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定中小学探索入脑入心的思政课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必修课；《二小放牛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安徽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的一部抗战电影；《歌唱二小放牛郎》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方冰作词、李劫夫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些丰富的内容，在保定师范附属学校的课堂上全媒体呈现，老师详解课文的同时，也把与课文有关的红色歌曲、红色电影搬上讲台，让课文不再枯燥，让历史故事更加鲜活。 　　课余时间，孩子们自发把《王二小》故事拍成视频短剧。在短剧中，王二小穿越到现代，与现代的孩子们对话，得知今天的祖国繁荣富强，今天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这份美好的创作，感动了校长王淑英。 　　“党建+大思政”全学科育人是保师附校构建的校园育人创新模式，也是保定市校园思政课的缩影。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实效性，保定市在各学校打造了多种模式，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河北小学：“红飘带”传递红色薪火 　　河北小学始建于1947年，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被誉为“马背摇篮”，是中国共产党在保定市建立的第一所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行走”的思政课已成为这所学校的必修课。 　　2020年10月10日，由团保定市委、河北小学共同发起的“红飘带”研学暨“城乡互动课堂万里行”活动启动，活动与红军长征时间节点同步对应，河北小学自此开始了长征路上的互动研学、互动教学，并借助网络，建立起城乡网络课堂，与红军长征路上的数百所小学实现异地同步教学，共同回顾红军长征中的艰难岁月，激励学子奋发向上。 　　“红飘带”研学从江西省瑞金市出发，途经湘江战役、强渡乌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革命纪念地，在长征路上研学的每一站活动中，少先队员仰望鲜艳的五星红旗，嘹亮的宣誓声在操场上空回荡。 　　2021年7月1日，河北小学“红飘带”研学走进四川马尔康，在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和卓克基土司官寨旧址上举行了主题为“北上驿站-马尔康”的研学活动，这是河北小学在红军长征路上的第20站研学活动。 　　在河北小学校长武文革眼中，这一路上，孩子们感动的泪水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联盟西路小学：师生、家长同上思政课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黄继光用身躯挡住了敌人的枪眼，为大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一个连的战士像一座座丰碑矗立在冰雪中，至死还在等待冲锋的号角；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建筑工人、千千万万默默奉献者，团结一心，保卫人民生命，同舟共济，保卫我们的家园。”联盟西路小学张一凡同学在思政课后的一篇作文中这样写道。 　　让英雄说事迹，请专家讲党史，学生、家长、老师同上一堂思政课已经成为联盟西路小学的一项长期活动。“这样的大思政课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校长刘静说，孩子们进步了，有了更明确的人生方向；家长们领悟了，家庭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结合产生了新方法；老师执教水平提升了，思政课教学把握得更加全面、更加灵活、更加准确。 　　刘静说，像这样的作文还有很多，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孩子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尤其读到张一凡这篇作文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勤奋学习，踏实担当”，她感觉特别欣慰。 　　保师附校：“党建+大思政”全学科育人 　　保师附校是一所百年名校。“党建+大思政”全学科育人的创新模式，让学生学习入脑入心，学校育人创新入细入微。只要仔细研学每一学科教材，就会发现与思政课深度相融的知识理论；只要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就能发现孩子们与思政课之间最近的距离；只要将知识理论与孩子们的兴趣点深度融合，就能找到大思政课与全学科教学融合的密码。 　　在科学课上，孩子们制作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型地图，并在亲手制作的电动小车上插上五星红旗，电动小车每经过一个长征中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就能准确讲述出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让有信仰的年轻人把信仰的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就这样在一堂科学课上实现了。 　　在团课上的《信仰日记》中有学生这样写：“今年6月的一天，我们正在训练，淅沥的雨点儿忽然落下，队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下雨了，快，先保护国旗！’几个人立即凑在一起，迅速将国旗摘下叠好，放在了办公室里。” 　　孩子们的成长背后，是学校教师团队的刻苦创新。在融合大思政教学的影响下，保师附校推出“123456党建+大思政”育人模式，以“一体两翼三联动，四史五式六故事”大思政模式为核心，建立起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薛绍）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补足”体育课，让学生不再“望课兴叹” 　　【光明时评】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体育课再次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业内专家表示，此次“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于体育课是绝对利好，因为这让学校体育的发展真正有了时间和空间。 　　之所以热议体育课回归课堂，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学生的学业负担太重，体育课被挤占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2019年，一位体育老师曾因晒出了他“卑微”的聊天记录而走红网络：当其他科目的老师频频要求占用体育课时，体育老师总是“卑微”地回答“好的”。有网友说，体育老师本应该是体质最好的那个，最后却经常被“生病”。事实上，真正“生病”的，或许是过度应试化的教育。 　　