效性，从而达到卓越体育工匠培养的目标。”谭焱良表示，近年来，学院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对口就业率逐年提高，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为100%；在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2021年开展的“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满意度”评价排行榜中位列第25名。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9月22日起哈尔滨市幼儿园、中小学停止线下教学一周 　　发布会现场。人民网 苏靖刚摄 　　人民网哈尔滨9月21日电 （杨雪楠、苏靖刚）9月21日20时许，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通报，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决定，9月22日起，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各年级停止线下教学一周，转为线上教学，具体事宜由各区县（市）教育局安排。 (责编：李依环、郝孟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人民网北京9月17日电 今天上午，2021年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清华大学举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中国工程院一局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大赛举办方教育部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大赛承办校清华大学代表以及教育部理工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京高校及参加总决赛的师生代表现场参加开幕式。 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现场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90所高校、1.9万个团队的6.6万名大学生参赛，其中267所高校、601个团队的2404名学生进入全国总决赛，与上届总决赛相比，高校数量增长80%、参赛人数增长7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是加强新工科人才培养、推动工程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大赛聚焦育人、育才、创新三大核心要素。坚持立德树人，在工程“训练”的基础上，突出“实践”和“创新”，增强工科学生的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爱国爱民、实学实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大赛各赛项引入行业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真实场景、真实问题、真实案例，探索构建符合新工科特色的竞赛体系。大赛按照“大工程基础→学科综合创新→跨学科交叉创新”的构架，以“需求驱动”和“技术应用场景创新设置”为导向，紧贴国家工程领域发展前沿，融入工程伦理、工程文化与国际化元素，设置了工程基础、“智能+”、虚拟仿真等3个赛道、11个赛项，涵盖基础工程设计、人工智能赋能的机电综合系统设计、重大装备设计、工程管理与决策、数字化新媒体、工程文化知识等领域，贯穿从基础工程素养到综合创新能力的多层次教育场景。 大赛现场 除此之外，大赛还首创竞赛社区模式，参赛团队以市场主体的角色进入竞赛社区，借助竞赛社区提供的各类资源，完成在线学习、工程任务的系统设计、材料采购、加工制造、技术协作、知识产权保护、公益服务等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完成决赛作品的设计、制作与调试，并设置竞赛社区。 据悉，本届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创性运用信息技术打造全国26个赛点实时同步的“分布式云竞赛”，将决出500余项金、银、铜奖和单项奖。 未来，大赛将继续围绕服务学生成人成长成才、服务新工科综合改革、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构建理论实践融通、学科专业交叉、校企协同创新的综合性育人平台，打造高等工程教育的创新盛会和改革引擎。 (责编：陈畅（实习生）、秦华)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