近两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小学体育教育，持续不断地以种种措施促进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从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到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刚性要求，确保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再到不久前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增加体育锻炼时间，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可以看出，中小学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这次“双减”政策的出台，给开足上好体育课提供了契机。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减下去的同时，素质教育要加上来。体育教育就是应该“补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很多家长提到重视体育课，提高体育考试分值时，常常担心加重学生负担。而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家长们又担心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质量不高，学生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学校度过这段时光。“双减”正好给体育教育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当然，上好体育课可能遇到的另一个现实难题是一些学校的体育设施和师资的缺乏。据媒体报道，因学校的师资、场地等条件相差较大，不同学校提供的体育类课后服务质量也有较大差距。一些学校可以给学生提供几十种课后体育活动的选项，基本上可以满足学生参加不同体育运动的需求，而有些学校只能提供简单的几项体育活动，只有少数学生能够“抢”到课后服务的体育选项，大多数学生都只能“望课兴叹”。因此，要想“补足”体育课，加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补齐体育师资力量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将教育资源更多地向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让各个学校尽可能享有公平可及的体育教育资源。 　　此外，“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体育、艺术类培训企业新增了3.3万余家，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9%。这也提醒我们，合理利用“双减”之后留下的空间，让学生运动起来，学校应该发挥主阵地作用，避免把学生和家长再次推向校外培训班。 　　培养运动习惯，增强身体素质，是惠及一生的重要事情。借着“双减”的东风，教育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上足上好体育课，让良好的身体素质成为“双减”的成果之一，也成为送给一代人的珍贵礼物。 　　（作者：土土绒，系媒体评论员）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北京加大校内教育服务支出 　　本报讯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由北京市财政局获悉，1至8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210.6亿元，增长15.8%，已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的74.5%，超时间进度7.8个百分点。 　　市财政局数据显示，1-8月全市税收收入完成3669.9亿元，增长18.4%。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主体税种，合计完成2813.4亿元，增长19.3%。其中企业所得税完成1097.3亿元，增长23.7%，主要是生物医药等企业经营普遍向好，应税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带动；增值税完成1226.0亿元，增长15.3%，主要是全市二、三产业增加值保持快速增长带动；个人所得税完成490.1亿元，增长20.0%，主要是居民收入提高和股权收益相关个税增加等带动。1-8月，全市非税收入完成540.7亿元，增长0.3%。 　　支出方面，1至8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20.0亿元，下降0.1%。“主要是由于今年本市收到国家核定的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的时间晚于去年，因此使用债券资金安排的支出延后。”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总体支出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资金统筹，确保财政资金聚焦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 　　据介绍，1-8月支出中，教育支出达647.8亿元，增长8.8%，主要是加大对校内教育服务的资金支持，继续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等；卫生健康支出414.1亿元，增长3.5%，主要用于推动全市居民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做好疫情防控资金保障等；交通运输支出完成253.1亿元，增长7.8%，主要是用于公路建设、升级改造全市公共交通配套设施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116亿元，增长6.2%，主要是加快推动中轴线申遗、“一城三带”重点文物保护，以及做好冬奥会筹办等；住房保障支出完成89.1亿元，增长3.5%，主要是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棚户区及保障房建设等，推进租赁住房市场发展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对教育加大支持上，今年市财政也全面完善了学生资助体系。由于疫情发生之后，学生资助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资助任务更多、要求更高。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资助工作的影响，本市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延长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期限和还本宽限期，将还本宽限期从3年延长至5年，期限从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调整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利率从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执行。与此同时，出台《关于切实做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及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强调停学不停助。此外，除现行财政资助政策以外，引导学校按照学费5%比例建立校内资助政策，拓展校内线上勤工助学岗位。（记者 林艳） (责编：温璐、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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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一新生人际交友最担心，师兄师姐教你非暴力沟通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近日针对大一新生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同学们对大学生活最担心和顾虑的话题中，“人际交友”占比最高，达71%。 ―――――――――― 对于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小萌新来说，崭新的大学生活帷幕即将拉开，在兴奋、期待之余，是不是也有些小紧张？根据北师大心理学部近日针对大一新生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对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最担心和顾虑的话题中，“人际交友”占比最高，高达71%。 具体来说，大家担心的有： 我能不能和新同学建立友谊？如何和师兄师姐交流？好害怕麻烦到他人。 能否和宿舍室友相处融洽？有分歧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开始集体生活，能不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 更多的同学则是用“宿舍关系”“南北差异”这样简单的关键词来表达担心。如果你感到迷茫和焦虑，不如先看看北师大心理学部即将进入大二、大三的师兄师姐怎么说吧！ 李鑫锴（2019级）： 初次来到北方，住进集体宿舍，感觉跟我之前的生活差异很大。最有感触的是开空调问题。 9月份，北京还比较燥热，我经常把空调调到21℃，享受最极致的凉爽，而室友中有4个北方人，不适应吹冷风。北京本地室友意见最大，经常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调高温度，或关闭空调。白天的一丝燥热尚可接受，但到了夜晚，我经常会被热醒。 这样一来，空调问题开始由南北差异升级为宿舍矛盾，困扰了我们很多日日夜夜。最终，我向室友们提议，针对空调的开关以及温度问题制定一个规定。大家相互让步之后得出结果：睡觉前温度开低一点，在21℃-25℃，整体入睡时开睡眠风，温度开到26℃，在空调风口觉得冷的同学盖被子，远离空调觉得热的同学开静音小风扇。 对于我来说，我合理地表达了我的诉求，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不会影响到与室友的关系。 李金娃（2020级）： 没上大学前，我感觉自己是个很内向的人，不好意思看别人的眼睛，不好意思请别人帮忙，也有点不好意思跟异性交流。特别是报名参加社团的时候，忐忑不安，心想，我这样的社恐人士真能“存活”下来吗？ 事实证明，经过了大一，我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变得格外开朗和外向，我无比庆幸当初没有回避社交。 在心理热线部门，我遇到了很多与我特质相同的同学，跟他们的日常相处十分温暖而放松，我们会一起共情、研讨来电、关心彼此、分享八卦，相互排忧解难、出谋划策。 在即兴戏剧社“椰丝团”，我体会到了即兴创造的魅力，享受大家一起迸发灵感，碰撞火花的过程。每一次都笑到脸痛，意犹未尽，一周的烦心事好像都飞走了。 或许师弟师妹们也会像我之前一样，担心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会出现困难，其实看到这里，你可以稍微放心啦！因为很多改变都是悄悄进行的，不妨去尝试迈开第一步，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张海茹（2020级）： 关于人际交友，我想强调的是：尊重和别人的差异，允许他人自由表达，也要捍卫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学会感受我们的情绪和需求，并且勇敢地表达出来。 这并不是自私，而是强调每一段关系当中，“自我”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有不少同学担心：如果我说出自己的不满，会不会影响和室友之间的关系？比如，假如室友经常熬夜，导致我们无法睡觉，那我们就需要表达不满的情绪和需求，而不能因为担心得罪人而不敢说。 除了有勇气，还要采取比较合理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诉求，而这样的我们因为足够真实，也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心理教师反馈： 几位学长现身说法，也是从不同视角证明，无论你是何种个性、特征，可能都会遇到一定程度的人际适应上的挑战，但是只要带着勇气和真诚去面对，最终也能适应。不过，有时候“适应”不意味着按照你的理想方式解决，而只是意味着学会带着问题前进，意味着你能主动为自己负责，承担后果，收获成长。在此可以提取一些共性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如何开始有质量的人际关系？建议同学们尊重自己的节奏，同时适当跳出舒适区。 相对内向的同学，建议从小事做起，慢慢适应，尝试找一个能聊得来的同学去交朋友，在尴尬、胆怯、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个小妙方不妨试下：直接表达你的处境“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我有点紧张”“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想想再说”，附加上万能的语气词“额”“嗯”“啊这”，还可以加上摸脑袋、绞手指，别忘了，相比于躲在一个没有社交的场合自闭，这样的你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也能让他人看见真实而可爱的你。 渐渐地，比较有共同点的同学就可以找到彼此、相互取暖，如果能知道自己不孤独、不是唯一的战斗者，这本身就能很好地减缓焦虑。 如何化解冲突和矛盾？以上面李鑫锴和张海茹两位同学为例，展示的是非暴力沟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魅力，核心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情境。 我们通常强调在关系中要学会合作、配合，懂得包容、尊重他人，这对很多习惯自我中心的同学，是尤其需要注意和提升的。但对很多害怕冲突的同学，他们往往容易忽略掉的就是尊重自己，不敢或不愿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这样容易压抑自己的一些正当的需求。如果我们有情绪却总是不及时的表达，可能会积攒成一个大的矛盾，最终也会破坏关系。这里要强调前提是“正当的需求”和“合理的表达”。 学会设立合理的目标。对于人际交往，我们要有合理的期待，不必抱着“和每一个人都无话不谈”“每个人都喜欢我”的想法。此外，要学会建立适度的人际边界和空间，比如不必期待所有活动都要拉上你在意的某个人一起去。虽然每个人都有倾诉欲与分享欲，但是其实接受者可以很多，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期待捆绑在某个人身上。我们要逐渐学会独处与独立生活，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 什么样的人际距离才合适？我感觉这不是预先设想出来的，而是在实际交往中，由双方的感觉、性格决定的。我们越开放、坦诚，关系自然就会相对紧密，完全互不打扰的关系也没啥意义。大家不要害怕求助，在自己感到极度不适应、并且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可以主动地跟父母师长、师兄师姐或者同学进行沟通交流，感觉严重、紧急的时候，还可以求助学校的咨询中心或热线。 tips：非暴力沟通 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提出的与暴力相对的沟通方式，核心是不被情绪干扰，倾听和理解彼此底层的心理需求，强调表达感受和需求，用情感作联结，让人与人之间自然、本真的关爱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中流动，最终突破困难和偏见，推动和达成双方接受的结果。 它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如实观察、感受情绪、体会需要、表达请求。 非暴力沟通能把人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自己与他人的感受。有个万能的表达公式就是：我感觉（情绪、感受），是因为（观察到的事实），我希望（需求、请求）。这个句式可以随着个人风格和实际情境拆开使用，不必机械照搬，核心是要做到三个尊重，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情境。 以“开空调”这个冲突为例，沟通者可以这样说：“我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是因为你没有和我商量就把空调关了。我理解你可能觉得冷，我怕热，你怕冷……在我看来没有对错，如果不是热得特别难受，我也会尽量不开，尊重你的感受。我希望以后如果是30℃以上的气温，能不能用调节空调温度和风速的方式，来达成我们都能接受的状态，而不是直接关空调，你看可以吗？或者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人际挑战，多了一分应对的勇气？推荐阅读《非暴力沟通》（作者马歇尔・卢森堡 华夏出版社），也许你会生发出自己的解决之道。 黄利 (责编：郝孟佳、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数据来源：财政部 助力学子成长成才、加速文化事业发展壮大、帮助居民圆安居梦……近年来，金融业持续回归本源，以多种方式助力社会事业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照亮了千家万户的好日子。从今天起，本版推出“为民生事业注入金融‘暖流’”系列报道，多角度讲述金融业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的生动故事，展现普惠金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方面的新探索、新成效。                                            ――编  者 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贷款额度，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8000元提高至12000元，研究生由12000元提高至16000元。作为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重要资助政策，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获得资助的重要渠道。我国助学金融体系发展情况如何？怎样更好满足大学生就学期间的合理资金需求？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 利率较低、还款期限较长，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感谢国家助学贷款为我照亮了人生前行的道路！”央金是一名来自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吉定镇冲达村的藏族学生。冲达村海拔超过4000米，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央金从小刻苦勤奋、成绩优异，一直是村里孩子们的榜样。 2020年，央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感到既兴奋又忐忑。“我家里一共9口人，父母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央金说。 央金一家的困难被中学老师看在眼里，在当地教育局资助中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央金成功申请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顺利迈进了期盼已久的大学校园。“这笔贷款不需要抵押或者担保，在读期间我也不需要还款。”央金说。 目前，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已经构建起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奖、贷、助、勤、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其中的“贷”，主要是指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面向像央金这样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主要用于支付他们在读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等。 “国家助学贷款一般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办理贷款的地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钟春平介绍，以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例，学生可以在新学期开始前，向家庭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贷款申请，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初审，金融机构负责最终审批并发放贷款。 如果学生已经来到校园，同样可以申请贷款。“新学年开学后，学生可以通过高校向银行提出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钟春平说，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材料并不复杂，学生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等资料即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合同电子化率达到98.7%，办贷时间只需3至5分钟。 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的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此后的20多年间经历过多次调整和完善，贷款范围、贷款对象等不断扩大。截至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3000多亿元，共资助1500多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2020年发放378亿元，资助学生506万人次。2010年以来，发放金额年均增长12.7%。 在利率和还款期限方面，国家助学贷款与房贷、消费贷等商业贷款有很大区别。“按照规定，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为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浮30个基点，远低于各类商业贷款的利率。而且在校期间，学生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学生本人不需要偿还利息和本金。”钟春平说。 “在还款期限上，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较长，一般为学制加15年，最长可以达到22年。”钟春平介绍，为了尽量减轻学生的还款压力，国家还设置了学生毕业后归还本金的宽限期，最长为5年。在此期间，学生只需要偿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 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建立更完善的助学金融体系 设立国家助学贷款，就是要从制度上保障每一个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国家助学贷款作为一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工程，设立的本意不是为了赢利，而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助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也需要调整完善。欧文汉解释，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变化，以及教学方式的改革，部分高校适当调整了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大学生的基本生活费用有所提高，部分学生贷款需求较为迫切。 “此次国家将本专科生、研究生每生每年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是综合考虑学生贷款需求等因素做出的决定，目的在于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更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钟春平说。 除了国家助学贷款以外，在我国的助学金融体系中，商业助学贷款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受资金规模和适用范围所限，政策性的助学贷款难以覆盖所有的助学金融需求。”钟春平介绍，从贷款额度上看，商业助学贷款的最高额度不超过学生在校年限内所在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从利率上看，商业助学贷款利率要高于国家助学贷款利率，但仍明显低于房贷、消费贷等商业贷款利率。 商业助学贷款有助于扩大助学贷款的覆盖面。2020年，学生小齐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全家人的骄傲。不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小齐一家辛苦劳作生产的蜂蜜出现滞销，学费一下子没了着落。 “我们家通过金融机构申请了3万元的商业助学贷款，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我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每个月的利息不到200元，在校期间我自己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偿还这些利息。”小齐说。 据悉，2008年，原银监会制定发布了《商业助学贷款管理办法》，旨在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配置到教育事业，完善政策性与商业性相配合的助学金融体系。不过，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不少银行，商业助学贷款业务发展不快。 “从银行角度来看，从事商业助学贷款业务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和精力，却面临收益较低、风险较高等问题，因此银行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位在某大型商业银行从事助学贷款业务的人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助学金融体系的运行取得了良好成效。”钟春平说，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助学贷款发展相对较为缓慢，那些家庭经济较为困难、但不符合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条件学生的金融需求，也需要得到满足。作为助学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商业助学贷款可以成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有效补充。 完善大学生资助政策，帮助学生求学成才 无论是国家助学贷款还是商业助学贷款，本质上都是通过金融手段为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实习工作等方面存在合理的资金需求。在实践中，这些资金需求如何得到更好满足？ ――助学贷款政策应更加精准灵活。 此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调整中，除了最高贷款额度提高以外，还有一点变化引人注目，那就是贷款使用范围的扩大。政策明确，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支付日常生活费。 对此，钟春平表示，贷款额度提高后，学生交完学费和住宿费，应该会有部分剩余额度，政策明确这部分额度可用于支付日常生活费。这是一次符合实际的政策调整，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加精准灵活。 ――提高金融机构开展助学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专家表示，从机制层面来看，国家可以考虑优化、出台更多的激励措施，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参与助学贷款业务。 金融机构的实践已经取得成效。例如，华安保险创新开发出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接银行贷款风险并进行管理。再如，兴业消费金融面向大学生家庭推出了高等教育贷款产品，在校期间及毕业后5年内大学生家庭只需归还贷款利息。自2020年6月实施以来，已有超过2.5万户大学生家庭享受了该金融服务。 ――完善和落实大学生资助相关政策。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项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学生3678万人次，资助资金1244亿元。其中，除了银行发放的助学贷款以外，财政资金、高校和社会资助资金均有较大投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前可以申请新生入学资助，入学时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入学后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参与勤工助学等，成绩优秀的还可以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励志奖学金。 欧文汉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根据学生资助工作实际情况，不断完善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更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顺利入学、安心求学、学有所成。 《 人民日报 》（ 2021年10月11日 18 版） (责编：李依环、熊旭)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新的征程上，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坚持铸魂育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红色基因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成为我们党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精神力量源泉。北京教育界具有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传统，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京高校师生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播下党的红色火种。在学习和传播理论的同时，北京高校师生积极投身工农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和工农革命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高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赴汤蹈火，诠释爱党爱国爱民的拳拳初心，为党的事业发展和新中国成立贡献了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事业，保卫祖国，服务国家建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北京教育系统衷心拥护和参与改革开放，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北京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奋勇担当、开拓进取，展现出忠诚于党和服务国家的精神品格。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北京市1300多所院校承担脱贫攻坚专项任务，1.7万多名干部教师赴受援地挂职和支教，覆盖18个省份40多个地区的100多个县旗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等克服困难、逆行出征，毅然担起抗疫使命。在科教兴国的第一线，北京教育系统始终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需求，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探索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创新一线教师岗位津贴等制度，大力推进“双减”工作，切实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青少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北京教育系统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广撒深播“红色种子”，引导广大青少年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努力成长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国一代。 抓好青少年群体的党史学习教育。结合青少年特点，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名师大家讲党史”、“四史”知识竞赛等立体式教育体验，大力营造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氛围，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深学细悟中赓续精神血脉，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力量，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互联互动。组织专家把“旧北平”到“新北京”的光辉历程，特别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编写成教学案例，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思政小课堂中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魅力和实践伟力。贯彻“大思政课”理念，组建首都师生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宣讲团，结合参与活动体会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挖掘用好党和国家的重大庆典活动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社会大课堂中传承红色基因。 用好红色资源打造特色课程。组建“北京教育红色基因”研究专班，组织拍摄反映学校历史发展中红色育人元素的电视专题片，做好党与北京教育百年发展的史料汇编，努力呈现党领导发展教育的精神图谱。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建立校馆联合实践育人机制，鼓励青少年到红色基地学习实践，参与文化传播和志愿服务，将红色场馆教育作为北京特色课程纳入教育教学，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服务中受教育、长才干，在润物无声中自觉坚定理想信念、校正价值追求，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 人民日报 》（ 2021年10月13日 09 版）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课后服务助力“双减” 　　今年以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积极落实“双减”政策，深化课后服务全覆盖，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广泛开设体育、艺术、音乐、舞蹈、科技、阅读等多样化课程，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图为10月11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蒲子泊小学，学生们在操场上进行足球训练。李秀清摄/光明图片 (责编：李依环、温璐)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六成职校学生不愿当“蓝领”，为什么？ 　　随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发展，蓝领技术岗位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成为“蓝领”。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还应更多考虑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作为一名职业院校教师与班主任，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我一方面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对将来的职业发展都缺乏明确规划；另一方面也在观察中发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岗位，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首先是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校的职业院校学生，年龄普遍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个别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家庭中的弟弟或妹妹。这些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一大家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环境中，习惯了较为优越的生活，动手干活儿对他们来说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看起来“又脏又累”的蓝领岗位对他们自然缺乏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着重发展互联网经济，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赚钱的门路也越来越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他们如果心思活络，具备一定的学习适应能力，不难为自己找到比成为蓝领技术工人更赚钱的去向。毕竟，对大多数并非顶尖水平的职校学生而言，技术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他们的收入期待，改行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也对学生有所影响。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录取分数线低。目前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形式多为3+3、3+2。对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能够借助职业教育取得大专文凭，在其家庭看来是较有“性价比”的选择。不少将孩子送入职业院校的家长，只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人管、不在社会上闲混惹事。真正让孩子学习专业技术和本领，对这些家长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家长也没有很好的规划，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普遍希望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蓝领工作在社会偏见的影响下，常常被家长认为是“不体面”的。很多学生家里条件不差，但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这些孩子在职校拿到大专毕业证后，家里给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上班了。 　　在个人因素上，职业院校学生构成复杂，家庭情况也不尽相同。就学生自身而言，每个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看法也就不同。有外地考进北京的学生，分数线达不到本科要求，无奈选择了职业教育。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有更好的基础，在学习上也会获得优势。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目标就是学好技术，将来用一技之长成就人生。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专业学习上。对于他们而言，技术岗位往往不是最佳选择。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职业院校学生选择技术蓝领岗位的占比低，是有一定原因的。想要振兴技术工人行业，提高“蓝领”的社会认可度势在必行。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不仅要让学生对自己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事有清楚的认知，也要让家长和社会看到：技术工人同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边丽娟) (责编：温璐、李依环)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原标题：破“五唯”后，评价标准怎么立 　　南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发 　　南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发 　　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在图书馆看书学习。陈胜伟摄/光明图片 　　 嘉宾 　　 张家勇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林上洪 宁波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海生 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编辑、《重庆高教研究》信息部主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方案》印发一年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取得了哪些改革成效？面临哪些阻碍？又该如何化解？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与三位专家展开对话。 　　1、破立并举：教育评价改革在路上 　　 记者：《方案》印发一年来，高校破“五唯”效果如何？有哪些教育评价改革举措正在落地？ 　　 张家勇：一年来，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教育政绩观更加端正，教育功利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开始扭转，良好的教育生态正在形成。同时，各级各类学校评价标准更加健全，高校分类评价迈出坚实步伐。 　　 张海生：众多高校由开始的观望到积极制定各种政策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目标，尽管前期有些迷茫、慌乱和无从下手，但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改革措施也已经落地实施或在路上。例如，很多高校已经不再简单将论文发表与科研奖励直接挂钩，更加鼓励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投稿，鼓励发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和“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就是为了破除唯论文数量、唯影响因子等顽瘴痼疾，引导科研人员更加注重论文质量，发表扎根中国大地的高质量论文。 　　 此外，各省市高校也对教师职称评聘条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以往只重视论文数量而轻论文质量、只重视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等弊端，积极探索在教师职称评聘和晋升中实施科研成果代表作制，科研成果不再是唯一条件，更加凸显教师的教育教学实绩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因而评价的指标更加全面、多维和立体。 　　 近期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破五唯”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论文投稿积极性产生多大影响，有明确影响的调研比例仅占11.70％，学科认可度和满足学校年度考核依然是科研人员投稿时选择目标期刊的主流因素。可见，破“五唯”使高校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学术质量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林上洪：一年来，《方案》中明文规定的“严禁”“不得”事项大部分得到落实。如高校按论文数、项目数来计算绩效工资的做法大都按下了停止键；此前在职称评聘中设置国（境）外学习经历限制条件的高校一般也做了制度修订等。从“破”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明显的，特别是对教育评价理念的普及很有好处。但是教育评价改革“破”易“立”难。一些按下停止键的“破”，在没有后续监管政策的情况下，可能只是暂停键；一些被“破”的不良教育评价方式可能会改头换面、变相再生；另外，高校聘期考核一般三年或四年为一个周期，在整体评价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按文件要求进行的“破”属于修补性质，是否能够完全贯彻政策精神，有待进一步观察。据媒体报道，黑龙江、湖南等地陆续出台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可以预期，破“五唯”效果将在政策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 　　2、破易立难：高校评价改革任重道远 　　 记者：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当前高校在教育评价改革中还面临哪些难题和梗阻？ 　　 张家勇：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艰巨，第三方评价发展迟缓，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评价市场，基本供求关系不是由市场决定，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使理论、技术、资本、服务等评价要素的生成、发展与配置。同时，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进展缓慢，应用型本科、师范院校评价办法有待细化，面向教育教学和一线教师的高质量教学研究类学术期刊尚未面世，精简人才“帽子”工作面临较大阻力，学分银行制度仍处在创制阶段等。 　　 林上洪：就高校而言，存在的问题不少，如内外部评价生态差异问题，教育评价周期偏短、缺乏长效机制问题，教育评价中缺乏上下绩效沟通的问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五唯”是治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才是治本。 　　 以高校外部评价影响学校内部教育评价导向为例，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活动中，各种排名不仅客观存在并且蓬勃发展，如学科、专业、师资、获奖、项目、论文、论文被引等诸多排名，对高校及其利益相关方产生广泛影响。再如，教育评价中的亮点导向问题，突出表现为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重视宏观标志性成果不考察微观基础性细节；同时也表现为锦标赛思维，片面追求提高但不重视普及，重视成果包装申报不重视成果培育。 　　 张海生：破除“唯论文”，并不是不要论文。在破“五唯”后，据观察，一些所谓学术大牛，不仅没有减少发文数量，更有甚者，比以往的发文数量更多了，导致“学阀”林立，这对本就“僧多粥少”的学术期刊发表承载力无疑是“雪上加霜”，也间接挤压了高校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当然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既有部分学术大牛的主观意愿，也有期刊评价裹挟下的被动选择――期刊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度、下载量、被引频次和转载率，为了博得学界关注和社会大众眼球，不得不只在乎其“名”。 　　 此外，在与青年学者的交谈中也发现，虽然要破“五唯”，但还是要争取多发表，通过不断在学界“露脸”，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众多青年学者，尤其是正面临非升即走的青年学者，不得不将时间精力用于发表论文上，以应付周期评价考核。一位面临考核的青年学者坦言，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论资排辈、关系网络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学术质量本身。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将这种不正之风，将关系、人情等因素排除在外，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给青年学者更多发展空间，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3、破旧立新：发挥政策协同效应 　　 记者：应当如何推进《方案》的有效落实？ 　　 张海生：《方案》的有效落实必须辅之以各种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和体系化，发挥政策整合的协同效应。为此，在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教育评价改革的复杂性特征，树立系统性改革思维，通过政策的协同性和体系化设计，借由制度化的途径来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的真正落地。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对标国际标准、明确服务面向、现代科技赋能和系列创新实践等方面协同推进。 　　 记者：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如何构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如何提高？ 　　 张海生：对标国际标准，就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主动与国际接轨，体现世界水平。比如对学者的学术评价，国际通行做法是实施代表作制，并通过国际匿名同行评议来确认学术质量和知识贡献度。明确服务面向，就是以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为主要动力，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且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评价理念，以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原动力。 　　 张家勇：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建设，急需在教育督导、考试招生制度、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比如，在信息时代，有必要探索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最新成果，构建全链条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数据平台，开发数字化、智能化考试测量工具，强化教育评价的人文、责任和伦理意识，根据学校办学增值非线性的特点，科学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增值系数，收集学习者认知和非认知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挖掘和分析，全面准确掌握学生生活习惯、学校环境和学习状况，真正形成科学、实证、真实、客观、精准的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结果的描述、判断、建构、解释功能。 　　 […]